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诗词对中国当代文学的影响研究——以《清平乐·六盘山》为切入点
作者：党利奎，武汉大学博士研究生，文学创作四级作家。
原载于《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22年第8期
[摘 要]毛泽东诗词是见证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民族史诗，蕴含丰富的文学资源及精神内涵，体现出20世纪以降中国文学对自由、平等、民主等主题的诉求。《清平乐·六盘山》是毛泽东在长征时期写于宁夏的一首词，代表了革命文艺与宁夏文学密切的精神联系，为宁夏文学发展填补了革命叙事，不仅助推了宁夏政治抒情诗写作，启动了宁夏新边塞诗创作，而且促进了宁夏民族文学发展，为宁夏当代文学的发生和建构提供了内生动力和文本范式。进入新时代，研究和汲取毛泽东诗词所蕴含的人民性、史诗性、文化自信、爱国热忱等艺术资源和民族精神，能够促进新时代文学发展，更能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提供精神力量。
[关键词]毛泽东诗词；《清平乐·六盘山》；宁夏当代文学
截至目前，学界关于毛泽东诗词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一是对其产生背景、发表出版、翻译传播等经典化过程的考论；二是对文本内涵、艺术特色和美学风格的阐释；三是围绕其历史地位和当代价值的解读。不同代际的学者虽认识到毛泽东诗词对当代文学的重要影响，但多为宏观性和概述性的描述，如提出毛泽东诗词为当代文学增加了文化气魄和历史眼光；毛泽东诗词推动当代诗歌艺术形式和时代内涵的协调统一；词作《清平乐·六盘山》和西北文化建设密切相连，值得中国现代文学大书特书；毛泽东诗词蕴含的精神内核与艺术魅力；等等。通过综述可知，一是，对于毛泽东诗词的学术价值，特别是革命文艺和地方文学相互结合以及对传统诗学的继承与转化，给予文学研究的意义和贡献等研究有待开始；二是，学界多从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汲取当代文学发生和建构的资源，却相对忽视作为毛泽东文艺思想重要组成部分的毛泽东诗词，亦对当代文学产生了重要影响。本文以《清平乐·六盘山》为例，以宁夏地方性文学史料为基础，从《清平乐·六盘山》助推宁夏政治抒情诗的写作，宁夏“新边塞诗”的发生，以及促进宁夏民族文学的发展三个维度，做一史料爬梳和学术推演，旨在发掘该词的学术价值，廓清其对宁夏当代文学的影响。同时借助《清平乐·六盘山》对宁夏当代文学的影响研究之“宁夏路径”，探索毛泽东诗词对当代中国文学的影响。
一、助推宁夏政治抒情诗写作
1935年10月，毛泽东领导中央红军成功翻越长征路上最后一座大山——六盘山。初秋的塞上宁夏，天高地阔、旭日朗朗。毛泽东怀着长征即将胜利的喜悦和激奋，凭高远眺，久久注视着南飞的大雁和北上的红军，感慨万千、诗兴纵横，以他特有的革命浪漫主义情怀，写下了脍炙人口的《清平乐·六盘山》：
天高云淡，望断南飞雁。
不到长城非好汉，屈指行程二万。
六盘山上高峰，红旗漫卷西风。
今日长缨在手，何时缚住苍龙？
该词上下片前两句均是实写，视野由近及远、从高到低，且动静结合、色彩鲜明，勾勒出一幅雄浑壮阔、意境宏大的塞上行军图；上下片后两句则是虚写，作者由眼前景联想到心中事，表达出抗日救国的坚强信心。《清平乐·六盘山》取材于长征重大历史事件，写于民族危亡、国家罹难之际，抒发了作者高蹈昂扬的理想信念和真挚饱满的爱国热忱，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并给予饱经苦难的人民和积贫羸弱的国家以信念加持与思想引领，是一首高格至境的政治抒情诗。
