塔依卜·萨利赫的经典互文性书写与种族文化的认同和冲突

塔依卜·萨利赫的经典互文性书写

与种族文化的认同和冲突

本文发表于《中国比较文学》2020年第四期（总第121期）

作者系上海外国语大学东方语学院副教授陆怡玮

如何在世界文学的范畴内对北非文学的价值与意义进行定位，一直是一个复杂的课题。“北非书面文学所提供的视角无法被严格限制于北非的地理边界内。从语言和文化的角度来看，北非书面文学属于阿拉伯文学，这个范畴包括北非和中东国家的文学。因此，北非书面文学深受一种阿拉伯民族归属感的影响［……］阿拉伯语和伊斯兰教是这股力量的象征。”(塔拉赫蒂46) 另一方面，从地缘结构的角度来看，北非文学无论从人种意义上抑或是文化影响上，又必然是非洲文学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这种北非文学所独具的阿拉伯－非洲的文化二元性，在作为现代国家的苏丹身上得到了集中的体现。作为非洲面积第三大的国家，苏丹自从独立以来，国内种族与文化的多元冲突，一直是困扰其现代化进程的主要课题。本文希望以苏丹现代最著名的作家塔依卜·萨利赫( Tayeb Salih) 的代表作《移居北方的时节》( Season of Migration to the North) 为研究对象，具体分析其中所反映的身份政治和文化矛盾，试图从这个重要的样本出发，进一步加深我们对阿拉伯－非洲现代文学的独特价值之理解。

《移居北方的时节》发表于1966年，甫一面世便在阿拉伯世界引起了巨大反响，位列阿拉伯作家协会评选的 20 世纪百部最佳中长篇小说之列，并被爱德华·萨义德选为6部最佳阿拉伯小说之一(عبد المنعم عجب الفيا )。小说所叙述的是一个“东西方对抗导致的内部冲突中的暴力”故事(塔拉赫蒂54)，主人公苏丹留学生穆斯塔法·赛义德凭借出众的才华在牛津大学留校执教，然而他沉溺于和白种女性的风流韵事，最终因杀妻罪被判刑，黯然归国之后隐姓埋名于小村之中，最终投身于尼罗河自杀。与其经历相似的归国青年、作为第一人称叙述者的“我”，在目睹穆斯塔法·赛义德死后，其遗孀被逼嫁给本地老人、激愤之下杀夫自尽的惨剧之后，对苏丹的现实与前景感到深切的迷茫，一度想要模仿穆斯塔法投河自尽，但最终决定要活下去，继续探寻人生与国家的道路。

《移居北方的时节》在阿拉伯与西方世界均广受好评，先后被译为英、法、德、意、俄、日、中等多种文字，目前国内也已出版了李占经、张甲民、陈中耀等前辈学者的多个译本。对于这部作品在阿拉伯现代文学史上的意义、地位与艺术特色，亦有数篇论文进行了讨论和介绍。然而，如何将小说还原至苏丹的独特政治、历史与文化背景之中，更为深入地理解萨利赫在本书中所进行的关于20世纪中叶苏丹知识分子身份认同与苏丹未来发展方向的思考，仍旧是一个亟待开拓的领域。本文希望从一个尚未得到关注的视角——《移居北方的时节》中对于奥赛罗与昂泰拉故事的现代性重构入手，结合苏丹 20 世纪的复杂政治与种族状况，深入讨论萨利赫通过与东西方经典的互文性对话和重写，最终从中发掘出了何种种族身份与文化身份的自我界定，并进一步从苏丹的独特历史地理和文化背景出发，构建了“超越新旧和东西二元论”(塔拉赫蒂54)的现代性探索。

一、奥赛罗、昂泰拉与经典互文性书写

文本并非孤立的存在，而是在源远流长的文学传统中成型并获得其价值定位的，因此，“一首诗、一部戏剧或一部小说无论多么急于直接表现社会关怀，它都必然是由前人作品催生出来的”(布鲁姆3)。对于现代文学而言，这种来自已有经典之影响的普遍性和重要性往往更加明显。因此，文学互文性的研究意义，在 20 世纪文学理论领域中日益凸显。互文性指的是“文本之间互相指涉、互相映射的性质”，文本“是几种话语之间的对话: 作者的话语、读者的话语、作品中人物的话语以及当代和以前的文化文本［……］任何文本都是由引语的镶嵌品构成的，任何文本都是对其他文本的吸收和转化”(李玉平111)。纵观世界文学，现代作家们往往会通过对传统经典的援用和改写，以隐喻和对照的方式，来增加文本的复杂意蕴，建构更为丰富的内涵; 而在这种“引用”和“重写”间所构成的不同于文本表层叙述的“缝隙”，则进而成为理解文本深层含义的关键所在(陈思和13) 。

