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淋议 等 | 小农经济研究述评：几个重大问题辨析【转】

摘    要：小农经济转型是中国农业转型的核心内容。基于改革开放40年来的文献, 在概念界定的基础上, 系统分析了“小农经济是否过时?”“小农经济是否会长期存在?”“如何实现小农户与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等系列重大问题。研究发现, 中国小农经济长期存在已是不争的事实, 在土地集体所有制和市场经济条件下, 现阶段的小农不同于历史上土地私有制基础上的传统小农, 小农经济也并未过时, 只是需要随着时代变化和制度变迁而赋予新的内涵。受制于人地关系、土地制度、城乡转型等多重因素的约束, 小农经济将长期存在。小农经济转型是有条件的, 需要从农业本身和农业外部寻找动能来缓解人地关系。实现小农户与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更为系统的方案在于:一方面从制度、组织和技术等宏观层面联动设计, 另一方面从规模化、组织化和信息化等微观方向持续发力。

关键词：小农; 小农经济; 人地关系; 农业转型; 现代农业;

一、问题的提出

中国是一个以农立国的农业大国。在古代小农经济长期占据经济发展的主导地位[1]。与欧洲相比较, 明清以前中国的农业生产长期处在世界先进水平, 粮食产量遥遥领先于欧洲诸国[2]。可以说, 一部辉煌的中国古代经济史, 可以归结为一部农业经济史。改革开放以来, 伴随着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乡土中国向城乡中国的历史转型, 小农经济弊端凸显。如何改造传统小农, 实现规模经营, 发展现代农业, 推动中国农业转型一直是学术界和政策界关注的重大课题。小农家庭承包经营制度的确立, 客观上塑造了数以万计的小农户经营格局[3]。如何实现小农户和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使小农户共享改革发展成果, 不仅关系到他们生产生活境况的改善, 也关系到农业农村经济的发展, 更关系到全面小康社会的建成[4]。

十九大再次聚焦小农问题, 提出要努力推动“实现小农户与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 并将其作为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内容, 体现了党和国家对于亿万小农户生计问题的高度重视。然而, 除小农户如何与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的新命题之外, 改革开放40年来, 关于小农经济是否过时和小农经济是否会长期存在等历史命题的讨论和争议也从未间断, 农业经济领域的学术回顾和总结大多集中在土地制度[5]、农民工[6,7]、农村家庭收入[8]、农村贫困[9]等领域, 目前尚缺乏对上述小农经济重大问题进一步的明确。从人类历史发展进程证明, 从乡土社会到城乡社会是一个国家迈向现代文明的必经之路, 现阶段中国正处于社会转型发展的关键时期, 而转型发展的本质应包含小农的转型, 小农的现代化也是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应有之义[10]。鉴于此, 为回答政学两界关切的问题, 厘清现实中的争议, 廓清认识上的误区, 有必要对改革开放40年的小农经济重大问题研究做一个系统性梳理, 也有必要对相关观点进行讨论和回应。

二、小农经济:起源、概念与特征

概念界定是开展学术研究的前提, 也是进行学术对话的基础。在讨论小农经济系列重大问题之前, 有必要考察小农经济的起源、内涵并归纳小农经济的本质特征。

关于中国小农经济起源的研究学术界关注较少, 但均认为, 中国小农经济长期存在。但小农经济到底起源于何时, 目前尚还未明确统一的答案。李根蟠结合小农经济家庭经营和生产资料私有的特征, 在梳理相关历史文献的基础上, 指出中国小农经济的历史, 应该从黄帝尧舜时代算起, 因为当时的农业已经是以个体家庭为基础的小生产和小私有的统一[11]。也有学者将小农经济推迟到春秋战国时期, 饶夏圻认为作为一种重要的经济形式, 小农经济大体形成于春秋战国时期, 但并未给出其考据理由[12]。与上述观点不同的是,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姚洋认为, 小农经济这种经济形式, 在中国始于南宋时期, 北宋的灭亡以及随之而来的北方人口大规模南迁导致了人地关系高度紧张, 进而逐渐形成中国最早的小农经济[13]。中国小农经济具体起源于何时, 还有待历史经济学家进一步考证。

