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改革40周年与乡村振兴学术研讨会”会议综述【转】

2018年既是改革开放40周年, 也是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战略的开元之年。值此重要时期, 为进一步总结历史发展经验和把握乡村振兴的战略方向, 2018年12月2日, 由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农村经济》编辑部、四川大学经济学院联合主办的“农村改革40周年与乡村振兴学术研讨会”在成都市郫都区召开。来自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四川大学、四川农业大学、四川省农业农村厅、四川省农科院、四川省决咨委、西华师范大学、贵州财经大学等15家高校、科研机构及政府部门的150多名专家学者集聚一堂, 围绕“农村改革40周年与乡村振兴”的主题展开广泛而激烈的讨论。此次学术研讨会所涉内容不仅包含对历史的总结与梳理, 专家学者们也对当前和今后农村发展的设计与展望各抒己见。

一、农村改革40年历程的经验梳理

改革开放40年来, 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而我国也正是在农村改革取得成功的基础上才把改革推向城市和全面全方位领域。与会专家认为, 40年来, 农村改革从实施包产到户的家庭联产承包制开始, 先后经历了农产品统购统销制度改革、乡镇企业发展、农民工跨区域流动、农村税费改革、统筹城乡发展、新农村建设、城乡一体化、乡村振兴等历程之后, 农村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我国不仅在短短的几十年时间里解决了几亿农民的温饱问题, 而且使如今的农村正迈向全面小康的决胜阶段。对40年农村改革的系统回顾和总结, 既是对农村改革最好的纪念, 而且也对新时代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具有重要借鉴和启示意义。

蒋永穆认为, 我国40年的农村改革, 关键在于做到了“四个坚持”。一是始终坚持“农业农村农民”问题一起抓。40年的农村改革, 始终把解决好“农业农村农民”问题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 致力于加强“农业农村农民”发展战略规划、破解“农业农村”发展难题。二是始终坚持市场化的改革方向。40年的农村改革, 率先调整和完善不适应农村生产力发展的生产关系, 率先开展和推进市场化改革, 实现了从人民公社体制到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和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的转变与发展, 建立和完善了“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基础, 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这一制度充分发挥了市场机制的作用, 赋予了农民相对独立的生产经营权, 使农民成为相对独立的市场主体, 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生产积极性, 夯实了与市场经济发展相适应的农村微观经济基础。三是始终坚持推动城乡一体化发展, 处理好城乡关系, 推动城乡一体化发展, 是农村改革的主线。我国城乡之间存在很大的差距。为改变城乡二元结构, 缩小城乡发展差距, 40年的农村改革, 始终坚持推动城乡一体化发展, 积极构建新型工农、城乡关系, 城乡发展实现了重大而深刻的变化。四是始终坚持探索农业农村现代化道路。40年的农村改革, 积极探索中国特色农业农村现代化道路, 推进了农业农村现代化建设。

贾晋认为, 从新中国成立以来, 我国从土地革命到互助组、初级社、高级社和人民公社, 再到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不断探索, 形成了以家庭经营为基础, 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 所有权、承包权、经营权三权分置的土地产权制度体系;形成了以党支部为核心的基层组织制度, 以村民委员会为单元的自治制度, 以集体产权制度为核心的经济制度;形成了公共财政覆盖农业农村的基本政策框架。

周宇晗梳理了改革开放40年城乡一体化发展的历史变迁与逻辑主线, 认为我国的城乡一体化的实现路径是将马克思、恩格斯城乡理论与当代中国实际相结合, 通过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 探索出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城乡融合模式。

郭晓鸣、胡俊波梳理了四川农业农村改革40周年的历程、贡献和经验, 认为农村改革的时机要顺应生产力发展的要求, 要以提高广大农村居民的生活水平为根本目的, 要根据形势的变化不断改进改革的手段, 不断更新改革内容。

