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乡村”研究专刊 | 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5期目录及摘要

摘要：一些地区数字乡村建设的主要行动者是县乡党委和政府有关部门的干部、信息技术公司和农业科研机构的专业技术与营销人员，主要工作是引入数字技术和配置信息设备、建设数字平台和数据库，开展数字化治理、数字化服务和电子商务，而这些工作的主要展开空间是在县城和规模较大的乡镇。通过这种路径展开的数字乡村建设，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也存在一些明显的问题。其中亟待解决的一个问题是数字乡村建设悬浮，即没有同乡村振兴的重点任务——解决好“三农”问题有效结合起来。为了把数字乡村建设同“三农”工作紧密结合起来，应当大力培训数字乡村建设行动主体，提高农民的数字知识水平和信息技术操作能力，加强农业数字化建设，把数字治理和数字服务切实同农民的乡村生活有效结合起来，避免数字乡村建设仅由县乡干部在县城乡镇开展，推进数字乡村建设真正深入农业、农村和农民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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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基础、城乡一体化与数字乡村建设类型分析

王建民

中央财经大学社会学系

摘要：数字乡村是乡村振兴的重要方向，也是建设数字中国的重要内容。数字乡村建设是在农村产业多元化和城乡一体化发展的背景下进行的，这是新时期乡村建设与20世纪乡村建设在背景和条件上的明显差异。产业基础状况和城乡一体化程度是思考数字乡村建设的两个重要维度，据此可以建构数字乡村建设的四种类型：活力型、自立型、外向型和外援型。认识这些不同类型，有助于数字乡村建设因地制宜，走差异化发展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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契合与调适：数字化治理在乡村社会的实践逻辑——浙江德清数字乡村治理的个案研究

刘能1,2,3 陆兵哲1

1.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2. 教育部文科重点研究基地北京大学中国社会与发展研究中心3. 北京大学数字治理研究中心

摘要：乡村治理的数字化转型是数字乡村建设的重要内容。通过考察浙江省德清县的乡村数字治理实践，研究发现数字化治理体系并非以发展主义的技术增长逻辑进入乡村社会，而是在与乡村社会基础达成契合、与乡村传统治理模式进行调适的过程中发挥效能的。在与基层治理任务繁重、农村地区治理环境复杂、农民离村流动加剧等乡村社会条件实现契合的过程中，数字化治理体系通过全景可视、实时反馈、平台连通等机制为乡村带来治理革新。与此同时，数字化治理的“时空脱嵌性”及其“制度化专家”角色，则与基层权威的合法性形态、农民的日常生活世界之间存在张力，彰显出调适的必要性及可能路向。因此，数字乡村治理逻辑与传统乡村治理模式之间并非进步替代关系，应探寻数字治理与乡村社会之间新的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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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治理数字化的县域推进、村庄卷入和效能提升——浙江省五个先行县(市、区)的比较研究

仝志辉1,2 刘传磊3

1. 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2. 中国人民大学乡村治理研究中心3. 浙江农林大学浙江省乡村振兴研究院生态文明与美丽乡村建设中心

摘要：乡村治理数字化是当前乡村治理实践中的突出动向，其目标是在国家公共权力实施乡村公共事务管理的基础上，通过多元主体的数字化协同，实现乡村有效治理。对浙江省五个县(市、区)的比较研究发现，县域乡村治理数字化有相同的政策背景，但推进模式和平台建设具有县域特色，与各县的数字经济发展、乡村治理基础等紧密相关，并已显示成效。县级政府倾向在县域所有村庄推行统一的数字化治理平台，村庄总体上呈现出被卷入的状态；乡村治理数字化平台展示内容丰富，但相当部分功能不能契合乡村治理实际需求。只有加强村社共同体重塑，建立村庄和村民有效参与机制，推进线上平台与线下实践的融合创新，才能实现县域乡村治理数字化的效能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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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化积分制与乡村治理效能提升——理论基础与实践经验

