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名勇 等：贫困心理陷阱理论研究进展【转】

* 文末附全部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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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长久以来, 贫困是否影响以及如何影响人的经济行为是学界关注的理论热点之一。传统视角下, 行为经济学家将“流动性约束”和“背景风险”作为贫困影响人的经济行为的理论机制, 但该理论机制由于难逃理性人假设的范式与思维禁锢, 当面对心理学、精神病学以及其他行为经济学家所开展的基于个体情感状态和压力等心理特征的相关研究时, 传统理论机制的解释力大打折扣。近年来, 结合心理学、神经科学和精神病学等领域相关研究基础, 部分行为经济学家提出了一个利用经验或实验证据进行检验的贫困心理陷阱假设, 即贫困可能诱发某些特定的心理结果, 可称为贫困心理特征, 这些心理特征能够影响经济行为, 使得穷人陷入贫困心理陷阱而难以摆脱贫困。本文从贫困心理陷阱理论的形成过程、贫困对压力和情感状态的影响以及负面情绪和压力对经济行为的影响等三个方面, 对贫困心理陷阱理论展开综述。既有研究表明:贫困能够导致压力和负面情感状态, 这些贫困心理结果可限制个体注意力并强化具有牺牲目标导向的惯性行为, 进而导致穷人做出短视和风险厌恶的经济决策。贫困心理陷阱理论旨在从个体的心理层面出发, 为如何优化或干预贫困人群的经济决策行为提供务实且富含洞察力的事实依据。作为一个新兴的行为经济学研究领域, 虽有待进一步发展完善, 但该分析框架的引入可为贫困治理质量的有效改善提供崭新的微观视角。

关键词：贫困心理陷阱; 负面情感; 风险承担; 时间贴现; 行为经济学;

作者简介：洪名勇, 电子邮箱:[e-mail]; 吴昭洋, 电子邮箱:[e-mail]; 龚丽娟, 电子邮箱:[e-mail]。;

贫困是当今世界各国必须直面的核心发展问题之一。世界银行更是围绕贫困与共同繁荣 (Poverty and Shared Prosperity) 两大发展议题制定了科学的指标评价体系, 提出到2030年全球低于国际贫困线标准的贫困人口降至3%以下 (按照2011年购买力评价计算) 以及提升消费或收入水平处于全球后40%的国家和地区的可持续发展能力 (World Bank, 2017) 的宏大目标。尽管经济学家们对增长与发展领域开展了大量富有洞见的研究, 但不可否认的是, 学术界至今仍未寻得使一国或地区由贫困走向富裕的万能良方 (Rodrik, 2014) 。经济学界对贫困的关注虽由来已久, 但较为科学化、范式化以及系统化的研究则主要建立于新古典增长理论之上, 并以构建具有自我强化机制的贫困陷阱模型为鲜明的理论标识 (Azariadis, 2005;Carter&Barrett, 2006;Barrett&Carter, 2013) 。然而, 对于贫困陷阱是否真实存在, 经济学界仍争议颇多 (Kraay&McKenzie, 2014;Arunachalam&Shenoy, 2017) 。物质贫困常常意味着恶劣的居住环境、较高的死亡风险以及往复的贫困代际传递。随着发展观念的进步, 人们审视贫困的视角也从单纯的收入维度 (income dimension) 向非收入维度 (non-income dimensions) 转换, 并通过纳入教育、死亡率、疫苗接种和饥饿程度等生存指标衡量经济增长在多大程度上是益贫的 (pro-poor) , 进而通过对非收入指标分布的变化、收入与非收入指标的关联机制以及收入分布变化下按照非收入指标测度的贫困发生率变动等问题的讨论, 更为深入地认识贫困问题 (Alkire&Foster, 2011) 。此外, 通过纳入外生冲击变量, 学者们构建起基于收入函数的贫困脆弱性 (vulnerability to poverty) 概念 (Ward, 2016;Decerf, 2017) 。然而, 既有研究主要基于人的行为后果产生的数据信息, 试图通过政策干预或援助等方式消除穷人的行为后果, 具有鲜明的政策供给特征, 较大程度地忽视了经济行为背后的内在机制。例如, 西奥多·舒尔茨在获得1979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的演讲中所述:“正如富人常常发现穷人的行为不可理喻一样, 经济学家们也不例外, 他们对决定穷人所做决策或选择的偏好 (preferences) 与稀缺性约束 (scarcity constraints) 表现出同样的不解” (Schultz, 1980) 。贫困作为个体与外部环境交互作用的综合结果, 我们必须要问:穷人的经济行为有何异常?这些行为扭曲为何出现?贫困又是否会影响人们的情感状态 (affective states) 并导致压力 (stress) 的产生?不仅如此, 负面的情感状态和压力是否能够诱发异常经济行为的出现?当上述问题越发成为扶贫政策发挥功效的阻碍时, 就越是需要新的研究视角与分析方法帮助我们理解心理因素在减贫事业中的意义。

20世纪80年代以来, 融合了心理学与经济学的行为经济学 (behavioral economics) 逐渐成为经济研究的热门领域之一 (Kahneman&Tversky, 1979;Thaler, 2016) 。值得关注的是, 行为经济学家中有相当一部分学者以贫困为研究对象, 他们认为若想优化现有的贫困理论并使其产生更为实际的政策价值, 那么理解经济决策者行为背后的隐性动机就十分重要。凭借随机控制试验 (randomized controlled trials, RCT) 或是对受试者进行设问等方法, 不仅可以克服心理过程难以用显示偏好 (revealed preference) 直接表达的困难, 还可在较大程度上实现对行为决策背后的心理过程的深刻洞察。国际经济学界对此给予高度重视, 并适时进行了总结。2004年, 美国经济学联合会在加州圣迭戈举办的第116届年会上, 以“贫困的行为经济学视角”为题进行了研讨, 并随后在《美国经济评论》 (AER) 上发表了相关综述性论文 (Bertrand et al, 2004) 。2011年, 《经济心理学期刊》 (Journal of Economic Psychology) 也发表了题为“贫困的心理学与行为经济学”的综述性论文 (Anand&Lea, 2011) 。更为重要的是, 《科学》 (Science) 杂志于2014年第344期专版发表了“论贫困的心理学”一文, 将“贫困与行为、贫困与心理以及心理与行为”相关的行为经济学研究进行了系统性梳理, 标志着行为经济学视角下的贫困心理陷阱理论基本形成 (Haushofer&Fehr, 2014) 。除了国际顶尖学术期刊对贫困的心理学问题高度关注外, 世界银行的《2015世界发展报告》更是以“大脑、社会与行为” (Mind, Society and Behavior) 为题, 较为系统地论述了心理和社会因素对行为决策的影响, 报告第四章专题探讨了贫困消耗个体心理资源的作用机制以及贫困框架 (poor frame) 的形成过程。