在互文性视阈下，当我们重新审阅《移居北方的时节》时，会发现一件有趣的事: 在本书中，萨利赫一再有意援用“奥赛罗”的意象。当穆斯塔法·赛义德初次与伊丽莎白·西蒙相遇时，对方问他:“是非洲人呢，还是亚洲人?”而他则回答道:“和奥赛罗一样，是非洲阿拉伯人。”(萨利赫32)而在更为性命至关的、他因为杀妻而受到审判的法庭上，穆斯塔法·赛义德更为激动地发出了吼声: “是的，先生们，我是来到你们家园的征服者，不过我只是你们向历史的命脉中注进的毒素之一滴。我不是奥赛罗，奥赛罗是个虚幻”(76)。穆斯塔法·赛义德为何对“奥赛罗”意象耿耿于怀? 他所谓的“奥赛罗是个虚幻”究竟想要表达何种意蕴? 上述问题对于理解文本的深层指向有着关键意义，然而目前，除却李珺的硕士论文以外，国内并无学者注意到该命题的重要性。故此，笔者希望通过更为细致的比较，探索穆斯塔法与奥赛罗故事间的相似之处，以及穆斯塔法“以奥赛罗自比”的真正意义。

从原型理论的角度来看，奥赛罗的故事是一个典型的“英雄末路”的故事: 意气风发的大军统帅，手握重权，还获得了美人苔丝狄蒙娜的爱与忠贞，然而，英雄的衰落以猝不及防之势猛扑而来。在伊阿古的巧妙设计之下，奥赛罗从小小的疑心开始，一步步走向无可挽回的自我毁灭之路，在短短几天之内失去了朋友，失去了妻子，失去了权力，并最终将自己献上了牺牲的祭坛。而另一方面，穆斯塔法在英国的经历，亦可看作是对奥赛罗故事的回应。穆斯塔法的故事是由两个紧密相连的核心要素构成的: 一为黑种男子与白种女子之间的跨种族婚恋，二是作为这段跨种族婚恋最终结局的“杀妻”行为。毋庸赘言，这两个核心构型正是影射了奥赛罗的基本情节。可以说，穆斯塔法·赛义德一方面始终在挣扎，试图摆脱西方白种人眼中的“奥赛罗”身份定位，另一方面又在外在环境和内心激情的引导下，最终走上了不得不成为“现代奥赛罗”的自我毁灭之路。

如果说穆斯塔法与奥赛罗之间的共通之处是由作者直接在文中点明的，那么，他与另一位阿拉伯文学经典形象——骑士诗人昂泰拉的呼应则设置得更为隐蔽。穆斯塔法之所以在西方疯狂地展开猎艳历程，不仅是由于显而易见的“报复心理”，同时亦是出于童年经历的隐痛。在穆斯塔法的叙述中，他自童年开始便缺失了共情能力，仿佛“冥顽不化的机器”(萨利赫24) ; 而这正是由于母亲和他之间存在长久的隔阂:“(母亲) 两片薄薄的嘴唇毅然紧闭，脸仿佛总隔着面纱一样的东西。我说不清楚那是什么，只觉得这层纱一样的东西密实得很［……］我们无亲无故，只母子二人相依为命。但是我总觉得她是我在马路上邂逅的一个生人。”(17)

造成穆斯塔法母子关系悲剧的根本原因，在于他的出身: 他的父亲是“生活在埃及、苏丹边境地区的阿巴依达部族人”，这个部族属于苏丹北方州，和英国人一向维持着良好的关系; 而他的母亲，则是“来自南方的一个奴隶，不是赞迪部落就是巴利雅部落的”(43)。苏丹的种族与政治关系十分复杂，据统计，全国共有 19 个民族、570 个部族，北方部族多信奉伊斯兰教，在民族认同上属于阿拉伯人，南方部族则多为黑人; “在埃及统治时期，苏丹大兴奴隶贸易，许多苏丹南方黑人被卖到北方”，不但为后者留下了长期的辛酸记忆，同时也为 20 世纪苏丹民族国家认同建构埋下了隐患(刘辉18)。穆斯塔法母亲对孩子的疏离态度，亦源于此。

