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祥智 等：要素禀赋变化与农业资本有机构成提高——对1978年以来中国农业发展路径的解释【转】

摘    要：本文以诱致性变迁理论为基础, 构建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业技术变迁模式的分析框架, 分别计算了改革开放以来劳动力、土地、农业机械和化肥4种农业投入要素的产出弹性和产值增量贡献率, 并对改革开放以来各个年度的农业资本有机构成以及要素之间的技术替代弹性进行测算。本文认为,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业技术变迁的路线符合诱致性变迁理论模型的。中国农业技术变迁的路径是以土地要素为基础变量, 以劳动力要素为最核心、最能动变量, 其他要素 (农业机械、化肥、农药) 以劳动力价格的变动为中心, 实现各类资源的优化配置。本文给出的政策建议是培育新型职业农民、大力推进农业机械化、推进农业绿色发展、继续推进各项改革和大力发展新型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

关键词：要素禀赋; 农业资本有机构成; 诱致性变迁; 技术替代弹性;

一、问题的提出

改革开放以来, 中国农业生产率和装备条件都发生了巨大变化。1978年, 粮食 (包括谷物和薯类) 平均单位面积产量为每公顷2527公斤, 2016年达到5445公斤, 提高了2.15倍;1978年, 每个农业劳动力产出的农业增加值为363.02元, 2016年达到30688.50元, 提高了84.5倍。产出的变化是投入变化的结果。1978年, 全国农业机械总动力只有11750万千瓦, 2016年达到了97246万千瓦, 提高了8.28倍;1978年, 农用化肥施用量 (折纯量) 只有884万吨, 2016年达到了6005万吨, 提高了6.79倍。显而易见, 这几种要素投入量的增长速度是不一样的。而与此同时, 农业从业人员则呈下降趋势。1978年, 农业从业人员为28318万人, 2016年降到21496万人。那么, 近40年间, 上述各类要素对农业总产出增量贡献是怎样的?它们之间经历了怎样的消长变化和替代效应?其趋势是什么?这种变化对于农业现代化水平的提高产生了怎样的影响?我们能从这种变化趋势中预测到中国现代农业发展的路径吗?

经济学家速水佑次郎和弗农·拉坦 (Hayami and Ruttan, 1986) 认为, 在农业经济的发展中, 要素之间相对禀赋和积累状态是决定农业技术变革实际模式的关键因素。其中, 农业技术可进一步分为“劳动节约型”和“土地节约型”两种类型 (Hicks, 1963) , 即机械技术对劳动力的替代与生物技术对土地的替代。当劳动力要素稀缺时, 农业发展倾向于劳动节约型技术;当土地稀缺时, 则倾向于土地节约型技术 (Hayami, 1969) 。

要素禀赋的变化之间表现为要素之间相对价格的变化, 随着我国农业的市场化进程日益加快 (柯炳生, 2000) , 要素之间的替代得到了越来越多学者关注。尤其是机械与劳动力要素的替代, 大量研究对此进行了深入探讨 (蔡昉、王美艳, 2007;Wang et al., 2016;郑旭媛、徐志刚, 2017) 。要素市场价格的变化也愈发明显。此外, 要素替代不仅受要素相对价格因素影响, 也受到其他因素的影响。如要素与要素之间替代的难易程度, 其中地形条件影响农户机械替代劳动力的决策并影响其要素投入 (郑旭媛、徐志刚, 2017) 。此外, 制度约束使得要素非自由流动, 要素间无法进行正常替代, 也是影响技术进步的重要因素 (盖庆恩等, 2015;Restuccia and Rogerson, 2017) 。李谷成等 (2014) 研究也表明资本积累及其深化过程中对劳动和土地的替代是中国农业生产率增长的重要原因。因此, 探究中国农业发展阶段需要以要素禀赋变化为切入点。

根据数据的可得性, 本文根据历年《中国农村统计年鉴》和《中国统计年鉴》以农村居民人均工资性收入和单位面积土地产值作为衡量劳动力要素和土地要素的价格, 通过劳动力和土地的机会成本间接反映劳动力要素和土地要素的价格;选取农业机械原值与农机总动力的比值反映机械的价格, 其中农业机械原值数据来自于《全国农业机械资料汇总:1949~2003》和2004~2016年《全国农业机械化统计年报》;通过历年《全国农产品成本收益资料汇编》中3种粮食每亩肥料投入金额与投入量, 近似测算出化肥的价格。本文将劳动力、土地、农业机械和化肥的价格均以1978年为100进行折算, 并以1978年为基期根据CPI进行平减。计算结果如图1所示。

图1 1978~2016年要素价格变化情况 

从图1的结果可以看出, 劳动力、土地、农业机械和化肥4种投入要素的价格呈现出不同程度的变化。其中, 土地价格的上升幅度最大, 2016年土地的价格是1978年的11.51倍, 说明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城镇化的快速发展, 土地逐渐成为农业生产中最为稀缺的资源;劳动力资源的价格上升次之, 2016年劳动力价格是1978年的9.06倍, 劳动力成本的快速上升反映出农村劳动力的红利逐渐消褪, 未来中国农业劳动力成本还将继续上升 (Zhang et al., 2013) , 劳动力要素也逐渐成为农业生产过程中较为稀缺的要素。而农业机械和肥料价格均呈现出下降趋势。要素之间相对价格变化, 反映出要素的稀缺性。土地和劳动力相对价格较高, 机械和化肥的相对价格较低, 说明土地和劳动力资源较为稀缺, 机械和化肥要素较为丰富。

