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对中国医疗卫生事业的开拓与奠基
作者：王洪车，江苏省连云港中医药高等职业技术学校副教授。
原载于《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22年第3期
[摘 要]毛泽东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缔造者，也是新中国医疗卫生事业的开拓者与奠基人。在革命战争年代，毛泽东就率先提出夺取政权后要积极注意发展医疗卫生事业的主张。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高度重视医疗卫生工作，号召各级党委把医疗卫生工作看作一项重大的政治任务；指导卫生部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构建了一套适合我国农村情况的卫生服务体系；指示卫生部加强团结中医，组建了世界上独有的中西医医疗卫生队伍，迅速壮大了我国医疗卫生保健力量。再论毛泽东对医疗卫生事业的开拓与奠基，不仅有助于更加深情缅怀这位历史伟人及其创建的丰功伟业，更能帮助人们深化理解中国共产党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
[关键词]毛泽东；医疗卫生事业；开拓与奠基
毛泽东是新中国医疗卫生事业的开拓者与奠基人，领导全国人民创建了适合中国国情的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实现了中国历史上一大创举。毛泽东对医疗卫生事业的贡献主要包括四个方面：率先提出夺取政权后要积极注意发展医疗卫生事业；号召各级党委把医疗卫生工作看作一项重大的政治任务；指导卫生部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指示卫生部加强团结中医。当前，再论毛泽东对新中国医疗卫生事业的开拓与奠基，不仅有助于我们深情缅怀这位历史伟人及其创建的丰功伟业，更能帮助人们深化理解中国共产党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
一、建立新的国家政权才能积极发展医疗卫生事业
在早期组织工农运动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就对工农大众的卫生、疾病、健康多有论述并提出了一些针对性方案，如党的二大宣言提出“工厂设立工人医院及其他卫生设备”。党的三大党纲草案提到工人卫生的特别要求，“工厂卫生及劳动条件以法律规定，由国家设立监查机关监督执行，但工人有权参与之”。然而，这些基本的卫生要求在其时难以得到满足。正是在中国共产党人早期探索的基础上，毛泽东对当时社会制度、工农生活、群众疾病健康问题进行了深刻思考，提出应在全国政权夺取以后注意发展医疗卫生事业。
1926年9月19日，毛泽东在《国民革命与农民运动——〈农民问题丛刊〉序》中对农民问题做出了较为全面的分析，提出要积极注意农民遭受的病害、天灾（瘟疫）等，“农民的问题本来包括两个方面的问题：即帝国主义、军阀、地主阶级等人为的压迫问题，与水旱天灾、病害虫害、技术拙劣、生产减缩等天然的压迫问题。前一问题固然是目前的紧急问题。但后一问题也是非常之严重，我们不能不积极注意。要解决后一个问题，需要着全国的革命的政权与科学的方法，不是即刻能办之事，但时期也就很快到来了，我们应得预先准备”。天然的问题由来已久，农民已具有心理适应性，也具有相应的心理承受能力，而人为的压迫则令人极度困苦简直不能生存，是最为紧急的问题。因此，毛泽东提出首先推翻旧制度人为的压迫，建立新的国家政权，在此基础上才有可能消解“天然的压迫”，把农民从苦痛中解救出来，这里毛泽东不仅敏锐地察觉农民所遭受疾病伤害的严重性，积极发展医疗卫生事业祛除人民病痛的观念初步形成，而且提出了先建立国家政权再发展医疗卫生事业的思想。