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人实现民族复兴的战略设想

作者：刘潇敏，湘潭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李永春，湘潭大学毛泽东思想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

原载于《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21年第10期

[摘 要]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是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的起始阶段。在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紧紧把握民族救亡的时代主题，形成了实现民族独立和复兴的设想与实践，即建立民族独立和人民当家作主的“新政治”路径，探索振兴经济、增强实力的“新经济”发展道路，推动中华民族复兴的“新文化”变革。基于文献整理的维度，梳理与阐释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有关民族复兴战略的设想，对于新时代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事业和全面开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征程，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关键词]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民族复兴

　　习近平在《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一百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进行的一切奋斗、一切牺牲、一切创造，归结起来就是一个主题：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是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的起始阶段。基于文献整理的维度，梳理与阐释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有关民族复兴战略的设想，可进一步昭示中国共产党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对于新时代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事业和全面开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征程，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一、构建民族独立和人民当家作主的“新政治”发展战略

　　立足于旧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中国共产党提出，实现民族复兴的首要任务是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联合统治，建立民族独立和人民当家作主的新政治。

　　（一）争取民族独立是实现中华民族复兴的基本前提

　　争取民族独立既是民族复兴的题中应有之义，也是实现民族复兴的基本前提。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始终把争取民族的独立和解放置于各项革命事业的中心。1922年6月15日，中国共产党发表《第一次对于时局的主张》，首次提出中国为“半独立的封建国家”的认识。同年7月召开的党的二大明确表示，要以革命的手段“推翻国际帝国主义的压迫，达到中华民族完全独立”。在此基础上，中国共产党人积极投身革命运动，要“努力完成民主革命，推翻军阀及国际帝国主义在中国之特权与压迫，建立完全自主的独立国家”。随后，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合作开展国民革命运动，坚信“半殖民地的中国，应该以国民革命运动为中心工作，以解除内外压迫”，只有“共同的实行国民革命运动，中国才有复苏的希望”。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及时调整政策，确立了开展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号召全国民众在苏维埃政府的领导下“根本推翻帝国主义国民党的统治，建设独立自由的新中国”。

　　1935年华北事变后，中日民族矛盾上升为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中国共产党审时度势，认识到“为了争取民族独立，我们首先应该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并且号召全国人民“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强盗，复兴我们中华民族”。1939年7月，《八路军全体将士为抗战两周年纪念通电》称：“倘能坚持持久战，巩固国内团结，充分发扬民力，政治益求精进，必能最后战胜顽寇，而置民族于复兴之境。”抗日战争的胜利，使中华民族迎来追求独立和复兴历史进程的伟大转折。由于国民党坚持“独裁、内战、卖国”三位一体的反动方针，中国共产党立即提出：“中国人民必须是中国的主人，中国人民必须自觉地掌握自己国家的命运。”1948年12月30日，毛泽东进一步提出“将革命进行到底”，为“使中华民族来一个大翻身”，“使中国人民来一个大解放”，建立“真正的独立国”。

　　可见，争取民族独立始终是中国共产党领导革命的目标，也是实现民族复兴战略的逻辑基点。新中国成立创造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政治基础，实现了近代以来无数仁人志士梦寐以求的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也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了基本的社会条件和政治前提。

　　（二）发展“人民的民主政治”是实现中华民族复兴的时代要求

　　民主政治既是民族复兴的重要目标，也是实现民族独立、推进民族复兴的重要手段。早期共产党人明确指出，挽救民族危亡必须要“站在社会的基础上造成新的政治”，“用革命的手段建设劳动阶级（即生产阶级）的国家，创造那禁止对内对外一切掠夺的政治、法律，为现代社会第一需要”。1922年6月，中国共产党发表第一次《中国共产党对于时局的主张》，揭示了中国“名为共和，实为半独立的封建国家”的根本原因是“民主政治未能成功”，而“军阀政治是中国内忧外患的源泉，也是人民受痛苦的源泉”，所以推翻军阀政治，建设民主政治是解决中国问题的关键。这表明中国共产党已经认识到只有推进民主政治，才能取得民族独立与社会进步。

