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届中国发展经济学学者论坛综述【转】

发展经济学是以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实践为主要研究对象的一个经济学分支学科。中国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过程中涌现出许多新现象、新问题。利用中国实践来推动发展经济学理论创新,完善发展经济学学科体系,是中国发展经济学学者的使命和职责所在。

一、 中国经济实践与发展经济学

中国在发展经济学理论演进中扮演了重要角色。早在20世纪40年代,一批中国经济学家,比如刘大钧、方显廷、翁文灏、马寅初、谷春帆、吴景超、伍启元、张培刚等对中国如何实现工业化问题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其中,张培刚先生的《农业与工业化》被哈佛大学授予经济学科最佳论文奖,被公认为是一部发展经济学的奠基之作。作为将发展经济学引入中国的“先行者”,谭崇台先生长期致力于用中国的发展经验推进发展经济学的创新与发展,用新的发展理论演绎中国的发展故事。林毅夫教授提出的新结构经济学理论是发展经济学近年来的重要理论创新。

从中国经济发展历程来看,发展经济学理论的政策主张与实践相互映照。发展经济学一方面通过理论模型和研究方法增进了我们对现实问题的理解和认识;另一方面其理论成果为解决中国经济实践中的关键问题扩展了思维视野,提供了理论工具,也为经济发展政策的制定提供了新思路。中国经济发展为发展经济学研究提供了世界上最大的天然实验场,开辟了许多新的研究领域,修正了诸如“华盛顿共识”之类的发展理论与战略主张,促使发展经济学把制度变迁纳入研究视野,将政治、文化、制度等非经济因素内生化。

新中国成立初期,基于当时的经济现实与发展的需要,中国选择了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然而,要在一个经济发展水平低下,资本极为匮乏的经济中优先发展资本密集型的重工业,依靠市场机制配置资源既不现实也不可能,只有依靠政府的力量人为压低生产要素价格,通过指令性计划方式配置资源,以降低重工业发展的成本。同时,在技术落后的中国,发展重工业所必需的技术设备有相当大的部分需要花大量外汇从国外引进,还必须实行低汇率政策。这种战略对于我国迅速恢复经济,并建立经济进一步发展所必需的基础产业和基础设施具有显著作用。这一阶段中国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排斥西方理论思潮,但所选择的经济发展方式却与发展经济学理论所倡导的战略基本一致。

完成工业化的基础产业和基础设施建构之后,结构主义的内在缺陷得以暴露,价格扭曲、资源错配、结构失衡严重拖累了经济的进一步发展。这一时期,在西方发展经济学的理论演进中,注重市场机制的新古典主义发展理论开始取代结构主义成为“显学”。处在西方封锁、中苏交恶、与世界相对隔离的中国,经济发展起步后没有果断地进行市场化转向,反而不合时宜地把计划经济推向非理性的极至,结果便是经济效率的低下和经济发展水平的落后。改革开放后,中国开始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改革经济体制,培育市场,中国经济发展也因此取得了巨大成就。2012年,党的十八大召开,中国改革开始了新的征程,从要素驱动型经济增长模式向效率、创新驱动型经济增长模式转型强调充分发挥市场在配置资源中的决定性作用。这是结合中国国情的新探索,以自己的实践去检验、矫正和推动发展经济学的理论发展。

二、 发展经济学研究方向的展望

(一)发展动力的激励机制

已有的发展经济学理论难以形成有逻辑联系的整体,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较少关注微观经济主体及其经济行为,缺乏微观分析基础。中国70年的经济实践从正反两个方面说明,以一定的制度安排激励经济主体的经济行为至关重要,市场经济取向的改革之所以能够取得截然不同的经济绩效,最根本的原因在于制度变迁对微观层面经济活动主体产生了正确的激励,并且根据不同阶段的发展任务,在不同社会环境下找到了激励相容、持续发展的机制,形成富有成效的制度安排。这是促进经济发展的微观动力源泉,也应该成为发展经济学建构理论的微观分析基础。可见,发展经济学虽然研究宏观层面的经济发展,但必须深入到微观层面,寻找到激励经济主体谋求发展的动力机制。由于随机可控实验等研究方法的推广运用,宏观层面发展问题的研究已经扩展到对微观机制的探讨。发展动力的激励机制问题必将吸引一大批优秀的发展经济学学者。

