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科院农经所建所60周年学术报告会会议综述【转】
2018年12月9日, 中国农村改革40年暨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 (以下简称“农经所”) 建所60周年学术报告会在北京召开。农业农村部部长韩长赋做出指示:“农经所要在新时代乡村振兴战略研究中更好地发挥智库作用”。农业农村部党组副书记、副部长韩俊向农经所表示衷心的祝贺, 他强调, 农经所要汇聚各方智慧、凝聚各方力量, 进行高水平研究, 服务政府重大决策;要从乡村振兴顶层设计、理论创新、政策创新、政策评估和实践创新五个方面深入钻研、出谋划策。中国农业科学院院长唐华俊发表致辞, 要求农经所要贯彻落实韩长赋部长的指示要求, 努力将农经所建设成为我国农业经济与政策研究的主力军、国家“三农”问题的思想库、高层次农业政策及管理人才的培养基地。会上, 来自政府部门、相关高校、农业研究机构的专家、学者, 农经所毕业校友、职工和学生300余人共同回顾了农经所建所60周年的风雨历程和取得的重要成果, 大家充分肯定了农经所在中国农村改革和农业发展中所发挥的政策智库和科研引领作用, 并就40年来中国农业农村改革成就、主要经验、面临的挑战以及未来发展建议进行了学术交流。
一、中国农业农村改革取得巨大成就
改革40年来, 中国在农业经济发展、农村社会建设、农村民生改善、农业科技进步、制度创新等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就。
关于中国在农业经济发展上取得的成就, 与会专家学者的观点可以归纳为三个方面。一是农业增长迅速, 粮食生产能力登上新台阶。黄季焜指出, 过去40年中国农业每年以4.6%的速度增长。王济民给出了更加详细的数据:截至2017年, 中国粮食生产能力达到1.2万亿斤, 全国人均粮食占有量447公斤, 比世界平均水平高47公斤。二是菜篮子等主要农产品人均占有量高于世界平均水平。全体居民的食物营养水平发生千年未有之大改善, 从过去的吃不饱转变为现在不仅吃得好还吃得有营养。三是农产品供求基本平衡, 粮食自给率水平较高。因为改革, 中国由过去的短缺经济转变为现在农产品供求基本平衡。黄季焜指出, 虽然中国只有5%的淡水资源、8%的可耕地资源, 人口占全球20%, 到2015年中国的食物自给率依然达到了95%。
关于中国农村社会建设方面取得的成就, 大家一致认为农村发展焕发了新气象。李成贵指出, 党的十六大以来, 全面建设农村社会事业, 建立了养老和低保制度, 实现了免费义务教育, 建立了合作医疗。王济民指出, 改革开放以来, 农村科教文卫事业快速发展, 有幼儿园、有体育健身场所、有卫生室的村占比分别达到32.3%、59.2%、81.9%, 农村水电路气房建设全面提速, 99.7%的户所在自然村均已通公路、通电、通电话, 城乡运输一体化水平接近80%。农村社会管理扎实推进, 98%的村制定或修订了村规民约和村民自治章程, 普遍健全了村民互助、红白喜事及民事调解理事会等自治组织, 重大村务活动实现了集体决策。
关于农村民生改善上取得的成就, 主要表现为两个方面, 一是农民收入水平持续增长, 二是农村减贫成效显著。首先, 改革开放以来, 农民收入绝对水平大幅度提高。王济民将之归纳为农民增收“十三连快”, 2016年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首次突破1.2万元, 恩格尔系数降至32.2%, 2017年农民收入超过1.3万元。其次, 农村减贫成效显著。汪三贵指出, 按照国家统计局2010年贫困线估计, 农村贫困人口从 1978—2017年累计减少7.4亿, 年均减少7.6%, 农村的贫困发生率从97.5%下降到3.1%。
关于中国在农业科技进步方面取得的成就, 学者们重点提到了农业生物技术的发展、农业基础设施现代化等方面。王济民认为我国农业基础设施现代化水平提高明显, 中国农田有效灌溉面积占比达52%, 科技进步贡献率达57%, 农作物机械化率达65%, 良种覆盖率达96%以上, 农产品加工转化率达65%。胡瑞法采用文献计量分析方法以及农业部转基因品种多点试验结果进行分析, 发现中国转基因技术在基础研究、开发利用方面具有国际竞争力。自20世纪90年代末开始, 中国在国际上所发表的有关转基因研究论文快速增长, 2015年虽然仍低于美国, 但超过第 2～5位的日本、德国、英国和法国四国的总和;中国学者发表的水稻转基因研究论文远高于其他国家而处于世界第一位。中国农民生产上所采用的转基因技术基本来自国产技术;而其他国家, 无论是发达国家或者发展中国家, 其农民所采用的转基因技术均全部或者基本上来自跨国公司。