政治抒情诗这一概念虽然出现于20世纪50年代，但作为一种诗歌形态，却有着深厚的历史渊源，与“文以载道”的文学观念和中国文人的济世情怀密切相关。这类诗人常以时代主人翁的身份，表达对重大事件、社会思潮的言说和情感反应。1961年9月，应宁夏人民邀请，毛泽东亲笔手书《清平乐·六盘山》，随即在《宁夏日报》头版刊发，并配发《不到长城非好汉》的社论。该诗和手书倾注了毛泽东对宁夏人民的关怀与支持，是见证中国革命史及新中国宁夏建设的重要文物。作为宁夏唯一省级文学期刊，《宁夏文艺》（1980年3月后改为《朔方》）当期（1961年第10期）便以插页介绍该诗和手书，第11期开篇刊发马季康的颂诗《读毛主席亲书〈清平乐·六盘山〉》：
领袖诗篇万户歌，亲笔书来勉励多。
龙飞凤舞金光闪，飞贯长虹星斗挪。
二百万人同此宝，圭臬车行共推磨。
前途璀璨需奔跑，快马加鞭莫蹉跎。
首联“万户歌”表明《清平乐·六盘山》流传之广，“勉励多”使用白描的手法，寄意毛泽东题词对宁夏人民的鼓舞；颔联则是对“毛体”书法的评价；查阅1961年宁夏人口数据，共203.06万人，故颈联首句意指宁夏全体人民对该词和手书的珍视。“推磨”是指反复研读和认真汲取词中各类艺术资源与思想内涵，这也为该词影响宁夏作家创作以及对宁夏当代文学发生和建构产生作用，提供了现实缘由和立论基础；尾联则深化主题，写出对祖国前景的期待。
研读《宁夏文艺》历年史料，自《清平乐·六盘山》在《宁夏日报》刊发以来，《宁夏文艺》不仅发表了诸多与之相关的文学作品，更在不同时期刊印了该词与手书插页、毛泽东题词六盘山意象图、红军翻越六盘山形象画、“六盘山上高峰”刻印、《巍巍六盘迎朝阳》音乐歌词、“天高云淡六盘山”水墨画等百余条副文本；同时在宁夏成立20周年征文启事中写道，“在毛主席光辉题词的鼓舞下，我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取得了巨大成就”等。这些丰富的副文本，以更加具象直观的方式，反衬出该词影响宁夏文学的广度和深度。宁夏作家对其有着普遍而又特殊的情缘，正如不同代际的作家秦克温和张嵩所说，这首词是毛泽东唯一一首写到宁夏的词，每次重温，都无比亲切，“就如面聆他的教导一样。毛主席充满革命乐观主义的伟大豪语，依然像六十年前一样激励着我们。作为宁夏的读者，我们读它时更感到无比亲切。它必将鼓舞我们为更好地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祖国和新宁夏而做出应有贡献”。“在宁夏这片神奇的大地上，历代文人骚客都曾留有优美的篇章。这其中最著名的当属毛泽东的《清平乐·六盘山》一词，为我们提供了丰厚的精神食粮和创作动力。诗人们只有不断地汲取前人诗篇中的不竭营养，深深植根于今天的火热生活，才会创作出精品力作。”
秦克温和张嵩写出了宁夏作家的真实体悟，毛泽东诗词饱含家国忧患和民族大爱，通过“叙人民之事，抒人民之情”，表达出对中国革命与建设的豪情壮志，同时蕴藏着深刻的思想、宽广的社会内容，以及真实的时代性和感人的艺术魅力。在毛泽东60余首诗词中，政治抒情诗20首左右，《清平乐·六盘山》更是一首革命话语与地方文学结合的政治抒情诗。由于和宁夏直接相关，该词赋予宁夏文学深厚的红色记忆，给予宁夏作家积极的感召。他们从中汲取革命话语和地方文学融合互通的文本范式，生动形象及明朗通畅的语言特色，抒情与叙事辩证统一的美学风格，以及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交相并举的创作方法等艺术资源，同时滋润了精神世界及涵养品格节操，并积极运用于文学创作实践，从而助推了宁夏政治抒情诗的写作。