(二)经济发展的韧劲

发展中国家从贫穷落后的基础实现经济起飞,不仅需要发展要素的积累与投入,需要发展动力的激励,需要发展条件和环境,还需要抗御风险、驾驭不确定性的稳定发展能力,或称发展韧劲。这是发展经济学迄今没有研究过的盲区。在现代经济学视野中,经济不确定性、风险、经济波动、经济周期、经济危机等都属于短期问题,而经济增长、结构变迁等属于长期问题。在现实中,短期问题可能会影响长期发展。随着国际经济依赖程度的加深,经济不确定性不仅影响一国国内宏观经济运行,还会蔓延至其他国家,产生相互强化的负向外溢效应。由于发展中国家抗御风险的能力更差,其遭受的负面冲击将更大。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之后,经济不确定性加剧成为全球经济面临的突出问题,已引起学界和各国政府的高度关注。虽然不确定性和波动是短期的,但是抗御风险、驾驭波动的能力或发展韧劲却是长期性的。这是一个谋求经济发展的发展中国家能力建设的重要方面,应该纳入发展经济学的研究议题。

(三)经济结构及其变迁的内生性

经济发展是在经济增长过程中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以及与之相应的经济结构变迁。现有的发展经济学理论中,发展中国家合意的经济结构是外生的,是以发达国家经济结构为样板而加之于发展中国家的。然而,从中国等发展中国家发展和转型成败经验来看,经济结构及其变迁内生于经济增长过程之中。林毅夫教授提出的新结构经济学强调经济发展过程中要素禀赋结构的重要性,主张以新古典的方法来研究不同发展程度的国家在经济增长过程中各种结构及其变迁的决定因素和影响。发达国家的经济结构并不必然是发展中国家合宜的经济结构,发展中国家需根据自身的要素禀赋及其结构,按照比较优势发展经济,渐进地实现对发达国家的赶超。如何利用新结构经济学诊断工具去研判一个经济体内生于要素禀赋结构的经济结构,给予促进经济发展的具体政策建议,还有待进一步的探索。

(四)中等收入阶段发展问题的探索

解决最不发达国家的贫困问题是经济起飞的关键,经济起飞标志着一个经济体由贫转富。在经济起飞之后,经济体步入中等收入阶段。新中国成立以来,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增长,2018年人均国民总收入达到9732美元,中国已经跨入中等收入阶段国家的行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也进入了新时代,经济社会的主要矛盾以及发展要素、发展条件、发展环境、发展问题等都发生了明显变化,推动低收入阶段经济发展的动力不再适合新阶段的经济发展道路。从其他经济体的发展历程来看,只有少数经济体,比如以色列、日本、“亚洲四小龙”等从中等收入阶段成功跨入高等收入阶段,实现了由低收入经济体向高收入经济体的转换。拉美诸多国家则陷入了“中等收入陷阱”,收入水平长期停滞不前,几经反复,一直未能跨过发达国家的门槛。

当前发展经济学更多是聚焦于经济起飞问题,分析对象往往是低收入阶段的发展中国家,对处于中等收入阶段国家的经济发展问题关注并不够。一个中等收入经济体,在其发展道路上必然会面临新的挑战,存在经济停滞、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可能。已有发展经济学的理论分析、发展战略和政策建议可能不再适用于包括中国在内的中等收入国家经济实践的需要。面对中等收入阶段的发展问题,分析“中等收入陷阱”的“病理”,探索不同于低收入阶段的发展动力和发展机制,是人类经济实践提出的重大现实问题,也是发展经济学题中应有之义。中国正在进行伟大的社会经济实践,也将为人类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经济发展提供中国方案,为发展经济学的创新贡献中国智慧。

三、 第二届中国发展经济学学者论坛综述

为推动发展经济学研究在中国深入开展,用中国的发展实践推进发展经济学的理论创新,用新的发展理论演绎中国的发展故事,经济研究杂志社、武汉大学经济发展研究中心、华中科技大学张培刚发展研究院、复旦大学世界经济研究所、北京大学经济研究所、重庆工商大学经济学院联合发起了“中国发展经济学学者论坛”。

第二届论坛于2019年12月7日在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举行,来自全国高校的专家学者100余人出席了本届论坛。复旦大学韦森教授作了题为“财政赤字与长期国债”的主旨演讲,对2020年中国的财政赤字情况和经济增速进行了展望,并提出了压缩政府行政开支、重视基础建设投资效率以及加大国债发行三项应对潜在经济下行风险的具体建议。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刘霞辉研究员作了题为“中国式增长的逻辑——集中资源、分工深化与干中学”的主旨演讲,从市场经济转型、市场拓展引发的分工深化、干中学引发的工业化进程加快三个方面阐述了其对中国式增长的理解。武汉大学郭熙保教授作了题为“当代西方发展经济学研究的新趋势”的主旨演讲,指出发展经济学的当代发展趋势具有分析对象和问题微观化倾向显著,制度、文化和政治经济学的分析思路更为突出等特点。万广华教授作了题为“中国减贫战略转型及其面临的挑战”的主旨演讲,从理论、实践和政策层面阐述了研究贫困问题的意义。西南财经大学甘犁教授作了题为“激励相容的田野实验”的主旨演讲,详细介绍了其团队2015—2016年在四川省乐山市进行的激励相容的现金转移支付实验。

