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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研究生如何组织罢工?

公共社会科学 零号笔记本 2024-01-25

讲者|大田(密歇根大学博士研究生)

整理|裂麸、大乌龙、Q&A、章太泊

密歇根大学研究生工会

文章梗概

· 基本背景

· 争取公开谈判

· 校方傲慢的谈判态度

· 走向罢工

· 罢工期间的内外压力

· “劳工禁制令”

· Q&A1

· 克扣四月工资

· 校警拘留抗议学生

· 捏造期末成绩

· 八月:没有爆炸的“爆炸”合同

· Q&A2

我是大田,现在是密歇根大学安纳堡分校的一位博士研究生。在过去的这一年的谈判和罢工里面,我主要是负责在院系里面的一些组织工作,我现在是工会的组织委员会的负责人之一。我从21年秋天开始就承担过一些我们系的工会的组织工作。我第一年的工作主要就是跟系里的人普及:工会是干什么的,为什么要加入工会,以及让大家注册成为工会会员。第二年,就是谈判的那一年,我主要是每周有跟大家沟通谈判进展,在谈判的后期收集大家关于罢工的意见。所以我待会就会主要介绍一下我们这个谈判的进程。我们其实有整整九个月的谈判,我跟大家讲一下我们的曲折的过程,我们是怎么样拿到最后的那个合同的。


基本背景

我就先给大家介绍一下美国的高校打工人的一些基本背景吧。美国高校的博士生除了是学生身份,通常也会以助教或者是助理研究员的形式给学校提供一些教学或者是科研服务。相当于我们给学校打工,以此作为自己主要的收入来源,然后用这个收入去完成自己的Ph.D.的学业。工会就是我们这些高校的工人组织起来,用集体的形式去跟学校谈判,争取自己的工资待遇、福利,保障自己的劳动权利。我们工会谈判的合同其实是惠及所有的研究生雇员。如果你是助教的话,你都会被包含的这个合同里面们。理论上来讲,我们每个人作为受惠于合同的一个部分,也应该成为工会会员,然后去交会费维持工会的运转,同时也参与到工会的组织里面来。但是因为密歇根州之前在2012年通过的一个法案说,并不是所有的被工会合同覆盖到的雇员都会自动成为工会的会员,所以在那之后,我们必须要去主动的跟雇员,就是跟我们的助教,做组织工作,去跟他们聊天,跟他们说工会是什么,然后让他们来加入工会才行。也就是说,那个法案实际上是允许了一部分的人可以享受合同的内容,但是可以不交工会会费,这实际上是一个反工会的法案。

 

从那个工会法案之后呢,一般的工会组织的会员率和收入来源都降低了很多。这个法案本身就是意图在削弱工会和削弱工会谈判力量,实际上它也确实达到了这个效果。当然,法案在另外一方面也迫使我们这些工会组织者必须要去跟大家聊天,告诉大家工会是什么,另外一方面当然也让我们有更多的动力去和更多的人进行聊天的组织工作,不然的话我们可能就没有会员。这就是为什么我刚刚说我第一年的工作其实主要是在会里跟大家说工会是干什么,然后让大家加入工会。我们一般就是在做组织工作的时候也会跟大家讲,我们现在的工会跟之前的组织模式其实不太一样。

 

很多年以前,大家对工会的理解就相当于是一个提供服务的机构,然后大家付会费相当于是付钱来买一个服务,工会提供一种就是叫做罢工的服务和谈判的服务。打工人并不是自己把自己组织起来,而是在花钱购买一些东西,然后让工会来帮你做一些事情。但是我们从非常近期,其实也就是从这次的谈判开始,我们采取的是另外的一种看待工会的方式。这个就叫组织模式(organizing model),我们觉得工会不是一个给大家提供服务的第三方组织,而是这些工人本身。我们觉得不是说大家来交会费就完了,而是说我们在工作场所遇到了问题以后,我们应该把它提出来放在工会,然后我们一起想办法。工会去作为一个大家的集体,然后我们考虑怎么样用集体行动的力量来解决我们在工作场合遇到的问题。也就是说,我们基本上是从非常最近的这几年开始才开始认为,工会不应该是一个单纯的第三方的为大家提供服务的机构,而是应该给大家提供一个场所,让大家在来工会之后站到一起来解决我们共同面临的问题。一定要大家把自己组织起来,会有这样一个模式,所以我们在组织工作中就会强调给大家赋权,就是给工人赋权,让工人相信遇到问题要自己想办法,工会能够提供的就是支持,大家站到一起来解决这个问题。

 

这是关于美国高校和美国高校打工人情况的一些大概背景。我现在可以大概介绍一下我们那个谈判的背景和我们工会的历史背景,密歇根大学的工会成立于1974年,是全美最早成立的一批研究生工会之一。密歇根大学的工会代表全校所有的研究生助教,每三年跟学校谈判确定之后三年的合同。三年谈判周期如图所示。

当上一个谈判周期结束以后,我们第一年主要是教育大家合同内容都有哪些以及确保这个合同内容被落实。在谈判周期的第二年,我们主要是对全校的研究生工人做一个非常广泛的很长的一个调查,看大家在生活的各个方面还有哪些问题需要解决。我们在这个过程里面也会就是招募一些愿意加入到下一年谈判里的人。如果他对某些议题特别感兴趣或者觉得非常需要解决的话,我们就会鼓励他自己参与到组织工作里面,参与到下一年的相关诉求的撰写里面,准备下一个周期的谈判。到第三年的时候我们正式跟学校谈判。这是我们的一个三年的谈判周期。过去这一年,就是2022年到2023年,刚好是我们谈判的那一年,就是在这个图里面的第三年。所以我们的谈判,包括罢工,都是在这个周期的第三年发生的。这是一个大概的背景。

 

然后我可以介绍一下我们当时在谈判之前的一些主要的诉求。我们的诉求其实是在周期第二年就已经确定的,我们有负责不同议题的谈判小组分别制定。首先最主要的、大家最关心的可能是经济议题,就是说研究生工人在安娜堡的最低年收入要达到安娜堡的最低生存工资,当时大概是$39,000。还有一些反歧视和性骚扰的议题,包括说为处在不健康的工作关系里的工人提供一个学期的过渡基金,这样的话这些人就能够用这个学期的时间去更换导师,或者是摆脱这种就是不健康的工作关系。还有就是医保和育儿福利,这些内容主要包括扩大医保覆盖范围,降低自负额度,增加育儿津贴和它的适用范围。另外还有关于国际生的议题,这个部分最主要的诉求是为国际学生成立一个应急资金。这个东西的背景是当时在疫情期间有一个亚裔的学生家里有人病重了,但是当时的机票非常贵,他因为无法支付机票就无法回国。

 

此外国际生还会面临一些签证的问题。就是说国际生相对于本地学生会面临更多的风险,所以我们当时就有人提出了这个诉求,说为国际学生成立一个单独的应急性资金来支付这一部分额外的支出,还有为国际生报销额外的签证费用。另外还有一些比较本土的政治议题,包括废除警察,这个是跟美国高校和黑人同学非常相关的诉求。这部分的主要诉求是说将投入校警系统的资金转移到另外的由社区领导的一个非武装危机应对的项目上面,就是说去投资一个校警的替代系统。另外的话还有为跨性别人群提供更容易获得的医疗服务。我们当时也是有一个谈判小组专门在负责这块,内容还有为残障人士提供更完善的校园设施和帮助。

 

这些是我们当时谈判之前的主要诉求,然后这些诉求其实是在谈判以前就已经确定的在全员大会上都投票通过。我们在谈判之初非常明确的一个原则是把所有的诉求看成一个整体来谈判,也就是说所有这些议题之间没有优先级。另外,我们在每个议题上都做过很多的调研,说明了为什么这些诉求对学校来说是可以被实现的,也列举了很多证据告诉学校为什么这些东西都是我们最低的诉求。我们认为学校不可以来讨价还价,我们认为学校是可以实现的,并且这些都是我们最低的诉求。所以我们谈判就跟学校说,我们并没有觉得我们提出这些东西是给你们要了一个高价,然后你们可以逐渐来讨价还价,来砍低这些诉求。这是我们当时在谈判之初的时候啊的一些想法和原则。