在熟谙阿拉伯文化的人眼中，穆斯塔法的身世，自然会引起对阿拉伯最著名的传奇英雄——昂泰拉的联想。文武双全的“黑骑士”的故事(سويل，5) 对每一个阿拉伯孩童而言都是耳熟能详的，希提曾称其为“阿拉伯人的阿喀琉斯”(80)。历史上的昂泰拉是纳季德地区的阿布斯部族人，根据记载，他的父亲是部族的贵族，而他的母亲则是“原籍埃塞俄比亚的奴婢”(仲跻昆67)。“这个阿比西尼亚女人，无疑是非洲沿海奴隶劫掠队带到阿拉伯半岛的牺牲品。为此，她的儿子安塔拉(昂泰拉) 作为自由民的合法性被拒绝承认。”(安塔拉147)作为黑奴的儿子，昂泰拉幼年时饱受歧视。尽管成年后由于英勇善战为自己赢得了自由，但出身和肤色依然是他的原罪。他热恋自己的堂妹阿卜莱，然而却因身为女奴之子被叔父鄙视，被迫与情人劳燕分飞，只能终身怀恋。他在阿卜莱出嫁前的旧居写下的《悬诗》 成了蒙昧时期阿拉伯诗歌中最为脍炙人口的一首。

实际上，当莎士比亚被译介入阿拉伯世界之后，阿拉伯文学家、戏剧家们亦敏锐地发现了昂泰拉形象和奥赛罗之间存在着某种共通性。在 2010年艾哈迈德·伊兹克的戏剧《黑夜》中，奥赛罗被安排与昂泰拉相遇了，两位英雄的相似处境和他们携手挣脱悲剧命运的故事，成为对阿拉伯半岛正在进行的关于身份、政治和种族间的论争的乐观隐喻(Hennessey47)。“昂泰拉不仅是半阿拉伯人半非洲人，同时也是诗人和武士，奴隶和征服者，凡人和传说。同样，作为一个‘摩尔人’—一个在伊丽莎白时代的英国模糊而范围广阔的名称，莎士比亚笔下的奥赛罗既可以是阿拉伯人，也可以是非洲人，或者——就像昂泰拉一样——两者都是。并且这种在阿拉伯和非洲之间的身份的滑移，为这个莎士比亚的互文文本增添了另一个层面的融合:东方与西方。”(52)而在萨利赫笔下，奥赛罗、昂泰拉和《移居北方的时节》的主人公穆斯塔法三者的形象，被精巧地编织在了一起:穆斯塔法的身世形成了对昂泰拉的映射，而他的不幸的婚姻和杀妻行为则是对奥赛罗故事的重写。这样的安排不但使得历经千年、跨越东西的3个人物形象形成了互文性的对话，同时亦提示我们，这个看似发生在苏丹小村庄中的个体悲剧故事实际上有着三重历史与文化的阴影: 西方的、阿拉伯的与非洲的。而这个悲剧中两个主要的命题——种族与婚姻，也在三者相互交织的共通点上进一步凸显并被深化。

二、种族和婚姻: 在西方、阿拉伯与非洲的三重阴影下

奥赛罗、昂泰拉和穆斯塔法三者间最重要的共同之处何在? 一个显而易见的答案，便是他们的肤色。或者更为准确地说，他们都是生活在强势的异族文化之下的非洲黑人。

作为肤色的“黑色”在3个人的故事中都是一个关键的主题。尽管在今天，我们会自然而然地将奥赛罗当成是一个典型的黑人形象，但在长久的莎士比亚流传与阐释史中却未必一向如是。伊丽莎白女王时代的“摩尔人”可能包含远较我们今天的想象更广的意蕴，北非人、土耳其人乃至波斯人，都一度被冠以“摩尔人”之名(64)。摩尔人(Moor)一词的源头，是罗马人将西非洲称为Mauretania，因此将此地居民称作 Mauri，“西班牙语的Moro和英语的 Moor，就是由此得来的。因此，柏柏尔人是原来的摩尔人，但平常把西班牙和西北非洲的穆斯林都叫作摩尔人”(希提506)。摩尔人内部分为两个主要的人种集团，“一个阿拉伯名字为‘比丹’(Bidanis)，或‘白人’，属柏柏尔血统; 另一个为‘苏丹’(Sudanis)，或‘黑人’［……］在历史上，苏丹人一般附属于比丹人”(郭文豹65)。阿拉伯人曾经统治安达卢西亚达数百年之久，并创造了令人瞩目的文明成就。然而，随着1492年格拉纳达的陷落，被称为摩尔人的西班牙穆斯林开始了他们的苦难历程:在斐迪南和伊莎贝拉的统治下，1499 年建立了宗教裁判所，强迫摩尔人改宗基督教(希提506)。“压力之下约有数十万犹太人和摩尔人出走北非，余下的犹太人也饱受虐待，他们中大部分人不得已被迫改宗。”(顾卫民61)