本文首先对贫困心理这一概念进行界定, 比较心理学和行为经济学关于贫困心理研究的异同之处, 进而引出行为经济学视角下日渐兴起的贫困心理陷阱研究。其次, 基于行为经济学领域已有文献, 阐述贫困心理陷阱的理论形成机制。再次, 基于贫困心理陷阱理论的生成机制, 从相关性和因果性两个层面出发, 梳理贫困与负面情绪和压力的有关研究, 进而分别讨论负面情绪和压力对风险承担以及时间贴现等两种经济行为的影响, 并强调相关实验研究中贫困心理这一作用机制的因果可识别性。最后, 对贫困心理陷阱理论的发展现状、问题以及发展方向进行展望。

一、贫困心理的概念界定

(一) 心理学视角的贫困心理

关于“贫困心理”的描述较早在社会心理学中出现。Lewis (1959) 曾提出“贫困文化”的概念, 认为长期生活在贫困状态之中的穷人会形成一套特定的生活方式、行为规范和价值观念, 即“贫困亚文化”, 这种亚文化的代际传递使得贫困被强化。然而, “贫困文化”的概念仅仅停留在简单的描述层面, 缺乏对心理机制的关注。基于此, 心理学界将归因理论 (attribution theory) 纳入到贫困问题的研究中, 旨在了解不同阶层的人群对致贫因素的看法, 因为掌握经济资源的群体对贫困归因的态度将直接影响其援助行为, 也将深刻地影响相关公共政策的制定。贫困归因理论也成为心理学界开展贫困研究的标准化分析范式 (Feagin, 1972) 。该研究范式围绕不同人群对贫困生成的原因设计问卷量表并进行设问, 在发达国家和第三世界国家探讨了一国或地区内不同阶层对贫困归因的不同选择 (Oorschot&Halman, 2000) , 研究还进一步扩展到跨国或跨文化层面 (Costa&Dias, 2015) , 近年来也有学者针对贫困归因进行指数构建 (Delavega, 2017) 。然而, 以贫困归因研究为核心分析框架的贫困心理研究虽产生了极具启发性的学术影响, 但该理论也由于对反贫困事业的实践价值不足而备受批判 (Harper, 1996) 。随着联合国在2000年将贫困的定义从低于贫困线改进为多维“幸福感的剥夺”, Lever et al (2005) 等心理学家开始将目光聚焦到贫困人口的主观幸福感之上。此外, 心理学家基于有限心理资源模型, 根据不同的心理资源类型, 从注意力损耗 (Radel&Clement-Guillotin, 2012;Shah et al, 2012) 、意志力损耗 (Hagger et al, 2010;Vohs, 2013) 和认知控制消耗 (Diamond, 2013) 等分析维度出发, 探讨了贫困对上述心理资源的影响, 也为行为经济学家开展相关研究奠定了心理学基础。但值得注意的是, 由于心理学研究并不关注特定的经济行为后果, 心理资源剥夺是否影响、如何影响以及多大程度上影响经济行为有待探究。

(二) 行为经济学视角的贫困心理

不同于标准心理学范式 (贫困归因理论) 对贫困心理的定义, 本文所涉及的贫困心理是基于行为经济学视角的心理特征, 具体为由贫困所导致的负面情感状态和压力等心理后果, 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探讨贫困心理对经济行为的影响, 构建起贫困心理陷阱假说 (Haushofer&Fehr, 2014) 。需要说明的是, 由于可被用做解释特定心理结果对经济行为产生影响的深层次原因, 心理学方面关于“贫困对心理资源产生影响”的相关研究也受到行为经济学家们的高度关注, 考虑到作为情感状态的贫困心理更具有一般性, 且心理资源剥夺 (认知范畴) 可能受贫困心理 (情感范畴) 影响, 导致两种状态在解释贫困对经济行为的影响时可能存在较为严重的共线性问题。鉴于此, 贫困心理陷阱理论较为严格地将贫困导致的情感状态和压力作为贫困心理的具体形式, 将认知、意志力和自我控制能力等心理因素作为贫困心理影响经济行为的潜在作用途径之一。针对贫困心理的概念, 仍有两点需要说明:首先, 贫困不仅意味着收入不足, 还潜在地反映出难以施行的政策与制度、暴力与犯罪的生存环境以及低水平的医疗保障条件等诸多发展障碍, 这种多样性无疑会使得贫困与心理的关系复杂化。鉴于此, 贫困心理陷阱理论仍将收入作为贫困及其附属因素的核心特征。其次, 贫困是否通过贫困心理途径实现自我强化是研究的中心问题, 但这并不意味着穷人因此要受到无情的责备, 因为任何出生于贫困环境的个体都将被卷入贫困心理陷阱过程, 换言之, 任何人都有可能生于贫困之中。