学术界对“小农经济”的外延理解存在诸多分歧, 对小农是否包含自耕农、佃农、地主或是家庭农场持有异议[11], 不过, 在对小农经济的内涵认知上, 学术界可以说是大同小异。马克思认为, 作为历史上的一种小生产方式, 小农经济具有规模小、自主耕作经营、与自然交换、自给自足、相互隔离等特征[14]。文迪波进一步提到, 小农经济表现为小规模经营、满足自我需要和排斥商品交换[15]。在小农经济条件下, 家庭为经济活动的基本单位, 家庭执行生产决策、配置资源和分配收益等多项职能, 性别分工是其主要体现[16], 自给自足为家庭的关键特征[17]。在与英国大工业、美国大农场比较之后, 杨华总结了中国小农经济的基本特征:小规模的经营组织方式, 精耕细作式的农业耕作, 农副业结合的家庭经济, 家庭内部的男女劳动性别分工以及劳动密集型的生产传统等[18]。

现阶段小农经济的概念也与时俱进, 一方面家庭经营、小规模经营一直是小农经济的本质特征, 另一方面, 自给自足、排斥商品交换等特征随着时代变化, 逐渐在小农经济的字典里隐去。实际上, 在以城乡互动为特征的工业化、城镇化进程中, 小农已经或主动或被动地融入市场经济[19]。市场交易条件下, 小农户既是生产者又是消费者[20], 一切收支以货币收入最大化为权衡[21]。这些都构成与以往小农经济的最大区别。

总之, 小规模经营和家庭经营是小农经济的本质特征。有鉴于此, 后文的“小农小规模经营”和“小农家庭经营”以及“家庭经营”等概念便近似于小农经济的概念。

三、小农经济过时了吗?

在完成概念的基本界定之后, 便可开展相关问题的讨论。事实上, “小农经济是否过时”这一命题又一次被重提源于北京大学姚洋教授[13], 一经提出便引起社会较大反响。对“小农经济过时了吗?”的提出, 实际上离不开对问题本身两个层面的理解:其一, 问题本身的假设前提, 即小农经济过去未曾过时, 这需要从历史维度去肯定小农经济长期存在的理由;其二, 问题本身的设问导向, 即小农经济的生命力如何?这需要从现实维度去发掘小农经济的生存逻辑。

(一) 小农经济长期存在的理由

总的来说, 直接回答小农经济为什么长期存在的文献十分有限[17]。李桂海指出, 受制于自然和社会因素, 小农经济尽管非常脆弱, 但是也表现出极强的再生产能力[22]。从小农经济的特征来看, 具体表现在: (1) 自给自足的性质意味着小农户可以根据外部条件和经营状况调整家庭的收支限度; (2) 以手工业和畜禽养殖相结合的复合经济表明小农户可以优化资源配置, 减少外部冲击带来的破坏; (3) 小农经济的封闭排他性决定了小农户的风险规避性质, 一般来说, 他们很少愿意将剩余农产品拿到市场上交易, 而是先储藏起来以应对生产生活风险。徐新吾指出, 中国小农家庭作为基层的社会生产单位, 其生产活动较之于西欧小农经济存在着更高的相对独立性, 这不仅意味着中国小农具有较少的人身依附, 而且也意味着具有较高的生产积极性, 这两者又进一步导致中国小农经济自身更大的凝固性, 正是由于几种特性的相互交织, 构成了中国小农经济长期存在的经济理由[23]。与其他学者不同的是, 马开则主要是从政治角度加以剖析, 他认为中国小农经济之所以长期存在, 主要是因为历史上的地主阶级及统治者长期推行的重农抑商政策[24]。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 长期存在的封建制度加固了小农经济的生存基础[25]。饶夏圻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并结合历史文献分析指出, 小农经济长期存在得益于三方面原因:首先, 封建土地所有制构成了小农经济长期存在的物质基础;其次, 简单的生产经营条件以及高度的自然适应性特征是小农经济长期存在的内在原因, 而重农抑商、怀柔和培植自耕农等政策则构成其外在原因;最后, 小农经济长期存在的终极原因还在于农业生产力水平低下[12]。需要说明的是, 以上研究均出现于20世纪八九十年代, 近期杨德才等研究则从交易效率的视角探讨了小农经济长期存在的原因, 主要归因于中国历史上分工与市场交易的缺乏, 而其深层次原因则在于, 小农经济自给自足的特性以及社会分工程度的低下[17]。

