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振兴：国际经验与中国实践——中国国外农业经济研究会2018年年会暨学术研讨会综述【转】

摘要：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中共中央在深度研判中国农村发展不充分、城乡发展不平衡等重大问题的基础上做出的重大决策部署，是新时代“三农”工作的总抓手。本文基于中国国外农业经济研究会 2018年年会暨学术研讨会的交流成果，系统梳理了乡村振兴战略的基本内涵与政策方向，总结了乡村振兴的国际经验启示与国内实践。与会专家、学者围绕如何才能阻止乡村衰落、科学把握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基调，针对如何通过生态环境治理和绿色农业生产以提高食品安全与农产品国际竞争力、如何优化农业产业组织提升农业生产效率、如何实现农村三产融合发展促进农民增收等问题进行了充分的思想碰撞与讨论，为中国新时代农业农村发展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提供了新的思路和方向。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明确指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党的十九大做出的重大决策部署，是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重大历史任务，是新时代“三农”工作的总抓手。当前，国内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在乡村最为突出。在今后一段时间内，中国“三农”工作的主要目标是“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按照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总要求，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2]。

2018 年 8月 18～20日，由中国国外农业经济研究会、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福建农林大学共同主办，由福建农林大学经济学院承办的中国国外农业经济研究会2018 年年会暨学术研讨会在福建省福州市隆重举行。会议期间，来自浙江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等国内外高校、科研院所的150 多名专家学者围绕“乡村振兴：国际经验与中国实践”这一主题进行了充分的思想碰撞与交流讨论，为中国新时代农业农村发展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提供了新的思路和方向。

一、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总要求与政策方向

（一）乡村振兴战略的基本内涵

经过改革开放近 40年的发展，城乡整体关系的变化和农村自身的发展变化，已经到了需要对“三农”工作整体思路做一个大梳理和大调整的阶段（叶兴庆，2017）。党的十九大报告首次明确提出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乡村振兴战略是未来促进中国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总战略，也是未来中国“三农”工作的总抓手。明确乡村振兴战略实施的产生逻辑及深刻内涵是首要问题。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叶兴庆研究员在题为“什么样的战略才能阻止乡村衰落”的主旨报告中指出，乡村问题是任何一个国家或地区在任何国情、任何发展阶段中都存在的问题，而乡村衰落则是传统农业国的工业化、城镇化发展到了一定阶段后在城乡二元体制和市场机制作用下城乡差距拉大导致的结构性问题，对中国来说，乡村衰落是迈向现代化进程中“三农”问题的新表现与新挑战。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前半程是城乡二元结构与城乡二元体制并存的阶段，后半程则是实现城乡统筹、城乡一体化与促进城乡融合发展的阶段，对此，乡村振兴是中国现代化发展关键节点的必然选择。叶兴庆研究员指出，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乡村振兴战略，首先是对近年来现实生活中存在的矛盾和问题的一种呼应，是对农村人口老龄化、农村空心化、城乡公共服务均等化等问题的一种回应；其次是针对社会主要矛盾变化的相应部署，乡村振兴战略不仅涵盖农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也是适应城市居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农村要为整个社会提供优良的生态环境。因此，在中国迈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背景下提出乡村振兴战略来统领“三农”工作，立意更高、要求更高、内涵也更加深刻，是新农村建设的升级版。

（二）乡村振兴战略的政策方向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乡村振兴道路，聚焦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要准确把握乡村振兴战略规划的政策方向。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产业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姜长云研究员在其主旨报告中指出：在实践乡村振兴战略的过程中，要注重乡村振兴战略推进的系统性、整体性与协同性；挖掘乡村多种功能；统筹谋划农村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和党的建设，整体促进农业全面发展、农村全面进步、农民全面发展；促进产业振兴、人才振兴、文化振兴、生态振兴、组织振兴协同推进；切实推进乡村振兴与新型城镇化“双轮驱动”，注意培育城乡特色鲜明、优势互补、和而不同的发展格局，防止将乡村建成浓缩版的城市或现代版的“异国他乡”，导致乡村特色和竞争力的淡化与弱化（姜长云，2018）。要科学把握《乡村振兴战略规划》的重大政策创新导向，从教育、卫生、社会保障等方面提升广大农民的获得感、幸福感与安全感，增强农民参与农村产业融合的能力，不断提高农村劳动力素质，重视职业技能培训，密切关注乡村演变分化态势，分类有序地实现乡村振兴战略的目标。

