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云新 阮皓雅：资本下乡与乡村精英再造【转】

摘    要：在工商资本大规模下乡背景下, 回流人才及村庄内的部分精英农户抓住时机、响应机会并采取行动, 在公司主义的包围中成为乡村场域中另一部分拥有相对话语权的群体, 完成了乡村精英的重塑。乡村新精英的产生是政策驱动、资本推动、精英回流的共同结果。新精英通过和资本同盟积极响应经济机会, 与基层政府结成“权力—利益”共同体谋求政治嵌入, 凭借熟人网络带动和俘获普通农户以强化社会关联。乡村精英再造具有双重效应, 对乡村治理产生深远影响。新精英的兴起激发了乡村内源发展动力, 有利于实现乡村振兴, 但也由于资源分配的不平衡加剧了乡村阶层分化。

关键词：资本下乡; 乡村精英; 乡村振兴; 乡村治理; 城乡一体化;

一、问题的提出

我国城镇化的快速推进与现代化进程的加速运行消解了传统的农业生产要素关系, 城乡一体化对发展现代农业提出了新的要求。由于内生动力缺乏, 乡村振兴面临人口外流、资本短缺、设施落后等资源约束, 发展现代农业势必依靠外生资源输入。在这种背景下, 2013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 鼓励和引导城市工商资本到乡村发展适合企业化经营的种养业。由此越来越多城市工商资本涌入乡村, 并通过土地流转等方式进行现代农业生产活动, 即所谓的“资本下乡”。资本下乡是政策推力、乡村拉力、赢利动机等多重因素的共同作用下产生的结果[1], 能够有效激活传统生产要素, 培育和发展新型经营主体和经营方式。伴随着下乡资本与乡土社会的相互嵌套, 各主体间的持续互动改变了乡村治理格局, 促进了阶层再造、村庄再造与村社重构[2]。

在工商资本大规模下乡背景下, 一部分人抓住时机、响应机会并采取行动, 在公司主义的包围中成为村庄场域中另一部分拥有相对话语权的群体, 完成了乡村精英群体的重塑, 本文称之为“新精英”。经历再造后的“乡村新精英”产生于新一轮乡村发展机遇中, 与原有依靠政治身份或经济资源代际传递的精英不同。新精英亦不再是投资在外却对乡村事务毫不关心的个体, 而是对乡村振兴具有关键作用的群体。本文立足于乡村精英主体的视角, 在文献回顾的基础上, 描述资本下乡背景下精英农户与其他利益主体在土地、劳动等重要生产资源流动中的互动过程, 力图清晰呈现乡村精英再造过程, 分析精英再造的双重效应, 并对新精英兴起进行反思和追问。

二、文献回顾

学界对于精英的定义有很多, 其中较为权威的是帕累托对其的界定, 精英是指“最强有力、最生气勃勃和最精明能干的人”[3]。按照这种说法, 乡村精英即指个体能力强且能够在村民中发挥影响的那部分村民, 他们大都拥有优势资源、成功经历和社会影响力[4]。按照该群体的发展及演变逻辑对已有文献进行梳理, 大体可概括为精英转型、精英式微、精英重塑三个阶段。

在过去的一个多世纪种, 乡村精英群体及其具体指向几经转型, 这是因为不同时期的国家政权倾向于扶持适合当时乡村治理需求的人成为“乡村精英”[5]。上世纪初期, 国家权力开始向乡村渗透, 通过与乡绅、地主等合作达到乡村治理的目的, 乡村精英的地位和功能从“保护型经纪”向“赢利型经纪”转变[6]。到了上世纪中期, 通过发动政治运动, 国家对乡村权力和身份进行强制性分配, 原有乡村精英格局被颠覆, 底层民众获得更多成为精英的机会和渠道。改革开放以后, 村民自治改革拓展了乡村精英的资源渠道, 由单纯的政治资源扩展到经济、社会资源, 但在国家“行政吸纳政治”的治理方式下, 乡村精英仍处于被控制状态。伴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 越来越多的经济精英跃入大众视线, 这部分由非体制精英部分转化而来的乡村精英, 开始替代传统的基于政治需求和导向的“体制内精英”, 成为国家政权的“代理人”。后税费时期, 为了满足项目下乡的诉求, 交际能力强、关系网络广且关系重心和利益空间在村庄之外的部分村民登上乡村政治舞台, 成为“新代理人”[7]。