 

然后我大概讲一下正式谈判开始之后,一些事情的时间线。我们这个谈判持续的时间非常长,从去年11月份正式开始谈判,一直到今年的3月29号那天我们开始了罢工。罢工一直持续了五个月,一直持续到暑假结束,大概到8月底,直到秋季学期正式开学以前。我今天大概跟大家讲一下这个过程。


争取公开谈判

首先我比较想要谈的一个点就是我们是怎么样争取到公开谈判的。我们这个谈判是从去年的11月份开始的嘛。

 

在以往的那些谈判周期里面,我们的谈判模式是工会选出一个十多个人的谈判小组,然后这些人就是在一个小房间里面,每周找一天跟校方的HR可能待上六七个小时来谈这个合同。这个过程会这样持续几个月。大部分不直接参与谈判的研究生工人其实很难知道这个谈判过程具体发生了什么。关于谈判的重大决定,一般也只能由谈判团队在谈判桌上作出。一方面对谈判小组这十多人来讲,他们的心理压力是非常大的,尤其是谈判周期会长达几个月吧。但是校方的HR是校方花了高薪专门请来做这些事情的人,他们其实不会面临这个问题。但谈判小组成员都是研究生,大家是用课余时间来做这件事情。所以到了后期,如果谈判周期拖得很长,到后期大家其实很难有充足的精力来招架。到了后期会跟校方处于一个非常不对等的状态。另外一方面由于信息不透明,会产生谈判团队和基层研究生工人之间的不信任。大家也不知道谈判中央具体是一个什么情况,一些决定如果直接由谈判桌上的人来做出,大家也不知道这个决定是不是大家想要的,是不是大部分的工人都同意了。以前会存在这样的情况,所以我们因为以前就意识到这些问题,在这一次谈判之前,我们最开始就花了两个月的时间来坚持跟学校要求公开谈判。

 

我们谈判是从11月中旬开始嘛,我们从一开始就坚持跟学校说,我们这次的谈判一定要以公开的形式来进行。公开谈判意思就是说,我们要允许所有的研究生都可以被允许旁听这个谈判。就是我们觉得这个谈判应该要放到一个更大的房间里面,如果研究生工人愿意来的话,他们都可以来旁听。他们如果不能在现场的话,他们也要被提供视频会议来旁听谈判的选项。就是说保障所有的研究生工人都有权利来知道这个谈判桌上到底在发生什么。然后学校一开始的时候是坚决反对这个请求的,最开始的那两个月里面HR直接拒绝出席任何的公开谈判,他们的态度是非常坚决的。这个过程僵持了很久,到后来学校甚至请来了一个第三方调解人。第三方调解人一般是在谈判的后期到谈判已经进展不下去的时候,才会被请过来调解一个谈判。但是我们这个事情当时在开始两个月里面,学校就已经做出了这个举动,请了一个第三方的人来处理。

 

在这两个月里面,实际上我们基本没有谈任何其他的具体内容,就等于说是两个月过去了,这个谈判实际上没有任何进展,所以工会在当时其实压力也是非常大的。学校态度一开始非常坚决,他们拒绝出席任何内容,然后也不会给你感觉到态度上有任何松动会接受这个公开谈判。但是我们当时还是认为这件事情是非常关键并且是非常必要的,尤其是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当时还是决定一定要去要求公开谈判。最终的结果就是校方在大概1月中旬,就是过两个月之后,终于妥协了,同意我们进行公开谈判。校方在最开始的时候还跟我们说,你们要来跟我们谈判,如果你们要换大房间的话,你们一定要给我们付场地费,就是说我们在学校里跟学校谈判,学校认为我们一定要付场地费。学校有很多就是诸如此类的主张,直到最后两个月之后,他们终于妥协进行公开谈判。我觉得这个是整个谈判和罢工过程中第一个非常重大的进展。


公开谈判也是我们跟以往谈判最大的不同之一。我们后来的经验也证明了要求公开谈判实际上是一个非常正确的决定。因为公开谈判就保证了大家可以看到HR在谈判桌上都在说什么,他们行为是怎么样的。这个其实也帮助我们的组织工作很多——校方HR在谈判桌上行为本身就是一个非常好的动员的模式,可以让大家看到学校是多么得不可理喻。细节我之后会讲到。所以公开谈判是我们当时的第一个节点。我觉得比较重要的第一个进展吧。


校方傲慢的谈判态度

因为我们当时的公开谈判就已经拖了两个月,相当于那段时间我们也没有谈任何合同内容,然后正常的谈判周期来讲,我们在3月1号是有一个达成初步协议的截止日期。就是根据以往谈判经验的话,我们3月1号其实一般会达成一个大概的协议,但是今年因为我们前两个月都没有谈任何的东西,学校在这个2月份会提出什么样的offer对我们来讲是非常重要的,并且我们也认为就是学校在2月份提出来的东西,可能是他们严肃的认为应该给我们的一个offer。

 

那么他们当时提出来的是一个什么样的offer呢?因为大部分的研究生工人,他们最关心的是经济议题,就是我们的工资涨幅再过来三年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学校在这个问题上,在2月份终于提出了一个想法,说的就是未来三年每年2%的工资涨幅。这个东西有一个背景,去年美国的通胀率最高的时候超过9%,也就是说,如果学校给我们提供这个2%的涨幅的话,在未来三年的涨幅加起来可能还没有美国去年一年的通胀率高,也就是说学校实际上提出来的这个方案是在给研究生工人降薪。我们3月1号有个初步达成协议的期限嘛,那学校2月份提出来这个方案,当时大家就是一片哗然,觉得非常离谱,很多之前都没有一直在关注谈判进展的人,到这个时候也都有群情激愤的感觉。大家觉得非常的离谱。

 

这里我想讲一下密歇根大学的背景。密歇根大学是一个公立学校,它所有的财政预算和支出其实都是公开的。我们在谈判开始前专门雇了一个经济学的教授来对学校的财政状况进行过调查。我们从这个调查结果里面知道我们现在提出来的这个最低年收入要求对学校来讲,其实是完全可以实现的。我可以举一个例子,学校在2022年的时候批准了$41,000,000的预算花在购买一个新的橄榄球赛的计算台上面。美国高校很重要的一支收入来源是办体育比赛,是做橄榄球比赛,然后从那个门票里面收钱。但是我们当时计算过,如果学校要实现我们所提出的最低工资要求的话,他们实际上只需要额外支出$32,000,000。也就是说,学校即便是在这样的情况下,还是给我们提出了一个2%、2%、2%的一个方案,即便我们提出的诉求他们完全是可以承担的。

 

美国高校运营模式其实在某种程度上跟企业是非常相似的。学校做决策的最高层是一些叫校董的人。这些人的话语权非常大,他们可以决定校长的任免,同时也是对谈判最有发言权的人。那我们的校董是一些什么人呢?我可以讲其中的一个例子。我们的校董有大概12个,其中之一是安娜堡最大的地产商,这个人也是那个密歇根州共和党的一个非常大的财政支持者。这个人在2016年特朗普竞选的时候,他也是特朗普在密歇根州的主要的支持者,然后也是主要资金支持者之一。这些校董其实跟公司的董事集团非常类似,其他像校长和这些高校行政管理人员其实就非常像一个公司的经理人。那校长的主要工作之一其实就是为学校筹集到更多的捐献金,像密歇根大学去年的捐赠收入是$17,000,000,000。这是一个非常高的数额,就是甚至比很多小国家的GDP都还要高,但这些钱主要是用在就是金融投资上。然后行政人员其实很大程度上是作为一个资金管理人在打理学校的投资以获得盈利。学生其实更类似于一种消费者,大家是在付钱获取一个教育服务和学位,之后可以投入市场上找个工作,成绩单类似于学校在这个过程中的一种产品。学校给学生提供的一种服务,其实是非常类似于这样的一个关系的。

 