那么奥赛罗这个作为悲剧中心人物的摩尔人，到底属于肤色较白、与阿拉伯人类似的“比丹人”，还是属于肤色较黑、与传统意义上的“非洲人”更为接近的“苏丹人”呢? 从莎士比亚的原作中，我们可能很难得到确定的答案，因为伊丽莎白时代的英国人习惯于将两者( 甚至包括土耳其人和波斯人)的肤色都称之为“黑”，他们似乎并不认为在“摩尔人”内部还有进一步细分的必要。奥赛罗的肤色在 19 世纪才真正成为一个严重的问题，与殖民主义和种族主义的浪潮相伴相生。19 世纪的美国学者理查德·怀 特( Ｒichard Grant White) 愤怒地写道:“我永远看不出有任何理由让莎士比亚希望奥赛罗成为黑人( Negro) 。”在怀特看来，奥赛罗必然是一个“摩尔人”，“一个好战而文明的种族”，“在任何方面都恰好与黑人相反”; 在稍后的 1876 年，亨利·欧文爵士的巡演中，奥赛罗也被塑造为一个“绝非野蛮的黑人”的形象，相反，他被展现为“一个褐色( tawny) 的摩尔人，有着长而直的黑发，精致而高贵的气息”(Carlson 70－71) 。而另一方面，20世纪的非洲裔美国人，则利用莎士比亚的权威来争取种族平等和文化自信: “《黑人历史杂志》的创始人卡特·伍德森( Carter G． Woodson) 说，通过奥赛罗，‘莎士比亚［……］表明他不仅相信黑人，而且相信所有人都平等。’而在1923年的一篇文章中，牙买加裔美国作家 J·A·罗杰斯( J．A．Ｒogers) 写道:‘莎士比亚，当他创作了具有如此的庄重和自豪感的奥赛罗时，教导我们，肤色对人的品性并无影响。’”(72)

毋庸置疑，在徘徊于“比丹人”和“苏丹人”之间、阿拉伯人和非洲人之间的“摩尔人”奥赛罗身上，穆斯塔法找到了一种文化认同感。这也正是为何在面对英国白人女子“你是谁——你是非洲人，还是亚洲人”的问题时，他的第一反应是援引莎士比亚的奥赛罗，回答道:“像奥赛罗一样，是非洲的阿拉伯人”( 萨利赫 32) 。然而，这一回答尽管可以满足英国的中产阶级女性伊丽莎白·西蒙，但是在对非洲－阿拉伯文化更为了解的研究者眼中，却是颇为耐人寻味的。我们不禁要问，作为一位典型的现代苏丹知识分子，萨利赫是如何理解“非洲的阿拉伯人”这一概念的呢?

在英国与埃及的殖民时期，“苏丹阿拉伯人”这样的身份认同概念是不存在的——北部苏丹信奉伊斯兰教的阿拉伯人只会将自身定义为“阿拉伯人”，而绝非“苏丹人”; 在当时的社会语境中，“阿拉伯人”意味着“并非奴隶”，而相反，“苏丹人”则与奴隶贸易紧密联系在一起，被视为是黑人、低社会地位乃至奴隶的象征。只有在苏丹独立之后，建构“苏丹阿拉伯人”的自我认同才成为一个国族身份的重要命题。然而，即使在 20 世纪60 年代，一部分苏丹北部的阿拉伯人依然拒绝申领由新的民族国家颁发的护照，因为在护照上，他们的国籍被写作是“苏丹人”，在他们看来，这带有奴隶身份的含义(Sharkey 23－32)。

在这样的文化语境之下，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穆斯塔法血缘身份的意义———作为苏丹北部的阿拉伯人和南部的黑人女奴之子，他的身份实际上是对于新建立的民族国家、试图融合这两个截然不同的种族与文化的“苏丹”的一种隐喻。而另一方面，如果说对奥赛罗的援引象征了苏丹知识分子在西方文化霸权下的艰难处境的话，那么对昂泰拉身世的映射，则更多地反映了作为“阿拉伯人”和“非洲人”两者交汇的产物的现代“苏丹人”在阿拉伯－非洲的缝隙之间寻找自我的艰辛历程。阿拉伯的“黑骑士”昂泰拉始终试图用骄傲的态度来面对自身不同于他人的肤色，他曾经吟诵道:

如果提起我人们就笑我黑，

起劲地说三道四大加责备，

那么我说我的肤色如麝香一样，

而一颗心却胜似高山坚不可摧。

我从来都不是依靠自己的肤色，

而是靠勇敢和言词显示高贵。(转引自仲跻昆 67)

昂泰拉在这里提出的是一个美好的愿望——“我从来都不是依靠自己的肤色，而是靠勇敢和言词显示高贵”。然而，这个公正的设想真的能够实现吗? 穆斯塔法、奥赛罗和昂泰拉故事中的另一个共通主题——跨种族的婚姻，似乎给出了一个悲观的答案。

