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的建筑本不应该出现
2022年8月，我借着一趟山西的访古旅行，再一次来到大同。
在大同的旅行包括游客们常去的云岗石窟、华严寺、善化寺等，也包括大同近些年建立的一系列大型文化设施，如大同博物馆、大同美术馆、大同歌剧院等。
从大同博物馆出来后，我走进了大同美术馆，准备感受这座由诺曼·福斯特Foster + Partners设计的建筑。游览只花了20分钟，我就从这座面积超过3万平米的美术馆中走了出来。
游览这座美术馆的感受是失望和愤怒的结合体，失望在于其糟糕的空间品质和近乎敷衍的展览内容，而愤怒在于，这是一个本不应该花费纳税人巨额资金建出来的设计方案。
从空中俯瞰，大同美术馆的形态是四个金字塔屋顶相互连接逐渐升高，以扇形形态向文化广场的四个角落延伸。如果只看建筑的外表和平面，确实很让人期待。但是深入建筑内里，却是另一幅模样。
在四个金字塔下，是高37米，跨度近80米的主展厅。
要把这个高广空间称为主展厅是很牵强的，因为空间本身毫无逻辑和功能可言，就是一处“空”的地方罢了。
我无法想象，什么样的展品适合在这个骇人的空间中展出。实际上场馆的使用方也未必会把这个高37米，跨度近80米的空间作为展厅，只是中庭，有限的展品只能沿墙体布设，或者龟缩在展厅的一角。如果从空间形态上看，这不像个美术馆，反而更像马戏团。
在主展厅的外围，分布了一系列的副展厅。
这些附属的展厅是大同美术馆的主要展览空间，但全部规整空旷，仿佛一座座厂房——也许用作火车站的候车大厅更加合适。各个展厅之间毫无流线设计可言，每看完一个展览，都必须回到主展厅，然后迂回到另一个展厅。
作为一个美术馆，也许建筑师在完成了建筑的外部造型后，似乎就甩手不干了。这座建筑的功能设计几乎不存在，设计师仅仅在平面上放置了一些盒子而已，完全看不到深化的细节、空间、流线方面的思考。或者说，建筑师只是设计了一个雕塑，其他的都没有考虑过。
建筑平面© Foster + Partners
该如何评价这个庞大的美术馆呢？我认为但凡建筑师有基本的职业操守，但凡甲方懂一点策展、有一点空间的概念，这设计也不可能落地。
也许有些严厉，但是我必须把这个建筑的失败上升到建筑师的职业操守的高度。因为诺曼·福斯特早就通过一系列项目证明了他和他的团队的能力，而大同美术馆根本就是一个没有完成的设计，而且花的是纳税人的钱。
那这座建筑是如何被设计出来的？
我上次来大同还是2016年的12月，彼时的大同是一座萧瑟的城市，耿彦波调离后，他构思的“一轴双城”陷入停滞。
拓展阅读：耿彦波造城记
“一轴双城”是前大同市长耿彦波直接借鉴了“梁陈方案”的结果，即大同以御河为轴，对河西古城进行整体恢复性保护，对河东新区（御东新区）进行现代化建设。意图实现历史文化名城保护与城市建设协调发展，进而推动旅游业、商贸业等服务产业的快速发展，为该市资源型经济转型创造良好环境。
但是随着耿彦波被调离，他的宏伟建设计划被搁置，“一轴双城”一头的大同古城里残垣断壁到处都是，新建的仿古建筑和拆到一半的房子仅相隔一条街。另一边，2013年11月8日，大同市政府下发文件，认为“工程手续不全，未经复工批复，仍然违法违规施工，严重影响全市建筑工程领域的安全生产”，要求相关部门停止对大同美术馆、大同大剧院、大同博物馆、大同图书馆等71个在建工程的水、电、建筑材料供应。
2008年耿彦波主政大同后，在御东新区发起了规模庞大的国际建筑竞赛。最终决定在此建设“五大馆”作为大同的新地标，邀请全世界最知名的建筑师设计，其中大同大剧院的设计者是来自日本建筑师矶崎新；大同图书馆的设计师是美国哈佛大学建筑系主任普雷斯顿·斯科特·科恩；大同博物馆的设计师崔愷是中国建筑设计研究院的总建筑师、中国工程院院士；大同体育中心的设计来自澳大利亚著名体育建筑设计公司POPULOUS；大同美术馆的设计师是英国建筑师诺曼·福斯特，他在1999年获得建筑领域的最高奖——普利兹克奖。
2013年耿彦波调离后，除大同博物馆竣工投入使用，另外的大同美术馆、大同图书馆、大同大剧院、大同体育中心悉数停工。
2016年我第一次到大同时，这些项目已经停工多年，五个耗资超过40亿的巨大后现代建筑群在正襟危坐的市政府大楼前规则的排开，每座建筑恪守着相同的距离。在这些猎奇的后现代建筑之间，是威严且充满仪式感的空旷广场。
2016年的那趟旅行，行走在这些壮观的后现代“废墟”中，带给我强烈的视觉冲击，让我无比期待它们建成后的模样。直到2017年5月，在耿彦波调离大同近四年后，大同市政府宣布与北京建工集团签订合作框架协议，北京建工集团将承接大同体育中心、大同美术馆、大同大剧院的续建工程。这是为了迎接将于2019年举办的全国青年运动会，届时这里将作为比赛场馆之一。
在听到复建的消息后，我写了这样一段话：
