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葛兰西导论：霸权的概念

基本信息

编译前言：

本次编译内容为An Introduction to Antonio Gramsci: his life, thought and legacy第五章。作者对葛兰西的政治思想进行了连贯且深入浅出的介绍。作为意共重要领导人与被后世称为“西方马克思主义”传统的奠基人，葛兰西的思想受到了国内外的广泛关注。然而，由于本身的写作环境以及多个中译本自身的各类问题，《狱中札记》对不熟悉文本背景的读者而言显得晦涩难懂。而眼下市面上的中文版葛兰西思想导读质量也都不太理想，特此翻译本文。

文献来源：

George Hoare and Nathan Sperber. (2016). An Introduction to Antonio Gramsci: his life, thought and legacy. Bloomsbury Academic.

作者简介：

George Hoare:海牙莱顿大学学院哲学助理教授。

Nathan Sperber:法国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EHESS）博士，卢梭学院（https://institut-rousseau.fr/）科学委员会成员

引言

在本章中我们将讨论葛兰西最著名的概念——霸权(egemonia)。本文旨在重建葛兰西对霸权丰富而深刻的理解，认为它构成了葛兰西思想的主要哲学和政治线索。

如果霸权是葛兰西的思想的核心，那么为什么到第五章才涉及这一概念？因为葛兰西的霸权概念不仅依赖，而且深化和扩展了他的主要理论创新：作为文化或政治的组织者的知识分子；公民社会与政治社会的区别；作为政权的解体和建立的情势的危机理论；作为社会运动的动员和约束因素，同时也是哲学和政治斗争领域的意识形态；而常识的革命则是知识和道德的革新。因此，只有在了解了葛兰西思想中的其他关键概念之后，才能够完全理解霸权是如何适用于葛兰西在监狱写作中所表达的所有其他主题的。

葛兰西的霸权概念，以这种方式为他看似零散的理论介入赋予了一种新的连贯性和一致性。同时，我们认为，葛兰西对霸权的反思是理解他的权力理论的关键——也就是关于权力诞生的条件、他的运作方式和历史和政治后果的理论。

霸权：领导权的行使

起源

霸权，在葛兰西看来是为了强调实行政治权力的文化和道德维度。但它的含义和霸权的愿意大为不同，无论是在古希腊，还是十九世纪末在现代语境中复兴了这个词的俄国革命者中。

在古希腊，这个词来自eghestai，意思是指挥或领导。这个词后来产生了eghemon，在伯罗奔尼撒战争时期，它被用来指代希腊城邦联盟中处于领导地位的城市。在国际关系学中，“霸权”一词仍被用于直接从古代这个时期借用的意义上，指称一个国家在军事、经济和外交方面处于主导地位的情况。

但在19世纪80年代，“霸权”的含义被马克思主义的俄国革命者，特别是格奥尔基·普列汉诺夫（Georgi Plekhanov）修改了。[1]他们认为，工人阶级应该与农民结成联盟以推翻资产阶级，并将这种联盟描述为工人将行使“霸权”，而农民则是一种辅助力量。那么，在这种情况下，霸权是指无产阶级领导下的阶级联盟（以及被理解为革命的踏脚石的联盟）。在接下来的几十年里，霸权的用法在俄国的革命报纸和小册子中越来越普遍，列宁本人也在十月革命前的布尔什维克对孟什维克的论战中使用了这个词。[2]

此外，我们可以看到，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在这一时期试图将霸权付诸实践：他们的政治纲领是基于将农民对土地再分配的愿望、士兵对和平的渴望以及芬兰、乌克兰和波罗的海人民对民族自治的要求纳入其中。

1917年的经历和列宁著作中出现的这个词都是导致葛兰西在《狱中札记》中使用“霸权”的因素。然而，正如我们将看到的，这个词对葛兰西来说有全新的含义。首先，它不再仅仅用于指定工人阶级在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中的活动，而是可以适用于一个社会群体相对于其他社会群体的任何形式的“指导性”政治行动，在理论上以及在历史的任何时刻。其次，葛兰西对霸权的使用强调了该领导权的文化、道德和认知方面，它以这种方式几乎被完全重新定义。最后，虽然我们可以说，霸权对列宁来说是一种手段（革命），但对葛兰西来说，它被转化为一种目的（政治）。