统计《宁夏文艺》36期（1960年第7期—1964年第6期）文章，政治抒情诗达400余首，涉及工农兵学商等200多位作者。这些诗歌从语言诗句、意象创造、叙事抒情、主题审美等多个角度取法、呼应《清平乐·六盘山》，以饱满的政治热情，通过对新人物和新生活的反映与塑造，抒发了对翻身解放和当家作主的喜悦与欢欣，以及对社会主义建设的热情歌咏和诚挚赞美，充满了浓郁的生活气息及民族色彩，烘托出宁夏各族儿女、亲朋邻里等和睦融洽的社会关系，由此成为宁夏当代文学一种重要的话语类型。
一些作品还抒发了对革命历史的热爱，以及对新中国的感恩之情。这类作品如丁文的《天安门》“我曾登上六盘山的高峰/遥望天安门的金瓦红墙/如今，我来到了北京/漫步在天安门广场/仿佛是站在六盘高峰的青松旁/六盘山啊天安门/革命的道路艰难又漫长”，空间上的遐想、时间上的跨越，使得该诗意味隽永，颇具张力。吴碧泉的《六盘山——北京》采用同样的表现手法，“沿着红军走过的道路/攀上六盘山顶/我站在山顶/心里想着北京/那宽敞平坦的长安大街/那天安门上又红又大的灯笼”。而秦克温的《沿着长征的道路》“红领巾像旄头随风飘舞/手执铁镐要把旱魔征服/把历史名山装扮得更加美丽/绘一幅崭新的图画把南飞雁留住”，以及马夫的《国庆献礼》“白云如带绕山腰/绿树从中红旗飘/铁机隆隆震山谷/井架巍巍破九霄”等诗歌，均表达出对社会主义建设的欣喜与期待。此外，宁夏作家还受《清平乐·六盘山》诗体启发，运用古风、律诗、词牌等多种形式书写政治抒情诗，如马季康的《三上六盘》：
五年三度上六盘，一度登临一欢颜。
苍龙就缚山妩媚，万树排空势巍然。
炊烟袅袅连云起，牧歌声声隔山传。
连宵水库春波满，好灌公社万顷田。
《宁夏文艺》1974年1月开始复办。这一时期，《清平乐·六盘山》之于宁夏政治抒情诗的影响主要有：一是从单向的颂歌和战歌上升到对新旧中国的沉潜与反思。如丁文的《六盘山颂》，控诉了旧社会封建专制对六盘山人民的压迫，“昔日六盘啊/云压顶、风萧萧、路漫漫/沟壑躺着穷人的苦水/坡岭滴着奴隶的血汗”。苦难的人民热切期待新中国成立，“钢枪击碎旧世界/铁手辟出新江山/五星红旗凌空展/阳光普照霞满天”；二是诗歌主题扩展到对“不到长城非好汉”精神的提出与阐述。如谢荣的《手握铁锨当彩笔》“顶风冒雪冬不闲/团结战斗修田园/建设社会大农业/不到长城非好汉”，表达出六盘儿女建设家乡的信心与愿景。而慕岳的《将文艺进行到底——重读〈清平乐·六盘山〉》，阐述了发扬“不到长城非好汉”精神对于社会主义建设的激励作用。
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胜利召开。宁夏文联第一次扩大会议亦于1979年3月召开，标志着新时期宁夏文学正式开启。《清平乐·六盘山》对新时期宁夏政治抒情诗的影响，一是表现为风雨激荡之后对历史的潜心追忆和客观叙述。如海东的《塞上放歌》“六盘山呵/历史的丰碑/你耸入云霄的山峰上/曾飘扬过井冈山的红旗”，张士春的《清水河之歌》“毛主席当年登六盘/放眼望断南飞雁/红军河边饮战马/从此河水更清甜”等作品；二是对“不到长城非好汉”精神的继承与深化，如韩长征的《六盘山——宁夏人民的脊梁》“如果说雄伟的万里长城/象征着中华民族的智慧和力量/那么巍然屹立的六盘山/就是宁夏人民的脊梁”。丁文和慕岳写到“红军的足迹啊/在我们脚下闪光/我们六盘儿女/沿着毛主席革命路线/不到长城非好汉”，作者使用“楼梯式”创作手法，这既受到马雅可夫斯基的影响，又融合宁夏信天游等民歌特点，表现出宁夏政治抒情诗创作者在坚持民族性写作的基础上，积极借鉴其他先进诗体资源的创作意识；三是随着政治语境的转变，歌咏宁夏回族自治区成立二十年的建设成就，成为新时期重要的文学母题。如肖华将军的《大河两岸换新颜——庆祝宁夏回族自治区成立二十周年》“红旗漫卷过六盘/弹指四十又三年/长城内外红胜火/大河两岸换新颜/千里草原驼羊壮/万顷灌区丰产田”。
