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瘟疫更可怕的，是贫困
点击“蓝字”关注我们
民智观点
The Many Paths To Progress—And Why They Might Not Continue
作者：Abhijit V. Banerjee and Esther Duflo
来源：Foreign Affairs
译者：王楠
各国为了解决贫困问题想出的各种方法。
（正文约 4200 字，预计阅读时间 10 分钟）
虽然过去几十年中不平等激增，但穷人的生活却不算太糟。从1980年到2016年，收入排在后50%人群的平均收入几乎翻了一番，占全球GDP的12%。
自1990年以来，日生活费低于1.90美元(世界银行的“极端贫困”门槛)的人数下降了一半以上，从近20亿下降到约7亿。人类历史上还从未有过如此多的人迅速地摆脱贫困的先例。
甚至穷人的生活质量也得到了大大改善。自1990年以来，全球孕产妇和婴儿的死亡率减半，1亿多婴儿得以存活。
今天，除了战乱中的儿童，无论男女，都有机会接受初等教育。甚至艾滋病毒/艾滋病这一似乎无望的流行病所造成的死亡率也在千禧年达到顶峰后持续下降。
这些成就的很大一部分是由于经济增长。不仅人们的收入增多，国内生产总值也逐渐增多，政府(和其他人)还在学校、医院、药品等向穷人转移收入方面投入更多。
贫困减少大部分发生在两个增长特别快的大型经济体：中国和印度。
但随着现在两国经济增长开始放缓，人们逐渐担忧了起来。中国和印度能做些什么来避免拖延吗？这些国家有没有为其他国家提供可以效仿的让数百万人民摆脱贫困的可靠方法？
包括我们在内的经济学家，倾尽毕生精力来研究和发展贫困问题，却仍然没能很好地解释为什么一些经济体会扩张，而另一些经济体不会，这实在令人不安。
没有明确的公式来解释经济发展。各国经济增长如果有共同点的话，那就是最快的增长似乎来自于重新分配那些分配不当的资源——也就是说，将资本和劳动力投入到最具生产力的用途上。
但这一措施的回报会越来越少，所以各国需要找到消除贫困的新战略。
寻求增长
尽管增长经济是减贫的关键，但是“增长得更快”甚至“继续增长得更快”更多地是表达一种愿望，而不具有可操作性。
20世纪80-90年代，经济学家花了大量时间来分析国家经济衰退，这种分析基于许多变量来预测增长率。
研究人员会插入关于教育、投资、腐败、不平等、文化、与海洋的距离等数据，来分析利于或不利于增长的因素。人们希望从中找到一些可以拉动增长的杠杆。
这次主要研究两个问题。首先，正如经济学家威廉·伊斯特利所展示的那样，同一国家尽管增长率在十年间会发生了巨大变化，但其他方面却不会有明显变化。
在20世纪60-70年代，巴西的增长率居世界前列但；从1980年左右开始的20年里，它基本上停止了增长(之后再次增长又再度停滞)。
1988年，现代宏观经济学的创始人之一罗伯特·卢卡斯(Robert Lucas)发表了一篇文章，他在文章中探讨了印度为何如此落后，并希望它能像埃及或印度尼西亚那样快速增长。
而命运注定，印度经济开始30年的快速增长，而埃及和印度尼西亚开始落后。
1971年，孟加拉国在建国不久后经济疲软，引得他国嘲笑，在1990年至2015年的大部分时间里，其经济增长率都在5%或以上，
而2016年、2017年和2018年，孟加拉国的增长率超过了7%，成为世界上增长最快的20个经济体之一。
在所有这些情况下，增长的来来去去都没有明显的原因。
无法梳理出导致增长的单一因素
其次，从更基本的层面来看，这些找寻增长原因的努力毫无意义。对一个特定国家来说，几乎每一个变量都与其他变量相互影响。
以教育这个与增长正相关的因素为例。教育在一定程度上是政府管理和资助学校有效性的一个体现。
而一个政府擅于此也会擅长于其他事情——比如修路。
如果教育体系较好的国家的增长率较高，是因为教育提高了劳动力质量，还是因为道路让贸易更畅通？还是因为别的？
