声 音｜新中国理论语言学研究70年：回顾与反思

编者按：语言学是一门以人类的自然语言为研究对象，系统研究语言的起源、演化、发展，以及语言的结构、功能、意义、类型和应用等问题的学科。从研究的侧重点来看，可区分为理论语言学与应用语言学。其中，理论语言学注重探讨人类语言的本质，考察人类语言的普遍特征和一般规律；或主要采取经验主义范式从具体的语言现象中总结、归纳、概括语言的特点和规律，或主要采取理性主义范式进行语言特点和规律的推理与论证。总体上看，70年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理论语言学研究得到了快速发展。外语界在引介国外语言学理论与方法方面作出了重要贡献，不少学者还立足本土，结合中国的语言事实，提出了很多创见。可以说，“引进、结合和创新”是贯穿于理论语言学研究70年的三条主线。不过，目前我国理论语言学研究整体上还处在“照着讲”和“跟着做”的阶段，基本上还属于国外语言学理论的“消费阶段”，国际学术话语权提升空间仍然很大。追根溯源，主要是缺少具有原创性的理论语言学知识体系。2016年5月1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提出了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战略任务。语言学是哲学社会科学中的一门重要学科，而理论语言学又是语言学的基础部分。因此，创新与重构理论语言学知识体系，构建和完善我国语言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成为新时代背景下语言学研究的一个重要使命与担当。本文立足外语界，扼要回溯和概述新中国成立70年来理论语言学发展脉络，简略述及各理论流派所取得的成就，总结理论语言学研究所取得的经验，反思目前理论语言学研究存在的主要问题和不足，提出今后推进理论语言学研究和发展的建议，以期为理论语言学知识体系创新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由于篇幅所限，结合评审专家的建议，本文重在勾勒70年来外语界理论语言学研究的整体发展趋势，没有从语言学各分支内容角度，对语音学、音系学、形态学、句法学、语义学等研究成果进行单独梳理，也没有对语言学各理论与流派有关语言本体的具体研究成果进行逐一回顾，难免有疏漏之处，敬请批评指正，以便于继续研究探讨。

本文来源：《外语研究》2021年第2期

新中国理论语言学研究70年：回顾与反思

摘　要：本文回顾新中国70年来和改革开放前后两个时期的理论语言学研究取得的成就，反思目前存在的问题与不足，并对未来发展提出建议。新中国理论语言学研究70年总体上经历了从相对封闭到开放引进，再到本土创新的发展历程。目前，理论语言学研究仍存在原创性研究不足、研究方法相对单一、研究队伍学术素养有待提高、国际影响力尚需提升等诸多问题。今后，我国理论语言学研究应坚持问题导向，拓宽研究思路，改进研究方法，提高研究队伍的跨学科意识、本土意识和哲学素养，加快研究的国际化进程，以推动知识体系的创新。

关键词：理论语言学研究；回顾；反思

作者简介：何伟，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功能语言学，汉外对比，生态语言学，翻译研究。沈维，博士生。研究方向：功能语言学，生态语言学。

0  引  言

语言学是一门研究人类语言的本质、结构、功能、类型和发展规律的科学，是人们对语言现象的抽象概括。根据不同的研究对象和分类标准，语言学可以分为理论语言学和应用语言学、普通语言学和个别语言学、宏观语言学和微观语言学、共时语言学和历时语言学等（黄国文 2007：35）。其中，理论语言学主要“探讨人类语言的本质，考察人类语言的共同规律和普遍特征，从具体的语言现象中总结、归纳出普遍规律，为语言学的各个分支学科建立共同的理论框架”（语言学名词审定委员会 2011：1）。新中国成立70年来，我国的理论语言学研究走过了不平凡的历程。追昔抚今，鉴往知来，本文立足外语界，在简要梳理我国理论语言学研究70年发展历程的基础上，总结取得的成绩和经验，反思目前存在的问题与不足，为今后的发展提出相应的建议，以推动新时代理论语言学知识体系的创新发展。

1  新中国理论语言学研究70年回顾

鉴于现代各理论语言学流派及分支在我国得到广泛关注是在改革开放之后，本文以改革开放为参照点，分前后两个时期对新中国理论语言学研究70年历程进行回顾。

1.1 改革开放前

从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近30年中，我国理论语言学研究经历了前苏联语言学理论的引进（1949年至1959年）、西方语言学理论的引介（1960年至1965年）以及研究中断时期（1966年至1976年）三个阶段。

新中国成立之初的十几年，受国际关系和地缘政治的影响，全国范围内掀起了“向苏联学习”的热潮，引进与翻译前苏联的语言学理论和著作成为国内学习和研究理论语言学的重要途径。在众多引进与翻译的理论中，斯大林（Сталин）在《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学问题》（1950）中就语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关系、语言的阶级性、语言的特征等问题而进行的论述，对国内早期的理论语言学研究影响较大。此外，1956年教育部参照苏联的语言学引论教学大纲及教科书，审订颁布了《语言学引论教学大纲》。在此指导下，我国高校外语系和中文系普遍开设了语言学概论课程，并出版了多部语言学概论教材。此阶段，理论语言学研究的特征是以翻译为主，评介为辅，研究性的成果较少（束定芳等 2009：12）。

