萨拉丁与第三次十字军东征 ——相关研究与史料梳理
作者简介：高钧，2017级阿拉伯语系本科生，2021年入学复旦大学历史学系世界史专业攻读硕士学位，专业方向为世界上古史中古史。目前的研究兴趣为十字军史，尤侧重于从穆斯林视角探究阿尤布王朝对十字军运动的回应。
一、学术史回顾
在跨度长达数百年的十字军史中，萨拉丁（1137-1193年）一直是欧洲与中东、学界和大众都津津乐道的一位历史人物。作为阿尤布王朝的创始人，他推翻了埃及的法蒂玛王朝[1]，并兼并了赞吉王朝[2]的大部分领地。1187年，萨拉丁领导穆斯林重新占领了伊斯兰教的圣地之一耶路撒冷，并在之后的数年内竭力对抗第三次十字军。1192年秋，英王理查一世与萨拉丁签订协议，十字军随后退兵。按照协定，耶路撒冷王国得以保留地中海东岸的一条狭长领地，但耶路撒冷仍牢牢掌握在穆斯林手里。然而，萨拉丁似乎在与十字军的战争中耗空了心力。仅仅半年之后，这位素丹就溘然长逝，但其历史成就与人格魅力使他生前就成为了一段传奇。因此，这位素丹自然也成为了十字军史与伊斯兰史共同的焦点之一。
涉及萨拉丁和第三次十字军的学术研究大致可分为以下五个方面：（1）萨拉丁对待吉哈德的诚意；（2）萨拉丁与拜占庭的外交关系；（3）萨拉丁在阿卡守城战中落败的原因；（4）萨拉丁在维持军队上的困难；（5）十字军在萨拉丁统治生涯中的重要性。[3]其中，萨拉丁与吉哈德的关系，包括他对吉哈德的宣传与实践，以及这位素丹发动吉哈德的真实动机，一直是西方历史学界几十年来极为关心的问题。在下文中，我将回顾过去主要学者的研究和观点，并作出简要的评述。
（一）传统观点
与其他史学问题的发展路径相似，对萨拉丁的相关研究也经历了从传统观点到激进主张，再到双方相互调和的这样一个过程。以现代历史学的标准研究萨拉丁的论著大致可追溯至19世纪末20世纪初。1898年，英国东方学家斯坦利·莱恩-普尔（Stanley Lane-Poole）出版了第一部关于萨拉丁的专著，他在书中将萨拉丁视为一位对吉哈德事业始终一心一意的道德完人。[4]这基本上反映了当时东方学家对萨拉丁的主流看法。《草原帝国》的作者格鲁塞甚至将萨拉丁身上的优秀品质归因于库尔德人的印欧性，认为是印欧人的统治才为衰落中的伊斯兰社会带去了活力。[5]
与前辈史家相比，活跃于20世纪中期的历史学家吉布（H. A. R. Gibb）采取了一种更加严谨的治学态度，尽管他依然极不信任不利于萨拉丁的穆斯林史料。[6]在他看来，虽然萨拉丁的个人能力相对有限，但他不仅在个人道德上无可指摘，而且始终忠于哈里发与伊斯兰信仰，他的政治抱负绝不局限于将十字军逐出黎凡特[7]，而是要以哈里发臣子的身份统一伊斯兰世界并复兴伊斯兰教法。[8]
自上世纪中叶起，这一传统观点便不断受到后人的挑战，但至今于学界内仍有一部分拥趸。在牛津接受学术训练的阿拉伯学者阿卜杜勒·拉赫曼·阿扎姆（Abdul Rahman Azzam）便是其中的代表，他强调萨拉丁是在逊尼派复兴的历史背景下成长起来的，萨拉丁的政治理想是统一伊斯兰世界并复兴逊尼派信仰。[9]因此对萨拉丁而言，在伊斯兰世界内重振逊尼派的正统思想比征服耶路撒冷更重要。[10]作者似乎希望以此解释萨拉丁执政前期对法兰克人的暧昧态度，但这一观点明显是有为萨拉丁辩护的考虑。
（二）激进回应
尽管早有学者对上述萨拉丁的光辉形象持怀疑态度， 但真正在学界掀起波澜的仍是美国学者安德鲁·埃伦克罗伊茨（Andrew S. Ehrenkreutz）的相关研究，尤其是他在1972年出版的《萨拉丁传》。在该书中，他一反过去萨拉丁研究围绕十字军展开的惯例，而是以萨拉丁前期在埃及的统治为中心。通过分析萨拉丁前半段的统治生涯，埃伦克罗伊茨强调萨拉丁只是一个久经沙场、野心勃勃、杀伐果断且善于投机取巧的军阀，他对吉哈德的鼓吹完全是出于政治上的考虑，而他全面进攻耶路撒冷王国的目的也在于提升威望、消除威胁和凝聚人心。[11]由此，埃伦克罗伊茨提出了一个十分尖锐的反历史的假设：如果萨拉丁在1186年初的重病中就撒手人寰，那么历史又会对他进行怎样的评价？[12]