　　大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建立民主联合战线，在国民革命运动中进一步认识到实行民主政治的必要性。一方面，实行民主政治就是反对封建割据，促进国家统一。中国共产党认为，必须通过“民主的统一运动”，“使同一国民在一个统一的国家统治之下，才能根本改变军阀割据纷争的局面”。另一方面，无产阶级在国民革命中必须为实现民主政治而斗争，共产党人在达到社会主义的途径中，“随时有切近的目标和利益，就是政治自由及经济改善”。因此，中国共产党领导工农为实现民主政治的争斗，“并非超过国民革命，而实是推进国民革命”。国共关系破裂后，中国共产党强调实行民主政治“是引进广大的劳动群众参加管理国事的最好的方式”，可以最大限度争取群众。

　　全面抗战爆发以后，中国共产党提出了实行民主政治的构想。第一，实行民主政治是抗战胜利的必要条件。毛泽东指出：“和平、民主、抗战为今日民族解放斗争不可分割的方针”“非民主不足巩固和平”“非民主不足保证抗战。”第二，实行民主政治有利于凝聚中华民族复兴合力。只有实现民主制度，各种不同意见才有“共同讨论与共同解决的机会”，各种不同的信仰才有可能“共同行动”。第三，实行民主政治有利于促进中华民族的和平统一。中国人民的历史任务就是“将分裂的中国变为统一的中国”，而且是“人民大众的民主的统一”，而不是“独裁者的专制的统一”，只要有“人民的自由”“人民的民主政治”，中国就一定能统一。第四，实现民主政治，有利于激发人民的爱国主义精神，实现国家认同与民族认同。只有“依靠于广泛的民主，发扬民主精神，才能启发人民爱民族爱国家之至高无上的观念，以献身于革命事业”。正如毛泽东所说，民主政治“是发动全民族一切生动力量的推进机”。1945年7月，毛泽东在回答黄炎培提出的历史周期律问题时说：“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律。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毛泽东关于“民主新路”的论述，是对中国共产党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经验教训的总结，表明中国共产党深刻认识到实行民主政治是现代民族国家的基本特征，也是推进民族复兴的必然要求。

　　（三）中国共产党对“新国体与政体”的探索和实践

　　在探索中国政治出路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先后提出“无产阶级民主”“工农民主专政”“新民主主义共和国”“人民民主专政”，最终找到了建立民族独立、人民当家作主的新政治路径。

　　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就确立了民主政治的目标，提出“党的根本政治目的是实行社会革命”，“承认无产阶级专政”“由劳动阶级重建国家”等，从而把实现民主政治与民族独立的目标联系起来，且赋予民主政治以阶级性、人民性、革命性的鲜明特色。1922年6月，中国共产党在《第一次对于时局的主张》中指出，“民主政治”就是民主派“用革命的手段完全打倒非民主的反动派官僚军阀，来掌握政权的意思”。随后党的二大论述了无产阶级加入民主革命运动的必要性，表示要以“扫清封建军阀推翻帝国主义的压迫，建设真正民主政治的独立国家为职志”，提出“实现中华民族完全独立”和统一中国为“真正民主共和国”的奋斗目标。党的三大把“取得一切政治上的自由及完全的真正的民族独立”写入党纲草案。这表明中国共产党把发展民主政治与争取民族独立的目标结合起来，举起了民族复兴的旗帜。

　　大革命时期，党内关于“民主共和国”的性质存在争议，如陈独秀认为民主革命完成以后要建立资产阶级性质的“民主共和国”，但是以毛泽东、瞿秋白等为主要代表的共产党人则主张“民主共和国”的非资本主义前途。1927年4月，党的五大提出要建立工农小资产阶级的民权专政，由此迈出了民主政治发展的关键一步。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调整策略，提出工农民主专政的新构想，并且在苏区付诸实践。1931年11月7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成立，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工农群众建立全国性政权的最初尝试，是“中国工农民主专政在全国范围内胜利和奠定的先声”，拉开了“创造中国新社会的序幕”。