当代政治抒情诗的出现与20世纪中华民族谋求解放和复兴的征程相适应。在《清平乐·六盘山》影响下，宁夏政治抒情诗创作主体将革命话语和地方文学相互结合，创作出诸多反映不同时期宁夏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的诗作，尝试古风、旧体诗、“楼梯式”等多种诗体创作形式。由此，宁夏政治抒情诗的思想性和精神内核得到整体性提升。进入21世纪，对改革开放和国家形象的歌颂成为时代话语，反映出宁夏政治抒情诗创作的新主题与新气象，如梦也的组诗《五环旗下的中国》，李纯博的歌行体诗歌《宁夏颂》等作品。而项宗西的《抗疫壮歌》“人间何物最情浓/救急请缨心愿同”，白林中的抗疫诗歌“多少英豪疾请缨/屡为康宁踏月行”，亦化用《清平乐·六盘山》的诗句，书写出“请缨抗疫”共克时艰的“大我”形象。
二、开启宁夏新边塞诗创作
在古代，宁夏北连大漠、西通西域，是北方游牧民族和中原农耕文化激烈交锋与分界之地，也是丝绸之路和进出中原的要冲。从宁夏取自“夏地安宁”之意，可以窥测宁夏古代纷繁驳杂的战争。边塞诗兴于汉而盛于唐。唐开国以来，宁夏及周边地区战事依旧频仍多发，加之灌溉条件良好，唐王朝因之在宁夏大兴屯兵积粮。诗人韦蟾“贺兰山下果园成/塞北江南旧有名/水木万家朱户暗/弓刀千队铁衣鸣”，就描写了这一盛景。王昌龄、王维、高适、岑参等“流寓”诗人先后抵达宁夏，带动了边塞诗创作。宋元明清时期，宁夏依然是西北地区军事重镇，如范仲淹的《渔家傲》“塞下秋来风景异/衡阳雁去无留意”，便写于北宋和西夏对峙前线。林则徐、谭嗣同也曾行经萧关，创作了诸如《六盘山转饷谣》等诗文。新文学发生以降，许多诗人曾短暂迁徙或经停宁夏，延续了边塞文脉。毛泽东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率领中央红军到达宁夏南部山区，书写了《清平乐·六盘山》。1978年4月，谢冕在《北京书简——关于诗的形象思维》中写道：
“这份信，寄往宁夏。我的心，已飞向高高的六盘山——毛主席和工农红军走过的六盘山，那是多么令人神往的山啊！我多想登上六盘之巅，迎风吟诵毛主席不朽的华章：《清平乐·六盘山》！我想，要是离开天高、云淡、南飞雁，离开六盘山的高峰，西风中卷拂的征旗，又从何书写‘不到长城非好汉’的壮志雄心。作为伟大的诗人，在他酝酿这一名篇时，他的全部思维中，充满了鲜明的形象。六盘山一带的自然风光，这里的天空、云彩、雁群，雄伟的峰峦，工农红军的战旗在飘扬。这一切，激起伟人的情思，使他缅想二万里行程的艰难曲折，使他对革命的必然胜利充满信心。”
谢冕在此论及的天高、云淡、雁群、峰峦，是宁夏特殊的地理景观，也是催生边塞诗的源泉，不仅衬托出边塞诗雄浑壮阔、豪迈磅礴的艺术审美，更能寄托边塞诗人抵御外侮、保家卫国的理想追求。同时，毛泽东在词中描写的行军战斗等革命话语，皆源于他领导红军的切身体验：“不到长城非好汉”表达出北上抗日的信念和使命，“屈指行程二万”自然指代二万五千里长征，“何时缚住苍龙”则抒发了对革命前景的乐观与自信。这种叙述及表达，是在新的历史条件和社会语境下对革命话语的现代性转化和书写，由此凸显出毛泽东诗词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的重要意义，更是见证与承载中国20世纪发生的历史性变革的民族史诗。而“伟人情思”自是文学创作的主体，“六盘山一带的风光”是文学创作的客体，主客体的自然结合与双向运动，就是宁夏新边塞诗的发生过程，其倡导者秦克温同样认为：