埃伦克罗伊茨的观点与设问引起了许多学者的回应。尽管笔者与大部分学者都难以接受他书中过于偏激的主张，但不可否认的是，自埃伦克罗伊茨以后，除阿拉伯世界出身的学者之外，再也无人像过去那样将萨拉丁视为一个完美的君主了。换言之，埃伦克罗伊茨使萨拉丁研究的基本立场发生了一次不可逆的转化。
（三）折中解释
就萨拉丁对待吉哈德的诚意而言，近几十年来学者们的态度大致介于埃伦克罗伊茨和传统观点之间。同时，学者们各施所长，在不同方面进一步推进了对该主题及相关问题的研究。笔者将这些研究成果大致分为三类：
第一类研究的贡献在于扩大了所选取的史料的范围。马尔科姆·莱昂斯（Malcolm Cameron Lyons）和杰克逊（D. E. P. Jackson）两位学者在其合著《萨拉丁：圣战中的政治》（Saladin: The Politics of the Holy War）一书中对埃伦克罗伊茨的设问做出了回应。时至今日，这本于1982年出版的传记仍是萨拉丁研究中叙事最为详尽、史料最为丰富的一本著作。两位作者使用了大量信件、文书等过去相关研究中极少利用的一手材料，并严格按照时间顺序排列，以尽可能客观、中立的口吻回顾萨拉丁的一生。两位学者认为：人们只会把1186年之前的萨拉丁看作又一个相对成功的军人，一个利用伊斯兰信仰为自己谋取私利的统治者，但至1187年时萨拉丁已决心向十字军全面开战。[13]简而言之，该书持一种较为折中的观点，认为萨拉丁对待吉哈德的态度十分复杂，不可一概而论，我们可以确定的是萨拉丁一直恪守伊斯兰社会的传统，他正是依赖于这一点而饱受赞誉。[14]
而另一些学者则专注于对阿尤布王朝进行整体性的研究。长期以来，与研究相对丰富的萨拉丁时期相比，萨拉丁身后的阿尤布王朝史在过去很少有人问津。学者斯蒂芬·汉弗莱斯（R. Stephen Humphreys）是一个例外。在1977年出版的专著中，作者细致地分析了阿尤布王朝的伊克塔制度和政治传统，他认为凝聚阿尤布王朝的不是政治或宗教上的理想主义，而是萨拉丁与统治精英间的个人联系，以及他是否有能力给予这些精英以足够的利益。[15]
卡罗勒·希伦布兰德（Carole Hillenbrand）也将视野拓宽至后萨拉丁时代，她的关注重心是吉哈德观念在伊斯兰世界中的起伏。1999年，她出版了一本从穆斯林视角回溯整部十字军史的权威巨著，在与阿尤布王朝相关的章节中，作者敏锐地指出了以下两点关键信息：首先，萨拉丁时期高涨的吉哈德热情只是历史上的特例，穆斯林的圣战意愿在他去世之后就几乎不见踪影。[16]这与莱昂斯和杰克逊的观点相呼应，他们均认为不应高估萨拉丁的吉哈德宣传的实际效果。[17]其次，就萨拉丁发动吉哈德的动机而言，个人和家族的野心完全可以与宗教动机相共存，这与另一位学者唐纳德·理查兹（D. S. Richards）的观点相一致。[18]同时，希伦布兰德吸收了以往学者的观点，承认萨拉丁在统治前期与其他穆斯林君主无异，他将精力集中在进攻穆斯林邻邦以巩固自己的势力，并以吉哈德作为加强自身统治合法性的工具，直到1183年占领阿勒颇后他才将注意力转移至十字军国家。[19]此外，通过援引萨拉丁一方的材料，希伦布兰德还认为他可能在1186年的重病中发生了一次思想上的蜕变，从此全身心地投入于吉哈德事业。[20]