叶兴庆研究员认为，乡村振兴的基本逻辑是用农业多种功能、乡村多元价值对冲农业份额下降，用财政补贴对冲市场力量，用生态宜居对冲都市便捷，用乡土文化对冲花花世界。对于作为追赶型的国家而言，中国实施乡村振兴战略面临几大难题：一是城市化快变量与乡村转型慢变量不同步的矛盾；二是制度劣势容易导致乡村振兴的实施出现一哄而上、大包大揽的现象，找不准切入点；三是集体所有制的成员封闭性与城乡要素双向流动、逆城市化之间的矛盾。因此，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科学制定规划，全面推进各项振兴措施落地，其核心是抓好“人、地、钱” 三个关键。具体来讲：一是要促进乡村人口和农业从业人员占比下降、结构优化；二是要加快建立乡村振兴的用地保障机制，用“三权分置”解决成员权封闭性与土地流转开放性的矛盾，用点状供地解决新产业新业态用地需求，建立高标准农田建设等新增耕地指标和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节余指标跨省域调剂机制；三是建立健全有利于各类资金向农业农村流动的体制机制。要发挥财政资金的整合与杠杆作用，制定金融机构服务乡村振兴考核评估办法，支持和鼓励工商资本参与乡村振兴。

重庆智库研究院院长王佳宁研究员在其主旨报告中指出，体制改革和制度创新将成为乡村振兴战略的依托和抓手；重质量、理性建、忌“运动”是乡村振兴战略循序渐进的方向；“软环境”营造与响应将左右乡村振兴战略的进程；乡村干部队伍配置是推进乡村振兴战略实施的关键；激活少数民族地区文化是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选项；发挥新型智库的第三方评估功用，将使乡村振兴战略行稳致远。

乡村振兴，产业兴旺是重点。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是解决城乡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矛盾、破除“三农”难题、推进农村经济走向持续繁荣的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方式。吉林大学杨富田博士提出，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是推进农业现代化的必然选择与拓宽农民增收的重要渠道，更是实现农村自我发展的动力源泉，农村三产融合发展有助于推动乡村经济振兴。他进一步指出农村三产融合发展的实现路径，即推进新型农业经营主体间的协同联动、加强农村基本公共服务建设、创新农业产业发展模式。

二、乡村振兴的国际经验

（一）国外乡村振兴的主要做法、经验及启示

伴随工业化与城镇化发展，乡村相对衰落是全球面临的普遍问题，例如大量农村劳动力与人口流失、农村经济与农民收入增速放缓及城乡发展失衡等。不同国家、地区之间由于自然资源禀赋、文化传统以及经济制度与发展阶段差异巨大，乡村发展和建设的路径和模式也不尽相同。梳理主要国家与地区乡村振兴背景、进程以及政策措施，可以为中国乡村振兴战略的具体实施提供借鉴。

南京农业大学周应恒教授对日韩、欧洲和美加等典型国家和地区乡村振兴的背景、目标、模式、进程以及政策措施进行了系统且详细的梳理和对比。他在题为“国外乡村振兴的经验与启示”的主旨报告中指出，日、韩两国的乡村振兴运动都是由政府主导的自上而下的运动，由此激发乡村自治组织与农民的活力；欧盟乡村振兴的经验可归纳为自下而上的生态保护型发展模式，重视乡村提供公共品的重要作用，强调乡村的宜居性和多功能性；相比之下，美国、加拿大的乡村振兴则采取了自上而下的城乡共生模式。

