查看原文
其他

当谈论死亡时,我们究竟在谈论什么?

孟祥寒 李强 心理科学进展 2022-04-24

孔老夫子说过:“未知生焉知死”。时间一长、说的人一多,导致我们也觉得死亡有什么好思考的,它还这么恐怖。工作做完了吗?钱挣够了吗?孩子作业辅导了吗?还想“死亡”这么高深的问题,好好思考活着的事情就够费劲儿了。

 

 

但过去的一年发生的事情,让我们不得不正视死亡。死亡变成了每个人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让人们不禁想起这个从未忘记却从未认真思考的话题。

 

死是什么?

 

在走向死亡的过程中, 如何有效面对的问题其实一直悬而未决, 导致中国人面临死亡时具有集体回避性、爆发性和焦虑缓冲机制的脆弱性等特点(雷爱民, 2017)。事实上,生命是宝贵的,死亡也是我们必须准备的事情。

 

首先来说,死亡必然导致恐怖情绪吗?

答案是:It depends(看情况)

 

你看,道家就不吃儒家哪一套,面对死亡他们“临尸而歌”、“鼓盆而歌”、“死而不葬”等, 也从行为层面表达了对待死亡的超然态度。“生死一府”的理念模糊了生与死的界限, 由此带来的情感体验是“哀乐不入”的旷达。


 

像爱尔兰人、印度人和伊朗人的文化中,熟悉死亡并意识到它的自然性非常重要。人们甚至经常拿死亡开玩笑, 并将其作为一个生命中重要的过渡阶段来庆祝。

所以说来,怕不怕死这件事,较多地受到文化模塑作用。

 

尽管死亡令人不悦, 但它本质上是一种中性的存在, 既非适应也非不适应。现代进化论的内含适应度理论(Inclusive Fitness Theory)则认为生物进化的主要目的不是为了个体生存或避免个体死亡, 而是遗传信息的差异化繁殖(Bonin et al., 2019; Hamilton, 1964)。

 

生物甚至会主动采取危及生命的行为以增加后代的生存几率(Hamilton, 1964; Navarrete & Fessler, 2005), 例如鲑鱼冒险去上游繁殖, 父母冒生命危险把孩子从火海中拯救出来。

 

那么面对死亡的时候,心理层面究竟在面对什么?

 

根据恐惧管理理论的说法,当人们觉察到自己有一天终会死去的时候,会激发三种应对死亡焦虑的缓冲机制(Buffer Mechanism), 包括世界观防御(Worldview Defense)、自尊寻求(Self-esteem Striving)和亲密关系(Close Relationship)的投入。

 

以这次新冠肺炎疫情为例,随着新冠肺炎在全球蔓延,关于不同种族间的身体攻击、囤积行为以及对亚洲人的种族主义虐待的报道不断增加。对美国人的一项调查研究发现,新冠病毒相关的死亡焦虑与回避中国食物和商品之间存在正相关(Lee, 2020)。在2003年SARS爆发期间,也同样出现了因避免和华裔密切接触而产生的种族歧视(Keil & Ali, 2006)。人们在死亡威胁下越来越保护自己认同的价值观和自尊,这种内群体认同和外群体排斥,是恐惧管理理论所假设的世界观防御和自尊寻求的外部表现。

 

另外,对美国556位处于恋爱关系中的受访者调查发现,在新冠疫情下影响,大多数恋爱关系中的人都觉得他们的恋情基本上没有变化。而认为疫情使得亲密关系好转的人数,是关系恶化人数的3倍。以往对911事件中的研究中也发现,离婚率在死亡威胁事件发生后立即下降(Cohan, Cole, & Schoen, 2009)。从进化角度来看,亲密关系及后代具有实际意义的延续生命的象征,而与他人建立亲密关系既有利于在不利的环境中生存,也能增加繁衍后代的可能性。

 

在经历生存危机时,人们通常会与自己亲近的人保持关系,以寻求安全感和舒适感。甚至有人会觉得新冠疫情导致的居家隔离,反而给了他们一个充分陪伴家人的机会。

 


既然人们会用以上三种防御来缓冲死亡焦虑,也可以说,死亡可能会对人们的价值观、自尊产生威胁,也会将撕裂人们的亲密关系。

 

另外,还有一类死亡恐惧,是恐惧管理理论未涉及到的,就是对死亡过程中不确定性的恐惧。新冠疫情所导致的死亡威胁在这一点上尤其具有说服力。尤其是对于重视规律和科学的科研人员、医护人员等,新冠所导致的不确定的死亡威胁是一种巨大的冲击。医生群体常常面对死亡,他们不会造成情绪困扰,尤其是有经验的医生,因为死亡可控可预测。然而当早期面对新冠肺炎所引发的失控的死亡,也会引起巨大的恐惧感。由此可见,对死亡的恐惧,一部分是由于不确定所导致的,而非死亡本身。综上,或许我们可以总结说,死亡意味着世界观的冲击、亲密关系断裂的威胁,以及失控。

 

生命从本质上讲,是一场不可控制的旅行,世界上每天都在发生着意外和死亡。让人感到遗憾的是,很多人直到面临大限,才第一次认真思考死亡的问题,而这时,往往已经晚了,太多爱意、歉意、谢意来不及表达。事实上,死亡会毁灭一个人,但是对于死亡的认识,却可以拯救一个人。最后,引用萨特的一句话与君共勉,“我平静地走向人生终点......让我把心脏的最后一次跳动印刻在我最后一页作品上,死亡只能带走我的尸体。”

 

参考文献:
雷爱民. (2017). 论当前中国内地民众的死亡焦虑之特点. 中国医学伦理学, 30(10), 1219–1222.
Bonin, P., Gelin, M., Laroche, B., & Méot, A. (2019). “Survival processing of the selfish gene?”: Adaptive memory and inclusive fitness. Evolutionary Psychological Science, 6(2), 155–165.
Cohan, C. L., Cole, S. W., & Schoen, R. (2009). Divorce following the September 11 terrorist attacks. Journal of Social and Personal Relationships, 26(4), 512-530.
Hamilton, W. D. (1964). The genetical evolution of social behaviour. II. Journal of Theoretical Biology, 7(1), 17–52.
Keil, R., & Ali, H. J. T. C. J. o. C. S. (2006). Multiculturalism, racism and infectious disease in the global city: the experience of the 2003 SARS outbreak in Toronto. Canadian Journal of Cultural Studies, 16, 23-49.
Lee, S. A. J. D. S. (2020). Coronavirus Anxiety Scale: A brief mental health screener for COVID-19 related anxiety. Death Studies, 44(7), 393-401.
Navarrete, C. D., & Fessler, D. M. T. (2005). Normative bias and adaptive challenges: A relational approach to coalitional psychology and a critique of terror management theory. Evolutionary Psychology, 3(1), 297–326.


感兴趣的读者可移步左下角“阅读原文”:

孟祥寒, 李强, 周彦榜, 王进. (2021). 恐惧管理理论的争议及其对死亡心理研究的启示. 心理科学进展, 29(3), 492-504.

您可能也对以下帖子感兴趣

文章有问题?点此查看未经处理的缓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