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届中国发展经济学学者论坛综述【转】

为了推动发展经济学理论研究在中国的发展, 用中国的发展实践推进发展经济学的理论创新, 促进发展理论、政策研究各领域的交流与合作, 《经济研究》编辑部联合华中科技大学张培刚发展研究院、武汉大学经济发展研究中心、复旦大学世界经济研究所、北京大学经济研究所、重庆工商大学经济学院共同发起“中国发展经济学学者论坛”。首届中国发展经济学学者论坛于2018年12月8—9日在华中科技大学举办, 《经济研究》编辑部主任刘霞辉致开幕辞, 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院长林毅夫, 复旦大学经济学院院长、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张军, 复旦大学世界经济研究所所长万广华, 张培刚发展经济学研究基金会理事长、香港交易所首席中国经济学家巴曙松, 华中科技大学经济学院院长、张培刚发展研究院院长张建华等17位学者先后发表主题演讲。此外, 论坛设置了6个平行论坛, 60余位经济学者汇报了自己的学术成果。

与本次论坛同期举行的还有第七届张培刚发展经济学优秀成果奖和第一届张培刚发展经济学青年学者奖颁奖典礼。黄群慧、贺俊、刘守英、唐宗焜、林伯强、刘畅、张杰、陈志远、刘元春9位学者的3部著作、2篇论文获得第七届张培刚发展经济学优秀成果奖, 朝镛、樊海潮、王勇3位青年学者获得第一届张培刚发展经济学青年学者奖。

本次论坛以“中国经济结构变迁与高质量发展”为主题, 与会学者汇报了自己的研究成果并围绕论坛主题进行了深入的讨论和交流, 形成了一系列有价值的观点和认识。

一、 经济结构变迁和高质量发展的理论探究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发展阶段的时代背景下, 社会生产已经由满足基本物质需求向更高需求演进。在新的内外部经济环境下, 就发展经济学的理论如何解释新的经济现象, 如何在经济结构变迁和高质量发展中发挥指导作用等问题, 与会学者从中国特色经济现象出发, 就发展经济学理论进行研究和探讨。

(一) 解释中国的结构变迁和高质量发展需要新理论

改革开放40年来,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的发展经历了独特的结构变化过程。在“渐进式改革”和“休克疗法”的争论中, 传统理论中“最差”的制度设计“双轨制”在中国经济的改革和发展过程中取得成功。林毅夫认为, “双轨渐进改革”正是因为符合中国社会的要素禀赋结构, 因而推动了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他指出, 中国改革开放过程中取得的成绩、中国经济结构变迁中遇到的新问题都需要新的理论来分析和解释。北京大学王勇从新结构经济学的视角分析了导致产业结构变动的内生的要素禀赋结构和总量生产函数, 他认为长期研究中对内生的结构差距的忽略, 旧结构主义照搬发达国家的刻板做法都已经被证明是失败的, 需要从新的理论视角解释中国经济结构变迁。

随着中国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日渐重要, 对全球化和去全球化相关问题的关注和研究也显得更为迫切。当下, 由全球化带来的资本逐利行为导致的资本回报率大于增长率加剧了收入不平等, 使得部分国家去全球化的呼声日益高涨。万广华指出, 在全球化和去全球化的复杂背景下, 不仅是收入分配, 就业、外汇储备、技术追赶等问题都需要在这个背景下重新思考, 中国要推动全球化就需要更多的理论研究支持。在新旧动能转化的关键时期, 金融系统作为现代经济中的核心部门, 如何识别新经济并满足创新领域的金融需求, 对此, 巴曙松表示, 新经济的融资需求和制度设计需要大量的理论研究进行支持。

(二) 解释中国的结构变迁和高质量发展需要回归传统理论的再研究

如何解释中国结构变迁和高质量发展, 现存的一个理论误导将工业化等同于制造业的工业化, 将整个工业化的结构变迁过程直接简化为了三产占比的变化。而工业化过程的核心问题应该是工业化的方式和内容而非结构变迁的结果。中国人民大学刘守英建议回归张培刚农业工业化理论的再研究。他指出, 张培刚的工业化理论强调的是生产要素的组合方式连续发生的由低级到高级的突破性变化过程, 强调的是生产要素的组合方式而非简单结构, 要防止将工业化简单理解成单纯发展制造业而不顾及甚至牺牲农业的片面做法。

新经济的发展同时也推动了所有权中心论向使用权中心论的转变。中国社会科学院张曙光提出, 在数字和信息资源不断丰裕的现阶段, 由于其无限可复制和非排他使用权的特性, 所有权不断被淡化, 使用权变得更为重要。在企业行为的研究中, 美国路易斯维尔大学朝镛发现, 忠诚折扣成为大企业排除或者限制竞争的一种工具, 在两家企业产能严重不对称时, 通过设定目标值以及折扣价, 大企业可以将垄断性需求的市场支配力量传递到竞争性需求的部分。

