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见郭德纲说相声

12月1号，郭德纲和于谦率德云社的弟子们第四次来洛杉矶说相声。第一次来的场地不好，租了半个体育场，音响效果很差。后来两次就租用了大剧场，效果不错。记得好几年前郭德纲第二次来的新闻发布会是我主持的。

看相声小品之类的节目与看演唱会不同，歌喜欢听老的，相声小品喜欢听新的。这次去看之前也是怀着期望的心情，看看有什么新的段子。

看郭德纲的演出，首先要喜欢他的表演，这跟地域有很大关系，赵本山小品的收视率在东北是95%以上，到海南只有3%。相声本身和地域有很大关系，最受欢迎的地方应该是天津和北京，很多相声表演艺术家都是源于天津，红于北京的。所以天津和北京人喜欢相声。由于语系相近，北方人也很喜欢相声。到了上海，相声就是另外一个风味。我听过姚慕双、周柏春的相声，现场上海人笑倒一片，只有我一人莫名其妙。显然，一是听不懂上海话，二是不懂上海文化。

相声、二人转等等作为民间艺术，本来就是源于社会低层，属于下里巴人的东西。庸俗是它的一个特点，而主要反映在黄色。解放前，包括侯宝林这些大师级的演员，在天桥卖艺时，必须要有黄段子，否则广大贫苦百姓不答应。拉了一天洋车，辛苦一天，往茶馆一坐，喝着茶，叼着烟，听几个黄段子，特有利于纾解一天的劳累，这是老百姓的享受，也是他们的要求，更是人的本性。因为他们不出入社会上层，不需要装的高雅和文明。后来，相声艺术需要登上大雅之堂了，尤其是给领导人演出，那当然要变的雅一点。再后来，相声要上舞台，要上收音机，要上电视，要上春晚，当然就要对它有严格的过滤。否则就会毒害广大人民群众了。

那么广大人民群众喜欢不喜欢黄段子？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古人云：百事孝为大，此事论心不论迹，论迹天下无孝子；万恶淫为首，此事论迹不论心，论心天下无君子。所以古人说的很透，淫荡之心，人皆有之。但是如何体现，则有社会的道德和规范。说白了，人越少，淫的成分可以越高，俩个人的事情别人就没法知道了。人越多，场合越大，按照佛洛依德的说法，人的超我体现了——礼貌，文明，高雅......等等。

郭德纲的相声如果没有一些色的成分（或称为庸俗），估计不会如此受欢迎，这是人性内心的呼唤和要求。郭德纲迎合了这种需要，于是有了市场，也同时遭到了批判和谴责。郭德纲一直在走钢丝，游走于满足人之本性和符合社会道德之间。郭德纲自己表白的很清楚，他不是一个政治家，没有政治责任；也不是一个德艺双馨的楷模，没有约束自己的必要。他就是要把相声回归于本来面目的一个人物，要把笑声带给大家的一个演员。他的经历和认知使得他不可能肩负道德重建的伟大使命——而那是一些人对他的期望！但是相声界有这样的人物呀，他们也说的不错，我们可以多元化的选择。

一位著名相声人员说过一段话，“相声本来的热点在色情和政治两个方面，一个令人兴奋不已，一个讽刺让人过瘾。但是这两点在咱们国家都是不容许的。所以我们只能夹缝里求生存，钢丝绳上找平衡。再加上互联网的普及，过去一个笑话从北京传到外地需要半年，而现在只需要一秒钟。而我们如何能创造出那许多的笑料来？”。郭德纲在这方面把握了一下，他把色情（或者低级趣味）点到了让你联想的地方停住了，后面你自己发挥吧。恩格斯说过一句话：“德国的工人阶级总会有一天以十分自然、坦率的态度，来谈论他们白天和晚上感到惬意的事情”。看来我们的境界还没有到那一步！

昨天看郭德纲的相声，到场一看，年轻人居多，看举止，看摸样，很多应该是富二代。再一细问，年轻人是观看郭德纲演出的购票主力。他们不在乎价格高低，能买到即可。而我的票是好朋友送的，相比之后，觉得这就是差别。我们这些人还生活在关系的时代，啥事第一时间想到的都是铁和硬的关系，没有关系就认为办不成事，不通过关系把事办了那就是没面子的事。因而我们一辈子活在关系中。年轻一代看来不同了，他们生活在金钱社会，在他们看来，钱可以办到一切。道德层面不去评价，从社会发展层面来讲，用金钱得到比与关系得到应该是进了一步，它至少维护了市场正常运行的机制，明白了商业行为需要用金钱支付，也是对付出者的尊敬。

时代在进步，进步的方式我们不能理解，进步的行为我们不能跟进，但进步不是由我们来判定的。我们年轻时，也被称为“垮掉的一代”，但不是也没垮掉？社会在我们的时代还是进步了。因此，要看到官二代和富二代以及整个年轻人的进步。有位西方名人（忘了名字）说过一句话，“现在的年轻人贪婪、自私、没有公德心”，结果发现这段话是1902年说的，那就是说上一代总是对下一代不抱期望，但事实是下一代一定会超过上一代。

“帝国主义把和平演变的希望放在第三代和第四代的身上”。呵呵，我们把尊重法律，建立法治社会的希望放在了第三代和第四代的身上。尊重法律肯定比注重金钱又进了一步。

本文编辑：李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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