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仲泉：1981年《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与党的百年华诞
作者：石仲泉，原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
[摘要]2021年是党的百年华诞，也是1981年《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发表40周年。邓小平是“决议”的“总设计师”，几十年来的实践证明，他的设计和把握是完全正确的。胡乔木是“决议”的“总工程师”，在起草过程中功不可没。《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反映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历史转折的主要内容，为完成党的指导思想上拨乱反正作出伟大贡献，既使我们学习和研究党的百年历史特别是新中国成立以后的历史有了根本遵循，也为我们认识和把握“更光辉的未来”提供了可资借鉴的“立场、观点、方法论”指针。让我们坚持正确的党史观、赓续党的百年历史，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接力奋斗！
2021年是党的百年华诞，也是1981年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审议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以下简称《历史决议》）发表40周年。这两个重大事件虽然相距一个甲子，但却有着密切联系。习近平在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上指出：“要树立正确党史观”“要坚持以我们党关于历史问题的两个决议和党中央有关精神为依据，准确把握党的历史发展的主题主线、主流本质，正确认识和科学评价党史上的重大事件、重要会议、重要人物。”第二个《历史决议》即1981年《历史决议》，正是以正确的党史观对新中国成立以来的重大事件、重要会议、重要人物作出了科学评价。笔者很有幸参加了《历史决议》的一些起草工作，因而可以在本文中谈一些个人感悟。在庆祝建党百年的重要历史节点上，从建党百年视域来看1981年《历史决议》的历史作用，相信对我们深入学习百年党史有所裨益。
一、《历史决议》的起草和定稿概况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实现新中国成立以来的伟大转折后，怎样看待新中国成立以来的重大历史问题，包括许多重大事件、重要会议、重要人物等，成为党内和社会各界十分关注的热点问题。由于“文化大革命”时期“左”的错误，新中国成立后的17年历史被严重歪曲了，需要拨乱反正，恢复历史的本来面目。特别是对“文化大革命”这样的动乱和党的主要领导人功过是非，如果不作出正确评价，就很难将全党和全国人民的思想统一起来，团结一致向前看，同心同德搞建设。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已经表示，将在适当时候对毛泽东同志和毛泽东思想、新中国以来的许多历史问题，特别是“文化大革命”作出全面总结。1979年春，党的理论工作务虚会提出要做一个“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建议。党中央决定，首先通过叶剑英同志庆祝新中国成立30周年的讲话对新中国的历史作个初步的基本估计。党的十一届四中全会审议并讨论通过了“叶剑英同志代表党中央、人大常委会和国务院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三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在叶剑英国庆讲话后的10月下旬，党中央决定成立起草小组，着手准备起草《历史决议》。
（一）《历史决议》起草小组成员情况
1979年10月30日上午，中央负责同志在中南海召集《历史决议》起草小组第一次会议，宣布成员名单和工作任务。确定参加起草小组工作的有20来人，但到会的人员不齐。2015年出版的《胡乔木传》记载了小组人员名单和写作分工。这个小组有这样三个特点：一是起草工作是在中央常委领导下进行的。《邓小平文选》对此做的题注说：《历史决议》是“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中央书记处领导下，由邓小平、胡耀邦同志主持进行的。起草小组主要由胡乔木同志负责”。这说明了起草决议工作的规格。具体地说，起草工作由胡乔木直接负责。起草小组的组织、安排，同上下左右的联系、交流，由邓力群分管。二是参加起草小组的工作人员，除原来参加叶剑英国庆讲话起草的大部分同志外，还从在京中央机关抽调了一些同志。除有领导同志参加外，起草小组大部分成员是做具体文字工作的。这些成员除少数因工作需要有所调整外，绝大部分比较固定。在《〈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注释本》编写组成员名单中，除一位同志没参加起草小组外，其余同志都参与了这项工作。三是为了写好《历史决议》，胡乔木还开列了一个由十七八位同志组成的咨询人员名单，其中有的参加一些问题的讨论，有的后来参加起草工作，比如胡绳，就参加了《历史决议》前言的起草工作，承担起草“建国以前二十八年历史的回顾”这一任务。
起草小组从1979年10月到1981年7月，前后工作20个月。集中工作地点先在万寿路新六所，即现在的万寿路甲15号院1区1号楼。其间工作地维修，起草小组搬至玉泉山半年左右，最后又回到万寿路新六所。少数同志在厂桥中直招待所，即现在的金台饭店编写《历史决议》注释本，历时将近一年。
（二）《历史决议》的起草和定稿过程
《历史决议》的工作过程稿有10多个，上送审阅稿和征求意见稿，直至最后的定稿，共有7稿。最重要的有这么五稿：
一是1980年3月的送审提纲。经过半年看档案和其他材料，形成上送提纲有四五千字。这个提纲对一些重大问题如何把握，如对“文化大革命”怎么分析，对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怎么评价，提出了初步看法。邓小平不太满意，认为铺的面太宽，不集中，缺乏论断性的概括，他提出了三条指导方针：一是确立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二是对新中国成立以来的重大历史事件和重要历史人物要作出公正评价，对刘少奇、彭德怀等要平反。三是对过去的事作个总结，概括重要的历史经验，指导向前看。他还对新中国成立以来其他重大的历史事件和人物讲了一些意见。
二是根据邓小平和中央书记处意见，由胡乔木亲自上手，形成1980年9月广泛征求意见稿。根据邓小平对提纲的意见，起草小组于1980年6月形成《历史决议》第一稿。邓小平在6月27日对初稿提出意见说：“整个文件写得太沉闷，不像个决议”，特别是没有突出对毛泽东的评价。这实际上是将初稿推翻了。起草小组写初稿时，胡乔木主要讲了些指导性的思想和提纲性的意见。初稿推翻后写新稿，他上手逐字逐句琢磨修改，不少段落推翻重写，特别是“文化大革命”部分，基本上是他改成的。这一稿分五部分：（一）对建国31年胜利的总结；（二）对若干重大历史是非的论定；（三）“文化大革命”的原因和教训；（四）毛泽东的历史功绩和毛泽东思想；（五）总结：怎样发展社会主义事业，怎样建设党。这一稿有5万2千字左右。邓小平基本认可，让广泛征求意见，提交4000人范围讨论。这不是开4000人大会，而是将稿子分发下去在中央党政军机关和各省市区还有大军区所在地讨论，起草组成员分别去一些中央单位和地方听会，了解情况。
三是根据4000人范围讨论的意见和邓小平的新指示，第三稿于1981年3月改出。邓小平看了简报，各种意见都有，众说纷纭，他认为好的意见可以吸收，错误的意见要顶住。稿子太长，要压缩，关键还是要写好毛泽东的评价和毛泽东思想。他指出：“对毛泽东同志的评价，对毛泽东思想的阐述，不是仅仅涉及毛泽东同志个人的问题，这同我们党、我们国家的整个历史是分不开的……不写或不坚持毛泽东思想，我们要犯历史性的大错误……毛泽东思想这个旗帜丢不得。丢掉了这个旗帜，实际上就否定了我们党的光辉历史……对于毛泽东同志的错误不能写过头。写过头，就是给毛泽东同志抹黑，也就是给我们党和国家抹黑。这是违背历史事实的。”据此，又改写新稿。这第三稿将过去的论文式改成条文式，压缩不少文字，在52人老同志小范围征求意见。
四是根据老同志特别是陈云的意见，加写了党在新中国成立前领导革命的胜利，作为前言，于1981年5月上旬形成第四稿。这个前言部分是胡绳写的，一气呵成，胡乔木很满意。这一稿基本定型：（一）前言；（二）32年总论；（三）建国头七年；（四）八大后十年；（五）“文化大革命”十年；（六）两年徘徊和历史转折；（七）毛泽东思想；（八）总结。这一稿2万8千字左右，以后的稿子基本上在此稿基础上修改而成。
五是1981年5月下旬，根据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讨论特别是邓小平的意见修改成供六中全会讨论的第五稿，增加了4000字，为3万2千字左右。6月，根据六中全会预备会议讨论意见和邓小平讲话意见又修改形成第六稿，增加了3000字，为3万5千字左右。这一稿加写了对华国锋的评论一段话，这是在4000人范围讨论时就有的意见，中央没作决断。预备会议再次提出这个问题，中央政治局和常委会讨论采纳了。这一稿在六中全会上于1981年6月27日通过。根据六中全会讨论意见，在文字上有个别斟酌，形成最后发表稿，算是第七稿，于1981年7月1日在《人民日报》上公开发表。
《历史决议》的起草工作，在中央最高领导层自始至终由邓小平主持，重大论断由他最后决定。邓小平非常重视这项工作。文件起草历经20个月，他有10多次讲话和指示。作为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总设计师，邓小平对《历史决议》的制定也起着“总设计师”作用。
