声 音｜周庆生：中国语言人类学研究百年回眸

周庆生(教授，研究员)

    研究领域：社会语言学、语言政策与规划、跨境移民语言、语言智库

个人简历

1978年郑州大学中文系毕业，留系讲授现代汉语和语言学概论，1985年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民族系，专攻少数民族语言专业社会语言学研究方向，1988年获该院文学硕士学位。

1988年7月至2013年，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2003年改为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历任助理研究员、副研究员、研究室副主任、研究室主任、研究员、博士生导师。1991年曾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设在加拿大拉瓦尔大学的“国际语言规划研究中心”工作一年。

2018年江苏师范大学特聘教授，国家语委语言能力高等研究院副院长。曾任中国民族语言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2002—2014年），现任中国少数民族双语教学研究会副会长，中国语言学会语言政策与规划专业委员会副会长，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学科评审组专家。
中国语言人类学研究百年回眸*

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  周庆生

人类的许多行为诸如狩猎、耕种、运动、结婚、计算亲属关系、举行宗教仪式、组织军事远征等等，都是在语言活动的基础上进行的。语言交际系统比动物交际系统更精细、更复杂，语言传递的信息，其他交际系统无法传递，这些信息就是文化。

人类学是研究人类本身及其行为的一门独立的学科。现在学者通常认为人类学是由考古人类学、生物（或体质）人类学、社会文化人类学和语言人类学这四大分支组成的。

语言人类学是 20 世纪初期由美国人类学家博厄斯及其同行界定的，到了 80 年代，业已发展成为人类学四大分支中最为盛行的一门学科。现今在北美，“语言人类学”或“人类语言学”这两个术语或多或少可以互换使用，但在欧洲大陆，人们则偏爱“民族语言学”这个术语（Cardona,1973, 重印于 1990:13-44），不大爱用“语言人类学”或“人类语言学”，这跟欧洲学者爱用“民族学”，不爱用“人类学”是一脉相承的。

按照美国著名学者海姆斯的说法，语言人类学家研究的语言是“人类学环境中的言语或语言”（Hymes, 1963: 277）, 它既不同于语言学家研究的语言结构，也不同于人类学家从事的民族志的描述，语言人类学跟社会语言学或文化语言学非常相似。 

“语言人类学”这个名称在中国学术界使用的时间并不长，但是当代中国语言人类学的研究，却可以追溯到 20 世纪初期。中国语言人类学的学术思想和研究方法主要有五大来源：（1）西方文化人类学，（2）中国传统文化史，（3）中国民族学（4）中国文化语言学，（5）中国社会语言学。20 世纪中国语言人类学的发展，大致经历了草创期和发展期这两大阶段。

一、草创期：20 世纪上半叶

20 世纪上半叶，在中国文化发展史上出现了著名的新学（西学）和旧学（中国传统学问）的抗争，即所谓新旧文化之争和中西文化之争。在这种学术氛围当中，有人提出要结合人类社会文化环境来研究语言。梁启超在其《国文语原解前记》中曾阐述，通过语言文字可以考察古代民族社会的发展和演变（见邢福义，1990：62）。该时期中国语言人类学的研究特点大致如下：

从文字研究古代社会文化  张世禄（1923）阐述了汉字对研究古代社会文化的重要价值。王国维（1922）把殷墟发现的甲骨卜辞与历史文献相结合，使商代的历史成为信史。郭沫若考释了古文字，旨在“探讨中国社会之起源”（1931 年初版序言），“了解殷代的生产方式，生产关系和意识形态”（1952 年重印弁言），其《甲骨文字研究》（1931）是利用甲骨卜辞和考古资料探索中国商代社会性质的典范作品之一。芮逸夫（1941）考证列举了明清以来，用犬兽偏旁书写我国西南地区少数民族或族群的六七十种族称，反映了封建文人贵华夏、贱夷狄的心理。

