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雍历｜十一月纪（上）：向西，向西
致读者
01 十一月纪·第三周
11月15日
1928年《中央大学本部组织大纲》颁布
11月17日
1979年 以南京大学校长匡亚明为团长的中国大学校长代表团一行16人应邀访问美国。在访问霍普金斯大学时，匡亚明校长与该校史蒂芬•穆勒校长在交谈中，联合动议：设立一个永久性的中美文化交流机构（实体）。这就是1986年成立中美文化研究中心的缘起。
1984年 南京大学建立教职工代表大会制度，并决定于1984年12月下旬召开南京大学首届教职工代表大会。
11月18日
1937年 金陵大学宣布停课西迁
11月20日
1919年 知名校友、原两江师范教员刘师培卒于北京
11月21日
1932年 张治中将军来校演讲“江湾大场对日之战”
（资料源于南京大学校史博物馆、展览馆官方网站）
接下来，让我们将镜头倒回至1937年，一同聚焦那场浩浩荡荡的西迁之旅。
起讫地点：南京至重庆；
起讫日期：民国二十六年九月至十一月；
经过地点及交通工具：由南京经汉口、宜昌、万县而达重庆，人员分乘，物品大部分分段由轮船运输，小部分用木船，牲畜一部分游牧来川；
教职工计实到人数：318人；
学生计实到1086人；
迁移费：约十二万元。
资料来源：《函送本校迁移情形调查表希查收由（便函908号）》（1939年7月13日），中大档648—1017号
（上下滑动可查看）
现在我们所看到的，是一份国立中央大学于战时呈递给教育部的迁校简报。而平静文字的背后，一场浩浩荡荡西迁征途早已被刻进历史深处。它承载着无数关于未来的梦想，它肩负着民族教育的使命。回首过往 ，西迁已过万重山，历历来时路。
02 西迁：迫在眉睫之举
1937年8月13日，淞沪会战爆发。国民政府在战场上投入大量精锐部队，经一番鏖战后挫败了日军“三个月内打败中国”的狂妄野心，但仍无法遏制日军疯狂的侵略势头。国民政府的首都南京已经危在旦夕，而处在金陵城中的国立中央大学也饱受炮火蹂躏。
据校长罗家伦陈述：“自上海战事发动以来，中央大学曾受敌机三次袭击······近来虽空袭较少，但敌军如有陆地空军根据，则较大规模之空袭恐仍难免。”（《抗战时期中央大学的迁校》，《文存》，第8册，第449页）
为了全体师生的安全，为了中华民族教育的国脉得以存留并庚续，1937年9月，国民政府教育部同意国立中央大学及附设实验学校分别迁地开课，中大校方也正式发布迁校通知及交通安排事宜。
图1：1937年9月13日 教育部准中央大学西迁重庆的批文
图2：1937年9月，国民政府教育部同意国立中央大学及附设实验学校分别迁地开课计划的指令。（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当时的国民政府并未能充分预判战局的急转直下，对于高校内迁仍然持保守态度，不同意立刻展开教育机构疏散工作。与官方态度截然不同，罗家伦校长未雨绸缪，提早做好了西迁的思想准备与行动准备。
1935年5月下旬，罗家伦在重庆停留期间曾表示：“······我从汉口飞重庆的时候，观察过了宜昌以后山地的形势，便感觉到若是中日战事发生，重庆是一个可守的地点。回程到了重庆，我便存了一个心，为中央大学留意一块可以建设校址的地方······不久后我就回到南京，我招呼总务处开始定做九百个大木箱，里面钉最好的洋铁皮，存在学校的工厂后面。”（《抗战时期中央大学的迁校》，《文存》，第8册，第443页）
1936年元旦刚过时，罗家伦便向全校师生阐明：“此一年中，可预料国家的前途将更危险’，“所以在这时候，希望本大学同仁、同学一致作坚决的准备！”（《让我们把中大造成民族复兴与抗日的大本营参谋部》，《文存》，第5册，第450页）
03 罗家伦：西迁的前瞻者与引导者
图3：罗家伦
（资料源于南京大学校史博物馆、展览馆官方网站）
罗家伦（1897—1969），字志希，浙江绍兴人，生于江西进贤，著名教育家和历史学家。