20世纪60年代以后，受中苏关系变化的影响，语言学理论的引进出现了从前苏联到西方的转向。通过对苏联语言学^①和欧美语言学文献的译介，一些西方语言学理论被引介到国内，其中对当时理论语言学研究影响较大的当属结构主义语言学。许国璋（1958）的《结构主义语言学述评》、桂灿昆（1962）的《索绪尔的语言学理论简述》、王宗炎（1965）的《英美学者论美国结构主义的谬误》、张允文（1963）的《霍姆斯基<句法结构>中的转换分析法理论》、索绪尔（Saussure）的《普通语言学教程》（高名凯译 1980）、梅耶（Meillet）的《历史语言学中的比较方法》（岑麒祥译 1957）、萨丕尔（Sapir）的《语言论：言语研究导论》（黄卓元译 1964）等都是该阶段较具代表性的文章和译著。虽然此阶段西方语言学理论引进的规模和数量有所提升，但总体上缺乏系统性。1966年至1976年，理论语言学研究受到很大影响，几乎处于停滞状态。总体上，改革开放以前的理论语言学研究相对封闭和缺乏自主性，主要以译介为主，以服务国内政治和文化教育的需求为目的。

1.2 改革开放后

改革开放以后，我国开始加强与西方语言学界的联系，许多原来不受关注的国外最新语言学理论被引进和介绍到中国。理论语言学研究开始沿着健康、正常的轨道稳定持续地开展。目前，理论语言学研究呈现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局面。囿于篇幅，下文主要对转换生成语法、系统功能语言学、认知语言学、语用学和对比语言学等5个理论语言学流派及分支的发展过程进行粗线条勾勒，兼及对一些重要人物、重大事件、重要成果等的回顾。

1.2.1 转换生成语法

转换生成语法，亦称“生成语法”和“形式语言学”（宁春岩 2011：i），是由乔姆斯基（Chomsky）于20世纪50年代在批判美国结构主义语言学和行为主义心理学的基础上，创建并不断修正发展的一个语言学理论。60多年来，转换生成语法先后经历了标准理论、扩展标准理论、修正的扩展标准理论、管辖与约束理论（或原则参数理论）以及最简方案五大发展阶段（吴义诚，杨小龙 2015：188）。

我国较早专门介绍转换生成语法理论的文献可以追溯至张允文（1963）对《句法结构》中转换分析法的介绍。然而，受各种条件的影响，该文并未引起学界较大的关注。直到改革开放以后，方立等（1978）的《谈转换—生成语法》和王宗炎（1978）的《论乔姆斯基式的转换语法》才正式揭开国内转换生成语法研究的序幕。我国数十年的转换生成语法研究大致经历了“初步引进译介、本土化尝试、全面蓬勃发展和独立自主创新”四个阶段（石定栩 2018：806）。在初步引进译介阶段，黄长著、林书武、赵世开、沈家煊、徐烈炯、方立、宁春岩、侯方、吴道平等一批学者，通过著作翻译、专著出版等，为转换生成语法的引介做出了重要贡献。随之，乔姆斯基的著作被学界相继翻译出版，如《句法结构》（邢公畹等译 1979）、《句法理论的若干问题》（黄长著等译 1986）、《支配和约束论集：比萨学术演讲》（周流溪等译 1993）等。徐烈炯撰写的《生成语法理论》（1988）成为国内许多转换生成语法爱好者和研究者开始接触转换生成语法的入门必读书。20世纪80年代，宁春岩等翻译的安妮·桥本（Anne Y. Hashimoto）的《现代汉语句法结构》（1982）和黄正德的博士论文《汉语中的逻辑关系及语法理论》（1983）的出版，极大地推动了学界运用转换生成语法理论研究汉语的进程。其中值得一提的是，Huang et al.（2009）从转换生成语法视角探讨了汉语的被动句、“把”字结构、话题结构和关系结构、疑问句、名词性短语、照应语等。邓思颖（2010）采用形式句法学短语结构理论分析了汉语各种句法现象。何元建（2011）运用转换生成语法理论和方法，对现代汉语的词结构和句子结构进行了系统的描写与解释。国内学界在汉语空语类、反身用法、特殊句式、指称、题元结构、话题/焦点句、句末语气词、疑问句等话题研究方面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此外，一些学者在运用转换生成语法理论进行汉语研究的同时，还对其进行了验证或质疑。例如，Xu（1986）通过讨论汉语等语言中广泛存在的一种非显性代词，证明了它们不同于乔姆斯基所定义的四种空语类中的任何一种。Lin（2015，2017）从研究方法上对乔姆斯基的普遍语法理论进行了批判。

