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6期目录及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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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融与共生：乡村农文旅产业融合的运营机制与模式——基于三个典型村庄的田野调查
马克思主义与农政研究
从脱贫攻坚走向乡村振兴：扎根乡土产业致富带头人的衔接作用与培育路径
李耀锋;高红旗;37-54
乡土社会
农业生产与社会整合——基于一个华北村庄旱作梯田的社会研究
段泽丽;刘超群;82-99
中国社会史
从“伦有二义”到“差序格局”:潘光旦、费孝通社会学思想的脉络
吴柳财;132-145
随笔书评
文化志的书写与农业文化遗产保护的村落实践
孙庆忠;202-206
乡村生态文明建设的使命、道路与前景——基于文明形态与“现代化悖论”理论的分析
张孝德1 杜鹏程2
1. 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社会和生态文明教研部2. 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
摘要：文明形态理论是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精髓，也是认识中国乡村价值与地位的重要理论。近代以来，中国在追赶西方现代化过程中，始终面临一个需要不断破解的“现代化悖论”难题。从毛泽东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到邓小平领导的改革开放，都是通过乡村破解了“现代化悖论”难题。21世纪以来的快速城市化，使中国乡村再度陷入“现代化悖论”难题。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提出的迈向生态文明新时代，再度破解了中国乡村“现代化悖论”困境。生态文明导航的乡村振兴大逻辑是：生态文明是乡村振兴的导航标，乡村文化复兴与教育改革是乡村振兴之魂，基于“两山”理论的乡村绿色经济发展是乡村振兴的基础，健康低碳的乡村生活方式是乡村最大优势与魅力，实现全生态化、零污染是乡村生态文明建设的目标。只有大力推进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引领下的乡村振兴，才能真正破解“现代化悖论”难题。
交融与共生：乡村农文旅产业融合的运营机制与模式——基于三个典型村庄的田野调查
雷明1,2,3 王钰晴3
1. 新疆财经大学2. 北京大学乡村振兴研究院3. 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
摘要：在乡村振兴背景下，乡村产业呈现出多产业融合、多主体共生的形态。由于自然地理环境复杂多样，村庄资源禀赋与经济基础各不相同，农文旅产业融合形态多样。本文基于青海省德吉村、重庆市华溪村和广西壮族自治区毛竹山村的实践，提炼出以共生资源池为基础、以共生单元交互为核心、以共生价值创造为导向的乡村农文旅产业融合运营机制。由于驱动力的均衡性存在差异，三个村庄分别形成了自上而下的政府主导型共生运营模式、自下而上的村企结合型共生运营模式和多方联动的平衡型共生运营模式。这三种模式都存在各主体的共生价值目标不一致、产业融合项目同质化严重、利益联结机制的责任边界不够明晰等问题。在现阶段，各村庄主体应当依据实际的产业基础条件、资源要素状况及社会关系结构等选择合适的产业融合共生运营模式，产业发展需遵循效率原则，合理统筹规划紧密型利益联结机制，才能够真正实现价值共创。
从脱贫攻坚走向乡村振兴：扎根乡土产业致富带头人的衔接作用与培育路径
李耀锋 高红旗
井冈山大学政法学院
摘要：我国正在推进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脱贫攻坚政策背景下成长起来的扎根乡土产业致富带头人与农村社会有天然的社会文化关联，可在产业发展、乡村治理和乡风建设等方面发挥独特的衔接作用，促进农村社会从摆脱绝对贫困走向全面振兴。扎根乡土产业致富带头人的衔接作用发挥受到人才、市场与政策等因素影响，可立足乡土资源，从制定精准培育方案、拓展联农带农功能、涵养本土人才生态三个方面推进扎根乡土产业致富带头人培育。
小农户和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中的转译与尺度重构——以浙江省泰明县茶产业为例
李耕
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