1928年10月5日，毛泽东在《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中提出，国民党反动派的封锁造成边界政权割据地区的生活困难，其中就有针对伤病员的医疗服务，“每天除粮食外的五分钱伙食费都感到缺乏，营养不足，病的甚多，医院病兵，其苦更甚。这种困难在全国政权没有取得以前当然是不能免的”。在这里，毛泽东再次提出夺取全国政权方能有机会解决这些困难，和前面解决农民天然压迫问题的思路是一致的。值得注意的是，毛泽东认为解决这些困难（包括医院病兵的问题）是迫切需要的，不再仅是理论上的思考，而是已有初步成功实践的支撑。
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领导工农红军进入国民党守备较弱的偏僻农村，开辟武装根据地。弱小的革命政权刚刚诞生，毛泽东便开始将建立医院的思想付诸行动。1927年10月3日，毛泽东在古城文昌宫主持召开有宁冈县党的负责人参加的前委扩大会议，会上“着重讨论了‘安家’和开展游击活动的安排”，并确定“尽快在茅坪设立后方留守处和部队医院”，“安家”意指建立一个相对稳定的根据地以便于开展游击战争，那么在一个相对稳定的根据地设立一个部队医院就是一个紧急问题。10月7日，毛泽东“率工农革命家进驻井冈山脚下茅坪一带，在袁文才帮助下，设立留守处和后方医院”。随后在毛泽东的指导下，各根据地纷纷筹办医院救治伤病红军战士，如1930年7月18日闽西苏维埃政府主席张鼎丞在《闽西苏维埃政府通告》中提及“闽西医院”、1930年7月22日《赣西南刘作抚同志报告》讲到“后方医院赣西有三处，第一东固后方医院……第二处在永新（不在县城）……第三处延福”。几乎所有的工农红军队伍都建立了医院或卫生队，据戴正华回忆，“中国工农红军从‘八一’起义到1934年10月长征阶段，卫生医疗组织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在技术上也从低级到高级，从生疏到熟练，在坚强的党政工作领导之下成长起来”。中央苏区时期，政权建设不断发展，医疗卫生事业也不断发展，最具标志的是中央红色医院的建立。1933年2月，向往革命、追求革命的长汀福音医院院长傅连暲在毛泽东的建议下，将医院整体搬迁到瑞金并改编为中央红色医院，毛泽东对傅连暲说：“这个医院，是我们的第一个医院，由你当院长”“这个医院除了给红军看病外，也要给老百姓看病”。相对于各部队组建的红军医院，中央红色医院科室完善、设备齐全、人员较为充足且分工明确、运转高效，为苏区政府干部、红军战士及广大人民群众提供了高效、优质的医疗服务，引领苏区医疗卫生事业高质快速发展，整体上提高了保障人民健康的能力。在苏区还建有工农医院，如1933年3月29日的《闽浙赣全省第二次工农兵代表大会决议案》提到，“红军医院与工农医院必须尽可能培植一批医生，以医治红军和群众的伤病”“工农药店工作，必须加强检查和监督”。这就充分表明了军用医院和民用医院已经初步分开，工农大众也有了自己的独立医院。
在陕甘宁边区，人民革命政权进一步巩固，军队医院基本建成，发展群众医疗卫生事业愈加受到重视。1941年5月1日《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提出：“推广卫生行政，增进医药设备，欢迎医务人才，以达到减轻人民疾病的目的，同时实行救济外来的灾民、难民。”（这个文件的绝大部分是毛泽东加写和改写的——笔者注）1944年3月22日，毛泽东客观分析了陕甘宁边区的卫生形势，指出边区医药卫生工作还没普及，绝大部分人民群众饱受疾病折磨，只能拜神求祖。为此，毛泽东提出：“现在应该把医药卫生的知识和工作大大推广一下，想办法在每个分区训练一些医药人才。”