政治方案

重要的是，葛兰西并没有提供一个对所有时空都有效的霸权的单一定义。相反，正如我们观察到的他对“国家”一词的使用一样，葛兰西对霸权的理解在被描述和分析的具体历史情况中不断演变。我们可以把这称为葛兰西的“方法论的历史主义”——也就是说，我们可以注意到，葛兰西的历史主义是方法论上的，也是哲学上的（参见第三章）。通常情况下，葛兰西在分析政治时使用的概念第一次出现在具体的历史调查中，然后当他在随后的段落中把这些概念应用于新的研究对象时，这些概念会被扩大和完善。

因此，重要的是要尝试确定葛兰西在《狱中札记》中调查的一些特定历史时期对“霸权”一词的使用。葛兰西在他关于意大利复兴运动（Risorgimento）[3]的笔记本中使用了霸权的概念（见第三章），写到加富尔的温和派相对于加里波第和马志尼的行动党的霸权，以及与半岛的农村和城市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关系。重要的是，温和派只是资产阶级的一部分，是一个人数有限的政治行动阶层，可以被认为是皮埃蒙特-撒丁王国宫廷的“知识分子”。他们的“霸权”也代表了皮埃蒙特对意大利其他地区的霸权，在统一后的变革主义[4]政治过程中得到了延续，通过这个过程，意大利的政治精英们被分子化地纳入了议会系统。[5]

葛兰西对复兴运动的研究说明了一个重要的问题：尽管温和派的霸权部分依赖于军事上的优势（通过皮埃蒙特军队的支持），但它也通过“吸引力”来运作，这种吸引力是指一个社会团体吸引他人认同并团结在其斗争和事业上的一般能力。因此，复兴运动看到了温和派政治项目的成功，因为他们向一些人（奥地利和教皇）开战，获得了其他人（行动党和资产阶级）的同意，并使那些被抛弃在进程之外的次生群体（农民和城市工人阶级）中立化。

因此，在复兴运动中，有四种不同的实体并存：领导团体、辅助团体、次要团体和“敌人”阵营。霸权，从形式上看，是指领导团体与辅助集团或团体的关系。[6]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葛兰西对复兴运动的批评集中在指挥意大利统一的霸权的不完全的特点上；葛兰西在复兴运动中看到了一种非国家的霸权，特别是一种次国家的霸权，它使大多数人口处于被动状态，从而使他们处于次等地位。

葛兰西特别注意在复兴运动和法国大革命的雅各宾派阶段之间进行对比。根据葛兰西的说法，雅各宾派的目标是将全国所有的贫困阶层纳入革命计划，作为反对贵族斗争的盟友。为此，重要的是，雅各宾派愿意牺牲他们阶级的一些直接物质利益——或他们的“社团主义”（corporatist）利益——以便在他们的计划中包括一些来自阶级的要求。葛兰西对这种情况描述如下：

第三等级的代表最初只提出那些社会群体中的实际成员感兴趣的问题，即他们的直接“社群”利益（传统意义上的社群，指某一特定类别的直接和狭隘的自私利益）……渐渐地，一个新的精英阶层被选择出来，他们并不只关心“社群”的改革，而是倾向于将资产阶级视为包括所有民众力量的霸权集团。[7]

因此，“雅各宾主义”，正如我们在第三章中所看到的，对葛兰西来说是一种 “民族-民众”现象，指的是一种全面或整体的霸权计划，而不是作为复兴运动进程特征的不完全霸权。因此，雅各宾主义指的是基本集团（在这个情况下是资产阶级）的目标通过具体的让步来霸占社会的所有大众要素，从而获得他们积极的——而不再是消极的——政治支持。重要的是，基本集团对辅助（auxiliary）阶层的吸引力是通过特定的中介机构运作的：有机知识分子，在这个例子中是雅各宾党人。

葛兰西设想法国大革命的雅各宾政治将在二十世纪的意大利重现，只是这一次是在一种新的力量配置中，北方的城市无产阶级将是主导群体，南方的农民是辅助群体，而工业资产阶级则是要推翻的敌人。这是葛兰西在被捕前的1926年所写的《南方问题的一些情况（Alcuni temi）》一文的主要主题。在这篇文章中，葛兰西坚持认为，共产党的有机知识分子必须通过他们的意识形态活动，说服意大利农村的传统知识分子，使他们认识到与无产阶级结盟的好处和政治合理性。葛兰西认为这些农村小资产阶级成员是关键的行动者，他们处于地主和农民之间，因此有能力在农民中促进对工人阶级事业的支持。