二、 高质量发展中的产业结构升级与效率提升

(一) 高质量发展中的产业结构升级

产业结构变迁中的一个重要现象——服务业占比持续上升得到了众多学者的关注, 虽然服务业占比上升意味着经济结构发生了变化, 但服务业占比上升背后的原因有可能是需求变动、结构变动、产业分工的结果, 也有可能是成本上升所引致的被动提高。张建华指出, 由于制造业效率低下和成本上升带来的服务业占比上升的结构转变可能会带来结构性减速, 对未来发展形成挑战。他认为在结构转型过程中的动能转换意义重大, 实现向知识密集型服务业的结构转变是实现服务业结构高级化, 防止低效服务业蔓延和服务业“成本病”的重点。华中科技大学徐长生等的研究发现, 高技能劳动力供给增加通过消费外部性渠道促进了服务业发展, 进而在就业替代效应作用下倒逼制造业转型升级。高技能劳动力供给的增加也直接推动高端服务业的发展, 助力制造业的转型升级。

中国高铁的技术赶超是全产业链结构升级的一个成功案例, 通过系统技术集成和构架创新, 中国高铁结束了动力集中和动力分散的争论, 实现了另辟蹊径的升级模式。中国社会科学院贺俊研究发现, 中国高铁通过技术路线升级、科学研究体系的高度应用导向以及精准的实验体系降低了复杂产品的试错成本, 提高了技术赶超效果, 实现全产业链的升级。

北京师范大学胡必亮和刘清杰通过服务化指标测算了产业结构高级化, 发现产业结构合理化在改革开放初期和加入WTO以后出现了强化。他们认为, 产业结构升级不仅仅是单向地刺激经济增长, 同时, 经济增长也带动了产业结构升级。未来中国产业变迁将依靠新经济融入农业、制造业、服务业中形成产业升级的新动能。南开大学邓向荣指出, 地方官员任期不稳定诱发的政策选择对我国地区产业转型升级的影响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微观经济主体创新决策中的短期偏好效应, 而短期偏好效应则在事实上强化了创新产出的短期化与低端化的路径锁定。

(二) 产业升级过程中的内部结构升级

服务业占比持续上升的同时, 服务业内部增长分化日渐明显。从金融角度观察产业结构升级, 巴曙松发现, 不同行业的市值占比通常与不同时期的产业结构变化有关。张建华认为, 服务业结构向高级阶段升级的过程要考虑需求的变化, 即社会福利的增进和与之相适应的高效公共服务体系的建设。同时, 通过创新驱动解决服务业发展和制造业发展之间的相互支撑、服务业内部结构升级的问题, 促进生产效率实质性的提高。在服务业内部结构升级的讨论中, 华中科技大学程文认为, 人力资本积累的循环反馈机制、生产性服务业与高端制造业的互动融合机制、知识消费的效率补偿机制、劳动生产率增长差异的价格传导机制对产业结构变迁、居民消费升级的影响十分重要。

最优的制度结构和安排是内生于不同的发展阶段的。王勇认为随着人均收入的提高和产业升级过程中内部结构的变化, 更应该关注到推动结构转型的关键力量——要素禀赋结构。不同部门存在维度异质性, 因而需要在生产力、收入需求弹性、投入产出的上下游位置、贸易与否等多维度进行综合考虑和分析。基于中间产品结构的角度, 复旦大学樊海潮认为, 贸易自由化提高了企业出口产品的质量, 而产品质量的提升使得企业更容易进入发达国家。由于中国进口主要是中间产品, 如果中间产品关税下降, 对小企业的福利增加会更多, 使得小企业呈现福利上的追赶, 从而缩小大企业与小企业之间福利的差距。

(三) 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效率提升

集聚效应是开发区生产性服务业效率优势的来源, 其强弱与本地制造业规模正相关。当生产性服务行业与开发区主导制造行业关联度较高时集聚效应更强, 更利于提高生产性服务业效率。南开大学席强敏指出, 开发区的优惠政策降低了企业的进入门槛, 进而在选择效应的作用下吸引较高比例的低效率企业入驻, 抑制了生产性服务业效率的提高。针对当前我国创新发展过程中出现的“创新双重悖论”现象, 西北大学高煜等利用1998—2016年中国省级宏观数据, 以人力资本水平、金融发展水平以及经济发展作为地区的要素禀赋, 采用全要素生产率代表技术进步进行研究并发现, 以人力资本、金融发展水平以及经济发展水平为代表的技术进步要素禀赋与技术进步的选择均存在非线性关系且存在区域差异。武汉大学廖俊敏研究发现, 劳动力市场扭曲是我国产业结构变迁过程中经济非农化和人口非农化分化问题的关键, 消除劳动力市场扭曲会带来显著的资源配置效率改善和社会福利改进。上海海事大学李杰伟认为, 互联网的兴起与信息技术的大规模使用可以提升全要素生产率。