最后，随着史学观念的变迁，部分历史学家已不再执着于重建历史事实，而是将注意力转移至历史人物对自我形象的呈现。在近年来的相关著述中，法国学者阿内-玛丽·埃德（Anne-Marie Eddé）于2008年出版的《萨拉丁传》可谓是目前萨拉丁研究中的扛鼎之作。作者在引言中开门见山地指出，本书的重心不在于重建事实，而是要探究当时人们展现、理解和体验历史的方式，其中萨拉丁对自我形象的构建与呈现更是全书的核心关切。[21]在对萨拉丁进行全面的分析后，作者总结道：萨拉丁具有优秀的政治才能与充分的宗教热情，他成功地继承了努尔丁的政治遗产，而他最大的成就在于他对自身正面形象的塑造。尽管这一形象有时与他的实际行动有所出入，但这并没有妨碍他成为东西双方交口称赞的模范君主。[22]在埃德看来，萨拉丁对法兰克人发动全面战争的原因在于：其一，支撑起他作为圣战者的形象。其二，充分利用这一前所未有的穆斯林大军云集的状况。[23]萨拉丁过去与法兰克人签订协议或是为了免于多线作战，或是由于时机尚不成熟，但在公开场合中，萨拉丁始终努力塑造其主战派的形象，并将与法兰克人的协议解释为有利于伊斯兰世界的权宜之举，又或者是因下属的压力而做出的无奈之举。[24]总之，与之前的学者相比，埃德对萨拉丁的评价更为正面，但是并非没有保留。
（四）问题
综上所述，不难发现西方学者在研究萨拉丁时的一个十分有趣的现象。一方面，他们大方地承认历史学家无法得知萨拉丁对吉哈德究竟有多少诚意，但另一方面，他们又往往通过长篇累牍的论述来证明自己倾向的观点。
对笔者而言，埃伦克罗伊茨提出的设问为我带来了不小的启发。这一设问本身实际上蕴含着一个默认的前提，即在萨拉丁向耶路撒冷王国全面开战前后，他的统治风格与个人形象都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从上文来看，尽管学者们大多也都关注到了萨拉丁在1186年后的转变，但这一转变背后的背景与意义仍还未受到足够的重视。由于萨拉丁对耶路撒冷王国的战绩过于耀眼，使得学者们长期默认该王国必然会受到萨拉丁重创的结局。然而，如果我们回归到1187年初两军开战前夜的历史语境之中，那么人们将会发现：不仅双方的实力对比远非那么悬殊，而且萨拉丁政权内部也面临着许多难以克服的困难，而这正是笔者在之后的探索中试图讨论的核心问题。
二、史料概览
涉及萨拉丁的一手史料大体可分为以下三类：（1）阿尤布王朝一方的史料，以伊本·沙达特（Ibn Shaddād）、伊马德丁（'Imād al-Dīn）和卡迪·法迪勒（al-Qāḍī al-Fāḍil）这三位作者为代表。他们均在萨拉丁掌权时担任要职，并与萨拉丁建立了十分亲密的私人关系，因此其作品都具有极高的史料价值，是研究萨拉丁及其时代最为基础的材料。（2）周边政权对萨拉丁的记载（如赞吉家族与耶路撒冷王国等），这些材料在立场和侧重上均与前者多有不同，因而也为学者们提供了更为丰富的视角，是萨拉丁研究中绝不可忽视的史料。（3）后世穆斯林史家（以13-14世纪为主）对相关史料的辑录与改写。他们的著作保存了许多目前已失传的一手文献的内容，因此其价值也具有一定的可挖掘的空间。
（一）阿尤布王朝的史料
1、伊本·沙达特（1145-1234）
在前文所提及的三位作者的作品中，最便于研究者使用的当属沙达特为萨拉丁所作的一部传记。伊本·沙达特出身于赞吉家族治下的摩苏尔，早年接受沙斐仪学派的教育，尤精于圣训学。他长期在摩苏尔担任教师，直到1188年后才转投于萨拉丁的麾下，但这丝毫没有妨碍素丹对他的高度赏识与信任。在阿卡守城战期间，他随行于萨拉丁左右并担任军队内的教法官，是第三次十字军东征的亲历者之一。在萨拉丁临终时，他与素丹最信任的顾问法迪勒同侍其左右，可见此人地位之高。
伊本·沙达特的作品题为《萨拉丁的传奇与美德》（Al-Nawādir al-sulṭāniyya wa 'l -maḥāsin al-Yūsufiyya）[25]，其风格接近于一部圣徒传记。全书共分为上下两个部分，在前半部分中，伊本·沙达特系统地列举萨拉丁的种种美德，并在后半部分中以编年史的形式叙述萨拉丁的生平与事迹。其中，1188年之后的史事主要来自他个人的一手信息，而1188年之前的叙事则很可能参考了伊马德丁的《耶路撒冷征服史》（Kitāb al-fatḥ al-qussī fī al-fatḥ al-Qudsī）[26]，尽管在摘录时犯有不少错误。简言之，虽然这部作品有过于美化萨拉丁之嫌，但它仍是目前唯一一部完整回顾萨拉丁一生的一手史著。