所以我们就可以看到,其实在公开谈判上面,校方并不在乎我们提出的诉求是否合理。我们在谈判的时候跟学校说的都是我们为什么要提出这个诉求,它为什么是可以实现的,它是多么得合理,我们做了很多调研在我们的每一项诉求上。我们会给学校去讲这些。但是学校在当时的2月份的整个一个周期的谈判里面,他们甚至不会告诉你他们拒绝的理由。而是直接就跟你说:这个是不行的,这是不可能实现的。他们基本上就是这样。所以这个公开谈判并不是像大家想象中那样双方都在提出自己的立场,它甚至不是一个讨价还价过程,而只是我们单方面在跟学校说我们为什么需要提出这些诉求,它们为什么合理,然后学校非常傲慢,他们甚至不会给出一个充分的理由。这是2月份学校给出的合同和当时的谈判的一些背景。3月1号其实是往年我们达成初步协议的一个期限,但是在今年的这个时候,我们眼看这个协议肯定是达不成了,因为学校提出的这个offer和我们的诉求实在是相去甚远。刚刚我提到的只是经济议题,实际上在很多其他方面的诉求上面,学校基本上也就是全盘否决,只在一些非常边缘化的议题上,比方说给工会一些信息公示牌这样的议题上,他们会有一些小松动,但是其他议题上他们基本上都是完全不让步的。


走向罢工

我们当时就是眼看这个协议可能达不成了,所以工会开始向大家进行罢工的意向调查。这个调查一方面是做一个组织工作,就是跟大家说罢工是怎么一回事,如果大家罢工的话,会面临什么风险;然后也跟大家说,如果大家要罢工的话,也只有更多的人一起罢工,才能降低个体面对的风险,增加我们罢工胜利的概率。另一方面,就是问大家愿不愿意承诺进行罢工。我们在两周内收集到了将近1600份调查,其中有96%的人承诺愿意进行罢工。这就相当于是在谈判之前做的一个structural test,就是看大家罢工意向到底是进展哪一步,然后再决定我们要不要发动罢工的授权投票。我们当时看到1600个人中有96%的人都非常积极的承诺愿意罢工,所以就在大概3月下旬的时候决定开全员大会,要进行罢工授权投票。罢工授权投票就是说工会的会员授权工会发动罢工,但是这个不代表罢工会马上开始,它相当于是给学校一个威胁,就是跟学校说我们现在已经有权利进行罢工了。

 

提问:罢工意向调查是通过网络问卷收集的吗?

其实不是,我们当时主要是线下进行。因为我们的目的主要是给大家做组织工作,而不光是说要收集到大家的意见;最重要的是调查过程,而不光是那个结果。就是说,我们要告诉大家罢工是怎么一回事,要通过面对面谈话让大家理解我们如果罢工的话会面临怎么样一个情况,我们需要做一些什么。所以我们其实大部分都是通过面谈,就是一对一谈话的方式来进行调查。很多组织者可能一个人负责对几个人线下收集保证卡(pledge card),大家会在那个卡上写自己愿不愿意罢工。如果有些人不能来学校的话,我们也有网络版的保证卡发放,但是我们主要还是在线下进行调查。当时也确实有很多人参与进来,需要很多人一起来做这件事情。


当时我们那个调查是以96%的支持率通过了,然后我们在3月下旬决定进行罢工授权投票。在我们这个罢工授权投票的三天以前,之前一直坚称说我们提出的最低工资要求不可能实现的校方就突然发布了一个Ph.D.的12个月资金支持计划。这个资金支持计划声称要给安娜堡校区所有的Ph.D.提供全额暑期津贴。我可以在这里介绍一下安娜堡这边Ph.D.的资金的情况:我们Ph.D.一般是在秋季和冬季两个学期需要教课,一个学期是四个月,这两个学期大家是领助教工资的。但是除了这两个学期之外,我们还有四个月的暑假,暑假这四个月的钱实际上是取决于院系的。就是像有一些院系有资金可以支持这些Ph.D.的话,他可能会给你发满四个月工资。我们去年的话,每个学期的工资收入是$12,000美金。所以就是秋冬两个学期,如果你教课的话,你的收入是$24,000,然后你暑假的时候,如果系里给你提供全额的暑期津贴,那就是$12,000,那你全年的收入大概就是$36,000。

 

但是还有一些系,尤其是像人文社科或者是像艺术类的这种院系,其实他们没有办法提供全额暑期津贴的,有一些院系甚至是基本上暑假没有钱,就是要靠你自己去申请一些奖金或者是津贴的。这样的话其实很多的Ph.D.他们在暑假整个四个月里面是没有收入的。也就是说,如果你放到全校范围来讲的话,那在安娜堡他的最低年收入可能是$24,000,有一部分人可能只有秋季和冬季两个学期是有收入的。我们认为在工会谈判中,我们代表的就是全校最低收入的这个群体。我们当时的诉求,意思就是说,我们要把全校Ph.D.的最低的年收入提高到安娜堡的生存工资的要求,全年收入要从$24,000提高到大概$39,000这样的水平。然后学校在前面谈判里坚称这个要求是不可能的,他们当时用的词是infeasible,就是完全不可行的。但是我们其实是对财政情况做过调查的,满足这一要求只需要额外支出3200万美金,但是学校那个计分牌就已经花了4000多万美元啊。学校认为即便钱花在计分牌上,也比在花在你们这些助教身上要更划算,这是我们的一个背景。

 

学校在之前谈判的时候一直说不行,然后现在在我们的罢工授权投票三天前需要突然提供了一个计划,这个计划意思就是说他会给所有Ph.D.提供全额暑期津贴,在某种意义上来说,如果这个计划执行的话,那Ph.D.的最低年收入确实就可以达到$36,000,那大体上就可以实现我们之前提出的年收入$39,000的要求。并且学校当时说的是这个计划可以从今年暑假开始执行。那就是说之前四个月的谈判里面,学校坚称完全不可能实现的诉求在罢工授权投票三天前就变得基本上可以实行了,并且马上可以开始执行。当时大家就在讨论这个事情,都觉得非常离谱。很明显,大家都意识到这其实是一个阻挠罢工的策略。另外一方面,学校提出来的资金支持计划的一个问题就在于,学校明确表示这个计划与工会谈判无关,没有办法写进我们的合同。所以大家在全员大会进行讨论的时候,其实系里还有一些讨论。大家就说这个暑期津贴的支持计划当然是好的,但是如果说他不能够被写进合同的话,那这个计划的执行和保障落实中,研究生工人是没有话语权的。此外,当时校方在其他的所有诉求上基本都没有让步,所以大家就意识到只有罢工才是唯一能够迫使校方做出让步的方式。

 

因此,即便学校当时提出了这样一个12月的资金支持计划,但是在那个罢工授权投票上,最终还是以95%的通过率通过了罢工授权,授予工会发动罢工的权利,但是这个不代表立即罢工,最后还是给了学校一个威胁,如果学校再不让步的话,就会罢工。这是当时的一个情况——即使学校给出了一个看起来很好的资金方案,但是最后我们还是选择了罢工,这是一个比较重要的节点。并且后来证明,学校虽然声称资金支持计划是经过了长期考虑做出来的一个资金方案,但是后来在今年暑假的执行过程中,实际上是非常混乱的:有些学生之前被承诺说会拿到这个资金,但是最后在执行的时候,系里又说今年拿不出这个钱。特别是有一些比较高年级的人文社科学生(可能第七年,第八年),他们本来在这个方案里面不是非常明确的能拿到钱。学校一开始会承诺说可以,但是最后等到执行的时候还没有拿到,并且学校说这个资金是来自于研究生院,但是最后他们跟系里面沟通的时候,又跟系领导讲今年我们可以给你们钱,那从明年开始这个钱从哪里来你们只好自己想。我们就可以看出来,这绝对不是学校长期考虑做出来的一个计划,而可能确实就是他们为了应对罢工而在几周之内想出来的一个东西。