我国经济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 绿色发展日益成为转变中国经济发展方式, 化解经济发展矛盾的内在要求和必然选择。山东财经大学刘华军等研究发现, 产业结构合理化和高度化、外贸结构、投资消费结构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有显著的影响, 金融结构与人口结构在相异的空间关联模式下表现出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不同的影响。

三、 经济结构变迁与高质量发展的动力机制

(一) 构建高质量发展的动力支撑

制度变革、结构优化、要素升级是新动能的三大要素, 李佐军认为制度变革指的是改革创新;结构优化指的是新型工业化、新型城镇化、区域经济一体化;要素升级是指技术、提升人力资本、推进信息化与知识增长等。从动力支撑的角度来看, 科技创新和技术创新是发展的主要动力, 发展主体则应从模仿型转换为创新型, 以实现高质量发展。同时, 张曙光认为, 数字信息化生产力作为新的生产力经过了三代发展已经具有了全覆盖、数据资源的无限复制和小规模、分散化和异质性的特征, 并产生了与其相适应的生产关系, 形成了一个新的经济方式。

(二) 突破关键核心技术, 注重人力资本投资

关键核心技术是无法模仿的, 在整个经济产业转型过程中, 关键核心技术面临的障碍凸显。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张杰指出, 在所有的产业体系里面, 关键核心技术最根本的特征是“纯烧钱模式”与“不可被轻易山寨模式”的合二为一。不仅仅是高端生产设备、关键零部件等生产上存在核心技术问题, 很多传统制造业也面临很多关键核心技术创新突破问题。张建华在分析为生产性服务业以及高端制造业的发展支撑时指出, 要在服务业结构变迁中大力发展生产性服务业, 特别要注重研发和人力资本的生产, 以支撑经济结构转型升级, 使经济向高质量方面攀升。未来经济增长的数量和质量都将取决于服务业内部的结构升级、服务业如何与实体经济的发展相匹配以及生产效率实质性的提高。

(三) 实施有效的创新鼓励方式

对知识产权进行保护及给创新型企业提供补贴或者降税等歧视性待遇这两类鼓励创新的方式中, 厦门大学龙小宁认为, 普惠性的保护, 如制度环境的改善等, 对创新将产生长期稳定的正向影响, 而补贴或者降税的措施则将导致创新的数量增加而质量下降。降低创新市场中介组织的准入壁垒、简政放权、提高知识产权保护、对专利进行保护等将会促进创新。重庆工商大学李敬从理论和实证两方面研究了创新驱动和增长动力转换中投资与技术进步的内在联系, 认为目前存在的为强化创新驱动而弱化投资的言行是不可取的。

四、 高质量发展中有为政府的重要作用

(一) 有为政府塑造竞争性市场

在经济结构不断变迁的过程中必然会出现外部市场失灵问题, 因此一个因势利导的有为政府对克服在经济转型升级中的外部性和协调性问题十分重要。林毅夫认为, 政府有为是市场有效的前提, 市场机制可以作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需要的现代化经济体系最好的考核指标体系。龙小宁认为, 如果要依赖市场机制, 就需要打造公平竞争的市场, 当政府规制或者政府政策能够有针对性地解决市场竞争无法公平开展的问题时, 政府就成为了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有为政府。

(二) 政府在核心技术创新中重要作用

强政府干预的高铁行业能够取得很好的技术赶超绩效的重要原因, 贺俊认为是政府创新的激励作用。在政府的创新激励作用下, 整个高铁的科学研究体系是高度应用导向的, 大大提高了技术赶超的效果。张杰认为中国当前核心技术的创新困局之一即是如何把握政府与市场的关系, 虽然无法明确能否通过政府扶持来解决核心创新问题, 但纯粹依靠市场很难解决, 因此需要政府与市场的有机结合。

五、 发展中的环境能源问题与劳动力流动问题

(一) 高质量发展中的能源清洁低碳转型

就高质量发展过程中如何实现能源清洁低碳转型, 厦门大学林伯强指出, 提高能源效率与节能、能源市场化改革、调整能源结构是清洁能源转型的三个主要方面。他强调, 在能源价格不变的情况下, 由政府推动提高的效率与节能减排会使得相对收入提高, 而随着效率提高会出现消费增加。能源价格市场化改革过程中通过简单的提高效率无法达到节能减排目标, 市场化改革通常关注的是能源价格、财务价格和稀缺程度, 并不真正反映气候变化等外部性, 这些外部性通过市场化改革是难以解决的。