二、贫困对经济行为的影响

(一) 贫困状态与经济行为

大量经验证据显示, 相较于经济上更为富裕的人群, 长期生活在贫困状态中的个体具有更高的风险厌恶程度, 也更倾向于获取当下的收入回报, 即更高的时间贴现率。例如, Lawrance (1991) 研究发现, 美国贫困家庭的贴现率 (discount rates) 显著高于富裕家庭;类似地, Pender (1996) 以及Yesuf&Bluffstone (2009) 分别在印度南部地区和埃塞俄比亚的农户样本中也发现, 就统计层面而言, 较低的财富水平预示着更高的基于行为测量的 (behaviorally measured) 贴现率。与之相对应, Dohmen et al (2011) 通过对代表性样本的研究表明, 年收入水平更高的家庭具有更低的风险厌恶程度。然而, 仅仅发现财富或收入水平同行为偏好之间的相关关系是远远不够的, 贫困是否为风险承担与时间贴现等经济行为发生扭曲的原因?这一问题仍需深入研究。基于此, 有学者借助实验方法对上述问题开展了富有成效的因果识别研究。例如, Guiso&Paiella (2008) 利用意外收获 (windfall gains) 作为工具变量 (IV) , 解决了“低风险厌恶可能导致更高的收入或财富水平”这一潜在的反向因果问题, 该识别思路假设意外收获同家庭收入水平正相关且仅通过收入途径影响风险厌恶, 工具变量估计结果显示, 收入或财富水平对风险厌恶产生了显著的负向影响。Tanaka et al (2010) 通过实验对越南受试者的贴现行为进行测度, 发现受试者贫困程度的加深会导致他们倾向于选择更少且更早的货币报酬方式。研究人员使用降雨 (rainfall) 作为收入的工具变量进行研究发现, 降雨与收入水平显著相关, 其影响受试者对未来回报进行贴现的程度也仅通过收入途径产生影响, 进而解决了潜在的反向因果问题, 即高收入可能导致低贴现率。工具变量估计结果证实了贴现率与收入水平之间的负向关系, 表明贫困与时间贴现之间可能存在因果关联。不仅如此, 该研究还发现风险厌恶的边际水平随着受试者贫困程度的加深而扩大。

(二) 外生收入冲击与经济行为

易受负向收入冲击 (negative income shocks) 影响是穷人生活的典型特征之一, 尤其是当信贷市场的可得性受到限制时 (Banerjee&Duflo, 2008) 。实验环境下制造的外生收入冲击可用于观察不同收入水平的受试者的短期决策行为。Haushofer et al (2013) 在实验室环境下先让受试者通过完成相应任务获得一定的收入, 然后将受试者随机分配到不同种类的收入冲击情境之下, 进而比较了实验组和控制组两组受试人群的未来回报贴现率。为保证结果的可比性和稳健性, 实验所选受试者具有相似的初始禀赋条件, 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两组群体在贴现率的测试中具有可比的绝对收入水平, 存在于收入水平和时间贴现之间的潜在反向因果问题可通过控制收入水平得以解决。该研究表明, 在控制绝对收入水平后, 遭受负向收入冲击的受试者呈现出较为显著的偏向当下 (present-biased) 的经济行为。不仅如此, 相反的效应并未在正向收入冲击情境下出现, 进一步表明负向收入冲击作为贫困状态下的典型特征之一, 当其发生时往往会导致较高的时间贴现率。类似地, Spears (2011) 在一项研究中将来自印度的受试者随机分配到贫困条件 (poor condition) 与富裕条件 (rich condition) 两种预算约束下, 然后通过设问让受试者做出一系列购买决策 (purchasing decisions) , 旨在探究贫困是否能够引起缺乏耐心或冲动的经济行为?具体地, 作者将受试者握持手把 (handgrip) 的持续时间以及在斯特鲁普任务 (Stroop task) (1) 中的表现作为测度行为控制能力的核心变量。分析表明, 由于能够负担的目标商品较少, “贫困条件”预算约束下的受试者不仅要面对更为困难的决策权衡 (tradeoffs) 问题, 其行为控制能力也可能被进一步削弱。由于意志力 (will power) 和自控力 (self-control) 常被视为延迟满足感的重要组成部分, 此类效应也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与时间贴现率有关的经济行为。该研究的主要贡献在于识别出了贫困对行为产生影响的单向因果关系, 解决了以往心理学和行为经济学研究中三个相似的理论机制无法实现有效区分的问题, 提供了一个“贫困条件下个体认知控制能力被削弱, 进而导致做出有效经济决策更为困难”的理论解释。不仅如此, 心理学研究也显示, 约束或困难权衡下的决策可能会消耗行为人本就稀缺的认知资源, 当受试者处于预算约束较强的决策任务情境时, 其意志力 (will power) 和执行控制力 (executive control) 也常在较大程度上被削弱 (Hall et al, 2013) 。