周应恒教授在报告中进一步指出，日本的乡村振兴主要是拓展农业农村多重功能，挖掘农业农村多元价值，通过产业融合发展，走特色产业振兴型乡村发展道路。在经历了快速工业化、城市化带来的高速经济增长之后，日本于1960 年开始出现城乡发展失衡的矛盾。为了激发乡村自治组织与农民的活力，带动农民参与到乡村振兴的建设中来，日本于1961 年颁布了《农业基本法》，其最核心的政策措施是通过国土再造与工业下乡，在长期推进农村交通、卫生、文化等基础设施建设以及改善农村环境与均等化城乡公共服务的同时，推进农民就业与农业兼业化，增加农民收入。到20 世纪 70 年代，日本实现了城乡收入均衡的目标。20 世纪 80年代以来，贸易自由化与市场开放对农业的冲击加剧了日本乡村衰退。对此，日本采取了更加全方位的乡村振兴政策，重视发挥农业的多功能性、推进“一村一品”与六次产业化、通过城乡融合发展提升产业竞争力；区分不同区域，对区位条件劣势地区加强补贴支持等，因地施策激发农业农村活力，延缓了乡村的衰退。

韩国的乡村振兴实质上是一场脱贫致富运动，其经验可归纳为环境整治型乡村发展模式。韩国经济高速增长始于20 世纪 70 年代，此时工农收入差距迅速扩大，农村处于贫困落后状态。1970～ 1980年，韩国先后实施了侧重于改善农民基本生活条件、居住环境的“新农村运动”与以区域均衡政策、社会均衡政策、产业布局政策为主的第五个“五年规划”。这些政策的实施大力推进了农业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农业综合开发，农民收入得以增加，韩国农村得到了全面振兴。

欧盟乡村振兴的经验可归纳为生态保护型的发展模式。该模式的特点主要体现在乡村不仅是农业生产之地、农产品供应之源，而且在满足社会对乡村宜居性和多功能性等方面的需求发挥重要的作用。法国通过“国土整治”“生态农业”等措施，构建了一种内生、长效的乡村振兴机制。德国通过“整合性乡村地区发展框架”，将乡村更新、田地重划和农业结构发展规划等内容整合在一起，开始了整合性乡村更新规划。具体包括：基础设施改善、农业和就业发展、生态和环境优化、社会文化保护。荷兰由于人多地少、土地资源稀缺，从而选择土地整理、实行高效产业兴农的模式。瑞士多山，生态环境脆弱，因而大力开发观光旅游以实现乡村振兴。

为了应对 21世纪农村发展面临的问题，OECD 成员国共同出台了乡村发展的政策框架，也被称为OECD 农村政策 3.0版本，以帮助这些国家政府支持乡村发展。在实施乡村发展政策上 OECD国家达成了以下共识：第一，乡村发展不仅仅是农业部门的发展，而是包含经济、社会、环境等综合发展；第二，乡村发展不仅仅是企业和中央政府的事，而是所有层级政府、营利与非营利组织、非政府组织等全社会的事；第三，乡村发展政策的实施方式也不是简单的自上而下推动，而是需要自下而上因地制宜的推动；第四，当地居民是乡村发展不可或缺的主体。

通过对主要发达国家乡村振兴实践的分析，周应恒教授进一步总结了国外乡村振兴成功的主要经验及启示。具体体现在：第一，乡村振兴发展需要在政府引导下充分发挥乡村在振兴过程中的主体地位，激发乡村发展的内生动力；第二，需要分类施策，对不同类型的乡村采取差异化支持政策，要紧扣地方特色，打造特色品牌，完善乡村基础设施与公共服务；第三，要注重乡村产业发展、振兴农村经济；第四，要根据农村发展的不同阶段，确定不同的政策目标，采取不同的政策工具，做好政策衔接；最后，通过立法确保各项支持政策的落地实施。周应恒教授认为，乡村振兴不是要反城镇化，也不是要在乡村建设大量的工厂设施，而是追求城乡均衡发展，促使具有独特的经济、社会、文化与生态系统的乡村实现可持续发展。在具体的实践过程中，要明确：首先，乡村振兴的主体是村民，要尊重村民的主体地位与首创精神，鼓励多种社会力量参与，激发乡村振兴的内在动力；其次，乡村振兴的主业是农业，要因地制宜、以产业融合发展为抓手，加快乡村产业振兴；再次，乡村振兴的主阵地是乡村，要践行“两山”理念，改善农村环境，打造乡村宜居环境。