从语言研究民族文化  罗常培（罗莘田）（1942）率先运用田野调查资料和文献资料，论证了语言分类对民族分类的重要意义。林耀华（1944）阐述了语言意义分析对文化研究的贡献。李安宅（1934）分析了避讳制度及巫术对人名的影响。         

从人类学视角研究语言  在中国，首次阐明“从人类学的视角研究语言”的目的和范围的是林惠祥，他提出（1）从文化整体来讨论语言的功用；（2）特别注重语言文字中的拟势语、记号、文字、图画文字、数目语等，这些都是原始文化的一部分；（3）利用语言来讨论民族关系，推论民族接触和文化传播；（4）借助语言文字证据来推论民族历史状况（林惠祥，1991[1934]：349-350）。后来，许多学者的相关论述，都是沿着林惠祥的这个思路展开的，尽管这些学者未必都直接阅读过林氏的这段论述。

语言与文化  第一次综合性研究  经过几十年的专题研究的积累，终于产生了第一部综合性研究专著，这就是罗常培的《语言语文化》（1950，1989 再版）。该书是在大量的田野调查工作及相关论文的基础上，经过在西南联合大学的多次演讲，确定该书的框架之后写成的。该书旨在从语词的涵义来论证语言和文化的关系，内容涉及文化人类学中的民族文化遗迹、民族文化程度、民族心理、文化接触、民族迁徙历史、民族来源、宗教信仰以及婚姻制度等。该书使用的材料，以中国少数民族为主，同时包括古今境外的许多民族；以历史文献为主，同时也有一定的田野材料。

鉴于美国语言学家萨丕尔晚年的研究兴趣转向人类学，而人类学家马林诺斯基晚年的研究兴趣转向语言学，罗常培坦承，他撰写此书，无意“攀附”两位国外学术大师，只是想“给语言学和人类学的研究搭起一个桥梁”（罗常培，1989[1950]：2）。如今在追溯、梳理前辈学者发表的符合现代语言人类学理论和方法的论著时，我们认为，罗氏的《语言与文化》实在堪称中国语言人类学的开山之作。

二、发展期：20 世纪下半叶

在 20 世纪下半叶中国语言人类学的进程中，有一个问题，容易令人迷惑不解，既然罗常培的《语言与文化》成功地开辟了中国语言人类学研究的新路径，可是为什么在该书问世之后的 20 年间，该研究取向没有引起中国相关学者的广泛关注或研究兴趣呢？该领域的研究成果也是寥寥无几呢？究其原因，大致如下：

20 世纪 50 年代初期，中国民族语言研究的中心工作是进行大规模的少数民族语言普查，以便开展少数民族文字的创制、改革和选择。在民族学和文化人类学研究领域，则是进行民族识别，调查研究少数民族的社会历史形态。相对说来，语言人类学是一门边缘学科，在当时，边缘学科是无人提倡且不可能提倡的。

后来，随着“反右派”、“反右倾”以及文化大革命的开展，学术工作要服务于政治，民族学被定为资产阶级学科，逐渐被取消，学校及诸多领域不再使用少数民族语言文字，原来就处于边缘地位的语言人类学就更没有人问津了。

1.学科和教学

语言人类学的学科建设  20 世纪八九十年代中国再次掀起“文化热潮”，语言人类学也像其他边缘交叉学科一样崭露头角。国内外专家的意见曾对中国语言人类学的学科建设，发挥过重要的作用。

1981 年 1 月，美国人类学家阿瑟·沃尔夫在厦门大学做报告，明确提出“人类学应分为体质人类学、考古人类学、社会人类学、语言人类学等四个部门。对于一个人类学家来说，四种分科都要知道一点，但要专攻一种”（陈国强，1984：5）。尔后厦门大学的陈国强也提出，要加强语言人类学等新兴边缘学科的建设和研究（陈国强，1984：8）。