三、贫困影响经济行为的理论机制

(一) 传统行为经济学视角下的理论机制

穷人生活的经济与社会环境可能影响有关贴现率和风险承担等经济行为, 即使他们固有的时间与风险偏好同富人相比并无本质差异。然而, 产生上述影响的理论机制是什么?既有行为经济学研究成果认为, 贫困人口严重缺乏接触正规金融信贷市场的途径 (亦有学者称其为金融排斥) , 因而经常被迫从非正规渠道获得高息贷款, 不仅如此, 穷人的贷款金额也常常被借出方严格限制, 受流动性约束 (liquidity-constrained) 影响的可能性也更高 (Banerjee&Duflo, 2008;Karlan&Morduch, 2010;Banerjee&Duflo, 2014) 。据此, 若身处贫困中的个体面临即时支付 (present payment) 与延迟支付 (金额更高) (delayed payment) 两种报酬支付方式时, 他们可能更倾向于即时支付的方式, 但这并非出于他们对这一支付方式有着固有的偏好, 其真实原因在于正规信贷市场的排斥以及非正规信贷市场的不完善。Carvalho et al (2016) 利用网络在线调查 (online survey) 收集了美国低收入家庭有关认知功能方面的数据, 并在调查中让其接受若干有关风险管理和跨期选择 (inter-temporal choice) 的任务, 进而研究了金融资源变动对决策制定的影响。具体地, 作者将受访的低收入户样本随机分配到发薪日 (payday) 之前及之后两个情境中, 测度并比较了两个子样本的时间偏好情况。研究显示, 相较于发薪日后的受访者, 发薪日前的受访者的现金收入少22%, 支出水平低20%, 发薪日前的受访者受流动性约束的影响更大。不仅如此, 研究进一步表明, 发薪日前的受访家庭呈现出更为显著的现时偏向型行为特征, 但这一效应仅存在于需要具有货币回报 (monetary rewards) 特征的跨期选择决策任务中, 无法扩展到非货币的且需要付出真实努力的任务中 (non-monetary real effort tasks) 。由于流动性约束在付出努力的任务中不起作用, 所以, 发薪日之前的流动性约束才是货币性决策任务呈现现时偏向特征的原因。需要指出的是, 该研究并未发现发薪日前后的两个子样本在风险承担、决策质量、认知功能任务表现以及启发式判别等方面存在显著差异。亦有其他研究表明, 个体对未来流动性约束的预期也可能引致偏向于选择较为安全的获薪方式, 而非选择风险程度较高的方式。这是因为, 对于个体而言, 较为安全的获薪方式可在一定程度上减缓流动性约束, 将风险厌恶视作个体内在或固有的遗传性特征是错误的 (Gollier, 2002) 。此外, 穷人经常不具备被保险资格 (non-insurable) 且面对不可分散 (non-diversifiable) 的背景风险 (background risks) (比如作物减产) , 这使其呈现出低风险承担行为, 即使他们的风险偏好与较少暴露于背景风险的个体相比并无显著差异 (Pratt&Zeckhauser, 1987) , 但更高的背景风险常伴随着更高水平的风险厌恶 (Guiso&Paiella, 2008) 。

(二) 贫困心理陷阱视角下的理论机制

传统视角表明, 正规金融市场不完善下的流动性约束或背景风险被视为贫困影响经济行为的解释性理论机制。然而, 传统理论机制的解释效力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 虽难以证伪, 但越来越多的实验证据显示, 传统理论机制至少不是解释贫困对经济行为产生影响的唯一途径。近年来不断有研究发现, 贫困可能导致个体出现负面情感状态和压力, 并被定义为机体 (organism) 对环境要求 (environmental demands) 的反应超出了其自我控制能力, 基于此, 该效应可进一步改变或影响个体的经济行为, 形成一个基于心理视角的逻辑完整的贫困自我强化机制, 即贫困心理陷阱 (Haushofer&Fehr, 2014) 。贫困心理视角是与传统视角并行的解释性理论机制, 它们源自“贫困对经济行为如何产生影响”这一科学问题。同时, 贫困心理陷阱理论的形成并非独立于传统经济分析机制, 它的形成具有演化和动态特征, 也并非是对传统理论视角的简单替代, 换言之, 传统视角下的理论机制是贫困心理视角下的理论机制得以形成的基础或关键部分。就贫困心理陷阱理论的传导机制而言, 首先要探究贫困与负面情感状态和压力等心理因素之间的关系, 包括相关关系和因果关系。基于此, 进一步讨论上述心理因素对个体的风险承担和时间贴现率等经济行为的影响, 并且要尤其关注那些受试者被随机分配到不同的处理条件以及传统视角下的影响机制 (流动性约束或背景风险) 不起作用的实验研究, 这些研究或许能够启发我们不再将贫困对经济行为的影响仅归于传统的作用途径。

四、贫困与“情感状态和压力”的关系

(一) 相关关系

1. 贫困与幸福感的关系。

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 国际学术界较为流行的关于收入与心理幸福感之间关系的观点被称作伊斯特林悖论 (the Easterlin Paradox) , 该观点实则为一个典型的经验事实, 即个体的自评幸福感 (self-reported happiness) 、收入以及生活满足感在国家或地区内部彼此显著相关, 但并未在跨国比较中发现同样的规律, 在收入位于维持生活水平之上的样本中也并未发现以上三者间存在相关关系 (Easterlin, 1974) 。然而, 新采集的样本量更大的数据集显示, 收入与幸福感无论在经济体内部或之间均表现出显著的相关关系, 尽管收入的幸福感回报存在边际递减, 但并未发现饱和点 (saturation point) , 一国或地区变得越富裕, 其幸福感也将随之上升 (Sacks et al, 2012) 。此外, Jebb et al (2018) 利用盖洛普世界民意调查 (the Gallup World Poll) 所覆盖的逾170万受访者数据进行研究发现, 更高的收入水平并未导致更高的幸福感, 不仅如此, 样条回归模型 (Spline Regression Models) 从统计层面识别出收入餍足点 (points of income satiation) , 表明两者可能呈现“倒U”形的拐点关系。

2. 贫困与精神健康的关系。

贫困 (收入) 不仅与幸福感和生活满意度相关, 更是同精神健康 (mental health) 存在广泛联系。世界卫生组织早在2001年世界健康报告中就指出, 在相对富裕的国家中, 收入水平位于后25%的人群出现抑郁和焦虑紊乱等疾病的比例是收入水平处于前25%人群的1.5至2倍 (WHO, 2001) 。Lund et al (2010) 较为系统地综述了115项针对中低收入国家中贫困与精神紊乱之间关联的研究, 其中有79%的研究发现, 贫困指标与精神健康表现指标之间存在显著的相关关系。此外有研究发现, 收入与经济社会地位同可以反映压力程度的应激激素皮质醇 (stress hormone cortisol) (2) 显著相关, 例如, Cohen&Doyle (2006) 和Cohen et al (2006a, 2006b) 研究发现, 个体的教育和收入水平越低, 其皮质醇水平也更高;Li et al (2007) 和Saridjan et al (2010) 则发现, 以职业地位衡量的经济地位水平也呈现出上述相关关系。不仅如此, 类似的结果在以婴儿和儿童为对象的研究中也同样可以获得 (Chen et al, 2010;Flouri et al, 2017) 。在近期的一项研究中, Persson&Slater (2018) 探讨了孕期妇女由于家庭破裂或亲人去世所导致的心理压力是如何影响产后子女心理健康的, 研究发现, 产前经历过家庭亲人去世的个体, 其儿童时期服用注意缺陷多动障碍 (Attention Deficit Hyperactivity Disorder, ADHD) 药物的概率和剂量会显著增加, 其成年后服用抗焦虑和抗抑郁药物的概率和剂量也会增加。基于此, 研究者认为, 预防孕期妇女由于家庭破裂而造成的心理负担以及由于失业等经济因素可能导致的心理压力能够有效提升福利水平, 不仅如此, 穷人面对的压力环境可以部分解释代际贫困的持续性。