　　1935年华北事变后，中国共产党将政治建设与全民抗战相结合，逐步实现从“苏维埃工农共和国”到“苏维埃人民共和国”（瓦窑堡会议）再到“全中国统一的民主共和国”的升华。中国共产党认为，“全中国统一的民主共和国”的口号，是“团结一切抗日力量来保障中国领土完整和预防中国人民遭受亡国灭种的惨祸的最好方法”，给予了“中国无产阶级及其首领共产党为着将来的社会主义的胜利而斗争以自由活动的舞台”。这表明，中国共产党对于“民主共和国”的建构，不仅着眼于抗战的现实需求，更是为将来建立社会主义新中国进行战略布局。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提出关于“新民主主义共和国”的构想，就是要建立“只能是在无产阶级领导下的一切反帝反封建的人们联合专政”的“新民主主义共和国”。它的国体是“各革命阶级联合专政”，政体是“民主集中制”。这就是“名副其实的中华民国”，“这就是今天‘建国’工作的唯一正确的方向”。1945年4月，毛泽东在党的七大上所做的《论联合政府》的政治报告，进一步提出要建立“新民主主义国家制度”。这些探索对后来“人民共和国”的成立起了奠基作用。

　　随着抗日战争胜利，建立新中国成为时代主题，中国共产党逐渐提出了人民民主专政的主张。1947年10月，毛泽东发出“废除蒋介石统治的独裁制度，实行人民民主制度”的号召。1948年9月，毛泽东进一步提出“建立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强调“我们的政权的任务是打倒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要打倒他们，就要打倒他们的国家，建立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1949年6月，毛泽东发表《论人民民主专政》，对人民民主专政做了系统论述，指出“中国人民在几十年中积累起来的一切经验，都叫我们实行人民民主专政”，“对人民内部的民主”和“对反动派的专政”结合起来“就是人民民主专政”，而且“我们完全可以依靠人民民主专政这个武器，团结全国除了反动派以外的一切人，稳步地走到目的地”，即“经过人民共和国到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到达阶级的消灭和世界的大同”。这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奠定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政治基础。

二、探索振兴经济、增强实力的“新经济”道路

　　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条件下，实现中华民族独立和复兴有着特别的经济要求。对此，中国共产党提出，需要从根本上解除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经济束缚，在理论上和实践中探索振兴经济、增强实力的“新经济”道路。

　　（一）振兴经济、增强实力是实现民族独立和复兴的基础

　　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始终把实现国家富强、经济繁荣的奋斗目标与民族独立和复兴的历史使命联系起来，探索打破束缚社会生产力的桎梏，振兴中国经济的新途径。

　　中国共产党人认识到，经济振兴、实力增强，是民族复兴的基础条件。

　　一方面，经济问题是一切问题的基础，只有夯实经济根基，才能为民族复兴提供坚实的物质支撑。李大钊早在1919年发表的《再论问题与主义》一文中，就明确提出“经济问题的解决，是根本解决”的观点。大革命时期，恽代英强调中国只有发展经济，发达实业，打倒外资，实现经济独立，才能从源头上根本解决中国问题，因此，“吾人必须在经济上得着独立，中华民族乃能独立”。抗日战争期间，中国共产党把加强经济建设，增强经济实力与战胜日寇直接联系起来。毛泽东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提出全民族的任务，其中“第九个任务”即“实行新的战时财政经济政策”，“组织广大人民的生产积极性，使之为着战争供给而效力”。新中国成立前夕，毛泽东在总结革命经验时指出：经济工作是“是决定一切的，是决定军事、政治、文化、思想、道德、宗教这一切东西的，是决定社会变化的”，“因此，所有的共产党员都应该学习经济工作”。可见，中国共产党人始终强调经济建设在民族独立和复兴中的基础地位。