在《移居北方的时节》中，萨利赫描述了一段富有讽刺意味的情节:在穆斯塔法·赛义德隐居多年之后，他的名声仍旧在青年一代苏丹知识分子中流传——然而，这并不是因为他才华横溢，或贡献显著，而是因为他是“第一个娶英国老婆的苏丹人”: 小说中一群在英国留过学的苏丹青年与“一位在财政部工作的英国人”讨论起了异族通婚的问题，“议论着哪些人讨了欧洲老婆，哪些人的老婆是英国人，最后谈到谁是第一个娶英国老婆的苏丹人”(萨利赫44)。此处命题和讨论的内容间有着细微的差别，命题是更为广泛的“异族通婚”，而讨论的具体内容却仅限于非洲阿拉伯男子和白人女子，特别是与欧洲女子的通婚。

为何非洲阿拉伯女子和白人男子的婚姻并未被列入讨论呢? 答案或许是显而易见的: 从种族主义的观点上，后者所构成的挑战远远没有前者大。在跨种族婚姻中，由于不同的种族身份往往与社会生活中的象征资本紧密相连，故而跨种族婚姻中较为常见的现象，往往是弱势种族的女性与强势种族的男性之间的婚姻形式，女方凭借以“年轻貌美”为表征的生育资本，和对方以种族地位为表征的社会象征资本进行交换，从而达成双方的“物质与象征利润最大化”(苑国华166)。

与之相反，奥赛罗、昂泰拉和穆斯塔法 3 人的恋爱与婚姻经历，却是黑人男性试图追求白人女性/阿拉伯女性的模式，因此，也必然会受到固有的社会秩序的更大反弹。美国第二任总统夫人艾比盖尔·亚当斯在观看《奥赛罗》之后，曾经激动地写信给她的妹妹，直言“我无法将非洲的颜色和这个男人分离开来，也无法避免当他每次触碰温柔的苔丝狄蒙娜时充满我脑海的厌恶与恐怖感”(Carlson68) 。然而，另一方面，对当时常见的白种男性与黑人女性之间的关系，亚当斯夫人却置若罔闻。这充分表现出当时社会的一般观念。而相似的排斥与厌恶的态度，在昂泰拉的故事里亦比比皆是。尽管昂泰拉是“蒙昧时期”最为声名显赫的英雄之一，但这并不能帮助他在婚姻上获得公正的待遇。他的叔父、阿卜莱的父亲曼利苟将这位“奴隶之子”求娶“血统纯正的阿卜莱”的愿望视为奇耻大辱，发誓宁可让女儿死去，也不愿将她嫁给“非洲女奴的儿子”(纳斯尔64) 。穆斯塔法的女友希拉·爱利诺德也说过类似的话: “要是父母知道我爱上了一个黑人的话，我的母亲会气得发疯，我的父亲会把我杀死。”(萨利赫111)因此，也便不难理解，这三段跨种族的婚姻为何都必然以悲剧告终。正如张德明所指出的:

奥瑟罗自以为此后便可以融入白人主流社会，永远摆脱那种长期以来折磨着他的疏离感和孤独感了。正因为如此，苔丝狄蒙娜对于这个黑皮肤的摩尔人来说，就不仅仅是一个女人，而是代表了一种观念，一种理想和一种信念，使奥瑟罗相信自己所属的种族与其他种族同样优越，同样可以获得美丽的白种女子的爱情，生下合法的健康的后代。因此，爱情对于奥瑟罗来说，就具有了一种超越个人私生活，上升到当代“身份政治”般的象征意义。正因为爱情在奥瑟罗的生活中占有如此重要的地位，载荷了如此丰富的文化—政治意义，那么，一旦失去这种爱情，用奥瑟罗自己的话来说，那就无异于“世界复归于混沌”。(张德明113)

这种一再重复的婚姻悲剧，实际上象征的是黑人永恒的“他者”身份，对于穆斯塔法而言，尽管他接受了最为优秀的现代教育，在牛津获得博士学位，但他面对的社会文化处境，却依然与数百年前的奥赛罗，或者上千年前的昂泰拉并无太大差异。因此，在法庭上，穆斯塔法激动地高呼，他真正所犯下的罪，在于试图利用跨种族婚姻的形式融入西方社会，他们对他的审判，正是对于奥赛罗的审判。作为“非洲阿拉伯人”的现代“苏丹”知识分子，依然既无法被西方接纳，亦无法完全被阿拉伯人认可，更无法融入非洲文化。在这个意义上，“苏丹人”是永恒的漂流者，是不容于彼亦不容于此的“三重的文化孤儿”。

三、苏丹往何处去

尽管穆斯塔法·赛义德在法庭上的呼喊已然足够摄人心魄、发人深省，但使《移居北方的时节》成为一部更为优秀的小说的，却是作者的进一步思考: 当融入西方社会的“奥赛罗之路”已然被证明是穷途，那么苏丹现代知识分子又当如何自处呢?