现有研究表明, 贫困与幸福感、压力、焦虑以及皮质醇水平等存在相关关系, 但相关关系不等同于因果关系;显然, 进一步的研究需要从因果关联的视角入手, 这也是我们更为关注的理论问题。

(二) 因果关系

1. 基于 (正向) 现金转移支付的实验研究。

贫困对情感状态和压力的影响经常通过随机控制试验或自然试验 (如彩票中奖) 进行探究。Haushofer&Shapiro (2016) 利用随机控制实验将来自肯尼亚的家庭样本随机分配到不同金额大小的无条件现金转移 (unconditional cash transfer) 项目, 检验了无条件现金转移对心理幸福感 (psychological well-being) 的短期影响。具体地, 该项目下的现金转移金额有0、400和1500美元3种, 心理幸福感指标由世界价值调查 (the World Value Survey) 中有关幸福感和生活满意度的问题获得, 抑郁指标通过改进后的流行病学研究中心抑郁测度量表 (CESD-R) (3) 获得, 压力指标根据可汗压力感知量表 (Cohens Perceived Stress Scale) (4) 进行测度, 同时通过受试者唾液采样测度其应激激素皮质醇含量。研究表明, 除了应激激素皮质醇仅在受试者收到较大金额的转移支付时出现下降, 其他测度指标在接受转移支付后均显著改善。类似地, Ssewamala et al (2009, 2012) 和Baird et al (2013) 利用随机控制试验方法均发现现金转移支付可以减少抑郁与压力得分。此外, 有些以增加收入为处理方式的自然试验研究也发现, 处理组中的受试者会由于收入状况的改善而减少精神健康问题的问诊率 (Costello, 2003) 、降低镇静剂等抗焦虑药的服用量 (Cesarini et al, 2016) 以及提升自评健康水平 (Gardner&Oswald, 2007) 。不仅如此, 非收入特征的间接减贫项目也同样可以产生上述积极效果, 有学者利用随机控制试验方法研究发现, 获得健康保险 (Finkelstein et al, 2012) 、改善住房条件 (Ludwig et al, 2013) 以及使用自来水饮用水方式 (Devoto et al, 2012) 等间接减贫手段均可较为显著地增加受试者的心理幸福感。需要说明的是, 并非所有研究都能够明确发现收入的改善对心理或精神健康产生积极影响。例如, Paxson&Schady (2010) 利用厄瓜多尔政府在农村地区开展的现金收入转移项目研究了该减贫措施对儿童的认知能力、社会情感感知以及身体发育等方面的影响, 由于现金转移支付的实际对象为贫困儿童的母亲, 研究者借此探讨了该项目对母亲是否产生压力减缓效应, 并发现母亲的压力水平并未显著下降。Kuhn et al (2011) 利用荷兰邮编彩票 (the Dutch Postcode Lottery, PCL) 中奖数据研究了外生收入冲击是否影响中奖者及其邻居的感知和消费行为等问题, 但该研究并未发现彩票中奖对幸运者的自评幸福感有显著的影响。Hejlem et al (2017) 利用两组随机控制实验评估了无条件收入转移项目对赞比亚农户的感知压力和减贫效果的影响 (项目为期3年) , 研究表明, 现金收入转移并未显著降低样本的感知压力, 但却较为显著地改善了农户的经济安全状况, 这些经济安全包括人均消费水平、食物不安全以及资产所有权等, 其中只有食物不安全与感知压力相关, 即便如此, 项目对食物不安全状况的改善程度也不足以使压力水平出现统计上显著的改变。

2. 基于 (负向) 外生收入冲击的实验研究。

与现金转移支付这类正向外生冲击相反, 诸如气候灾害等不可预期的负向外生冲击也经常被学者们用来研究贫困程度或脆弱性增强对幸福感的影响。例如, Chemin et al (2013) 检验了干旱这一随机负向收入冲击因素是否会导致肯尼亚农户的皮质醇水平上升, 研究表明, 农户在干旱期间的皮质醇和自评压力等指标显著更高于非灾害期, 相较于拥有更多收入途径的农户, 该效应在视农业为唯一收入来源的农户中更为明显;与此相反, 上述关系并未在非农就业人口中被检测到。此外, 考虑到内生性问题, 控制体力活动后上述效应依然显著, 又由于皮质醇水平的上升伴随着自评压力的增加, 表明劳动供给的变动并非压力变化的驱动因素。Arnetz et al (1991) 早期在一项精神心理学研究中测量了354名瑞典蓝领工人失业前后的皮质醇水平, 发现失去工作的受试者的皮质醇水平更高, 由于该研究所涉及的失业样本均源自工厂倒闭, 这可以帮助我们识别“失业是皮质醇水平高低的原因而非结果”这一机制。然而, 该研究仅选择1个工厂作为分析对象, 且受试者人数在为期2年的研究时段内也出现了明显减少, 这些因素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研究结果的稳健性。进一步, Mendolia (2014) 利用14次英国家庭跟踪调查数据, 将多个夕阳产业 (行业) (declining industries) 作为差异化的外生失业来源, 检验了家庭成员失业对整个家庭心理状态的影响情况, 研究发现, 失业这类负向收入冲击因素不仅会直接影响失业者自身的精神健康, 还会影响其配偶或其他家庭成员的心理幸福感。不仅如此, 失业还会对个体的生活满意度、自尊以及社会角色感知等方面产生有害影响, 且夫妇或同居者中男方处于失业状态时, 两人更容易遭受精神健康疾病的困扰。为了避免潜在的关于失业的内生性问题, 作者特意考虑了样本的历史职业以及裁员数据, 并将其作为失业的外生指标, 较好地解决了已有研究结果稳健性不足的问题。