40多年来，我国转换生成语法研究成就斐然。从研究成果来看，在中国知网以“生成语法”为关键词进行检索，1978年以来期刊论文数量达1,244篇。此外，据不完全统计，国内外语界出版的转换生成语法教材、专著、论文集、译著、原版影印丛书等多达200余部。关于国家社科基金立项课题，早在1989年就有徐烈炯题为“生成语法研究”的项目。在学术组织方面，2015年中国英汉语比较研究会形式语言学专业委员会正式成立。在学术会议方面，中国于1983年和1987年举办了两届国际生成语法研讨会；2001年，中国召开了第一届形式语言学国际研讨会，截至2019年底，已经连续举办8届。值得一提的是，2010年，乔姆斯基首度来华并在“第八届生成语言学国际学术研讨会”上发表了题为“刺激匮乏：未竟的课题”的主题演讲。

1.2.2 系统功能语言学

系统功能语言学是韩礼德（Halliday）于20世纪50年代末期开始创建，后经福塞特（Fawcett）、马丁（Martin）、麦提森（Matthiessen）等学者在不同时期不断充实、完善和发展的一个普通语言学和适用语言学理论。我国最早提及系统功能语言学的文献是方立等（1977）发表的《谈谈现代英语语法的三大体系和交流语法学》一文，文中指出“功能语法是哈利德（Halliday）总结了弗思（Firth）^②的理论创建的一种新的语法体系”（同上：12）。随后，王宗炎（1980，1981）对弗斯和韩礼德的研究进行了评介，对后来推动系统功能语言学在中国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我国系统功能语言学40多年的研究，主要经历了理论引介（1977年至1988年）、理论验证与应用（1989年至1994年）以及理论发展、完善与本土化（1995年至今）三大阶段。这三个阶段之间并非相互独立，而是彼此交错、同步进行。根据Bartlett & O'Grady（2017）的介绍，当前系统功能语言学理论主要有三大分支：韩礼德的功能语法、马丁的语篇语义学以及福塞特的加的夫语法。就我国而言，胡壮麟、方琰、朱永生、张德禄、杨信彰等学者在引介韩礼德的理论方面做出了重要贡献。胡壮麟等著的《系统功能语法概论》（1989）堪称国内首部完整介绍韩礼德系统功能语言学理论的学术著作，培养了一大批系统功能语言学的爱好者和研究者。王振华（2001）撰写的“评价系统及其运作——系统功能语言学的新发展”一文标志着国内评价理论研究的开始。黄国文和冯捷蕴（2002）较早向国内介绍了加的夫语法。在理论应用方面，系统功能语言学被广泛运用到语篇分析（如多模态话语分析、积极话语分析、批评话语分析、生态话语分析）、翻译研究、外语教学、文体学、语言类型学、对比语言学、语言政策与规划等领域。此外，国内学者在应用系统功能语言学理论的同时，还积极尝试对其拓展、完善和发展。比如，张德禄和刘汝山（2003）对语篇的衔接和连贯理论进行了深化和扩展。黄国文和葛达西（2006：26）把基于系统功能语言学的语篇分析定位为“功能语篇分析”，并提出了六大步骤，即观察、解读、描述、分析、解释、评估。王振华（2009）提出“一个范式、两个脉络、三种功能、四种语义、五个视角”的语篇语义路径。彭宣维（2011）基于自身提出并完善的“过程与维度”语言模式，探讨了现代汉语从词到小句的语义和语法范畴。何伟等（2017a，2017b）在吸收和融合韩礼德、麦提森、福塞特以及马丁等人有关及物性研究的基础上，建构了具有可操作性的英、汉语及物性系统。同时，何伟近年来基于自身提出的“多元和谐，交互共生”生态哲学观（何伟，魏榕 2018），对系统功能语言学内部的理论（如及物性系统、评价系统、衔接与连贯、主位系统等）进行了生态拓展，尝试建构一个可用于生态话语分析的生态语法框架。在理论的本土化方面，何伟等（2015）开启了加的夫语法的本土化研究，对汉语进行了句法描写，并根据汉语语言的实际情况提出了谓体、谓体延长成分、语气词等术语。黄国文（2018）以系统功能语言学为理论指导，从哲学根源、研究目标与原则、研究方法与研究对象等方面，深入阐述了其在中国语境下提出的话语生态分析模式，即“和谐话语分析”。