新边塞诗的创作，早在民主革命和解放战争年代就已开始。毛泽东同志写的《沁园春·雪》《清平乐·六盘山》等诗篇，是最早最杰出的新边塞诗。《清平乐·六盘山》中的“高天”“淡云”是静态的客观自然意象，“南飞雁”是动态的客观自然意象，而“红旗”“西风”则是主观动态的社会意象，这些意象“按照长征主题，围绕六盘山这个中心画面而组合的，并与毛主席历经艰险登上六盘高峰，看到长征胜利，历史揭开新的一页的无限欣慰、喜悦、自豪相互交融，和谐一致”。
秦克温论述的毛泽东对六盘山典型意象的选摘和组合，与长征胜利、北上抗日等革命情愫结合在一起，是写作于新民主主义革命战争时期最早的新边塞诗。诗人姚平也曾说这首诗写作地点是边塞，内容是红军北上抗日，是一首十分出色的新边塞诗。由于创作时间、地点及主旨的特殊性，《清平乐·六盘山》具有了开启宁夏新边塞诗创作的属性。宁夏新边塞诗自然是相对于古代边塞诗而言，古今边塞诗不但没有悖离或游移，而且新边塞诗的发生是建立在对古代边塞诗之诗学传统承续的基础之上，并主要体现在对“天高”“云淡”“飞雁”等宁夏典型意象群的继承，对雄浑壮阔、宏大苍莽的美学品格的延展，以及对抵御外侮、戍边卫国的主题思想的赓续三方面。
如沈佺期《被试出塞》“寒日生戈剑/阴云拂旆旌”，郎士元《送李骑曹之灵武宁侍》“纵猎旗风卷/听笳帐月生”中的“风云”和“旌旗”，李世民《饮马长城窟行》“悠悠卷旆旌/饮马出长城”，杜甫《近闻》“渭水逶迤白日净/陇山萧瑟秋云高”中的“长城”和“陇山（今六盘山）”等，这些意象和《清平乐·六盘山》中的意象，构成了宁夏古今边塞诗意象群的继承关系；而王维的《使至塞上》“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勾勒出一幅辽阔壮美的塞上落日图，王琼的《宁夏阅边》“田开沃野千渠润/屯列平原万井稠”，描摹出沃野千里的宁夏平原。这些诗句气势磅礴、意境博大，与《清平乐·六盘山》慷慨豪迈、昂扬激越的诗风，相得益彰、辉映成趣；卢汝弼的《边庭冬怨》“半夜火来知有敌/一时齐保贺兰山”，书写出奋起反击、抵抗侵扰之情。王昌龄的《塞上曲》“从来幽并客/皆共沙尘老”，激励青年、建功沙场，《清平乐·六盘山》同样抒发了作者抗日救国的远大抱负，并因之体现出对边塞诗爱国主义思想的赓续。
《清平乐·六盘山》对宁夏古代边塞诗的承继，对革命话语的现代性叙述和表达，给予宁夏新边塞诗的倡导者秦克温和肖川等诗人积极启发与引导，如秦克温在《穿过沼泽地》中写到“前进！我们在跨越新的雪山草地”，就是对革命话语在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的书写。此外，宁夏的大漠朔风、长城萧关等奇特瑰丽的塞上景观联通古今，这种在漫长的边塞地区发展历程中所凝集起来的文化地理意识的“逼仄”，使他们萌生了重振边塞诗歌的文学自觉和使命担当。特别是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朦胧诗潮方兴未艾，诗坛充斥着晦涩朦胧和政治反思的诗风。在如斯的语境下，宁夏及西部其他诗人扛起新边塞诗的大旗，为诗坛吹入了一股遒劲浓郁的写实之风，由此形成了中国诗坛上第三个风度迥异的诗歌群落。