关于制度创新。黄季焜认为制度创新是中国农村改革开放最主要的进展之一, 也是最主要的成就之一。叶兴庆总结了中国农村发展的四大变化:一是农民与土地的关系:从集体所有、集体经营到家庭联产承包, 实现了土地所有权和土地经营权利的两权分离, 后来进一步变为三权分置, 这为农业剩余劳动力大规模转移就业、进城农民市民化提供了可能。二是农民与国家的关系实现了从“索取”到“给予”的根本性转变;而且因为改革, 在农村公共品供给方面, 实现了从“农民自办”到“国家提供”的根本性转变, 这就把农业从工业化原始积累者的角色中解放出来, 把农民从“非国民待遇”的歧视性地位中解放出来。三是农民与村落共同体的关系:家庭承包后, 农户成为独立的农业生产经营主体, 这就在中国最广大的群体中培育起了民主政治的实践者。四是是农民与世界的关系:从自然隔绝到深度融合, 从垄断经营到自由贸易, 从外汇贡献者到贸易逆差者, 这就拓展了检验农业绩效的维度, 对国内农业技术进步、制度变革形成倒逼。
二、中国农业农村改革积累了丰富经验
中国40年来的农村改革实践积累了丰富经验, 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奠定了良好基础。与会专家学者分别从群众实践、制度创新、科技进步、市场改革、农业投入、改革方式、农民赋权、扶贫经验等角度进行了总结。
韩俊指出, 过去40年农村改革的一条根本性的经验就是尊重农民的创新精神, 尊重基层的实践创造。我们将基层的创造上升为政策、上升为法规, 推动农村改革发展不断取得新的进展。
黄季焜认为改革开放40年农业高速增长主要依靠制度创新、技术进步、市场改革和农业投入这四大驱动力。首先, 制度创新是1979—1984年农业生产力增长的主要驱动力, 包括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内的一系列制度创新促进了中国农业的发展。其次, 20世纪80年代中期到2004年, 全要素生产率增长主要来自于技术进步。其三, 市场改革很重要。21世纪初之前, 中国改革采用双轨制、渐进性的改革, 从农村到城市、农业到工业, 即使农产品市场改革也是从一般产品开始, 最后才到战略性的、重要的粮棉油糖改革。总的来说, 市场改革改善了中国农业生产结构, 提高了资源配制效益, 提高了农民收入。其四, 2004年以来, 面对城乡收入差距扩大和农产品净进口的挑战, 国家出台了取消农业税等一系列政策, 并加大农业投入。
李成贵认为, 中国农业农村改革40年的根本经验是处理好国家和农民的关系, 最重要的一是赋权, 二是增加投入。农村改革第一个黄金时期发生在20世纪80年代。其关键在于国家对农民赋权, 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农民获得了土地承包权利, 可以自己做主从事生产经营;二是农民获得了进入市场的权利, 可以按照市场需要从事生产经营;三是农民获得了自由流动和择业的权利, 可以洗脚上田、兴办乡镇企业或进城务工。这三大实质性权利, 显著改变了过去“统得太多, 管得太死”的局面, 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的积极性和创造性, 整个农村因此而活了起来;有效地建立起了激励机制, 提高了资源配资效率。农村改革第二个黄金时期发生在党的十六大以来。关键在于党把“三农”作为重中之重, 不断加强支农惠农政策力度。除了一次性取消农业税和三提五统外, 主要是在三个方面大幅度增加了投入:一是实施农业补贴;二是大规模开展农村基础设施建设, 水气电路房整体得到了明显提升;三是全面推进农村社会事业, 建立养老和低保制度, 实现了免费义务教育, 建立了合作医疗。党的十八大以来, 中央进一步加大了三农投入, 有力地实施了精准扶贫战略, 使得这个黄金时期的成色更足。
中国的减贫是持续高速的经济增长和有针对性扶贫开发共同作用的结果。汪三贵认为, 中国大规模减贫第一推动力量是经济增长, 而经济增长里面农业起了很大的作用。农业在中国具有最大减贫效果的原因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中国的土地等主要农业资源的分配相对比较平等, 绝大多数农户容易从农业增长中受益;二是越是贫困家庭越以农业为生;三是在农户层面上, 农业增长对家庭经济具有最明显的正外部性, 如农业的增长能推动家庭非农活动的发展。实证研究表明区域性开发也推动了贫困地区的经济以更快速度的发展, 从而带动减贫。