40多年来，系统功能语言学深受我国学者的青睐，研究成果十分丰富。在中国知网以“系统功能语言学”为关键词进行检索，1977年以来期刊发文量达3,425篇。据不完全统计，截至2019年底，国内出版的系统功能语言学教材、专著、论文集、译著、原版影印丛书等达400余部。国家社科基金立项方面，系统功能语言学最早的项目应是1991年胡壮麟题为“语篇的衔接”研究课题。在学术组织方面，1995年，中国高等院校功能语法教学研究会成立（后改为“中国高校功能语法研究会”，后又更名为“中国英汉语比较研究会功能语言学专业委员会”）；2007年，中国英汉语比较研究会英汉语篇分析专业委员会成立。在学术会议方面，首届中国系统功能语法研讨会于1989年召开，至2019年已召开16届；1991年首届全国语篇分析研讨会召开，至2019年已召开16届；功能语言学与语篇分析高层论坛于2006年开始举办，到2019年已举办27届。此外，中国还分别于1995年、2009年、2013年举办了第22届、第36届、第40届国际系统功能语言学大会。由中国学者主编和参与主编的国际学术期刊有：Jonathan Webster、黄国文和何伟主编的《世界语言学刊》（Journal of World Languages）、黄国文和常晨光主编的《功能语言学》（Functional Linguistics）、彭宣维和Geoff Williams主编的《语言、语境与语篇》（Language, Context and Text）。

1.2.3 认知语言学

认知语言学发轫于20世纪70年代中期，源于对当时在语言学和哲学领域占据主导地位的形式语言学的不满与反叛（Evans et al. 2007：2）。1989年春在德国杜伊斯堡召开的第一次国际认知语言学会议和1990年《认知语言学》（Cognitive Linguistics）期刊的创办，标志着“认知语言学作为一个有着广泛基础的、自觉的学术运动的诞生”（Langacker 1990: ix）。

我国的认知语言学研究开始于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其重要标志为《国外语言学》1988年发表的戴浩一著、黄河翻译的《时间顺序和汉语的语序》一文（束定芳 2009：248）。我国认知语言学30多年的研究主要包括三类：理论的引进与介绍、理论的验证与应用以及理论的质疑与发展。沈家煊、林书武、袁毓林、文旭、束定芳、熊学亮、张辉等学者通过发表译介与评述文章以及出版专著，在早期认知语言学理论的引进与介绍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为以后的认知语言学研究作了重要的铺垫。在理论应用方面，有关认知语言学视角下的汉语语法、翻译学、外语教学、语言类型学、对比语言学、词典学以及认知文体学、认知诗学、批评认知语言学等内容的研究已经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在理论的质疑与发展方面，一些学者不拘于成说，在反思的基础上对认知语言学的理论进行了修正与弥补。例如，王寅（2014，2019）在深入反思认知语言学存在的问题与不足的基础上，将其发展为“体认语言学”，提出体认语言学的核心原则是“现实—认知—语言”，不仅更加突显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论和后现代的人本观在语言研究中的基础性地位，也弥补了认知语言学学科名称中只讲“认”不讲“体”的不足。此外，心理实验法、语料库法等实证研究法也被拓展到国内认知语言学研究中。束定芳（2013）介绍和评述了认知语言学研究中常用的研究方法：内省法、语料库法、多模态法、心理实验法、神经实验法等。张辉（2016）运用ERP技术手段，对汉语熟语的动态在线加工进行了实验研究，构建了汉语熟语在线加工模式。

30多年来，认知语言学在中国蓬勃发展。在中国知网以“认知语言学”为关键词进行检索，截止到2019年12月31日，检索出的期刊论文达3,232篇。据不完全统计，国内外语界出版的认知语言学教材、专著、论文集、译著、原版影印丛书等达300余部。需提及的是，Shu et al.（2019）从汉语特定构式、认知语用学、认知神经语言学、心理语言学等方面，全面介绍了中国学者的本土化研究成果。1987年以来，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中立项的认知语言学研究课题达237项。在学术组织和学术会议方面，2006年中国认知语言学研究会成立（后更名为“中国英汉语比较研究会认知语言学专业委员会”）；“首届中国认知语言学研讨会”于2001年召开，截至2019年已连续召开11届；第11届国际认知语言学大会于2011年在西安召开；“第一届国际认知语义学研讨会”于2006年召开，截至2019年已连续召开6届；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已经连续主办19次“中国认知语言学国际论坛”，先后邀请包括莱考夫（Lakoff）、泰勒（Taylor）、兰盖克（Langacker）、泰尔米（Talmy）等在内的26位认知语言学专家学者做了系列讲座。由中国学者主编及参与主编的认知语言学国际学术期刊有：文旭和Zoltan Kövecses主编的《认知语言学研究》（Cognitive Linguistic Studies）、张辉主编的《语言与认知科学》（Language and Cognitive Science）、李福印主编的《认知语义学》（Cognitive Semantics）。