基于上述研究不难发现, 更多的文献发现贫困与“情感状态和压力水平”存在因果关联。导致研究结果不一致的原因可能来自于核心指标的测量误差和选择失当, 也可能源于干预项目的异质性, 抑或是由于贫困程度变化对特定心理结构的影响存在异质性。一般而言, 已有充足的证据帮助我们勾画出贫困与情感状态和压力的因果关系路径, 即贫困加深可导致负面情感状态和压力, 贫困减缓则具有相反的效应。基于此, 可进一步探讨负面情感状态和压力是否构成贫困影响经济行为的作用途径之一。

五、“负面情感状态和压力”对经济行为的影响

传统视角下的理论机制认为穷人长期面临严重的信贷约束和无法被保险的背景风险, 这使得他们更易受失业、疾病和自然灾害等外生冲击事件的影响, 进而没有足够的能力控制自身的生存环境, 导致无法摆脱贫困。贫困心理视角下的理论机制则认为, 长期生活在贫困环境中的个体及家庭, 其情感状态和感知压力水平经常被发现偏离健康范围, 该负面效应会深刻影响个体及家庭的决策质量。贫困导致的心理后果已在上文详细讨论, 当前的重点在于探究这些心理后果是否会对经济决策行为产生独立的影响, 即从识别机制上排除传统视角下的作用途径的影响, 仅从“心理-行为”这一作用关系入手展开相关讨论。基于此, 本节就“贫困的心理后果对经济行为的影响”展开综述, 并将经济行为分为风险承担行为和时间贴现行为, 逐一探讨。

(一) “负面情感状态和压力”对风险承担行为的影响

1. 基于情境实验引入“负面情感状态和压力”。

在一项近期的研究中, Cohn et al (2015) 随机挑选受试者参与风险承担任务, 在完成任务的过程中, 受试者将面对出现时间和大小均不可预测的手部电流刺激 (electric shocks to hands) 的威胁, 研究发现, 高威胁条件下受试者的风险厌恶程度显著大于低威胁条件下的受试者。这种不可预测的刺激威胁方法被认为可有效地诱发恐惧和压力等心理状态, 在生物化学领域被经常使用 (Schmitz&Grillon, 2012) 。Guiso et al (2018) 则利用意大利某银行的客户资产配置组合面板调查数据检测了投资者风险厌恶是否会加剧2008年发生的金融危机, 在探讨危机状态下个体的恐惧感对风险厌恶的影响时, 作者通过让受试者观看一段恐怖视频的方式引入外生性恐惧, 发现观看恐怖视频的处理组比观看正常视频的控制组具有更为显著的高风险厌恶特征。亦有其他研究通过引入恐惧情境或经历, 进而发现恐惧心理可能导致风险厌恶型选择行为 (Raghunathan&Pham, 1999;Kugler, 2012) 。不仅如此, Heilman et al (2010) 研究发现, 旨在消除引致恐惧心理的认知重建 (cognitive reappraisals) 过程可有效减少风险厌恶型选择。因此, 恐惧心理的引入或消除可以相应地增加或减少风险厌恶。此外, 尽管绝大多数研究结果清晰地显示出恐惧和焦虑对风险厌恶的正向影响, 但也有少数研究并未发现上述效应;例如, Conte et al (2013) 利用期望效用模型 (the Expected Utility Model) 和排序依赖期望效用模型 (the Rank Dependent Expected Utility Model) 两种风险行为模式构建理论框架, 探讨了愉悦 (joviality) 、悲伤 (sadness) , 恐惧 (fear) 以及愤怒 (anger) 等四种情感状态对风险态度的影响, 研究未发现恐惧心理对风险厌恶的显著影响, 且各种情感状态在不同性别和实验环境下呈现出明显差异。但是, 该研究未能清楚论述所引入的恐惧情境的特异性 (specificity) , 不仅如此, 经历恐惧情境的受试者紧接着需要面对100道不同的选择题, 这不可避免地使得恐惧的情感状态缺乏较好的连续性, 进而导致恐惧感对风险厌恶影响评估出现偏误。

2. 基于药理实验引入“负面情感状态和压力”。

风险厌恶程度也可通过控制氢化可的松 (hydrocortisone) 的数量得以缓解, 该物质作为药物可以提升大脑中的皮质醇含量, 因而可以用来模拟压力的神经生物学 (neurobiological) 效应。Kandasamy et al (2014) 在一项安慰剂控制实验 (placebocontrolled experiment) 中让近半数的受试者在8日内连续服用氢化可的松, 区分了该药物的急性 (acute) 和慢性 (chronic) 效应。有趣的是, 研究发现该药物的急性效应并未改变受试者的风险承担行为, 而慢性效应却显著地提升风险厌恶程度。Mather et al (2009) 、Porcelli&Delgado (2009) 和Lighthall et al (2009) 等学者利用使用较为广泛的冷压任务 (the cold pressor task) 和特里尔社会压力测试 (Trier Social Stress Test, TSST) 进行研究发现, 压力程度上升将会导致更高的风险厌恶水平, 尽管该影响在Porcelli&Delgado (2009) 的研究中只对收益而非损失状况成立, 在Lighthall et al (2009) 的研究中只针对女性成立。但需要指出的是, 未发现压力对男性具有显著影响可能是由于男性的皮质醇水平在控制组和实验组中程度相近。总体而言, 基于引入恐惧和压力的实验所获得的经验证据表明, 恐惧 (负面情感状态) 和压力能够引起风险厌恶水平的提升。