更让人混乱的是，当经济状况良好时，人们可能更愿意教育他们的孩子——所以增长也可能会导致教育，而不仅仅是教育导致增长。
试图梳理出导致增长的单一因素是徒劳的。因此，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是必须要考虑多方因素。
那么，决策者要注意什么呢？有些事情显然需要避免:
恶性通货膨胀；
极度高估的固定汇率；
20世纪70年代印度政府对私营企业的完全控制，从造船厂到鞋厂，一切都是国有的。
但考虑到几乎没有人会再寻求如此极端的治理，所以这并不是特别有用的建议。
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想知道的不是它们是否应该一夜之间将所有私营企业国有化，而是它们是否应该效仿中国的经济模式。
尽管在很大程度上中国是一个市场经济国家，但该国对待资本主义的方式与典型的盎格鲁-撒克逊模式有很大不同，盎格鲁-撒克逊模式的特点是税收低，监管少，也与欧洲模式不同，中国国家的作用更大。
在中国，无论是在国家还是地方层面，国家在土地、资本甚至劳动力的分配上都发挥着巨大的作用。
东亚其他经济体也偏离传统的资本主义模式，经历了几十年的高速增长；以日本、韩国和台湾为例，它们都是政府推行积极产业政策的产物。
路透社/斯特林格2019年9月在中国嘉兴的一家工厂
所有这些经济体在奉行非常规政策后都取得了惊人的成功。问题是他们取得的成就是否与选择有关，还是因为运气好，我们能够从它们的成功中吸取经验？
那里的经济也遭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破坏，所以快速增长在一定程度上可能仅仅是经济复苏。
此外，中国经验中的哪些元素值得各国效仿？邓小平时期的中国吗？那时的中国虽然极度贫困，却拥有相对优秀的教育和医疗保健，收入分配非常平均。
还是文化大革命，试图抹杀精英的优势，让每个人都处于公平的竞争环境？又或者是从中国4000年的发展史中学习经验？
2006年，世界银行要求经济学家迈克尔·斯宾塞组织领导一个经济增长委员会。该小组在其最后报告中承认，增长没有一般原则，也没有两个完全相同的经济扩张例子。
伊斯特利用直白的语言描述了他们的努力：“由21位世界领导人和专家组成的委员会、一个由11名成员组成的工作组、300名学术专家、12个研讨会、13次磋商和400万美元的预算。
专家们对如何实现高增长问题的回答大致是：我们不知道，但相信专家们会弄清楚。"
容易实现的目标
然而，经济学家通过反复研究增长来源问题确实学到了一些东西。特别是，他们逐渐明白转型是增长这一故事中一个重要但未被充分强调的部分。
传统增长理论的核心原则之一是转型并不重要，因为市场力量确保了资源能够顺利、快速地交付给最具生产力的用户。
最肥沃的土地应该集中耕种。最好的员工最终会在利润最高的公司工作。投资者会把他们的资本委托给最有前途的企业家。
然而这个假设常常是错误的。在给定的经济中，生产性和非生产性企业并存，资源并不总是能得到最佳利用。
尤其在发展中国家，那里的许多市场，如信贷、土地或劳动力市场，运转不良。问题往往不在于人才、技术和资本的缺乏，而在于没有充分利用它们。
一些公司的雇员太多，而另一些公司则无法雇用到需要的员工。一些公司使用最新的技术，而另一些公司从来不使用。
一些有伟大想法的企业家可能无法取得资金，而其他没有特别天赋的企业家则继续经营。这就是经济学家所说的“错位”。
资源并不总是得到最佳利用
分配不当会削弱增长，这意味着重新分配可以促进增长。
近年来，经济学家试图量化最大限度地利用资源能带来多少增长。
例如，谢长泰和彼得·克莱诺发现，在保持资本和劳动力不变的情况下，仅仅重新分配某些行业的生产要素，就可以使中国的生产率提高30-50%，使印度提高40-60%。