(二) 高质量发展中的劳动力流动

劳动力流动的本质原因是寻找就业机会, 能够提供就业机会的城市就能够得到进一步发展。同时, 主动寻找创业机会也是劳动力流动的一个重要原因, 因此留住创业者也是地方经济发展的重要方式。上海交通大学史清华认为, 北方部分城市的落后可以归结为环境生态劣势驱赶创业者造成的结果。大城市发展机会多、收入高、环境好, 劳动者愿意接受挑战向更高层次发展。劳动力流动的原因可以用机会、发展、挑战、扎堆来解释, 机会是民众最好的选择。当城乡一体化、信息化导致的新型返乡就业对技能或人力资本要求适中时, 农村劳动力就会出现返乡就业的动力。武汉大学李卓的实证研究发现, 作为城乡一体化及信息化基础的“光纤下乡”对农村劳动力返乡就业具有显著影响且存在明显的门槛效应。华南农业大学文乐等研究发现, 商业医疗保险显著提高了农民工在城市长期居住的意愿。相比于没有城镇社保的农民工, 商业医疗保险对有城镇社保农民工留城意愿的影响更大, 且商业医疗保险的影响与来源地行政距离成正比。

延迟退休年龄可能通过家庭隔代抚养渠道影响劳动力供给。北京外国语大学余靖雯研究发现, 劳动力质量增长速度的变化方向取决于生育时间成本, 如果延迟退休年龄, 家庭隔代抚养程度和年轻人劳动供给将下降, 年轻人的生育时间成本提高。

六、 实现高质量发展的举措

(一) 打造现代化经济体系的良好制度环境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 上层建筑反作用于经济基础。因此, 不同的发展阶段所需要的制度安排和对应的法规是不一样的。林毅夫指出, 现代金融学强调股票市场、公司债券和大银行, 这样的金融制度无法解决小农户以及小型生产企业所需的金融服务。因此, 针对中国的发展阶段, 需要不同的金融制度安排和与之相应的法规与条例设定。张杰认为, 金融体系建设是中国关键核心技术创新突破过程中的改革重点。战略性新兴产业、高新装备产业、装配核心零部件以及传统产业里的关键核心技术都需要大量资金, 目前以银行为主的金融体系不能解决当前的需求, 因而需要全新的金融体系和金融模式。巴曙松认为在新旧经济转换的特定阶段, 需要金融制度创新。现存制度下, 新经济类创新型企业存在典型的金融资源错配问题, 如生物医药企业资本需求最强烈的阶段是没有盈利、甚至没有现金流与业务记录的研发阶段, 在产品研发通过并达到上市标准后融资需求几乎降为零, 这形成了巨大的金融制度上的错配。金融制度调整在新旧动力转换阶段意义重大。

法治化营商环境是企业进行公平竞争和经济健康运行最有效的保障, 同时也是有为政府发挥作用的根本性途径。龙小宁指出, 应该打造法治化的营商环境, 法治化营商环境应该是明确的、公开的、稳定的、公正的, 要推行的是普惠性待遇而非差别性待遇。她强调, 营商环境质量的差异性比营商环境质量的平均水平更为重要。

(二) 缩小收入分配差距

全球化使发达国家的资本获得相对国内经济增长率更高的回报率, 从而加剧了收入不均等。反过来, 收入分配的恶化也进一步导致了去全球化的趋势。对此万广华认为, 为了持续从全球化进程中获益并实现经济的高质量发展, 需要减小收入分配差距。

(三) 淡化GDP的增长, 提高市场效率, 强调环保考核

环境保护显然已经成为共识, 环保考核改变了地方政府的经济发展理念, 促使其投资冲动下降而更加关注环境。张军认为, 中国地方政府间的攀比竞争以及中央政府GDP考核指标弱化是催生这一现象的重要机制。中国清洁低碳转型方向在于能源效率提升、能源市场化改革和能源结构调整。林伯强认为, 未来中国能源结构调整仍存在很多困难, 任重而道远。南京财经大学余泳泽认为, 环境目标约束会使地方政府通过加强环境规制以及调整产业政策和财政支出结构等行为推动产业转型升级。

——END

编者注：

• 本文转自：朱紫雯,徐梦雨.中国经济结构变迁与高质量发展——首届中国发展经济学学者论坛综述[J].经济研究,2019(03):194-1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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