关于小农经济过去长期存在缘由的探索, 涉及的范围涵盖政治、经济各个领域。总体来说, 现有研究十分有限, 除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有少数几篇文献涉及之外, 21世纪以来专门探讨的文献仅有1篇。当然, 这并不表明小农经济长期存在的理由得到充分的解释, 尽管上述学者对于小农经济的存在特性是构成小农经济长期存在的主要原因。基本没有多少异议, 只是在理论基础之上有所区别。但是有不少观点仍然值得商榷, 比如现阶段小农经济自足自给和封闭排他的性质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业已发生改变, 但是小农经济在中国依然十分活跃, 这又是为什么呢?如果说地主阶级的经济基础是小农经济, 重农抑商政策固化小农经济的长期存在, 那么新中国成立以来在国家性质、制度环境和经济形势已然发生改变的情况下, 小农经济为何仍然存在也缺乏必要解释。有鉴于此, 有必要构建一以贯之的解释体系。

(二) 小农经济的生命力探析

小农经济在过去长期存在的部分条件已经发生改变, 因此, 有必要讨论核心问题的第二层含义, 即小农经济的生命力如何?小农户的效率如何?20世纪以来, 国内外学术界对于小农经济的生命力也给予了较多的关注, 总的来说, 大体可以分为两派。

第一种观点认为, 小农经济具有很强的生命力。尽管有学者认为小农经济会阻碍农业现代化, 不过也有学者认为小农经济与农业现代化似乎并不矛盾[26,27]。小农还会积极利用现有条件实现适合自身生产模式的现代化, 家庭分散经营的小农并不排斥农地规模经营与机械化的运用, 小农经济仍然具有可资利用的合理成分[28]。小农家庭经营的一个重要特点是, 劳动高度集约化, 擅长于精耕细作, 可使土地得到充分利用, 提高土地生产力[29], 最大限度地生产粮食[30,31], 既可以满足农民的养家活口, 也能保障国家的粮食安全。事实上, 小农具有较强生命力的假说不仅得到中国农村数据的支持, 也在世界上其他国家和地区得到证明。早在20世纪60年代, 农业经济学家舒尔茨在其经典著作《改造传统农业》中表明, 尽管传统小农可能贫穷, 但是他们同样具有经济理性, 传统小农会在特定的资源禀赋约束下达到配置最优的均衡状态, 这也就是著名的“贫穷但有效率”的论断[32]。20世纪80年代中期, 日本经济学家近藤正臣和曲翰章在承认小农经济具有理性行为的同时, 更是进一步指出小农经济是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33]。美国威斯康辛大学经济系教授赵冈也持有相同观点, 并进一步指出小农家庭经营具有生命力的主要原因在于家庭小规模经营具有最为可靠的激励机制, 交易费用较之于大规模农业生产大大减少, 而且小农家庭农场的效率最高, 单产最多, 技术吸收也最快, 更能适应农业经营的需要[2]。与直接从小农家庭经营出发探讨其效率成因不同, 速水佑次郎等在对比世界农业市场的供给主体发现, 在发展中国家以及全世界农业市场中, 家庭小农场承担了全球市场的最大份额[34], 从而间接证明了小农具有生命力的论断。

第二种观点认为, 小农经济缺乏生命力。小农经济缺乏生命力的观点在早期马克思主义者那里表现得高度一致, 他们认为小农的生产方式是落后的, 小农经济注定会走向会灭亡[35,36]。更为现实的是, 在中国加入WTO以后, 随着中国农业与国际农业接轨[37], 小农户家庭经营实际上已经无法与发达国家的农场大规模经营相抗争[38], 小农生产缺乏国际竞争力[39,40], “耕地细碎化”和“规模细小化”的小农户在现有生产和组织条件下无法发展出最适规模, 现代化的机械技术也无法在分散经营的小规模土地上得到充分应用, 从而导致当前农产品生产成本过高和经济效率低下[41]。小农经济与市场经济天然不相容[42], 当前中国的“三农”问题的症结就在于小农经济, 解决“三农”问题就必须消灭小农经济, 小农经济的消亡是必然的[43]。张新光指出当代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农业发展的历史表明, 大农户排挤小农户是不可逆转的客观经济规律, 分散的小农经营既无力在市场上购买农业社会化服务, 也没有动力在市场上购买相关服务以及在良种、农药、机械等方面进行投入[44]。中国当前的现实是小农户不仅缺乏技术进步的条件, 更缺乏技术进步的动力, 甚至不愿意从事粮食生产[38]。另外一项基于分工视角的研究也表明, 小农经济尽管家庭内部存在自然分工, 但却由于缺乏发达的社会分工, 进一步发展受到制约[17]。