随着市场经济发展, 权力从拥有特权的再分配者向直接生产者转移, 原有基于政治等级和特权的乡村精英逐渐式微[8], 新“经济能人”崛起。随着城镇化快速推进, 乡村中坚力量、精英人才随之外流, 在乡村自我实现困境和城市经济利益的推拉下, 乡村精英流失现象越来越严重[9], 乡村呈现空心化与社会分层模糊化。处在发展困境下的乡村社会不但难以找到传统意义上的政治精英, 更无法留住新晋的经济精英, 乡村社会面临巨大挑战。

精英在乡村社会中具有重要的动员与示范作用, 甚至能够影响乡村的制度演进[10], 精英的回归与再造成为新时期乡村振兴的必然选择。面对乡村精英消弭的困境, 诸多学者提出了解决方案, 其中包括完善乡村的软硬件设施, 完善人才回流机制、村民自治制度, 增加土地附加值, 增强农产品市场竞争力[11], 创新土地产权制度等。但是, 上述措施仅仅是通过改变外在环境吸引精英回流, 长远来看, 必须实现乡村精英再造, 完成从“输血”到“造血”的转变。资本下乡是促进精英回流、实现精英再造的重要契机。一方面, 与资本下乡相伴随, 人才、知识等要素也从城市向乡村扩散[12];另一方面, 土地流转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乡村阶层再造[13], 精英再造成为可能。

从以上文献回顾可以看出, 资本下乡提供了精英再造的契机并促进了新的农民阶层格局形成, 但已有文献对于精英的再造过程少有叙述。本文拟基于资本下乡的结构背景, 具体阐述资本下乡中乡村精英重塑的具体互动过程, 以完善相关研究。

三、资本下乡与精英回流:乡村精英再造的结构背景

资本下乡场域中的“新精英”群体主要是返乡创业或积极响应政策的乡村精英。有别于传统基于代际传承的体制内精英和经济精英, “新精英”的产生有其结构背景, 是政策驱动、资本推动、精英回流的共同结果。

(一) 政策契机

近年来, 中央一号文件反复强调要加大改革创新力度加快农业现代化建设, 深入推进农业供给结构性改革。在政府强大推力的作用下, 中国农业有望在短时间内走完其他国家需要几百年才能走完的转型道路[14]。根据财政部官网公布的财政支出信息, 2006—2016年, 中央财政涉农支出年均增速超过20%, 从最初的3571亿元增加到18587亿元, 涨幅已逾四倍。国家的涉农支出主要是通过税收返还和转移支付方式进入农村, 其中最重要的手段便是以项目形式下拨, 即“项目下乡”。数额巨大的项目资金吸引了大批城市工商资本下乡涉足现代农业领域, 此即为“资本下乡”。资本和项目的相互嵌套为乡村“新精英”崛起提供契机:其一, “美丽乡村”、“村村通”等公共项目促进了乡村基础设施的投资与建设, 减少了下乡资本发展现代农业时的交易成本, 无形中降低了资本进入该领域的门槛, 乡村精英自主创业成为可能;其二, 资金跟着项目走, 项目跟着资本走, 为了争取国家涉农项目资金, 地方政府的理性选择就是吸引城市工商资本下乡从事农业相关生产活动, 通过“示范”、“试点”机制打造项目申请和实施平台, 将涉农项目与工商资本结合起来, 使项目向工商经营的地域集中和整合[15];其三, 工商资本进入乡村发展现代农业势必面临同乡土社会的磨合过程, 部分对政策敏感的乡村精英顺势而上, 充当资本“中间人”角色。

