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尼斯电影节爆冷门！南·戈尔丁与她的《美人与流血事件》

作为世界上最古老的电影节，劳拉·珀特拉斯的《美人与流血事件》是威尼斯电影节九十年的历史长河中第二部获得金狮奖的纪录片。

首映仪式上的劳拉·珀特拉斯、南.戈尔丁和 P.A.I.N. 的主要成员

此前，她曾凭借《第四公民》荣获奥斯卡最佳长纪录片，她在该纪录片中协助并记录了爱德华·斯诺登（Edward Snowden）揭露美国国家安全局的监控丑闻的始末。《美人与流血事件》则以南·戈尔丁针对美国萨克勒家族的抗议活动为契机，记录了这位艺术家充满争议的创作历程和她动荡不羁的一生。

Self-portrait with the bird, Stockholm, 2013

南.戈尔丁（Nan Goldin, 1953- ），美国摄影师，被称为“私摄影”鼻祖，作品聚焦同性恋，跨性别者，异装癖等处于社会主流边缘的部分美国青年

《美人与流血事件》的海报实际上就是一张南.戈尔丁的自拍，随意得让人对这部沉重的片子一点都没有心理准备

1965年，12岁的南·戈尔丁面临了她人生中的第一场离别：与她一起长大、关系亲密无间的姐姐芭芭拉，以卧轨自杀的方式结束了自己的生命。芭芭拉的性格前卫、飞扬跋扈，在保守的60年代勇敢公开自己特殊的性取向，让南·戈尔丁在童年初期就能够用更具包容性的视角看待世界。姐妹两人出生在一个传统的犹太中产阶级家庭中，离经叛道在父母眼中成为了家族之耻，种种不符合传统期盼的行为都被视为动摇家庭权威的潜在威胁。失序家庭引发父母愤怒的应激反应，进一步压缩了孩子们的喘息空间。在度过了极其压抑的几年之后，芭芭拉选择了自杀。

在南·戈尔丁面前，父母对芭芭拉之死闭口不谈。12岁的南·戈尔丁无法理解姐姐没有缘由的离去、无法理解父母隐瞒真相似是而非的态度、无法理解如何填补失去至亲的情感缺憾。芭芭拉的死亡成为了南·戈尔丁一生都在试图解开的谜团，童年记忆却随着成长崩离消散，曾经发生过的真实生活细节在记忆的不断重构中开始变得愈发模糊，她逐渐失去了对姐姐的真实记忆。童年仅存的几张家庭照片成为了南·戈尔丁留恋姐姐、证明曾经的快乐回忆真实存在过的唯一证据。

芭芭拉留下的为数不多的照片

离开家庭以后，摄影成为了南·戈尔丁治愈自我的出路。她希望通过摄影，记录生活的真相、留住生命中陪伴过她的每一个朋友。她开始像个摄影的瘾君子一样不停地拍摄，记录她在纽约下东区混乱的生活状态、记录和芭芭拉一样不同性取向的朋友们、记录纽约的亚文化、裸露、醉酒、颓废、泪水、与男友的虐待关系……

Trixie on the cot, New York City, 1979

Rise and Monty Kissing, New York City, 1980

南·戈尔丁脱离父母掌控以后的生活，就像是一场针对压抑童年的空前绝后的报复行动，一意孤行地依照自己的意愿而活。在纪录片中，南·戈尔丁用她沙哑低沉的嗓音，波澜不惊地述说着她的过往，一张张纪实性的摄影作品像幻灯片一样缓慢切映，她既是影像的拍摄者，同时也是影像的参与者。她善于抓取朋友们最松弛的一面，每一张照片都像是生活中不经意的惊鸿一瞥。

Nan and Brian in Bed, New York City, 1983

French Chris on the Convertible, New York City, 1979

自80年代以来，南·戈尔丁就开始用幻灯片的形式展出她的摄影作品，配以地下音乐和她的念白，共同组成实验性的“幻灯片影片”。劳拉·珀特拉斯在纪录片中借用了同样的表现手法，剪辑了南·戈尔丁拍摄的上百张照片和影片，结合艺术家大段的念白，巧妙地用南·戈尔丁式的叙述口音自述了她自己的故事。

All the Beauty and the Bloodshed.'COURTESY OF TIFF

相对于其他类型的纪录片来说，艺术类纪录片有着独特的优势：视觉材料丰富、观赏性佳，而艺术家的人生经历多少都带点戏剧性的色彩，想的比画得多，说的比做得好，文本内容不亚于视觉内容的吸引力。这些素材使得艺术类纪录片大多都能编织成一个视觉性和故事性俱佳的电影。唯一的问题是，艺术作品触动现代观众的方式过于迂回，欣赏古典艺术是在观测历史，欣赏当代艺术则需要拨开概念的迷雾才能品鉴出一丝抽象观念，它们都需要观众具备一定的学识与观看经验，无法像通俗作品那样可以轻而易举地触动大众的内心。这导致艺术类纪录片的观影体验在大多数情况下更像是在看科教类纪录片，很难产生如剧情片一样的强大感染力。《美人与流血事件》的精妙之处在于，南·戈尔丁的摄影作品有一股让人身临其境的力量，身体坐在威尼斯冷气十足的影厅中，灵魂却出游在纽约80年代的燥热潮湿的地下俱乐部里。影片中艺术家的所有自述像是在与观众进行面对面的交谈，好似南·戈尔丁在你面前摊开了她的相册，一页一页地向你介绍她的痛楚与欢乐，让观众陪着她一起忽喜忽悲。