从上述研究中可以发现, 对于小农经济是否具有生命力的命题, 学术界已积累了较为丰富的成果, 竞争性假说在各自的研究假设和理论基础上都给出了较为充分的论据。认为小农经济具有生命力, 其依据主要体现在小农家庭经营不排斥现代技术, 拥有较低的生产成本和监督费用, 适宜精耕细作和地力保持等方面;认为小农经济缺乏生命力, 早期马克思主义学者的主要依据是小农排斥市场的特征以及生产力水平的落后[45], 而非马克思主义学者的依据则体现在其缺乏市场竞争力、缺乏集体行动和生产投入等方面。两个对立观点, 既表现出一定的相容性, 又体现了一定的排他性。相容性体现在两种观点所描述的现象可能同时存在, 比如家庭经营拥有较低的生产成本, 体现着自然分工是小农的优势, 但是家庭经营又缺乏发达的社会分工, 这表现为小农的劣势;排他性体现在对于同一事物的对立判断, 比如小农不排斥现代技术与小农缺乏技术进步动力两种观点同时存在, 究竟孰优孰劣还有待进一步检验。

四、小农经济是否会长期存在?

对于“小农经济是否会长期存在?”这个问题, 其回答实际上包含两个层面:其一, 从横向来看, 需回答现实中小农经济形式与其他经济形式的关系, 是竞争、互补, 还是相互促进?这涉及小农经济的“比较优势”;其二, 从纵向来看, 小农经济转型是有条件的, 需关注未来人地关系的变动趋势、工业化和城镇化的推动进程, 这涉及对国情农情的趋势研判。

(一) 现阶段小农经济的“比较优势”

从已有文献来看, 与小农小规模经营相对应的是适度规模经营[46]。相较于适度规模经营而言, 小农小规模经营更能适应农业的生产特性[47], 农业是一个非常特殊的产业, 它体现着自然再生产与经济再生产的相互交织, 家庭经营可以较好地适应农业生产过程[48]。实际上, 小农家庭经营不仅适应以手工劳动为主的传统农业, 而且适应采用先进科学技术和生产手段的现代农业[47];不仅可以降低生产经营的治理成本, 而且还有利于对接社会化服务体系, 为资金等要素与土地的结合创造条件[49]。除此之外, 黄宗智指出, 与欧美大农业相比较, 作为一个依赖家庭劳动力而不是雇工的生产单位, 小农能够同时进行依靠主要劳动力所从事的主业和依靠家庭辅助劳动力所从事的副业, 小农户也特别适合“劳动和资本双密集化”的多元化农业生产[50], 表现出经济效益上的绝对优势。在多风险环境下产生的自组织结构一般具有较强的自我保护功能, 它可以较好地抵抗外来经济行为的侵袭[48]。何秀荣提出, 尽管适度规模经营是提高中国农业竞争力的必经之路, 不过目前学术界已基本达成共识, 小农对农田作业和管理上的尽心程度仍具有相对优势[38]。可以说, 在我国农业现代化过程中, 不存在生产力水平提高以后改变家庭经营主体地位的问题, 家庭经营现在是、将来也是我国农业最基本的经营形式[47]。与上述研究不同的是, 也有研究表明小农家庭经营较大规模农业经营而言, 它还有承载乡村文化的主体功能[51,52]。