如果将再分配推广到更广阔的经济领域，回报会更大。
换句话说，仅仅通过将现有资源重新分配给更适当的用途就有可能刺激增长。
如果一个国家开始时资源利用率非常低，就像中国在邓小平或印度之前的极端统制时期一样，那么改革的第一重好处可能来自合理利用资源。
有许多方法可以改善分配，比如中国在邓小平领导下从集体化农业转向私有化或者印度在20世纪90年代为加快债务纠纷的解决从而提高信贷市场效等。
但另一方面，收益会在到达某一至高点后开始减少。许多发展中经济体现在正面临这一问题。他们和世界其他国家将不得不接受一个令人不安的事实:惊人增长的时代可能即将结束。
想想中国的轨迹。到目前为止，这个国家已经摆脱了最明显的分配不当。
明智的是，它收回了新投资增长带来的收益，它将这些产出销往海外，因而成为全球出口需求增加的受益者。
但随着这一战略基本上走上正轨，中国仍然难逃增长衰退: 既然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出口国，它不可能以比世界经济增长更快的速度增长出口。
惊人增长的时代可能即将结束
按人均计算，中国的产出可能最终会赶上美国，所以增长放缓意味着这将需要更长时间。
如果中国的年增长率下降到5%并保持不变，这或许是乐观的估计，如果美国的年增长率继续徘徊在1.5%左右，那么中国的人均收入至少需要35年才能赶上美国。
与此同时，中国当局也明白快速增长是暂时的，比如2014年，中国领导人谈到要适应增长放缓的“新常态”。
许多人认为尽管两位数的年增长率已经过去，但在可预见的未来，中国经济仍将以每年7%的速度增长。
即便如此，也可能过于乐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测，到2024年，中国的增长率将降至5.5%。
类似的故事也正在印度上演。从2002年左右开始，中国制造业大幅改善资源配置。工厂迅速升级技术，资本越来越多地流向行业中最好的公司。
因为这些改善似乎与政策的任何变化无关，一些经济学家称之为“印度神秘的制造业奇迹”。但这并不是奇迹，这只是从一个糟糕的起点开始的一个小小的进步。
人们可以对上涨作出各种解释：
或许这是一代人的转变，因为公司控制权从父母手中转移到了子女手中，他们中的许多人在国外接受过教育，对技术和世界市场往往更加雄心勃勃和精明；
或者是利润积累的结果，最终支付了向更大更好工厂转移的成本。
不管具体原因是什么，印度的经济增长最好被解释为纠正了资源分配不当的结果:这种增长可能来自容易实现的目标。
所以这种增长不可能永远持续下去。随着经济摆脱最糟糕的工厂和企业，进一步改善的空间自然会缩小。
今天，印度似乎面临着增长急剧减速的前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亚洲开发银行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都将印度2019-20年的增长预期下调至6%左右。
其他人认为印度经济可能已经放缓: 新德里2014年至2018年的首席经济顾问阿尔温德·萨布拉曼尼安(Arvind Subramanian)认为，官方估计近年增长为2.5%，这明显高估了。印度的增长可能会复苏，但到某个时候就会永远放缓。
事实上，印度有可能陷入可怕的“中等收入陷阱”，即经济体的快速增长开始停滞。
不仅是印度，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1960年，101个中等收入经济体中，到2008年只有13个成为高收入经济体，其他或多或少都面临这一问题。
文字编辑：刘仲德
图片编辑：刘仲德
图片来源：网 络
扫描下方二维码继续阅读美文哟~
全球化 | 中美经贸 | 乡村振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