1.2.4 语用学

“语用学”概念最早由Morris（1938: 6-7）在符号学的三分说^③中提出，但是其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则诞生于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语用学从“废纸篓”跃升为一门独立学科的标志有三：一是1977年《语用学学刊》（Journal of Pragmatics）的创刊；二是1983年第一本语用学教材《语用学》（Pragmatics）（Levinson 1983）的问世；三是1986年国际语用学学会的成立（沈家煊 1996：1）。

我国的语用学研究基本上与国外同步，起始标志为许国璋（1979）对奥斯汀（Austin）《论言有所为》（How to Do Things with Words）的摘译和胡壮麟（1980）《语用学》一文的发表。过去的数十年间，我国的语用学研究主要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理论引介、理论应用以及理论修正、补充与本土创新。当然，这三个方面的内容不是前后相继，而是同时进行的，贯穿于整个研究过程中（束定芳等 2009：168）。在理论引介上，许国璋、胡壮麟、王宗炎、沈家煊、何自然、何兆熊、钱冠连、顾曰国、姜望琪等一些早期研究者，为推动后来中国语用学发展起到了重要的引导作用。何自然的《语用学概论》（1988）和何兆熊的《语用学概要》（1989）是国内较早系统介绍语用学的教材，为语用学研究在中国的普及与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从研究内容来看，言语行为、会话含义、礼貌原则、修辞、指示、预设、面子理论、合作原则、关联理论、顺应理论、模因论等微观语用学议题以及认知语用学、跨文化语用学、社会语用学、人际语用学、实验语用学、形式语用学等宏观语用学议题相继得到国内学者的关注。此外，一些理论还被应用于汉语研究、英汉对比研究、界面研究、语言教学、话语分析、翻译实践等领域。在理论修正方面，一些研究对礼貌原则、会话含义等语用学理论进行了修正、发展和补充。例如，顾曰国（1992）追溯了现代汉语中礼貌概念的历史渊源，归纳总结出了五条制约汉语交际的礼貌原则，如贬己尊人准则、称呼准则、文雅准则、求同准则和德、言、行准则，同时还对利奇（Leech）的礼貌原则中的策略准则和慷慨准则提出修订。徐盛桓（1992）提出“注意自身、尊重对方、考虑第三方”礼貌原则新构想，对礼貌原则进行了修正。此外，徐盛桓（1995）还介绍了其对新格赖斯会话含义理论的选择、重构、阐释与发展。冉永平和赵林森（2018）结合中国本土的人情、面子和情面等概念，提出了一个在汉语文化语境下基于人情原则的人际关系管理模式，发展了面子理论。在理论本土创新方面，钱冠连（1997）从汉语文化事实出发，抽象出真正符合汉语文化的语用原理，提出汉语的语用学“三带一理论”^④。陈新仁（2018a，2018b）对中国语用学本土理论建设和中国语用学学科话语体系构建进行了有益的探讨。

30多年来，中国语用学研究取得了显著的成绩。以“语用学”为关键词在中国知网进行检索，1980年以来期刊发文数量达4,900篇。据不完全统计，截至2019年底，外语界出版的语用学教材、专著、论文集、译著、原版影印丛书等达200余部。1987年以来，国家社科基金立项的语用学课题有126项。在学术组织和学术会议方面，2003年中国语用学研究会成立（后更名为“中国逻辑学会语用学专业委员会”）；中国首届语用学研讨会于1989年召开，到2019年全国语用学研讨会已经连续召开16届；首届东亚语用学研讨会于2019年在中国召开。由中国学者主编及参与主编的语用学国际学术期刊有：陈新仁和 Dániel Zoltán Kádár主编的《东亚语用学》（East Asian Pragmatics）；谢朝群和Francisco Yus主编的《网络语用学》（Internet Pragmatics）。

1.2.5 对比语言学

对比语言学又称“对比分析”或“对比研究”，是指“对两种或两种以上的语言进行共时的对比研究，描述它们之间的异同，特别是不同之处，并将这类研究应用于其他有关领域”（许余龙 2010：3）。虽然我国汉外语言对比研究可追溯至1898年《马氏文通》运用比较方法研究汉语语法，但对比语言学在我国作为一门独立学科“则是最近几十年间的事”（王菊泉 2011：i）。