李如龙率先界定了“语言人类学”的定义，他认为“语言人类学就是从人类学的角度来研究语言，用语言材料来研究人类，它是语言学和人类学相互为用的边缘学科”（李如龙，1985：26）。同时还明确论述了语言人类学的六大研究论题，即，（1）语言起源，（2）语言与思维，（3）人类群体和语言社区之间的关系，（4）从不同语言的借用看民族间的接触，（5）从语言材料看人类社会的发展，（6）语言与精神文化的关系（李如龙，1985：19-26）。

同前述林惠祥早期提出的四大要点相比，李如龙六大论题的范围似乎更广泛、更深刻。

语言民族学的提出  关于民族社会文化环境中的语言研究，中国南方的人类学界，提出了构建“语言人类学”的问题，而在北方的民族学界，则提出了构建“语言民族学”的问题。马学良等把“语言民族学”界定为“通过语言来研究民族特征和过程的综合边缘学科”（马学良、戴庆厦，1981：207），并且承认，罗常培《语言与文化》一书希望在“语言学和人类学研究中搭起的这座桥梁，就是我们所说的语言民族学”（马学良、戴庆厦，1981：212）。后来，在施正一（1992）和林耀华（1990）各自主编的民族学教材中，分别设有“语言民族学”和“语言与民族”一章。

语言人类学的教学和教材  1988 年，厦门大学首先设置语言人类学课程，形成了比较规范的人类学教学科目，即：人类学概论、文化人类学、体质人类学、考古人类学、语言人类学、古人类学、应用人类学、人类学说史、人类学调查研究方法、社会调查等。此后，中央民族大学等民族院校也相继开设了语言人类学课程。邓晓华（1993）的《人类文化语言学》是中国第一部公开出版的最接近“人类语言学”或“语言人类学”的教科书。该书是作者在厦门大学人类学系讲授文化语言学课程的基础上写成的。该书大量使用中国本土的语言文化资料，“综合运用语言学和文化人类学的理论和方法，研究语言结构、语言变化和社会文化结构的关系，力图在语言结构和文化结构之间建立对应关系”（邓晓华，1993：9）。朱文俊（1999）的译介性著作，使用的几乎都是国外资料，但仍不失为一部具有一定借鉴意义的教学参考书。

2.专题研究

语言使用  中国第一部系统描写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构成和语言使用的调查报告集，是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等单位集体完成的（欧阳觉亚、周耀文，1994）。戴庆厦等（1999）论证了制约语言文字使用和发展的四大要素，即（1）民族政策和语言政策环境，（2）地区民族关系和语言关系环境，（3）民族自身条件，（4）语言文字自身特点。黄行（2000）借鉴加拿大学者关于语言活力的测算方法，从多方位、多角度测算了中国少数民族语言的使用活力，反映了我国少数民族语言运用、接触、并用和转用的情况。

语言与民族文化历史  张公瑾（1982）提出，从语言可以论证民族文化的历史，探讨古老的宇宙观念，考证民族的起源，证明重大历史事实和民族间的文化交流事件。邢公畹（1984）综合运用历史学、考古学、体质人类学和语言学方面的材料，论证了汉语、侗台语、苗瑶语和藏缅语在远古时期就有发生学上的联系。

民族语义分析  在语言人类学中，民族语义分析又称成分分析或结构语义分析，旨在通过义素分析来研究民俗分类法。周庆生（1990）率先运用结构语义学的基本原理和方法，系统分析了傣族亲属称谓的语义成分。曲木铁西等（戴庆厦、曲木·铁西，1992）以彝语为例，描写了动物名词的义素成分，阐释了语义特征与社会文化的关系。斯钦朝克图（1994）分析了蒙古语五种牲畜词的语义成分。纳日碧力戈（2000）从结构主义视角，描述了蓝靛瑶亲属称谓的一些特点。