赞同和胁迫

对于葛兰西来说，霸权是通过领导集团的吸引力以及旨在有意识地召集辅助力量的妥协和让步来构建的。霸权政治的必要条件是辅助性团体的赞同。我们已经在公民社会与政治社会的二分法中讨论了赞同的概念（第三章），一方面与私人倡议、私人行动、知识分子辩论和一致同意的动员有关，而另一方面指的是通过行政或军事约束而制定的胁迫领域。因此，霸权是在公民社会中形成的，在公民社会中，政党及其有机知识分子（“永久劝说者”）将各种不同的社会团体召集到他们的事业中。

因此，赞同-公民社会的结合是葛兰西的霸权概念的核心。然而，胁迫的作用并不那么明确，赞同是否可以在没有胁迫的情况下被构想出来——这样，霸权将是一个纯粹的达成共识的过程——是一个难以回答的问题。由于葛兰西在《狱中札记》的不同段落中似乎在两种霸权的定义之间交替使用，这使得这里在概念上更加复杂。

对霸权的第一种理解可以用以下方式勾勒出来：“霸权=赞同+胁迫=公民社会+政治社会”。在这种情况下，霸权将“用两条腿走路”，即自由选择和约束。然而，其他段落似乎与这第一个定义相悖。例如，我们发现，在一个著名的段落中，葛兰西以代数的方式阐述了他的思想，正如我们刚才所做的那样，他说：“国家=政治社会+公民社会，换句话说，霸权受到强制力的保护[8]。“霸权=赞同=公民社会”。

有可能克服这种定义上的模糊性吗？我们可以注意到，首先，在葛兰西的笔记本中几乎不可能找到关于“暴力时刻”完全不存在的霸权配置的记载。因此，无论“霸权”一词的确切定义是什么，赞同和胁迫的结合和动态互动是葛兰西所描述的情况的常见特征。那么在上面的历史例证中，我们可以注意到皮埃蒙特军队在复兴运动中的决定性行动，以及雅各宾恐怖运动中断头台的持续威胁。

同样，对于葛兰西在西方预想的无产阶级革命来说，社会上所有贫困群体对工人阶级事业的积极拥护将导致对国家的攻击，而这种攻击很可能是即使短暂但却是暴力的。革命过程中的这两个步骤——建立联盟和攻击国家——对葛兰西来说分别对应于阵地战和运动战（见第三章）。葛兰西提到了当时共产国际领导人格里高利-季诺维也夫在1925年使用的一个说法，他在这里提到了“双重视角”的需要：革命战略必须能够从理论上解释赞同和胁迫，解释阵地战和运动战，以及这些术语之间的关系。

葛兰西的历史调查以这种方式邀请我们思考赞同和胁迫的相互渗透。当今西方民主国家的例子可以说明，这些权力模式往往是紧密相连、相互促进的：现代国家享有通过警察和军队的胁迫性元素施加的“合法暴力垄断”（韦伯的说法），但它们也是由选举机制构成的，是由全体公民组成的政治共同体的共识和民主表达。因此，国家的强制机构是执行经选举认可的公共政策的手段，而选举机制本身则有助于确保国家暴力的持久性和稳定性，用韦伯的另一个术语来说，就是使这种暴力“合法”。

极有可能的是，最坚实和稳定的霸权体系恰恰是一个赤裸裸的暴力最不明显的体系，因为暴力的日常行使已经被赞同的逻辑所取代了。在这样一个体系中，普遍存在的达成同意的制度机制将倾向于掩盖那些可以保持在舞台之外的、“以防万一”的强制机构。只有在危机的情况下，无论是有机的还是偶然的，霸权才会崩溃，政治暴力才会重新出现。按照葛兰西的逻辑，我们可以看到，为了应对这样的危机局势而诉诸一系列的强制手段，并不是既定秩序的力量的标志，而是其弱点的症状。当代国家的镇压机构随时准备就绪，等待着 “当自发同意失败时，期盼指挥和方向的危机时刻”。[9]为了描述本质上是强制性的政治景观，葛兰西使用了“统治”（dominazione）和“独裁”（dittatura），而不是“霸权”（egemonia）或“领导”（direzione）。

胁迫和赞同的辩证法对于葛兰西对霸权的理解的中心地位可以追溯到马基雅维利的著作的影响。在《君主论》（1532）中，我们发现半人马的形象——半兽半人，也就是半武力半理性——是对政治的一种隐喻。马基雅维利断言，一个成功的政治操作者有时必须表现得像一头凶猛的野兽，有时则像一个人。葛兰西在其关于霸权的思考中采用了从根本上说是马基雅维利式的权力问题，它将武力与理性（或者说，对葛兰西来说是胁迫与赞同）之间关系的性质和平衡作为核心问题。[10]