对上述问题的探寻与追问，构成了小说中与穆斯塔法的故事互相嵌套的另一个主要层面——作为叙述者的“我”的故事的核心内容。小说是以“我”获得学位、荣归故里作为故事的切入点的。细心的读者不难发现，穆斯塔法与“我”之间的关系，恰如一首古典奏鸣曲中的再现部(reprise)，后者在诸多关键的节点上都循着前者的足迹而行。两人拥有相似的人生历程: 留学英国，获得博士，而后回到故乡。作者甚至借穆斯塔法的学生、一位部长之口点明，叙述者让人“想起穆斯塔法·赛义德博士”(萨利赫96)。最主要的区别在于: 穆斯塔法的“归乡”是在服刑完毕后的唯一选择，而“我”则是主动回到故乡、进入政府，为新生的国家奉献力量。

当我们说“归乡”是穆斯塔法的唯一选择的时候，这不仅指在被法庭判罪之后、他很难再容身于英国社会，同时也指“回到故土”是他在当时的情景下寻求心灵平静的唯一出路。穆斯塔法的生命以“服刑”为节点，被划分成了前后截然相反的两部分: 在前 30 年的人生中，他“选择了对欧洲文化的全盘吸收［……］放弃了本民族的文化”(张丹丹66)，然而，这一人生选择却并未将他带上幸福之路，而是使之陷入“奥赛罗式的困境”中无法自拔，最终不但毁灭了跟他发生过关系的所有女性，同时也将自己带进了无穷的迷茫与绝望之中。因此，在法庭上，他终于领悟到自己的前半生是“虚妄的一生”，是一场海市蜃楼式的幻境。“杀妻”不仅意味着穆斯塔法寻求爱情和融入的漫长努力的破灭，同时更意味着他前半生试图在奉行西方文化价值的基础上建构自我身份认同的企图的彻底幻灭。

因此在后期，穆斯塔法选择完全逆反前 30 年的人生历程。他试图隐姓埋名、洗心革面，来到苏丹最典型的偏僻乡镇中隐居下来，“主麻日聚礼他一次不落，红白喜事还都能帮上一手”(萨利赫7)，寄希望于可以成为一个典型的苏丹农民，重新建立起自己和“土地”与“传统”的联系纽带，并以此作为对自己前半生的救赎。在这种心境下，穆斯塔法的“文化寻根”之旅几乎被赋予了宗教性的意味。因此，在留给叙述者的遗书中，他对自己两个儿子的命运做了完全不同于自己的安排，不但惊恐地一再强调: “(请你)帮助、指点和教导我的两个孩子，尽可能不让他们远游他乡，千万不要让他们远游他乡。”(52)甚至更进一步，他把自己生命的最终意义寄托在这一点上，仿佛让孩子做到他未曾做到过的事———彻底“回归传统的乡村生活”，不但可以洗清自己身上从欧洲传来的“繁衍千年导致不治之症的病毒”，更可以为下一代的生活指明应然的方向:“如果他们能够饱吸本镇的空气，深受这乡村气息的感染和人情世故的滋养，而伴随着尼罗河泛滥和收割、耕作那周而复始的记忆长大成人的话，那我的生命就像某种具有多层含义的事物又增添了更深一层的含义一样，算是有了真正的落脚点了”(53)。

然而，穆斯塔法的梦想，在 20 世纪的苏丹，真的具有可行性吗? “彻底回归传统”是否真的足以抵御西方文明的“病毒”? 而它又将会把苏丹带往何方? 实际上，在第三世界国家的历史上，当汹涌而来的西方现代文明为本地知识分子阶层带来了无法排遣的空虚感与恐惧感时，“寻根”与“复 古”往往会被重新寻访出来，作为与前者相对抗的文化口号; 最近的例子，莫过于20世纪中东阿拉伯国家保守主义与极端主义的回潮。然而，正如历史已经无数次地证明过的那样，这条路只不过是另一种形式的“穷途”。在独立后，苏丹也曾一度试图实行“全盘伊斯兰/阿拉伯化”的政策，甚至宣称“苏丹方言才是最原始的阿拉伯语”，试图通过“比阿拉伯人更为阿拉伯”的方式，获得后者的接纳与认可。然而，这一政策不但在南部激起了强烈的反弹，而且成效并不见佳——与其说它建构了统一的苏丹国家认同，不如说它反而加速了苏丹的分裂(Sharkey 34－37)。