同年5月24日在《延安大学开学典礼上的讲话》、7月5日在《召开陕甘宁边区第二届参议会议第二次大会的决定》中，毛泽东再次强调共产党应负发展医疗卫生事业治疗人民群众疾病的责任，要求每个分区设置医务所或一个药店，每个医务所配置一名医生。毛泽东在同年的三次大会上提出并重申加强建设边区群众医疗卫生工作，表明了中国共产党在政权相对稳定的陕甘宁边区把发展医疗卫生工作保护人民健康作为一项日益重要的工作积极加以推进。1945年4月24日，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政治报告《论联合政府》中说，“应当积极地预防和医治人民的疾病，推广人民的医药卫生事业”。这个报告是抗战胜利在即，建立独立、自由、统一的新中国在望的背景下而作，在即将建立全国政权的时刻，毛泽东提出“推广人民的医药卫生事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毛泽东对卫生工作高度重视的背后就是夺取政权以后要积极发展医疗卫生事业的思想。
只有取得国家政权才有主动权与话语权去规划、建设医疗卫生事业，这是成熟的马克思主义观点，也是毛泽东发展中国医疗卫生事业的逻辑起点与历史起点。“夺取政权后要积极注意发展医疗卫生事业”彰显了毛泽东及早谋划卫生工作的坚定决心，凸显了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对人民身体健康的深切关心，这也是医疗卫生事业步步跟进、迅速发展的思想基础。
二、医疗卫生工作是一项重大政治任务
1951年9月9日，毛泽东在审阅时任卫生部副部长贺诚递交的《二十一个月来全国防疫工作的综合报告》后批示：“中央认为各级党委对卫生、防疫和一般医疗工作的缺乏注意是党的工作中的一项重大缺点，必须加以改正。今后必须把卫生、防疫和一般医疗卫生工作看作一项重大的政治任务，极力发展这项工作。”毛泽东要求各级党委必须把医疗卫生工作看作一项重大的政治任务，固然有贺诚报告中提到的省级及以下党委轻视卫生工作的原因，但更深层的则是在革命战争年代，毛泽东就充分认识到做好医疗卫生工作对于解决人民病痛，密切同群众的联系，引导人民支持革命、拥护政府等的重要作用，这是毛泽东在实践中得出的真知灼见。
早在1928年，毛泽东就认为建设较好的红军医院是应该做好的非常重要的一件事。红军医院能够祛除病员苦痛、避免非战争减员、提高战斗力，能够解决红军的后顾之忧，稳定军队情绪，利于战争、利于革命、利于保全边界政权。毛泽东指出：“巩固此根据地的方法：第一，修筑完备的工事；第二，储备充足的粮食；第三，建设较好的红军医院。把这三件事做好，是边界党应该努力的。”1934年，毛泽东在《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一文中再度强调发展医疗卫生工作的重要意义，“第一个问题是关心群众生活的问题。……我们要胜利，一定要做很多的工作……解决群众的穿衣问题，吃饭问题，住房问题，柴米油盐问题，疾病卫生问题，婚姻问题”。这是毛泽东在理论上分析，从解决群众生活入手，满足群众的需要，把群众紧紧团结在苏区政府的周围，支持拥护苏区政府的领导，这样有利于号召群众参加革命战争、有助于革命取得成功，这里特别提出要解决好疾病卫生问题。紧接着毛泽东又从长冈乡（包括才溪乡）与长汀市两地政府不同的工作内容与工作方式产生截然相反的结果反复比较分析，指出汀州市政府只管扩大红军和动员运输队，而对群众生活不管不问，结果是“后来群众就不高兴到位了，会议也召集不成了，扩大红军和动员运输队呢，因此也就极少成绩”；而江西长冈乡一直注重解决群众的生活问题，所以绝大部分青壮年参加红军，其他工作也取得了很大成绩，“长冈乡在战争动员上的伟大成绩，是与他们改良群众生活的成绩不可分离的”。长冈乡领导改良群众生活是多方面的，抓卫生、防疾病是其中一项，毛泽东在《长冈乡调查》关于卫生运动调查的结尾处总结道：“如长冈乡一样，发动广大群众的卫生运动，减少疾病以致消灭疾病，是每个乡苏维埃的责任。”这里讲的就是长冈乡改良群众生活这一问题。