Self portrait in kimono with Brian, New York City, 1983

南·戈尔丁在70年代拿起相机开始摄影生涯时，“拍摄自己的生活”并不会被人当作真正的艺术作品来看待，风景、静物、纪实、肖像摄影才是当时的主流。南·戈尔丁习惯用相机记录生活中的伤痛，或许因为隐忍伤痛是人无奈的本能——在经历过足够多的伤害以后，我们会失去抵抗的冲动，安慰自己疼痛终究会随着时间消弭殆尽。1984 年，在一次激烈的争吵以后，南·戈尔丁遭受了男友的殴打，以至于她的左眼差点失明。她拍摄了一系列身上伤痕变化的照片，收录在影集《性依赖叙事曲》（The Ballad of Sexual Dependency）中，并且永远地离开了他。

Nan one month after being battered, 1984

Nan at the hospital after battering, 1984

一切疼痛最终都会像淤青那样，在忍耐中由青变紫、由紫变黑、接着所有的颜色逐块褪去、渐渐恢复成健康的皮肤颜色。淤青是一个注定会消失的标记，拍摄淤青实际上就是在捕捉伤痛——趁它在记忆的洪流中溜走之前。

《美人与流血事件》里最重要的叙事线索是南·戈尔丁与美国萨克勒家族抗争故事。劳拉·珀特拉斯破坏了传统的线性叙事结构，将抗争故事分割为若干章节，以艺术家的成长轨迹为时间线索穿插其中。电影伊始，导演有意让观众看到了一个无比强悍的南·戈尔丁形象：她躺在纽约古根海姆美术馆的地板上，带领其他社会运动者高喊激烈的口号“萨克勒撒谎，老百姓死亡（Sacklers Lie, People Die）”，白色处方单如雨一样从美术馆上方撒落，覆盖在装成尸体的社会运动者身上。他们的身边滚落着药瓶，标签上齐齐写着：奥施康定（OxyContin）。

南·戈尔丁在古根海姆举办的抗议活动

1996年，萨克勒家族的制药公司普渡制药研发出了新型镇痛类药物奥施康定，作为一种阿片类药物，长期服用奥施康定会造成药物成瘾的风险，停止服药会引发异常痛苦的严重戒断反应，而过量服用则会导致死亡。为了提高奥施康定的销量，萨克勒家族在知晓奥施康定成瘾性的情况下，与美国药监局暗中勾结，隐瞒了奥施康定的真实危害性，在美国各地派遣大量的医药代表鼓励医生为患者增加奥施康定的剂量，同时做虚假宣传广告夸大奥施康定的功效。奥施康定很快就成为了“更便宜、更易获取”的新型毒品，大量患者在遵守医嘱、不知情的情况下意外服用这款止疼药以后持续上瘾，在美国引发了大规模成瘾现象。奥施康定为萨克勒家族源源不断地带来财富，许多成瘾者愿意不惜一切代价获取奥施康定，这导致了各州的犯罪率急剧上升，众多患者因为药物过量死亡。在美国有超过 1200 万人在不遵守医嘱的情况下私自服用奥施康定，包括少儿和老人。

美剧《成瘾剂量》改编自该事件，萨克勒家族与普渡制药的人员在他们捐助的美术馆展厅里用餐、讨论商业计划

2017 年，《纽约客》的一篇揭露萨克勒家族与普渡制药的文章引起了南·戈尔丁的关注，此时她正处于试图摆脱奥施康定成瘾的戒断时期。尽管奥施康定在当时已经社会上引发了不小的争议，萨克勒家族为了掩盖负面新闻，自几年前就开始针对他们的主要销售市场，进行改善公众形象的洗白活动：他们把自己打造成了个大慈善家，为著名的文化机构捐赠了大量资金，其中包括美国的大都会艺术博物馆、古根海姆美术馆、自然历史博物馆；英国的大英博物馆、泰特现代美术馆、肖像美术馆；法国的卢浮宫和德国的犹太博物馆。这些机构在接受萨克勒家族的捐款以后，同意以萨克勒家族的名字命名机构建筑的一部分，扩大并提高家族的声誉。南·戈尔丁注意到萨克勒家族的精心策划的商业计划背后实际上是一场视而不见的大屠杀，在同年立即召集了一大批奥施康定的受害者们，成立了阿片类药物干预组织：P.A.I.N. (Prescription Addiction Intervention Now)。在帮助受害者摆脱药物成瘾问题的同时，抵制萨克勒家族和普渡制药继续销售奥施康定。

南·戈尔丁在哈佛艺术博物馆举办一场“临终仪式”