像葛兰西这样一个二十世纪的马克思主义革命家，选择从文艺复兴时期的世界中提取一些最具决定性的范畴来反思政治，初看起来似乎令人惊讶。特别是，人们可能会质疑“赞同”和“胁迫”的模式，尽管它们无疑是基本的，但是否穷尽了现代社会中权力运作的全部现实情况。赞同和胁迫的概念对子——产生于公民社会和政治社会之间——可能被认为有可能忽视更严格的经济权力，包括迫使那些不拥有生产资料的人将他们的劳动能力卖给拥有者的具体限制。[11]此外，葛兰西自己也承认，在赞同和胁迫之间，可以找出第三个术语，即腐败或欺诈。在葛兰西看来，这些形式的权力将在“某些情况下占主导地位，因为在这些情况下很难行使霸权功能，而且使用武力的风险太大”。[12]

霸权：一个认知和道德的过程

形成中的文化

在上一节中，我们讨论了葛兰西的霸权理论的一些主要内容，但葛兰西对霸权的思考中最有影响力和最有创意的一个方面是关于霸权过程对社会主体意识本身的影响。对葛兰西来说，霸权构成了一种知识的形式，标志着一种伦理的更新。在本节中，我们将尝试解读这两个层面，在这两个层面中，葛兰西认为霸权不仅仅是领导权的行使，也是一个根本性的认知和道德过程。

葛兰西认识到，霸权是通过政治谈判和智力说服的机制构建的。在这个意义上，它是葛兰西对我们在第四章讨论的理论和实践经济主义的反击。那么，对葛兰西来说，特定的经济格局，包括某一社会阶层在生产领域的实际或潜在的优势地位，只代表了霸权的必要条件，而不是实现霸权的充分条件。说白了，如果资产阶级在某一时代垄断并成为资本的主人，这只是使霸权成为可能，而不是必然。那么，同样地，如果工人阶级有合理的希望在未来征用资本家阶级，这就使它能够预见到未来的霸权，但并不意味着霸权在任何方面得到保证。因此，经济事实对葛兰西来说只是前提和第一步，它们并不“决定”任何既定的结果；葛兰西在这里仍然致力于避免任何形式的粗暴的“决定论”。

霸权建立和积极捍卫的特权领域——尽管不是唯一的——是意识形态。因此，霸权主要是在上层建筑的层面上运作。此外，霸权的代理人是知识分子，他们的责任是确保霸权和常识的革命相吻合。正是通过我们在第四章讨论的这些要素的结合，霸权对葛兰西来说不亚于文化的重新组合。

在提到列宁和1917年革命时，葛兰西写道，“霸权机器的实现，只要它创造了一个新的意识形态领域，就决定了意识和知识方法的改革：它是一个知识的事实，一个哲学的事实”[13]。十月革命颠覆了社会的政治秩序和经济关系，因此也意味着民众阶层（因此改革了常识）和精英阶层（通过改变艺术、科学和 “上层哲学”）的知识和道德动荡。

然而，有必要防止对霸权进行过度的主观主义解释。葛兰西对“霸权机器”这一表述的使用表明，任何由霸权进程引起的人类意识的更新都是由政治社会（行政部门、法庭、法院等）和最关键的公民社会（包括学校系统、出版社、新闻、广播和其他一些文化机构）的具体机构结构所支撑的。换句话说，对葛兰西来说，知识和道德的改革只能从实践中产生，因为人类的文化只能通过物质实践来实现。[14]

伦理国家

对葛兰西来说，霸权与其说是用来描述一种事实状态，不如说是用来表示一个过程，即一个正在实现和实施的社会政治方案。因此，对葛兰西来说，“资产阶级的霸权”这样的表述并不意味着将研究领域限制在某一特定社会群体在某一特定时间点的政治—文化优势的事实。相反，这一表述也同时指的是资产阶级的霸权每天都在不断再生产，同时在这一过程中通过与对手的霸权方案的斗争而被改变、延伸、缩减或削弱的过程。