2、伊马德丁（1125-1201）
与伊本·沙达特的经历相似，伊斯法罕人伊马德丁早年也接受了沙斐仪派的教法教育。学成之后，伊马德丁先后为阿拔斯王朝与赞吉家族效命多年，并在大马士革担任秘书官与财务官等要职。努尔丁死后，伊马德丁很快就投奔了萨拉丁。由于他通晓波斯语、长于行政工作且了解赞吉王朝的内情，因此很快就同时受到重臣卡迪·法迪勒的提携与萨拉丁的赏识。萨拉丁每次出征都会让他随行，并让其撰写各类文件及处理外交等事务。总之，他是萨拉丁时代诸多政治、军事事件的亲历者与参与者之一。
伊马德丁写有多部历史著作，其中与萨拉丁相关的为以下两部：
1）《耶路撒冷征服史》：以编年体的形式叙述了1187-1193年萨拉丁与拉丁人作战的史事。全书主要根据作者的亲身经历写成，细节十分丰富，是作者最为知名的著作，但同样也有为萨拉丁粉饰之嫌。与伊本·沙达特的传记相比，伊马德丁的文采要更为出众，其作品工于韵律并含有大量想象和比喻，因此十分晦涩难懂。
2）《沙姆之雷》（Al-Barq al-Shāmī）：尽管作者在前言部分中宣称该书旨在讲述萨拉丁及其家族的历史，但目前不少学者都认为本书更接近于一部以作者本人为中心的个人回忆录。与《耶路撒冷征服史》相比，该书在描述萨拉丁时态度较为中立。目前本书仅残余两卷，大致覆盖了1177-1179，1182-1183年的历史。
3、卡迪·法迪勒（1135-1200）[27]
卡迪·法迪勒， 阿什凯隆（Ascalon）人，从小在埃及接受教育，1161年起在法蒂玛军队中从事文职工作，是一位杰出的内政人才与信仰虔诚的穆斯林。1171年后开始为萨拉丁服务，长期负责管理埃及的大小事务并多次陪同萨拉丁出征。在私人关系中，他也是萨拉丁最信任的顾问与好友，不仅有时会站在道德立场上批评萨拉丁的一些行为，而且甚至还有权涉足阿尤布家族的内部事务。
卡迪·法迪勒曾写有一部日志性质的史著，但目前已经失传，我们现在只能通过其他史家的引用来了解这部著作。他生前还写过大量的法律文书与信件，这些文件被后来的穆斯林官吏们尊为公文写作的典范，并以抄本、文集、援引等多种形式保存下来。然而，由于这些文件来源分散且编辑进度缓慢，甚至还要考虑到伪作因素的干扰，因此历史学家们至今仍无法充分利用这些材料。
（二）周边政权对萨拉丁的记载
1、伊本·艾西尔（1160-1233）
伊本·艾西尔（Ibn al-Athīr），是塔巴里（al-Ṭabarī）之后最著名的穆斯林编年史家。他出身于摩苏尔，长期为赞吉家族服务，1188年前后曾随其主公至萨拉丁帐前效力，是第三次十字军东征的亲历者之一。尽管我们并不确定伊本·艾西尔是否接触过萨拉丁或其统治集团的核心成员，但他的弟弟迪亚尔丁（Ḍiyāʼ al-Dīn）后来成为了萨拉丁的继承人阿夫达尔（al-Afdal）的维齐尔，且深受这位素丹的信赖。因此他很可能深入了解过阿尤布王朝的内部情况。
伊本·艾西尔的心血之作《历史大全》（Al-Kāmil fī l-ta’rīkh）是一部编年体通史巨著[28]，覆盖了自创世直至伊历628年（公历1231年）的历史，是当时穆斯林编年史的集大成之作。然而，这部作品却对萨拉丁持褒贬不一的态度，这与同时期的大部分史料有着明显的不同。比如，尽管伊本·艾西尔认同萨拉丁的圣战热情，但他也多次批评萨拉丁对法兰克人过分仁慈的做法，以及他在处理提尔城问题上的失策。他还认为萨拉丁对权力的贪欲引来了安拉的惩罚，使得他的子嗣最终在家族的权力斗争中失势。过去有学者认为本书对萨拉丁的叙述只是对伊马德丁的著作的相应部分的改写。换言之，《历史大全》一书在萨拉丁研究中并不具备多少价值，但目前已无多少学者接受这一颇为极端的观点。
2、提尔的威廉（约1130-1186年）
提尔的威廉（William of Tyre），耶路撒冷人，长期在提尔担任大主教一职，是当时最杰出的历史学家之一。他写作的拉丁语编年史覆盖了十字军诸国自第一次十字军东征到1184年近百年的历史。[29]他对萨拉丁的态度较为复杂，既强调萨拉丁的野心，但也承认他的勇气与政治手腕。在为该书续写的多种古法语编年史中，萨拉丁的骑士精神越来越被作者们所强调，这位素丹在拉丁西方的形象也随之发生了较大的转变。
