诺贝尔奖得主-中村修二谈跃上国际的心路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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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3年，日本德岛公司一位名叫中村修二的职员引起了全世界的轰动。因为他独立开发了蓝光发光二极管（LED），结束了全球科研团队竞相试图研发蓝光LED材料的局面。这一发明使中村获得了极高的社会声望，也确保了他在公司的地位。 但是，几年后中村接受了加利福尼亚的教职岗位并深埋对家乡的深爱搬到美国居住，因为在这里他可以自由专注地从事他的研究工作。在46岁这一年，前鹿儿岛的销售员去往了加利福尼亚大学。 中村所面临的英语障碍有多大？通过这一次英文采访，我们记下了中村作为研究者的生活，他曾于2014年10月获诺贝尔物理学奖，被世界广泛承认并获得现象级成就。
——大岛优子古屋(Crimson集团) 报道
中村修二：1954年，出生于爱媛县，毕业于德岛大学工学院电学与电子工程系。1979年加入德岛县阿南町的日亚化学公司，并于研发部开始研究和开发半导体。1993年12月，成功开发全球第一个满足商业要求的蓝光LED材料，这一研究曾被认为是无法在20世纪实现的。1999年，离开日亚公司并获得加利福尼亚大学圣巴巴拉分校工程系教授职位。在对日亚公司的诉讼中，他得到了蓝光LED的专利费补偿，于2005年在东京最高法院得到了折合人民币6.08亿日元。2014年，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完成了他的最大愿望。
直到35岁，我还是很害怕坐飞机
在爱媛县高中毕业后，中村考入德岛大学并读研，之后进入当地一家化学品公司，日亚化学公司。当时的中村做了十年的研究员，对四国岛以外的世界知之甚少。在35岁那一年，他得到了去美国学习的机会。
在35岁去美国学习以前，我从未接触过英语。我当学生时就很讨厌那种需要死记硬背的学科，因此对英语很反感。虽然英文的数学和物理文章很有意思，但我从未完整读过，因为我来自乡下，在我们那英语完全没用。我向当时我工作的日亚公司提出去海外学习的请求因为“我想学习蓝光LED器件的知识”，但这只是一部分原因（笑声）。实际上，我感到作为科学家我想要在人生中至少能有一次出国的经历。
第一次出国时我非常焦虑。首先，我祈祷旅途是安全的（笑声）。直到35岁我还是很怕做飞机因为我怕飞机会失事。也是因为这一点，我去东京出差一般会选择坐火车。我的英语也很差，差到我已经不在乎了。在德岛的时候公司曾出资让我参加一个著名的英语会话课程，但这完全是浪费时间。当我到美国时我在亚特兰大机场转机，我完全听不懂广播以至于错过了转机。我当时还很奇怪，为什么登机时间已经过了他们还不喊我的名字，但我到达登机门的时候他们跟我说机舱门已经关闭了（笑声）！这说明我的英语有多差。
我要让他们知道不可以嘲笑我！
我在佛罗里达大学学习了一年，那一年对我来说很艰难。其他研究者总是嘲笑我因为我只有硕士学位。现实就是这样无法改变。在科学界，没有博士学位只会被认为是技术员而不是科学家。换言之，拥有本科或硕士学位的人只能被看作是“助手”。收入也会很少，不足那些人的一半。老师和博士生会单独会面，不会叫上我们，甚至不会邀请我们参加讨论，因为他们把我们当作助理人员。我们会安静地走开，知趣地退出。
那是一种懊悔的经历。“如果我只能做一件事，我要拿到博士学位”我想到，“我一定要拿到博士学位给那些佛罗里达的学生看看，让他们再也不能嘲笑我！”我真正想成为的还是像他们一样的科学家，这成了我研究的驱动力。在那些年，你需要写四五篇英文文章才能获得博士学位，所以我回到日本并发誓我一定要完成博士学位的要求。
我有三篇英文文章被拒稿
回到日本后，在懊悔情绪的驱动下，我开始了英文写作。由于在日亚公司工作期间不可以写论文，我只能秘密地进行。我的第一篇英文文章是自己完成的关于将双流MOCVD体系应用于蓝光LED的开发。