秦克温是宁夏当代文学发生期的重要领军者，不仅从事新旧体诗歌写作和理论研究工作，而且通过多种方式推动宁夏新边塞诗的倡导与实践，如发起成立“塞风诗社”（宁夏诗词学会的前身），主编《塞上龙吟》《当代诗人咏宁夏》《当代中华边塞诗词选》等专著，他更是宁夏区内首位研究毛泽东诗歌的学者和诗人。秦克温的诗歌创作深受毛泽东诗词创作影响，他植根民间、关注民生，有很强的现实色彩，但同时又是一位浪漫主义诗人，他歌唱宁夏山川之胜、河岳之美，并体现出诗品与人品、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的统一。在诗集《飘香的黄土中》，秦克温写到“我愿做一支火红的山丹/与它并开在六盘山巅”，表达出作者对六盘山的尊崇，以及对故乡宁夏情真意切的思想感情。
肖川积极响应号召，自1959年落户银川，此后参军、工作均生活于宁夏。肖川参军的首站即为固原地区，他多次登临六盘山和吟诵《清平乐》，如“我禁不住放声高颂/六盘山上高峰/红旗漫卷西风”。肖川的诗歌清新明快、雄健奔放。在《前进！无产阶级大军——长征路上读〈清平乐·六盘山〉》中，他写道“登上六盘高峰/胸口啊，紧贴着朝阳/望不尽祖国瑰丽的晨景/看不够革命的万千景象”，这里的“望不尽”“看不够”呼应了《清平乐·六盘山》中的“望断南飞雁”，而“望断”实则也是“望不断”“看不够”，流露出肖川饱览六盘风光的喜悦之情。《清平乐·六盘山》诗风豪迈、意象壮美、情感饱满，对肖川的诗歌创作产生了深远影响。如在《六盘道》中，肖川写道“盘山道与岁月同转/螺旋之顶/终可以摸着蓝天/而云头/大雁的旅程更为遥远”，作者在取法《清平乐·六盘山》典型意象的基础上，描绘出一副恢弘形象的六盘山道图。回望肖川的《塞上这土地》《石嘴山》《古峡春雨》等诗歌，语言既有旧体诗的凝练传神，又有新诗的热情激昂，凝聚着他对祖国和人民深邃厚重的爱恋，而“人民性”书写是贯穿肖川毕生创作的生命底色。
除秦克温、肖川外，诸多宁夏本土诗人从事新边塞诗创作实践。如贾长厚在诗歌《螺号》中写到“你从六盘山顶吹响/把塞上的美好春光报告/让滔滔黄河把号音洒向大海/六盘儿女怀念台湾同胞/我们一定要解放台湾/钢铁意志绝不动摇”，此诗从意象“螺号”出发和引申，烘托出宁夏儿女的家国情怀，以及对祖国完全统一的坚定信心和美好愿望，深化了宁夏新边塞诗的主题。乔良、刘国姚的诗歌《火种》，用12首组诗的形式，呈现出毛泽东领导中央红军在六盘山地区战斗生活的情景，具有史诗品格。而军旅诗人雷抒雁的《高高的防护林》“一把把麦草拧成绳/万丈长缨锁‘黄龙’/我愿当一株塞上柳/敢争春色献人间”，表达出抗沙治沙的决心，同时讴歌了牺牲奉献的精神。
1995年9月，第八届中华诗词研讨会在银川召开，首次提出旧体诗词开展新边塞诗创作的倡议。此后，宁夏逐渐成为新边塞诗的创作重镇，涌现出诸如秦克温、项宗西、张嵩等为代表的旧体诗人。如项宗西在《红军长征过六盘山》写到“红旗漫卷六盘山/劲旅会师奏凯旋/勒石奠基将台堡/丰碑高耸薄云天”，赞扬了革命前辈的英雄主义气概。张嵩的《固原新篇》“秦筑长城留大气/汉开丝路闪辉光/旗扬峻岭彪青史/日落清河耀彩章”，通过追溯边塞诗学的悠久传统，歌咏了宁夏山乡巨变。正如秦克温所言，“高岑魂在应笔慰/边塞吟旗万众擎”，宁夏新边塞诗的倡导，引起了诗坛及全国诗人的普遍响应和积极参与。如北京杨金亭写到“乐府盛唐存浩气/新诗西部唤雄风”，阐述了对宁夏新边塞诗倡导的欣喜之情。广西郑凤林的“一曲清平无限壮/长缨在手换新天”，抒发了对毛泽东题诗六盘山和新中国的歌颂。而香港张星的“骚人雅集开新纪/华夏文旌万载传”，澳门冯刚毅的“此际九州歌四化/行看诗道渐康庄”，台湾何南史的“总是中华盟万族/光明日月并环生”，则表达出对宁夏新边塞诗促进中国诗歌创作与发展的称赞和期盼。