祝林林梳理了习近平总书记“三农”思想的演进历程及经验价值, 认为全面深化农业农村改革, 必须坚持党对“三农”工作的绝对领导, 必须发挥市场在农业农村发展中的重要作用, 必须高度重视人才和科技创新在农业农村发展的重要作用, 必须高度重视保护农村绿水青山的生态环境。

张千友梳理了新中国农业合作化思想演进逻辑体系, 认为中国未来农业合作化思想演化具有的趋势是:思想基础更加综合化、思想演进趋于本土化、产权制度思想更加明晰化、经营制度思想更加科学化、分配制度思想更加合理化。

王瑞对比了“公司+农户”、“专业合作社”、“农业共营制”、“综合性合作社”四种农业经营方式的特点, 对其进行评价分析后得出几点结论:一是“公司+农户”、“专业合作社”、“农业共营制”三种模式对于参与农户自身的规模有一定的要求;二是通过综合性合作社带动小微农户是一条可能的出路;三是凡是能够长期稳定的经营方式, 都是能够保障经营主体利益的, 否则必然发生异化。

王婷婷通过大数据分析了中国农业政策40年来的演变, 认为我国农业政策对农业经济的发展起到了引领和推动作用, 农业政策制定符合国家整体经济发展的战略需要;农业政策制定的参与部门不断增加, 多部门合力促进农业经济发展。改革开放40年来, 中国农业政策演变过程实际上是我国制度化构建过程中二元经济结构不断动摇、城乡差异逐渐缩小和促进实现城乡一体化的过程;农业政策涉及面广, 利益相关者较多, 但是农业政策的制定连续性还有待加强。

二、全面推进乡村振兴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解决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必然要求, 是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重要基础、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有效路径、健全现代社会治理格局的固本之策、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必然选择。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核心是推进“五个振兴”。

1. 产业振兴

“产业振兴”是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基础, 只有把“产业振兴”好, 才能使得农业成为有奔头的产业、让农民成为有吸引力的职业、让农村成为安居乐业的美丽家园。

蒋和胜认为, 推进乡村产业振兴, 必须坚持不懈的推进土地流转, 发展适度规模农业;全面使用科学技术, 采用现代先进的组织形式, 发展现代农业;通过以农助工、以工促农、以旅扶农, 推动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 提高农业附加值;立足城乡不同资源禀赋优势, 通过产业错位布局、协同配合, 整合城乡各类生产要素, 逐步打破城乡二元结构, 实现城乡产业融合发展。

吕火明认为“田园综合体”以农民合作社为主要载体、让农民充分参与收益, 集循环农业、创意农业、农事体验于一体, 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有效载体。建设田园综合体需要抓好生产体系、产业体系、经营体系、生态体系、服务体系、运行体系六大支撑体系的建设。田园综合体的进一步发展, 必须要在凸显农户主体地位、坚守法律和政策底线的前提下, 进一步完善和创新政策支持体系, 解决发展农村新产业的用地问题和资金问题;需要继续强化产业基础, 促进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 正确处理好现代农业产业和田园综合体的关系, 运用当下最先进的科学技术成果, 使田园综合体成为新技术、新业态的展示窗口;深入挖掘传统文化, 做好规划设计, 实现个性化发展。

张克俊等人认为乡村振兴过程中要有更好的产业发展基础, 这种产业不仅是农业生产, 而且还要多样并举。张克俊等人认为在壮大做强优势特色农业产业的同时, 要加强乡村第二产业发展, 通过建立产业园区等方式引导城市土地密集型和劳动密集型产业向乡村的特定区域集中, 要大力繁荣乡村第三产业, 促进一二三产业加快融合, 发展多元的产业形态。