(二) “负面情感状态和压力”对时间贴现行为的影响

1. 基于情境实验引入“负面情感状态和压力”。

负面情感状态和压力不仅能够影响风险承担行为, 近年来也不断有研究发现负面情感状态和压力还将导致时间贴现水平的上升 (Ifcher et al, 2011;Lerner et al, 2013;Riis-Vestergaard et al, 2018) 。Lerner et al (2013) 通过向受试者展示电影片段 (film clips) 的方式引入悲伤情感, 紧接着向受试者提供两种现金收入选择, 一种方式是金额更少但可立即获得;另一种方式是金额更多但要延迟获得, 以此衡量延迟收益的贬值程度。研究发现, 相较于控制组, 观看过悲伤影片片段的受试者较少选择金额更多但需要延迟获得的收入方式, 即对未来收入的贴现率更高, 这意味着悲伤的情感状态会减少个体在决策时的耐心。此外, Ifcher et al (2011) 利用电影片段引入正面情感状态展开研究, 在相似的任务中发现正向心理干预增加了受试者的耐心。

2. 基于药理实验引入“负面情感状态和压力”。

Riis-Vestergaard et al (2018) 从药理学层面研究了通过控制氢化可的松而产生的应激激素皮质醇的变动对受试者时间贴现水平的影响, 作者将健康的受试者随机分配到服用10毫克 (mg) 氢化可的松的处理组和服用安慰剂的控制组中, 服用后受试者将完成同上述研究相似的现金收入方式选择任务, 研究发现, 与控制组在服用安慰剂15分钟后相比, 处理组中的受试者有着更高的时间贴现水平。综上可知, 负面情感状态和上升的皮质醇水平都可以显著增加个体的时间贴现率, 且正面情感状态会产生相反的效应。未来需进一步探究现实贫困环境产生的慢性心理状态是否与实验室情境产生的应激性心理状态具有相似的行为效应。

3. 长期处于“负面情感状态和压力”状态的影响。

Ayllón&Fusco (2017) 利用卢森堡民众调查数据探讨了过往的经济压力经历及其持续期间长短与个体当前收入能力的关系, 研究发现, 个体对过往压力的感知不仅存在, 且与样本的经济行为能力高度相关, 该研究启示我们压力可能作为一种负面经历而被记忆, 并对个体的经济行为产生长期影响。也有学者更进一步, 对负面情感状态和压力如何导致时间贴现率的增加进行了深入研究。例如, Schwabe&Wolf (2009) 认为压力可能诱致个体行为从目标导向 (goal-directed) 向习惯性行为转换, 如果个体的习惯性行为是立即消费, 这便预示着压力可通过支持习惯性反应这一作用机制提升时间贴现率。Shah et al (2012) 则认为身处稀缺资源下的决策行为会呈现出诸多非理性特征, 不论这种稀缺是时间上的、经济上的或是其他类型的, 贫困环境中的决策者更容易被观察到这些非理性行为, 注意力俘获 (attentional capture) 是一个可能的解释。此外, Mani et al (2013) 还发现, 相对贫穷的个体在测量智力和认知控制能力的任务中表现更差, 且农民在收获前后的测试中也呈现出显著差异, 并认为物质稀缺可能改变个体对注意力资源的配置, 使得对任务完成产生不利影响。上述研究表明, 注意力作用机制可能同时存在于贫困对风险承担行为和时间折旧行为的影响中, 该机制下个体会选择安全且立即可得的报酬获取方式, 然而, 关于这一问题目前还未有可用数据集用以分析, 有待未来进行补充。

六、反思与启示

(一) 反思

贫困心理陷阱理论表明:贫困会导致负面情感状态和压力等心理后果的出现, 这些心理后果又会对风险承担和时间贴现等经济行为产生潜在的不利影响, 贫困在这样的理论机制下实现了自我强化, 使得穷人难以摆脱贫困。虽然已有文献为贫困陷阱理论的构建提供了大量经验证据, 但仍有一系列问题有待反思。

首先, 在贫困、心理结果以及经济行为的两两作用关系中, 从作用关系的强弱来看, 负面情感状态和压力对经济决策的影响相对较弱, 尽管已有研究检测到这一关系的存在, 但究竟是压力的哪些心理方面以及哪种类型的负面情感状态对经济行为产生影响, 仍存有大量未知领域。不仅如此, 现阶段有关作用关系的经验证据仅来自于实验室研究, 已有文献就压力对经济行为的急性和慢性影响几乎不做区分, 而贫困又是一种长期生存状态, 未来的研究应当通过实验室环境以及田野调查检验长期压力变动对经济行为是否存在影响。

其次, 鲜有研究就不同的贫困减缓干预措施对生活满意度以及幸福感的影响展开研究, 因而无从了解某些干预措施的边际效应是否更强。比如, 现金转移支付比健康保险或农业保险更能够提升受助者的积极心理状态吗?这些问题依旧无法得到明确回答。此外, 从时间维度看 (temporal dimension) , 贫困减缓对心理幸福感的提升是永久性的抑或是短暂的?这一问题仍未被探讨, 需要在项目干预后开展重复性的跟踪研究。

另一个重要且开放的问题在于, 虽然既有经验证据在理论逻辑上构成了清晰的贫困心理陷阱, 但基于已有研究所形成的“贫困-心理-行为-贫困”分析框架是否等同于标准的且严格意义上的贫困陷阱?学术界仍需要进一步展开数理经济学层面的模型构建, 根据Azariadis (2005) 和Bowles et al (2006) 对贫困陷阱的理论建模方式, 贫困与心理结果以及心理结果与经济行为需要形成较强的非线性关系, 但非线性关系在现有研究中并未被明确发现。值得一提的是, 著名的Yerkes-Dogson法则 (Yerkes&Dodson, 1908) 表明, 压力和表现之间呈现“倒U”形的非线性关系, 亦有学者针对这一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 (Broadhurst, 1959;Arnsten, 1998) , 但现有证据不涉及经济行为, 该领域仍有丰富的工作可以展开。