语言与民俗文化  黄涛（2002）首次运用田野调查方法，系统描述了一个汉族村落的亲属称谓、拟亲属称谓、人名和咒语，阐释了这些语词称谓与村落民俗文化的关系。丁石庆（1998）通过深入分析达斡尔语词汇，探讨达斡尔族的亲属婚姻制度、家庭奴隶制度、伦理道德、宗教信仰、社会历史文化及文化交流。这两部个案研究论著，均有一定的创新意义。杨占武系统描述了我国回族汉语中的种种变异，认为“回族汉语之于一般汉语的区别，相当于新西兰英语之于英国英语，美国英语之于英国英语的区别”（杨占武，1996：4）。

人名姓氏  王贵（1991）利用在西藏生活 30 多年的机会，搜集到 500多个藏族常用人名，通过分析藏族人名的构成，阐述人名的意义类别以及藏族人名藏、汉、英三语互译的问题。该书颇具史料价值。纳日碧力戈（1997）论证了人名与文化的关系，认为人名往往充满自然崇拜的意蕴，姓名可同时表示血缘和身份，人名具有区分和整合功能，受社会性质和文化特点的制约。

色彩语言  朱净宇等发表了中国第一部有关色彩语言的专著（朱净宇、李家泉，1993），该书搜集了中国 30多个少数民族的色彩语言资料，综合应用语言学、符号学和文化人类学的方法，剖析了色彩语言的社会文化内涵，认为色彩语言的社会文化意义，是由一定民族的伦理道德、宗教文化、社会政治经济结构、婚恋习俗及其他伦理道规范所决定的。白庚胜（2001）融会语言学、宗教学、文化学、神话学、美学、考古学等方面的研究成果，采用田野调查、文献考辨、综合分析、比较研究的方法，描述纳西族的色彩符号语言，阐释这些色彩符号的象征意义，构建了纳西族的色彩文化体系。

宗教语言  中国第一部有关宗教语言学的专著是由高长江（1993）撰写的，该书旨在“从语言学的角度探讨宗教的特征，从宗教学的角度探讨语言的功能”（高长江，1993：362），涉及宗教系统与语言系统、宗教演化与语言发展、宗教语言模式、宗教语言与人的世界。梁晓虹（1990，1991）详细论证了中国古代大量翻译佛经对汉语词汇发展的巨大影响。钟廷雄（1990）阐述了宗教对文字的影响。

语言接触  中央民族大学的学者较系统地分析了汉语与中国诸少数民族语言的相互影响，以及中国七个民族转用汉语的状况（戴庆厦，1992）。陈保亚（1996）通过追踪傣语和汉语的接触，论证了语言联盟是语言演化的一种新模式。袁焱（2001）以阿昌语为例，采用田野调查的方法，提出由语言接触引发的语言变化包括：语言影响、语言兼用和语言转用。何俊芳（1998）综合采用语言学、社会学、历史学和民族学的研究方法，探讨了我国双语的结构特点、变化趋势以及制约双语发展的因素。

3.综合研究

随着语言人类学专题研究的不断深入，我国汉语方言及少数民族语言学界的专家学者，沿着罗常培于 20 世纪50 年代开创的路径，开拓进取，终于在理论方法、深度广度、定性定量等诸多方面取得了新进展，特别是在方言与中国文化、语言与文化的理论、民族语言与社会文化等领域，涌现出具有一定特色的综合性研究论著。

方言与中国文化  游汝杰在完成一系列专题论文的基础上，与人合作撰写了一本专著（周振鹤、游汝杰，1986），综合探讨中国境内的方言（包括少数民族语言的方言）和中国文化的关系，包括八个方面，（1）方言与移民的关系，提出历代移民是汉语各南方方言的历史渊源，也是汉语方言地理格局的主要成因；（2）方言地理与人文地理，论证了历史上的行政地理在方言形成中的重要作用；（3）历史方言地理的拟测及其文化背景；（4）语言化石与栽培植物发展史；（5）从地名透视文化内涵；（6）方言和戏曲及小说；（7）方言与民俗；（8）语言接触和文化交流。