(二) 资本下乡

近年来, 农地流转规模持续快速增加, 由工商企业以企业或个人等形式转入的土地面积规模尤为引人注目, 工商资本数量大大增加, 并不断从流通领域扩展到农作物生产和加工领域。在非农产业竞争激烈且风险递增的宏观经济形势下, 具有价值提升的投资预期与需求稳定的特点的现代农业的开发近乎空白, 而土地资源取向和政策加持等因素使现代农业成为资本的新一轮投资热点。在政策引导下, 土地综合整治几乎成为了“稳赚钱”的项目[16], 资本可以凭借土地的集中流转和推动“农民上楼”获取大量国家项目配套, 通过各种政策获得大量惠农资金。资本下乡为乡村提供了再结构化的机遇。涉农企业在资金、技术、管理和市场以及抵御风险能力方面具有明显的优势, 通过向乡村场域注入其最为缺乏的经济资本, 可以改变以往村庄受制于土地投资、农业技术和种植结构的限制, 土地价值增益难以实现的不利局面[17]。资本下乡为乡村带来的新兴技术、知识以及资金等生产要素与传统要素相结合, 促进农业转型发展。除村庄的再造之外, 依托土地流转的农业规模经营成为推进农业经营体制机制创新的主要发展模式, 土地流转也促进了乡村权力主体的不断演化与新运行格局的形成。

(三) 精英回流

我国正处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阶段, 调整产业结构、去除过剩产能和淘汰落后产能是改革关键。在这样的背景下, 低附加值产业生存现状每况愈下, 外出务工人员工作与生活举步维艰。与此同时, 乡村发展迎来黄金时期。除了上文提及的政策契机与发展机遇, 国务院办公厅2015年印发的《关于支持农民工等人员返乡创业的意见》更是明确提出支持农民工、大学生和退役士兵等人员返乡创业, 通过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打开新型工业化和农业现代化、城镇化和新农村建设协调发展新局面。农业部公布的近期农业农村经济发展数据显示, 截至2016年, 各类返乡下乡创业人员达700多万人, 新型职业农民总量超过1400万, 中国家庭农场超过87.7万家, 农民专业合作社达188.8万家, 土地流转、农业生产托管、股份合作等多种形式适度规模经营占比超过30%。乡村精英曾一度在追求个人利益和发展的渴求下背井离乡、只身赴“城”, 村庄人才严重流失。如今又在城市推力、乡村拉力和人才政策的共同作用下返回这片熟悉且充满希望的土地, 这是时代发展的必然趋势。

四、机会空间与行动策略:乡村精英再造的机制分析

资本下乡过程中, 新精英势必面临来自大资本在政策支持和资金汲取等方面的挤压。作为具有一定影响力的行动者, 新精英采取了一系列互动策略, 利用自身优势脱颖而出。研究发现, 新精英在兴起的过程中, 通过和资本结成合作与联盟关系积极响应经济机会, 与基层政府结成“权力—利益”共同体谋求政治嵌入, 带动和俘获普通农户以强化社会关联, 最后完成精英重塑的过程。

(一) 响应经济机会:精英与资本的合作与联盟

下乡资本主要分为工商资本和金融资本。其中前者通过土地流转从事现代农业生产, 在盘活土地资源的同时, 带动当地农户就业;后者则通过土地承包经营权、集体林地承包经营权、水域滩涂养殖权、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和房屋所有权等产权抵押进行贴息担保, 为农户提供融资贷款, 其本质上是通过政府行为降低金融机构的放贷风险。本文主要研究的是精英和工商的合作同盟。

1. 互利共生与优势整合

在资本下乡的初始阶段, 下乡资本通过订单农业、土地入股、土地流转、提供企业务工机会等利益联结方式对农户进行经济动员;在完成土地、劳动力等生产要素的原始积累后, 进一步采用“公司+农户+市场+基地”“农户+家庭农场 (大户) +企业”、“农户+基地+企业”等利益对接方式吸纳村庄资源, 其中的“基地”或“家庭农场”一般是由精英农户或回流精英主办, 很少存在农户自发形成或全部由资本发起的情况。这是由于资本在进入村庄的过程中, 如果直接与分散农户打交道, 势必面临高额交易成本。这时, 资本的理性选择便是同新精英之间建立合作关系, 利用既有“中间组织”以降低单位产品的交易成本。在资本吸纳新精英的同时, 新精英也不甘示弱。他们抓住与资本对话的契机, 凭借自身在土地、社会资本、学习能力、信息获取等方面的优势, 打造和成立家庭农场或合作社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 并以此与资本结成同盟, 形成“互利共生”的关系。