摘要：小农户和现代农业发展的有机衔接，意味着农户需要与外源性的技术、政策和市场等现代生产要素双向互动并做出调适。转译与尺度重构的概念有助于分析上述过程的微观机制。本文归纳了两类因为尺度问题导致的衔接难题：政策性尺度与操作性尺度的错位，新兴交易尺度与社区原有尺度的对立。小农户及其周围的中介型人物，既是做出尺度重构的行动者，也是行动者网络理论中的转译者。他们从尺度重构的角度转化现代农业要素，重新调配原本互相背离的意义与利益，将方案处理成可以让各方获益的结果，最终演变出一个地方性的可操作版本。
乡村振兴背景下农业扶贫产业的可持续性——基于中部成村黄桃产业转型的思考
李琳
南京大学社会学院
摘要：产业扶贫是打赢脱贫攻坚战的重要举措，而脱贫攻坚任务完成之后的农业产业可持续性及其生命力则是迈向乡村振兴乃至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一体设计、一并推进的关键。农业扶贫产业在自上而下、由外到内进入乡村的同时也重组了原生的农业治理系统与传统的村庄结构。调研发现，作为扶贫项目的成村黄桃产业在前期实现了短暂的规模化效益，而后期过渡到乡村振兴时却迅速衰落和消亡。黄桃产业呈现出移植而不落地、悬浮而不生根的状况，造成村庄内生农业禀赋削弱、农户生计结构改变和村社动员能力式微的社会后果。因此，农业扶贫产业与村庄传统的契合程度是产业能否从“扶贫”到“兴旺”的关键。农业产业项目的输入应当放置到乡土社会乃至作物特性的整体性关联之中通盘考虑，才有可能避免出现产业过度资本化而裹挟村庄或者村庄吞噬产业的后果，进而促使农业产业生长出根植于乡土社会的持续生命力。
农业生产与社会整合——基于一个华北村庄旱作梯田的社会研究
段泽丽1 刘超群2
1. 厦门大学社会与人类学院2. 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
摘要：乡村的整合方式历来是学界研究的重点。案例村庄位于华北山区，自然条件恶劣却形成范围巨大的聚居村庄，多姓杂居和旱作梯田的特性提供了突破血缘、水利、社会团体等维度理解农业社会整合机制的可能。研究发现，农业自身具有集体性和整合力，梯田形式的整体性、农业系统的公共属性以及细密延展的生产协作，将乡村社会编织进复杂的人地关系和生产生活实践之中，构筑了村庄整合的基础。本文进一步倡导将土地和农业纳入乡村研究的视野，并拓展“社会”的概念范畴，将乡村社会视为一个地域—生产—生活共同体。
布依族的“伴礼”交换与地方社会关系建构——基于黔中鱼陇寨的田野考察
蒙锦贤
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
摘要：“伴礼”指同村民众之间互相陪伴送礼的习俗，也指陪伴者所赠送的礼物。当一个家庭面临婚丧大事时，将获赠来自其姻亲家庭所召集的“伴礼”。布依族“伴礼”习俗具有注重粮食意象、礼物份额固定和女性作为实践主体等特征。“伴礼”交换以人作为中介，打破了二元赠受的关系结构，将更多的实践主体纳入交换体系中，使得交换关系和回报义务呈现出更为多元和复杂的样态。“伴礼”交换将村际之间的民众联结为有机团结的整体，建构和维系着错综复杂的“泛亲属”社会关系网络，在理念上形成“人人都是亲戚”的社会结构。既影响着地方民众的日常生活和交流实践，也体现了人们对“美好社会”之内涵的集体认同与世代追求。
宗族网络、收入差距与农村家庭人情支出——基于CFPS2014的实证研究
周骥腾
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理论与方法研究中心
摘要：在转型社会的背景之下，人情支出负担过重成为中国农村普遍存在的社会问题。本文基于2014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采用分层线性模型，从宗族网络结构的差异和村庄收入差距状况两个角度切入，对中国农村家庭人情负担的基本状况以及人情异化的生成机制进行了分析。研究发现：家作为人情往来的行动单元，人情负担在不同家庭结构、社会网络和收入水平上呈现出异质性；宗族网络发挥了规范人情秩序的积极作用，在宗族网络强度较高、规模较大的地区，家庭人情负担较轻；收入差距加重了人情支出负担，地区收入差距越大，家庭人情负担越重，且对低收入家庭的影响更大，但同时，宗族网络能够缓解这一负面影响。本文呈现了乡村社会变迁中人情支出负担问题的区域性差异，并揭示了其核心影响机制，为理解农村居民交往行动逻辑和乡村社会关系网络的变迁提供了有益的观察视角和机制性的理论解释。
从“伦有二义”到“差序格局”:潘光旦、费孝通社会学思想的脉络
吴柳财
北京工业大学文法学部北京工业大学北京社会管理研究基地