1914年入上海复旦公学学习。1917年入北京大学外文系，1920年赴美，就读于普林斯顿大学，1922年转赴伦敦大学，翌年又转柏林大学研究院，二年后又转巴黎大学。
他1926年回国任教于东南大学。1927年4月任国民党中央党务学校副主任，1928年8月任清华大学校长，1930年任武汉大学历史系教授，1931年任中央政治学校教务主任兼代教育长。
1932年8月起任中央大学校长达十年之久，其任内十年是中央大学危难深重而又有长足发展的十年。在他任期内，十分重视网络各方贤才，为中央大学确立了“诚朴雄伟”的校训和学风。
（图4：在南京大学仙林校区，有一条道路被命名为”家伦路“）
面对当时的舆论压力，罗家伦校长在呈递给教育部报告中明确指出迁移的必要理由：
（一）不必将3000以上教职员、学生置于易受及常受轰炸之地
（二）不必将价值四五百万元之图书仪器置于同样之境地
（三）为教育效率计，应置文化训练机关于较安全地点，方能督促其加紧工作。
同时他也指出了迁移之地亦须注重之处：
（一）地点比较安全，可任其展开及安置图书仪器。
（二）当地须略有高等教育基础，可供彼此合作且可互相利用师资设备，互相充实训练。
（三）交通比较便利，最重要者系水路可以直达，苟无此项便利，迁至近处之困难且过远处。
（四）比较可以集中， 俾便对学生学问、思想、行动作切实训练和指导，树一战争期间刻苦耐劳之新学风。（《南大百年实录》—中央大学史料选）
正是由于罗家伦校长的高瞻远瞩与合理规划，为日后有序高效的迁移工程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时至今日，当我们走过校园中以罗家伦校长名字命名的“家伦路”时，我们亦不由自主地追忆罗家伦校长力排众议，为国立中央大学未来不断披荆斩棘的身影······
04 西迁拾遗：“鸡犬图书共一船”
为了最大限度的保留原来中大牧场中的优良畜种，中大与民生公司共同合作，将优良品种每样选一对随着书籍、器械等物品上船运输，实现了唐人诗句中“鸡犬图书共一船”的图景。而余下来的牲畜则由管理牧场的王酉亭先生带领，由浦口、浦镇、过安徽，经河南边境，转入宜昌，最终到达重庆。
罗家伦校长与这支庞大队伍相聚时，“仿佛如乱后骨肉重逢一样真是有悲喜交集的情绪”。在听闻王酉亭等人的感人事迹后，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感慨道：“抗战开始后，中央大学和南开大学都是鸡犬不留。”意思是说，南开大学被飞机炸得鸡犬不留；中央大学则是全部搬迁干净，连鸡犬也没留下。
● 此次员生陆续入川，颇为困难。其一，是时寇机已进袭至武汉一带，故沿途几无一人未受空袭之威胁。其二，因汉渝船只不敷支配，故有候船至三四星期之久者。
《中大概况》，《申报》
1938年2月26日
● 为了安全，我剃了头发，换了服装，尽量减少学生形象，只带换洗衣包，内衣袋中缝藏了五十元，带表弟混在车站逃难的人群中挤上了去天津的没窗户铁闷子车厢，藏在黑暗的角落里······下了车发现天津火车站已被日军包围封锁，下车出站的人一一审看，认为可疑的拉出站在一边，然后带走，已经拉出不少人。忽然看见停有一辆英商阿斯特大旅馆接客的大轿车，灵机一动，拉表弟上去再说······司机是中国人，回头看我们一眼，似乎心照不宣。关门开车，不受检查，出站直奔英租界······
曾永年《母校忆旧三则》
罗家伦校长曾言：“我认清敌人可以炸毁的是我们的物质，炸不毁的是我们的意志！炸得毁的是我们建设的成果，炸不毁的是我们建设的经验！”
在那个山河破碎的年代里，总有人为了民族命脉的庚续不远万里，无论战火纷飞，无论鞍马劳困。西迁往事传达给我们的，是一个民族对未来最深切的期望。
-南京大学学生会学术创新部-
文编 | 许驰
美编 | 陈靖楠 刘雨辰
监制 | 刘雨辰
出品 | 南京大学学生会学术创新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