罢工期间的内外压力

最后我们的罢工是从3月29号正式发动,因为学校在我们发起罢工授权之后,实际上还是没有给出任何的让步。我可以讲一下罢工的时候的一些具体的情况。我自己很能感受到的,就是我们院系领导的压力。因为我们那个院系是一个理工科院系,当时我们系主任是非常反对罢工,然后他本人也非常反工会。他在罢工刚开始的时候就发了一封邮件,跟系里的人暗示说如果你参与罢工的话,会影响老师对你的评价。我们系里的那些老师大部分是领域内话语权非常大的人,他们就会用这种暗示,不明确告诉你可能有什么影响,所以它就不构成一个明确的威胁。但是大家就会从那个邮件里面开始顾虑自己的职业前景啊。除此之外,院系领导也会对院系里面的授课老师施压,跟大家说一定要保证教学任务的完成。很多授课老师他们其实是AP(助理教授),还没有拿到终身教职。这些人他们是否能拿到终身教职其实很取决于领导的意见。所以领导就会经常给这些人施压,说你们一定要保证教学任务的完成,就导致很多的助理教授他们其实自己压力很大,甚至有人会愿意自己把几百个学生的作业全改了。他们之中当时也会有些人把这种压力表达成他们对那些罢工的助教的情绪。当然还有院系也有一些非常同情的人,在我们系当时的这种氛围中他们也不敢说话。

 

我们之前在征集那个罢工意向调查的时候,我们院系其实一开始是60%的人愿意罢工的,但是后来因为院系里的这种威胁,实际罢工率并没有那么高,就只有50%左右。有一个院系里的组织者当时就非常情绪化,在院系大会上就直接跟大家说,罢工在这个系里面一定会失败。罢工刚开始的那段时间其实是非常困难的。即便是全校96%的通过率支持的罢工,最后当它真的开始的时候,你还是可以感受到工人中的紧张和恐惧,还有内部矛盾是其实是非常大的。在发起罢工的那次全员大会上,其实氛围也非常紧张。有一些基层的研究生工人在全员大会上对工会的领导进行攻击。他们就说,我们虽然授权罢工,但是你们可以不用这么早发起罢工,为什么不再等两周看学校会不会给你一个好的offer?其实你可以看到这是恐惧和紧张情绪的表达,但是他们会把这种情绪表达成对这个决定的一些意见。但是因为当时我们发起罢工已经是3月底,那个学期期末是在4月底,我们如果要让这个罢工生效的话,实际上那已经是非常晚的一个节点了。我们也认为就理性上来讲,你如果再往后推的话,其实并不会有利于谈判。然后学校内部也会产生很多谣言,我们学校里会有很多人认为工会其实是被一小部分非常激进的人把持了,这些人很早以前就开始打算进行一个非常长期的、六周以上的罢工;当时大家罢工授权的时候,实际上是授权了一个六周以上的罢工。

 

但这些其实就都是谣言,因为实际上在罢工进行过程中,你每周都是要投票的,也不是说我们一开始就要去进行一个长线的罢工。只是工会领导跟大家说过,如果我们要迫使学校进行让步的话,很可能罢工会持续比较长时间,但他确实不是从很早就计划好要进行一个很长时间的罢工。所以我们当时组织工作最主要内容就是在跟每门课的助教以及在系里跟大家聊天,了解每个课的情况、老师态度、大家的想法。但更重要的一部分就是在安抚大家的情绪,因为这些情绪是你没有办法在一个全员大会那种受众非常广的地方解决的。只能通过你在院系里面点对点、一对一去聊,才能去处理大家的情绪问题。我当时的感受就是,首先你很明确这些谣言和分歧的背后,其实是大家受到外部的压力以后对罢工产生的恐慌和恐惧,他未必是理性的,但是他是一定要被处理。如果你不去处理,就会发展成很深的内部矛盾。我觉得当时工会领导在做这个工作的时候,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他要能够区分大家的情绪表达和做出理性决策。他首先要能够做出正确的决定,但是另外一方面就是一定要能够照顾到大家的情绪和大家表达出来的恐惧,要通过对话来解决这些问题。这是我当时感觉比较深的一个点。在内部矛盾比较大的时候,这个处理还是比较麻烦了。这当时罢工的一些情况,其实并不是非常顺利,即便我们是96%的罢工,但是你可以看到内部其实有很多矛盾。


“劳工禁制令”

然后我讲到下一个部分,就是罢工开始之后,学校就直接开始采取了一些法律手段。我再讲一下这个背景:密歇根的州法实际上是不允许公共部门的雇员进行罢工的。因为密歇根大学是一个公立学校,所以我们其实是算公共部门的雇员,也就是说密歇根的州法是不允许我们罢工的。此外,我们的合同条款里面也有一个不罢工条款,就是说在合同存续期间,我们承诺不进行罢工。也就是说,我们如果当时发动罢工的话,这个罢工是双重违法。首先它违反了我们自己的合同,所以说学校可以向法庭提请劳工禁制令来制裁我们的罢工。如果这个劳工禁制令在法庭获得通过的话,那我们会面临非常高的罚款,并且这个罚款是每天增加的,就是说如果你不返回你的工作场合,那你的罚款就是每日这样积累,还会逐渐增加。然后我可以大概介绍一下劳工禁制令的背景。这个劳工禁制令在美国其实有着非常臭名昭著的历史,他们最早是在罗斯福新政之前,就是大萧条时期用来制裁一些集体的比较大范围的集体劳工行动。它是一种用来强制结束罢工的法律手段。

 

这个劳工禁制令其实在罗斯福新政期间,大部分已经被取消了,在私营部门的话基本上在全国范围内是被取消了,但是对于公共部门来讲的话,它的情况是取决于各州的州法的。虽然说这个劳工禁制令它总体上是不受欢迎的,但是在各州还是有一些存续,密歇根州就是劳工禁制令可以针对公共部门的雇员被使用的一个州,我们在罢工之前也是知道这一点的。我们当时给大家做动员工作的时候就告诉大家,如果我们真的发动罢工的话,并不是说我们的行为是不合理的,而是对于劳工来讲,这个法律体系就是不公平的。所以我们发动罢工的话,不是说我们做的是违法行为,而是我们在用罢工本身去抵抗这个不公正的法律体系本身,这是我们当时做组织工作的一个部分。我们会跟大家讲这个东西会有什么风险,就在这个背景下,当然大家最后还是决定要进行罢工。但是我们一开始在决定罢工的时候,其实是做好了种种面对劳工禁制令的准备了,我们甚至没有想到这个劳工禁制令会在法庭上被拒绝,但是结果是在学校提请了劳工禁制令的两周以后,当时他们在法院进行了两周听证会,最后的法庭的决定是他们不去颁布这个法庭禁制令。

 

提问:12月资金支持计划相当于只争取到今年一年的工资,第二年没有承诺吗?

学校跟研究生工人说这个12月资金支持计划是一个长期的项目,他们每一年都会这样执行下去,并且跟我们说他们不会取消这个项目。但是实际上他们去跟院系领导讲的时候,就是说我们今年可能有钱,但是你们明年这个钱怎么来,你们自己去想。他们对研究生工人当时说的并不是这么一套,但是最后在执行的时候完全是不一样的情况。我们是从后来执行的时候才看出来,学校这个计划一定不是一个长期深思熟虑的结果。这个计划在罢工开始之后还没有被取消,我觉得这也是作为学校对我们回应的一部分。他们后来确实还是在暑期执行了这个计划,只是非常混乱,然后有些人就没有像学校承诺的那样拿到钱。

 

当时那个法官说的是,没有证据证明学生的罢工对学校造成了不可弥补的伤害,所以他认为没有理由去颁布这个劳工禁制令。所以当时其实这个节点也是一个对我们来说非常意外的、非常重大的成功。就是我们已经准备好了说种种的法律结果,我们并且在想,如果这个东西真的颁布下来的话,我们会怎么办?我觉得当时大家种种的压力,其实很大程度上都来自于我们认为这个东西会失败。但是结果就相当于是说,我们在知道它是一个违法罢工情况下,我们还是决定了发起罢工;并且,这种我们用罢工来抵抗不公正的法律体系本身的这个尝试,最后还在法庭上成功了。法庭也认为我们这个行为并不应该被判定一个违法行为。所以这个其实也是我们在罢工进展中一个非常重大的进展。


Q&A1

提问:如果劳工禁制令真的通过,你们有什么应对方法?