霸权再生产的关键是我们在第二章中讨论的教育关系；在那里我们看到，葛兰西不认为这种关系可以被还原或局限于学校的场所或传统的学校教育问题。相反，正如葛兰西所写的，“这种形式的关系存在于整个社会中，也存在于相对于其他个人的每个人身上。它存在于人口中的知识分子和非知识分子之间，存在于统治者和被统治者、精英和他们的追随者、领导者[dirigenti]和被领导者、先锋队和军队的主体之间。每一种“霸权”关系都必然是一种教育关系”[15]

我们已经看到，在葛兰西的思想中，核心的个人政治行为者是知识分子，特别是共产党的有机知识分子，在葛兰西对教育关系的分析中当然也是如此。嵌入公民社会，知识分子必须在常识的“问题”上不懈努力，以引入并通过常识传播实践的哲学。这种教育工作为在理论层面上与实践哲学和共产党的实践进行大规模的革命接触开辟了道路。对于伴随和制约资产阶级霸权的统治性教育关系，葛兰西认为，无产阶级必须建立基于新的教育关系的原始反霸权项目来进行反抗。

我们可以称之为“通往霸权的教育”，既指改革常识的过程，也指无产阶级在行使霸权方面的自我训练，对葛兰西来说，这需要一个基本原则：克服经济社团主义（eco-corporatist）的要求，以达到伦理-政治的层面。葛兰西关于霸权思想的这些关键术语，需要仔细解读。葛兰西所说的“经济社团主义”是指一种仅限于特定经济利益的集团野心。葛兰西用“伦理-政治”来指代当经济社团主义的要求被转化为一种普遍主义的观点时的情况，这种观点考虑到一个群体的利益与社会中其他群体的要求和愿望的复杂相互关系，特别是那些可能与潜在的霸权群体处于附属关系的群体。当然，任何霸权的或民族大众的政治项目都必须具备这样一种普遍主义的政治观。

可以进一步指出，按照葛兰西的说法，生态社群主义循环本身可以分为两个阶段。这个循环的第一个阶段是捍卫特定的工作或岗位，促进与特定经济活动直接相关的利益。这个阶段对应于维护银行家、矿工或金属工人等作为社会中的一个特定职业的利益。这个周期的第二阶段涉及到促进基于阶级的经济利益，即资产阶级或工人阶级的利益。在葛兰西看来，从第一阶段到第二阶段的过程代表了一个群体的利益与特殊主义或地方主义的距离，但他也断言，这种普遍化的动态必须进一步扩大，以便一个阶级建立一个霸权方案。他在1926年的《南方问题的一些情况》一文中写道：“无产阶级为了成为一个有能力治理的阶级，必须把自己所有的社团主义的残余、所有集团主义的偏见和偏见剥离出来。”[16]换句话说，为了主张霸权，工人阶级必须学会真正地把人民作为一个整体来体现。只有这样，无产阶级才能达到葛兰西所说的“霸权和伦理政治关系的领域”。[17]

葛兰西从克罗齐那里取得了“伦理政治”一词，用它来表示“超越”经济主义的事实，而经济社团主义的思想状态不可避免地陷于其中。对葛兰西来说，从经济社团主义的要求到伦理政治层面所需要的普遍化的动力，特别意味着一个新的伦理国家的可能性。这对葛兰西而言，将是一个像马基雅维利的半人马一样，既能在道德和赞同的“人类”领域工作，又能以赤裸裸的武力的“动物”手段工作的国家。正如葛兰西所写到，将教育关系定位为产生道德国家的核心，“国家必须被视为一个‘教育者’，因为它恰恰倾向于创造一种新的类型或水平的文明”。此外，他认为：

关于道德国家、文化国家，最合理、最具体的说法是：每个国家都是道德的，因为它最重要的职能之一就是把广大人民群众提高到特定的文化和道德水平....。在这个意义上，作为积极教育功能的学校和作为压制和消极教育功能的法院，是最重要的国家活动[18]。

因此，我们可以看到，教育关系决定了伦理国家，由此，霸权再生产的动力渗透到整个社会主体。那么，资产阶级的伦理国家就是试图在道德上进行辩护，并在政治领域（如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实践普遍主义原则，而不质疑资本和劳动之间的经济矛盾。建立一个无产阶级道德国家，作为社会所有民众都要认同的霸权替代方案，必须建立在对这个资产阶级历史集团进行“分裂”（见第三章）的基础之上。