张泽梅基于秦巴山区的实际情况, 提出生态农业是山地产业兴旺的最佳选择。农业固有的生产弱质性和环境依赖性, 以及我国人多地少的国情, 决定了农业在生产环节盈利的困难性。山区人地矛盾更为突出, 以生态农业为载体, 以良好的生态环境和乡村文化吸引人气, 挖掘农业产业链价值不失为一条具有优势的发展道路。如何挖掘农业产业链价值, 就是要发展特色农产品深加工、农家乐、农耕体验、亲子教育、民宿旅游、农村手工艺产品、生态康养、田园综合体和特色小镇打造等, 提升乡村综合价值, 促进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 实现农业从业者的开源增收, 切实践行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发展理念。

杨新元认为新时代深化农村改革, 应积极应对新一轮科技革命的兴起, 推动农业转型升级迈向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当今世界新一轮科技革命风起云涌, 现代农业发展已进入信息农业、数字农业和智慧农业的重大突破期、农村一二三产业的深度融合期、农村经济结构的深度调整期以及农业绿色发展体制增效的重要转换期, 我们既要看到农村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新机制等新事物蓬勃发展, 也要看到农业基本功能可能弱化的严峻挑战。如果政策失之偏颇, 抓不住科技革命对农业转型升级的历史机遇, 丧失科技革命对农业产业变革的先机, 或者不能进一步巩固和强化农业产业的基本功能, 那就可能会付出更多、更大的代价, 很显然, 现代农业更高质量的发展离不开进一步的农村改革提供制度和政策保障。

2. 人才振兴

目前留守在广大乡村的仍旧是“386199”部队, 很多地方甚至出现“空心村”, 乡村的衰落正在愈演愈烈, 从事农业生产的传统农民综合素质与现代农业发展所要求的新型农民不匹配。与此同时, 在乡村振兴战略已全面展开的机遇下, 越来越多的资源开始流向农村, 越来越多沉睡的资源开始盘活, 但是留守在乡村的传统农民无法最大程度的有效利用这些资源。大多数乡村公共设施落后, 相关发展政策制度不完善, 对人才的吸引力不足。因此, 乡村振兴的关键在于人的振兴, 只有乡村有了人才, 才能推动乡村其他方面的振兴。

董进智认为实施乡村人才振兴, 要把农村人力资本开发放在首要位置, 念好“用、育、强、招、请、借”六字经, 形成一支以留得住、能战斗、带不走的本土人才为主体, 数量足够、结构合理、分布适宜的乡村人才队伍。用, 即抓紧把能工巧匠用起来, 将其转化为乡村振兴的文化资源和产业优势。育, 即抓紧培育职业农民。乡村振兴必须顺应农业农村现代化的要求, 大力培育爱农业、懂技术、善经营的新型职业农民。强, 即抓紧增强乡村干部的素质。乡村干部是最基层、最直接的乡村振兴组织者、指挥员、带头人。乡村人才振兴, 必须在强素质上下功夫, 分片区、分层次、分类别, 大规模组织乡村干部素质教育和能力培训;鼓励支持年轻乡村干部参加学历教育, 学习专业知识;制定激励政策、完善考评机制, 鼓励乡村干部大胆实践。招, 即抓紧把新乡贤们招回来, 鼓励支持他们传播新思想、新文化、新知识, 以各种方式参与家乡建设和治理。请, 即抓紧把城市精英请进来。随着城市化发展和乡村振兴, 会有相当一批有识之士和各界精英愿意到乡村去创新创业。应当在充分发挥农民主体作用的同时, 把有志于乡村振兴的城市精英请到乡村来, 让他们与村民共建共享。借, 即抓紧把专家智慧“借”过来。高等院校、科研单位人才济济、成果累累, 应根据乡村振兴的实际需要, 在法律允许范围内, 放宽政策, 鼓励支持高校和科研单位发挥知识、技术、人才优势, 把智慧、知识、技术推广应用到乡村去, 推动乡村振兴。