自此，南·戈尔丁从一个亚文化艺术家、摄影师，走向了社会活动家的道路。相机镜头下的伤痛，从她和她身边的朋友们，转向了更加广阔的社会群体。她与P.A.I.N、社会活动家和医疗专业人士一起，在萨克勒家族资助的博物馆、美术馆和画廊里举行了一场又一场声势浩大的抗议活动，揭露萨克勒家族伪善的慈善家形象和药物成瘾的真相，要求文化机构拒绝萨克勒家族的捐款，同时撤销建筑命名。

南·戈尔丁在大都会艺术博物馆的抗议活动

PAIN bottles and pamphlets

颇具争议的是，作为亚文化的践行者，南·戈尔丁过去的许多摄影作品都因为与毒品文化有关而遭人诟病。她曾经带着她的相机和《性依赖叙事曲》影集进入康复中心戒毒，被工作人员当场没收，因为“可能会引起他人的吸毒冲动”。抵抗运动与成长经历的交错叙事，在观影过程中反复颠覆着南·戈尔丁对毒品和成瘾药物的态度。她在荧幕上时而是一个正义的社会运动家，时而又变回了叛逆的、沉溺于毒品和酒精的少女；时而是无所畏惧的女斗士，时而又变回了两性暴力的受害者；极具反差感的叙事手段，把南·戈尔丁塑造成了一个多面却令人不解的形象。

在纪录片后半段、南·戈尔丁于20世纪90年代的蜕变经历将剧情推向了高潮。90年代的艾滋病流行带走了她身边的众多好友，她不得不一而再、再而三地被迫直面死亡的重重打击，如同童年时代芭芭拉的死亡对她造成的痛苦一样。使用未消毒的针头进行毒品注射是当时引发艾滋病大规模传染的诱因之一，南·戈尔丁决定戒毒。时间穿梭到 2018 年，一个个药物受害者拿着他们已故家人的照片走上街头，加入抗议的队伍，发出呐喊。一位愤怒的母亲在镜头前讲述自己不到10岁的女儿因为“每个四小时服用一次奥施康定”的简单处方离世；一个绝望的中年男人在线上法庭的窄小视频框里陈述他破碎的家庭。意外死亡随着年代的跳转，由远及近地逼近我们所身处的时代，她让我们发现，死亡其实是一件离我们很近、很简单的事，它可以是一次注射、一句谎言，可以是一句话的处方，也可以是几片听医生的话才吃下的止痛片。它离我们也很近，悄无声息地摧毁一个人丰满、或者还来不及丰满的一生，并且让更多的人永远生活在痛苦的压抑中。

PAIN Bottle. Photo: Thomas Pavia

而当我们再回头看南·戈尔丁在童年面对的第一次死亡时，才会发现导演混淆南·戈尔丁成长经历与抗议活动的叙事的真正用意：正如萨克勒家族否认他们蓄意开发的药物导致了一场大屠杀那样，南·戈尔丁的父母也同样不愿意承认家庭就是致使芭芭拉自杀的元凶。芭芭拉的死亡是一场无法逆转的伤痛，她无法再回到过去，抗议父母的压迫；如今作为一个颇具影响力的艺术家，她选择站出来防止悲剧的继续。

南·戈尔丁在卢浮宫举办的抗议活动

2019 年，南·戈尔丁和 P.A.I.N. 长达一年之久的抗议活动得到了里程碑式的胜利：南·戈尔丁以撤销自己的作品回顾展作为威胁条件，强迫英国肖像美术馆拒绝萨克勒家族 180 万美元的捐款，在艺术界和公众的压力下，肖像美术馆选择了放弃接受捐款。这是长久的抗议活动中首个同意拒绝萨克勒家族募捐的美术馆，两天以后，泰特美术馆也公开宣布不会再接受萨克勒家族的任何礼物。

随着越来越多的公众舆论介入，大都会艺术博物馆、古根海姆美术馆、柏林犹太博物馆等众多重要文化机构都发表了拒绝萨克勒家族捐款的声明。同年 7 月，法国卢浮宫将萨克勒家族的名字从“萨克勒东方文物厅”的牌匾上移除，成为了首个移除萨克勒家族署名的大型博物馆。

卢浮宫移除了萨克勒家族的名字

这场影响世界的抗议活动，让越来越多的药物受害者联合在一起，对普渡制药和萨克勒家族发起了诉讼。2021 年 9 月，普渡制药宣布解散，萨克勒家族同意支付 45 亿美元用于赔偿受害家庭，以及资助药物成瘾治疗。

本片名称《美人与流血事件》实际上取自于精神科医生给芭芭拉开具的诊断书中的一句话：“她看到了未来，以及所有美（人）与流血事件（she sees the future and all the beauty and the bloodshed）。”女性艺术家对流血与疼痛常常有着复杂的情感，她们既想按压疼痛分泌出创作灵感，又不想成为一个徘徊在自己痛苦怪圈里的女人。南·戈尔丁就是一个乐意向大众展示自己伤口的艺术家——她所有不堪的、堕落的一面，每一个流血的伤口都有存在的意义。

Self Portrait writing in my diary, Boston, 19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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