生产经营阶段同样存在资本与新精英的“互利共生”。一方面, 外来资本具备技术、资金等优势, 极易形成农产品垄断, 尤其是一些技术要求高的高经济价值作物, 新精英倾向于同资本进行交易上的合作。另一方面, 外来资本经验和资源丰富, 拥有成熟、畅通的市场销售渠道, 面对自然、市场等风险时抵抗能力强于精英农户。为了规避经营风险, 拓宽销售渠道, 新精英往往会抓住机会, 主动联合大资本, 在资本的助力下整合内部利益, 实现自身规模的扩大化。

2. 资本示范与精英承接

除了结成优势共享与利益互补的显性同盟外, 资本对新精英形成的隐形拉力还集中在资本示范和精英承接两个方面。一方面, 工商资本的逐利性决定其趋向于种植经济价值更高的经济作物而非传统作物。在工商资本的带动下, 拥有较高风险接受意识与学习意愿的新精英相继效仿, 他们愿意接受并勇于尝试新生事物, 资本的示范性在新精英群体中得以扩散。另一方面, 资本下乡有效带动了农业技术提升与人力资本增值。下乡资本在发展现代农业的同时, 会通过开设课程等方式向农户传授经验与技术, 由此催生出一批懂技术、有经验的新精英群体。

部分工商资本与其说是被乡村发展前景吸引而来, 不如说是被非农项目尤其是土地整治等项目资金俘获。资本蜂拥投资有项目支持、利润高的领域, 但是由于任何投资领域都会面临经营风险、市场饱和等危机, 再加上投资农业的回报期本就相对较长, 经常出现资本因资金链断裂、经营不善等难以为继, 最终一走了之的现象。虽然工商资本的退出给土地恢复带来一定成本, 但基地、合作社等已经定型的组织及其架构却被保留下来, 并由村内的新精英转包承接, 此部分人群实力由此壮大。从这一角度看, 下乡资本的退出, 使得新精英自身规模和能力继续扩大。

(二) 谋求政治嵌入:精英与行政官员的策略互动

后税费时代, 乡村发展面临着基层政权悬浮的困境, 项目下乡与资本下乡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基层政权的下沉。由于层层加压, 处于压力型体制末端的基层政府在招商引资考核中的任务极为繁重。为了完成任务, 基层政府在利益驱动下引进项目并将其投入到乡村建设之中。在此过程中不可避免出现了基层政府及村干部的机会主义行为, 而乡村新精英也利用政府官员的心理与其进行互动, 二者结成紧密的利益关系。

1. 政绩冲动与利益许诺

对基层政府官员而言, 积极引进资本或扶持农业新型主体不但是迎合和完成上级要求的工作需要, 也是谋求自身利益的重要途径。本研究将资本下乡过程中存在的利益划分为经济收益与政治收益, 根据主体划分为个体官员与官员集体, 组合起来的利益偏好如表1所示。

表1 资本下乡中政府官员的收益

以往的调研发现, 资本下乡的示范点往往具有高位推进、多重身份等特征。以湖北省鄂州市为例, 其资本下乡示范点也是生态农业示范基地、青年创业致富培训示范基地。当地和省农业厅建立“厅市共建”关系, 并建立了领导挂点机制, 由农业部门领导、区乡镇领导带头兴办农业基地。领导挂点在一定程度上放大了示范效应, “领导齐上阵, 农民干劲足”, 有效促进当地的生态农业发展。而且, 挂点机制意味着“领导盯着干”, 试点政绩的好坏与官员政治生涯直接相关, 属于“强激励”。基层政府对于资本下乡高度重视、迎头硬上, 必要时甚至会采取一些策略性行为。例如, 为了达到招商引资考核要求, 在引进的涉农企业数量不够时, 基层工作人员就转而发展由新精英创办的家庭农场、合作社等, 一般性的做法包括降低准入门槛、进行经济奖励等。这种利益许诺无疑为新精英的壮大提供了机遇。