第一，《历史决议》的指导思想是邓小平提出的。这就是前面提到的他看到写作提纲后提出的三条指导方针。他在此后的一些讲话中也多次强调这些问题，并加以发挥。具体来说：首先是要确立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他认为这是最核心的一条。要把毛泽东的功过，把毛泽东思想的内容，把毛泽东思想对我们当前及今后工作的指导作用写清楚。不仅今天，而且今后，都要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要高举毛泽东思想的旗帜。党内党外、国内国外都需要我们对这一问题加以论证、加以阐述、加以概括。二是对新中国成立三十年来历史上的大事，哪些是正确的、哪些是错误的，要进行实事求是的分析，包括对一些负责同志的功过是非，要作出公正评价。三是通过这个决议对过去的事情做个基本的总结，这个总结宜粗不宜细。总结过去是为了引导大家团结一致向前看。邓小平讲的这三条，得到中央其他领导人一致赞同。起草小组一直遵循这个指导思想不断修改，直至最后定稿，完满实现了这个要求。
第二，《历史决议》的框架结构是邓小平设计的。他在看了上送提纲后于1980年4月提出对框架结构的初步设想，在以后的讲话中又陆续对框架结构作了补充和丰富。他说：“整个设计，可不可以考虑，先有个前言，回顾一下建国以前新民主主义革命这一段，话不要太多。然后，建国以来十七年一段……这一段有曲折、有错误，基本方面还是对的……‘文化大革命’一段……要写得概括……毛泽东思想一段。”延安时期的第一个决议，“主要是批判三次‘左’倾路线，对照着讲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正确路线，没有专门讲毛泽东思想的全部内容。现在这一次，要正确评价毛泽东思想，科学地确立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就要把毛泽东思想的主要内容，特别是今后还要继续贯彻执行的内容，用比较概括的语言写出来”。“再就是，最后有个结语。结语讲我们党还是伟大的，勇于面对自己的错误，勇于纠正自己的错误。决议中最核心、最根本的问题，还是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在看了4000人范围讨论的简报后，他明确指出：“三中全会以后，我们就是恢复毛泽东同志的那些正确的东西嘛，就是准确地、完整地学习和运用毛泽东思想嘛。基本点还是那些。从许多方面来说，现在我们还是把毛泽东同志已经提出、但是没有做的事情做起来，把他反对错了的改正过来，把他没有做好的事情做好。今后相当长的时期，还是做这件事。当然，我们也有发展，而且还要继续发展。”他还提出：“很多组要求把粉碎‘四人帮’以后这段补写上去。看来，这段势必要写”，要批评“两个凡是”，“‘两个凡是’的观点就是想原封不动地把毛泽东同志晚年的错误思想坚持下去。所谓按既定方针办，就是按毛泽东同志晚年的错误方针办”。最后发表的《历史决议》充分体现了邓小平设计的这个架构。
第三，《历史决议》涉及的重大事件、重要会议和重要人物的评价是邓小平认定的。按照时间顺序说：揭露高饶的问题没有错，反对高岗的斗争要肯定。新中国成立头七年的成绩是大家一致公认的，社会主义改造是成功的，很了不起，这是毛泽东同志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一个很大贡献，当然缺点也有，从工作来看，有时候在有的问题上是急了一些。1957年反右派斗争是必要的，错误在于扩大化。1959年上半年是在纠正“左”的错误，庐山会议对彭德怀的处理是完全错误的。1961年书记处主持搞工业七十条，毛泽东很赞赏，在这以前，还搞了农业十二条、人民公社六十条，这时候他还是认真纠“左”的。他在七千人大会上的讲话也是好的。可是到1962年七八月的北戴河会议又转回去了，重提阶级斗争，提得更高了。他自己去抓阶级斗争，搞“四清”了。他在八届十中全会上说，不要因为提阶级斗争又干扰经济调整工作的进行，这是起了好作用的。所以，“文化大革命”前10年，应当肯定，总的是好的，基本上是在健康的道路上发展的。这中间有过曲折，犯过错误，但成绩是主要的。“大跃进”、庐山会议的错误要讲，毛泽东的错误在于违反了自己提出的正确的东西。“左”的思想发展，以至于导致“文化大革命”爆发。这是严重的、全局性的错误，后果极其严重。说“文化大革命”耽误了一代人，其实还不止一代。它使无政府主义、极端个人主义泛滥，严重败坏了社会风气。但是，这十年中间也还有健康方面，所谓“二月逆流”不是逆流，是正流，是同林彪、“四人帮”的反复斗争。“文化大革命”期间，外事工作取得很大成绩。中国国际地位有所提高，1971年10月联合国三分之二以上的国家投票赞成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使美国很难堪。1972年2月尼克松访华上海公报签字，9月恢复中日外交关系。邓小平说：“一九七二年四月，我去出席联大第六届特别会议，代表我国政府发表讲话，受到热烈欢迎，讲完以后，许多国家的代表前来热情握手。这都是事实。”《历史决议》客观叙述了这些重大历史实事，因而具有“信史”价值。
第四，邓小平特别强调《历史决议》对毛泽东的历史定位要经得起历史检验，对毛泽东思想的旗帜作用要写好，对那些错误的意见要硬着头皮坚决顶住。这对《历史决议》的把关起了决定性作用。1980年6月，邓小平对初稿不满意，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认为对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对毛泽东思想，稿子没有很好体现原先提出的设想。他认为，毛泽东晚年在理论和实践上的错误要讲，但是要概括一点，要恰当。主要还是集中讲正确的东西，因为这符合历史。对毛泽东的评价，对毛泽东思想的阐述，不仅涉及毛泽东个人问题，更同我们党、我们国家的整个历史是分不开的。要看到这个全局，这是我们从起草工作开始就强调的。决议稿中阐述毛泽东思想这一部分不能不要。“这不只是个理论问题，尤其是个政治问题，是国际国内的很大的政治问题。如果不写或写不好这个部分，整个决议都不如不做。”对毛泽东的错误，要毫不含糊地进行批评，但一定要实事求是，还要加一个“恰如其分”，根据各种不同情况具体分析，不能把所有问题都归结到个人品质上。毛泽东的功绩是第一位的、错误是第二位的，毛泽东“是一个伟大的革命家犯错误，是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犯错误”。
第五，《历史决议》对其他一些重大问题的把握，也是邓小平决断的。这主要有三个：一是不要再讲路线错误和路线斗争。他认为，我们不提路线错误，是考虑到路线斗争、路线错误这个提法过去用得不准确，用得很多很乱。过去讲的历史上多少次路线斗争，现在看，明显不能成立。讲新中国成立后的，都应该根本推翻。过去讲历史上的路线斗争也不准确，“这是我们不主张提路线斗争的一个理由。还有一个理由，过去党内长期是这样，一说到不同意见，就提到路线高度，批判路线错误。所以，我们要很郑重地对待这个问题，这是改变我们的党风的问题。”他还指出：对“文化大革命”也不说是路线错误，按它的实质分析就是了。实际上，现在对“文化大革命”错误性质的分析，超过了过去所谓路线错误概念的内涵。“党内斗争是什么性质就说什么性质，犯了什么错误就说什么错误，讲它的内容，原则上不再用路线斗争的提法。这次决议开个先例，以后也这么办。”“当然，不提路线斗争并不是路线两个字就一概不用了。比如三中全会确立了正确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组织路线，这样的提法以后还可以用。”二是党的八届十二中全会和党的九大的召开，不能说是非法的。他说：“如果否定八届十二中全会、九大的合法性，那我们说‘文化大革命’期间党还存在，国务院和人民解放军还能进行许多必要的工作，就站不住了。”对于有的人说 “文化大革命”中党不存在了，他也不赞成：党的组织生活停止过一段时间，但是党实际上存在着。否则，怎么能不费一枪一弹，不流一滴血，就粉碎“四人帮”呢？“‘文化大革命’期间，我们还是有个党存在。如果现在否定了八届十二中全会和九大的合法性，就等于说我们有一段时间党都没有了。这不符合实际。”三是对过去错误的责任，中央领导集体要多承担一些，不能说犯那些错误是毛泽东一个人犯的。他认为，过去有些问题的责任要由集体承担一些，当然，毛泽东要负主要责任。有些问题，我们确实没有反对过，也应当承担一些责任。“我们承担一下责任没有坏处还有好处，就是取得教训”，“我和陈云同志那时是政治局常委，起码我们两个负有责任。其他的中央领导同志也要承担一些责任。合不合乎实际？也合乎实际。这样站得住脚，益处大”。
邓小平是伟大的战略家，具有高瞻远瞩的战略思维，始终坚持从战略眼光、以大局意识来看待党的历史问题，特别是对毛泽东的历史评价和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作用问题。几十年来的实践证明，邓小平对《历史决议》的设计和把握是完全正确的。
胡乔木是具体主持《历史决议》起草小组工作的，或者说是《历史决议》的总撰稿人和文字定稿人。如果说邓小平提出《历史决议》的指导思想、重大事件的定位论断、对决议稿作了总体布局，堪称《历史决议》总设计师；那么，胡乔木要将邓小平的设计组织实施，变成有质有文、为全党拥护的决议稿，这也非常不容易。他坐镇起草小组，根据邓小平还有其他领导同志的意见，高屋建瓴地谋篇布局，冥思苦想地悟出创见，精雕细刻地敲定文字，可以毫无愧色地被称为总工程师。他对起草小组成员耳提面命，进行了近20次谈话，讲党的历史经验，探讨理论问题，谈思想方法，顺写作思路，一遍遍地修改稿子。他对许多问题的奇特构想和理论观点的辨析，令我们叹服不已。每次听他讲话，都感到他文思泉涌、学识渊博、论理深邃。特别是1980年6月写出的初稿被邓小平否定后，我们这些人都束手无策。胡乔木尽管有很大压力，但他有参与起草《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经验，于是将初稿推倒重来，亲自动手大段大段地改写，这就有了被基本认可的征求意见稿。到1981年4月，邓小平交代，《历史决议》稿要赶在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上讨论通过，不能再拖了。这时，胡乔木在医院，抱病忍着胆囊炎急性发作的剧痛，逐字逐句精心修改，直至最后定稿。可以说，胡乔木对《历史决议》功不可没。