三、新时期中国农业农村改革面临的多重挑战
进入新时期, 农产品成本倒挂、农业技术推广存在障碍、土地经营规模小、农产品供需失衡、农村经营主体弱化、城乡收入差距加大、农村资源环境消耗严重等问题给新时期中国农村改革带来了多重挑战。
关于农产品成本价格倒挂问题。黄季焜指出, 随着中国对外开放程度不断加大, 进出口许可范围在不断扩大, 关税水平也在不断下降, 经过二三十年的市场改革与对外开放, 到21世纪初大部分农产品市场价格跟国际价格逐渐接轨。王济民指出, 改革开放之初农产品价格基本都比国外低得多, 加入WTO的时候粮食价格跟国际接近, 畜产品比国外低, 但是到目前我们所有农产品价格都比国外高, 有些甚至高一倍, 比如猪肉牛肉。同时, 随着中国城镇化、工业化程度不断加深, 受非农产业在要素市场上竞争的影响, 农业生产中的土地、劳动力等要素成本上升, 从而导致农产品总成本攀升。叶兴庆指出, 农业生产成本上涨速度明显快于农业产值增长速度、农业利润空间日趋收窄, 人工成本和土地成本增长是主要推动因素。王济民指出, 中国人工成本上涨了14%, 土地成本也涨了14%, 物质和服务成本上涨了6%。在成本倒挂的背景下, 为了支持中国农业生产, 政府不得不加大农业投入, 启动农业补贴。然而启动农业补贴效果并不十分显著, 内外价格倒挂, 边进口、边积压, 国货入库、洋货入市, 财政负担严重。
关于农业技术推广障碍。一方面, 在中国土地规模有限的情况下, 农业机械技术很难得以推广。如果说农业经营规模不扩大, 任何的政策和技术措施都不能有效发挥作用。农业生物技术主要是农业品种改良情况喜忧参半, 其中杂交技术已经得到了很好运用, 并极大地促进了农业增产, 而转基因技术产业化则面临很大的挑战, 中国公众对转基因技术的运用前景还不太明朗, 主要是接受程度低、科普较难, 此外还受媒体舆论、国外势力的介入、地方政府决策等不利因素的影响。
关于土地经营规模狭小的制约。韩俊指出, 就人均土地面积而言, 中国是典型的“大国小农”, 人均不过一亩三分地, 户均不过十亩田是基本国情和农情。王济民认为, 一般情况下土地规模越大劳动生产率越高, 但是, 中国人均土地面积较小, 农村土地流转不顺畅, 严重影响了土地规模化经营, 地租把土地流入方的经营纯利润全部拔净了。
关于农产品供需失衡问题。李成贵认为农产品总体过剩将是常态, 根本原因在于科技进步和物质装备水平的提高, 农业插上了科技的翅膀, 消费增长赶不上生产增长。王济民就中国主要农产品的供给情况进行了分析, 从谷物看, 总体已产大于需, 玉米呈严重过剩态势, 稻谷、小麦产略大于需, 但优质稻谷、强筋小麦等个别品种国内供给不足;从棉油糖看, 市场供给总体充裕, 国际供给有效弥补了国内市场短缺, 导致国内供给大于需求、无效供给过大、库存高企;从“菜篮子”产品看, 人均供给总量远超国际平均水平, 但优质产品供不应求, 中低端产品供大于求、滞销卖难现象频发;总之, 总量上供过于求, 个别品种及高品质农产品还表现为供给不足。
关于农村经营主体弱化问题。王济民指出当前农业市场主体仍然发育不充分。韩俊认为当前农村工作队伍不是在强化而是在弱化, 包括一些技术推广队伍, 乡村振兴五大振兴里包括人才的振兴, 怎么把人才留在农村、吸引进农村还是一个难题, 当前有本事的人没人愿意在农村, 需要改变这种状况。
关于城乡收入差距加大问题。黄季焜指出, 2004年以来, 虽然农民收入不断增长, 但是城市人均收入增长更快, 到2004年以后, 城市的人均收入跟农村人均收入比超过了三倍, 如果继续下去必然会引起很严重的社会稳定问题。汪三贵指出, 由于不平等程度增加、经济增长速度下降、贫困户自身能力弱等原因, 贫困人口难以从经济增长中受益。
关于农村资源环境消耗严重问题。在中国土地、水资源等自然资源有限的条件下, 农业的发展除了制度改革和科技进步等积极因素作用外, 另外一方面则是依靠产能透支。叶兴庆指出, 过去中国农业产能里面有相当一部分依靠的是牺牲生态环境, 依靠的是透支资源, 具体而言, 存在以过量使用化肥、农药等现代投入品为代价换取的产能, 以严重超采地下水为代价换取的产能, 以侵占湿地为代价换取的产能, 以水土严重流失为代价换取的产能, 以利用污染土壤、影响食品质量安全为代价换取的产能。黄季焜认为过去40年农业增长确实带来了很多环境问题。王济民指出资源和环境是农业生产需要忍受的两个紧箍咒。