2. 承诺回应与关系塑性

村干部处于国家控制系统的神经末梢, 兼具行政系统“代理人”与村庄内部“当家人”双重角色。作为政治意义上的桥梁与纽带, 村干部在资本下乡中往往会成为资本与新精英的中间人。对村干部而言, 在扶持资金有限的情况下, 扶持已经成长起来的精英农主导的合作社或者家庭农场, 相较于建立普惠制的扶持机制或建立一个更严密的甄选机制, 不仅得以压缩行政成本, 还可以和新精英共谋获得回扣或远期收益, 这无疑进一步提高了村干部的积极性。

为了确保土地流转、获取惠农项目、套取补贴等顺利进行, 新精英需要获得基层政府及村干部的权力支持, 作为回报, 新精英会支付一定的经济补偿, 通过关系拉拢、利益交付等形式回应“体制内精英”对他们的承诺, 以建立较为稳固的联系。以土地流转为例, 新精英会利用村组干部的人脉与面子资源来消解土地谈判成本。村干部因为有着调节费的激励, 对村民做思想工作的积极性大大提高。当村干部在土地协商流转过程中遇到困难时, 新精英也会出面利用自己的社会资本进行协调, 甚至愿意退步, 二者存在互惠关系。

(三) 强化社会关联:精英对普通农户的带动与俘获

在乡土社会里, 乡村精英不仅仅是经济资本的拥有者, 更是社会资本的拥有者, 他们往往处于乡村关系网络位置的中心, 是人情交换的中枢, 也是第三方信任的基石[18]。利用“村里人”身份的乡土内生性与嵌入性, 新精英在现代农业生产经营领域如鱼得水, 还带动了村内普通农户经济就业。当然, 这其中也不乏精英俘获现象, 对农户利益造成威胁。

1. 关系中枢与企业家精神

作为外来资源, 城市工商资本下乡发展现代农业本就带有一些入侵意味。资本通过基层政府与村民对话, 利用新精英建立的家庭农场、小型合作社等控制生产流程。从某种意义上看, 下乡资本很难嵌入乡村社会网络, 其生产经营重心多在获得企业经济利益, 因此难免会对土地可持续性、社会关系维持等要素欠缺考虑。而乡村新精英大多是阅历丰富的返乡创业者, 或者是长期从事农业相关领域、具有丰富经验之人。不同于资本下乡的短期逐利行为, 乡村精英大多对乡土社会有着较深厚的感情, 他们更加关注人情关系与共容利益。相比于基层政府及村干部作为政策的执行者对自身政绩的考虑, 新精英少了一层政治利益与强制性色彩, 盈利动机更为纯粹, 且更易协调土地流转后的雇工关系。此外, 和其他农户相比, 乡村精英拥有丰富的资源、复杂的社会关系和敏锐的机会辨识能力, 这意味着新精英在获取有用信息上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

同时, 新精英善于通过学习实现优势资源和地位的再生产, 他们学习能力强且愿意接受新事物。经学习过后比普通村民多拥有一门知识;反观部分普通农户, 他们更加关注自身及家庭利益, 很少有超出村落边界的利益意识, 出于对经济的不确定性的考虑, 不敢成为第一个吃螃蟹的人, 这是出于低风险考量的一种理性选择[19]。一来一往之间, 精英农户与普通农户间在知识接受与积累上产生差距并逐步扩大。当然, 也有一些目的明确并善于把握时机的普通农户, 在政策指引与环境熏陶中, 勇当资本下乡“弄潮儿”, 成为乡村社会孕育着的转型力量。从这个角度来看, 乡村新精英不仅对普通农户有带动作用, 还有利于村庄第二代新精英的再造。

2. 同形效应与利益俘获

新精英依靠土地或者和土地产生密切联系, 实现农业规模化经营并能够获得惠农补贴, 具有雇佣本地农民的意愿和能力, 最终集聚了财富并对其他农户形成一定经济辐射。这种经济辐射来自两方面, 第一是由雇佣关系产生的务工收入, 由于本地百姓会产生偷懒及搭便车行为, 外地工商资本出于成本考虑更倾向于雇佣自己带来的人或外地招聘, 对于劳动力技术有着严格要求, 但处在乡村社会网络中心的新精英举办合作社与基地首选雇佣“自家人”, 本地农户可以获得基地打工或合作社分红的收入。这样的收入远大于务农收入。第二, 在进行农业规模化经营的过程中, 新精英能激发村民对富裕的向往, 也能对周围村民产生较强的示范效应, 是实现乡村发展的内在驱动力[20]。由于精英大户在乡村社会生活中的活跃和熟人关系网络的融洽, 其选择的某种作物以及发展模式的成功, 减少了普通农户投资的不确定性与风险性, 提升了普通农户模仿动机与采纳预期, 这是一种策略的同形过程。