正是基于理论分析和事实证明解决群众生活问题对战争、革命与国家政权的重要意义，毛泽东坚决、郑重、斩钉截铁地在大会上提出：“我们应该深刻地注意群众生活的问题，……许多人生疮害病，想个什么办法呢？一切这些群众生活上的问题，都应该把它提到自己的议事日程上。”会上严肃批评了长汀市不顾及群众生活的官僚主义领导者。显然，毛泽东就是把医疗卫生工作看作政治任务而在这次会议上提出。在延安时期，毛泽东对发展医疗卫生工作也极为重视。1944年3月22日，毛泽东指出陕甘宁边区人民群众相信迷信、求神问疾主要是因为医药卫生知识不普及，他特别强调，“在五年到十年之内，我们要求得在科学知识普及方面的进步，医药卫生应该放在我们的计划里，和生产计划同时进行”。生产计划是抗战时期为抵抗日本侵略者的疯狂进攻及瓦解国民党顽固派的经济封锁，共产党号召人民自力更生、艰苦奋斗以渡过经济难关的自救性生产活动，是解决边区军民生存、生活的重大工作，把医药卫生工作和生产计划同时推进，其实质就是把医药卫生工作等同于政治任务。
新中国成立后，经济、政治、文化重建工作千头万绪、困难重重，国内国际形势错综复杂、瞬息万变，但毛泽东把革命时期发展医疗卫生工作解决人民病害痛苦而取得人民支持的成功经验，作为社会主义改造与建设的重要思想内容，强调要重视卫生工作的“初心”。1953年12月上旬，毛泽东与时任卫生部副部长贺诚谈话时精准指出卫生部工作缺乏政治引领、没有提升政治高度，“卫生工作队伍很大，管的是全国人民的生老病死问题，任务就很大了。几年来，卫生工作成绩很大，缺点很多，最大的缺点是政治少了”。对一些突发性的疫病流行严重危害群众健康的事件，毛泽东极为关注，多次批示要求各级党委高度重视，如1958年11月14日晨，阅《邯郸专区伤寒疫病普遍流行》电讯稿后，毛泽东批示：“很值得注意，是一个带全国性的问题，注意工作、忽视生活，必须立即引起全党各级负责同志，首先是省、地、县三级的负责同志的重视，方针是：工作生活同时并重。”需要指出的是，毛泽东对于经常性的爱国卫生运动也是毫不懈怠，高度重视的。爱国卫生运动起源于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期间中国共产党在根据地为预防疾病、减少疾病乃至消灭疾病而发动的群众性卫生运动。在中央苏区、在陕甘宁边区，毛泽东多次组织、号召、参加这样的群众卫生运动，如在1937年3月21日，毛泽东同延安广大干部群众共同参加“延安城市卫生运动周”活动，并号召大家积极参与卫生运动，“注意卫生，健康身体，就是增强国防力量”。群众卫生运动对当时缺医少药的根据地及边区人民预防疾病、促进健康具有重要意义。新中国成立后，党和政府领导人民坚持开展群众卫生运动。1952年美国对朝鲜与我国发动细菌战，在保家卫国的革命浪潮中，群众卫生运动演变为爱国卫生运动，对于这一伟大创举，毛泽东常抓不懈。1960年3月16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关于卫生工作做出批示：“中央现在提醒同志们，要重视这个问题，要把过去两年放松了的爱国卫生运动重新发动起来，并且一定要于一九六〇年、一九六一年，一九六二年这三年做出显著的成绩，首先抓紧今年的卫生运动。”毛泽东甚至认为医疗卫生工作是影响国家政权存亡的重要因素，强调要保持清醒、高度关注卫生工作。1958年11月13日下午，毛泽东对中共河南省委负责人说：“要清醒，只顾前不顾后、只顾胜利不顾困难，那问题就大。山上五百万人，要搞好过冬的吃饭、睡觉、取暖、医药卫生。不顾广大群众生死就要灭亡。”
毛泽东把医疗卫生工作看作一项政治任务，要求全党高度重视发展医疗卫生事业，展现了他高度的政治敏感性和高明的政治智慧，既有基于马克思主义基本观点的理论分析，也有令人信服的实践依据，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及社会主义革命、建设时期，对促进医疗卫生事业发展、防治疾病及保持国家安定、社会稳定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三、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
