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双语学校数量的增加，“中英文双母语”成为了很多家庭对孩子的期望。然而，双语教学究竟如何展开，才能让孩子不仅掌握两种语言，还能扎根中国文化，了解世界文化？
新加坡国父李光耀，曾就在新加坡的双语教学上推动了一次又一次的改革。让我们看看邻国的新加坡，在双语教学这件事上，是如何下手的。
作者：万能鹿。本文来源：公众号“真棒之选”（ID：summerschool2018），K12原创国际化教育平台，致力于理性、深度，有启发的中西融合教育探索。
“双语”始终是个全世界性的难题，虽然近些年一线城市双语学校如雨后春笋般涌现，但两种语言都要学，可能又都学得不够好，也是很多家长的困扰。
而时间是最好的检验，不妨把视线投向我们的邻国新加坡，毕竟在过去四十多年的时间里，新加坡以基本国策的方式推行双语教育，构建了世界上最大、最复杂的语言实验室。新加坡的双语教育走过哪些弯路？又是如何调整和改进的？对我们的双语教育，有哪些启发？将《李光耀回忆录——我一生的挑战，新加坡双语之路》这本书分享给大家，或许里面有你期待的答案。被英国先后殖民统治了一百多年的新加坡，以英语作为第一语言，实在是务实且迫不得已的选择。新加坡地处马六甲海峡交通要塞，地窄人稠，物产不丰，除了对外贸易几乎没有别的生存出口；与此同时，新加坡自1965年独立时起，语言状况就异常复杂：75%说着不同方言的华人，14%说着马来语的马来人，和8%同样说着不同语言的印度人。多元种族的人民就好像是水族馆里，不同种类的鱼，虽然尽在眼前，却是被分开来的。“作为一个多元种族、多种语言国家的领袖，我的首要任务不是维护任何一个种族的语言文化，而是确保国家与全体人民能生存与进步。”从政治独立、经济发展和社会融合等目标出发，英语无疑是最佳选择。有了英语作为共同语，为什么还要推广华语呢？说到这，就不得不提李光耀在语言和文化的关联上，非常深刻的洞见。殖民地时代，英国人设立英校，是为了削弱了群体认同的意识，以及民族自卫求存的感应能力。可以这么说，新加坡早期受英文教育的人，是“被故意解除了政治意识”。而从当时的形势来看，英校和华裔学生，确实有着天壤之别——1957年，新加坡政府下令扫荡学校里的左翼份子，华裔学生团结一心，在华侨中学、中正中学静坐一两个星期，警察包围了学校，以为他们肚子饿了会放弃跑出去，但是他们的父母却把吃的、喝的、穿的丢进学校。目睹此景的李光耀感到深深的不安：“国家发生了这么大的事，不是在玩游戏啊！如果不学华语，10年、15年之后，我们培养出来的人将有2/3是只有知识，只能服从政府政策的人，而不是有魄力有胆识的人。不改变这个现象，新加坡就完了。” 母语，正是培养人民的斗志和骨气，为国家社会带来稳定和繁荣的关键。而事实上，新加坡华校生坚韧不拔和刻苦耐劳的素质，确实为60年代和70年代的新加坡社会带来了一定程度的稳定，也避免了让新加坡成为“伪西方社会”。 新加坡早期的华校，教师是被践踏的民族决心摆脱落后，所掀起的救亡运动的重要分子；课本讲述各种故事以激起爱国心，恢复自信心，并激发民族自尊，以便能赶上西方。他们组织的各种团体活动，从合唱团到集体游戏，都是为了培养孩子以群体的成就为自豪的精神。李光耀认为，华校生具备优秀素质同当时华校生的政治倾向无关，因为这些优秀素质是源于华校的传统和校风。很多人质疑新加坡人的华语水平，这是从上世纪80年代就争议不断的。1980年著名的南洋大学与新加坡大学合并成为新加坡国立大学，华人只学华语的时代就此终结；1987年，新加坡最后一所只教华文的中学关闭，至此，除了九所特选中学外，所有学校都变成以英文为第一语文，母语为第二语文的国民型学校。 李光耀认为，一个种族的语言和文化必须不断变革，才能解决新的问题。一个种族的语言和文化的潜在力，是在于它能否帮助这个种族随机应变，适应时代需求。 新加坡不会变成一个单纯讲英语的社会，政府要做的，是持续创造说华语的有利环境。而对于文化环境，不能只依赖对爆竹声和特制的新年糕点或食物的美好回忆。 在我们的生活中，应该还有更多基本的华族文化特质，如子女和父母的关系，兄弟姐妹的关系，夫妻的关系，父母和子女的权利和义务，这些都是文明社会继往开来的关键要素。 “把社会和家庭利益放在个人之上，还有孝敬父母，奉养父母”等富有意义的华人传统价值观，才是更值得保留的。 因此在新加坡，华语正在以更实用，更活泼的方式存在，务实的新加坡人清楚地知道，“我们的价值不在于我们能说和中国人一样好的华语，而在于我们能掌握英文，能够用英文和世界联系起来。”从1979年以来，新加坡就双语教育问题进行了六次检讨，其中有四次是针对华文学科的教学改革。其中有不少内容，我觉得是很适合中国家长反思借鉴的。 李光耀的儿子李显龙从小就读华校，能够流利说英语、华文、马来文和俄文，但在O水准考试（相当于中考）时，俄文考官用俄语问他，“你用什么语言思考？”他诚实地用俄语回答道：“英语”。 李显龙和父亲李光耀都认为，一个人只能全面掌握一种主导语言，也就是他用以思考的语言，而它并不一定是你投入最多精力的语言。这也是新加坡制定双语政策的基本思路。 1975年，新加坡国防部在一项英文程度测验中发现，英文源流学生的及格率是64%，而非英文源流学生的及格率只有4%，英文作为第一语文和作为第二语文之间程度的差异是巨大的。 