（一）正确说明了“文化大革命”的性质及其发生的多方面原因以及毛泽东与“文化大革命”的关系
要否定“文化大革命”，这在全党上下形成了共识，但是“文化大革命”是什么性质，为什么会发生“文化大革命”这样的灾难，怎样说明它与毛泽东的关系？要将邓小平和其他中央领导同志的原则指示转化成有理有据的文字论述，却是非常棘手的难题。这里，充分显示出胡乔木驾驭复杂问题的高超智慧。他明确指出：对“文化大革命”“要作出从历史到逻辑的总结”，对这种在世界历史上都千年不遇的问题，如果不能“做出一个令人信服的解释，决议就没有价值”。我们不能总结出大家认可的经验教训，“社会主义怎么搞，就变成了一种空议论”。
胡乔木在多次谈话中深刻论述了三个问题：
第一，“文化大革命”无论在什么意义上都不能叫革命。他说：按照马克思主义，革命的意思是指生产力要挣脱生产关系的束缚。“文化大革命”根本不能这样说。“‘文化大革命’同它所宣布的、想要解决的问题完全是名不符实的，完全是背道而驰的。原因不是以劳动人民的先进部队为骨干，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改革。他们只能依靠冒险分子、投机分子，用历史上各种最坏的方法来破坏。本来社会主义完全可以在共产党和人民的民主运动的前进中来建设，来克服困难。而不是硬找出一批人来，把党的领导和先进人物打倒，而后建设一个‘乌托邦’来，结果只能在他们的权力范围内搞法西斯。”因此，“对‘文化大革命’，不能承认它有任何革命的意义”，“我们断定它在任何意义上都不能算是革命，虽然是一句话，但否定得斩钉截铁。”
第二，“文化大革命”的性质是一场内乱。胡乔木认为，这个内乱“把我们整个的国家、整个的党的原来的秩序完全推翻了”。这个内乱一直延续了10年，是个很特殊的局面。“这个内乱既不能说是一场革命的阶级斗争，又不能说是一场反革命的阶级斗争。”如果说是阶级斗争，“势必要产生一个问题，林彪、江青是不是代表地富反坏右？是不是要搞反革命复辟？他们究竟要干什么？严格说来，还不能说他们就是要搞一个什么东西。他们会把社会主义制度搞得奇奇怪怪，但很难说这是代表资产阶级，代表地主阶级。不太合乎事实”。“文化大革命”爆发后，“党的生活完全陷于变态，国家的生活完全陷于变态。国家的主席失掉了行动自由，总书记也失掉了行动自由。国家的宪法、法律所规定的各种最基本的原则都没有用了”。“林彪、江青两个阴谋集团利用了一部分合法的形式，造成了一场内乱。”所谓“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结果自己把自己搞乱。说“文化大革命”是我们国家的一场内乱是恰如其分的。“这个内乱是非常复杂的，跟历史上的一些内乱不相同”。这样“将来写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的时候，恐怕要说这是十年内乱时期”。
第三，“文化大革命”的发生既有直接原因，又有复杂的社会历史原因。在胡乔木的思考中，讲直接原因，确实有反修防修的考虑，还有毛泽东对已经形成但还不完善的社会主义观的追求，也有对党内不同意见产生的冲动等。讲复杂的社会历史原因，主要包括应怎么估计社会主义条件下的阶级斗争。这是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没解决的问题，我们党也没有解决好。还有，由于中国革命长时间的胜利，毛泽东在党内、在人民中的威信愈来愈高，增长了骄傲情绪，党的民主集中制受到削弱，国家民主化进程中断了，封建主义思想影响没有认真清除，个人崇拜现象有了滋长土壤。此外，他长期反对教条主义，但到晚年却将马克思列宁主义著作中的某些观点加以误解或教条化，在中苏两党论战中以为找到了“理论根据”，把阶级斗争扩大化的迷误当成保卫马克思主义的纯洁性等。
第四，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错误令人痛心。胡乔木从延安时期起就担任毛泽东的秘书，在他身边工作长达四分之一个世纪。谈到这个错误问题，胡乔木充满了深深的婉惜之情。他说：毛主席领导中国革命得到胜利，这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上，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历史上，可以说是一个划时代的胜利。但是，由于种种原因，“使得毛主席这样一个在中国革命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里作了伟大贡献的人物，犯了这样（发动‘文化大革命’——引者注）的错误”，“是非常令人痛心的”。但是，毛主席对中国革命的贡献这样伟大，这样令人痛心的错误“决不能够动摇他在历史上的地位，在中国人民心目中的地位”，“毛主席的错误同功绩比是第二位的”。他指出：对毛主席发动“文化大革命”的责任要说几条。最重要的是“文化大革命”“破坏了党和国家的一些基本原则和制度，使得林彪、‘四人帮’得以上台”，使国家权力完全由极少数人来决定，人事变化完全不要经过组织，个人说了算。这种极不正常的状况，必然是产生政变、阴谋的基础。这是个深刻教训，“在以后我们党的历史上，要永远不允许有任何这一类的现象重演”。
（二）正确说明了毛泽东的晚年错误同毛泽东思想的区别，对毛泽东思想体系作了开创性概括
邓小平多次讲了要对两者加以区别，但怎样讲出一番道理来，起草小组感到很为难。首先是，做这样的区别，人们能否接受？过去从来没听说过。胡乔木比我们这些人高明，讲了一番道理，他认为毛泽东思想包不包括毛主席的错误，这是最大的争论，“毛泽东思想里面不包括他的错误，我觉得，这不算什么奇怪的事情。这个‘思想’不是个动词。毛泽东思想，并不是说毛泽东同志在那里思想，他想什么东西，就把它记录下来。不是这样，这是个名词。所谓毛泽东思想，就是毛泽东的学说。他既然成为一种学说，那么，当然它是有逻辑的，不然怎么能成为学说呢？不合逻辑的东西，当然不能放到这个学说里面。历史上无论哪一个大学者，都不会把不能成为学说，也不能把不成为学说的因素的东西，放在他的选集里面，也不会把那些成分当做是他的学说的一部分”。他还指出：“长期形成的前期的社会主义思想是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后期则偏离了马克思主义。我们现在要把毛主席晚年这些思想上行动上的错误同毛泽东思想加以区别，加以对照。对毛泽东思想加以肯定，对毛主席晚年的错误的理论和实践加以批判。这是个非常重要的问题，给予正确解决是非常必要的。”我们指出“他的错误是违犯了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这“不但没有动摇毛泽东思想的科学性，而且从反面证明了毛泽东思想是不能违背的，违背了就犯这样那样的错误”。这番理论打开了我们的脑洞，稿子根据这个思想来论述，难题就破解了。
对毛泽东思想体系怎么概括，起草小组最初也众说纷纭。胡乔木指出：对毛泽东思想的认识一定要站得高、看得远，“毛主席对中国革命最伟大的贡献是创立了毛泽东思想”，要答复毛泽东思想的实质是什么，“不答复这个问题，坚持毛泽东思想的这个口号就没有力量”。在他看来，中国革命的胜利，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跟毛泽东思想是不可分的。我们现在没有理由丢掉把我们带到胜利的道路上的这样一个精神武器。有的同志说，就讲马克思主义就行了。应当说，如果就讲马克思主义，中国革命就胜利不了”。“我们可以看这一段时期毛主席的著作（当然不只他的著作，学一些与他同时代的革命前辈的著作），我们可以看到，这些东西能不能用马克思的著作来代替，用列宁的著作来代替，用斯大林的著作来代替，用什么共产国际的文件来代替？不可能的。”“毛主席这三十年的著作，确实是灌溉了我们的党，确实是培育了我们的党，确实把我们广大的干部带上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道路上去。所以，这些著作决不能丢掉的。这种财富是决不能丢的。”“我们所要的毛泽东思想，就是这个毛泽东思想。”胡乔木还指出：按照毛泽东思想，经济应当是怎么样的，政治应当是怎么样的，文化应当是怎么样的，党应当是怎么样的。如果这样答复一下，对“统一全党的思想，乃至全国人民的思想，很有意义”。“从这个观点出发，我们在《决议》里要把毛泽东思想贯穿到从始至终，使人感到中国共产党始终是坚持毛泽东思想的。在党犯错误的时候，党里还有很多人坚持毛泽东思想，他们重新领导人民，把中国带上正确的道路。在这一点上要很鲜明。毛泽东思想的原理、原则，要贯穿在整个《决议》的字里行间，始终使人感觉到，这是这个文件的思想的坚定不移的基础。”最后形成的《历史决议》稿，就是按照胡乔木的这个思想，既对毛泽东思想体系作了全面完整概括，又将这个思想的实质贯穿始终，邓小平和其他中央领导同志对此十分满意。
什么是毛泽东思想的实质，胡乔木在1980年7月下旬就明确指出：第一是实事求是，第二是群众路线，第三是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所有这些，“这在当时、现在以至将来，永远都是正确的，要坚持的”。在这一点上不能有任何动摇。“这几条基本原则一直是我们的出发点。从这些基本精神出发，毛主席在民主革命时期，提出一系列原理，领导革命胜利”，“然后又根据中国革命具体特点提出了新的办法，完成了中国社会主义改造这样的历史任务。所有这些，都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重要的新发展、新贡献”。上述思想，就是《历史决议》稿所概括的“毛泽东思想的活的灵魂”的三个基本点，这个概括可谓胡乔木的神来之笔。
（三）正确说明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发展历程，对影响党的历史进程的几个重要重大问题作了理论辨析
胡乔木如数家珍地与起草小组谈了新中国发展的30多年历史。他说：将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历史概述一遍，讲这个缺点那个错误，并不难。但是这样写下来，大家越看越泄气。我们不能就事论事，要对理论问题给予很大的关注。为什么会有这个缺点那个错误？与毛主席对一些理论问题的认识有关。因此，写历史要有理论，这个《历史决议》“要有一种理论的力量”，“你把理论讲清楚了，其他的事情，有的也可以不写”。