作为净化的霸权意识

为了实现建设无产阶级伦理国家的雄心壮志，能够作为现有资产阶级伦理国家的霸权替代品，根据葛兰西的说法，革命的社会阶级必须经历其霸权潜力的实现。为了实现这种集体潜力，革命阶级的个别成员必须通过突然的自我认识时刻实现自我意识。换句话说，必须要有阶级意识的突变来实现。具体来说，阶级意识所需的变化必须与从经济社团主义阶段到伦理-政治层面的转变相对应。葛兰西认为这个过程既是心理上的，也是政治上的，并将其称为“净化”（catharsis）——这个术语借用自亚里士多德的《诗学》（约公元前335年），表明葛兰西将这种变化视为一个罕见的强烈时刻，导致主体的思想解放。通过这个过程，主体开始理解他或她的经济要求本身是不够的，相反，他们必须被纳入一个更广泛和更全面的政治方案中。葛兰西的结论是，无产阶级成员只有通过这样一个过程，才能为构建和治理道德国家做好准备。

对自我的批判性理解……是通过政治“霸权”和对立方向的斗争来实现的，首先是在伦理领域，然后是在政治领域，以便在更高的层次上形成自己的现实概念。意识到自己是某一霸权力量的一部分（也就是说，政治意识）是走向进一步进步的自我意识的第一个阶段，在这个阶段，理论和实践将最终成为一体。

在这里，我们可以认识到葛兰西的知识问题在他关于阶级意识和阶级个体成员的自我意识之间关系的思考中的中心地位。这是来自苏格拉底“认识你自己”（第四章）的自我认识过程中的一个关键阶段。因此，对葛兰西来说，净化的过程是常识革命的催化剂，民众阶级据此抓住并占有由实践哲学创造的知识。具体而言，这种知识通过将社会矛盾历史化来揭示社会矛盾，同时向每个人指出他或她在社会中的位置以及这些社会矛盾的历史。正是在这种知识——关于社会矛盾的历史性和目前体现这些矛盾的社会形式的内在可变性——在革命阶级成员中传播时，他们才有能力将理论转化为“批判性实践活动”或实践（见第四章）。

霸权的历史阶段

霸权前的国家

因此，对葛兰西来说，霸权是一个真正多维的概念。它不仅是指一个社会群体的政治领导权，也是指相对于附属群体的联盟战略、作为权力的基本机制的胁迫和赞同的共生、意识形态景观和文化生活的重塑、以普遍主义和“伦理”形式的政治方案的制定、表达和构建、原始教育关系以及意识的道德和认知转变。

因此，霸权理论的影响是异常广泛和巨大的。然而，同样重要的是要记住，葛兰西在发展他的理论时，从未忽视具体的历史。我们已经提到了复兴运动、法国大革命和十月革命的历史事件，对这些事件的分析是葛兰西思想的核心。在这一节中，我们试图以一种更加整体的方式来说明霸权主义的轨迹，将其解释为在《狱中札记》中隐含地发展于葛兰西思想的整体运动中。在这个历史轨迹中，我们可以确定中世纪城邦的前霸权国家、资产阶级的霸权和共产主义社会（或葛兰西所谓的“规范社会”）中无产阶级的霸权的关键时刻。

葛兰西对意大利中世纪的城邦特别感兴趣，认为它是一种特殊类型的政治单位，代表了他那个时代资产阶级霸权的对立面。关于城邦的问题，他写道：“有必要确定‘国家’在城邦国家中的意义：一种有限的‘社团’意义。”因此，在中世纪，城邦对葛兰西来说是特定经济利益的直接表达，因为没有一个社会团体能够在一个成功的霸权方案框架内“普遍化”自己。因此，葛兰西解释说，在中世纪的案例中：

从某种意义上说，国家是一个由社会群体组成的机械集团，这些社会群体往往属于不同的种族。在政治军事压迫的限制下（这种压迫只在某些时候严厉行使），次级群体有自己的生活，有自己的机构，等等，有时这些机构具有国家职能，使国家成为具有不同职能的，不相互从属的社会团体的联合体。

“社会团体联合会”的概念表明，这是一个相对静态的社会类别的集合，然后由一个中央当局在其中充当或多或少的残酷的仲裁者。在这种程度上，前现代政治社会倾向于让社会分层不受影响，因为它没有体现出颠覆现有社会关系的激进的变革方案。

