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锡进，一个阴阳人的末路
悄然间，胡锡进已走入末路。
左派嫌他不够左，右派嫌他不够右——老早之前，就是这样了。
现在，老胡在他自己的阵营里，也越来越……混不下去了。不错，民族主义者嫌他冲得不够猛。在哪都被嫌弃。这，是老胡作为一个“软弱民族主义者”的必然命运：现在“强硬民族主义者”，即老胡阵营里的鹰派，要起来取代他了。
胡锡进的职业生涯正面临前所未有的危机。
归根结底，这是因为，事情发展的趋势是这样的：①自由派公知，即西方体制的完全崇拜者，走向衰落，民族主义崛起；接着，②民族主义阵营内部发生较为明显的分化，软弱派衰落，强硬派崛起；下一个阶段，现在还没有正式到来，但如果按照发展的一般趋势推测，那必定是③民族主义强硬派衰落，马列毛主义革命左派崛起。
当然，阶段的划分，是相对的。自由派公知不可一世的盛时，民族主义者胡锡进就已经粉墨登场；软弱民族主义者胡锡进还占据主导地位的时候，他的强硬派同行就已经开始逐步向他发起冲击；强硬派民族主义分子逐渐取得主导权的时候（今天这个阶段），马列毛左翼思潮就已经暗流汹涌。
胡锡进只在第一个阶段，即“打公知”的阶段上，特别是这个阶段的初期，具有勃勃生机（后来他这个人就暮气渐重，现在则暮气沉沉）。并且，应当承认：在“打公知”的最初阶段，老胡和《环球时报》还是冲在前面的，那是他和《环时》最具生命力的时候。在“打公知”的历史进程中走在了前面，这是老胡应当被认可的历史贡献——虽然只限于此。
2020，确实是个转折之年。
那一年，伴随西方世界在新冠疫情冲击下的大溃败，在中国的舆论场上，自由派公知延续前几年的衰势，走到了他们的历史性时刻——极大丧失了对人民群众的感召力，虽然他们确实还手握着思想文化界和舆论宣传领域相当一部分的权力和资源。
于是，主要的矛盾点发生着转移：不再完全是爱国左翼力量（即“粉红”-“深红”联盟，或说民族主义-共产主义同盟）与自由主义力量的矛盾；“红色联盟”内部的矛盾凸显了，逐渐上升为主要矛盾。民族主义者与共产主义者，在丧失了自由主义者这个曾经强大的共同敌人后，就像历史上苏联和美英在丧失了战时强敌德、日以后一样，迅速走向敌对。
❷ 民族主义阵营的再武装
然而，伴随这个阶段的，或说发生在“粉红”、“深红”的矛盾彻底公开化以前的，还有一个必要过程，那就是民族主义者自己内部的重新武装。即，强硬派取代胡锡进那样残存着若干自由派意识的软弱派，或说“强国主义”者取代“臣妾主义”者。
哈！没错：现在，胡锡进这个人，别说比起马列毛左派了，就是比起他的强硬派同行，都更接近于“老鼠过街人人喊打”的自由派公知……
与其说这是老胡的“公知化”，不如说是他胡锡进这种软弱派民族主义者内心深处，本来就住着一个心慕西方的八、九十年代老自由派。
胡锡进有个美国梦，做也做不醒。
现在，面对老胡对西方，乃至对印度之类的“次西方”国家和地区的臣妾主义态度面前，强硬派感到不解、不满，甚至愤怒。
胡锡进关于印度“那点事儿”的言论，是其臣妾主义的大暴露，惹得他的强硬派同行极为不满，纷纷挞伐。哈！岂不知“深红”分子，以郭松民为代表，老早就在批胡了吗？那时候，“主流”声音不是所谓“胡是自己人”“不要破坏团结”吗？？？现在看如何呢？现在批胡，那是后知后觉，如果不说是“落后”的话。在这一点上，“深红”再次显示了比“粉红”更长远的观点；“深红”看得远些，这不是因为别的，而是因为革命的彻底性。
（点击参阅-胡锡进对中美会谈的态度暴露了啥？）
于是胡锡进的软绵绵、和稀泥、“顾全大局”，连同他这个人本身，一起被强硬派越来越甩到身后的喜马拉雅山上去了。强硬派面朝大海——太平洋，他们更加愤怒地盯着对岸的美利坚合众国。不错，那里才是他们愤怒的根源，而不是区区一个老胡。
当今舆论场上的四种主要力量，从左到右，分别是：①马列毛主义左派、②强硬派民族主义者、③软弱派（温和派）民族主义者和④自由派公知。当然，也可以说是三派，代表色从左到右分别是深红、粉红、白。可图示如下：
自由派，某种意义上也可以包括民族主义温和派，其问题就在于跪舔西方，他们是西方思想的教条主义者；只不过，这两者在跪舔的具体形式上有所不同——自由派是彻底的西方崇拜者，而民族主义温和派试图“跪着造反”，试图在不改变西方那一套价值标准和制度标准的前提下多少反对一点西方的霸权（自由派一般则完全拥护西方霸权）。
民族主义强硬派在反对西方霸权的问题上旗帜鲜明，这一点无可指责；但他们的致命问题在于没有阶级思维，不知道西方霸权实质上是一种资本帝国主义下的霸权；民族主义强硬派所要的，归根到底，不过是以一种资本模式取代另一种资本模式，即以威权主义形式的资本模式取代“自由民主”类型的资本模式，其结果只能是一种资本霸权取代另一种资本霸权，不会给人类社会带来真正的进步。不错，在“反霸”的问题上，“深红”和“粉红”基本一致；但“深红”的“反霸”归根到底是“反资”，不但反外国的“霸”也反可能出自自己人的“霸”，即所谓“如果中国有朝一日变了颜色，变成一个超级大国，也在世界上称王称霸，到处欺负人家，侵略人家，剥削人家，那么，世界人民就应当给中国戴上一顶社会帝国主义的帽子，就应当揭露它，反对它，并且同中国人民一道，打倒它”——这完全体现了毛教员的思想。相比之下，“粉红”的单纯“反霸”是不彻底的，“反霸”如果不指向“反资”就一定是耍流氓。