这里着重介绍胡乔木讲的三个理论问题。
一是关于新中国成立伊始是否就进行社会主义革命。毛泽东曾经说过，社会主义革命从新中国成立就开始了，这对怎样认识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历史有很大影响。胡乔木指出：“中央并未在中央正式文件中讲过一九四九年建国就标志着社会主义革命的开始。只是毛泽东同志一九五三年底在修改中宣部关于过渡时期总路线宣传提纲时加过这样一句话。但在一九四九——一九五二年中，中央从来都是讲新民主主义，否则新民主主义共和国就从来不存在也不可能存在了，新民主主义秩序能否巩固的问题也不会发生了。如果不是这样认识问题，就会损害一九四〇年《新民主主义论》发表以来直至一九四九年《共同纲领》通过并加以实行的党的信誉，使党陷于在根本理论上自相矛盾的地位。这不能用没收官僚资本主义资产来解释，因为这个口号不但在一九四八年《目前的形势和我们的任务》中已经明确宣布，实际上《新民主主义论》中关于新民主主义经济部分即已援引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而宣布了（‘凡本国人及外国人之企业，或有独占的性质，或规模过大为私人之力所不能办者，如银行、铁道、航空之属，由国家经营管理之’），如何能说国民党一大宣言就是宣布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与新民主主义还如何区别？同样，一九四九——一九五二年所进行的民主革命，特别是占全国人口大多数地区的土地改革这样规模空前的民主革命，也不能解释为顺带完成民主革命的‘遗留任务’。”据此，《历史决议》明确指出：“从一九四九年十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一九五六年，我们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有步骤地实现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转变。”
二是关于政治战线、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这曾经被视为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的重大发展。过去以为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即经济战线的社会主义革命的完成，社会主义制度就建立起来了。胡乔木说，1957年反右派斗争以后，“毛主席的头脑里（不但在头脑里，在他的文字里），就多出一个概念，叫做政治战线、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就是说，单有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革命是不行的，是不够的，一定还要有政治战线、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他指出：“这个提法是不对的。这个错误影响到后来，就越来越发展了。共产党已经掌握了全国的领导权，就谈不到政治战线还有什么社会主义革命。谁革谁的命？民主党派里有几个右派，那是小事，不能说是政治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思想战线的社会主义革命，“毛主席多次讲过，思想战线就不能革命，从来历史上也没有什么思想战线上的革命。社会主义的思想教育是个长时期的过程，我们现在对我们的下一代、下两代还要进行艰苦的工作”。毛主席认为还存在政治战线、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的结果，就是他“对社会主义改造以后阶级斗争的看法，不是愈来愈缩小，而是愈来愈扩大”。这个思想不断发展，“文化大革命”的爆发“就不能算是很奇怪的事情了”。这个理论辨析，廓清了长期的迷误。此后理论界讲社会主义就不再讲这个问题了。
三是关于阶级斗争扩大化和人为地制造阶级斗争。在探讨“文化大革命”时，最初一种比较普遍的说法是阶级斗争扩大化造成的。胡乔木不赞成这个说法，指出“文化大革命”的原因，说是阶级斗争扩大化，这样说不合适。“一九五七年——一九六六年的几次政治斗争不能都叫阶级斗争扩大化，只能说一部分是阶级斗争，另一部分不是阶级斗争而把它当做阶级斗争。如彭德怀，就不能说是阶级斗争。批判吴晗等是诬陷，一方面说是政治诬陷，另外又说是阶级斗争扩大化，这不是忠实于历史。”阶级斗争当然还存在，如帝国主义特务、台湾特务，同这些人的斗争，当然是阶级斗争。“以后还会有，但不能滥用，滥用了发生许多问题，阶级斗争何时是了？”胡乔木认为，将不是阶级斗争而把它当做阶级斗争，就是“人为地制造阶级斗争”。他说：历史上的社会政治矛盾，并不都是阶级斗争。阶级斗争、生产关系的变革，并不能解决历史上的社会经济政治矛盾的全部。经过革命，有许多矛盾还存在，除了经济矛盾外，还有许多非经济的矛盾。“阶级斗争决不是全体，把部分当全体，理论上实践上都犯了错误。经过社会主义革命，的确也产生了许多新的矛盾，集中表现为国家和人民的矛盾。一切矛盾都集中到政府头上来，工人农民遇到不满，都对着政府，因为没有资本家了，没有地主了，政府掌管了他们的全部生活。这些矛盾是存在的，还有新的，这些用阶级斗争的方法不能解决，反而搞得一塌糊涂”，“这是人为地制造革命对象”。
胡乔木的上述谈话，对于《历史决议》正确说明新中国成立后曲折发展的历史起到了重要指导作用。因此，笔者一直认为，没有胡乔木的大智慧，没有他殚精竭虑的思考和呕心沥血的工作，《历史决议》很难实现邓小平和党中央的要求，写成目前这样的面貌，达到了为绝大多数人所赞赏的程度。《历史决议》经受住了历史的检验，至今仍是我们党评价那段历史的准绳。
党的百年历史有两次最重要的伟大转折。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是百年党史第二次伟大转折。《历史决议》起草小组在党中央领导下，由邓小平直接主持和把关，由胡乔木具体操作，充分吸收各方面合理意见。1981年《历史决议》反映了这次历史转折的主要内容，推翻“文化大革命”中对新中国成立以来许多重大历史问题的不实之词，完成了党的指导思想上的拨乱反正。它是党的百年历史上无可替代的伟大历史文献，对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拨乱反正、正本清源至少有四大贡献。
第一，对党的历史特别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历史作了科学总结，实事求是地评价了若干重大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历史决议》首先对新中国成立前的历史作了概述，指出：中国共产党在领导各族人民为新民主主义革命而斗争的过程中，经历国共合作的北伐战争、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和全国解放战争这四个阶段，其间经受了1927年和1934年两次严重失败的考验。经过长期武装斗争和各个方面、各种形式斗争的密切配合，终于在1949年取得全国革命胜利。这段3500字的回顾言简意赅、精准到位，概括了党领导革命28年的历程，奠定了尔后撰写这段历史的基准。
《历史决议》主要是总结新中国成立后的历史，既对这段历史作了总体评价，也对许多重大事件、重要会议、重要人物有具体臧否，指出：党在新中国成立后的历史，总的来说是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指导下领导全国各族人民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取得巨大成就的历史。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是我国历史上最深刻、最伟大的社会变革，成为我国今后一切进步和发展的基础。《历史决议》还对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在政治、经济、文化、国防和对外关系等方面的主要成就作了概括，强调了取得的成就和成功经验，是党和人民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结果，是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表现。后来，由于经验不足和强大的国际压力等复杂的主客观原因，在对形势的分析和对国情的认识上发生偏差，犯了阶级斗争扩大化和经济建设上急躁冒进等错误，包括“文化大革命”这样全局性、长时间的严重错误。但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国家取得的成就是主要的。忽视、掩盖历史错误与忽视成就、否定成功经验的倾向都不是实事求是的。《历史决议》指出，八届八中全会关于所谓“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反党集团”的决议是完全错误的。对邓子恢等同志提出的农业中要实行生产责任制的观点给予了充分肯定，实际上作了平反。