　　另一方面，经济问题是现实的社会问题，只有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才能为中华民族的独立和复兴提供不竭的动力支持。中华民族独立和复兴的目标，就是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追求。大革命时期，恽代英指出：“中国今日自然非把北京政府打倒不可”，然后“必须从速修改条约，清理国债，安置平民生活，而加增其福利，如此然后可以使一般人民有可安的生活，可以恢复社会秩序，然后中国有复兴之望”。抗日战争期间，经济问题是全民族进行抗日战争的基础，中国共产党强调必须把发展经济与改善民生相结合，才可充分激发民众抗日救国的主动性、积极性。1936年8月25日，中国共产党发布《中国共产党致国民党书》，提出为人民“谋利益的民主共和政府”的纲领之一，必须是“能够发展国民经济减轻以至免除人民生活上的痛苦的”。只有把“经济建设与改善民生联系起来”，才能鼓起民众“为救国而赴汤蹈火的热情”，才能动员他们“为民族解放的事业而牺牲奋斗”，为此，中国共产党提出了各项改善民生的措施。毛泽东强调，真正的完全的共产主义者“第一个方面的工作”，就是“要组织人民、领导人民、帮助人民发展生产，增加他们的物质福利，并在这个基础上一步一步地提高他们的政治觉悟与文化程度”。这充分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对于发展经济与实现民族独立和解放的科学认识。

　　事实上，中国共产党始终把振兴经济、增强实力，建设繁荣富强的国家与社会做为民族独立与复兴的重要目标与手段。早期共产党人认识到“中国无疑还处在经济发展的原始阶段”，强调“要振兴国家经济，使中国人民摆脱外国的剥削”。党的二大提出党的最低纲领，其中就涉及经济发展的具体目标。许多共产党人也从国家富强、经济繁荣的维度阐释了共产主义理想和民族复兴阶段目标，强调“政治上的创造”和“经济上的创造”，两者须臾不可缺。抗日战争更加激发了人民对国家富强的向往与追求。中国共产党深刻体察人民心声，1935年12月召开的瓦窑堡会议提出要使中国达于“富强隆盛之域”的目标。1945年4月，党的七大明确提出建立一个无产阶级领导的“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和富强的中国”的目标，“富强”首次明确成为中国共产党建立新中国的价值追求。1949年3月，毛泽东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提出“中国的兴盛是可以计日程功的，对于中国经济复兴的悲观论点，没有任何的根据”。随后，毛泽东向世人宣告：“中国将如太阳升起在东方那样，以自己的辉煌的光焰普照大地，迅速地荡涤反动政府留下来的污泥浊水，治好战争的创伤，建设起一个崭新的强盛的名副其实的人民共和国。”可见，中国共产党人始终视国家富强和经济繁荣为民族独立和复兴的内在要求，以振兴经济、增强实力、实现富强为不懈的追求与梦想。故国外学者评论说：“领导中共取得1949年胜利的人，不是只会耕地的革命者，他们既是追求社会主义前程的马克思主义者，又是努力实现中国‘富强’梦的维新者。”毛泽东明确指出：“中国一切政党的政策及其实践在中国人民中所表现的作用的好坏、大小，归根结底，看它对于中国人民的生产力的发展是否有帮助及其帮助之大小，看他们是束缚生产力的，还是解放生产力的。”基于历史考察就能看到，中国共产党始终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代表，而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就是为了实现民族独立和复兴的目标。

　　（二）中国共产党对于“新经济”道路的探索

　　中国共产党人分析认为，近代中国积贫积弱、民生困苦的根源是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封建制度的束缚，因此要打败帝国主义和解除封建生产关系的束缚，逐步向社会主义道路过渡，以社会主义道路和方式实现国家富强、民族复兴。