通览宁夏新边塞诗的倡导与实践，既有对塞上风光、回乡风情、古城新貌的描摹吟诵，也有对家国情怀的真挚书写和对史诗品格的不懈追求，更有对祖国统一与领土完整的殷切期待。这些形式和主题，既是对古代边塞诗优良诗学传统的继承与赓续，也是在新的历史条件和社会语境下的创造及超越。在前后四十余年发展历程中，宁夏新边塞诗沿着新诗和旧体诗两个维度不断拓展，表现出兼收并蓄、协同发展的态势，在当代诗歌史上成为一道独特的文学现象和奇葩瑰丽的“风景”。
三、促进宁夏民族文学发展
“花儿”是一种民间口头文学，具有内容简练、节奏明快、音韵响亮等特征，其产生过程深受西北地域环境、生产方式、居住习惯和审美心理等影响。其中，回族是传承和演唱“花儿”的主体，六盘山地区更是“花儿”的故乡。六盘山地处黄土高原腹地，物质相对贫乏，反而催生了“花儿”更大的表现空间和艺术魅力。经长期的发展嬗变，“花儿”逐渐成为宁夏民族文学重要的组成部分和鲜活的文化标志。
秦克温在诗歌《六盘山的“花儿”》中，形象地描述出《清平乐·六盘山》对“花儿”的影响。他写道“这儿有血泪育出的花朵/它深深扎根在回族人民心田”，不仅表明“花儿”与回族人民的深厚渊源，而且用“血泪”象征旧中国的黑暗和苦难。1935年10月，毛泽东率领中央红军到达六盘山地区的战斗生活，使得宁夏各族儿女对新生活充满期待。正如秦克温所说，“沐浴过红军的血汗/十月金雨/才那样芳香，那样浓艳”，带着“带着稻香谷香/涌起滚滚热浪”的生活气息，“就像一个欢乐的少年/激情诉说着人们美好的心愿”。
同样，以《清平乐·六盘山》和手书于1961年9月在《宁夏日报》刊载为界，对比《宁夏文艺》前后各12期“花儿”的发表情况。前一时期（1960年第7期—1961年第9期）发表了3首“花儿”，而随后的12期（1961年第10期—1963年第1期）则发表了9首，同比增长67%。宁夏“花儿”新的发展，不仅与“新民歌运动”的倡导有关，更与以《清平乐·六盘山》为代表的革命文艺，为“花儿”从意象营构、语言运用、意境描绘等方面，创造出民族化的抒情方式紧密相连，并呈现出一副浓郁的宁夏民间风情画。
首先，拓宽“花儿”的选材主题。新中国成立之前的“花儿”，多揭露和讽刺封建专制的黑暗与腐朽，反抗统治阶级的压迫和剥削，如《脚户》“烂麻鞋底帮绳断了/烂汗衫连不住线了”等，抑或表现青年男女朴素真挚的爱情生活，如《花儿雀儿》中“你去了给我的阿哥说/一辈子我等他（者）哩”。而新中国成立之后的“花儿”主题，抒发和描写了六盘山人民对新中国与革命文化的热爱。如在《唱一唱祖国的宁夏川》中写到“沙枣子开花香天下/塞上江南好宁夏/花里开花数牡丹/宁夏有个六盘山/当年毛主席走过六盘山/革命光辉照遍宁夏川/四九年解放天地换/劳动人民坐江山/革命花儿开/花开朵朵鲜”，这里用比兴手法表达出宁夏人民的翻身乐与感恩情。同时，在“花儿”创作中，还涌现出民族团结、和睦亲爱的主题思想，如一心的《党的光辉暖如春》“万里长天蓝莹莹/六盘峰镶着（哈）云端/党的光辉暖如春/各民族沐浴着光辉”。
再者，提升“花儿”的抒情基调与艺术审美。意象是“花儿”的灵魂，是构成其唱词的最基本要素。新中国成立之后“花儿”的创作，不仅体现出对革命意象的灵活借鉴和广泛运用，也从新中国成立之前单一的个人情感言说等私语化写作，逐渐转向讴歌社会主义建设和新生活的宏大叙事，由此呈现出一种恢宏大气、昂扬迸发的审美特质。如在《红旗漫卷歌不落》中，翟辰恩写到“盘山（者）大道车催车/车喇叭高奏（哈）凯歌/红旗漫卷歌不落/山花儿是冲锋的号角/今朝山花红胜火/唱新歌气壮（哈）山歌”，表达了社会主义建设的理想和热情，反映出宁夏各族人民昂扬奋发的精神风貌和淳朴浓郁的风俗民情，洋溢着生命的律动与时代的光彩，折射出对新生活欢欣与讴歌的民族心理。