《历史决议》对“文化大革命”前的十七年历史作了深入分析。首先，对“基本完成社会主义改造的七年”作了高度评价，指出：在这个历史阶段中，党确定的指导方针和基本政策是正确的，取得的胜利是辉煌的。党提出的过渡时期总线反映历史的必然性，在过渡时期中开辟出适合中国特点的社会主义改造道路。在一五计划建设中，既取得重大成就，又提出了探索适合我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任务。党的八大正确路线为新时期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和党的建设指明了方向。《历史决议》对“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十年”作了两方面分析，指出：由于对经济发展规律和我国经济基本情况认识不足，中央和地方不少领导同志滋长骄傲自满情绪，急于求成，在1958年轻率地发动“大跃进”和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使得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严重泛滥开来。国民经济在1959年到1961年发生严重困难，国家和人民遭到重大损失。1962年党的八届十中全会后，政治和思想文化方面的“左”倾错误发展起来，最后导致“文化大革命”。这是这段历史的一个方面。《历史决议》还指出：党和国家虽然遭到严重挫折，但在党中央和全党、全国人民艰苦努力下，社会主义建设仍然取得很大成就。这主要表现为：一是实行国民经济调整“八字方针”，制定一系列正确政策和采取果断措施，经济社会的状况得到恢复和发展，建立起了我们国家赖以进行现代化建设的物质技术基础。二是提出严格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把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作为国家政治生活主题的重要思想，积累了领导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经验，制定的各项工作条例和具体政策，对于改革开放后的各项事业发展仍然有重要借鉴作用。三是面对发生的经济严重困难，党和人民团结一致、同甘共苦，既克服了严重困难，又顶住了外来巨大压力，社会主义建设重新出现欣欣向荣的景象，各条战线涌现出了一批为实现“四个现代化”而奋斗的先进人物和优秀典型。四是培养了大批进行经济文化建设的骨干力量，他们经受住了历史考验，不少人在改革开放后走上重要领导岗位，许多人成为改革开放以来各项事业的坚强中坚。“这是这个期间党的工作的主导方面”，这就是说，应充分肯定“文化大革命”前十七年的历史。
第二，从根本上否定“文化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错误理论和实践，对“文化大革命”发生的直接原因和复杂的社会历史根源作了深刻分析。
一是对“文化大革命”的性质作了科学精准定位。《历史决议》指出：发动“文化大革命”是认为在党、政、军和文化领域各界里，多数单位的领导权不在马克思主义者和人民群众手里，在中央形成了资产阶级司令部，在地方和中央各部门都有代理人。这样对党和国家政治状况的估计是错误的。它的主要论据既不符合马克思列宁主义，也不符合当时的实际情况，在一系列重大理论和政策问题上混淆了是非。事实上，被打倒的领导干部是社会主义事业的骨干力量。“文化大革命”名义上是直接依靠群众，实际上既脱离了党的组织，又脱离了广大群众。它造成的“天下大乱”是新中国成立以来遭受的最严重挫折和损失。因此，“文化大革命”不是任何意义上的革命或社会进步，而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
二是对“文化大革命”的发展历程作了具体分析。《历史决议》将其分为三段。第一段是从“文化大革命”的发动到党的九大。党的九大使“文化大革命”的错误理论和实践合法化，加强了林彪、江青、康生等人在党中央的地位。党的九大在思想上、政治上和组织上的指导方针都是错误的。第二段从党的九大到党的十大。“林彪事件”客观上宣告了“文化大革命”理论和实践的失败。周恩来主持中央日常生活，批判极左思潮，使各项事业都有转机。党的十大继续了党的九大的“左”倾错误，“王江张姚”在中央政治局内结成“四人帮”。第三段从党的十大到1976年10月。1974年开展的所谓“批林批孔”运动的矛头是指向周恩来的。1975年邓小平在各方面的整顿使经济形势有了明显好转。随后发动的所谓“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使全国再度陷入混乱。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处于非常困难地位却为尽量减少国家损失和保护大批海内外干部费尽了心血的周恩来逝世，引起全党和全国人民无限悲痛。随后发生的“天安门事件”为粉碎“四人帮”奠定了群众基础。1976年10月上旬，中央政治局执行党和人民的意志毅然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结束了“文化大革命”的灾难。《历史决议》对“文化大革命”历程的分析成为此后编纂这段历史的准绳。
三是对“文化大革命”发生的复杂社会历史原因作了深刻分析。《历史决议》从两个方面加以论述。首先，从思想理论方面言，《历史决议》指出：党过去长期战争和激烈阶级斗争的环境之中，对于迅速到来的新生的社会主义社会和全国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缺乏充分的思想准备和科学研究。在观察和处理社会主义发展进程中出现的新矛盾新问题时，既容易把已经不属于阶级斗争的问题看成阶级斗争，又习惯于沿用过去熟悉的急风暴雨式群众性斗争方法，从而导致阶级斗争严重扩大化。再加上把马列著作中的某些设想和论点加以误解或教条化，似乎找出了有力的“理论根据”，因而形成一系列“左”倾错误观点和政策，“使我们把关于阶级斗争扩大化的迷误当成保卫马克思主义的纯洁性”。那时进行的反修防修运动，使阶级斗争扩大化的迷误深入党内，把不同意见的争论当作路线斗争的表现，这就使党很难抵制毛泽东等同志的一些“左”倾观点，它的发展就导致“文化大革命”的发生和持续。其次，从党的制度不健全和历史传统影响方面而言，《历史决议》指出：新中国成立以来，毛泽东逐渐骄傲起来，主观主义和个人专断作风日益严重，乃至凌驾于党中央之上，使集体领导原则和民主集中制受到破坏。历史上长期封建专制主义在思想政治方面对党的影响是不容易肃清的，这使得党内民主和国家政治生活的民主没有制度化、法律化，从而使党的权力过分集中于个人，滋长个人崇拜现象。这也使党和国家难于防止和制止“文化大革命”的发动和发展。
第三，实事求是地评价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充分肯定了毛泽东思想作为党的指导思想的伟大意义。这是起草《历史决议》最核心、最根本的问题。前述邓小平对此说得斩钉截铁，这个问题写得不好，《历史决议》不如不做。根据邓小平的指示，也是全党和全国人民的共同愿望，《历史决议》很好地解决了这个问题。
一是明确了毛泽东的历史功过。《历史决议》指出：毛泽东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战略家和理论家。就他的一生来看，他对中国革命的功绩远远大于他的过失。他的功绩是第一位的，错误是第二位的。“他为我们党和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创立和发展，为中国各族人民解放事业的胜利，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缔造和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建立了永远不可磨灭的功勋。他为世界被压迫民族的解放和人类进步事业作出了重大的贡献。”
二是将毛泽东晚年的错误与他的正确思想即毛泽东思想区别开来。《历史决议》强调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运用和发展，是被实践证明了的关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正确的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毛泽东晚年的“左”倾错误观点“明显地脱离了作为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原理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毛泽东思想的轨道，必须把它们同毛泽东思想完全区别开来”。简言之，凡错误的思想理论概不属于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思想只包括毛泽东的正确的科学理论。这样就解决了一个时期没法解决的既要坚持毛泽东思想又要否定毛泽东晚年错误的难题，为坚持毛泽东思想指明了正确方向。
三是重新定义毛泽东思想。《历史决议》指出：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对中国长期革命实践中的一系列独创性经验作了理论概括，形成适合中国情况的科学的指导思想，这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原理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产物——毛泽东思想（随后党的十二大加了“建设”二字，即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革命和建设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产物）。《历史决议》概述了毛泽东思想的形成和发展过程，指出：主要在20世纪20年代后期和30年代前期，我们党内盛行的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决议和苏联经验神圣化的错误倾向，使中国革命几乎陷于绝境。毛泽东思想是在同这种错误倾向作斗争并深刻总结这方面的历史经验的过程中逐渐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它在土地革命战争后期和抗日战争时期得到系统总结和多方面展开而达到成熟，在解放战争时期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得到发展。
四是强调毛泽东思想是党的集体智慧的结晶。《历史决议》指出：“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运用和发展，是被实践证明了的关于中国革命的正确的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我党许多卓越领导人对它的形成和发展都作出了重要贡献，毛泽东同志的科学著作是它的集中概括。”