　　早期中国共产党人认识到，“中国今日扰乱之本原，全由于欧洲现代工业勃兴，形成帝国主义，而以其经济势力压迫吾产业落后之国家，用种种不平等条约束制吾法权，税权之独立与自主，而吾之国民经济，遂以江河日下之势而趋于破产”。因此，“中国之经济力，在帝国主义及军阀统治之下，永无独立及充分发展之可能”。所谓“振兴实业”“发展教育”等“一切救国要图俱无实施之可能”。因此，救国的根本途径是打倒列强和军阀。恽代英指出：“我们必须要用革命的手段，以打倒军阀建设可以用国家力量大规模发展产业的真正民主国家。”瞿秋白指出，惟有“脱离列强和军阀的压迫”，才能“自己建设真正的平民共和国，真正的独立国家，真正能发展自己的经济”。抗日战争期间，中国共产党总结几十年来中国经济建设失败之经验，指出“中国民族一天不解放，中国民族的建设是不可能的”。只有彻底打败帝国主义，解除封建生产关系的束缚，求得民族解放与社会解放，中国经济才有发展复苏的可能。

　　对于革命胜利后中国经济发展的道路，中国共产党人认识到，中国决不能走资本主义发展道路，而必须走社会主义经济发展道路。蔡和森指出：“资本主义在中国，无论如何，是不能充分发达而解决中国经济问题的。”西方资本主义经济发展模式的弊病、帝国主义对中国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羁绊与阻碍、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力量的薄弱极大制约了中国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壮大，同时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的世界经济发展趋势以及中国共产党无产阶级的政党属性也决定了绝对不能容许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中国滋长茂盛起来”。根据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国必须走社会主义经济发展道路。李大钊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中指出，“现在正是社会主义经济学改造世界的新纪元”，中国必须“以社会主义改造经济组织”。中国共产党人强调，就中国的现状而言，必须顺应世界的经济发展趋势，“努力设法避去欧美资本制产业社会所生之一切恶果”，“共产主义者决不作枝叶的问题，要大刀阔斧地来主张共产革命”，因此，“共产主义在中国必然的要行运”，中国必然要“以社会主义的生产方法，发展中国的大生产事业”。

　　不仅如此，中国共产党人还认识到，中国走社会主义经济道路不能急于求成、一蹴而就，而应大胆利用资本主义发展生产力，创造向社会主义转变的条件，由此确立了先发展新民主主义经济，再逐步向社会主义过渡的经济发展道路。1940年1月，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论述了“新民主主义的经济”，指出，“在无产阶级领导下新民主主义共和国的国营经济是社会主义的性质，是整个国民经济的领导力量”，同时允许不能操纵国民生计的资本主义的生存和发展。之所以要促进资本主义在一定条件下的“生存的发展”，是因为这种生存和发展的前提是在社会主义经济的领导之下，是以反帝反封为前提任务的，是有利于国计民生的，是为向社会主义过渡创造条件的，它的发展方向和资本主义国家根本不同的，它是“革命的，有用的，有利于社会主义之发展的”。

　　“新民主主义经济”既必须“是计划的，向社会主义发展的”，又必须“是谨慎的，不能急于求社会主义化”。可见，新民主主义经济发展道路的设计，既立足于中国经济落后的现实需要，又着眼于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实现中华民族独立和复兴的长远目标，其实质是中国共产党人基于当时的历史条件对于中国振兴经济、增强实力、复兴民族的经济道路选择。

　　中国共产党关于振兴经济、增强实力的经济建设探索，既体现在发展道路的选择上，也体现在发展经济的具体实践中。毛泽东指出：“因为中国革命的长期性，一方面为着革命与战争事业的物质供给上的需要，一方面为着人民的需要，都必须从事经济建设的工作。”具体说来，共产党人关于振兴经济、增强实力的设想及措施可概括如下三方面内容。

　　一是要实现关税自主。中国经济要想得到发展，必须实现关税自主，“这是全民族对外的经济解放之唯一关键”。在列强把持操纵中国关税制度的情况下，中国的进口税、出口税均不能自由增加，“外货之输入”“原料之输出”均不能遏制，“如此产业落后的国家，永远不易发展，永远为销行外货之市场”。因此，“我们要扫除一切束缚我们，使我们实业不能振兴的障碍。那便是说，要修正条约，收回税权”。基于协定关税对中国经济发展的极端危害，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始终为实现独立自主的关税制度而斗争，直到新中国成立以后，我们才彻底收回海关主权。