尤其应该注意的是, 以劳动力价格为基础, 上述4种要素的价格呈现出明显的阶段性变化。20世纪80年代, 大量劳动力滞留在农业领域, 由于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乡镇企业“异军突起”, 劳动力价格在1990年前后开始上升, 一直到2004年, 之后进入了快速上升时期。土地是基础性要素, 土地价格变化基本和劳动力同步。正是这两种主要要素的价格迅速上升, 引致了机械、化肥相对价格的下降。

1978年以来, 农业生产要素的相对价格发生了巨大变化, 正是这个变化推动农业发展方式转型, 也决定了不同阶段的农业政策走向。在市场决定价格的前提下, 要素价格是要素禀赋的表现, 并决定了不同要素的投入及替代状况。因此, 全面梳理1978年以来要素投入的变化, 能够了解农业生产要素禀赋随着经济社会发展而变动的轨迹, 从而能够揭示不同时期农业政策变动背后的深刻原因, 并可以通过对要素禀赋未来走向的判断预测农业政策的变动趋势。

那么, 改革开放40年以来, 中国农业发展是否符合速水和拉坦提出的诱致性变迁理论呢?如果是符合的, 那么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业资本有机构成又是如何变化的?不同要素之间替代关系又是呈现什么样的趋势?许多学者利用或拓展诱致性变迁理论对要素替代进行分析 (Lin, 1995;郑旭媛、徐志刚, 2017) , 基于此本文将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通过理论分析和实证检验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业发展路径进行解释。本文的学术贡献在于:一是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对诱致性变迁模型进行了进一步推导, 得出了要素替代的普遍规律;二是要素替代最终推进了农业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 而对于农业资本有机构成的研究目前学术界基本处于空白状态, 本文的研究填补了这一空白, 推进了马克思理论在中国的运用;三是已有研究中针对要素之间的替代关系, 大多只关注劳动力与机械、化肥与土地二者之间的关系, 本文研究了更多要素之间的相互替代关系, 对现实问题更具有解释力。

二、理论框架及经验数据验证

(一) 理论分析框架

在《农业发展的国际分析》一书中, 速水佑次郎和弗农·拉坦 (2000) 构建了诱致性技术变迁模型, 即“速—拉模型”, 它反映了在完善的市场经济条件下1要素禀赋变化导致技术创新模式和相应政策趋向变化之间的关系。速水佑次郎和弗农·拉坦 (2000) 认为:“两种初级资源即土地和劳动的相对禀赋和积累状态是决定农业技术变革的实际模式的关键因素。农业的特点是, 土地对生产的约束比经济中大多数其他部门要强烈得多。农业增长可以被看作是消除由无弹性的土地和劳动供给对生产施加的约束。”按照Hicks (1963) 的定义, 农业技术可以分为“劳动节约型”和“土地节约型”两种类型, 前者即机械技术, 它能够实现对劳动的替代, 使单位劳动力配置更多的土地, 促使劳动生产率提高。速水佑次郎和弗农·拉坦 (2000) 指出:“机械设备的发展是为了增加每个劳动者所能经营的土地面积, 从而使人均产量更高。……它反映出相对其他投入品而言, 劳动力资源稀缺性的上升。”后者即生物技术, 即通过品种、肥料等技术投入实现对土地的替代, 提高土地生产率。“包含新的生物和化学技术的新的耕作技术或新型种子, 可以主要被视为促进来自于人工的植物养料替代土地的投入品, 这些植物养料或是购买的或是由更劳动密集的土壤保持系统所产生的。”

不同国家或地区的资源禀赋差异很大, 即使同一国家或地区, 其不同发展阶段资源禀赋也会发生变化。根据上面的讨论, 当一个国家或地区由于土地短缺制约了农业发展, 可以通过生物技术进步加以消除;由于劳动力短缺制约了农业发展则可以通过机械技术进步加以解决。当然, 由于一个国家或地区的资源禀赋总是在随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而发生变化, 因而技术进步是动态的。速水佑次郎和弗农·拉坦 (2000) 指出:“对一个瓶颈产生的问题的解决一般会导致另一个瓶颈。这就充当了一种装置, 把技术变革从一个生产过程传送到另一个生产过程”。这个过程也就是这个国家或地区技术进步或农业现代化过程。

改革开放40年来, 中国农业发生了巨大变化。随着对劳动力流动限制逐步解除, 以及工业化、城镇化进程加快, 劳动力和土地价格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并导致农业技术创新模式的改变。当然, 作为有为的政府, 正是通过不断调整相关政策推动技术创新模式和资源禀赋相一致, 减轻农业发展过程中的“熊彼特损失”2, 推进现代农业的发展。

郑旭媛、徐志刚 (2017) 基于农户模型理论, 对要素之间的替代关系进行了推导。鉴于郑旭媛、徐志刚 (2017) 在模型中只考虑了机械和劳动力两种要素, 本文在此基础上增加了土地和肥料两种要素进一步推导。假定农户的生产函数为Q=f (A, L, M, F) , A表示土地、L表示劳动力、M表示农业机械、F表示肥料。农户的利润函数可以表述为:π=pf (A, L, M, F) -aA-wL-rM-bF, 其中π表示利润、p表示产品价格、a为土地价格、w为劳动力价格、r为机械价格、b为肥料价格。将利润函数分别对4种要素求导可以得出:pf A=a、pf L=w、pfM=r、pfF=b。进一步, 对4种投入要素的一阶导数求全微分可以得出 (1) ~ (4) 3式:

分别对上述4个式子两两求解, 根据利润最大化有解的条件 (生产函数是严格凹函数) 及其他要素价格不变的情况下, 本文可以推导出任何两种要素A与B之间满足 (5) 4式:

(5) 式中PB表示要素B的价格, f A表示要素A的边际产出。 (5) 5式表明任何两种要素A与要素B之间的替代取决于一种要素投入对另一种要素边际产出的影响, 即dA/dPB与-dfA/dB二者呈现正相关。当要素B价格上升, 即要素B投入量减少。如果要素B的投入量减少会导致要素A的边际产出增加, 即df A/dB小于0, 根据 (5) 式, 本文可以得出要素B价格上升会导致要素A投入量的增加。如果要素B的投入量减少会导致要素A的边际产出减少, 那么要素B价格上升会导致要素A投入量的减少。

要素价格的变化因边际产出的变化会导致要素投入量的变化, 而要素投入量的变化也会对农业产值增量的变化产生影响。之所以计算农业产值增量的贡献率, 出于以下两个方面的考虑:一是中国农业发展的目标是实现农业产值的增加, 考虑各种要素对农业产值增量的贡献率, 有利于厘清不同要素在实现农业产值增加这一过程中的贡献程度。二是不同要素产值增量贡献率的差异也是要素投入量变化的直接反映。一般来说农业生产中的要素产出弹性为正 (盖庆恩等, 2017) , 那么产值增量贡献率的正负就是投入量的变化, 如果投入量减少了, GDP增加量减少了, 也为正。如果投入量减少了, GDP是增加的, 则为负数。各种要素对农业产值增量的贡献率可以表述为 (6) 式:

(6) 式中, ηA表示某种要素A对农业产值增量的贡献率, εA表示要素A的产出弹性, ΔA/A、ΔY/Y分别代表要素投入增长率与农业产值的增长率。由于存在着随机干扰因素和模型误差项的问题, 因此, 要素贡献率之和并不严格意义上的等于1 (李谷成等, 2014) 。

此外, 随着要素与要素之间相对价格的变化, 它们之间的替代弹性也会发生相应变化。Coelli等 (2005) 首次提出了技术替代弹性的概念, 即投入要素百分比变化相对于边际技术替代率百分比变化的比率。多要素生产函数中要素技术替代弹性大于0表示要素之间是替代关系, 小于0则表示是互补关系 (郝枫, 2015) 。要素A与要素B的技术替代弹性可用 (7) 式表示:

(7) 式中, εAB表示要素A与要素B的技术替代弹性, MP表示要素的边际产出。结合 (7) 式, 如果函数形式满足超越对数生产函数可进一步推导得出εAB, 如 (8) 式所示:

(二) 经验数据验证

在传统体制下, 农村劳动力就存在着大量剩余。据杜润生 (2005) 估计, 当时的劳动力剩余超过1/3。20世纪80年代初期实行家庭承包经营后, 劳动力资源可以由农户自主配置, 最初是发展农村集市贸易, 1984年以后发展乡镇企业, 20世纪90年代中期乡镇企业衰落后开始流向大中城市。改革开放40年来, 中国一直处于快速城镇化阶段, 1978年城镇化率仅为17.9%, 2017年就达到了58.5%, 年均增长1.04个百分点。高速城镇化集聚了大量资源, 也由于工资差距吸引了大量农村劳动力流向城市。截至2017年底, 全国农民工总量达到28652万人。从表1可以看出, 随着劳动力大量向城市转移, 第一产业就业人员数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后呈减少趋势, 以3种粮食平均每亩生产成本表示的农产品成本呈上升趋势, 以3种粮食平均每亩家庭用工天数表示的劳动力时间投入呈下降趋势, 而用来表示农业现代化水平的综合农业机械化率呈上升趋势。图2和图3更可以清晰地看出几项指标之间同向、反向的变化及其内在联系。图2表示, 随着外出务工劳动力的增加, 乡村就业人员数和第一产业就业人员数相应呈下降趋势, 而且后者比前者下降速度快。图3表示, 随着3种粮食平均成本的上升, 尤其是2010年以来的大幅度上升, 3种粮食平均每亩用工天数呈直线下降趋势, 与此同时, 农业机械化率则呈上升趋势。而且, 从图2、图3也可以清晰地看出几个指标在20世纪80年代、20世纪90年代和新世纪以来变化的阶段性。当然时间节点不一定在某一个固定的年份, 如图2的第三个阶段大约以2003年为起点。

表1 1978~2016年有关数据统计表  

注: (1) 乡村就业人员数、第一产业就业人员数来源于历年《中国人口和就业统计年鉴》; (2) 2008~2016年农民工数来源于国家统计局《农民工调查监测报告》; (3) 3种粮食平均每亩人工成本、3种粮食平均每亩家庭用工天数来源于历年《全国农产品成本收益资料汇编》, 3种粮食平均每亩人工成本均按照1978年为基准的CPI进行折算, 中间缺失的年份按照中值插入; (4) 综合农业机械化率来源于历年《中国农业统计资料》。

图2 1978~2016年乡村就业人员数、第一产业就业人员数和农民工数量的变化曲线 (万人)  