1945年，毛教员在七大闭幕词《愚公移山》中，这样说道：
强硬派民族主义者，一般地，就是“忘记”了，或说直接违背了毛教员以上“两个区别”的教导的。
今天，在面对整个西方世界，或说泛西方阵营时，我们一刻也不能忘记：第一，要把西方人民和他们的资产阶级政府相区别；第二，要把西方资产阶级政府中决定政策的人们和下面的普通工作人员相区别。须知那座城楼上的标语，是两句而不是一句，还有一句是“世界人民大团结万岁”。强硬派民族主义者，照例是“忘记”或说直接违背“世界人民大团结万岁”的，他们不懂得这个道理，因为他们没有阶级思维，即没有马列毛主义的阶级观点。
有的民族主义者说：政府和人民怎么能“区别”开呢？！你看不少印度人民，不是支持印度政府反共反华吗？我们则说：你们会这样想问题，恰恰说明你们没有完全理解毛教员的“区别”思想。很奇怪，我们的民族主义朋友们，在反西方的时候，有时能正确指出西方政府和人民的不一致，能正确指出西方政府不代表西方人民；但到了另一个时候，他们又被西方人民支持西方政府的表面所迷惑，又要跟愚蠢的自由派公知一样，把西方政府和人民混为一谈了。这说明，作为民族主义者的他们，其实并没有真正理解西方政府和人民“为什么”（在根本上）不一致。
我们说应当把西方政府和西方人民区别开来，是不是说：西方政府和人民之间，就没有，或不可能有哪怕一丁点的一致性呢？？是不是说，西方人民就不会支持西方政府呢？不，决不是的。西方人民是处在西方政府的统治，包括精神统治下的；在这种情况下，西方的人民，当然有可能，甚至一定会，甚至可能很狂热地支持本国的资产阶级政府。但是，西方人民和他们国家的资产阶级政府，在根本的阶级利益上，是不是一致的呢？不，恰恰不是；因为国家是阶级统治的工具，西方资产阶级政府归根到底是用以镇压西方无产阶级的一种东西。
我们所说的“区别”，毛教员的“区别”思想，正是建立在西方政府和西方人民根本利益不一致这一点的基础上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不是说只有中国人民才需要，而是全世界人民都需要，全世界都要走这一条路的（问题只在于条件）。为此，已经有社会主义觉悟的、先进的无产阶级，要帮助启发还没有社会主义觉悟的、落后的无产阶级，帮助他们摆脱本国资产阶级政府的精神统治，即洗脑。一般来说，无产阶级可能拥护跟自己根本利益不一致的资产阶级政府，其原因不是别的，正是资产阶级政府的思想灌输，这种思想灌输往往是长期的、能够有效的。
在上面那个图里我们可以看到，民族主义者，包括偏左的强硬派、偏右的温和派，是处在中间位置，即左派（马列毛主义者）和右派（资产阶级自由派）之间的。似乎可以说他们是“中派”；某些民族主义分子，在现实中，也确以这种“中派”特点自夸。他们说：哎呀呀，自由派公知那一套确实不好，右了；你们“极左”那一套也不见得好，左了；只有我们，最高明，不左也不右。什么“极右和极左都不好”，就是这类人经常挂在嘴边的格言。这类人当中的极端者，甚至直接指责左派是“马列公知”，仇视左派，把左派看成中国发展进步的障碍。我们要回答他们说：可拉倒吧！你们这是自作聪明。你们首先不懂得什么叫“极左”。左派不一定是“极左”；左派当中有极端派，也有正常派（稳健派）、落后派啊，左派里面又可以再细分出左、中、右。不能把左派中的极端派，即真正的“极左”分子，跟整个左派混为一谈。左派也需要反“左”，即反对自己队伍里的极端派。
你们“中派”的事业，又怎见得美妙呢？民族主义中派，虽然能够吸引一大批只怀有朴素的爱国感情，缺乏共产主义或（资产阶级）自由主义观念的普通群众；但是，从长远来看，资本主义越发展，它的垄断阶段即帝国主义阶段越是深化，民族主义思想就越会“大资产阶级化”——变成帝国主义者对外谋求霸权的工具，其性质也就越是反动，越是右。就是说，在资本主义的垄断阶段，民族主义这个东西，一般地并不具有它在殖民地半殖民地条件下的先进性，而只具有反动性，只是一种右派思潮……可爱的民族主义朋友们，看来，你们要谨防“逆流竟是你们自己”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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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胡这个大主编，在历史面前，不过是个平庸小角色，他固有的小市民性使他更适合于扮演社区管事大妈的角色，在21世纪中美之争这种历史罕见的大场面中尤其如此。他只是在第一个阶段，即主要打击自由派公知阶段的开始，扮演了堪称“战士”的角色，后来就一直从冲锋战士的立场上后退，以致成为“逃兵”。
胡锡进正在渐渐退出历史舞台；这个过程，伴随着几分忧伤，几声叹息，还有一点儿搞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