但对于新精英而言, 普通农户可以为其提供土地资源和劳动力资源, 同时也是新精英在争取国家政策红利, 获得政策补贴的策略实践中的首选对象。因此, 新精英主动选择联合普通农户成立合作社, 虽然合作社的组织和管理成本较高, 但可以获取的潜在收益更高———既可获得政府针对合作经济组织的财政扶持, 也可以比小农更多地分享“组织租金”[21]。弱势小农其实只有两种选择:要么是单独进入市场交易, 承受更高的交易成本;要么加入大农主导的合作组织参与统一购销。普通农户维持生存的手段转化成了帮助规模经营主体从而获得政策红利的手段, 此举也成为了精英的资源俘获过程。除资源俘获之外, 也存在着“利益俘获”与“社会资本俘获”, 合作社往往会用技术传授的方式加紧对社员的联系, 同时以乡土社会中共有的情感规范营造集体幻觉, 这又造成合作社成员的锁定。正是因为新精英群体的率先发展, 会形成固化的利益团体, 在利益分配上对后来者的普通农户存在合法性利益排斥[22]。

五、内源发展与阶层分化:乡村精英再造的双重效应

乡村精英再造是在资本下乡背景下进行的, 涉及新精英、资本、政府、普通农户等多个主体。各主体在人力资本、社会资本、利益诉求等方面存在显著差异, 上演了一幕幕以新精英为中心的互动与博弈。复杂的再造过程带来双重效应:既增强了村庄的内生发展源, 又加大了村庄内部的贫富差距。

(一) 增强乡村发展内源动力

传统农业生产技术陈旧, 生产效率低下, 处于长期稳定状态下的小农难以主动打破发展困境, 实现经济增长和乡村发展。资本下乡为乡村注入外部资源, 解决了农业改造中最为核心的资金问题, 并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村庄与乡村精英的再造。政府则依托财政支持发放涉农项目补贴, 鼓励合作社发展, 以村社组织主导、村社民间资金的资本化方式, 培育精英农户, 实现村庄的“整体性发展”[23]。新精英完成再造后, 除了自身得以成长, 还促进了村庄内生发展:第一, 新精英在资本下乡的过程中善于处理雇工关系, 有利于农户生计的转型及稳定;第二, 现代中国乡村社会的管理模式是以“能人”为核心的自组织治理[24], “来自民间的力量”话语权的增大在一定程度上重塑了乡村治理格局。经济能人的竞争与合作, 带来了村庄利益重构, 也为村庄治理运行有序化奠定了主体基础[25]。

新精英与资本、普通农户、村干部等多主体互动与谈判的过程, 也是冲突与妥协、机会与挑战并存的过程。乡村精英的影响力与日俱增, 并对其他主体形成制约与使能作用。以城市回流人才与精英农户为主体的新精英促进了乡村社会不同层面的变革。传统生产理念开始松动, 精英农户在不断调试自身的过程中, 重构新的生产、生活方式, 凭借自身的影响力带动农民致富和乡村发展。此外, 新精英群体在此过程中渴望获得更多发言权, 他们开始承担部分村庄事务, 从村民选举中脱颖而出, 成为乡村治理的新兴政治力量。

(二) 加剧乡村社会阶层分化

资本下乡之前, 乡村社会已呈现一定的阶层分化。根据各群体与土地之间的利益关系, 乡村社会可以划分为大户、基层政治精英、离农户、兼业户和纯农户五大阶层[26]。伴随资本下乡和精英再造, 社会阶层分化更加突出, 主要体现在土地流转和精英俘获的负面影响两个方面。