图3 年农产品生产成本、用工和综合农业机械化率变动趋势 

上述分析表明, 1978年以来中国农业经济主要指标的变化符合图1所表示的逻辑关系。本文以下部分, 首先讨论改革开放以来农业生产要素产出弹性和产值增量贡献率的变化, 并对图1所表示的逻辑关系进行实证分析, 接下来讨论这个变化对于中国农业现代化水平的影响, 本文选择了农业资本有机构成这个指标, 并计算不同农业生产要素之间的替代关系。最后是结论和讨论, 并对中国农业未来的发展方向进行展望。

三、改革开放以来要素产出弹性和产值增量贡献率变化

(一) 模型设定与估计

本文采用Translog生产函数进行估计, 这个模型能够有效解决传统C-D生产函数中完全竞争以及要素替代弹性相等的假定 (Pavelescu, 2011) 。基于此, 本文设定生产函数的具体形式为:

(9) 式中, yit表示第i个省份第t年农林牧渔总产值 (亿元) , xjit表示第i个省份第t年各投入要素 (j=1, 2, 3, 4) 。μi表示省份固定效应, θt表示年份固定效应, εit表示服从正态分布的随机误差项, 选择时间和省份双向固定效应的原因是能够有效控制时间因素和地区因素的影响, 如省份遗漏变量的影响以及控制所有省份共同面临的时间冲击等。由于时间选取是改革开放至今, 为了保证数据的连续性和可获得性, 在这里选取了4项投入要素:第一产业就业劳动人数 (万人) , 农作物播种面积 (千公顷) , 农机总动力 (万千瓦) 和化肥折纯量 (万吨) 。值得注意的是,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生物技术的快速发展, 特别是新品种的革新成为农业增长的重要标志。但是, 鉴于数据难以获得, 本文选择肥料投入作为反映生物化学技术进步的指标, 而对良种技术的运用不予讨论。其中, 农林牧渔总产值采用以1978年价格指数为基础进行折减;1978年湖北、辽宁、广西和新疆4省份的化肥折纯量数据缺失, 为了保证数据的合理性, 本文根据黄宗智 (2000) 的研究, 对1978年缺失省份的化肥折纯量进行估算6。劳动力投入指标的确定, 较为准确的方法是根据不同年份劳动力文化水平结构对总量进行折算和标准化 (孔祥智, 1999) , 但新世纪第二个10年以来, 农业服务业的发展使得许多辅助劳动力也可以完成主粮农业生产过程, 一些大学生、城市科技人员、退休人员也开始到农业领域创业, 后者可能并没有被统计到劳动力总量中。本文还无法判断这些新趋势对农业劳动力素质究竟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尤其重要的是, 在历年第一产业就业人员中, 究竟有多少是专业从事农业生产劳动的?鉴于上述问题暂时无法解决, 本文选择不进行折算, 只使用统计数据中劳动力总量的粗略做法。

根据 (9) 式分别求偏导可以测算出劳动力 (x1) 、土地 (x2) 、农业机械 (x3) 和化肥 (x4) 4种要素的产出弹性εα、εβ、εγ、εδ。如 (10) ~ (13) 式所示:

事实上,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业发展的过程, 就是要素替代转变的过程。在替代过程中, 不同要素产出弹性也会发生变化。根据《中国统计年鉴》和各省 (自治区、直辖市) 历年统计年鉴数据, 以及上述公式, 本文首先对 (9) 式进行了估计, 模型估计结果如表2所示。

表2 超越对数生产函数估计结果 (1978~2016年)  

注:括号外的数字为估计系数, 括号内的数字为该系数下的标准差;*、**、***分别代表10%、5%、1%显著性水平。

表2中模型 (1) 7采用混合OLS估计方法、模型 (2) 8和模型 (3) 分别报告了随机效应和固定效应的估计结果。通过对Translog生产函数中所有交互项和平方项的联合显著性检验发现 (p=0.0000) , 通过1%水平下的显著性检验, 说明采用Translog生产函数是合理的, Hausman检验结果也表明了运用时间和地区双向固定效应模型的模型 (3) 9更能够刻画中国农业的生产过程。

(二) 改革开放以来要素产出弹性的变化

根据 (10) ~ (13) 式, 本文计算了不同年份各要素的产出弹性如表3所示, 其改革开放以来变化的过程可用图4表示。

表3 改革开放以来农业各要素产出弹性

注:由作者计算可得。

图4改革开放以来主要生产要素的产出弹性 (1978~2016年)

表3的结果表示, 20世纪80年代农业技术进步的目标是大幅度提高土地生产率, 要素投入特征是用化肥等生物技术替代土地, 表现为肥料的产出弹性从1980年由0.06增加到1989年的0.146, 增加幅度超过1倍, 土地的产出弹性则呈现出小幅下降的趋势;20世纪90年代, 随着劳动力大规模向城市转移, 农业中的青壮年劳动力出现季节性短缺, 劳动力成本开始上升, 开始了农业机械替代劳动力的过程, 表现在劳动力产出弹性的逐步下降 (由1991年的0.374下降到1999年的0.363) 和农业机械产出弹性的逐年走高 (从1991年的0.488增加到1999年的0.538) ;新世纪以来, 随着城镇化水平的提高, 大量劳动力向城镇转移甚至定居, 农业中出现了土地和劳动力双重短缺, 要素投入出现了“双替代”特征:劳动力产出弹性和农业机械产出弹性的“一降一升”、肥料产出弹性和土地产出弹性的“一升一降”。劳动力产出弹性进一步下降, 由2000年的0.358下降到2016年的0.331, 农业机械的产出弹性从2000年的0.538增加到2016年的0.599, 肥料产出弹性从2000年的0.212增加到2016年的0.287, 土地产出弹性由2000年的0.751下降到2016年的0.714。从变化趋势和特点看, 图4和图1能够很好地对应。