资产阶级霸权

对葛兰西来说，资产阶级是历史上第一个接受这种变革性目标的社会阶级，即颠覆它最初发现自己所面对的社会关系。因此，葛兰西认为，在1688年英国的“光荣革命”中，资产阶级在政治上表达了它在经济领域新获得的卓越地位；一个世纪后，资产阶级也是法国大革命的推动力。资产阶级还能够建立经济自由主义，确保政治和公民权利，发展现代国家，并最终拔除西欧封建主义和专制主义的遗留物。早在1848年，马克思和恩格斯就在《共产党宣言》第一章中提出了著名的观点：“资产阶级如果不能不断革新生产工具，从而革新生产关系，并随之革新整个社会关系，就不能存在。相反，保持旧的生产方式不变，是所有早期工业阶级的首要生存条件。”

在《狱中札记》中，葛兰西试图通过其霸权理论的棱镜来理解这一政治方案的含义。他断言，“现代国家取代了社会群体的机械性集团，使其服从于指导性和主导性集团的积极霸权，因此废除了某些自治，但这些自治又以其他形式重生，如政党、工会、文化协会。”他接着谈到：

资产阶级给法律概念以及国家职能带来的革命，特别包括顺应的意愿（因此，法律和国家具有伦理性）。以前的统治阶级基本上是保守的，因为他们不倾向于构建一个从其他阶级到他们自己的有机通道，即拒绝在“技术上”和意识形态上扩大他们的阶级范围：他们的概念是一个封闭的种姓的概念。资产阶级把自己摆成一个不断运动的有机体，能够吸收整个社会，将其同化为自己的文化和经济水平。

因此，葛兰西追随马克思和恩格斯，认识到资产阶级文明所特有的历史力量，即构成其发展的源泉和弹性的源泉，是其永久运动的动态能力。因此，资产阶级的霸权以多种形式表现出来，如法国的雅各宾革命、英国的维多利亚时代或意大利的复兴运动，对葛兰西来说，每一种形式都与当时该国家背景下的具体经济和政治条件相联系。

此外，我们可以注意到，葛兰西认为所有的国家社会都在不断地经历着内部重组和竞争的过程。在葛兰西看来，通过分子吸收过程进行的“被动革命”是霸权重组发生的基本方式。资产阶级政治秩序从来没有那么强大过，正如它的物质财富、文化及道德吸引力使它能够吸收大量不同的社会要素，并使得它们成为它的附属者那样，并预示着它更强大的未来。作为“吸收”的反面，“分裂”反倒是笼罩在资产阶级社会力量上的主要威胁。重温一下，正是工人阶级在净化和常识革命的推动下，相对于既定秩序的分裂，标志着一个敌对的霸权方案的诞生。

在最大限度地融入既定秩序和有效地与之对立的分裂这两个极端之间，可以确定的是我们可以称之为霸权解体的各种阶段。关于战时社会的问题，葛兰西写道：“资产阶级是‘饱和的’：它不仅没有扩大——它开始瓦解；它不仅没有吸收新的元素，它失去了自己的一部分（或者至少它的损失比它的吸收要多得多）。”因此，“国家作为纯粹的暴力的概念又被恢复了”。

 应该记住，对葛兰西来说，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后果在欧洲大陆，特别是在意大利引发了深刻的“权威危机”（见第三章）。诞生于复兴运动的议会政治体系当然无法在这场危机中幸存下来：随着曾经支撑议会主义的社会阶层（即城市和农村的小资产阶级）撤回他们的支持，次级阶级开始展示他们的对抗性潜力，这个体系在1920年代初陷入法西斯主义。因此，墨索里尼的“凯撒主义”是一个陷入“颓废”状态的霸权体系的症状。在向罗马进军后的几年里，法西斯政权随即开始以胁迫代替赞同，以独裁代替霸权。

从无产阶级的霸权到“规范社会”

虽然在1920年代中期，意大利共产党人——包括我们在第一章中看到的葛兰西本人——很容易在法西斯主义中看到工人革命前资产阶级权力的最后一搏和反动的体现，但葛兰西的革命概念在他被监禁期间深化了，因为它与他对阵地战和霸权概念的发展一起演变。

我们已经看到（在第三章），阵地战倾向于相对化理解——而不是否定——革命为“断裂”或“大事件”，体现了对现有条件的单一激进破坏。征服或夺取国家——即对资产阶级政治社会的攻击——的运动战，只能是在公民社会的土地上进行的具有意识形态和文化特征的长期霸权斗争。于是，革命作为一个单一的事件被重新概念化，成为一个较长过程的进程，而不是一个单一和孤立的大灾难。

霸权理论使我们能够进一步思考作为断裂的革命：在《狱中札记》中，葛兰西断言，共产主义的霸权方案在征服国家之后还必须继续下去。因此，他指出，一个社会团体“在行使权力时成为统治者，但即使它将权力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它也必须继续领导”。