曹正勇、胡凤玲基于对四川丘区井研县的乡村振兴实践的调研总结分析, 认为应培育和引进高层次领导人才、农业技术人才和培育新型职业农民, 解决人才缺失的难题。首先, 将农业专业知识、专业人才从高校和先进农业地区“借过来”, 通过院校合作引进农业和经济发展方面的专家教授进入井研长期挂职, 利用高校专业的理论知识实地指导基层领导工作和指引特色农业的发展方向, 引进四川蒲江、丹棱等地在农业生产尤其是柑橘生产方面的农业技术专业队伍, 对农业生产技术进行专业化服务和指导。其次, 携同高校开展新型职业农民培训, 加快职业农民在文化素质和农业技能的提高。最后, 要完善并提高人才引进优惠奖励补贴政策, 提供更多引进优秀研究生人才的岗位, 满足乡村振兴过程中对人才的需求。

曾建霞认为, 我国农村实用人才的规模不断扩大, 2017年, 我国农村实用人才总体规模已超过2000万人, 其中, 新型职业农民超过1500万人, 新型职业农民总量占第三次全国农业普查农业生产经营人员总量的4.78%。但是, 目前的实用人才培育侧重于关注规模不断扩大, 但是对人才成长发展的内生性、延续性有所忽略。对此, 应构建包含考核和选拔机制、生产服务的激励机制、精神激励机制、生活保障机制在内的农村实用人才激励机制来促进农村实用人才成长。

齐海东认为, 应构建可以提供先进农业生产理念、科学农业生产知识和技能、企业组织管理等农业创业服务的孵化模式, 以培育更多创新创业型新型职业农民来优化农村的人才结构, 推动农业现代化的进程。

3. 文化振兴

乡村具有独特存在价值。乡村是具有自然、社会、经济特征的地域综合体, 兼具生产、生活、生态、文化等多重功能, 与城镇互促互进、共生共存, 共同构成人类活动的主要空间。农村的现代化, 不是复制城市的发展模式, 而是保留“乡土本质”的现代化。但随着城镇化和工业化的推进, 很多优秀的乡村传统文化逐渐没落甚至消失。没有文化的高度自信和繁荣发展, 就难以实现乡村的真正振兴。

董进智认为, 乡村艺术文化是经济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之后的必然需求。乡村艺术化的发展必须坚持几点原则:弄懂乡村之美, 防止城市景观化;弘扬优秀文化, 防止文化荒漠化;着力张扬个性, 防止千村一面;发展美丽经济, 防止中看不中用;注重乡村设计, 防止建设性破坏;坚持分类指导, 防止化妆运动。随着时代的发展, 乡村的经济价值、生态价值、社会价值、文化价值日益凸显, 在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过程中, 为乡村插上艺术的翅膀, 推进乡村艺术化, 建设美丽乡村, 是贯穿乡村振兴战略实施的灵魂所在。

曾旭晖认为, 物质条件的改善是乡村振兴的外在表现形式, 而乡村文明的复兴是乡村振兴的精髓所在、乡村文化的繁荣是乡村振兴的灵魂。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过程中, 要坚持人文化的推进路径, 以加强乡风文明建设为抓手, 保护和传承乡村文脉, 既传承和发扬乡村优秀传统文化, 又与现代文明有机结合, 形成文明乡风、良好家风、淳朴民风。

4. 生态振兴

郭晓鸣认为, 必须清醒的认识到, 中国快速的经济增长是付出了巨大的生态代价的, 农村水土流失面积在扩大, 土地荒漠化的矛盾十分尖锐。农膜、秸秆等废弃物污染、生活污染、化肥农药等投入品污染等使得农村环境污染矛盾愈发恶化。乡村在不断改造中面临越来越大的保有良好生态环境的巨大压力, 因此必须推进乡村生态振兴, 建设生态宜居的美丽乡村。

生态宜居是乡村振兴的重要目标。杨祥禄认为在实现生态宜居目标中, 要牢固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 坚持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统筹山水林田湖草系统治理, 加快转变生产生活方式, 推动乡村生态振兴, 建设生活环境整洁优美、生态系统稳定健康、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态宜居美丽乡村。保护好乡村的绿水青山和清新清净的田园风光, 既是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发展的前提条件, 也是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发展的重要遵循, 必须推行绿色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 大力发展绿色生态农业, 保护乡村优美生态环境、美化山水林田湖草, 构建天人共美、相生共荣的生态共同体, 打造老少兼宜、主客共享、生态宜居的美丽乡村。