中国共产党是在组织工农运动中形成“发展医疗卫生事业、保护人民健康”的思想意识的，在革命战争年代，中国共产党人也是在偏僻落后的农村建立革命根据地发展卫生事业，为广大军人及工农群众提供医疗服务。但新中国成立后一段时间内，农村的医疗卫生工作局面一度没有得到显著改变。为此，毛泽东于1965年6月26日发出“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的指示。
新中国成立后，国家集中力量防治鼠疫、霍乱、天花等烈性传染病，取得了较好成绩，地方病的防治也有所成效，但农村仍有群众死于可预防的常见病、多发病和流行病。新中国成立初期，国家曾组织城市及县、乡卫生机构医务人员在农村开展巡回医疗，为农民提供基本的医疗救护，为保护农民身体健康提供一定的保护，但是“新中国早期的巡回医疗尚有辐射广度、深度有限的缺憾”。时间上具有不确定性，空间上没有广泛的覆盖性，并非所有农民都能及时享受到必要的医疗服务。1965年6月26日，毛泽东同身边医务人员谈话，“百分之八十五的人口在农村，广大农民得不到医疗，一无医，二无药……那种做法脱离群众，中国百分之八十五的人口在农村，不为农村服务，还叫什么为人民服务……今后城市的医院应该只留下毕业一两年的医生，本事不大的医生，其余的都到农村去，把好的都放到农村”。这就是“六二六”指示的主要内容，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这是工作方向，把优秀的医生放到农村去，这是具体的人力资源调配，注意多发病、常见病的治预防，这是明确的卫生工作对象，可以说“六二六指示”就是一个发展农村医疗卫生事业的基本工作框架。卫生部根据毛泽东的指示迅速制定了具体行动措施，同年8月15日，毛泽东同卫生部钱信忠部长谈话，“你说的半农半医这办法好。医务人员下去三分之一，任务一是医疗，二是训练农村医生”。可以看出，毛泽东对卫生部实施的符合农村基本情况的医疗卫生工作方案非常认可，巡回医疗队对半农半医医务人员培养方式的实践也是成功的，“巡回医疗队伍制定了符合农村医疗道路的教学安排，针对农业季节性的特征建立半农半读的医学班，开办专题讲座，农忙时节学生回社队生产，农闲则来校学习，既保证生产也促进医学知识的累积”。在毛泽东和党中央的领导下，农村卫生事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其中城市医务人员到农村去训练农村医生为治疗农村多发病、常见病培养了一股强大的新生力量，取得了巨大的成绩，这半农半医的农村医生就是后来的“赤脚医生”。1968年9月上旬，毛泽东审阅调查报告《从江镇公社“赤脚医生”的成长看医学教育革命》，该调查报告主要内容就是一名城市来的医生在上海市川沙县江镇公社卫生院工作，训练“赤脚医生”，编写简易卫生教材，着重培养他们诊断、治疗、预防农村多发病和常见病的实践能力。毛泽东审后将标题改为《从“赤脚医生”的成长看医学教育革命的方向》，刊登于中国最具有政治影响力的《红旗》杂志1968年第3期。“赤脚医生”在中国广袤的农村快速成长发展，农村医疗卫生队伍迅速扩大，为广大农民提供了基本的医疗保护与卫生保健。