当你做实验时，你会得到各种数据，数据之间往往没有关联。好的论文就是需要你把这些独立的数据整理串联起来，然后讲述一个完整连贯的故事。聪明的人会善于创造一个合理的故事，就像画一条曲线一样，无论他们得到怎样的数据。好在我善于做这样的事，因此我并没有在英文写作时感到太吃力。
由于我不能在工作中公开开展写作，我会在周一至周五收集数据并整合，之后在周六日将我的发现一口气写下来。当我开始写作时，我会连续不停地写五六个小时，因为我想趁着新的想法在头脑中比较鲜活的时候把故事整理出来。我认为这种文章中英文是不重要的。即便如此，我的前三篇文章还是被很快拒稿了。为什么？因为“英语太差了！”（笑声）。
46岁时我第一次用英文讲课前差点晕过去
全球首个蓝光LED成功开发一年后，当时40岁的中村获得了他梦寐以求的博士学位。尽管他在自己的公司得到了升职，但他开始对自己的处境不满，当时即便他不在，他依旧可以监督指导下属完成研究。“那已经不是一个可以专注于自己兴趣领域的研究环境”。这时，中村收到了加利福尼亚大学的工作邀请—邀请他到该校开拓新的领域。在大学授课对他来说是一种全新的体验，在仔细思考后，他决定搬到美国去。
在我前往加州的前夜，使用英语授课成了我最大的恐惧。我差点紧张得晕过去。我在同一家公司工作了20年，从未给学生上过课。并且我本人是通过论文获得的博士学位，并未参加过博士课程学习。即便是在日本上课我也会觉得很紧张，而这次要在美国使用英语讲授博士课程。我还记得，我上的第一节课非常糟糕（笑声）。我觉得很挫败因为我的英语实在是太差了。
我尽我所能地去提高英语水平，我甚至考虑参加大学内的英语会话课程。我知道不能以没有时间作为借口，但研究本身要比英语重要，而且一边备课一边做研究还要参加课程是不可能的。我入职的时候已经46岁了，“你不可能在这个年纪学新的语言了”，我这样想。
我放弃了说英语的想法。当然，我也很遗憾我不是英语母语人士。我不善言谈，因而我开始远离社会，也许这么说有点夸张，但我就像一个“蛰居族”。事实上，在我们适应这里的生活以前，有一段时期我全家都明显有神经质的症状。 我不会加入美国人的谈话，因为他们可以随时开始聊天，而我真的会不知所措。
日本人逃离英语环境的社会并不罕见。事实上，有一个我了解的实验室，他们中的美国学生和日本学生总有矛盾。美国学生喜欢拿出数据展开讨论，而日本学生则会退缩因为他们对自己的英语不自信。美国学生看到他们的行为会想：“他们是在隐瞒数据不愿意展示”。所以他们很难相处愉快因为不了解彼此。这是英语语言在工作中制造障碍的生动实例。
我也经历过那个处境，所以我理解那些学生的感受，我能想象生活在英语环境中产生的心智折磨很容易引发精神分裂症，但是如果不能说好英语日本学生无法走上世界舞台。如果从事科学的日本学生不能以不惜放弃日语的态度来接受英语，日本科学将被国际化标准甩在后边。
我想让学生喜欢我的课
我来到加利福尼亚大学已经七个年头，我早已强迫自己说英语而且好了很多。我现在考虑的不仅仅是会说英语，还要达到“授课标准”。
在美国有一个让学生评价课程的系统，它会对授课者评分来体现课程水准。如果每个学生都在考试中得到了完美的成绩，那么课程满意度会提升，我的评分也会提高。但是如果我希望他们考得好，我必须讲得容易些并降低授课质量。但是如果我讲得很难使得他们考得很差，我的评分也会很低。换言之，你不能降低质量，你也不能讲得很难。我必须去讲“学生喜欢”的课程，因此我试着通过分发讲义等方式提高教学质量，但问题是什么才是学生喜欢的课程？我如何提高授课效果？
该系统中共有100个评价标准，其中之一是“英语质量”。你想知道结果吗？我每次都不让自己看到那一条（笑声）。我已经放弃在英语上的评分了。在我刚刚入职的时候，我认为英语说不好是个大问题，但现在我关注更高层面的问题。对于像英语这种小问题我更愿意顺其自然。更重要的是，我想要教授重要的，有意义的课程。那需要些时间但我已经改变了我的想法。
感言：原来大牛也是这么过来的，所以加油吧，小伙伴们，英语不是问题，暂时没有成果也不是问题。坚持尝试，时间会改变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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