　　二是必须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农民问题乃国民革命的中心问题”，帝国主义及封建军阀对于中国的压迫统治，极大部分是依据于中国经济的落后，尤其是农村经济的落后。因此，无论是完成民族民主的革命任务还是发展中国经济，都必须根本实行土地革命。封建性及半封建性剥削的土地制度“是我们民族被侵略、被压迫、穷困及落后的根源，是我们国家民主化、工业化、独立、统一及富强的基本障碍”。因此，必须把土地革命视为关系中国社会生死存亡的问题，根据国情与时代条件、革命形势的变化，制定正确的土地政策和路线。事实表明，中国共产党解决土地问题不仅是复兴中国经济的重大举措，也是推翻“三座大山”的现实需要，是完成民族民主革命的必然要求。

　　三是必须走工业化道路。工业化意味着兴盛与强大，工业化水平代表着国家的工业生产能力和综合实力的强弱。“没有工业，便没有巩固的国防，便没有人民的福利，便没有国家的富强”。中国共产党自诞生以来就密切关注中国的工业化情况，深刻认识到没有新式工业是中国落后的主要原因，强调必须工业化才能使“中国的民族独立有巩固的保障”。同时，抗战时期边区工业建设的巨大成就和成功经验也坚定了共产党人走工业化道路的坚定信念，毛泽东指出：“谁要不认识这个最有发展、最富于生命力，足以引起一切变化的力量，谁的头脑就是混沌无知。”中国共产党深刻认识到，“中国社会的发展主要地要依靠工业的发展”，必须“解决建立独立的完整的工业体系问题，只有待经济上获得了广大的发展，由落后的农业国变成了先进的工业国”，中华民族的独立和复兴才有可能。

三、推动民族文化复兴的“新文化”变革设想

　　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有着特定的文化逻辑。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人认为，实现中华民族复兴的基本任务就是彻底清除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反动文化，促进文化变革。

　　（一）文化的创新发展是实现民族独立和复兴的本质要求

　　从历史上看，中国共产党是中国文化变革创新的历史产物，是积极引领文化变革的时代先锋。在五四新文化运动洪流的冲击下，先进知识分子初步认识到民族复兴与文化革新的内在关联，希望以文化的创造与发展为民族复兴开辟道路。1918年7月，李大钊在《东西文明根本之异点》一文中，把“中华民族之复活”与“于世界文明为第二次之大贡献”联系起来，强调中华民族唯有依赖东西文明的调和，以俄罗斯文明担当“媒介东西之任”，以“第三新文明之崛起”开辟中华民族复兴的新道路。

　　1930年代以后，针对“华北事变”后危亡局势的冲击，以及1934年后国民党宣传“中华民族复兴论”的意识形态话语和1935年初国内爆发的“中国本位文化运动”与“全盘西化”论争，中国共产党人逐渐意识到文化“民族性”问题的重要性，认识到在实现民族复兴过程中，既要充分发挥文化运动的服务功能，也要在民族独立过程中发扬光大民族文化，这是中国共产党的历史重任。第一，文化运动要为抗战服务，要为民族复兴服务。“进步的文化是我们爱国运动的推动者”，“抗战是民族生死存亡的斗争”，文化运动必须勇担抗战使命，要以文化的力量“唤醒中国民众的民族自觉”，为抗战服务，为民族复兴服务。第二，要在救国、复兴民族的伟大事业中，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发扬光大。日寇入侵，使中国文化遭受“旷古未有的浩劫”，“不仅是中国文化的浩劫，而且是世界文化的浩劫”。中国共产党要充分认识并担当时代使命，要当“真正的中国文化和东方文化的传统的继承者”。第三，中国共产党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者，能够担当引领文化复兴的重任。中国共产党人既是“革命的民族主义者”，也是“中华民族的一部分优秀的子孙”，他们为了“中国的独立、自由和幸福所进行的斗争”，“为着民族解放的牺牲精神”，“对于国家民族最大的忠心”，“为民族事业斗争时的坚贞卓绝的节操”，都是发扬民族道德、继承民族优秀传统的最好证明。对中华优秀文化传统和民族道德的继承和发扬，决定了中国共产党必然能够担当引领民族文化复兴的使命。