“在一轮一轮的主政者轮替中，御东新区的这些巨大建筑的命运和这个城市的命运一起被裹挟其中，他们只能等待着下一场盛会的到来。也许盛会结束后，他们又要重新归于沉寂，但是又有谁关心呢。”
2021年9月，在开工十年后，大同美术馆终于开馆。
大同美术馆并不是一个便宜的建筑，建筑整体造价近7亿元，是造价40亿元的大同五大馆的一部分。
与美术馆的门可罗雀不同，离美术馆仅百米的大同博物馆人头攒动，深受观众欢迎。大同悠久的历史文化为博物馆提供了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资源——参观大同博物馆也是我近些年最好的观展体验之一。
与博物馆的充盈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美术馆展览内容的匮乏。以目前的展览为例，占据最大空间的展览是“当代著名书法家”魏彪收藏的碑拓200余件、书法作品80余件，篆刻作品140余件。此外，还有一些其他的绘画、书法作品——但把这些绘画和“书法”称作作品实在有些牵强。
也有网友建议将美术馆改名为大同市中老年退休老干部书画摄影才艺展示馆。
也许就像下面中国日报网的这篇报道一样，建设这座建筑的初衷压根就不是建设一座美术馆，仅仅是设计一座“地标”。
从大概二十年前开始，中国掀起一阵博物馆建设的热潮，不论是经济发达的上海、北京、深圳，还是依靠财政转移支付支撑城市运转的中西部城市。1978年，全中国只有三百多间博物馆，现在却有超过五千间。
这些华丽的建筑拥有独特的外观，对中国新城市和新地区来说，博物馆和其他文化设施是其形象建设和品牌推广的重要元素，这些建筑引人注目，为每个城市提供了独特标志。城市的主政者也希望通过这些文化建筑，在新区的建设中常担当发动机的角色。
这种建设方式有一个常用的称呼——“中国式造城”。
“中国式造城”是一个被讨论多年的概念，其背后是中国独特的政治组织形式。由于多年的财富积累和民众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民众对生存空间改善的需求在短时间内是爆发性的，在经济发展、拉动内需和改善生活等多重因素的推动下，快速城市化和大规模城市开发成为必然。中国政治权利的集中不仅避免了党派间的内耗，也加快了决策的进度，使政令畅通，这为快速的建设提供了政治保障。
大同的案例是过去二十年中国博物馆建设热潮和新城建设热潮互相结合的代表案例。相比西方后工业城市以博物馆为代表的公共机构，中国博物馆的形式和功能范围要广泛得多，一方面，这些由政府投资的公共建筑需要成为新区建设的品牌标志。另一方面，在土地财政占据地方政府大部分收入来源的背景下，博物馆的建筑形象是比展品本身更重要的存在，这些建筑往往是巨大的房地产计划的组成部分。在大同市御东新区的规划中，与公共建筑相匹配的是周边大面积的房地产开发计划。随着这些地标建筑的陆续建成，周边房地产的价格也跟着水涨船高。
公共建筑的建设和房地产的开发在某种程度上互相绑定：政府通过房地产买卖来为公共建筑的建设提供资金，另一方面，公共建筑的地标效应成为房地产项目增值的助推器。这让政府决策者和房地产开发商都有足够的动力在城市人迹罕至的郊区进行新的建设。
大同的公共建筑开发模式的一个明显问题是，将博物馆简单地理解为标志性建筑。在建筑被设计时，其地标意义远大于建筑的使用功能，从而导致建筑师过于关注建筑外部形象的“标志性”，忽略其功能性，设计建设远超本地需求的建筑。
此外，地方政府在建设博物馆前，缺乏对展览内容的明确规划。
按官员的说法，这是在为前几十年快速的经济发展“补课”，补上文化建设的短板，是先“筑巢”后“引凤”。虽然博物馆的建设有了政治和经济上的支持，但是地方官员五年一届的任期和政绩的压力让他们没有足够的耐心为博物馆的后续运营规划长远的计划，也没有足够的预算支付专业的策展人、艺术行政、博物馆登录员与修复师。另一方面，在设计这些建筑时，不论是运营团队还是建筑师，他们都不知道这些建筑将来展览何种内容、由谁来使用，甚至某些场馆连馆长、运营团队都没有，往往造成后期展览内容与建筑设计的脱节。
这导致许多新建的博物馆在隆重开幕后，就陷入沉寂，只能以空荡荡的状态迎接参观者。
Foster + Partners负责人Luke Fox说，“设计旨在将大同美术馆打造成人们的社交中心，大同的‘城市客厅’，从这个角度看，他们似乎成功了。
8月的大同骄阳似火，人们在大同博物馆丰盈的历史文化盛宴中饱餐一顿后，大同美术馆是个不错的歇脚乘凉点。而美术馆的功能、造价这些无聊的问题，大概没人关心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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