（三）13-14世纪的穆斯林史料
如前文所述， 13-14世纪的穆斯林史家保存了许多目前已失传的一手文献的内容。其中最为突出者当属阿布·沙马(Abū Shāma, 1203-1267)，他著有一部名为《双雄记》（Kitāb al-rawḍatayn fī akhbār al-dawlatayn）的编年史[30]，主要叙述了1147-1193年的历史。该书以努尔丁和萨拉丁作为全书的中心人物，其主体部分大致可以认为是对伊马德丁的两部作品的缩写，但也大量引用了其他失传已久的历史材料（如卡迪·法迪勒所写的文书与信件等）。尽管阿布·沙马较为准确地保留了伊马德丁所提供的历史信息，并进行了有益的补充，但是他大量删除了原著中的文学修辞和原始文件，是为研究者的一大损失。同时，尽管阿布·沙马在立场上尽量做到不偏不倚，但在多数情况下仍不加批判地引用其获得的材料，且整体上更倾向于亲萨拉丁的作者们的叙述，因此在使用时需格外注意。
限于篇幅原因，其余史料在此仅做简要描述而不再进行展开，它们包括：
1）伊本·阿比·塔伊尔（Ibn Abī Tayyi'）：生活于12、13世纪之交的什叶派历史学家，其著作至今已全部失传，但阿布·沙马与伊本·富拉特（Ibn al-Furat）多有引用其中的内容。
2）本达里（al-Bundārī）：伊斯法罕人，活跃于13世纪上半叶，因将波斯《列王纪》译为阿拉伯语而闻名。他为我们留下了伊马德丁《沙姆之雷》一书的前半部分（涉及1166-1187年）的节本。[31]本达里的文笔平实而简朴，与工于辞藻的伊马德丁形成了鲜明的反差。
3）马克里齐（al-Maqrīzī）：活跃于14-15世纪的马穆鲁克朝历史学家，著有多部不同体裁的历史著作，其中《国王们的品行》（al-Sulūk li-ma'rifat duwal al-mulūk）一书便以阿尤布与马穆鲁克两王朝的历史为中心。[32]在叙述与萨拉丁相关的史事时多次引用已失传的卡迪·法迪勒的日志。
4）伊本·阿迪姆（Ibn al-‘Adīm）(1192-1262) 与盖勒盖尚迪（al-Qalqashandī）(1355-1418)：前者编写了一部长达十卷的人物传记词典，而后者编纂了一部马穆鲁克时代的百科全书。两者均引用了卡迪·法迪勒的日志、文书或信件，具有一定的史料价值。
综上所述，与萨拉丁相关的史料大致具有以下几个特征：（1）一手材料丰富，许多史料的来源均可追溯至萨拉丁的心腹重臣或同时代的人物，因此具有极高的史学价值。（2）体裁丰富，既有穆斯林史学中极为典型的编年史与传记材料，也包含聚焦于某一地区或某一战争的史料。（3）视角多样，尽管传世文献大多来自阿尤布王朝一方，但赞吉家族与拉丁西方的材料也相当丰富，为我们理解这一段历史提供了不同的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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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法蒂玛王朝（909-1171）是什叶派建立的政权，一度与阿拔斯王朝分庭抗礼，11世纪中期后走向衰落。
[2]赞吉王朝（1127-1250）是突厥人建立的穆斯林政权，在努尔丁主政时达到鼎盛，囊括埃及至两河流域北部的大片地区。
[3]Stephen J. Spencer, “The Third Crusade in Historiographical Perspective,” History Compass 19, no.7 (2021): 2. https://doi.org/10.1111/hic3.12662.