五是对毛泽东思想体系作了全面的科学概括。《历史决议》指出，毛泽东思想具有多方面内容，以独创性的理论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个多方面的内容，就是“六加一”，构成毛泽东思想理论体系。所谓“六”，即关于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关于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理论、关于革命军队的建设和军事战略理论、关于政策和策略理论、关于思想政治工作和文化工作理论、关于党的建设理论。这些理论主要体现在毛泽东的37篇著作中。所谓“一”，就是毛泽东思想的活的灵魂。《历史决议》指出，这是贯穿于上述各个组成部分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这就是实事求是、群众路线和独立自主。这些在中国革命长期艰苦斗争中形成的具有中国共产党人特色的思想，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这里论列毛泽东的6篇著作并指出，这些具有中国共产党人特色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既体现在毛泽东全部科学著作中，也展现在中国共产党人的全部活动中。《历史决议》论述“活的灵魂”的基本三个要义，指出：毛泽东科学著作包含的许多基本原理、原则和方法，是有普遍意义的。现在和今后对我们都具有重要指导作用。因此，我们必须继续坚持毛泽东思想，认真学习和运用它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研究实践中出现的新情况，解决新问题，并以符合实际的新原理和新结论丰富和发展毛泽东思想。
第四，对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实现的伟大转折作了深入分析，第一次提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思想，并对党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逐步确立的适合我国情况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道路的基本点作了重要概括。这是《历史决议》的“历史的伟大转折”和“团结起来，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而奋斗”两部分，主要论述了以下这样五点。
一是高度评价粉碎“四人帮”的胜利，但“两个凡是”错误方针阻碍了历史发展。《历史决议》指出，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的胜利，从危难中挽救了党，挽救了革命，使我国进入了新的历史发展时期。一方面，从这时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的两年中，揭批“四人帮”和经济文化教育科技等各方面工作取得很大成绩；另一方面，由于推行“两个凡是”错误方针，压制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党的十一大继续肯定“文化大革命”的错误理论、政策和口号，又使各项工作受到很大影响。不改变原来的主要领导人，要纠正“左”倾错误是不可能的。
二是概括论列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成就，高度评价这次全会实现历史转折的伟大意义。《历史决议》指出：1978年12月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党的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结束了1976年10月以来党的工作在徘徊中前进的局面，开始全面、认真地纠正“文化大革命”中及其以前的“左”倾错误。《历史决议》从批判“两个凡是”错误方针、高度评价关于真理标准问题讨论、果断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错误口号和增选中央领导机构成员等七方面说明这次全会实现了在领导工作中具有重大意义的转折，并指出它标志着党重新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从此，党掌握了拨乱反正的主动权，有步骤地解决新中国成立以来的许多历史遗留问题和实际生活中出现的新问题，进行了系统管理的建设和改革工作，使我们国家在经济上和政治上都出现了很好的形势。
三是《历史决议》在最后“结语”部分，首次提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问题。毛泽东在1959年底1960年初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时曾讲过社会主义可能再划分两个阶段的思想，认为第一个阶段是不发达的社会主义，第二阶段是比较发达的社会主义。但随后进入经济困难时期，我国与苏联的关系日益紧张，这个问题没再论及。叶剑英在庆祝新中国成立30周年讲话也讲了“社会主义制度还处在幼年时期”，“在我国实现现代化，必然要有一个由初级到高级的过程”。《历史决议》的认识前进了一大步，指出：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这是建国以来最基本的历史经验。“尽管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还是处于初级的阶段，但是毫无疑问，我国已经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进入了社会主义社会，任何否认这个基本事实的观点都是错误的。”1987年党的十三大对这里提出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作了展开论述，这个思想理论是对科学社会主义的重大发展。
四是《历史决议》在“结语”部分，还首次对党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逐步确立的适合我国情况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道路的基本点作了重要概括。它指出：这条道路的主要点是从新中国成立以来正反两方面的经验，特别是“文化大革命”的教训中得出的基本总结。这包括十方面：（1）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我国所要解决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2）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必须从我国国情出发，量力而行，积极奋斗，有步骤分阶段地实现现代化目标；（3）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变革和完善必须适应生产力的状况，有利于生产的发展；（4）在剥削阶级作为阶级被消灭以后，阶级斗争已经不是主要矛盾；（5）逐步建立高度民主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是社会主义革命的根本任务之一；（6）社会主义必须有高度的精神文明；（7）改善和发展社会主义的民族关系，加强民族团结对于我们这个多民族国家具有重大意义；（8）必须加强现代化的国防建设，国防建设要同国家的经济的经济建设相适应；（9）在对外关系上，必须继续坚持反对帝国主义、霸权主义、殖民主义，维护世界和平；（10）建设具有健全的民主集中制的党。这十方面概括，实质上初步提出了在中国建设什么样的社会主义和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为后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和文化的愈益明晰和完善奠定了基础。
五是《历史决议》最后强调对于中国共产党一定要有正确认识。没有中国共产党就不会有现代化的社会主义中国。《历史决议》着重论列了这样三点：（1）中国共产党是先进的马克思主义政党，通过总结历史经验，对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认识超过了新中国成立以来任何一个时期的水平。《历史决议》指出：没有这个党的领导，没有这个党在长期斗争中同人民群众形成的血肉联系，没有这个党在人民中间进行艰苦细致的有成效的工作和由此而享有的崇高威信，那么我们的国家就会四分五裂，我们民族和人民的前途就会被断送。（2）党的领导不会没有错误，我们党敢于正视和纠正自己的错误，有决心有能力防止重犯过去那样严重的错误。《历史决议》指出：“坚持真理，修正错误”，是我们党的根本立场。过去采取这个立场，曾使我们的事业转危为安、转败为胜。今后继续采取这个立场，将引导我们取得更大胜利。“任何人都不能用党曾犯过错误作为削弱、摆脱甚至破坏党的领导的理由。削弱、摆脱和破坏党的领导，只会犯更大的错误，并且遭致严重的灾难。”（3）坚持党的领导，必须改善党的领导。《历史决议》指出：我们党在思想作风、组织状况、领导制度以及同群众的联系等方面仍然存在不少缺点，必须坚决克服。只要我们不断改善党的领导，我们党就一定能够更好地担负起历史赋予的巨大责任。
《历史决议》上述四大贡献，不仅使党对于重大历史问题的是非统一了认识，而且对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未来发展具有长远指导意义。它在中央全会上一致通过，标志着党在指导思想上完成了拨乱反正的历史任务。