我国对比语言学学科发展的标志是1977年吕叔湘所做的题为“通过对比研究语法”的讲话，其40多年的发展历程大致可分为学科初创期（1977年至1989年）、学科成熟期（1990年至2008年）、理论创新期（2009年至今）三个阶段。在学科初创期，赵世开（1979）、陈平（1980）、丁金国（1981）、胡壮麟（1982a，1982b）、王菊泉（1982）、方梦之（1983）等一些普及性的综述、译文和书评全面介绍了对比研究的新理论、新方法和新进展。此外，张今和陈云清（1981）、任学良（1981）、赵志毅（1981）等著作也相继问世。这些研究对于增强对比语言学学科意识起到了积极的助推作用。该阶段的对比研究主要聚焦语音、词汇、语法、修辞、语用、翻译等微观问题，旨在为二语教学和翻译实践服务。1990年至2008年，我国对比语言学学科走向成熟。此阶段，涌现出一大批对我国对比语言学学科发展具有指导意义的论文集和通论类专著，比如杨自俭和李瑞华（1990）、刘宓庆（1991）、许余龙（1992）、连淑能（1993）、潘文国（1997）、许高渝等（2006）、潘文国和谭慧敏（2006）、Pan & Tham（2007）等。需特别提及的是，许余龙（1992）系统论述了对比语言学的定义、分类、名称、起源、发展、理论和方法等，“标志着对比语言学作为一门学科在中国的成立”（潘文国 2002: 73）。潘文国和谭慧敏（2006）通过重新系统梳理中西对比语言学史，把西方对比语言学的源头往前推至洪堡特（Humboldt），并提出“一部中国现代语言学史，实质上就是一部汉外对比史”的观点（同上：封底）。重要的是，该书还构建了对比语言学研究的方法论体系。90年代，中外语言文化比较研究会和中国英汉语比较研究会相继成立，学会还定期召开学术研讨会，并出版论文集，这对中国对比语言学学科的成熟起到了推动作用。该阶段对比语言学研究从微观走向宏观，并着手思考对比语言学学科的理论建设问题。2009年以后，对比语言学研究在理论创新方面取得了突破性进展。例如，沈家煊（2016）论证了汉语中名词和动词的性质以及两者之间的关系不同于印欧语中的名词和动词。就名词和动词的性质而言，印欧语的名词和动词是语法范畴，不同于语用范畴“指称语”和“述谓语”，而汉语的名词和动词是语法范畴也是语用范畴，名词就是“指称语”，动词就是“述谓语”；就两者的关系而言，印欧语的名词和动词是“分立关系”，而汉语里名词和动词是“包含关系”（同上：1-2）。沈家煊（2019：81）又提出“印欧语语法以主谓结构为主干，主谓结构是以续为主，续中有对；汉语大语法以对言格式为主干，对言格式是以对为本，对而有续”。王文斌（2019：xix）提出英语具有强时间性特质，而汉语具有强空间性特质。

40多年来，我国对比语言学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以“对比语言学”为关键词在中国知网进行检索，1979年以来期刊发文量达4,655篇。据不完全统计，截至2019年底，国内出版的对比语言学教材、论著、论文集、原版影印丛书等多达500部。1987年以来，国家社科基金中立项的对比语言学研究课题达228项。

2  新中国理论语言学研究70年思考

“每一门科学都是在它过去的基础上成长的，前一代人的成就会成为下一代人的起点”（Robins 1967: 4）。下文将在总结理论语言学研究70年的成就和经验基础之上，指出当前存在的问题与不足，并提出建议，以明确未来发展路向。 

2.1 学术成就和经验总结

理论语言学研究70年在发展阶段、研究内容、研究方法、研究队伍和研究的国际化等多个方面都取得了重要突破，有很多宝贵的经验值得总结。

（1）在发展阶段上，我国70年的理论语言学研究总体上经历了“相对封闭→开放引进→本土创新”的流变过程。新中国成立后的前30年，由于时代的局限，学界整体上处于相对封闭的状态，主要以翻译、引介和学习苏联的语言学理论为主，较少引进西方语言学理论。改革开放以后，转换生成语法、系统功能语言学、认知语言学、语用学、对比语言学等语言学理论流派及分支得到前所未有的迅速发展。理论语言学的研究领域和研究对象不断拓展，研究方法和研究手段不断增多，研究成果的数量和质量显著提高，逐渐形成与国际趋于同步的局面。新世纪以来，一些学者在引进和借鉴国外语言学理论与方法的同时，更加注重与本土的语言研究问题相结合，通过对理论的补充、质疑及修正，在自主创新方面迈出了实质性的步伐。总体来看，理论语言学研究70年经历了从引进介绍到借鉴承继与应用验证，再到修正发展与本土创新并重的螺旋式发展上升过程。 

（2）在研究内容上，国内学者在吸收和借鉴国外语言学理论的同时，通过深入反思和探究，提出了具有原创性的理论和观点。其一，在发展的基础上，进行本土创新。例如，王寅（2014）在论述认知语言学存在若干问题的基础上，将其本土化和发展为“体认语言学”。冉永平（2018）针对人际语用学不太重视人与人之间“情”的影响及其语用功能之不足，提出了汉语文化语境下的“人情原则”，探究了人情对人际关系管理的建构作用及其互惠性特征。其二，着力摆脱印欧语语言分析框架的束缚，提出符合汉语本质特征的理论架构。例如，在对名词动词和主语谓语两对印欧语语法基本范畴的认识上，沈家煊（2016，2019）先后提出汉语的“名动包含说”以及汉语语法以“对言格式”为主干，给印欧语传统观念带来了观点和方法上的冲击。其三，尝试从民族思维或哲学层面，探讨语言的本质特征。例如，王文斌（2019）从语言和思维的关系入手，探究了英汉语言表征差异背后所隐匿的民族思维差异，提出英语倚重时间性思维，汉语倚重空间性思维。此外，就研究对象而言，外语界所开展的理论语言学研究也经历了从外语到汉语，再到汉外对比的拓展过程。