薛蕾、徐承红、唐敏通过构建衡量农业产业集聚与农业绿色发展的指标体系, 运用耦合模型, 对2004年～2015年农业产业集聚与农业绿色发展的耦合度和耦合协调度分别进行了测算和分析。结果表明:在区域层面, 2004年～2015年农业产业集聚综合序参量与农业绿色发展综合序参量呈现出波动性变化趋势, 且前者按照西部、中部、东北、东部顺序递减, 且除东北有所上升外, 其余地区均持续下降;后者按照东北、西部、中部、东部顺序递减, 所有地区均持续上升;西部耦合度最高、东部最低, 西部、中部、东北不断下降, 但均处于高水平耦合阶段, 东部下降幅度较大, 从高水平耦合阶段下降为磨合耦合阶段;西部耦合协调度最高、东部最低, 西部、中部、东部分别处于中级协调、中级协调和勉强协调状态但均不断下降, 东北处于中级协调状态但不断上升。在省级层面, 农业产业集聚综合序参量较高的省市主要集中于西部、中部, 农业绿色发展综合序参量较高的省市主要集中于东北、西部。绝大部分省市的耦合度和耦合协调度均出现下降现象, 且按照西部、中部、东北、东部递减。农业产业集聚综合序变量的极差在区域层面有所扩大、在省级层面有所缩小, 其余三个变量的极差在所有层面均出现不同程度的扩大现象。

自然保护区应当在实现生态振兴的过程中有所作为。肖成龙等人认为应当在自然保护区推行社区共管这一管理模式, 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

5. 组织振兴

乡村振兴, 治理有效是关键。基层党组织是乡村治理的核心, 与会代表认为, 必须不断完善基层党组织建设, 健全以党组织为核心的“1+N”组织体系, 把基层党组织建成坚强的战斗堡垒。

蒋永穆认为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是巩固党在乡村的执政基础、健全乡村治理体系的重要内容。当前部分农村基层党组织仍然存在软弱涣散等问题, 村党组织作用尚未得到充分发挥, 党与群众的密切联系尚未得到充分巩固。针对这些问题, 应加强农村基层党的建设, 明确农村基层党组织领导核心地位, 充分发挥其在乡村治理中的带头作用;同时, 改进和强化农村基层党组织的工作, 着力建设服务型党组织, 不断提升其服务农村和治理基层的能力。同时, 要推进乡村自治、德治、法治建设, 建立“一核三治”的乡村治理体系, 实现乡村组织振兴。

除了对“五大振兴”进行讨论外, 郭晓鸣认为, 推进乡村振兴应以构建四大机制为突破点。一是以乡村振兴规划体系为先导的约束机制。在城乡人口双向流动已成常态、乡村居住形态逐步改变的背景下, 需要依据一定区域产业发展和人口变动的趋势, 全面制定和优化乡村振兴规划体系。二是以土地制度改革为重点的动力机制。以农地“三权分置”为代表的一连串改革, 不仅可为城市资本打开新的投资空间, 还能推动激活农村要素与促进城市资本下乡高效对接, 为缺乏投资的乡村带来动力强劲的社会资本。三是以优化政策体系为关键的支撑机制。突破城市与乡村相互脱节的两套政策框架, 以城乡一体的政策融合为指向, 通过政策优化、整合和创新, 构建与乡村振兴相适应的新的政策体系。四是以绿色发展为核心的引领机制。当前农业和农村发展都面临巨大环境压力, 改变以生态环境为代价的短期化增长模式, 构建绿色生态的新发展引擎, 是推进乡村振兴的基本要义。