(三) 改革开放以来要素产值增量贡献率的变化

本部分拟测算4种要素对农业总产值增量的贡献率。种子和农药投入的价值数据无法获得, 本部分不予讨论。

根据 (6) 式测算出各投入要素对农业产值增量的贡献率η, 具体结果如表4所示。从表4可以看出, 1978~2016年, 机械要素的年均产值增量贡献率最高, 为60.09%;化肥次之, 为12.82%;土地的年均产值增量贡献率为3.00%;劳动力的年均产值增量贡献率最低, 仅为-6.53%。每种要素产值增量贡献率的变化情况如图5所示。表4还给出了4种要素产值增量贡献率分别在3个年代的平均数值, 其中劳动力产值增量贡献率的变化呈现出从高到低规律性, 即20世纪80年代平均数值为4.59%, 20世纪90年代平均数值为1.39%, 新世纪以后平均数值为-19.38%。

图5 1978~2016年要素产值增量贡献率变化情况 

表4 改革开放以来各要素的农业产值增量贡献率 

注:由作者计算可得。

要素投入对农业产值增量的贡献率排名第一的是农业机械。农业机械化是农业现代化的核心标志。改革开放以来, 中国农业机械化在人多地少、自然条件及耕作制度复杂、经济底子薄弱的国情农情下, 探索出了中国特色农业机械化发展道路 (孔祥智等, 2015) 。农业机械在替代劳动力的同时, 对肥料的使用也产生了一定程度的替代。农业机械化水平的提高已成为改革开放至今中国农业经济增长的重要驱动因素。

要素投入对农业产值增量的贡献率排名第二的是化肥。改革开放以来, 化肥投入是中国农业经济增长, 尤其是产量增长的最重要驱动因素。人多地少是中国的基本国情, 根据诱致性技术变迁理论, 走生物技术进步的发展道路, 化肥的投入为促进粮食产量提高和农业经济增长作出了重要贡献。

土地要素对农业产值增量的贡献率在4种要素投入中排名第三。改革开放至今, 中国一方面实施了极为严格的农地制度, 并没有充分实现土地的规模收益;另一方面城市化进程速度的加快, 也不利于农业播种面积比例的提升 (张琛、孔祥智, 2017) 。因此, 当前土地要素并没有完全发挥出对农业经济增长的贡献潜力, 仍存在着进一步的上升空间。

劳动力要素对农业产值增量的贡献率最低, 年平均产值增量贡献率为负。这说明改革开放至今, 中国农业的要素特征已经由20世纪80年代的劳动密集型逐步转变为资金和技术密集型。首先, 随着要素价格的提高, 中国农业经济增长越来越多地依赖于资本积累;其次, 农业机械技术快速发展逐步实现机械对人工的替代;再次, 城镇化进程加快, 大量农村劳动力外出务工。劳动力要素的投入量逐步降低, 而农业产值则不断增长。由于劳动力要素的边际产出为正, 因而, 劳动力要素对农业产值增量的贡献率为负。但是, 劳动力要素的产值增量贡献率最低并不意味着劳动投入不再是驱动中国农业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 只是说明了改革开放以来其他要素对劳动力要素的替代效果逐步凸显。劳动力对农业产值增量贡献率从20世纪80年代的正数逐步转为负数, 也说明要素替代发挥了重要作用。

四、1978年以来农业资本有机构成的变化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二十三章讨论了资本主义积累的一般规律。他认为, “最重要的因素是资本的构成和它在积累构成进行中所起的变化。”“资本的构成要从双重的意义上来理解。从价值方面来看, 资本的构成是由资本分为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的比率, 或者说, 分为生产资料的价值和劳动力的价值即工资总额的比率来决定的。从在生产过程中发挥作用的物质方面来看, 每一个资本都分为生产资料和活的劳动力, 这种构成是由所使用的生产资料数量和为使用这些生产资料所必需的劳动量之间的比率来决定的。”前一种构成叫作资本的价值构成, 后一种构成叫作资本的技术构成。而“由资本技术构成决定并且反映技术构成变化的资本价值构成, 叫作资本的有机构成” (马克思, 2004) 。

可见, 资本有机构成反映的是一个产业资本和技术水平的变化, 是农业现代化水平的重要测度指标。农业资本有机构成数值越大, 意味着单位劳动力占用的农业生产资料越多, 农业现代化水平就越高。改革开放初期, 中国农业的现代化水平很低, 是典型的劳动密集型产业, 那时的农业资本有机构成应该处于一个较低的水平。之后, 随着农村劳动力从农业产业流出乃至外出打工, 农业资本有机构成应该随之提高。因此, 中国农业现代化的过程应该与农业资本有机构成变化同步, 且是一个农业资本有机构成逐步提升的过程。为此, 本文试图测算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业资本有机构成变化情况。但这方面的文献很少, 本文只查到黄家骅 (1985) 的一篇文章。黄家骅 (1985) 认为, 不变资本包括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 这和马克思的原意不符, 应该是固定资本折旧, 因此, 基于数据的可得性, 本文选取了农业投资额折旧值来反映固定资本投入情况;现实中的流动资本包括很多方面, 如化肥、农药和其他投入品, 但能够查到的1978年以来的连续性数据只有化肥投入, 因此本文不得已用化肥投入价值表示流动资本。可变资本是劳动力的价值, 本文采用《全国农产品成本收益资料汇编》中亩人工成本推算而得。按照马克思的原意:

农业资本有机构成=不变资本/可变资本= (固定资产投资折旧+化肥投入额) /人工成本

但是, 《中国统计年鉴》中只有农林牧渔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额指标, 没有农业投资额指标, 本文以农业总产值占农林牧渔业总产值的比值乘以农林牧渔业固定资产投资额, 粗略地得到改革开放以来各个年份的农业投资额, 再以农业投资额乘以折旧率得到历年农业投资折旧额。由于农林牧渔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额的数据从2003年开始统计, 为了实现数据的一致性, 本文依据2003年之后的农林牧渔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额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额的平均比例向前估算了缺失值。鉴于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额数据是从1980年开始统计, 本文从1980年开始计算改革开放以来农业资本的有机构成。折旧率的计算, 本文借鉴樊胜根等 (2002) 的做法, 依据《中国统计年鉴》 (1995) 中的粮食部门固定资产折旧率作为1992年之前的折旧率, 1992年之后的折旧率均采用1992年的折旧率替代10。由于数据的局限性, 化肥价格和每亩人工成本均通过历年《全国农产品成本收益资料汇编》整理计算可得, 部分年份的缺失数值采用中值插入, 其中每亩人工成本包括家庭用工折价和雇工费用。所有涉及数值的指标均以1978年为基期, 按照CPI进行价格指数平减。具体结果如表5所示, 其趋势图如图6所示。

从图6可以看出, 改革开放以来, 农业资本有机构成总体呈上升趋势, 但到2008年以后则出现下降势头。这不符合马克思所论述的“机器排斥人”的发展规律。形成这一现象的原因有很多, 可能主要是2008以来, 劳动力价格上升快导致劳动力成本呈现出较快的增长趋势, 从图6中两条曲线的变动可以看出, 农业用地资本有机构成和3种粮食的劳动力成本基本呈相反的趋势, 并且3个阶段的变动特征十分明显。2008年以后, 两条曲线呈剪刀状, 主要说明机械技术进步水平满足不了农业生产的需求, 机械技术进步带来的成本降低抵消不了劳动力成本上升。中国现代农业发展自2008年以来遭遇了新的瓶颈, 必须突破这个瓶颈, 继续用机械替代劳动力, 推进农业现代化。这就涉及要素之间的替代问题, 本文在下一节予以讨论。

表5 1978~2016年农业资本有机构成情况

资料来源: (1) 农业固定资产折旧额来自于历年《中国统计年鉴》; (2) 化肥投入量和农作物播种面积来自于历年《中国农村统计年鉴》; (3) 化肥投资额根据历年《全国农产品成本收益资料汇编》整理计算可得; (4) 每亩人工成本来自于历年《全国农产品成本收益资料汇编》。

图6 改革开放以来农业资本有机构成及劳动力成本变化情况 (1980~2016年)  

五、改革开放以来农业中不同要素之间的替代关系

速水佑次郎和弗农·拉坦 (2000) 提出的诱致性技术变迁理论为中国农业现代化道路选择指明了方向。本文沿袭速水佑次郎和弗农·拉坦 (2000) 的研究, 但并没有采用以往研究中较为常用的二级固定替代弹性生产函数 (CES) 测算要素之间的替代弹性, 主要原因在于农业生产中的要素替代弹性存在着差异, CES生产函数具有较强的设定约束性。根据郝枫 (2015) 的研究, 多要素生产函数中要素技术替代弹性大于0表示要素之间是替代关系, 小于0则表示是互补关系。本文依据 (7) 式和 (8) 式计算了改革开放以来各种要素之间的技术替代弹性:机械—劳动力、化肥—土地、机械—化肥、化肥—劳动力和农药—劳动力。前两种替代关系是经典性的, 不用过多解释。机械对化肥的替代主要体现在一些机械措施能够起到保水、保肥和节约肥料使用的作用, 相当于对化肥的替代;化肥对劳动力的替代主要体现在化肥的使用节约了堆积、运输、施用农家肥的劳动力;农药对劳动力的替代主要体现在除草剂、杀虫剂等农药的施用节约了劳动力投入。由于农药投入数据国家统计局从1991年开始统计, 本文从1991年开始计算农药对劳动力要素之间的替代关系。与 (6) 式相似, 本文首先对超越生产函数进行模型设定检验, 通过对所有交互项和平方项的联合显著性检验发现 (p=0.000) , 通过1%水平下显著性检验, 进一步结合 (17) 式计算结果如表6、图7所示。必须说明的是, 表6、图7中“机械—劳动力”、“化肥—土地”、“机械—化肥”、“化肥—劳动力”数据是用一个模型计算出来的, 加入农药数据后的计算当然包括前述所有5种替代关系, 但为了不同年份的可比性, 只取“农药—劳动力”一组数据, 另外4组数据舍弃掉了。这样的处理方法不影响对结果的分析。