在夺取了政治社会的镇压机构后，工人阶级将不得不约束自己，通过赞同和胁迫来统治革命后的社会。可以再次强调列宁和葛兰西在霸权问题上的对比：对前者来说，霸权是达到夺取国家的目的的手段，而后者则认为霸权是权力本身行使和运作的基本方式。

因此，人们可能会问，是否因此就不可能有超越霸权的想法，或者霸权形式的权力是否可以在历史的运动过程中被克服。重要的是要记住，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传统中，“共产主义”并不描述革命后的社会状况；相反，在资本主义衰落和达到共产主义之间的一个过渡时期是可以被预期的（通常称为“社会主义”）。在马克思为数不多的（非常简短的）明确涉及共产主义的著作中，共产主义往往被描述为由生产者自由组织工作，共产主义社会出现在国家逐渐消失或“枯萎”过程的最后。这些也许是马克思思想中少数几个似乎是乌托邦的片段，共产主义被描绘成一个几乎无政府的国家。

葛兰西在《狱中札记》中只用了几个简短的段落论述共产主义的历史阶段，他称之为“规范的社会”，以逃避监狱的审查。因此，他认为马克思“在思想上开启了一个历史时代，这个时代很可能会持续几个世纪，也就是说，直到政治社会的消失和规范社会的到来。只有到那时，他的世界观才会被取代，当必然性的概念被自由的概念取代的时候。”因此，共产主义作为一种历史前景对葛兰西来说是如此遥远，以至于它可能是“几个世纪”之后的事情。也许可以把葛兰西对共产主义的接近性的这种谨慎态度看作是葛兰西的现实主义的一个值得称赞的标志。

在《狱中札记》的其他地方，葛兰西就国家和规范社会写道：“可以想象国家的强制因素会逐渐消失，因为规范社会（或道德国家或公民社会）的元素会越来越明显。”这里的“规范社会”是指葛兰西的公民社会和政治社会的对联，即规范社会对应于政治社会被抑制或消失。规范社会这一表述可能意味着规则或条例的中心地位，但我们在这里可以看到，葛兰西打算将其作为政治社会同意的规则。因此，它与作为共产主义核心原则的“自由组织”的概念相一致。在另一种说法中，我们可以得出结论，正是在教育变革为“自我教育”的阶段，对个人和集体发展的外部限制开始消失。

注释：

[1] 见安德森《Antinomies》中的描述

[2] Derek Boothman, ‘The Sources for Gramsci’s Concept of Hegemony’, Rethinking Marxism, 20:2 (2008), pp. 201–15.

[3]19 世纪的意大利统一运动，最终于 1861 年建立了意大利王国（译者注）

[4] 变革主义（Risorgimento）的特点是在议会或地方议会中，将来自不同党派（包括反对党）的成员聚集到多数席位的政治策略（译者注）

[5]Pierre Laroche, ‘Gramsci et le Risorgimento’, Italies, 6 (2002), pp. 313–23.

[6]Portelli, Gramsci et le bloc historique.

[7] Q19§24; SPN, p. 77

[8] Q6§88; SPN, p. 263.

[9] Q11§12; SPN, p. 12

[10] Joseph V. Femia, Gramsci’s Political Thought: Hegemony, Consciousness and the Revolutionary Proces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1).

[11] 安德森《Antinomies》

[12] Q13§37; SPN, p. 80n1.

[13] Q10II§12; SPN, pp. 365–6.

[14] 我们可以注意到，葛兰西的 "霸权机器 "概念直接启发了路易·阿尔都塞1970年的文章，其中提出了他有影响力的 "意识形态国家机器"（ISA）理论；见路易·阿尔都塞，"Idéologie et appareils idéologiques d'État"，La Pensée，151（1970），pp.3-38。关于葛兰西和阿尔都塞之间智力关系的难题，见Buci-Glucksmann, Gramsci and the State and Pierre Macherey, 'Verum et factum: les enjeux d'une philosophie de la praxis et le débat Althusser-Gramsci', in: Stathis Kouvelakis和Vincent Charbonier（eds），Sartre, Lukács, Althusser: Des marxistes en philosophie (Paris: 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France, 2005), pp.143-55

[15] Q10II§44; SPN, p. 350.

[16] SPWII, p. 448

[17] Q13§18; SPN, p. 167

[18] Q8§179; SPN, p. 258.

本期译者：三柒

责编：江春琦

排版：江春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