（二）全球化背景下中国农业发展与改革方向

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战略，要处理好粮食生产和产业结构调整之间的关系。在稳定粮食生产的基础上，围绕市场消费需求变化，深化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冯海发，2018）。中国社会科学院杜志雄研究员等在题为“全球化背景下中国农业的改革与发展”的报告中，指出了全球农业生产过剩、资本过密化、农产品贸易单向化等趋势性特征，从农业生产、农产品消费、贸易流通和库存四个方面探讨了中国农业的改革与发展。他们指出：在农业生产领域，全球农业生产要素配置不合理进一步加剧，主要表现为从单纯的劳动过密转向劳动过密与资本过密并存的趋势；在农产品消费领域，以生物能源为主的需求创造和中国的食品需求升级反映了全球农业产出长期过剩与农产品相对价格长期下降的趋势；在贸易与市场方面，全球农产品贸易更偏向资本密集型农产品的出口，全球小农经济破产是必然结果；在农产品库存方面，国内的农业支持保护制度不适应现有的全球农产品贸易，牺牲国内农业生产效率无助于保障粮食安全，应发挥中国作为单一农产品进口国在全球农业资源配置中的作用，调整国内农业生产结构，发挥期货与现货交易市场的优势，推进农业生产要素资本化。

江西师范大学马健博士在报告中提出，鉴于日本经验，中国在探索有机农业发展道路时应当健全有机农业相关法律法规体系，积极发挥社会团体的推动作用，充分重视提高农户的经营能力。中国同样面临着农业人口老龄化、农业兼业化深化的艰巨挑战，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产业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姜长云研究员与中国农业大学芦千文博士认为，与日本相比，中国拥有发展农业生产托管更为优越的条件，要正确认识农业生产托管的作用，制定适宜的发展策略，优先扶持农业服务户和农户组成的服务组织，建立托管中介服务体系，开辟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服务”生成路径，形成农业服务规模经营和农地规模经营分工协作、相互促进的发展格局。因此，在广泛借鉴国际经验的同时，更应当积极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乡村振兴道路。

三、乡村振兴的国内实践

（一）完善要素资源配置与稳定农户生产积极性，推动农业稳步创新发展

全面激活生产要素市场和调动乡村振兴相关利益主体的积极性，促进城乡生产要素的自由平等流动，充分挖掘实现乡村振兴的活力源泉，其关键目标在于提高农业生产效率，稳定农业生产收入。华南农业大学罗必良教授通过观察中国粮食多年增产现象，在主旨报告中提出：在资源约束、劳动力约束及市场约束等一系列不利因素条件下为什么粮食产量会出现新的且长期增长的趋势？他继而推断种植结构的“非粮化”是在农业劳动力非农转移的滞后阶段才成立的，而劳动力转移、农业劳动成本提升等约束条件的变化将诱致种植结构的转换，导致“非粮化”并非常态，而“趋粮化”将成为基本趋势。最后通过实证检验，罗必良教授基于农户层面得出了小农种粮的三大逻辑：一是配置逻辑，即随着农业劳动力向非农部门的转移，农业中劳动力的刚性约束增强，生产的机会成本提高，农地流转特别是生产性服务的完善，使得粮食作物在结构调整中更具有优势；二是分工逻辑，即农业生产环节的外包及生产性服务市场的发育，将进一步推动种植结构的“趋粮化”；三是产权逻辑，即无论地权稳定与否，作为生产周期短、市场风险低、分工程度高的粮食作物，都是农户优先考虑的种植品种。如果地权不稳定，农户为了规避投资风险，往往倾向于种植生长周期短的作物。如果改善地权稳定性，在要素管制放松与市场开放的情景下，农户能够在农业部门与非农部门之间自由配置要素，则较有可能种植市场风险较低和分工程度较高的粮食作物。