语言与文化的理论  张公瑾（1998）的研究性论著，在语言与文化的理论方面提出许多新论述：（ 1）语言的文化价值不能仅仅局限于词汇所反映的文化意义，还应涉及语音、语法、语言的结构类型、谱系分类法、语言的分布以及文字问题；（2）对民族文字的选用或改造，必须联系民族的文化环境和文化传统，才能取得成功；（3）传统的线性分析法不适宜语言与文化的研究，提议引入浑沌学的理论和方法。

民族语言与社会文化  周庆生（2000）的论著是在一系列专题研究的基础上完成的。该书大量使用田野调查资料，综合运用社会语言学、社会心理学和文化人类学的方法，在语言状况、语言与族属、语言变异和变体、语言交际、语言与文化、双语学习动机等方面有一些新建树。

三、余  论

20 世纪（特别是近十几年来）的中国语言人类学，无论是在学科地位的确立，研究成果的质量和数量，教学科研队伍的建设，教材的编写等诸多方面，均取得了一定的进展。然而，该学科在中国毕竟还是一门新兴的边缘学科，该学科的基础还十分薄弱，该学科的进一步发展和提高还需要有个过程。中国语言人类学界正在积极努力推动这门学科的进一步发展。

创造条件，使学科尽快走向成熟  国内外人文社会科学的发展经验表明：有无本学科的学术团体，能否定期召开本学科的学术会议，有无本学科的学术期刊，是识别一门学科是否成熟的重要标志。目前就中国语言人类学而言，虽然还不具备成立学会、创办期刊、召开大型学术会议的条件，但是，可以积极努力，争取在适当时机，在相关的一级学会如中国人类学会或中国民族学会中成立语言人类学分会，在相关的人类学或民族学学术大会中，设立语言人类学专题（或分组）会议，在相关的学术期刊或会议论文集中，设立语言人类学栏目。

语言人类学的发展受到广泛关注  目前，中国语言人类学还没有专门的学术团体和学术刊物，但是人类学界和语言人类学界对这门学科的关注程度却不断增强。在中国社会文化变迁日益迅速的条件下，中国丰富的语言资源在经济社会发展中如何得到保护和传承？语言作为最重要的文化载体所蕴含的知识、观念如何得到发掘？母语在少数民族社会发展、教育等方面的作用和功能如何得到发挥？诸如此类的问题，正在引起人们的普遍关注。这种关注可以成为推动语言人类学发展的有利条件和社会需求。

立足民族志的田野调查，融会其他研究方法  在中国，“语言与文化”的关系，已经成为许多相关交叉学科，譬如，语言人类学、人类语言学、文化语言学、人类文化语言学、社会语言学、民族社会语言学的研究对象。其中，最具语言人类学特色的，就是运用民族志或民族学的方法，从事语言与文化的研究。因此，立足民族志的田野调查，融会其他研究方法，是任何一位语言人类学家都应该牢牢把握的研究取向。这种研究取向在中国拥有十分广阔的前景。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  中国现代人类学和语言学，都是在借鉴国外同类学科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因此，不断地吸收和借鉴国际人类学、民族学界、特别是语言人类学和相关学科的理论与方法，是促进中国语言人类学发展的必由之路。中国的语言人类学将积极开展同世界各国同行的交流与合作，推动中国语言人类学沿着本土化和现代化的方向迅速发展。

原载：张公瑾、丁石庆主编，浑沌学与语言文化研究，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20页-30页。

*本文原系中国申办第十六届国际人类学民族学科学联合会大会（2008 年）英文宣传资料中的一部分，曾于 2003 年在佛罗伦萨举行的第十五届国际人类学民族学大会上散发，现为中文稿，略有删节。郝时远先生提出宝贵修改意见，谨致谢忱。

本文来源：语言文化与混沌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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