摘要：费孝通“差序格局”概念从传统伦理思想中吸收了丰富资源，事实上，这一概念的生成很大程度上基于早期中国社会学对“伦”的研究。潘光旦提出伦有类别与关系二义，费孝通在此基础上发现了伦的第三义，即社会结构义。“差序格局”概念就是对“伦”的类别、关系、结构三层含义的综合，借由“差序格局”,“伦”这一古老的中国传统人文思想被纳入现代社会学与人类学的研究当中。潘光旦对伦所蕴含的“人的自觉”的强调，以及费孝通晚年社会学方法论的转向，都表明中国社会从具体人伦关系的类别化意识，最终构建出一种“差序格局”的总体形态，关键在于打通“伦”的类别、关系、社会结构这三义，其核心立足点在于“己”。潘、费二位先生的研究体现了早期中国社会学对传统社会思想的借鉴与转化。
“差序格局”概念的分析路径：以费孝通对公私问题的分析为例
秦鹏飞
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
摘要：费孝通先生提出“差序格局”概念，具有两个原初的学术背景。其一，从现实关怀来看，是为了理解当时中国社会中普遍存在的“私”的问题；其二，从学术谱系上来看，差序格局概念是费先生进行“社区研究”的步骤之一。本文从这两个方面出发，讨论“差序格局”作为理论工具理解分析现实问题时，所蕴含的分析要素与路径。本文发现，差序格局概念与费老早期结构功能主义的学术立场有关，涵盖了“组织”(制度)、“结构”(组织的架构)和“格式”(伦理)三个互相关联的分析维度。费先生晚年并未否认过这一结构主义式的分析路径，而只是在这种结构实体性之外，也注意到了个人行动对社会结构的修正作用。
“家”与中国乡土社会：基于个体心理的思考——民国时期许烺光的喜洲镇调查
杭苏红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
摘要：作为中国家庭社会学学科史上的开拓性学者，许烺光的家庭研究一直以来并没有得到学界足够的重视。他的喜洲镇调查从个体心理层面出发，试图通过田野经验更充分地解读中国乡土社会中的“家”文化，同时也进一步反思该文化潜在的局限性。“家”从来都是勾连个体与社会文化的重要中介环节，这种将人格心理与总体性文化命题相关联的研究取向，对当下的乡土社会研究也具有极大的启发意义。根据以“家”为中心展开的田野调查经验，许烺光不仅分析了中国乡土社会中“权威”和“竞争”属性的本土化特征，同时通过反思作为中国“家”文化和乡土社会核心价值的“父子一体”观念，进一步探讨了中国社会流动的内在机制以及社会变迁的人格性基础。
契约与人情——以中国传统买卖契约中的“摘留”纠纷为例
凌鹏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
摘要：对于中国传统的契约，学界已经有了众多的讨论。不过，很多研究忽略了中国传统“契约”本身独特的意义，而将活卖、找价等理解为非常规的特殊现象。本文通过对中国传统田地买卖中的“摘留”习惯的研究，利用历代的契约以及巴县档案中的史料，总结出“摘留”习惯所具有的三个特征，即普遍存在、内容形式多样以及与契约链的密切关系。并在此基础上指出，传统中国社会中契约以及契约链的根本在于背后的人情关系与人际关系网，而“摘留”正是这一人情关系的最显著体现。同时，传统政府的认证与裁断，也是基于这一人际关系网而起作用。这一研究对理解当下的中国农村社会，也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土地、地租与国家：民国土地革命的“第三条道路”——略论萧铮土地改革理论及其德国思想起源
赵逸洲 侯俊丹
中国政法大学社会学院
摘要：南京国民政府在20世纪30年代曾尝试推行土地改革政策。萧铮是这一实践的主导者，主张扶植自耕农，强调通过地租重建国家和国民之间的关系。萧铮的理论既以孙中山“平均地权”的主张为后盾，又吸收了达马熙克“地租归公”的主张，并结合中国历史的经验对两人的主张进行了调整，最终形成了尝试调和国家与国民，介于自由资本主义与共产主义之间的“第三条道路”。
文化志的书写与农业文化遗产保护的村落实践
孙庆忠
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
摘要：<正>河北涉县旱作石堰梯田系统位于太行山东麓、晋冀豫三省交界处，集中分布在井店镇、更乐镇和关防乡的46个行政村，石堰梯田总面积2 768公顷，石堰长度近1.5万千米，高低落差近500米。这里也因此被联合国粮食计划署专家称为“世界一大奇迹”和“中国的第二长城”。2014年，该系统被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部认定为“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 2022年5月20日，被联合国粮农组织(FAO)认定为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Globally Important Agricultural Heritage Systems，简称GIAH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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