表6 改革开放以来农业中不同要素技术替代弹性情况

注:由作者计算可得。

图7 改革开放以来要素技术替代弹性情况

表6的数据表明, 机械—劳动力、化肥—土地、机械—化肥、化肥—劳动力、农药—劳动力都有明显的替代关系, 而且数值稳定 (少数年份属于极端值) , 说明目前各种替代依然在合理的范围之内。从数值看, “机械—劳动力”、“化肥—土地”、“化肥—劳动力”基本上没有变化, 在图上呈直线关系;“机械—化肥”前期稳定, 后期略有上升, 说明继续推进深耕、深松作业的必要性;“农药—劳动力”在2010年之后出现下降态势, 说明农药对劳动力的替代是有限的, 当然与近年来水果、蔬菜等产业减施农药有一定的关系。总的来看, 现阶段采取相应技术手段, 继续推进上述各项替代依然是必要的。

六、结论与讨论

本文以速水佑次郎和弗农·拉坦的诱致性变迁理论为基础, 构建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业技术变迁模式的分析框架, 从4个方面计算了改革开放以来劳动力、土地、机械和化肥等4种农业投入要素对农业产值增量的贡献率, 尝试计算了改革开放以来各个年度的农业资本有机构成, 以及劳动力、土地、机械、化肥、农药5种要素之间的替代弹性。本文认为, 改革开放以来, 中国农业技术变迁的路径是以土地要素为基础变量, 以劳动力要素为最核心、最能动变量, 其他要素 (农业机械、化肥、农药) 的投入以劳动力价格的变动为中心, 各种要素替代的过程就是实现各该资源优化配置的过程。从图1~图6可以看出, 各类指标都随着劳动力指标 (价格、成本、产出弹性、替代弹性等) 的变化而变化, 呈现出明显的阶段性特征, 说明它们之间的变化具有一定的相关关系。

从图3可以看出, 20世纪80年代, 3种粮食平均每亩用工成本呈先降后升态势, 主要原因在于后期乡镇企业发展促使农村剩余劳动力就地转移。与此相对应, 图4所示的化肥和农业机械的产出弹性都在提升。这一阶段, 农业资本有机构成基本处于上升状态, 说明改革开放以后农民对土地的投入呈增加态势。

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 劳动力向城镇转移的数量开始增加。1993年11月, 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提出:“逐步改革小城镇的户籍管理制度, 允许农民进入小城镇务工经商, 发展农村第三产业, 促进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此后, 小城镇户籍制度改革开始启动。1997年6月, 国务院批转公安部《小城镇户籍管理制度改革试点方案》和《关于完善农村户籍管理制度意见》, 允许符合条件且交回农村承包地和自留地的农民办理小城镇户口, 在小城镇务工经商、发展农村第三产业。这些政策的出台, 能够很好地解释图2中“乡村就业人员数”和“第一产业就业人员数”呈下降态势, 以及图3中3种粮食用工成本呈上升态势。劳动力投入绝对数量的减少是和农业机械化水平提高密切相关的;同时, 随着家庭主要劳动力外出务工, 尤其是粮食等大田作物, 一般采用多施化肥以代替农家肥, 后者的减少是由于劳动力不足而无力积肥, 同时化肥的增产效果更加明显造成的。因此, 从图5看, 化肥产值增量贡献率和机械产值增量贡献率都在这一阶段迅速上升, 并在1996年达到最高值, 与这几年国家收购粮食价格较快上升, 从而粮食产量迅速增加并在1996年达到当时条件下最高水平有关。粮食价格政策也鼓励农民购买农业机械, 增加对粮食产业的投入。从图6可以看出, 农业资本有机构成在1995年前后达到这一阶段的最高值, 也是粮食价格政策的结果。从要素替代关系看, 化肥对劳动力的替代弹性、农药对劳动力的替代弹性分别在1995年、1996年达到了这一阶段的峰值, 道理也是一样的。

21世纪以来, 国家逐步取消了针对农民工进城的种种限制。2001年, 《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个五年计划纲要》提出要取消对农村劳动力进入城镇就业的不合理限制, 引导农村富余劳动力在城乡、地区间的有序流动;2003年, 国务院办公厅发布《关于做好农民进城务工就业管理和服务工作的通知》, 要求各地取消对企业使用农民工的行政审批和农民进城务工就业的职业工种限制, 逐步实行暂住证一证管理;2004年, 国务院办公厅发布《关于进一步做好改善农民进城就业环境工作的通知》, 要求各地清理针对农民进城就业等方面的歧视性规定。这些政策执行的效果在图2中“农民工数”曲线的变动能够得到非常直观地反映。图3中3种粮食人工成本同步上升, 而用工天数则基本直线下降, 综合农业机械化率迅速上升。从图5可以看出, 除了极端年份外, 机械产值增量贡献率和化肥产值增量贡献率都比较稳定, 且平均数值低于上一阶段, 可能是由于要素的边际贡献递减规律造成的。这一阶段, 农业资本有机构成在2008年达到峰值后出现下降态势, 本文在前文已经解释这是由于劳动力成本变化导致的。