实际上，这一政策的难以实行，早在昂泰拉的故事中就已显示出来: 即使在为部落立下了赫赫功劳之后，昂泰拉依然难以被“真正的阿拉伯人”所接纳———他的肤色和出身，永远在他和“血统纯正的阿卜莱”之间留下了无法逾越的天堑。苏丹的情况亦是如此: 由于他们的黑皮肤，苏丹人在阿拉伯世界中经常被认为是“不够阿拉伯”; 即使是自认归属于阿拉伯人的北部上层穆斯林，依然会陷入上述的身份焦虑困境，“几乎每个北部苏丹人都曾有过被阿拉伯人叫作‘abid’(عبيد) 的不愉快经验，abid这个词，在阿拉伯语里，意味着奴隶”。特别是在移民欧美之后，他们往往无法得到当地阿拉伯团体的接纳，而更多地被认为是“黑人”(39－40)。

在第一节中，我们曾经讨论过穆斯塔法作为“南北/黑白混血儿”的出身与昂泰拉形成的呼应，而在更为深入地了解了20世纪苏丹的政治历史状况之后，我们会发现作者在主人公身上所设置的这种个体血缘的冲突，实际上象征着文化的冲突。《移居北方的时节》中的“北”所指为何? 是苏丹的北方还是世界的北方? 从苏丹的现实情境来看，“南北”之间的鸿沟，既是由种族构成的，同时亦是由文化造就的。“南部”所象征的是最为本质、最为原始的“非洲”，是没有被污染过的淳朴的本土文化——当然，这同时也造就了“南方”相比“北方”的落后性。而另一方面，苏丹的“北方”在历史上则先后数次被异质文化“侵入”和“改写”，先是被阿拉伯人征服，后又被英国殖民者掠夺，小说中所述穆斯塔法父亲所属部族的情况便是明证: “他的父亲是生活在埃及、苏丹边境地区的阿巴依达部族人。这个部族曾掩护萨拉丁帕夏逃出阿卜杜拉·塔阿依锡的手心。而后，当英国人卷土重来时，他们又为基切纳的部队当向导”(萨利赫43)。因此，相比南部，苏丹北方文化往往表现出更为明显的“杂糅”特质，融合了本土传统、阿拉伯文化和现代性的西方影响。

穆斯塔法的前半生，可以说是一段不停“向北”迁徙的历程: 他先是从苏丹移居到了位于尼罗河上游的埃及开罗，后再远赴地域上更为遥远的“北方”———英国: 在这里，我们可以把他的生命历程看作是作者特意设置的一个文化隐喻，埃及代表了阿拉伯伊斯兰文化，而英国则是现代西方文明的集中映现。穆斯塔法“北迁”的历程，实际上隐喻了苏丹在历史上先被阿拉伯人同化、后又受到英国殖民者改造的命运; 而他的后半生，则构成了与“北迁”相呼应的“南归”，是一段在试图融入殖民者的强势文化未果之后，回到本民族中“寻根”，用“淳朴的本土文化”疗愈“外来的病毒”的探索尝试。但是，正如我们上文所追问的，这一愿景真的可以实现吗? 作者给出的同样是悲观的答案。如果说穆斯塔法在英国的经历与奥赛罗的故事构成了显性的呼应，那么他回国之后的人生历程，则更多地显示出对昂泰拉的悲剧命运的回响。在小说中，对西方文化心灰意冷的穆斯塔法，在伊斯兰传统文化的象征——第一人称叙述者“我”的祖父身上寻找到了慰藉，他将后者奉若神明，甚至称其为“民族之根”(萨利赫8)、“了不起的”“奇迹般的人物”(80)。穆斯塔法把爷爷比作是苏丹民族的“一部活历史”，自己两个儿子未来的榜样; 叙述者则以更为亲切的笔调，称自己每次出远门归来，都能从爷爷的身上重新汲取到力量——来自民族传统的、足以与欧洲现代工业文明相对抗的力量: “用欧洲工业世界的标准来衡量，我们不过是些又穷又酸的土包子，当我和爷爷拥抱到一起时，我感到的却是富有，这时，我自己仿佛也成了来自宇宙心脏的一声搏动”(59)。