作为农村经济发展的重要组织载体和经济力量，农民合作社在实现小农户与农业现代化发展有机衔接、推进乡村振兴等方面将发挥主力军作用。中国人民大学孔祥智教授在题为“国际合作社理念及其在中国的演化”的主旨报告中梳理了国际合作社的基本原则及其演变。他指出，长期以来，国际合作社的民主控制、资本报酬有限、按惠顾额分配盈余的基本原则没有发生变化。孔祥智教授同时分析并评价了中国农民合作社发展过程中的创新实践，包括农机合作社、土地股份合作社、农村社区股份合作社与企业领办合作社等几种新型的农民合作社。与标准的农民专业合作社相比较，农机合作社更强调入社的股份（包括农机折价形成的股份），这是由于农机的价值较大，同时合作社股份构成较为复杂（农机、土地、资金等），但在管理方式上依然强调民主，强调民办、民管、民受益，这是中国农民对世界合作社运动的重要贡献。将农村集体净资产量化到成员后形成的农村社区股份合作社具备成员同质性、社区封闭性、决策民主性、分配均衡性等特点，是深化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的基本形式，在深化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发挥重要作用。企业领办合作社将原本属于外部的交易关系内部化，有利于双方建立起风险共担、利益共享的机制，并加大了双方的违约成本，降低了违约发生率，并有利于帮助农户建立起稳定的农产品销售渠道。这种新型的合作社是中国企业家和农民的伟大创造，符合世界农业发展的大方向，也符合中国农业现代化的大方向（孔祥智，2018）。无论哪种类型的合作社，都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劳动生产率或土地生产率的提高，促进了现代农业发展，体现了中国农民对世界合作社运动的贡献。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张倩博士在报告中分析了不同类型资产对农户正规信贷约束的影响，指出农户家庭资产中土地资产、房屋资产和现金资产等均对信贷约束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土地资产及家庭欠款情况对借贷需求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张倩博士建议，根据不同地区的实际借贷需求情况因地制宜地推出金融产品与制定政策，着力解决农户缺乏有效抵押品、无法提供担保等问题，逐步降低农户借贷受约束的程度。华南农业大学蔡键博士等学者从要素组合配置视角对农户经营规模扩大的要素瓶颈进行研究，并在报告中指出：土地市场或者土地租赁（流转）市场的发育是农户扩大经营规模的前提条件；农户经营规模扩大是土地与劳动力要素组合配置的结果，农业劳动力流向城镇的现实条件决定了农业机械化生产和农机作业服务市场发育是农户进一步扩大经营规模的一般条件；土地、劳动力及其替代要素的市场化程度不断提高，使得资本（信贷）市场的发育是农户实现规模化经营的门槛条件，因此，农业保险市场的发育是未来初成规模农户能否稳定生产的保障条件。

在农业社会，农业生产活动与农业生产要素息息相关。有学者就茶农茶树品种选择行为的影响因素做出实证探讨。中国农业科学院杨帆研究生依据对西湖龙井主产区的调研，指出参加技术培训、加入合作组织是影响茶农采用新品种的关键因素。服务规模经营是中国农业规模经营的另一重要路径，既是促进土地规模经营的重要支撑，也是实现小农户与现代生产要素对接的桥梁。对此，华南农业大学罗明忠教授认为，当前中国农地细碎化程度较高，阻碍了农业机械的应用，降低了农机作业效率，使农机作业成本上升，这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农户参与农机服务供给的积极性。政府应鼓励地方探索解决农地细碎化问题的途径，允许有条件的地区推行“农地互换”“整合确权”“联耕联种”等模式，切实降低农地细碎化程度。科技成果转化是农业生产力发展的重要因素。华中农业大学张俊飚教授研究了地方专利政策与农业专利增长之间的关系，分析了省级和地市级专利激励政策对不同主体的农业专利增长的影响，认为针对不同主体完善专利法规中的专利激励措施有助于进一步提升农业专利的增长。

（二）保护生态环境、强化食品安全监管，推进农业绿色健康发展

乡村振兴，生态宜居是关键。乡村振兴要建立在生态良性循环基础上，以不伤害生态环境为基线（冯海发，2018）。农业生产是以自然资源为依托的生产活动，作为农业生产的主要参与者，农户的生产行为会直接影响生态环境质量。生态治理关系到农业的可持续发展，而规范农户生产行为，探索科学的环境治理模式和评估生态治理效益是生态治理的前提和必要条件。