三、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应注意处理好几大关系

1. 乡村振兴与脱贫攻坚的关系

习近平精准扶贫、精准脱贫思想是打赢脱贫攻坚战的根本指导思想。张敏敏、傅新红认为, 乡村振兴和精准扶贫是相互支撑、协调推进的发展过程, 同作为指向“三农”的战略, 精准扶贫与乡村振兴在许多方面具有共通性, 这为有效把握其发展目标、评价其实施效果、合理优化利用资源、提升其运行效率提供了依据, 同时也有利于促进二者的协同联动, 可以构建包含目标联动、过程联动、结果联动三个方面的精准扶贫与乡村振兴的联动机制, 基于这样的联动机制, 精准扶贫和乡村振兴能够有效融合, 实现短期与长期的紧密对接。精准扶贫与乡村振兴的联动机制沿着目标→过程→结果的纵向逻辑向下延伸, 既要满足农业农村对经济效益的紧迫需求, 也要满足农民自身对美好生活的现实需要, 二者联动对于促进乡村多元经济融合发展、乡村资源综合利用、各产业间要素相互渗透、增加农户的内生发展动力和保障农户主体的利益实现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孙锦杨、杨浩认为乡村振兴和精准脱贫在理论逻辑上表现为乡村振兴在协调城乡资源配置实现帕累托最优的过程中, 强化了精准脱贫的内生动力, 降低了精准脱贫的制度费用;精准脱贫解决了乡村贫困居民的最低生存与发展需求, 弥补了乡村振兴的最低短板。在实践逻辑上精准脱贫是乡村振兴的时序前提和空间基础, 乡村振兴通过助力产业脱贫和精神脱贫为精准脱贫提供长效内生动力。精准脱贫与乡村振兴在战略思维和机制体制方面的有机衔接, 将为“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实现提供重要支撑。

2. 乡村振兴与新型城镇化的关系

张克俊认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 不是不需要城市的发展、不是停止城市化进程、不是不需要城市的辐射带动作用, 而是把乡村放在与城市的同等地位, 更加注重乡村自身的主动性和内在活力, 实现与城市在发展上的互惠共生、空间上的共融、要素上的双向互动、关系上的平等互利, 形成乡村与城市文明的共同发展。针对四川城镇化的发展状况, 必须坚定不移地继续推进新型工业化和城镇化, 才能为乡村振兴提供带动辐射能力;必须坚定不移地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 才能为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腾出更多的发展空间。

杨果、张千友基于四川广安的发展现状、资源禀赋和对乡村振兴的实践等情况, 认为未来我国即使达到了70%的城镇化率, 也还有四五亿人在农村, 可以说, 中国实现全面小康的难点在农村, 而农村的难中之难在落后农村地区。广安市围绕城乡发展一体化, 通过“人的新农村”建设和“人的城镇化”建设同步推进, 探索落后山区或丘陵地区如何提升农村公共服务水平, 让留在农村的农民能够享受更多更好的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 对广大山区和丘陵地区的新农村建设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3. 政府与市场的关系

张克俊认为实施乡村振兴要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要更加注重发挥政府在规划、协调、战略引导和政策方面的主导作用, 就必须明确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中市场的动力是基础性的、决定性的。只有通过完善市场机制, 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 真正激发主体、激活要素, 才能调动各方在乡村振兴过程中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 凝聚起全社会支持乡村振兴的强大合力。

农业特色小镇作为一种城镇化的延续与新形式, 是深入推动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新动能, 是实现中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大举措。基于对农业特色小镇发展的实证分析, 余茜、李冬梅认为应把握政府在农业特色小镇建设中的干预程度, 在做好本能工作的同时有的放矢。一方面, 要坚持政府主导, 创新建设模式、管理方式和服务手段, 发挥政府制定规划政策、搭建发展平台等作用;另一方面, 要坚持市场主体, 防止盲目发展, 防止政府大包大揽和加剧债务风险。