[4]转引自Andrew Ehrenkreutz, Saladin. (Alba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1972), 195.
[5]转引自Anne-Marie Eddé, Saladin, trans. Jane Marie Todd (Massachusett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4), 616-617.
[6] H. A. R. Gibb, “The Arabic Sources for the Life of Saladin,” Speculum 25, no. 1 (January 1950): 58-72.
[7]黎凡特（Levant）是历史上对地中海东岸地区的称谓，其范围大致相当于今天以色列、巴勒斯坦、约旦、黎巴嫩和叙利亚的领土总和。
[8]H. A. R. Gibb, “The Achievement of Saladin,” in Studies in the Civilization of Islam, ed. H. A. R. Gibb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62), 98-101.
[9]A. R. Azzam, Saladin. (Harlow: Pearson Education Limited, 2009), 7, 237, 240.
[10]同上，第7, 237, 240页。
[11]Andrew Ehrenkreutz, Saladin. (Alba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1972), 193.
[12]同上，第237页。
[13]M. C. Lyons and D. E. P. Jackson, Saladin: The Politics of the Holy War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2), 248.
[14]同上，第370, 373-374页。
[15]R. Stephen Humphreys, From Saladin to the Mongols: The Ayyubids of Damascus (New York: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Albany, 1977), 22-23.
[16]Carole Hillenbrand, The Crusades: Islamic Perspectives (Edinburgh: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1999), 204-207.
[17]M. C. Lyons and D. E. P. Jackson, Saladin: The Politics of the Holy War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2), 371.
[18]转引自Carole Hillenbrand, The Crusades: Islamic Perspectives (Edinburgh: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1999), 194.
[19]同上，第172页。
[20]同上，第183-184页。
[21]Anne-Marie Eddé, Saladin, trans. Jane Marie Todd (Massachusett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4), 4, 505.
[22]同上，第504-505页。
[23]同上，第206页。
[24]同上，第272-273页。
[25] Ibn Shaddād Bahā’ al-Dīn. Al-Nawādir al-sulṭāniyya wa 'l -maḥāsin al-Yūsufiyya. Edited by J. al-Dīn al-Shayyāl. Cairo: Maktabat al- Khānjī, 1964.
[26]‘Imād al-Dīn al-Iṣfahānī. Kitāb al-fatḥ al-qussī fī al-fatḥ al-Qudsī. Edited by C. Landberg. Leiden: Brill, 1888.
[27] 卡迪·法迪勒实际上是旁人对他的尊称，其含义相当于“高尚的法官”，目前已成为代指此人时的通用称谓，故此处选用人名音译的方式。
[28]Ibn al-Athīr. Al-Kāmil fī l-ta’rīkh. Edited by C. J. Tornberg. Leiden: Brill, 1864.
[29]William of Tyre. A History of Deeds done Beyond the Sea. Translated by Emily Atwater Babcock and A. C. Krey.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43.
[30]Abū Shāma. Kitāb al-rawḍatayn fī akhbār al-dawlatayn. Edited by I. Shams al-Din. Beirut: Dar al-Kotob al-Ilmiyah, 2002.
[31]al-Bundārī. Sanā al-Barq al-Shāmī. Edited by F. Nabarawi. Cairo: Maktabat al- Khānjī, 1979.
[32]al-Maqrīzī. al-Sulūk li-ma'rifat duwal al-mulūk. Edited by Muhammad Abd al-Qādir ‘Aṭā. Beirut: Dar al-Kotob al-Ilmiyah, 1997.
作者：高钧
排版：郑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