最后, 何种类型的福利项目或干预措施能够有效切断贫困心理陷阱的传导链条也同样有待进一步研究, 如果贫困心理陷阱的强化机制真实存在, 可在识别出贫困人口的基础上识别其心理特征, 然后再识别出由此而产生的异常经济行为。有关心理干预政策的经济效果方面的研究仍处于初级阶段, 未来研究的重点可侧重于贫困所导致的心理后果领域。Bolton et al (2003) 早期在乌干达开展的一项随机控制试验表明, 团体内部的人际间心理治疗 (group interpersonal psychotherapy) 可以有效帮助人们完成日常经济任务, 虽然该研究的主要对象是临床医学层面存在心理问题的患者, 但其研究结果表明, 并未具有完全临床特征的个体也可能存在负面情感状态和压力对经济行为的影响;类似于心理治疗的干预措施可能对非临床患者的经济行为产生积极影响 (Seligman et al, 2005) 。

相较于新古典模型在实践中的不确定性, 行为经济学对公共政策调整或优化的作用越发务实且可信 (Chetty, 2015) 。贫困心理陷阱理论的要义在于不断深入了解贫困是如何通过心理途径影响个体的经济决策行为, 其理论意义则在于为反贫困政策或干预项目的制定提供事实依据, 促使我们将减贫项目的心理收益和贫困所导致的负面心理后果同时纳入项目综合评估之中, 并将心理变量引入减贫中实现干预的靶向目标。

(二) 启示

改革开放40年来, 中国作为全球减贫成效最为突出的国家, 实现了数以亿计的绝对贫困人口摆脱贫困的发展奇迹, 这既得益于党和政府对反贫困工作的全面领导和高度重视, 也离不开亿万人渴望摆脱贫困状态的心理诉求。现阶段的扶贫重点已从“大水漫灌”向精准扶贫成功转换, 在此背景下, 扶贫与扶智、激发农民内生动力以及乡村振兴等一系列政策语汇应运而生, 旨在促使各方主动发展、形成合力。贫困心理陷阱理论可为理解长期生活在贫困状态下的人群的心理特征提供崭新的思路, 并进一步探讨不同的心理特征对个体或家庭经济决策行为的影响, 为消除贫困所造成的负面心理影响提供政策干预依据。近年来, 虽然已有学者对外出务工背景下我国农村群体的心理健康、认知能力以及幸福感等问题进行了研究 (Zhang et al, 2014;Wang&Zhou, 2017) , 但有关贫困心理方面的研究依然匮乏。进入新时期, 随着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 深入探讨不平衡不充分的经济社会发展现实与人民群众心理状态的微观互动关系便愈发重要。我国贫困与落后地区的要素禀赋和文化习俗存在较强的空间差异, 局部特征显著, 除了考虑家庭内部变化的心理后果, 外部环境冲击对个体心理状态的影响也至关重要, 这也是国际学术界所关注的热点之一, 例如, Pailler&Tsaneva (2018) 利用来自印度6个邦 (省) 的家庭调查数据探讨了极端天气和降水量等气候变动因素对个体幸福感的影响, 基于气候变化的时间与地理差异视角研究发现, 高温天气的经历会显著降低农村成年个体的幸福感, 但这一关系并未在城市样本中出现。除了上述方向, 贫困心理陷阱理论还启示我们, 以往仅考虑城乡居民心理幸福感的研究已难以为政策干预提供有效依据, 需要进一步对贫困心理的具体结构展开识别并深入探讨其对经济行为的潜在影响。最后, 通过梳理既有文献可知, 现有贫困陷阱理论研究大都以发达国家或非洲地区为对象, 关于中国样本的研究乏善可陈。由于实验方法和含有经济心理变量的数据库在我国以往的社会科学研究中门槛较高, 直接导致相关研究缺乏科研基础。近年来, 随着实验方法和行为经济学不断被国内社会科学研究者接受, 辅之以各类微观调查数据库的构建, 为贫困心理研究在我国的发展提供了愈发完善的科研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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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 在斯特鲁普任务中, 受试者将看到一列文字, 每个文字用一种颜色展示, 受试者要依次将文字的实际颜色说出来, 而文字为代表颜色的单词, 以此构成一致文字条件和不一致文字条件。在一致文字条件中, 显示的文字是与它们的打印颜色匹配的颜色词, 如“红色” (实际红色) 、“蓝色” (实际蓝色) 。在不一致文字条件中, 显示的文字是与它们的打印颜色不匹配的颜色词, 如“紫色” (实际黄色) 、“橙色” (实际绿色) 。受试者回答所有出现过的文字, 耗时和正确率将被记录并用作统计分析。

2 皮质醇 (cortisol) , 也可称为“氢化可的松” (Hydrocortisone) , 分子式为C21H30O5, 是肾上腺在应激反应时产生的一种类激素, 属于糖皮质激素的一种, 在应付压力中扮演重要角色, 又被称为“压力荷尔蒙”。压力状态下, 皮质醇一般会维持血压稳定和控制过度发炎, 在操纵情绪和健康等方面具有特别重要的功效。

3 流行病学研究中心抑郁量表 (The Center for Epidemiologic Studies Depression Scale, CESD) 由Radloff (1977) 在1977年创建 (CESD) , Eaton et al (2004) 在2004年进行了改进 (CESD-R) 。该量表在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在美国“社区心理健康评估调查” (the Community Mental Health Assessment Surveys) (Comstock&Helsing, 1976) 和“国家健康与营养检查调查” (the National Health and Nutrition Examination Surveys) (Eaton&Kessler, 1981) 中被率先使用, 其后便成为抑郁症流行病学 (epidemiology of depression) 中最常用的分析工具之一。该量表及其详细说明可参见相关网站:http://cesd-r.com/about-cesdr/。

4 压力感知量表 (the Perceived Stress Scale, PSS) 是目前用于测量压力感知程度的最常用的心理工具, 由Cohen et al (1983) 创建, 故又称为可汗压力感知量表 (Cohens Perceived Stress Scale) 。该量表可评估调查对象对自身生活的不确定性、不可控制性以及压力载荷等方面的感知程度。该量表及其详细说明可参见相关网站:https://www.mindgarden.com/132-perceived-stress-scale。

——END

编者注：

• 本文转自：洪名勇,吴昭洋,龚丽娟.贫困心理陷阱理论研究进展[J].经济学动态,2018(07):101-114.

• 英文摘要及关键词略，格式稍有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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