对于农户采纳绿色技术行为问题，华中农业大学罗小锋教授探讨政策激励、价值认同对农户有机肥施用行为的影响，并考察政策激励和价值认同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价值认同在价值引导型政策手段与农户有机肥施用行为之间发挥中介作用，经济激励型政策手段在价值认同与农户有机肥施用行为之间发挥增强的调节作用。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汪红梅副教授研究不同环境治理模式下的农户行为响应差异，将以项目进村制为代表的政府模式和以“一事一议”财政奖补制为代表的社区模式对农户行为响应的影响进行对比，发现：农户对于社区模式的环境治理方式的响应更为积极；同时，社会资本只有在社区模式下才能发挥正效应。生态治理的社会效益是相关政策制定的重要参考依据。海南大学徐涛博士从公众偏好及其空间异质性的角度评估内陆河流域生态治理的社会效益。其研究证实了流域居民期望当地生态环境获得改善，愿意承担一定的治理成本，且居民的生态治理偏好存在流域区段和城乡间的差异。因此，他认为未来生态政策和环境治理应充分考虑公众偏好及其空间异质性。

如何发挥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在促进传统粗放型的农业生产向绿色高效的现代农业发展模式转变过程中的作用成为绿色农业发展研究的重点。华南农业大学董莹博士与中国农业大学穆月英教授在报告中指出，环境技术强度对设施蔬菜生产前沿面的影响呈现“正 U 型”趋势；技术经验对加入合作社的农户技术非效率的缓解同样呈现“正 U型”作用，但对非社员农户的作用不明显；合作社组织生产型服务有利于缩小社员内部的环境技术效率差异，其新技术指导与销售渠道服务能显著提升该技术对生产前沿面的作用效果。

近年来，食品安全问题受到社会各界广泛关注，如何规范农产品生产过程中化学药品使用行为，从源头上保障食品安全，是学界关注的焦点问题之一。江南大学王建华教授、高子秋研究生与朱淀教授针对当下安全认证农产品的消费者特征及行为进行识别分析，采用844 名消费者问卷调查数据，研究消费者关于安全认证猪肉购买意愿的形成路径，并探讨影响消费者购买安全认证猪肉的因素。研究指出，消费者对安全认证猪肉的了解程度、关注程度、识别能力以及政府的宣传号召、猪肉的产地信息、消费者的受教育程度和收入水平、消费者对政府监管的满意程度是影响消费者对安全认证猪肉购买意愿的几大关键要素。与此同时，王建华教授与沈旻旻研究生在消费者安全消费的非理性均衡及其影响因素的报告中指出，消费者对贴有绿色食品认证、有机食品认证、产地信息和“无添加剂和兽药残留”标签等附加信息的猪肉具有显著偏好，在猪肉上标注此类信息可有效提升消费者对猪肉安全的信任。内蒙古大学道日娜副教授评估食品安全事件冲击的长期和短期社会效应，分析三聚氰胺事件对中国省级奶粉进口量的影响，发现三聚氰胺事件使中国省际奶粉进口量较事件发生前增加了2.3 倍，三聚氰胺奶粉事件显著增加了中国省际奶粉进口量，并且这一效应随着时间推移有逐渐减弱的趋势。此结论为三聚氰胺事件对贸易的影响提供了新证据。

（三）利用国内外两个市场、两种资源，促进农业开放包容发展

在经济全球化与一体化的世界格局下，农产品贸易对农业发展乃至国家粮食安全的影响不容忽视。中国农业大学何秀荣教授在题为“中美贸易战中的大豆问题判断”的报告中分析了大豆对中美双方的重要性，指出在愈演愈烈的中美贸易战中，中方对美国大豆的反制措施，其实际经济影响对中美双方都不是很大，对中方的负面影响小于对美方的负面影响。对中方而言，大豆进口的来源地将更加多元化，减少从美国进口的大豆将由从南美进口来填补，市场短期内会出现价格波动，但对国内大豆种植面积扩大的作用是有限的，对中国植物油和蛋白饲料供给的影响也不大。对美方而言，美国大豆虽然在对中国市场的出口方面受到一定影响，但这一影响会因相当部分的美国大豆转移出口到其他大豆进口国而减弱；同时，美国农民的收入损失会因大豆出口市场的转移和美国政府的特别补贴而大大降低，但中国的反制措施会影响美国农民的政治选票和美国大豆的长期市场份额。