我们的应对方法,我们当时决定我们应该根据那个禁制令的具体要求来看,我们当时也没有具体的措施。因为我们也不知道它具体是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结果,但是我们就觉得这个事情是可以尝试的。然后根据它的进展,我们再来决定下一步要做什么。对,就是我们当时也没有具体的方案嘛,所以大家的恐慌一定程度也是来自于这个。

 

最后这个劳工禁制令居然没有被颁布,就对我们来讲非常意外,然后可能也是使得我们最后可以成功的一个很重要的节点吧。

 

提问:当时怎样安定大家的情绪?

我们当时主要是号召大家去那个法庭门口参加那个纠察线。就是我们希望大家能够不是对内表达情绪,而是向学校表达我们有这么多的愤怒。因为这个学校发起劳工禁制令,就是相当于它不愿意去回应我们的正当的经济诉求,而要把我们诉诸法庭。这对很多学生来讲,其实他们是不可以接受的,他们在情感上觉得,就是意识到学校有多么的的离谱。然后当时我们就会鼓励大家把这个情绪发泄到纠察线上,鼓励大家去参加、去旁听我们的听证会,在外面就是支持我们的法律团队。


安定大家情绪的话,就是有通过谈话。

 

提问:罢工会被老师威胁不能毕业吗?

当时也没有被老师威胁不能毕业,老师只是会暗示说,“你参与罢工会影响老师对你的评价”。这是一个非常模糊的东西,他们不会明确地暗示威胁你毕业,因为这是不行的,就是你如果要威胁学生毕业的话,它一定是要跟你的学业进展有关系的嘛,但这个是不相关的,根据校规,老师也不能够威胁你,说要毕业,这样。

 

提问:请问直接明示威胁以后给学生写黑推会导致怎样的后果呢?

(老师)会暗示写黑推。就是如果是那个老师的直接学生的话,我觉得他们可能是会有这样顾虑的。但是问题就在于,我们当时跟大家讲的就是,如果我们罢工的人数很多的话,你如果很多人都罢工的话,他难道能因为罢工,就都给你写黑推吗?当然也会有人(真的被写黑推?)。这个东西其实是很模糊的,确实是有这个风险,也不能说罢工人数多就能够完全避免。但是我们就跟大家讲,你们可以自己考虑,这个其中就是你们自己去balance里面的风险。确实有些人他们就是没有参加这个罢工嘛。

 

提问:如果直接威胁学生,老师会因为违反某种规定受到制裁吗?

老师其实没办法因为罢工直接威胁学生,因为你的学生身份、你是否能毕业这些东西,它和你雇佣身份相关的一些行动是没有关系的。校规里面关于怎么样去让学生不毕业有一个很明确的、冗长的程序,你必须要走完那个程序,因为跟学业进展相关的原因你才可能开除一个学生。所以老师一般也不会这样去做,因为他们也没有权力这样讲。但是也确实有老师在学生可能不清楚具体法律的情况下会用错误的信息来威胁他们,特别是利用国际生签证来威胁,但是这实际上是不成立的。这些恐吓行为是可以被起诉的,但是法律程序也很冗长,所以一般可能不会追究到底。据我所知,老师一般不会直接去威胁学生(关于毕业),他们只会在一些比较模糊的层面上暗示,参与罢工会影响他对你的评价。

 

提问:学校工会与上级工会有什么联系?

实际上是有的,上级工会给我们提供的是一些法律援助、技术支持什么的。然后学校确实是会通过上级工会来跟我们进行一些沟通。因为我们的一些法律服务很多是上级工会提供的,而很多时候上级工会的决策跟我们实际上也不完全一致,那他们有时候就会利用这一点,来让我们取消一些跟学校之间的法律诉讼。就确实有这样一个关系,总体上来讲上级工会对我们决策的影响不是非常大,但学校确实会利用这一点,让上级工会来对我们的决定做出一些干扰。


克扣四月工资

4月份的时候,学校在法庭上输了这个劳工禁制令。对我们来讲,这是一个非常大的进展。但是对于学校来说,他们仅仅是少了一张牌,他们还有很多很多方式可以制裁罢工。

 

4月中旬法庭做出决定,不颁布劳工禁制令。到了4月底的时候,学校就发一个工时证明表,它就让所有的学生填,你到底有没有在工作?发这个东西有一个原因就是,学校如果要扣你的工资的话,它必须要举出证据,证明你在那个时期内是没有在工作的,但是我们当时是很多人一起罢工,然后如果老师不上报说谁在工作、谁不在工作的话,学校是没有办法知道的。所以在法律上讲,其实非常难以确定这个学生究竟有没有在工作。然后因为整个助教系统是的全校、是非常分散的嘛,学校当时就搞了一个办法,用那个工时证明表。

 

然后当时我们是全员通过投票,就是大家都不填这个表,这样的话,学校就没有证据来证明你到底有没有在工作。学校当时就是每周发,甚至是一周给你发三次,告诉你说“你如果不填这个表就拿不到工资”什么的。然后我们大家就决定用集体行动来抵制工资证明表,即便是没有在罢工的同学,我们也会跟他们讲,希望大家不要填这个表。最后确实是大部分人都没有再填这个表。

 

也就是说,如果你不填表的话,其实学校根本不知道你没有在工作。但就在这样的情况下,学校最后决定,把所有不填表的工资就确实都是全扣了。实际上在这个情况下,这是一个违法扣除工资的行为。但是学校为了制裁罢工,他们确实也就这么扣了。就是实际上违法了,但是他们的确就这么干了。


校警拘留抗议学生

除此之外,在4月份还发生过一个事情,就是一些学生在一个饭店堵住了我们的校长,就问他为什么要这样违法扣工资,然后希望跟学校校长谈一谈这样一个情况;校长就直接出来,钻进了他那个车里面,然后就想要走;很多学生拦在那个车前,校长就叫校警去到校区几个街区以外的一个地方。当时还产生一些冲突,然后拘捕了一些学生,虽然后来就很快就放了。当时在矛盾最激烈的时候,就是发生过一些这样的事情。

 

然后即便是在学校决定要把我们4月份工资全扣的情况下,学校通过法律制裁、扣工资这些方式(阻挠罢工),但是在我们的合同上完全不让步。在这种情况下,大家就决定这个罢工还是要继续下去。


捏造期末成绩

这个进程就进展到了期末的时候。其实对高校的一些打工人来讲,罢工最大的筹码就是你期末那个成绩。学校最在意的事情是期末成绩是否能够被按时提交。

 

在期末的时候学校发现,他们用法律手段、他们扣工资,最后都没有阻挠我们的罢工,罢工都还在继续进行,他们最后就开始发邮件威胁除了我们这些助教以外的、校园内的其他的社群。比方说他们会发邮件去威胁那些课程讲师,让他们提交成绩。因为课程讲师其实也是合同工嘛,学校就会暗示说,如果今年你们的课程成绩不能够被按时提交的话,你们明年的合同可能就不会被继续。他们会暗示一些这样的东西。学校就会发现,当工会——比方说我们的工会——组织程度比较高的话,它很难通过这些行为去破坏工会内部的集体行动。但是像校园内还有一些别的社群,它的工会组织程度可能不是那么高的话,他们就很容易去威胁这些人。所以当学校发现他们很难直接阻挠我们罢工的时候,就会转而把压力放到别的人身上。然后当时他们就威胁讲师提交成绩,然后有一些领导会给他们压力吧。

 

然后我们学校的讲师工会不太怎么作为,就和讲师们说,如果这些讲师他们想要帮助我们(助教)扣成绩的话,工会是没有办法提供支持和帮助的。讲师工会没有再组织一个集体行动的时候,来跟讲师说,我们可以一起帮助助教来扣成绩,他们没有这样的一个组织行动。所以就是我可以感觉到,虽然当时讲师中有些人非常同情罢工,但是如果他们是用个体来面对学校给你的这种压力的话,其实很少有人会选择去帮助教扣这个成绩的。所以其实当时很多的压力被转嫁到这些讲师的身上,有些人可能真的需要一个人改几百份作业。