马九杰刘晓鸥高原

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

摘要：积分制是近年来乡村治理实践中涌现出的新型治理手段。数字化积分制是数字经济和数字治理发展大背景下积分制运用的最新形式。本文认为，积分制的实质是一种基于规范的干预，亦即治理主体可以通过调动社会规范和道德，借助居民决策中对内在价值动机的重视，促进居民选择具有正外部性的亲社会行为。设计得当的积分制，可以通过正外部性行为的增益，实现村庄治理效能的提升，助力乡村内生发展动力的形成。本文通过梳理新古典经济学传统下决策和激励理论的新进展，构建一个积分制激励模型，对积分制及积分制实践中数字技术应用可能发挥的作用机制进行了阐述。同时，借助地方数字化积分制的经验案例，展示了理论机制在现实中可能的表现形式和遭遇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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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乡村建设如何促进乡村振兴——基于政策法律文本的扎根理论研究

吴文旭吴业苗

南京师范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摘要：数字乡村建设“如何促进”乡村振兴是继“能否促进”之后又一重大的现实和理论命题，学界至今未能给出较强的理论性诠释，更缺乏对二者促进机制的深度聚焦。通过评述国内外关于“数字化与乡村发展关系”的文献观点，笔者认为当前中国在乡村振兴战略中推进数字化建设的探索仍是有益的，数字技术对乡村振兴而言不应当有“存在论”的批判。在此基础上，本文对45份国家政策法律中有关乡村振兴与数字乡村的文本内容进行扎根理论研究，发现数字乡村建设能从模式变革、业态创新、外源连接、本土培育、媒介兼容、语态进化、常态感知、系统决策、流程再造、空间重塑十个方面嵌构乡村产业、人才、文化、生态、组织五大振兴体系；整个嵌构过程主要依赖新兴与攻坚两类技术的支撑，受数字基建、终端设备和平台开发三个方面物质保障的制约，体现为生态、生产、生活三大具体场景的应用，通过组织增益、制度增效和技术增值三种手段达成目标。未来数字乡村建设要谨防数字资本的裹挟、实现由外而内的转变和回归价值理性的主导，如此才能发挥数字技术对乡村全面振兴的正向促进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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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商何以助小农?——基于砀山县的案例研究

胡珺祎1 肖煜株2 覃丹妮3 刘春辰4 姚佳祺1

1. 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2. 新加坡国立大学理学院3. 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4. 北京大学人口研究所

摘要：电商助农开展得如火如荼，小农户边缘化问题却逐渐凸显，微商销售农产品提供了一种破解之策。文章对砀山县展开嵌入式单案例分析，从销售模式、发展轨迹、内在逻辑方面探究了微商生命力的来源及其惠及小农户的内在机理。研究发现：特色农产品微商以小农户的社会网络为基点，以关系人为关键节点向外层层拓展客户网，有鲜明的阶段性特征；微商销售的内在逻辑在于通过触达消费者并形成消费黏性来实现生产端和消费端的有效对接，其中小农户的社会网络、消费者情感逻辑与理性逻辑的互动起着主要作用；微商能够切实助农，得益于微商与外部环境的优势互补，以及生产端与消费端的价值共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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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乡村发展对农村居民家庭消费的影响——基于县域数字乡村指数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的匹配数据

赵佳佳1 孙晓琳2 苏岚岚3

1. 北京大学现代农学院、中国农业政策研究中心2.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经济管理学院3. 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

摘要：农村居民家庭消费提质升级不仅是实现乡村振兴、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的重要抓手，也是提升农民福利水平的必然路径。本文基于北京大学新农村发展研究院发布的县域数字乡村指数和中国家庭追踪调查的匹配数据，实证探讨了数字乡村发展对农村居民家庭消费的影响及作用渠道。结果表明：(1)数字乡村发展显著提高了农村居民家庭人均消费水平；(2)从分类别家庭消费来看，数字乡村发展对农村居民家庭享受型消费促进作用最大，其次是家庭发展型消费和家庭生存型消费；(3)数字乡村发展对农村居民家庭消费的影响在户主特征层面存在异质性，对中年、男性户主的家庭影响更大；(4)数字乡村发展能通过增收效应和预算平滑效应促进农村居民家庭消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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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鸿沟还是数字红利?——数字技术使用对农村低收入户收入的影响