四、有关中国农业农村改革和乡村振兴的对策建议
2018年是中国农业农村改革40年, 也是乡村振兴的元年。与会专家学者基于中国农业要素特征, 立足于国内外经济发展环境, 结合国内外农业发展经验, 积极探索应对新挑战的策略, 为农业农村进一步改革和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建言献策。
一要创新发展方式, 推动绿色发展。叶兴庆指出, 可以通过让农民选择新发展方式, 使净收益大于从传统粗放发展方式的净收益, 从而找到让农业绿起来的支点。具体而言, 实施农业绿色品牌战略, 疏通渠道, 消费者付费, 从而提高绿色发展收益。实施绿色生态导向的农业投入补贴政策, 摊薄新方式的生产成本, 降低绿色发展成本。通过降低消费者对传统生产方式的支付意愿, 降低传统收益。通过阶梯水价等经济手段, 设置环境门槛、经济处罚, 提高传统生产方式的成本。
二要调整农村土地关系, 促进规模经营。与会专家学者强调要进一步落实和保障农民的土地权益, 完善农民的土地退出、流转机制。深化农村改革的重点仍然是要处理好农民与土地的关系。王济民提出, 一要加快推进进城务工农民市民化进程, 解决好“愿流转”的问题;二要重点解决好已经进城务工人员的户籍问题, 切实解决进城务工农民在城市的住房、医疗、教育等民生问题, 使农民真正融入城市, 享有城市的一切公共福利待遇, 解决好农民在流转土地后的后顾之忧;要保护好土地流转中农民的利益, 解决好“敢流转”的问题;三要进一步创新农村土地制度, 解决好“能流转”的问题。叶兴庆指出, 无论是规模经营, 还是把小农户引入到现代农业, 根本目的还是要获取农业的规模效应, 一是规模化生产, 二是规模化服务, 三是规模化布局。
三要优化农业生产布局, 促进协同发展。与会专家学者认为农业生产布局优化大致可以分为四种类型:基于农业发展要求的农业生产布局优化, 基于农产品需求特征的农业生产布局优化, 基于地理区位条件的农业生产布局优化以及基于要素禀赋特征的农业贸易布局优化。李成贵认为农业发展应当实现山水林田湖草鸟人的生命共同体。王济民指出, 农业的主攻方向已经由增加产量转向提高供给质量, 必须以市场需求为导向, 减少无效供给、增加有效供给;目前农业要尽快立足于资源禀赋和产业优势, 走区域化、差异化发展道路, 大幅度提升农产品竞争力。黄季焜认为农业方面要有所为、有所不为, 由于中国水土资源有限, 除了继续保持粮基本自给外, 其他农业产品能放就放, 而在蔬菜、水果、畜产品、水产品、草牧业以及特色多功能、可持续产品等质量安全、绿色生态高值农业上应当采取促进措施。张陆彪指出, 促进外贸发展要加快构建贸易多元化的格局, 多元化农产品进口来源。
四要优化农业农村投入, 助推三农发展。黄季焜指出农业投入应该进行优化, 传统农业补贴效益很低, 要完善农业补贴体系, 要把更多钱投入到生产力上, 增加农业农村投入, 目的是综合提升农产品竞争力。叶兴庆指出解决中国农产品成本倒挂的唯一路径在于提高农产品竞争力。要两条腿走路, 一方面要硬碰硬的拼成本定价, 通过政策调整、规模经营、制式结构的改变来提高农业的成本竞争力、价格竞争力;另一方面要巧取, 实行差异化发展战略, 挖掘小规模农业的竞争力, 积极探索务实管用的新业态、切实解决好配套设施用地、建立健全农业生态效益补偿等机制。
五、结语
当前是中国乡村振兴战略实施的关键时期, 是中国“三农”发展和改革进一步深入展开的新窗口时期, 如何深入推进开展中国农业农村改革理论创新、如何推进城乡融合发展、如何构建乡村振兴的政策体制框架成为迫切需要开展的、具有重大现实价值和重大理论意义的学术问题。这次会议上专家学者们交流的研究成果, 对这些问题的研究具有启发意义。未来很长时期内, 这些问题都是值得国内外学者共同努力、深入研究、贡献智慧的重要课题。
——END
编者注：
本文转自：刘合光,朱伟林.中国农业农村改革成就、挑战与未来思路——中国农村改革40年暨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建所60周年学术报告会会议综述[J].农业经济问题,2019(02):4-8.
标题有改动；参考文献、注释、英文摘要略，格式稍有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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