 

但是我们助教当时的罢工率还是蛮高的,因此即便学校有给讲师施压,招了一些工贼(找一些研究生给他们改作业)什么的这些措施,他们还是不能把所有的作业都改完。最后学校怎么办呢?他们甚至直接发邮件给院系领导,明确给他们指示说,如果说你们不能够找到足够的讲师,或者是招到足够的工贼,来把这些成绩都给出来的话,你们就可以直接给学生全A,但是你们最后一定要把这个成绩给按时交上。这个事情就是非常的离谱,因为密歇根可能是全美第一个因为助教罢工,然后明确给院系领导指示说,你可以因为罢工给学生全A的这样一个高校。校方是明目张胆地在做这样的一件事,我们当时也是觉得挺震惊的,就是还是挺离谱的。

 

即便拖到了期末这个时间点,学校都没有在任何诉求上让步。然后其实谈判是一直在进行的,学校最后给出的那个工资涨幅,还是532,就是可能三年11%,可能也就跟去年一年通胀率差不多的这样一个涨幅,然后他们也不说要把12月的那个计划写进我们的合同。我们当时很重要的一个诉求是那个12月的资金这个计划一定要写我们的合同,他们在这个事情上也是完全没有松口的。其他的一些主要诉求,基本上也没有怎么同意。他们就用了所有的这些手段,希望迫使我们去接受他们当时那个offer。但是我们还是没有妥协,最后就一直拖到暑假。

 

暑假期间我们主要就是在进行一些法律诉讼。因为暑假的话,助教不是很多。基本上我们罢工虽然是悬而未决的,但是其实暑假期间本身也没有办法进行太多的罢工活动,但是罢工确实是一个悬而未决的事情。我们暑假主要就是进行法律诉讼,一方面我们向上级,就是监管教学资质的那个机构,举报学校的行为,我们列举了很多证据,希望他们都需要进行调查。另外一方面就是,对学校当时4月份违法扣工资的这个事情进行了一些法律诉讼。暑假实际上就是主要在进行这些事情。然后学校即便在面对所有这些法律诉讼的情况下,他们整个暑假基本上也都没有任何进展。

 

上级的监管机构一开始说要对学校进行调查,并且认为这是一个严肃的事情。到了大概7月底的时候,他们就突然表态说学校在这个事情上没有明显的违规行为,然后并且决定不进行调查。这里面很明显的感受就是,学校已经这么明显的给学生全A,并且是有明确的证据的,但是你可以看到学校的背后就是美国这些官僚体系,你不能够指望官僚体系来对学校造成什么压力。就即便是这样的一个违规行为,在他们那里,过几个月以后,他们就认为这是一个可以不了了之的小事而已。所以这也是我们当时一个感受吧。


八月-没有爆炸的“爆炸”合同

然后这个事情就一直拖到了8月底。当时新学期快要开始了,我们当时觉得说,如果学校还是不在这个事情上让步的话,我们就要考虑新学期继续罢工的可能性。然后我们当时组织大家就8月份继续罢工进行了一些讨论。

 

直到这个时候,直到到了8月大概中旬的时候,学校才通过我们的上级工会,来跟我们口头传达一个合同。他们就说,学校有意向跟我们在新学期的开学以前达成协议,基本上他们会承认我们的主要诉求,包括工资涨幅跟上通胀率,就是给我们一个28的涨幅,然后他们这个时候就口头承诺说可能会,他们也会认为可以把那个12月资金计划写进我们的合同,然后还有其他的种种。校方没有直接来跟我们讲,也没有给出一个书面的合同,他们就跟上级工会说会,有这样一个合同,并且给我们传递的信息是,要求我们在24小时之内给出一个答复,要不要接受这个合同?如果我们当时不接受这个合同的话,他的意思就是,这个东西就会被取消,然后我们就回到罢工之前的那个谈判进程。

 

当时只给了24小时,又非常模糊,也没有一个明确的书面提案,只是通过上级工会告诉我们说,这是会是一个非常好的、基本上答应了你们所有诉求的提案,所以在全员大会上我们就讨论说,虽然学校说24小时之后这个东西会被取消,但是大家就认为,既然罢工已经进行到这一步,学校现在做出的任何让步一定是基于我们切实的罢工产生的那个产生的那个leverage,不是说学校可以想收回就收回。这个东西不是学校的施舍,而是你通过你的罢工带来的一个筹码。

 

所以我们就觉得,学校说的“24小时之内如果不回复就会撤回”一定只是威胁和谈判策略而已。所以在当时的情况下,全员大会讨论就说,我们无法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做出答复,我们一定要再进行一周的讨论,然后再决定,我们究竟是要学校重新给出一个新的、进一步的offer,还是说我们就接受这个offer怎么样?

 

所以我们当时的讨论结果就是,我们不认为学校说的这个会爆炸、就是会被取消的合同,是一个尊重我们的决定。我们就是明确跟学校说,我们确实无法在这个时间内做出答复,我们必须要再进行讨论,然后再告诉你我我们的决定。然后后来的一周里面,我们在院系层面、全校层面,其实进行了很多很多的讨论。就那一周开了各种会,跟大家讲这个合同会是什么样子的,然后这个合同的优点和缺点就是就这样子,然后大家进行了很多。最后,在那个讨论的一周之后,我们还是决定要给学校再发一个我们进一步的offer,就是我们不觉得这个事情是我们就完全就可以接受的,然后跟学校就一些遗留问题进行了一些讨论。

 

然后在那一周之后,学校所谓的这个“会被取消的合同”,实际上他们也只是取消了一些非常非常边缘项目。他们当时会说,给我们一个奖金,然后在那周之后这个奖金还要被取消,但剩下的那些合同内容,校方其实并没有把这个东西撤回。

 

最后我们在谈判桌上就是坚持给他们我们的counter offer(还盘,买方还价),学校还是有在跟我们讨价还价的,然后又进行了几个来回的谈判。到了最后,就是8月底之前,我们才谈下一个最终的合同,这个合同基本上包括我们之前所有的诉求。首先,在未来三年,工资涨幅会提高到8%、6%和6%。然后学校之前一直说“因为种种技术原因不能够被写进合同”的那个12月的暑期津贴支持计划,最后校方也同意会把它写进合同。然后在国际生的资金上,他们会每年提供十万美元的基金,给国际上应急基金。然后他们也承诺从今年开始要成立那个“处在不健康关系里的研究生工人的那个医学系的过渡基金”。

 

然后包括说,在罢工期间招来校园警察来拘捕学生的校长,最后在我们的罢工结束的时候,同意发表一个公开声明支持取消警察计划的方案。我觉得这也是一个非常重大的进展,因为他们之前在谈判的时候说,废警这个诉求是一个广泛的校园安全问题,它本身跟你的雇佣关系、雇佣谈判是没有关系的。但是最后就发现,你实际上能够谈下什么,都不取决于校方怎么说,这都不取决于这些技术细节,本质上它就是一个权力斗争,就在于说你能够取得多少筹码,你能够让校方做出多少让步。那么只要你的那个谈判力量足够大的话,学校所说的这些理由都不是理由,都一定有办法实现这个东西。

 

然后在跨性别群体的权益上,其实有很大提高,医保包括了很多他们的新的医保项目。然后还有就是残障群体的权利。就是这些方面基本上最后在这个合同里面都得到了,(我们的诉求)基本上都实现了。当然还有一些遗留的问题,比方说我们有一个三个校区之间不平等的问题,最后三个校区之间的待遇没有完全被拉平;然后还有一些项目,比方说音乐学院有一些项目,他们还是没有拿到暑期津贴(summer funding),就是(这个词)是对全校所有PHD的,但他们那个学位叫DMA(音乐艺术博士)。虽然他们可能跟我们干的活是差不多的,但他们确实是没有享受这个暑期津贴计划的待遇。