赤脚医生队伍的成长解决了农村缺医少药的现状，但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农村经济薄弱、农民生活困难，农民看不起病的现象普遍存在，农民缺乏有效医疗保护的困境没有得到显著改变。在这样的困境中，农村合作医疗应时而生。农村合作医疗是一些农村地区的干部群众在农业互助合作化的背景下，农户家庭与村集体共同筹集一定数额的资金作为医疗费用，农民就诊、治疗就可以不花钱或少花钱，这样能比较有效地解决农民看不起病的问题。农村合作医疗在1958年前后有所发展，当时国家卫生部给予积极表彰与支持，1962年以后由于多种原因，农村合作医疗的发展陷入低潮，但仍有一些地方努力坚持发展。1968年11月30日，毛泽东审阅《人民日报》为发表《深受贫下中农欢迎的合作医疗制度》和《黄村、良乡公社对乐园公社实行合作医疗制度的意见——贫下中农、农村基层干部、公社医务人员座谈会纪要》而写“编者按”，指出合作医疗“是医疗战线上的一场大革命”，称赞“合作医疗好”，要大力支持、促进农村合作医疗发展。1968年12月5日，《人民日报》加编者按发表了关于合作医疗制度的这两份材料，将兴办农村合作医疗工作推向高潮，为保护农民身体健康提供了经济支持与制度保障。截至1976年底，“全国农村约有90%的行政村（生产大队）实行合作医疗制度，卫生保健服务覆盖了85%以上的农村人口”。
推动创建一套符合农村基本情况的医疗卫生制度，锻造一支扎根农村、服务农民的医疗卫生队伍，基本建立县乡村三级医疗保健网，保障了农民的基本就医需求。这不仅在中国历史上而且在世界历史上都是一大创举。中国农村卫生服务模式被世界银行和世界卫生组织誉为“发展中国家解决农民看病吃药问题的成功范例”。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并不意味着放弃或忽视城市卫生工作，毛泽东同样十分关注城市医疗问题。1953年，毛泽东对贺诚提出：“如果城市医疗问题不搞好，卫生部门就没有做好工作。这个问题必须解决。充实医院，培养医生，这是根本的办法；改善医院管理制度，加强管理，加强领导，也能解决一部分问题。目前这两个办法可以同时使用。”
四、加强团结中医
中医在革命战争年代对保障革命战士与工农大众的身体健康作出的重要贡献有目共睹。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果断发出“对中医的团结要加强”这一振聋发聩的号召。革命战争年代，在陕甘宁边区，李鼎铭用中药治疗毛泽东关节疼痛，毛泽东对此大加赞赏，提出要大力发展中医中药。由此，中国共产党多次要求各地区、各部队杜绝、抵制轻视中医，如1941年晋冀鲁豫根据地野战卫生部明确提出：“中西医的地位应该是平等的，必须反对轻视中医、鄙视中药的思想。”1944年5月24日，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提出中医和西医要平等对待、相互合作，“不管是中医还是西医，作用都是要治好病，能把娃娃养大，把生病的人治好，中医我们奖励，西医我们也奖励。我们提出这样的口号：这两种医生要合作”。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夕，毛泽东在接见全国卫生行政会议的代表时，仍然对中医寄予厚望并表达他对中医的支持，“必须很好地团结中医，提高技术，搞好中医工作，发挥中医的力量，才能担负起几亿人口的艰巨的卫生工作任务”。1953年12月上旬，毛泽东对卫生部副部长贺诚等说：“对中医的团结要加强，对中西医要有正确的认识”“中西医要团结，互相看不起是不好的，一定要打破宗派主义”。这里毛泽东旗帜鲜明地提出“对中医的团结要加强”，显然是对卫生部没有做好团结中医工作的批评。“为了做好一项工作，毛泽东主席很少发出如此多的指示，也很少有过如此严厉的批评，甚至撤掉卫生部门主要领导者职务，这也突出说明在卫生部门围绕中医工作有着多么大的思想阻力。”
然而，团结中医总得有令人信服的理由，否则单靠毛泽东的指示也难以从外部推进对中医的长久团结。因此，需要从中医自身出发发掘其内在的功能与价值。