邓小平对《历史决议》有个评价：这个“决议”是根据一开始提出的三项基本要求写的，现在的稿子“真正是达到了我们原来的要求。这对我们统一党内的思想，有很重要的作用”。“这个决议是个好决议”，“相信这个决议能够经得住历史考验”。时间是历史的审判官。过去40年了，正如邓小平所讲的，《历史决议》经受住了时间的检验、历史的考验，迄今仍具有极其重要的时代价值，是我们正确把握历史、指导当前工作的指针。
第一，从历史认知维度看，《历史决议》对党的历史特别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史上的重大事件、重要会议、重要人物的评论都没有过时，仍是我们认识这些问题的基本依据。比如，对1957年的整风和反右派斗争，有很大争议。一是认为反右派斗争是“钓鱼”，是从整风开始故意设下的圈套。这种看法，对一些不了解历史的人来说很有市场。笔者在原中央党史研究室1995年到2003年主持编修《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时，研究过这段历史。就笔者接触的档案资料看，没有任何一个材料能支撑这个观点。最初，党中央和毛泽东是真心实意发动民主党派帮助党整风的。这在党的八大就决定了。党的八大以后，党内民主和国家民主的空气也非常活跃。1957年2月，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作题为《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报告，洋溢着生动活泼的民主气氛。根据这个报告，党中央正式发布文件，号召全国人民帮助党整风，特别是民主党派要帮助共产党整风，改善党群关系。但是，在5月开展整风运动过程中，一些党外人士，特别是一些民主党派的头面人物，要求大鸣大放，提出了不少很尖锐的意见，这些意见有的是积极的建设性意见，但也有些是对党的领导、对社会主义道路提出的非议，既有不同看法，也有不满情绪。在党内也有一些很尖锐的意见，涉及国家根本制度。党中央和毛泽东听到这些意见后，静观事态发展。随着对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持否定意见的升级，中央领导人的思想也开始发生变化。到了5月中旬，才下决心改变原来的想法和部署，认为这是严重的阶级斗争，右派要向共产党夺权，推翻社会主义制度，不能不反击，开展反右派斗争。因此，由整风到反右派斗争是有一个变化过程的，并非“钓鱼”阴谋。不少人参加过毛泽东在2月最高国务会议上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讲话，还有3月关于宣传工作的座谈会。他们都有切身感受，那时确实是和煦春风啊！对这段历史的演变可以有不同意见，但“钓鱼”论、“圈套”论绝对是主观臆断，将毛泽东后来说的“阳谋”之类的话进行违反历史真实的“推演”，混淆是非。这种“推演”，看似有理，实则无据！
与此相关的，是否认反右派斗争的必要性，本文不赞同这种观点。笔者亲自经历过反右派斗争的“历史现场”，1957年，笔者在北京大学哲学系读一年级，当时的北京大学是全国反右派斗争“历史现场”的一个缩影。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开展后，学校秩序很乱，师生无法安静上课学习。辩论会乱哄哄的。一些过激言论对青年学生具有很大煽动性，有些人就策划和鼓动上街游行。5月25日，毛泽东发表讲话，指出：“一切离开社会主义的言论行动是完全错误的。”这使许多同学很受鼓舞，原来不知底里的同学也清醒过来了。毛泽东这个讲话的发表，对于扭转北京大学辩论会主导方向起了决定性作用。在当时那种十分紧张的政治气氛中，在人们思想十分混乱的情况下，在全党和全国人民中开展一次社会主义教育，对那些反对党的领导、反对社会主义道路的言论和行动进行政治斗争，有没有必要，是不是正确的呢？答案是肯定的。开展社会主义教育，使大家正确认识我们国家的国情，在中国要使国家富强起来，必须坚持党的领导，走社会主义道路，这是非常必要的，进行批判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论和行动的政治斗争，分清基本的大是大非，没有任何输理的地方。不这样，党和国家确实会大乱。从北京大学来看，情况就是“山雨欲来风满楼，黑云压城城欲摧”了！《历史决议》所讲的对那些向党和社会主义的进攻“进行坚决的反击是完全正确和必要的”，就是在这个意义上认定的。这有什么错呢？没错！这是一方面。
另一方面，那时党对这种突如其来的“进攻”，既没有充分的思想准备，也缺乏应对的丰富经验，把思想政治教育和群众性政治运动混在一块，用搞阶级斗争、抓阶级敌人的办法来开展反右派斗争，将许多人打成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作为阶级敌人进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这是错误的。对这些同志造成巨大伤害，也使民主体制机制遭受很大挫折，这是沉重教训。因此，对1957年反右派斗争要作具体分析，讲两点论：一是进行思想政治教育、对一些错误言论进行批判斗争是必要的、正确的。二是搞群众性的政治运动，将并非真正的“右派分子”作为阶级敌人加以打击，严重混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这个做法是错误的。因此，改革开放后很快对错划为“右派分子”的同志统统平反了。对此，我们不能认为错划了55万人，就否定前述进行思想教育和政治斗争的正确性和必要性。这是两个问题，不能混淆。改革开放以来，党也碰到过这类问题，吸取了这个历史教训，没有再搞大规模的政治运动。以后恐怕还会碰到这样的问题，因为这么大的国家，这么大的党，要大家思想认识都高度一致，很困难。左、中、右，任何时候都有，但“右”不一定是敌人，这是要严格分清的。无论来自哪个方面的不同意见，都要靠教育、靠法制解决。谁违反了宪法和其他什么法，该怎么处理，就怎么处理，不要简单化、极端化。
此外，还应当充分认识反右派斗争的严重后果。《历史决议》将反右派斗争的错误方面定为“严重扩大化”。怎样认识这个“严重扩大化”呢？笔者以为，除了对于被打成右派分子个人及其家属的严重伤害外，对于党和国家言，最重要的是“两个逆转”“三个打断”。所谓“两个逆转”，一是它改变了党的八大关于社会主要矛盾的论断，使党的指导思想开始向“左”逆转；二是它改变了党对自己所处历史方位的正确认识，其思维方式和决策理念在许多方面又由应当大力抓经济建设的执政党向以抓阶级斗争为主要任务的执政党逆转，政治运动不断，经济建设受到很大影响，广大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长期得不到应有改善。所谓“三个打断”，是打断了三个进程：一是打断了探索中国自己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的改革和发展进程；二是打断了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民主和法制进程；三是打断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发展进程。《历史决议》对反右派斗争的分析和评价是全面的，迄今仍然是我们认识这段历史应当坚持的指针。
第二，从思想方法维度看，《历史决议》分析和评价建党以来特别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史问题的立场、观点、方法没有过时，时至今日仍然需要我们坚持和遵循。
首先从立场上讲，就是坚持人民大众立场。这比以往讲的无产阶级立场更适合中国国情。习近平多次指出：人民立场是中国共产党的根本政治立场。《历史决议》就是站在人民大众的立场上来论述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历史问题。比如，对毛泽东功过是非的分析和评述，始终坚持人民大众立场。邓小平讲述这个问题时说，关于毛泽东功过的评价和毛泽东思想怎么写的问题，他了解过普通群众的看法。他说：我找警卫局的同志谈了一下。他们说，我同意大利记者法拉奇的谈话，干部、战士们讨论过，觉得我这样讲好，能接受。“对毛泽东同志的功过评价不恰当，老工人通不过，土改时候的贫下中农通不过，同他们相联系的一大批干部也通不过。”《历史决议》坚持了这个立场。参加4000人大会讨论有很多不同意见，起草小组坚持这个立场不为所动，坚定不移地写下了前述对毛泽东历史功过的明确评价，旗帜鲜明地全面概括了毛泽东思想理论体系，为毛泽东思想继续作为党的指导思想奠定了理论基础。
其次从观点上讲，就是坚持唯物史观。我们的老祖宗马克思主义奠基人讲过，历史活动是群众的事业。新中国成立后，广大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和其他劳动者已成为国家的主人，是社会主义新生活的创造者。每个社会成员作为新生活的创造者，都参与了这一伟大的事业。我们的党所进行的一切活动，也是为了这一伟大的事业，并在这一伟大事业中起着领导者和组织者作用。因此，回顾历史，首先应该把新中国的历史，看成人民群众为社会主义而斗争的历史，广大人民群众自己奋斗的历史，而不只是党的某个领导人的功过记录，更不应当把党的领导人同人民群众完全对立起来。只有站在国家主人翁立场上，着眼于广大人民群众，而不是囿于因个人不幸遭遇所遗留的创伤来总结历史经验，才能不为纷繁错乱的表面现象所迷惑，从而紧紧把握住历史发展的本质，比较客观地看问题。《历史决议》正是立足于人民群众是新中国历史的创造者这个基本点，来总结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历史经验。它把我们党的事业看作人民的事业，把广大人民群众的革命实践看作历史活动的主体，并且以广大人民群众的革命实践作为评价历史、衡量是非的尺度。这样，对于新中国成立以来历史的总结就得出了顺乎事理、合乎民心的结论。这些结论是客观的，揭示了我国历史发展过程的实际面貌；这些结论是积极的，振奋了人民群众的革命精神，继续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贡献力量。