 

其次就是我们4月份的工资,我们当时在罢工之前和大家说,我们是希望在我们罢工之前跟学校把这个东西要回来,但是因为学校当时是用了那个假成绩,直接就给了学生全A,然后也没有受到上级部门监管,所以他就没有必要把助教雇佣回去,(让他们)把这部分工作补上,这跟其他的一些学校,比如哥大的情况是不太一样的,于是学校就有理由不把这部分钱发回来,所以这个其实也是我们最终得到的合同的一个遗留问题吧。

 

但是呢,当时在8月底工会投票的时候,最终我们这个合同还是以97%的赞成票通过的。所以我们到8月底的时候我们才谈下来这个合同,我们差不多也是走完了这个过程。虽然这个合同里面我们承认它还会有一些问题,但是我们当时还是跟大家说,这些遗漏的问题我们还是可以讨论,虽然可能没有办法通过继续罢工来实现我们的诉求,但是我们希望可以通过更长期的组织策略,把它纳入到未来的谈判里面来。这个就是我们的大概的,整个的情况。


Q&A2

提问:前面提到,工会比较近期从服务模式(service model)转到组织模式(organizing model),可以细说一下这个改变过程在工会内部是如何发生的吗?是怎么被提出和沟通的,是经过了投票嘛?成员如何协商,以及是否有过什么矛盾?

转变模式的话,这个其实主要是我觉得主要是领导层的一个改变。我觉得是在前几年的工会组织过程当中,工会内部对当时的那些领导层的一些做法就是会有很多不满,因为之前的领导层在面对学校的时候,他们是不太会这么强硬的去对抗学校。像我们2020年的时候还组织过一次罢工,当时是疫情期间,然后学校就说要放开校门,让大家回来上课。所以在20年秋天的时候,当时工会进行了一次罢工,主要是反对学校放开校园的政策,就是工会主张大家还是应该在线上上课,要保障大家安全。

 

我当时因为也没有具体参加这件事情,但是我通过现在的领导层知道的事情,就是当然大家对工会做法有很多不满,包括对他们的组织模式和他们的工作模式就是有很多不满,之前的工会领导跟学校就很容易妥协,然后也可能最后也不能够实现我们真正要的诉求,所以当时就暴露出来的一些问题。在后来的领导层换届过程当中,一些对当时现状不满的人就自己组织到一起,然后他们就主动来一起承担了学校工会的领导工作,再然后,他们就开始用他们的工作理念来领导工会接下来工作,然后才转从服务模式转变到组织模式,所以这个转变其实主要确实是内部有一批对现状不太满意的人,然后他们自己组织起来了,然后并且他们去承担了这个领导的工作,然后他们推动了这件事情的发生。

 

据我所知,其实我们从服务模式转变到组织模式的这个过程里面都出现过一些冲突,会有一些就是过去的领导和现在的领导的一些冲突。但是最后确实也是工会成员,投票选出了我们现在的领导层,然后我们才进行了这个转变。

 

提问:密歇根研究生工人的工会的架构大概是什么样的,以及换届的周期是多长?另外是怎么样去进行这个换届的,所有领导层都是投票选出来的吗?还是有一些是任命的?

我们是每年都会换届的,关于工会的组织架构大概是这样子,正式机构的话我们有一个组织委员会。这个组织委员会它是负责对内的组织,就是开一些院系大会,然后我们每两周要通报一下,最近发生了什么事情?然后我们在院系内需要做一些什么事情。

 

然后我们还有一个政治行动委员会,那个主要是负责对外工作,就是对接我们当地的一些别的政治团体,然后我们会一起组织一些政治行动。就比方说最近的那个声援巴勒斯坦的活动,其实很多就是我们那个政治行动委员会在做的。所以有一个对内组织和一个对外采取行动的(机构)。这是我们的工作里比较核心的两个部门。

 

然后的话,我们还会有一些核心小组(caucus),核心小组是关注不同议题的,就我们会有一些关注废警的小组,然后关注国际学生议题的,关注硕士研究生的权利的,或者是关注跨性别群体的这样一些小组。他们是在长期关注这些问题,然后这些小组在罢工之前会成立各自的工作小组,然后来撰写各自相关的诉求。

 

除了常设的部门,我们还有一些会议,会议会分成全员大会和院系组织者的会议。全员大会所有人都可以去开,院系组织者会议的话,只要你自己参与到组织工作里面来,你就可以来开会。院系组织者会议两周开一次,这个是我们主要跟院系之间沟通的渠道。然后像那些核心小组的话,我们工会其实很鼓励建立核心小组,就是说作为一个工人,只要你自己有关心的议题,你就可以组织起来,然后你自己来成立一个小组,然后来关注这个东西并且推进这个议题。

 

所以情况大概是这样。总体上来讲,我觉得是一个比较扁平化的组织机构。

 

那么选举的话是这样子,他们每年都会有那个候选人。我们一般是在4月底换届,每年到4月底的时候就会开一个全员大会来投票。给现在的工会领导人来投票选举,但是我们其实之前的选举基本上就是等额选举,不是差额选举,就是其实也没有很多的候选人。

 

我们的一个想法是,其实这个民主它不在于这个投票形式本身。我们当时的一个感受就是说,其实不应该像美国那种选举政治一样,搞很多的候选人,然后来进行一些演讲什么的,我觉得那个不是一个最有效的民主形式,最有效的形式是你可以有一个机制参与到这个组织过程里面来。我觉得如果你问一些比较基层的工人的话,他们如果愿意加入,其实是很容易首先是参与到组织委员会的工作里面来,然后你参与到这个组织,工作里面以后你也很容易接触到领导层。我觉得很多工会的领导层,是在他们参与这些组织工作的过程里面涌现出来的。比如大家就比较能够认同他能够胜任这份工作,然后在选举里面,通常是这些人他们会去承担下一轮的工作。

 

所以我觉得这个选举过程也不完全就是要通过大家一个完全不认识的人,然后那种竞选工作,然后打很多广告,然后进行一些演讲,然后就让大家来投票。我觉得现在的模式,更多的还是说像一个基层的工人,他从参与最基层的院系组织,然后加入到那个全校的工会的比较核心的组织里面来,然后成为领导层,就是会是这样我觉得还是比较体现一种参与性民主。我觉得这个投票方式跟美国比较普遍的那种竞选就是那种竞选模式还是不太一样的,但他确实是全员投票。

 

提问:想问问是先收集各个不同议题小组撰写的诉求,提交给学校,然后再面对面跟学校谈判吗?以及谈判前需要做什么具体的准备呢?类似谈判策略、沟通话术之类的?

收集各个不同议题撰写的诉求的话是这样。我们有关注不同议题的小组,他们来写写自己的诉求,然后我们是把这些诉求打包成我们总的一个诉求包,然后直接在谈判开始的时候再递给学校,跟学校一起来谈的。所以我们诉求,相当于是全校全员大会一起通过了以后,我们是把整个诉求包一起丢给学校的,不是一个个分别地丢给他们。

 

然后谈判前要具体做什么准备的话,工会会给我们提供一些培训。就是工会会有一些告诉你怎么谈判的策略,但其实主要也都还是研究生工人自己在谈。我们也不是专业那种谈判人员,我们当时我们负责谈判的那些人,他们之前也参与过前几个谈判周期的一些谈判,所以他们会有很多的经验。然后我们当时也有去那个劳工笔记(labor notes),就是美国的一个劳工会议,然后那个会议上有很多交流谈判的策略啊什么的,当时大家也都有去过那个会议,就参加过一些这样的培训。

 

提问:请问能简单介绍一下针对巴勒斯坦的政治活动吗?比如是怎么组织参与的,以及对工会来说,大家的利弊考量是怎样的?