（3）在研究方法上，理论语言学研究实现了从内省到定性与定量结合，再到运用实验和语料库等进行实证研究的拓展。例如，张辉（2016）运用ERP技术手段，在语言学理论分析研究的基础上对汉语熟语的动态在线加工进行了实验研究，构建了汉语熟语在线加工的心理语言学和神经语言学模式。彭宣维等（2015）介绍了其团队运用评价理论开发的汉英对应评价意义语料库及其在研制过程中涉及的语料处理原则与具体操作方案。何伟带领团队研发了加的夫语法制图软件，发展了系统功能语言学内部的加的夫模式，并以此为参照建立了英汉语功能句法分析语料库^⑤。顾曰国建设了汉语现场即席话语语料库^⑥，并提出了“多模态贴真建模”等方法论和“言思情貌整一”等研究模型（顾曰国 2013）。

（4）在研究队伍上，国内学者在许国璋、王宗炎、胡壮麟、徐烈炯、何自然、徐盛桓、沈家煊、钱冠连、杨自俭等学界前辈的指引和带领下，逐渐形成了一批围绕转换生成语法、系统功能语言学、认知语言学、语用学、对比语言学等不同研究主题的学术组织，打造了多支阵容强大、相对稳定的研究队伍。目前语言学各重要理论流派及分支在中国均有专门的学术组织，包括挂靠在中国逻辑学会的语用学专业委员会以及挂靠在中国英汉语比较研究会的功能语言学专业委员会、形式语言学专业委员会、认知语言学专业委员会等。各学术组织通过定期组织召开全国性的学术研讨会、出版学术论文集、开展各种学术活动等，为理论语言学的深入发展注入了活力。此外，各方向对硕士和博士研究生的培养，也对研究队伍的壮大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5）在研究的国际化上，“请进来”和 “走出去”的双向互动，为加快我国理论语言学研究的国际化进程起到了推动作用。一方面，学界通过举办国际学术会议、邀请语言学各领域国际著名学者参会和讲学、引进和翻译国外语言学著作、订阅国际语言学学术期刊等途径，为国内学者追踪国际学术前沿和开拓学术视野提供了便利。另一方面，国内学者还通过参加国际学术会议、发表国际学术论文、在国际出版社出版论著及译著、主持和参与创办国际学术期刊、在国际学会担任重要职务、到国外高校攻读学位或访学等渠道，切实增强了与国际学界之间的学术交流。

2.2 当前问题与不足

　　与国外理论语言学研究相比，目前我国理论语言学研究仍存在一些问题与不足，主要表现在如下四个方面。

（1）重大突破性研究为数不多。通过对国内现有期刊和硕博论文、专著、教材、论文集以及学术会议发言等情况的分析，本文发现：一方面，多数研究主要着眼于借鉴和应用国外语言学理论与方法，或以汉语为语料来验证国外语言学理论的假设与方法，或对包括汉语在内的语言现象进行解释；另一方面，重复性的研究较多，真正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原创性及重大突破性研究明显不足。另外，具体语言问题上的研究较多，理论体系上的创新研究匮乏。因而，就理论的创新性而言，我国学者仍然任重而道远。

（2）研究方法相对单一。尽管有些研究成果开始重视实证研究和量化分析，但是大多数研究仍以微观语言现象描述和分析为主。学界有待结合具体的研究问题和研究目标，借助语料库、认知神经及心理实验（如ERP、MEG、fMRI）等方法对语言进行更为客观的研究。

（3）研究队伍学术素养整体有待提高。其一，一些研究者知识结构单一、研究视野不够开阔、理论创新能力不足，只熟悉特定的语言学理论流派及分支，而对其他的流派及分支关注较少，难以实现各流派及分支理论与方法之间的相互借鉴与整合创新。其二，不少研究者缺乏与汉语界的沟通与交流，从而使其研究的本土化进程与原始创新受到较大的限制。其三，不少研究者哲学基础薄弱，专注于微观语言现象研究，对语言背后的哲学基础关照较少，造成宏观的理论建构研究匮乏，盲目跟风现象严重。

（4）研究的国际化意识有待加强。虽然很多学者已经在国际期刊发表研究成果，有些研究还得到了国际同行的呼应，但国内学者与国际学界的对话整体上还有待加强。通过对国内学者在以理论语言学研究为主的19种国际期刊^⑦发文情况的检索与统计，本文发现，截至2019年底国内学者发表的研究性论文（不含书评）不足250篇。此外，国内学者应邀到国外讲学和做大会主旨发言的现象也并非多见。这些现象不仅体现了国内研究者的国际化意识不足，也从侧面反映出我国理论语言学研究在国际上的影响力亟待提升。