分论坛论文报告的主题主要集中在要素配置效率与经济发展的关系,包括医疗资源配置、劳动力要素配置以及资本要素配置与经济发展的关系,经济发展过程中政府的角色,驱动创新发展的因素,城市化与经济发展的关系等。

(一)发展过程中的要素配置效率提升

要素配置效率是影响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因素。在医疗资源配置方面,叶初升和倪夏构建了竞争性均衡模型,考察了医疗服务市场上供求匹配对高技能劳动力从事复杂劳动的激励作用。研究发现,在医疗市场上,存在医生-患者和医生技能-患者病情两种“重影”关系,在收入分层严重的情况下,市场机制按患者支付意愿配置专家资源,会形成医生技能与患者病情的错配,导致供给低效与健康不平等。在劳动力要素配置方面,邓仲良研究了人口流动的空间偏好差异对城市规模影响的微观机制,发现流动人口就业结构正在发生转变,就业主体已从制造业转变为服务业,通过制造业疏解来引导人口流动的政策可能存在低效。因此,他建议政府在引导人口流动时,应更加关注如何实现就业机会的空间均衡化,将促进人口流动与优化产业分工、提高公共服务质量紧密结合。在资本要素配置方面,耿勇和赵伟从动态资源配置角度对僵尸企业引发的资源错配问题进行解构,发现僵尸企业通过资源配置扭曲效应和抑制创新效应,阻碍了产业的前沿技术发展,引发了产业间和产业内资源错配,还导致市场选择机制失灵。

(二)发展过程中政府角色的探索

政府与市场的边界一直以来都是经济发展中的核心问题。此次论坛入选论文更多关注的是地方政府行为。李想和丁加齐引入官员的“政绩理性”动机,构建了一个包含事前政府监管与事后社会监督的政企博弈框架,解释了现实中的政企合谋与官员形式主义行为,其研究为“企业自律、政府监管、社会协同、公众参与” 的“社会共治格局” 的构建提供了理论分析的框架。许佩等考察了地方环保监督以及其与中央环保监督融合的有效性。陈晓佳从地方官员任期和晋升激励的视角考察了企业减负政策落地难的问题。蔡晓慧提出地方政府干预促使城商行组织结构从扁平型向垂直型演化的观点,解释了银行组织结构与经济结构背离的现象,并将其应用于解释我国城市商业银行市场结构。李青原和肖泽华考察了行业壁垒对企业税收行为的影响,从税收的角度揭示了在行业管制的背景下,地方政府与企业的形成的“政商生态”。

(三)驱动创新因素的探索

创新是经济增长关键的驱动因素之一,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中国经济正体现出从高速度增长向高质量发展的特征,高质量发展的源头是创新。杨威等以中国上市企业为样本分析了股价高估对企业创新的影响。研究发现,股价高估加剧了管理层短视的动机,使得管理层将资源更多投入到短期内能提升公司业绩的资本支出项目中,进而不利于企业创新。黄送钦和何晓斌利用中国私营企业调查数据分析了经济转型期的政府在企业创新活动中的角色。他们的研究表明,这种模式成功实现合作献策通过缓解企业信贷融资困境、提高民营企业家身份地位和完善企业内部治理制度,促进了企业创新投资。在市场化程度较低地区、无政治联系和未能享受政府优惠政策的企业中,合作献策在企业创新行为中的促进作用更强。黄灿基于中国上市企业数据从非正式制度的视角考察了企业创新。一方面,社会信任能降低企业与外部人之间的信息不对称,通过缓解融资约束来促进企业创新;另一方面,社会信任能降低高管和股东之间的信息不对称,通过抑制代理问题促进企业创新。

(四)城市化与经济发展

中国增长奇迹中,大规模的城市化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大量的农村劳动力进入城市,为经济发展提供了极大的人口红利。程坤和刘岩构建了一个包括农村-城市人口迁移、人力资本外部性和政府公共投资的空间均衡模型,考察了城市化进程中最优城乡土地配置政策。他们认为在现有土地用途管理的基本政策框架下,应注重农村建设用地的统筹利用,进一步完善城市建设用地的来源渠道,通过可持续的城乡土地开发,实现更好的基础设施投资与人口迁移绩效。郭鹏飞和曹跃群使用城市的卫星夜间灯光栅格数据和铁路矢量数据等,考察了铁路对于城市内部空间结构发展变化的影响。研究发现传统铁路导致城市内部空间形态在铁路两侧的非均衡发展不断加剧,而高铁没有这种不利效果。从城市异质性的角度看,中小城市受到传统铁路割裂城市的负面作用更大;与此同时,大城市因为拥有较强的经济实力和财政实力,可以采取立体交通等方式克服这种负面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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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内容转自：

叶初升,肖利平,余静文.发展经济学在中国:实践与展望——第二届中国发展经济学学者论坛综述[J].经济研究,2020,55(04):205-2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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