然而，正是这位被当作“民族象征”的老人，在穆斯塔法死后，却成了将其遗孀哈赛娜送上绝路的帮凶。尽管明知瓦德·利斯年迈而放荡，他却依然命令自己的孙子去劝说哈赛娜嫁给前者; 而当“我”指出瓦德·利斯是个“比她大四十岁的老头儿”，哈赛娜绝不会愿意，爷爷却十分不以为然，“坚持认为瓦德·利斯年富力强，加之家境殷实，女方的父亲肯定不会反对。怕就怕她本人不肯，因此要我从中撮合”(68)。在他看来，穆斯塔法尽管在小镇上居住多年，但却始终是个“外人”。这无疑是带有隐喻性质的书写，作为北部穆斯林与南部女奴之子、阿拉伯与非洲结合的“苏丹”象征的穆斯塔法，不仅对于西方世界来讲是“他者”，而且在传统的阿拉伯文化中，也像昂泰拉一样，是“部落里的外人”。在这里，穆斯塔法的种族身份不仅蕴含着个体血缘的冲突，同时也象征着文化的冲突，象征着现代苏丹在建立民族国家的艰辛历程中必然经历的“南北”之冲突、传统与现代的冲突、本土与外来因素的冲突。

最终，哈赛娜杀死瓦德·利斯后自杀的惨剧，彻底惊醒了叙述者的“寻根之梦”，使他痛苦地意识到，爷爷并非他想象中的“文化之根”，而是跟小镇上其他人一样冷酷愚昧。至此，叙述者对哈赛娜的深刻同情使他与小镇彻底隔绝了，他在小镇所有人眼里都成了“疯子”，他所看重的爱情与个人的独立自主，在他们眼里都是“一文不值的东西”。那么，在既无法融入西方的现代秩序、又无法回归阿拉伯传统文化的境遇下，苏丹，或者说以穆斯塔法和“我”作为代表的现代苏丹知识分子，究竟该往何处去呢? 正如奥赛罗死前的喃喃低语: “奥赛罗应该到什么地方去呢?”(莎士比亚677) 同样的问题又被摆到了“我”的面前。作为现代的苏丹人，他既不属于西方，亦不属于阿拉伯，更不属于非洲; 既不能完全“回到传统”，也不能接受“全盘西化”的道路，所以，在极度的痛苦与纠结中，他投身尼罗河，感到“河中有股不可抗拒的力量正拽我向下”(萨利赫132)。

然而，这并非萨利赫希望看到的结局——同样，从现实角度而言，这也绝非建立了民族国家的苏丹应当选择的道路。对于“应当往何处去”的问题，萨利赫给出了一个极富存在主义式的英雄气概的回答: 人的存在的价值是被他自己的选择所决定的，如果“向东”和“向西”的道路都走不通，那么唯一可行的，便是在不断的尝试中开拓一条新的道路。这也就是人之为人的意义所在———它不是一种先定的应然状态，而是在选择与决定中发现自我、定义自我的价值。所以，叙述者在即将下沉之时突然猛醒: “如果我这时死去，那么我的死和我的生一样，都不是出于我本人的意愿。我一生中从来没有选择过什么，也从来没有决定过什么。现在我要做出决定了，我要选择生，我要活下去”(132)。

塔拉赫蒂在对 20 世纪中期以来的北非文学发展历程进行总结时，将萨利赫作为不同于“复兴运动”时期阿拉伯现代作家的“反思主义者”的代表人物，认为萨利赫对西方和阿拉伯的双重文化传统均进行了更为深刻的批判; 然而，萨利赫所进行的文化反思，却又是建立在他对东西方文化传统的深入理解之上的: “北非阿拉伯语书面文学的发展反映了超越新旧和东西二元论，以创造本真语言的需求。如前所述，这个‘新语言’的形成得益于对阿拉伯古典传统的重估，和从其他文学传统中借鉴新的写作形式并融入北非语境”(塔拉赫蒂 54－55)。可以说，《移居北方的时节》的文学成就，很大程度上建构在它对经典形象的援用和互文性对话之上。这一写作手法扩展了文本的视野，不仅使这个发生在现代苏丹的故事具有了隐喻人类悲剧境遇的普遍性，而且使穆斯塔法的人生历程具有了对作为现代民族国家的苏丹的命运的象征意义。从对奥赛罗、昂泰拉和穆斯塔法 3 人的共同困境的比较与重构中，我们可以进而拓展出苏丹“将往何处去”的历史性思考。另一方面，在以往对这部苏丹现代文学名作的传统解读中，以爱德华·萨义德的经典论述为代表，大多将其看作是一个“黑人向北，走进白人的地域”的典型后殖民文学故事(萨义德39)，而笔者希望指出，如果将之还原至 20 世纪苏丹的复杂种族文化背景中，这样的解读或许有简单化之嫌; 只有在地缘－文化所共同搭建的“北非阿拉伯文学”的视阈之下，具体解剖作者所展示的西方、阿拉伯和非洲三者间的矛盾与冲突，我们才能真正认识到苏丹文学“既属于阿拉伯，又属于非洲”的独特处境，进而对 20世纪非洲－阿拉伯现代文学达成更为深入的理解。

作者/陆怡玮

排版/哈利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