2.3 未来展望和建议

　　针对上述问题与不足，我国理论语言学研究需在以下四个方面继续努力。

（1）以问题为导向，推动原始创新。我国理论语言学领域存在低水平重复性研究较多、盲目跟风现象严重、重大突破性研究及理论体系构建匮乏等诸多问题，其主要原因是缺乏问题意识。要推动我国理论语言学研究的创新和持久繁荣，语言学研究者应坚持问题导向，自觉地将个人的研究与社会需求、学科的发展紧密联系起来，把发现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作为语言研究的指导思想（邢向东 2020：93）。

（2）拓宽研究思路，改进研究方法。其一，善于从语言对比或语言类型学视角考察包括汉语在内的世界诸多语言，深入探讨并揭示语言的共性、本质和规律，真正做到观察、描写和解释的充分性。其二，在大数据时代，重视内省和实证研究并重，并利用语料库和心理实验等现代技术手段，推动语言研究方法的更加科学化和多元化。

（3）提高研究者的学术素养。其一，培养跨学科的研究意识。立足当代国际语言学研究的前沿，打破语言学内部各流派及分支之间的壁垒，推动各流派及分支之间的融会贯通，推进学科交叉及跨学科研究。其二，增强本土意识。注重挖掘和借鉴中国传统语言学的优良传统，充分利用丰富的本土语言资源，积极修正、完善和发展现有的语言学理论观点，提出真正符合汉语自身特点和规律的理论体系与研究方法。其三，夯实哲学基础。善于汲取中西哲学之思想精髓，在对语言现象进行系统分析的基础上，从哲学高度做出深刻思考，提出有高度和深度的语言学理论与假设。 

（4）加速理论语言学研究的国际化进程。徐烈炯（2008：251）在回答“国内语言学研究与国外研究的差距主要在哪里？”这个问题时，提到“去看看本学科世界一流的刊物，看看里面有多少中国人发表了文章。假如占了一个相当大的比例，证明我们国家跟世界学术高峰没有多大差距了，甚至没有差距了”。中国学者应增强学术研究国际化的自觉和自信，把研究成果推到国际刊物、国际学术会议和国际学会组织等重要平台，同国外同行进行交流与对话，提高我国理论语言学研究的国际影响力。

3  结  语

新中国成立70年以来，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理论语言学研究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和显著的成就。展望未来，如何在新时代，借鉴经验，弥补不足，构建既有中国特色又有普遍性的理论语言学知识体系，实现我国理论语言学研究从“跟跑”和“并跑”到“领跑”的转变，是亟需学界思考和探讨的问题。习近平（2016：15）指出：“要按照立足中国、借鉴国外，挖掘历史、把握当代，关怀人类、面向未来的思路，着力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按照此思路，理论语言学研究需顺应时代发展要求，坚持问题导向，秉承“立足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的原则（王铭玉 2019：14），纵向传承国际已有语言学理论和本土优良语言研究传统，横向融通各语言学理论流派及分支之所长，推进语言学的理论创新和本土研究，着力打造理论语言学研究的中国学派。　　

注释：

① 这里并不是指苏联语言学理论，而是指当时间接翻译的苏联出版的语言学文献。

② 这里的哈利德与弗思分别是韩礼德和弗斯的不同译法。

③ Morris（1938: 6-7）区分了符号学的三个分支：符号关系学（syntactics）、语义学（semantics）和语用学（pragmatics）。符号关系学研究符号与符号之间的关系，语义学研究符号与符号所指对象之间的关系，而语用学研究符号与符号使用者之间的关系。

④ “三带一理论”中的“三”是指语言符号外三个因素的干涉，即附着于人的符号束、语境和智力对语用含义推理的干涉，“一”是指多于话面/字面的隐含意义；“三带一理论”是指由于有三个因素的分别或综合的作用，某话语产生了一个多于话面的含义（钱冠连 1997：10-11）。

⑤ 该库尚未正式对外发布。相关信息可参阅何伟和王敏辰（2019：126）、何伟和高然（2019：115）。

⑥ 关于该库的相关介绍可参阅顾曰国（2002），Gu（2002）。

⑦ 这里提及的以理论语言学研究为主的19种国际期刊包括Language，Linguistics，Theoretical Linguistics，Journal of Linguistics，Natural Language & Linguistic Theory，Lingua，Studies in Language，The Linguistics Review，Language Sciences，Linguistics and Philosophy，Pragmatics，Journal of Pragmatics，Pragmatics & Cognition，Linguistic Inquiry，Functions of Language，Cognitive Linguistics，Review of Cognitive Linguistics，Language and Cognition，Languages in Contra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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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张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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