(二) 现阶段小农经济存在的现实必然性

小农经济发展深受人地关系、土地制度、非农就业与城乡转型4个方面的制约。人地关系紧张是中国的基本国情, 中国人多地少、户均耕地面积有限[53]。截止目前, 全中国仍有2.6亿农户、6亿多人生活在农村, 其中2.3亿户是承包农户[4]。实际上, 现阶段数以亿计的小农户是20世纪80年代初农村家庭承包责任制改革的产物[3], 在保持土地制度稳定的情况下, 小农户分散经营很难改变[54], 小农经济这种经济形式必将长期存在[55], 小规模经营转向适度规模经营也需要一个长期过程。据丁长发的测算, 即便在2050城市化率达到70%的最优情况下, 按人口达到15.34亿的最高值计算, 农村也将近有4.6亿人, 农村劳动力至少有1亿人, 若耕地按照18亿亩耕地安全线计算, 届时每户也只有18亩左右耕地[56]。可见, 要实现规模经营, 在人地关系紧张的中国即便中长期也很难办到, 小农经济也必将长期存在。事实上, 在工业化和城市化推进过程中, 小农经济的存在并非坏事。在当前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无法顺利从农村转移出去的情况下, 劳动密集型的小农经济不仅可以为劳动力的农业就业提供保障[18], 也可以在缓冲经济危机以及促进城乡互动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从上述研究可以发现, 现阶段小农经济的相对优势主要表现在小农经济具有较强的生产适应性和自我调节功能, 并不排斥现代技术采用;人地关系的自然约束、剩余劳动力转移的经济约束以及经济稳定发展的动力支撑都彰显着小农经济存在的阶段必要性。不过, 就目前来看, 小农经济与其他经济形式的比较研究主要限于小农小规模经营与适度规模经营, 是否还存在其他经济形式也值得探讨。实际上, 从人类社会进程来看, 小农小规模经营和适度规模经营在相当长的经济社会转型过程中都将共同存在, 将两种农业经营形式纳入统一框架客观分析应当有裨于学界以及政策界。对于两者关系的研究, 则鲜有学者认识到他们之间的共生关系。对于农村劳动力的转移以及小农经济存在的联动考察也较为缺乏, 相应的科学估计、追踪调查和动态跟进也许有深化研究的可能。

五、如何实现小农户与现代农业有机衔接?

中国短期内小农经济大量存在的格局难以改变, 在承认小农经济将长期存在的前提下, 如何实现小农户与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就成为当前面临的重大现实问题。张新光在梳理小农经济理论和现实的基础上, 认为中国未来的经济社会永续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如何消解现代化进程中的人地关系, 实现小农户与现代农业有效衔接的关键在于, 通过法律制度赋予农民永久的土地产权, 让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起基础性作用[44]。事实上, 现阶段农业因为规模狭小而产生的各种问题, 可能与小农家庭经营这种组织形式无关, 小农经济只是人地关系紧张的自然结果[57]。中国农业的转型必须从如何缓解人地关系出发来考量, 其中推动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是缓解人地关系紧张程度的有效方式, 剩余劳动力转移有助于对小农经济的改造。剩余劳动力转移实际上并非劳动力从农村转移到城市, 更为重要的是让农民参与工业化和城市化, 并在这个过程中完成农民的市民化, 未来改造传统小农经济的根本出路在于千方百计地减少农民数量[43,48], 同时通过减少农民的数量来促进人地关系的改善。不过, 要实现农民市民化的目标单靠农业自身的力量是无法实现的, 必须跳出农业之外看待和解决小农经济问题。王伟新等从信息化、工业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的内在联系入手联合考察了小农经济转型的动力, 研究发现只有“四化”在互动中实现同步和协调, 才是中国小农经济改造的根本出路[57]。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 小农户与现代农业有机衔接的问题实际上主要表现为小农户与大市场如何实现有效对接。在瞬息万变的农产品市场面前, 分散的小规模农户往往难以应对议价能力缺失、交易成本高昂和信息不对称等诸多挑战[58]。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 单个的、分散的小农户缺乏竞争力, 适度规模经营是一条重要的路径[38], 应当扶持和培育专业大户、家庭农场和农业企业在内的多种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不过, 对于人多地少的中国而言, 寄希望于小农户在土地规模上达到规模经济的目标不具有普遍的现实可行性[59], 规模经济不能只考虑内部扩张[60], 更要强调通过提高小农的组织化程度和提高农业社会化服务程度来实现[48]。在新型农产品供应链主体的兴起和农产品流通全球化的背景下, 合作社通过建立小农户与大市场的桥梁[61], 可以在帮助农民提高产品质量、增强农产品的市场竞争能力、降低中间环节的盘剥、分享加工销售环节的利润和提高农民经营收入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在一定程度上可缓解或消除小规模农户参与市场的困境[62]。此外, 发展具有整合功能的服务组织是将小农户引入现代农业发展轨道的有效途径[63], 中国农业经营规模化和服务规模化离不开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的有力保障[53,64]。当然, 除规模化和组织化两条路径之外, 信息化也是小农经济改造的重要途径。小农户与大市场的问题归根结底是信息不对称和销售不畅通问题。在互联网时代, 小农户可以通过网络和电商平台及时有效地获取农业政策、市场价格、消费者反馈等信息, 从而科学安排农业生产经营和农产品在线交易[65]。