关于巴勒斯坦的话,我们工会现在做的大概是这些事情。在上个月吧,我们当时发了一个公开声明,就是支持巴勒斯坦。但是这个事情其实有很多的阻力,学校当时有很多工会会员就要退会,可能我们后来有将近快100个人,他们要退会,就是因为我们发出声明。所以就是像组织巴勒斯坦的这个政治活动。在美国它很难到把它推进到院系层面来做。就像我们在罢工期间,我们这个组织工作其实是通过你在每个院系里去,一个一个人的面对面去讲。但是我觉得巴勒斯坦这个活动的话,现在其实还远远没有到这个程度。

 

主要的话还是说你在学校里面跟一些别的支持巴勒斯坦的群体,包括像一些本科生的那些支持巴勒斯坦的组织,我们跟他一起搞一些活动。主要还是集中在一些学校范围内,比方说像那个就是抗议啊,然后静坐啊,占领教学楼这样的一些活动,但是他没被推进到一个部门或者院系组织的这样一个程度,也是因为有这些考量吧。

 

因为它可能很难像一个劳工议题一样,在院系里获得那么大的支持,然后同时也得考虑到,就是像在美国高校里面的犹太复国主义者势力是非常大的嘛。然后你在你要做这些组织的话,其实受到威胁的可能性非常大的,所以这个阻力还是非常大的。所以巴勒斯坦这个活动其实不是一个很好做的东西,但我觉得就是我们今年能够发出一个公开声明来讲已经是一个比较大的一步了,但是距离我们要真的通过行动,能够对这个局势产生一些影响可能还有距离。比如我们当时有想过说可能可以考虑的,是像高校的一些研究室啊,如果他们当时对参与巴以战争的一些公司提供技术支持的一些研究室,我们可以通过干预他们的行动来直接产生一些影响。这些都是一些设想,但是这些都还没有被具体的落实下来。对,就是我觉得关于巴勒斯坦的组织是一个比较长期的工作,但是在我们现阶段,这次的局势我觉得还是推进了一些,但是总体来讲还不是推进到了非常深的一个程度。

 

提问:还有两个小问题,第一个就是你在前面有讲到争取公开谈判这一点,我觉得是我们去年非常重要的一步工作,那想问一问,就是这种争取公开谈判的努力,在美国别的高校,比如说去年有很多高校也罢工了,他们也有去做类似的努力吗?或者说这是美国高校工会比较达成共识的一种策略,还是说密歇根的工会是比较独特的?

据我所知,并不是所有谈判都是这样公开的,像那个罗格斯大学,他们就没有进行公开谈判。但是我们知道,公开谈判其实也是因为这几年的一个趋势吧,就是确实有很多高校开始采取公开谈判的策略。然后我们当时在劳工笔记,就是谈判之前那一年的劳工笔记,上面就也有很多人在倡导要进行公开谈判。然后在近几年,就全美范围的工会来讲的话,其实我觉得是有这个趋势的,就是很多工会开始采用了这个策略。包括我们当时也是从别的工会经验里面听说有这个东西,然后我们才决定要采用这个公开谈判。

 

就美国高校工会来讲的话,有很多高校有在采用这个策略,包括加州系学校应该也是公开谈判,但并不是所有的高校。就是也有很多高校并不是他们,他们还是像以前这样采取小黑屋谈判这样子。

 

提问:我们工会今年秋天在搞的那个奖金再分配的那个东西,可不可以麻烦大田稍微介绍一下?

好,因为我们的4月份的工资是一个遗留问题嘛。学校当时是拒绝给我们付回这部分工资的,然后他们取而代之,跟我们在合同里面达成一个协议,是他们会给所有的秋季的助教发1000块钱的奖金啊,然后他们这个奖金其实大概是全额发下来,总额可能就是两百万美元,这跟我们在4月份扣的工资总额是差不多的。

 

所以学校是拒绝用返还奖金的形式来给你退这么多钱,那他们给奖金的理由是,这个是你们不罢工的一个奖励(rewards for not going on strike)。然后我们当时在秋季的时候,我们很重要的一个工作就是说我们要承认我们对当时的局势的判断,当时觉得我们能够在罢工协议里面把这个工资拿回来,但最后没有拿回来嘛。所以作为一个补偿策略,就是我们让大家把秋季的奖金收集起来,然后再重新把一部分奖金分配回给那些丢了工资的人的这样一个行动。

 

这是我们这学期比较主要的一个工作吧。就是希望大家能够就是基于这个集体的团结的意识,能够知道你的工资,包括你们在这个学期里面获得所有的合同里的这些福利,都是来自于上学期丢了工资的人的巨大牺牲,然后学校也可能会用这种类似的方式来阻挠未来的罢工。所以我觉得就是说为了让未来的同学能够看到我们这种罢工,这种策略的可持续性,我们就是希望大家能够展现出他们的团结,然后捐出他们的奖金。其实这个奖金对他们来讲也只是一个额外的一个红利嘛,然后把这个就是把奖金再分配给没有奖金的工人,这些工人做了很大的牺牲。所以这是我们这里非常主要的一个行动,这样子。现在这个事情还在进展当中,还在收钱的过程当中。

 

提问:想问一下比如院系层面,在不罢工的时候,工会会做哪些组织工作?

到院系层面不罢工的时候,一般来说,在罢工结束之后那年主要是做contract enforcement。就是其实你那个合同条文写进了合同以后,学校还有很多的方式可以规避去真的执行这些东西。所以我们会跟大家说,你要保证这个合同能够落实的话,实际上还是要随时的组织起来,决定去把这些东西变成现实。比方说加州大学,他们谈判完之后,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他们合同里面很多东西被学校规避了,最后并没有被落实。所以其实很重要的并不是说你谈来的这个东西写进合同就结束了,还有很重要的是你还要通过组织工作把这些东西都确保学校会给你落实。如果他们有不落实地方的话,你要随时就是组织起来去对学校提出你提出意见,然后去让他去落实这个事情。所以这个是我们在罢工之后第一年的工作吧,我们主要是教育工作,就是告诉大家,我们合同里面有些什么内容。

 

然后在下一年的话我们就要进行调查,要进行一个全面调查,然后看大家还有什么需要的东西或者是大家的诉求,然后我们再准备下一年的谈判。所以我们整个三年的谈判循环里面,其实每一年都是有不同的分工的,就是在罢工谈判的那一年的组织工作比较密集吧,那其实每一年都还是有很多的工作需要。

 

提问:前面几次谈判进展不太顺利时,谈判代表是否面临较大压力?以及如何克服这些压力,进一步推进后续谈判的?(挫败的时候,如何坚定信念?)

谈判代表怎么去面对压力?

我觉得这个问题非常好。我觉得公开谈判是非常重要的。如果只是十多个人,你跟他们好说歹说,讲了很多的你的理由,他们就是一个no,那个心里是非常压抑的。但是如果大家去参加过谈判的话,可能会知道就是其实非常压抑,然后你很难支撑很多个月的。然后我觉得公开谈判在这个点上是非常有帮助的。就谈判进展不太顺利的时候,他们不会觉得是他们自己在谈判桌上,而是实际上是我们所有的研究生工人站在一起去面对学校给我们的这些反馈的。包括学校给我们所有的这些压力啊,然后他们的那些不回应,就是种种的压力。然后他们也会在那个房间里面感受到,确实有人来支持他们的嘛。

 

就是我们每次都会组织大家去到那个房间里面去,现场去听个谈判,然后我就觉得坐在谈判桌上的人在这些时候就不会觉得那么孤立无援吧。然后大家也可以讨论,就当谈判桌上的人不知道应该怎么办的时候,我们可以暂停15分钟,然后大家在房间里进行讨论我们要怎么办?所以我觉得公开谈判在这个上面是非常有意义的。

 

提问:这个谈判过程中,是否有第三方调解员呢?

最开始我们要公开谈判的时候,学校就已经找了第三方调解员。然后到后来我们一直没有进展的时候,学校也是威胁说他们还有一些法律措施就是叫fact finding,就是说他们认为我们是在恶意谈判,大概就是说是我们故意不让这个谈判有一个结果,但实际上是学校一直没有给我们任何回应嘛。就中间那几个月里面,他们就有包括采用一些法律程序来说我们就是恶意不进行正常谈判什么的。然后也有找调解员,就很多很多的方式,就确实有第三方是是有介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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