华中昱1 林万龙2 徐娜3

1. 南京财经大学经济学院2. 中国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3. 北京工商大学国际经管学院

摘要：本文利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2014—2018年的微观数据，考察了信息化时代低收入农户数字技术接入及使用效果。结果表明：(1)低收入农户数字技术接入鸿沟依然存在，但是相较于其他传统资源，差距明显更小，并且在年轻群体中差距收缩明显。(2)跨越数字技术接入鸿沟后，数字技术加快了低收入农户调整要素配置，进而提高收入水平。其中，非农收入的正向累积作用使得数字技术的增收效果呈现持续加大的特征。(3)相比于普通农户，低收入农户获得的“数字红利”在规模上没有显著差距，但是禀赋差异导致其面对数字技术冲击进行了不同的要素配置选择，进而呈现出不同的收入增长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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赋能理论视角下农产品电商与农村女性发展

董瑞昶万文凯汪力斌

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

摘要：在数字农业农村建设背景下，农产品电商的蓬勃发展为农村女性带来了新的发展机遇。本文选取青海、内蒙古、四川、云南、甘肃5省(区)的58位从事农产品电商的农村女性作为案例分析对象，观察农村女性参与农产品电商的过程，并对农村女性在这一过程中的自身发展进行分析。研究发现，农村女性在参与农产品电商的过程中突破了社会性别结构，拓展了发展空间，具体表现为她们连接市场，突破了传统性别分工模式；实现“家门口”创就业，缓和了工作—家庭冲突；释放性别优势，让自身、家庭以及社会重新认识了女性价值。作为赋能的结果，农村女性的个体能力、人际交往能力以及社会参与能力得到提高。然而，受制于农产品电商还处于发展初期以及农村女性自身面临的结构性困境，农村女性在参与农产品电商的过程中仍然面临着一些生产性和社会性的难题，农村女性群体的赋能空间尚需进一步拓展。

乡村数字化贫困风险的生成与抵御

吴海琳曾坤宁

吉林大学哲学社会学院

摘要：数字乡村建设不仅为乡村居民带来数字红利，也带来了一定的数字化贫困风险。从风险社会理论视角来考察，当下数字乡村建设中生成的新型风险具有“数字鸿沟”“算法殖民”和“数字区隔”三种表征。数字化贫困风险的生成在于数字乡村建设的理想规划与乡村客观现实的冲突、乡土性与数字应用推广的不相容，以及数字社会中的风险转嫁和双重贫困再生产。为保障数字乡村发展战略的有序推进，需要在数字赋能层面关照特殊群体、倡导与乡村文化接合的数字化建设、对技术垄断进行制度监管，以及健全数字社会财产与职业安全保障机制。只有秉持“以人为本、因地制宜”的可持续发展理念，健全数字化贫困风险保障机制，让村民和村庄成为数字技术运用的受益者，激活乡村发展内生动力，才能实现新时期数字乡村发展战略目标。

弥合城乡数字鸿沟的理论基础、行动逻辑与实践路径——基于“网络扶贫行动计划”的分析

霍鹏1 殷浩栋2

1. 工业和信息化部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政策与经济研究所2.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经济研究部

摘要：数字技术的应用及数字经济的兴起为促进区域发展创造了新机遇。城镇地区因具备更完备的设施和应用基础，成为数字化的优势地区，而农村地区的数字化应用和产业发展相对滞后，逐渐引致了城乡数字鸿沟。数字鸿沟扩大了群体间机会、收入和财富等方面的差距，已成为引发更大发展差距的关键因素。“网络扶贫行动计划”在弥合城乡数字鸿沟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通过多元主体共建牢筑农村数字化底层架构，以生产性赋能夯实产业发展能力，以服务性赋能助力农村居民发展能力提升。未来需继续以数字技术为纽带，以适度超前的数字基础设施部署、产业数字化发展及居民数字技能培育等为重点，持续完善多部门协同、多主体参与的城乡数字鸿沟弥合机制，让城乡居民共享数字红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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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navi.cnki.net/knavi/journals/NYSK/detail?uniplatform=NZKP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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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秦运兰

审核：龙文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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