积极推行两种语文兼重视数学、科学和技术的全面教育，也引起了很多学生掉队。平均1000名小一生，长大后，有206名在还没有获得任何有用的学历证书和技能之前，便退学离校。大多数退学生，都怀着一种不完满和受挫败的心情，这种感觉，导致他们日后有了少年犯罪的行为。 而十年后，这1000名小一生，能够升上中四，并通过O水准考试三科或三科以上及格的，只有10.6%。1974年，全国小学离校考试，7.1049万考生，只有4.2152万人及格，淘汰了40%的学生。于是，1979年《吴庆瑞报告书》出台，决定“新加坡从此以英文为主，母语为辅。今后几年将演化出来的新教育制度，将是一个英文占显著地位，而母语程度稍有降低的制度。” 同时，报告书还提出了因材施教的分流制度，根据学生学习语文的能力，学习不同程度的英文和母语。 李光耀认为，家长需要认清，学习和相当好地掌握第二，甚至第三种语言是可能的，但是水平却不能同第一语言相提并论。要孩子的第二语文和第一语文一样好，那是不可能的，交换是可以的。要第二语文达到比较高的程度，付出的代价就是更少的时间去读第一语文，第一语文程度比较低。没有一个孩子可以两者兼得。 都知道语言需要环境浸润，新加坡如何创造双语的语言环境呢？没有人能天生说好英语，“我们这里每一盆植物都是苦心载种，经过悉心培育、修建和施肥的。这里的人也是一样，培育过程是心力交瘁的。” 1987年，新加坡挑选小学毕业生中成绩最好的前8%，展开了一场近似于“双母语”的实验，国家投入人力物力，挑选九所优秀华校成立特选中学，让他们接受英文、华文都为第一语文的双语教育。 第一届（1982年）毕业于九所特选中学之一的圣公会中学的学生回忆道，“记得中一第一堂科学课，科学老师随手点到其中一名男同学，要他念出课本里的一段文字。男同学站起来，只会读‘a’和‘the’。” 为了快速提高他们的英文，政府规定九校学生每天上完本校正课后，下午再进英校的正规班，上三四节课，或接受附加英语训练课程，称之为浸濡。频率是每星期12到14节。 李光耀认为，学习语言的环境要灵活安然，流畅自发，不止要靠老师的指导，还要靠同学之间的互动。当年的华校必须依赖英校给学生制造一个能自发说英语的环境，才能让他们在克服说英语的害臊和忸怩不安后，自然而然地脱口而出，朗朗上口。新加坡很多讲华语的家长认为，在家里即使用文法不通，发音不准的英语同孩子交谈，也对孩子的英文能力有好处，这其实是很大的误解，也是极大的浪费。 华语毕竟是最难学的语言。对于学习英语的华语人来说，李光耀强烈建议要从小让华语作为第一语言（包括语言和文化），最起码在小学之前，然后再接受英文作为第一语言的教育，他的三个子女都是自小在华语学校读书。 华语的每个音节四个不同发音很难掌握，要讲流利的华语并不容易。在年纪小的时候，当耳朵、舌头和大脑最为敏锐和灵活是，是学习华语的最好时刻。 毕竟，新加坡在小学阶段有75%的课程时间使用英文，25%使用华文；在中学，这个比例是85%和15%，只有在特选中学和初级学院的双文化课中，才有更多的课是用华文教导。至于高等教育，包括理工学院和大学，英文则是唯一的教学媒介语。 对于新加坡华人家庭而言，学英文是一件不必急于求成的事，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新加坡已经成为一个以英语为主的社会。当务之急，是要在家庭环境里，多和孩子说中文。3、双语学习的前提，是了解自己，在能力范围内选择难走的路
有的孩子能在六岁前启蒙十门语言，有的孩子却掌握一门都很困难。双语学习的前提是要了解自己，并作出正确的选择。 新加坡曾经按照语文能力，把孩子分到不同程度的班级。对此，李光耀特别做出了反省，他的女儿，脑神经科学家李玮玲曾经告诉他，一个人的语言能力和智力并不相等，因为两者关系到人脑的不同分区。 对于那些很聪明，但母语能力表现较弱的学生，教育部则及时做出了调整。对华文课程做出了不同等级的调整，以适应每个人的长短处，从小学分流，视学习能力分为普通双语课程、延长双语课程及单语课程。1999年的《李显龙华文教学新政策》还推出了从课程设置和内容都从高到低的高级华语、华语和华语B课程。 这一改革的目的，并不是要让语文学习变得简易，而是所有的学习都会有一定的难度，需要付出努力和毅力。但我们相信，学习一种具有挑战性的语言并不意味着必须很痛苦，为了不让传统华文死记硬背的教学法，使学生视学习华文如畏途，我们改革教学法、课程内容、考试模式，来引发学生学习的兴趣，让学生热爱华文，快乐学华文，让学生享受并期待学习华文的过程。 但李光耀也特别提到，如果学生选择易走的路，满足较低华文程度，他们以后可能得为此付出沉重代价。对聪明好学的学生来说，最理想的情况是同时掌握好英文和华文。一句话，能力范围内选择难走的路，未来的回报会更值得期待。 四十余年双语实验，新加坡人用一种语言与世界和未来取得连接，同时，用另一种语言与过去血脉相连，而这个过程中就必须持续不断地付出艰苦卓绝的努力，是一场无休止的旅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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