一方面，毛泽东强调指出，中医具有切实的疗效而且是革命与建设时期的主要医疗力量。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根据地，中医是一支重要的医疗队伍，1930年7月沔阳县第一次工农兵贫民代表大会通过的《沔阳县苏维埃政府一号通告》第二十一条规定：“提倡民群卫生运动，推广卫生行政，欢迎白区医务人员到红区来发展卫生工作，解决医药困难，奖励中医，禁止巫医，以增进红军及民众之健康。”1935年，“当时红十七师卫生部长彭方复同志和十八师五十三团的卫生队长刘朋来同志，曾来大庸要该院协助赶制十几种中药丸散。根据南方的多发病，如疟疾、痢疾、霍乱、中暑、腹泻、疥疮、感冒等制成的各种丸剂和散剂，服用效果很好”。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期间，无论在苏区或陕甘宁边区，中医都是革命军队和工农大众的主体医疗力量，因为西医数量极少，而中医数量庞大、分布较广且确有良效。实际上直到新中国成立后一段时间，我国医疗队伍也大体如此，如1953年12月上旬，毛泽东对卫生部副部长贺诚等分析“我们的西医少，广大人民迫切需要，在目前是依靠中医”。在1954年4月21日毛泽东审阅修改中共中央关于加强中医工作的指示（草案），在“对待中医的问题，实际上是关系四万万七千万农民的疾病医疗问题”一句的“四万万七千万农民之后”加上“及一部分城市居民”。因此，毛泽东提出加强团结中医首先考虑的就是中医是医疗卫生服务的主体，是保障人民健康的重要力量。
另一方面，毛泽东指出中医是宝贵的历史遗产。1953年12月，毛泽东对卫生部副部长贺诚等谈卫生工作时说：“中医是在农业与手工业的基础上产生出来的。这是一大笔遗产。”1954年6月5日，毛泽东同北京医院院长周泽昭等谈话再次提及中医是文化遗产，他说：“对中医问题，不只是给几个人看好病的问题，而是文化遗产问题。……要尊重我国有悠久历史的文化遗产。”对这份历经几千年历史沉淀的宝贵遗产自然要尊重、继承、发扬，而不应排斥甚至废除。毛泽东强调，中医是文化遗产，把身边日以为常、看似平凡的中医提升到文化遗产的高度，其目的就是唤醒人们的记忆，回顾中医在历史上的辉煌与灿烂，正确看待中医、认识中医，希望人们能够跳出医学争论的怪圈，从文化遗产的高度重视中医、发展中医，从历史的纵向发展进程中正确认识中医为人类生存繁衍作出的杰出贡献。毛泽东还提出创新性发展发展中医的具体思路与举措，以发掘、释放中医的内在生命力，“毛泽东从实际出发，对中医创新性发展问题进行了认真思考，提出了具有前瞻性的结论。他关于中医创新性发展的思想与实践使中医的发展既有了坚实基础，又有了明确方向”。正是在毛泽东的强力支持与精心扶持下，建立中医研究机构、开办中医药学校、出版中医药书籍等工作持续开展，中医成长、发展环境不断优化，中医迅速发展成长为一支重要的卫生队伍，和西医携手共同组建了世界范围内独有的中西医医疗卫生队伍。
中国历史源远流长、辉煌灿烂，中医中药极为发达，但无论周秦或汉唐都没有形成成建制的医疗卫生体系，医药业服务范围均以王室皇宫为中心。清末民国时期经济崩溃、社会动荡，统治者对民众卫生少有问及，民众饱受疾病折磨，其状最为惨烈。毛泽东领导广大人民建成符合中国国情的卫生保健服务体系，也创建了中国医疗卫生事业的基本模式，为人民大众铸造了有效的健康庇护，曾经猖獗一时、残害民众的瘟神病魔终被降服，这与毛泽东率先提出夺取政权后要积极注意发展医疗卫生事业、把医疗卫生工作看作一项重大的政治任务、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加强团结中医的思想观点及英明决策密不可分。毋庸置疑，毛泽东是新中国医疗卫生事业的开拓者与奠基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带领中国人民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把人民群众对更高水平的医疗卫生服务的追求作为奋斗的理想和目标，在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开拓的卫生工作基础上，不断推进医疗卫生事业向纵深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