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守英：拆墙与翻墙

本文根据2019年12月13日刘守英教授在CCTV17《大地讲堂》节目中的演讲整理，未经授权禁止转载，经授权转载请注明来源！

文 | 刘守英

《大地讲堂》-刘守英：拆除土地制度中束缚农民的三堵墙

《大地讲堂》-刘守英：如何破除农民的入城权利之墙

一个人有一个人的命，我的命是半辈子与一堵墙杠上了。自打在洪湖一个纯良的农家长到醒事开始，我就一边为父母面朝黄土背朝天的苦劳还无法改善一家人的生活而叹息，一边对十几里外镇上那些吃粮票的人的“高贵”而生羡慕，乡下人和镇上人之间的这堵墙从此深深亘在我的心坎。这种与生带来的反差使我萌生改变的动机，埋在骨子里的“理想”支撑着我考上公社一所中学。在这里我幸运地结识了亲如父的邓校长和他的爱人，师母当时在公社供销社卖凭票才能“特供”的柴油，买货人对她的热情与客气对待，让我感受到墙里面的人所受的境遇与我们墙外的人是不一样的！我立志苦读考出去进到墙里，吃上国家粮票，毕业后去当个供销员！前行的目标一旦确立，浑身生了一种不竭的力量！高中期间每天清晨四点被邓校长叫醒，奋战到十二点以后，冬天过于疲劳时就用脸盆装上冰块泡着脚刺激着自己的神经撑着！也许是用力过猛，三年的苦读我十分幸运地考上复旦大学。我至今仍清晰地记得邓校长亲自将录取书送到我家里时的情景，也记得全村人聚在我家欢庆的场景和父母那种要翻身了的内心喜悦。一辆手扶拖拉机把我送到县城，也从此与乡下人告别，成功实现人生第一次翻墙。

到了复旦后，每年寒暑假回到家乡去看望仍在墙外的家人和乡亲。每回一次家，就更深地感受到他们那种帮他们翻墙的期盼，这种寄托是只有同过苦难的人才能切身感受到的。我知道靠一己之力是无法达成他们的心愿的，但这种很沉很沉的期许催人无法停歇。在大学期间，我一边如饥似渴地恶补比城里学生少了太多的知识，一边进行帮农民改变命运的知识储备。到我硕士快毕业时，机会来了！周其仁老师一次在复旦相辉堂堪称震撼的农村改革演讲，让我感到这就是我要找的组织，这就是我要干的事情。那次讲座后，他把我带到了被许多年轻人视为圣地的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发展研究所。从此投身到拆墙的火热年代。

到所里以后给我的第一项任务就是协助其仁到贵州湄潭从事农村改革试验。对中国农民来讲，堵住他们的第一堵墙是，他们不能靠手头的地把自己的日子过好。这堵墙的第一层是农民缺乏农地农用的权利。在集体化时期，农民在集体土地上种什么由上面规定，卖给谁及按什么价格卖由政府说了算，他们每年的收成与他们的努力也无法准确挂钩，农民全年面朝黄土背朝天，还难以解决家人的温饱。就一个“交足国家的，留够集体的，剩余是自己的”那么简单一个合约，就把农民吃饭的问题解决了，我至今还记得1982年回到村里时乡亲们，尤其是我父亲丰收后的喜悦。这一层挑开以后，还留下个尾巴，就是集体制下每个成员都有等份的权利，结果是——增人要增地，减人必减地，由此导致农民一家土地分割细碎零散、田埂系数高，少地的户就等着孩子出生了去分别家的地，这就是我们当时在湄潭看到的现实，也是在这里试点“增人不增地、减人不减地”要解决的问题。这个制度听起来没有那么神秘，不就是从一个时点开始，集体成员前后划断，试点后出生的人不再调入土地，减少户的家庭也不再调出土地吗？但是，这一安排的历史意义巨大——它打破了中国历史形成的均分传统，现实意义更大——把农民从土地依赖上推出去，不仅促进了农民的离土出村，更促进湄潭茶产业的勃兴。经过几十年的努力，湄潭通过一系列的土地制度改革为乡村产业拔除制度障碍，走出一条乡村现代化的路子，起点是拆除增人即增地、减人必减地的墙。