　　1938年10月，毛泽东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明确提出：第一，要承继中国珍贵的历史遗产，“不应该割裂历史”；第二，马克思主义必须通过民族形式才能实现；第三，“要创造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与中国气派”的新文化。这表明中国共产党以传承、创新、发展、复兴民族文化为重要任务。之后中国共产党领导“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运动”“学术中国化运动”“文艺的民族形式”讨论等，就是把民族文化复兴视为中华民族复兴的重要内容及实现手段。这种复兴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新质的文化复兴。从此，中国共产党复兴民族的伟大实践具有了坚实的文化心理基础，中国共产党文化创造的主体性大大增强，开始逐步创造并建设支持民族复兴的观念体系。

　　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为彻底清除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反动文化的滋生土壤提供了根本条件。1949年9月，毛泽东在《唯心历史观的破产》中指出：“自从中国人学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以后，中国人在精神上就由被动转入主动。从这时起，近代世界历史上那种看不起中国人，看不起中国文化的时代应当完结了。伟大的胜利的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大革命，已经复兴了并正在复兴着伟大的中国人民的文化。这种中国人民的文化，就其精神方面来说，已经超过了整个资本主义的世界。”对于“文化复兴”的前景，毛泽东充满信心地说：“随着经济建设的高潮的到来，不可避免地将要出现一个文化建设的高潮。中国人被人认为不文明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我们将以一个具有高度文化的民族出现于世界。”可见，中国共产党始终把民族文化的革新创造作为民族复兴的根本要求和推进手段，以恢复文化盛世、实现文化繁荣复兴和文明的昌明进步为不懈的追求和梦想。

　　（二）中国共产党对“新文化”变革的路径探索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人认为，推动民族文化的复兴，最根本的是走新民主主义的文化发展道路，必须树立民族的自尊心和自信心、认同和大力弘扬民族精神、正确认识和处理中西古今文化的关系。

　　第一，发展“新文化”必须走新民主主义文化发展道路。民主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人认定中国所要发展的新文化就是新民主主义文化，中国所要走的文化发展道路就是一条建设新民主主义文化的发展道路。毛泽东强调：“所谓中华民族的新文化，就是新民主主义的文化。”“新文化”也是民族的文化，“它是反对帝国主义压迫，主张中华民族的尊严和独立的。它是我们这个民族的，带有我们民族的特性”。新文化是科学的文化，“它是反对一切封建思想和迷信思想，主张实事求是，主张客观真理，主张真理和实践一致的”。新文化更是大众的、民主的文化，“它应为全民族中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工农劳苦民众服务，并逐渐成为他们的文化”。总之，新文化是“真正民族的，必然是民主的，科学的，大众的”。中国共产党提出的新民主主义文化，既符合中国的国情实际和民众需求，也符合中国文化的发展规律，代表了中国民族文化复兴和发展的方向，因而是中华民族文化复兴的道路选择。