上述分析表明, 改革开放以来, 中国农业技术变迁的路线是符合速水佑次郎和弗农·拉坦 (2000) 模型的, 即:“技术的发展可以促进经济中相对丰富的 (因而是便宜的) 要素对相对稀缺的 (因而是昂贵的) 要素的替代。”改革开放初期, 面临的主要问题是通过化肥和劳动力要素的大量投入以提升土地生产率, 摆脱食品短缺局面。随着1985年中央一号文件发布, 中央开始对农产品购销和流通体制进行改革, 农民对劳动力配置的自由度越来越大, 必然投向收益更高的产业, 这就是20世纪80年代中期农业结构调整和乡镇企业大发展的根本原因。20世纪90年代杀虫剂、除草剂等农药的大量运用, 进一步解放了劳动力, 促使农村劳动力向城市大量转移, “农民工”的概念开始出现11。随着劳动力价格越来越高, 以及粮食收购价格的提高, 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开始机械替代劳动力逐渐成为一种趋势。新世纪以来, 随着农机具购置补贴政策的实施, 机械替代劳动力的力度越来越大。新世纪第二个10年以来, 随着城镇化进程的推进, 中国农业领域土地、劳动力双重稀缺的局面逐渐显现。按照前述改革开放以来要素替代和技术变迁的路径, 今后必然要运用效率更高、更安全及环境友好的生物技术替代土地, 用智能化、综合化的机械技术替代劳动力。按照中共十九大报告的规划, 中国要在2035年基本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 必须扎实推进上述两种要素替代。据此, 我们提出下列对策建议。

首先, 培育新型职业农民, 提高农业劳动力的素质和技能, 用熟练劳动力代替非熟练劳动力, 解决“谁来种地”的难题。培育新型职业农民首先需要健全组织体系, 建立专门机构, 依托高校、科研院所等多方资源对农民进行培训;其次是瞄准农民需求, 依据农民的需求有针对性地开展教育、技术、管理等方面的培训工作;三是加大政府扶持力度, 政府需要配套资金, 为新型职业农民培养提供政策保障;四是学习日本等国家的经验, 在发达地区试行农业职业门槛制度, 即对于新进入农业领域的年轻一代, 尤其是流转土地达到一定规模的年轻从业者, 要规定必须达到一定文化水平, 以及接受一定职业培训才能凭证书入职。

其次, 大力推进农业机械化。以农机具购置补贴政策为基本手段推进农业机械化, 首先要解决“三个薄弱”问题 (孔祥智等, 2015) , 即:薄弱地区, 主要是推进山地和丘陵地区的农业机械化;薄弱作物, 主要是推进油料作物、蔬菜、水果等作物的机械化;薄弱生产环节, 如水稻的机播环节等。促进农机与农艺相结合。在黄淮海等粮食主产区, 以社会化服务为手段, 推进大型、综合型农业机械的应用, 切实解决机械对劳动力甚至土地的替代问题 (通过深耕、深松能够提高产量) 。在有条件地区着力推进智能化农业机械的应用, 如大型农业机械系统中GPS技术的应用、温室大棚中小型智能农机的应用等。在某些特殊领域, 农业机器人的应用也具有广阔的前景。

再次, 推进农业绿色发展。在化肥、农药等石油产品施用严重过量的情况下, 通过测土配方施肥等技术加大力度推进2020年化肥农药零增长计划是十分必要的, 今后的重点在粮食作物和果、菜、茶等经济作物上;依托农机具购置补贴等政策加大力度推进秸秆还田、保护性耕作、高效施肥、高效植保等增产增效、环境友好型农机化技术。支持高效肥和低残留农药使用、规模养殖场畜禽粪便资源化利用、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使用有机肥、推广高标准农膜和残膜回收等试点, 加大农业面源污染防治力度。

要向农业绿色发展要“效率”, 深入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向农业绿色发展要“效益”, 实现农业发展方式的转型升级;向农业绿色发展要“环境”, 树立资源环境可持续发展, 加强农业生态管理与保护;为农业绿色发展要“扶持”, 实现农业绿色发展离不开政府的支持, 建立健全农业可持续发展政策体系, 发挥政府在资源配置中的重要作用;为农业绿色发展要“科技”, 依托技术进步, 构筑节能增效科技进步创新体系。

第四, 继续推进各项改革, 向改革要“红利”。深入土地制度改革, 不断完善和切实推进农村土地所有权、承包权、经营权“三权分置”政策;在分类试点的基础上, 扎实推进“三块地”改革;不断提高土地资源的流动性和使用效率。继续推进农产品价格制度改革, 完善粮食等重要农产品价格形成机制。强化农业支持保护制度, 不断完善农业补贴政策, 新增补贴向粮食等重要农产品、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主产区倾斜, 提高补贴精准性、指向性。

最后, 大力发展新型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加快构建以公共服务机构为依托、合作经济组织为基础、龙头企业为骨干、其他社会力量为补充, 公益性服务和经营性服务相结合、专项服务和综合服务相协调的新型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坚持主体多元化、服务专业化、运行市场化的方向, 加强农业公共服务能力建设, 必要时采取租房购买服务的方式支持农民合作社、专业服务公司、专业技术协会、农民用水合作组织、农民经纪人、涉农企业等为农业生产经营提供低成本、便利化、全方位的服务;在有条件地区推广山东省供销社土地托管经验, 为农民提供全程社会化服务, 进一步促进农村劳动力向城镇转移;大力发育各类新型农业经营主体, 吸引农民以土地入股合作社和龙头企业, 实现风险共担、利益共享;采取优惠措施促进农业社会化服务组织的发展, 如农机服务组织、防疫服务组织等, 为农户甚至规模经营主体提供方便、快捷的服务, 促进农业生产环节的进一步分工。

——END

编者注：

• 本文转自：孔祥智,张琛,张效榕.要素禀赋变化与农业资本有机构成提高——对1978年以来中国农业发展路径的解释[J].管理世界,2018,34(10):147-160.

• 参考文献、注释、英文摘要略，格式稍有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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