资本下乡需要大规模流转土地, 易对原有乡村社会中的“中坚农民”形成挤出效应[27]。在资本的强势作用下, 农民处于相对弱势地位, 容易造成“大农吃小农”的困局。而且, 不同于精耕细作的小农生产, 资本下乡注重集约式、粗放式生产方式, 对一般劳动力的需求不高, 农民面临着被资本抛弃的风险。“无产化”农民将面临新的就业问题、社会保障问题、收入问题。可以想象, 生计模式转换失败的农民将处于进退维谷的尴尬局面, 不仅难以维系个人及家庭生活, 严重时甚至会危及社会稳定。

乡村新精英具有相同的群体特征和利益诉求, 借助农技培训班、政策讲解会等平台, 新精英很快地结成利益同盟, 在惠农资源的再分配中形成强有力的利益集团。新精英虽然对乡土社会有较深厚的感情, 但也不可能总是“赔本赚吆喝”, 充当“老好人”角色。出于盈利目的, 他们在经营过程中不可避免地重效率轻公平, 一些既没有土地又缺乏人力资源的村民被排除在生产经营外, 甚至面临被挤压的风险。在这个过程中, 一部分处于弱势的纯农户和兼业农户阶层消失, 原先结构复杂、类型多样的乡村阶层体系变得简约单调, 最终陷入村社熟人社会松散化、农民与土地的联系进一步减弱的恶循环。

六、结论与讨论:乡村精英兴起的再思考

作为村庄利益关系联结的枢纽, 乡村精英需要和不同主体建立良好联系, 是乡村治理的重要力量和乡村政权的后备力量。乡村精英在重塑乡村场域内源发展动力的同时也加剧了乡村阶层分化, 由此带来的乡村治理公平性是一个值得探讨的话题。此外, 围绕乡村精英再造, 结合实地调研, 本研究还发现了一些需要在未来深入研究的领域, 相关思考主要有:

1.现代农业精英失败风险:由于具备前期投资大、技术要求高、市场敏感等特征, 现代农业除了面临传统农业“靠天吃饭”的自然风险外, 还会面临技术风险、市场风险和金融风险等多维风险。虽然有一定的资本积累与政策扶持, 但面对巨额投资, 精英农户或返乡人才也需要通过借贷维系正常的生产经营过程。一旦经营失败, 面临的可能是毁灭性的打击, 甚至会造成“蝴蝶效应”式的连锁反应。

2.新精英与资本竞争过程:大资本的存在会挤压新精英的经营空间。就资金实力而言, 乡村新精英在与城镇大工商资本的竞争中处于弱势地位 (尽管是胜于普通农户的) 。一方面, 政府倾向于扶持见效快、出政绩的大资本;另一方面, 在普遍缺乏契约精神的村庄场域中, 新精英可能面临村民强制提高流转价格的风险。为了顺利流转土地, 新精英被迫接受高于其心理价位的流转租金。盈利空间被压缩, 丧失竞争优势的新精英难以为继。

3.新精英对权力的反抗:基于乡村精英再造的视角, 本研究主要是从合作的角度阐述乡村精英崛起的问题, 但是精英与政治力量之间不仅有合作, 也有对抗。乡村精英在再造的过程中, 出于共容利益与基层政府或村干部结成同盟, 但是当二者存在利益冲突时, 合作会发生破裂。新精英反抗的原因、机制、后果、治理等都是未来可以探究的主题。

4.农业内生精英代际传承问题:调研发现资本下乡并未对年轻一代产生实际性吸引。一方面, 即使部分子代农民由于年龄增长或者其他因素考虑回乡发展, 也会由于技能缺失、务农经验匮乏等原因, 只能从事简单、经济效益不高的农业种植。另一方面, 对新精英而言, 受传统思想的影响, 他们更支持儿女在城市生活安居, 现阶段在村庄积累的资源一定程度上是为了子代能在城市中拥有较为轻松的生活。这就导致了一个现象———整个村庄农业似乎后继无人, 未来农业将何去何从？

——END

编者注：

• 本文转自：李云新,阮皓雅.资本下乡与乡村精英再造[J].华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17(05):117-125.

• 注释、英文摘要略，格式稍有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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