郭晓鸣认为在乡村振兴中要防范过度行政化, 防止单纯利用行政手段来下指标、定任务, 求多求快, 求大求全, 人为提档加速, 追求短期速效;防止过度形式化, 防止在推进乡村振兴过程中重物不重人的偏向, 防止不是坚持以人为本而不把维护农民和农村社区基本权益视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核心要求。

4. 乡村振兴与农业供给侧结构改革的关系

与会代表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 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对农业农村发展提出新要求, 农民在增加收入、改善生活的基础上对美好生活的品质要求也在逐渐提高。乡村振兴战略正是在顺应农业全面转型、农村全面发展、农民全方位进步的发展趋势的前提下做出的, 进而对正在推进中的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出了更高层次的目标和要求。何宇、陈文宽认为, 乡村振兴战略下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旨在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和提质增效, 就是要改变单纯强调要素的增加、生产性要素的投入、要素的组合投放的现状, 进而更加注重要素的提升、服务性要素的升级、要素的优化配置。具体就是要突破要素层面的供给约束及供给抑制难题, 从技术、土地、经营主体、金融、产业融合等方面入手, 找准要素生产率提高的因素, 精准突破。为深入贯彻实施乡村振兴战略, 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必须实现“三大调整”及“三大激活” (调优产品结构, 突出优字;调好生产方式, 突出绿字;调顺产业体系, 突出新字。激活市场、激活要素、激活主体) 。因此, 从要素端发力, 改革不合理的约束, 促进各种生产要素自由流动和优化配置, 以扩大流量、盘活存量、做优增量、提升质量、发挥效量为目标, 构建技术动力为引擎、传统动力为支撑、聚合动力为驱动的要素供给体系, 突破改革瓶颈, 提高全要素生产率。

5. 引进外来要素与农民主体的关系

与会专家认为, 农村具有巨大的发展潜力, 在城乡一体化和乡村振兴的推进下, 城市资本等要素进入农村不可避免, 这无疑会推动农村的发展。但是, 目前我国的城乡要素市场分离, 相关体制机制还不完善, 农民受自身能力的限制极易被挤出要素激活所产生的利益链。乡村振兴因为有广大农民参与和受益才具有意义, 因此, 引进外来要素时, 必须完善相关体制建设和法律法规, 必须严格管控引入的外来要素, 保证农民的主体地位。

郭晓鸣认为, 在乡村振兴中要防范过度外部化。在新的历史条件下, 乡村振兴是一个开放性的发展过程, 不能主要依靠乡村内部的有限的自积累加以推进, 也不可能完全依靠政府的财政投入予以支撑, 大量实践证明, 合理引入城市资本进入乡村发展领域具有难以估量的巨大资源激活效应。但是, 城市资本的进入应当是有门槛和受管控的, 如果无条件和无限制地引入城市资本, 在这个过程中最重要的利益主体农民和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被边缘化, 甚至被无情挤出, 农村稀缺的土地和生态资源再次被低价剥夺, 这样的乡村振兴的持续性和稳定性必然会受到严峻挑战。

6. 试点示范与全面推进的关系

苏艺认为实施乡村振兴需要开展乡村振兴试点, 打造乡村振兴示范带、示范点, 但是试点不是选择同一区域、同一类型的乡村进行试验, 而是需要根据不同地区乡村的自然条件、资源禀赋和发展基础, 针对不同类型、不同区域、不同村庄的特点开展试点试验;试点不是动用所有的行政力量和资源要素在一个点上进行认为“堆积”造出一个没有复制性的样板, 而是注重体制机制创新、激发内生活力的试点试验, 并把试点的经验成果进行推广, 通过以点带面, 有序打造具有地区特色的美丽宜居乡村, 探索符合地区实际情况的乡村振兴之路。

——END

编者注：

• 本文转自：马少春.“农村改革40周年与乡村振兴学术研讨会”会议综述[J].农村经济,2019(02):138-144.

• 参考文献、注释、英文摘要及关键词略，格式稍有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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