综上, 人地关系是小农经济存在与否的自然基础, 也是实现小农经济转型的重要约束。推动中国农业转型需关注人地关系的变化。为消解人地关系的紧张程度, 学术界提出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或千方百计减少农民数量。如何实现小农户与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的现实难题, 一方面既需要从制度、组织和技术等3个宏观层面考量, 另一方面又需要从规模化、组织化和信息化等3个微观方向发力。不过, 就目前的研究来看, 不少文献基本上是从宏观视角切入, 偏向于理论层面的定性分析, 微观层面的定量研究值得进一步关注。宏微观相关的联动考察也较为缺乏, 难以全方位展现将小农户纳入现代农业发展的轨迹图谱, 综合性研究也有待进一步跟进。

六、结论和启示

小农经济在中国古代有着重要作用, 现阶段中国农业的转型自然也包含小农, 无论是政策界还是学术界都给予了小农较多的关注。本文基于改革开放40年来的文献, 在探讨小农经济本质的基础上, 对“小农经济是否过时?”“小农经济是否会长期存在?”“如何实现小农户与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等系列重大问题进行了梳理和讨论, 得出以下结论和启示:

1.在市场经济条件下, 现阶段小农经济本质上已发生较大变化, 这构成它不同以往的基本特征, 小农经济已经融入市场经济, 并非传统意义上的自然经济。在当前土地集体所有制的制度环境下, 现阶段的小农也不同于历史上私有制基础上的传统小农, 小农经济的内涵和外延随着时代变化和制度变迁被赋予新的内容。

2.小农经济长期存在既成事实, 然而对于小农经济是否过时学术界却有不同看法。从历史的角度来看, 现有研究主要集中在20世纪, 分析范式也主要是运用传统马克思主义方法, 尽管已经积累了较为丰富的研究成果, 不过研究方法略为单一, 且难以形成逻辑自洽的解释框架, 在现阶段有些理论很难经得起实践的检验。从现实的角度来看, 存在不少看起来正反对立的观点, 究竟孰是孰非也需要实证意义上的检验。

3.从人类历史进程来看, 小农经济的存在是一个长期过程。处于转型发展期的中国, 不能忽视小农的作用。人地关系的自然约束、土地集体所有的制度约束、农村劳动力转移的经济约束等都彰显着小农经济存在的阶段必要性。不过小农经济也有其弊端, 未来的政策设计和学术研究也应注重发展包括小规模家庭经营和适度规模经营在内的多种经营形式[66], 关注人地关系的变动趋势和工业化、城镇化的推动进程, 加强小农经济转型与经济社会发展转型的关联研究和动态估计。

4.人地关系紧张的国情以及小农户数量众多、分布广泛的农情决定了将小农户引入现代农业发展轨道也必将是一个长期过程。小农经济的发展转型, 不仅要从农业系统本身出发, 积极推动农业规模化和农民组织化, 激发农业发展内源动力, 还要从农业外部系统出发, 鼓励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 注入农业发展外源动力。这一切不仅需要朝着规模化、组织化和信息化等微观方向的发力, 更需要加强制度、组织和技术等宏观层面的联动设计, 全方位推动实现小农户与现代农业发展的有机衔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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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D

编者注：

• 本文转自：郑淋议,张丽婧,洪名勇.小农经济研究述评:几个重大问题辨析[J].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19(03):104-111.

• 英文摘要及关键词略，格式稍有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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