土地制度这堵墙对农民最大的阻碍是堵住农民利用土地从事非农产业的权利，因为按照1998年《土地管理法》，农地转为非农用地必须实行政府征收，任何单位从事非农建设必须申请使用国有土地。幸运的是，广东南海率先喝了道“头啖汤”，从九十年代初开始，当大批港商和本地民营老板在南海创业时，南海时任政府官员敢于吃螃蟹，将集体建设用地经过规划和政府批准后直接供应给企业，打破国有土地的垄断，实现集体土地与国有土地同地同权，开辟了一条集体土地上的工业化道路。我和当时供职于国研中心的蒋省三同志，长期跟踪调研写折子，帮助拆掉城乡用地不平等的这堵墙最早在南海实现，后在广东省成为地方规章，推动广东全省集体土地入市，到十八届三中全会写入中央文件，最终纳入《土地管理法》修改。

土地制度这堵墙最难破的是宅基地制度对农民的阻隔。我国的宅基地制度安排非常特殊，即集体所有、成员无偿获得、无偿使用、无偿退回，不享有产权权能，而随着城市化进程推进，这一制度安排的缺陷愈加明显。2016年6月，我转入中国人民大学从事研究和教学。没想到当时全国好几个土改试验区纷纷找来，要求指导他们的改革试验。经过慎重考虑，选择了四川泸县。理由有两个：一方面是宅基地这堵墙是横亘在城乡之间的最后堡垒，另一方面是泸县基层干部真干还心诚。于是，一边当教书匠，一边到泸县调研，与地方同志一道，对宅基地改革试点进行设计与推动，改变宅基地初始分配方式，规定宅基地有偿使用原则，允许农民宅基地有偿退出，打通宅基地与集体建设用地入市通道，为泸县的乡村产业发展提供用地保障，成为宅基地改革推动乡村振兴的典型。

参与拆除土地制度堵住农民用土地谋生计和发展的这堵墙用了我近30年时间。但是横亘在城乡之间的还有一堵墙更厚更坚硬，那就是农民的入城权。这堵墙横在城乡之间太长太久太固化。利益、惯性、体制系统性……使它成为妨碍中国现代化的最坚硬的墙，成为城乡之间，乡下人与城里人之间难以逾越的屏障。这堵墙用学术语言来讲就是农民的城市权利。以我们一家为例，当我拆墙有所斩获时，老家一家人的命运牵系着我。当初为了我读大学进到全额助学金的师范的弟弟一家和为了一家人早早弃学的姐姐一家还在农村挣扎。这种命与命的牵系使我刚在北京安顿，我和我爱人就义无反顾地把两家人先后移到北京。在老家人眼中，我已是京城大官，一家人到北京来享福了。哪知道根本是另一个境遇！母亲和妹妹在我单位附近的长途汽车站卖茶鸡蛋，姐姐一家蹬三轮车卖菜和在菜市口摆地摊，后到北京的弟弟在一家公司打工后开始了出书的营生。我们靠自己的努力进到了城市，捕捉到了改善自己的机会，但是从上一代到新一代，孩子的教育权成为最难逾越的一堵墙。九十年代初我姐姐带着两个娃进到北京，当时入校无门，只能在一个被城里人弃掉的小学和初中借读。老大没读高中，到海淀一个职业学校学了几个月绘画后放弃，满怀希望的老二回老家洪湖读高中，本来聪颖的家伙根本跟不上，最后只能到北京一所三本学校拿一个文凭。这几年两个外甥有了孩子，每天最愁的还是孩子的教育！类似的墙还有住房、公共服务、就业、脸色……城里人与乡下人之间的这堵墙不拆除，不仅影响无数家庭的命运，更左右中国的未来。

中国建成现代化强国离不开农二代、农三代，他们应该也必须进入这一进程之中，每个农一代期盼的是他们所在的乡村是美丽的，每个农二代期待的是他们在所奋斗的城市有体面的居住权，每个在城里长大已回不去的农三代祈望赋予他们公平的教育权，这是每个农民之幸，也是国家长治久安之基。

《土地制度与中国发展》

作者：刘守英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8年10月版

《撞城——一位经济学人的城乡心路》

著者：刘守英

2019年8月译林出版社出版

编辑：程果  熊雪锋

视频：央视影音CCTV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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