21世纪以来，随着经济社会发展，传媒渠道拓宽，“花儿”的文本创作及传播接受群体逐步扩大，涌现出诸如《永远跟着共产党走》《好不过社会主义时代》等反映宁夏改革开放的作品。在“花儿”的基础上，融合回族舞蹈和音乐，又产生了宁夏花儿剧，如《六盘史诗》《大山的女儿》等。“花儿”与歌舞剧的结合，是新时代“花儿”实现创造转换和创新发展的重要实践。如以红军翻越六盘山为背景创作的《花儿与号手》，展现出红军战士的理想信念和情感历程。此外，宁夏数来宝亦是独具地域特色的民间说唱文学，也被称为宁夏快板书。在《雪红》中，通过对民兵教导员雪红朗诵《清平乐·六盘山》的描写，传递出“鼓励全国人民永向前”的主题思想。宁夏“花儿”新的崛起与发展，“花儿剧”的诞生，以及“花儿”与歌舞剧结合的创新实践，数来宝新主题的开拓等，均体现出《清平乐·六盘山》对于促进宁夏民族文学发展的作用和意义。
而宁夏小说、散文、军旅文学、儿童文学、“非虚构”文学等其他文学门类，亦受到《清平乐·六盘山》的影响。如张一民的《绯红的椿排子》和翟辰恩的《榆树岭的光彩》等小说，通过描写毛泽东题词六盘山的情景，表达出宁夏各族儿女对人民军队的拥护；罗存任的散文《六盘山·长征路》，阐述了六盘山不仅是革命胜利的象征，也是宁夏全体人民的骄傲；李正声的《六盘山日出》，歌颂了献身六盘山和祖国建设事业的无名英雄；邓海南是一名曾服役于宁夏的解放军战士，他的《永远走在长征路上》等作品开启了宁夏军旅文学的写作先河，具有较强的现实性和艺术感染力；张士春的儿童文学《六盘山上红旗飘》，表达出孩子们对革命前辈的尊敬与崇拜；杨声领的“非虚构”作品《红军来到单家集》，则抒发了六盘山人民对革命文化的热爱及传播等主题。
毛泽东诗词反映了中国革命与建设的历史画面，其恢宏磅礴的艺术风格、雄奇瑰丽的诗歌意象，与宁夏的长城萧关、大漠长河等自然景观相得益彰、辉映成趣。产生于宁夏大地的《清平乐·六盘山》，不仅代表了革命文艺与宁夏文学密切的精神联系，为宁夏文学填补了革命话语和革命叙事，表现出对红色文化及革命历史之地方性书写的显著特点，从而助推了宁夏政治抒情诗写作，开启了宁夏新边塞诗创作，促进了宁夏民族文学发展，为宁夏当代文学的发生与建构提供了文本范式和内生动力。近年来，在该词的影响下，《六盘山》文学期刊，“六盘山”文学奖、“六盘山”诗会及丛书等不断设立和涌现，加之经过该词诞生至今八十余年的书写与阐释，六盘山逐渐成为宁夏文学的立体象征，积淀和升华出“不到长城非好汉”的宁夏精神。那位站在六盘高峰、临风吟诗的伟人形象，给予宁夏作家极大的精神感召，激励他们以时代为背景，秉承家国情怀与守望乡土之恋，既有饱含深情的歌咏，又有直抒胸臆的豪迈，更有出其不意的渲染和意象万千的泼墨。
以《清平乐·六盘山》为例，通过推演其对宁夏当代文学的影响研究之“宁夏路径”，不仅可以打捞及钩沉出《清平乐·六盘山》对于重审和再塑宁夏当代文学史的重要意义，展现出宁夏文学特有的地方经验和地域审美，也描绘出文学中国的丰富内涵与宽阔大道。同时，也可以举一反三、推此及彼，用以启示和补白毛泽东诗词对于当代中国文学的影响研究，客观认知当代中国文学发生的特殊性和丰富性，并有利于增扩毛泽东文艺思想的现实内涵和理论外延。毛泽东诗词植根于灿烂悠久的传统文化，孕育于波澜壮阔的峥嵘岁月，是认识百年党史的向导，并生动描绘出中国共产党救国救民的光辉历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研究和汲取毛泽东诗词所蕴含的人民性、史诗性、文化自信、爱国热忱等艺术资源和民族精神，能够促进新时代文学发展，更能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提供精神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