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陈劲松研究员从逆全球化的现象和定义出发，探讨了逆全球化对粮食安全的负面作用，包括导致全球粮食贸易受阻、粮食价格上升、国际投资受阻、移民受阻进而影响贫困、开放数据获取受阻进而阻碍技术传播等，认为逆全球化的产生主要归因于全球化的发展红利分配不合理、不均衡，跨国资本流动过度自由化，缺乏足够包容性的政策以应对全球贸易格局变迁以及西方国家产业空心化。因此，他认为，在全球化问题研究中需要增加“变数”，重视逆全球化对粮食安全的负面影响，正确看待中美贸易摩擦对中国农业产业的影响。

在积极构建“五位一体”的全球农业战略的背景下，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农产品贸易无疑成为中国农业发展的前沿地带和重要窗口。面对农产品出口新时期的机遇与挑战，如何调整中国农产品出口结构才能保证农产品出口增长的稳定性？如何挖掘“一带一路”沿线各国农产品市场需求潜力，从而达到优化中国农产品出口市场结构，保证农产品出口增长动力，进而维护国内农产品相关生产者的利益，推动供给侧改革的顺利进行？对此，浙江工业大学孙林教授在报告中指出，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农产品出口增长扩展边际和集约边际波动较大，扩展边际对农产品出口增长起主要推动作用；经济规模、地理面积、人口密度对农产品出口增长扩展边际和集约边际均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关税水平、贸易距离、各国进口所需文件数、贸易国建立仓库所需时间、汇率成本和外部冲击对农产品出口增长扩展边际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关税水平、各国进口所需文件数、贸易国建立仓库所需时间、汇率成本和外部冲击对农产品出口增长集约边际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

四、总结性述评及未来研究展望

与会专家指出，在中共中央做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大决策背景下，探讨乡村振兴的国际经验与国内实践恰逢其时。本届年会暨学术研讨会上，参会代表围绕乡村振兴的国际经验与中国实践这一主题展开了广泛深入的讨论，几乎覆盖了“三农”问题的方方面面，取得了丰厚的学术成果，对推进中国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指导意义。对于如何才能阻止乡村衰落、科学把握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基调，如何通过绿色农业生产和生态环境治理以提高食品安全及农产品国际竞争力，如何优化农业产业组织提升农业生产效率，如何实现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及提高农民收入等问题，与会农经界专家、学者给予了较好的回应，也为中国乡村振兴战略研究提供了新的思路和方向。尤其是在借鉴乡村振兴的国内外实践经验方面，与会专家、学者展开了充分的交流与思想碰撞，为今后学术研讨会的召开积累了经验。

但在全面振兴乡村的重大历史任务面前，学术界仍然需要持续、充分研究以下几大方面的问题：①衡量乡村振兴的标准；②城市化背景下乡村自然演变规律及趋势；③城市化背景下如何增加乡村地区公共产品供给，从而缓解城乡发展不平衡的矛盾；④如何确保乡村振兴政策措施与乡村振兴目标之间的对应关系，避免政策目标的有偏性；⑤在既定的国情与资源禀赋约束条件下，如何科学地排列实现乡村振兴目标的优先序，以实现乡村振兴在不同的发展阶段中政策工具与目标之间的有机衔接。鉴于乡村振兴战略实施尚处于开局谋划阶段，寄希望于学界能够多就一些基本的理论问题进行深入探讨，以服务于乡村振兴战略顺利推进，增进农民福祉。

——END

编者注：

• 本文转自：宁满秀,袁祥州,王林萍,邓衡山.乡村振兴:国际经验与中国实践——中国国外农业经济研究会2018年年会暨学术研讨会综述[J/OL].中国农村经济,2018(12):130-1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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