再次，从方法论讲，就是坚持辩证法。简单地说，就是对历史采取分析态度，辩证地看待历史的曲折。坚持“两点论”，反对“一点论”；坚持全面性，反对片面性；坚持认知历史的复杂性、曲折性，反对将历史直线化、简单化、极端化。在唯物辩证法看来，人类的历史从来就不是径情直遂的，而是在往返曲折中向前发展的。马克思主义者认识了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能够估计历史上最复杂、最离奇的曲折现象的发生，有可能尽量少走弯路，使革命事业少受损失。但是，马克思主义者毕竟是现实中的人，而不是幻想中的神，改变不了历史螺旋式上升、波浪式前进的发展规律。要求不走一点弯路，不发生一点挫折，这在实践上是根本不可能的；在认知上，必须改变这种观念。列宁说：“把世界历史设想成一帆风顺的向前发展，不会有时向后作巨大的跳跃，那是不辩证的，不科学的，在理论上是不正确的。”世界历史如此，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历史也如此。尽管在探索建设社会主义的过程中遭受了严重的曲折和挫折，但就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历史总体而言，却要分清主流和支流、全局和局部。因此，《历史决议》指出：我们取得的成就还是主要的，忽视或否认我们的成就，忽视或否认取得这些成就的成功经验，是严重的错误。经过“文化大革命”这么大的内乱，我国社会主义制度仍巍然屹立，这既说明了社会主义的强大生命力，也说明了我们党领导全国人民的艰苦奋斗所取得的成就是主要的，才使社会主义具有这样强大的生命力。再则，对错误和挫折不应当只从消极的方面去看待。任何事物都有两重性。错误本身是不好的，但只要认识了错误，总结出了经验教训，就会成为正确的先导，变为宝贵的财富。过去发生的几次大的挫折，特别是“文化大革命”这样的严重挫折，使制度上的弊病、指导思想和方针政策上的错误都充分暴露出来，使我们党对这些问题的认识越来越清楚。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邓小平说：我们根本否定“文化大革命”，但应该说“文化大革命”也有一“功”，它提供了反面教训。没有“文化大革命”的教训，就不可能制定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思想、政治、组织路线和一系列政策，“文化大革命”变成我们的财富。这就是历史的辩证法。《历史决议》坚持历史的辩证法，因而对新中国成立以来的若干历史问题作出了科学、全面的结论，获得了全党全国人民的拥护。
第三，从逻辑思辩维度看，马克思主义认识客观事物的一个重要因素，就是要求坚持认识论、方法论和逻辑学的高度统一。只有这样，才能通过复杂现象揭示事物的本质，达到真理性认识。这种思辩性思维仍值得我们学习和掌握。《历史决议》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的辩证逻辑，运用形而上的思辩思维，对建党百年来最复杂的新中国成立后近三十年的历史作了深入剖析，提出了四个重要区别，使长期受非此即彼的形而上学思想影响困扰的人们的一些历史难题迎刃而解。这四个重要区别是：
一是前述将毛泽东思想同毛泽东的晚年错误区别开来。好多同志长期受形而上学思想束缚，不能将这两者加以区别，甚至不同意这种区别。“两个凡是”的理论错误，就是不能做出这个区别，甚至有的人还反对这个区别，不认为毛泽东晚年有错误，坚持“文化大革命”是正确的理论和实践，因而不赞同乃至反对关于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历史决议》指出：“因为毛泽东同志晚年犯了错误，就企图否认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价值，否认毛泽东思想对我国革命和建设的指导作用，这种态度是完全错误的。对毛泽东同志的言论采取教条主义态度，以为凡是毛泽东同志说过的话都是不可移易的真理，只能照抄照搬，甚至不愿实事求是地承认毛泽东同志晚年犯了错误，并且还企图在新的实践中坚持这些错误，这种态度也是完全错误的。这两种态度都是没有把经过长期历史考验形成为科学理论的毛泽东思想，同毛泽东同志晚年所犯的错误区别开来，而这种区别是十分必要的。”《历史决议》坚持作出这个重要区别，既否定了“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和实践，又高举了毛泽东思想继续作为党的指导思想伟大旗帜。批评毛泽东晚年错误，既没有影响毛泽东同志的光辉形象，也没有降低他在中国人民心目中的地位。“他对革命事业长期的伟大贡献，中国人民始终把毛泽东同志看作是自己敬爱的伟大领袖和导师。”
二是将毛泽东晚年的错误同林彪、“四人帮”的罪恶活动区别开来。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犯的错误是严重的，在“文化大革命”中重用过林彪、江青等人。但是，“他们组成两个阴谋夺取最高权力的反革命集团，利用毛泽东同志的错误，背着他进行了大量祸国殃民的罪恶活动，这完全是另外一种性质的问题”。因此，绝不能将毛泽东的错误与林彪、“四人帮”的罪恶混为一谈。其实，两者的区别是明显的。其一，目的主旨不同。尽管毛泽东对党和国家的实际情况作了错误估计，但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初衷是希望党仍然保持先进性和纯洁性，国家不改变颜色，社会主义不红旗落地。而林彪、江青一伙的实际目的，是为了夺取更多更大的权力，乃至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权。其二，活动情况不同。毛泽东尽管没有在全局上改变“文化大革命”的错误路线，但其间也有不少正确的决策。如保护一些党的领导干部和党外著名人士；领导粉碎林彪集团的斗争；没让江青集团篡夺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权的野心得逞；允许继续进行“两弹一星”等国防高科技试验；始终警觉地维护国家安全；1970年代始调整外交方针，推动打开对外关系新局面；等等。而林彪集团特别是江青集团，则主要进行大乱天下、祸国殃民的罪恶活动。其三，历史基础不同。毛泽东有“四为”，即“为我们党和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创立和发展，为中国各族人民解放事业的胜利，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缔造和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建立了永远不可磨灭的功勋”，还“为世界被压迫民族的解放和人类进步事业作出了重大的贡献”。林彪虽然有战功，对人民军队建设也有贡献，但最后叛逃国外，折戟沉沙于温都尔汗，性质完全改变了。“四人帮”在历史上无战功可言，在“文化大革命”中则罪大恶极，罄竹难书。
三是将“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和实践同作为时间概念的“文化大革命”时期区别开来。作为政治概念的“文化大革命”，其理论是无产阶级专政继续革命理论，其实践是进行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政治大革命，这是完全错误的，必须彻底否定。但是，这并不等于“文化大革命”时期没有任何成就。在这10年间，除有上述毛泽东的正确决策外，在周恩来和邓小平先后主持中央日常工作期间，为扭转“文化大革命”的错误所做的巨大努力，党的各级干部和广大人民群众以各种形式对“文化大革命”的错误进行过抵制和抗争，并且在非常困难的条件下坚持工作，坚持生产，使国民经济在遭到巨大破坏的情况下仍然得到一定发展，使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没有中断，这都是不能抹煞的。“当然，这一切决不是‘文化大革命’的成果，如果没有‘文化大革命’，我们的事业会取得大得多的成就。”
四是将摒弃“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这个有特定含义的口号，同还要继续进行各方面的革命斗争区别开来。《历史决议》指出：所谓“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使“‘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一语有了特定的含义”，“我们坚决纠正‘文化大革命’中所谓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口号的错误，这绝对不是说革命的任务已经完成，不需要坚决继续进行各方面的斗争”。这是两码事。《历史决议》指出：社会主义不但要消灭一切剥削制度和剥削阶级，还要逐步消灭一切主要由于社会生产力发展不足而造成的重大社会差别和不平等，直到共产主义实现。这是人类历史上空前伟大的革命。现在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进行的斗争，正是这个伟大革命的一个阶段。因此，革命概念还要继续使用，我们还要保持崇高的革命理想和旺盛的革命斗志。上述区别，对于澄清模糊认识、消除疑虑，正确认识“文化大革命”这段历史具有重要积极作用。
综上所述，1981年《历史决议》没有过时，它为我们坚持正确党史观树立了活生生的样板。新出版的《中国共产党简史》，对“文化大革命”只作了篇幅较少的简明叙述，是因为这是普及本，读者对象更多的是不大了解历史的广大年轻人，他们没有充分的历史知识基础。这里丝毫不存在要为“文化大革命”翻案的问题，因为在《中国共产党简史》并没有更改《历史决议》的定性结论和其他一切重大论断。有种种不正确想法的，是对《中国共产党简史》的误读。习近平指出：“一切向前走，都不能忘记走过的路；走得再远，走到再光辉的未来，也不能忘记走过的过去。”《历史决议》既使我们学习和研究党的百年历史特别是新中国以后的历史有了根本遵循，也为我们认识和把握“更光辉的未来”提供了可资借鉴的“立场、观点、方法论”指针。让我们坚持正确的党史观、赓续党的百年历史，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接力奋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