　　第二，发展“新文化”必须树立民族自尊心与自信心。所谓民族自尊心与自信心，“就是尊重中华民族数千年来历史与文化，相信在这个历史文化的优良传统之下，中华民族的全数儿女都有自力更生的巨力，就是重视民众，相信民众的力量”。只要我们不“自斫自弃”，“相信中华民族是一个优秀的民族”，坚信在民族复兴的大业上“是能够发挥出一种力量来”，加强合作，团结一心，就一定可以“战胜敌人，缔造新邦”，实现复兴。因此，中国共产党始终重视激发和培育人民的自尊心和自信心。早期共产党人号召国人“其速奋起毋馁，其速发挥‘国民的自信力’，……如此中国民族才有出路呵”。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把“高度的发扬民族自尊心与自信心，坚持抗战到底”视为全民族第一任务。新中国成立前夕，毛泽东告诫人民“一切悲观论调是完全没有根据的”，要相信“一个人口众多、物产丰富、生活优裕、文化昌盛的新中国，不要很久就可以到来”。为此，中国共产党既注重宣传中华民族的伟大，又坚决反击民族失败主义者，还要求广大人民在工作中、学习中发掘自我自信自尊，坚定“我们自己的命运应当由我们自己来掌握”。中国共产党对于新文化发展的正确领导，将“民族自尊心与自信心发扬到最高度”。

　　第三，发展“新文化”必须大力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民族精神是民族文化最本质、最集中的表现，是民族文化的灵魂。复兴民族文化，最根本的就是要大力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中国共产党一贯重视对民族精神的挖掘、弘扬与培育。恽代英指出，中国国民在根本上“反抗异族的精神”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一线曙光”，中国过去“不即亡国”和将来“挽救危亡、振兴国家”，全靠这种精神，因此“我们应该鼓励这种精神使它格外发扬而光大”。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强调，中国虽是一个弱国，然而如果能够提振民族精神，“使全民族摆脱一切精神上的桎梏，振衰起敝团结一致，以抵抗外寇，则将起死回生，无敌于天下”。毛泽东强调，振奋抗战到底的精神，反对帝国主义“就是要改造全国国民的精神，把一切不好的东西，错误的东西统统去掉”，为此要在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对民族精神的引领作用的基础上，做到“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和“艰苦奋斗工作作风”的统一。

　　第四，发展“新文化”必须正确认识和处理好中西古今文化的关系。就中西文化关系而言，要根据新文化发展的需要大胆的批判和接受外国文化。中国必须多吸收外国的进步文化，“作为自己文化食粮的原料”。这种吸收要经过科学的分析与选择，把“用得着的东西”分解为精华和糟粕，分别加以吸收和排泄，就是说，必须把外来的先进文化和民族的特点相结合，转化为一定的民族形式，才能发挥用处。就古今文化关系而言，要根据新文化的发展需要对旧文化进行批判性的清理，就是要“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华”，既要在“彻底的破坏和致命的打击”的基础上“全力扫除”旧文化中的买办性的封建主义的文化，也要充分发掘、接受、改造、发展旧文化中“我们的祖先留给我们的宝贵的遗产”。要充分认识到新文化并非对旧文化的全盘否定，而是对旧文化真正的“发扬光大”，是对过去人类文化“更高的发展”。中国共产党对于如何处理中西古今文化关系的认识，正确解决了民族文化复兴与新文化创造过程中的吸收与继承，形式与内容的问题，是对近百年来“中国文化向何处去”历史争论的科学总结。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人民为了“建设一个中华民族的新社会和新国家”、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奋斗。“在这个新社会和新国家中，不但有新政治、新经济，而且有新文化”，就是说，“我们不但要把一个政治上受压迫，经济上受剥削的中国，变为一个政治上自由和经济上繁荣的中国，而且要把一个被旧文化统治因而愚昧落后的中国，变为一个被新文化统治因而文明先进的中国”。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民族独立是民族复兴的基础和前提，民族独立也是民族复兴的重要内容。中国共产党紧紧把握民族救亡的时代主题，在总结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形成了实现民族复兴的设想，就是必须建立民族独立和人民当家作主的“新政治”路径，必须探索振兴经济、增强实力的“新经济”发展道路，必须推动中华民族复兴的“新文化”变革。这种设想抓住了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代表了中国社会的发展要求，满足了人民的迫切需要，成为中国民族独立和复兴的必然选择。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人实现民族复兴的战略设想在中国共产党百年复兴历程中不仅具有开创性意义，也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行稳致远、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实现提供了精神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