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文荐读｜傅惠钧：词汇修辞化与修辞词汇化
好文荐读（第133期）词汇修辞化与修辞词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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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傅惠钧.词汇修辞化与修辞词汇化[J].当代修辞学,2024,(04):74-85.
摘要：修辞与词汇在互动中发展，这是语言本质所决定的。词汇修辞化，是作为语言符号的词汇在修辞主体达成修辞旨意的运作中转化为修辞符号的过程，存在常与变两种不同形态，其生成机制可从语言内外两个层面来认识。修辞词汇化可有广狭二解。本研究主要聚焦狭义的修辞词汇化现象。狭义的解释是指修辞现象中词或非词的变异形式在历时发展中演变为词的过程，其形态主要表现为新形、新构、新义、新能的固化，其发展存在初化、熟化、固化三个不同阶段。
关键词：词汇修辞化；修辞词汇化；修辞动因；初化；熟化；固化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大语言视域中汉语修辞与词汇、语法互动研究”（项目编号：20&ZD298）;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汉语会话语篇表情行为标志的语用特征研究”（项目编号：19BYY026）的阶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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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大语言修辞与词汇互动研究
汉语修辞学研究经过改革开放后的空前繁荣与沉静反思，在世纪之交出现了一个重要的转折。修辞学者与语言学者(特别是语法学者)不约而同地相向而行，在宏观和微观层面都做出了许多令人耳目一新的成果。修辞学如何在继承陈望道修辞思想的基础上进一步创新，在语言学的学科群体中走出一条属于自己的路来，为语言学的发展助力，成为修辞学者共同思考的问题。
在这一背景下，傅惠钧(2017)也尝试做了一些新的探索，针对20世纪60年代以来修辞学属性的“语言”“言语”之争，提出了“大语言修辞观”，认为修辞学的对象不是索绪尔概念中的语言或言语，而是其上位的“言语活动”，即“大语言”，并主张建立二级符号体系，“在修辞应用中，由能指和所指构成的语言符号整体就成了修辞符号的能指，即为‘修辞形式’，而在修辞情境中特定的交际内容便是修辞符号的所指，即为‘修辞意义’。相对于修辞符号来说，语言符号只是一个表达形式”。因而，修辞的过程，实际上就是言语主体以达成修辞旨意为目的而通过语言符号生成修辞意义的过程。这一研究路向努力的目标及其价值在于“使传统研究中有意无意将语言和言语割裂研究的思路，还原整合为一体来探讨其本该是一体的运用规律，使修辞研究更具有全面性和深刻性”(宗廷虎 2018)。
在这一研究思路中，修辞与词汇、语法之间的互动，是一种本质的存在！就本文所讨论的词汇而言，语言系统中一个词的词形、词构、词义、词能的形成和发展，多发生在应用之中，其动因往往与修辞相关。比如词义，一个新义位的出现，往往由情境中的修辞化开始，进而归结于修辞现象的词汇化，是一个动态的演化过程。新的词形的诞生，也经历同样的过程。可见从某种程度来说修辞与词汇、修辞史与词汇史是连体的，不可分离。因此，互动研究是必有的视角，这种互动研究到精微之处，甚至要对大多数的词(包括词形、词构、词义、词能等)进入词汇系统做出修辞学视角的考察，同时也要对每个词在动态运用中的修辞新用法做出描述和解释；也即它们是如何由一个情境中初化的修辞现象，进而熟化、固化为词汇现象的，又是如何由既成词汇现象顺应修辞旨意实现修辞化，从而产生新词、新义、新用法的。
修辞与词汇的互动研究须从共时与历时的坐标中做动态考察。从语言的历史长河来看，互动是无始无终的一个过程，着眼于共时平面，当词汇进入运用时，便会受制于言语主体的修辞旨意和言语环境。修辞不但会使其在适应话语题旨、意图以及语境的过程中充分地显示出它们在系统中被忽略的特征，而且会使它们顺应话语题旨、意图以及特定语境的需要发生变异，互动便发生在这个过程中。当然，偶尔的使用，不足以影响到它们在系统中的性质。在系统中的固化，往往发生在时间流里。因而，互动的真正实现，是在历时发展的过程之中。当一种在系统中被忽略的特征或是变异的形式与用法被不断重复使用，使修辞色彩渐渐递减，以至于让人们忘了曾有的修辞色彩，这便被大众所接受，而成了语言中的成分。因此，互动的考察，须在共时与历时的坐标中进行。
这种研究，可以朝前看，那便是预测，是推演。比如，语言中有“奸商”一词，又有“情商”一词，这两个“商”意义很不一样。前者指“商人”,后者指“水平的数量化指标”。但如果你说：“这个人情商不高，奸商却很高。”这里“奸商”的“商”却不是商人，而是“水平的数量化指标”,是说“用不正当手段牟取利益的能力”或“偷奸耍滑的能力”;再如果你说：“这两个商人的经营之道大异其趣，一个是智商，一个是情商。”其中的“智商”与“情商”与原词也是大异其趣，指的是“以智慧取胜的商人”与“以情感取胜的商人”。但这只可看作是互动的起点，至于“智商”“情商”“奸商”的变异用法能否被词汇系统接受，我们可以预测，但得出确定的结论并不容易。
更为可靠的做法是朝后看，那便是实证。回观一部汉语史，我们随处可以看到这种互动留下的迹象。比如汉语中有“弄璋”“弄瓦”二词，分别表示“生男”“生女”之意，语出《诗经·小雅》,但在《诗经》中是一种情境中的描述，且尚是非线性的，至唐代诗文中出现“弄璋”“弄瓦”,成为一种借代修辞用法，因有了线性的组合，而具有了词汇化的条件，随着使用的逐渐增多，到了宋代渐渐固化，完成了词汇化，如“应当有子问贤否，弄璋弄瓦诗人口”(饶节《倚松诗集》)。词汇在修辞中创新，修辞又在发展中丰富了词汇。
修辞与词汇的互动，我们可以归结为两个基本概念，即“词汇修辞化”与“修辞词汇化”。下面具体展开讨论。
二. 词汇修辞化
讨论修辞与词汇的互动，需要从修辞化谈起。
1. 关于修辞化
修辞化的概念，在国外文论学者的研究中曾有过一些探讨，如美国文学批评家保罗·德·曼(2007:17-21)就提出过“语法修辞化”的术语。他从语言的修辞维度入手来解构文学作品，其所谓“语法修辞化”是指“句法范例产生的修辞手段”，他借实例来说明语法和修辞之间的张力。如一段话语，描写一对夫妇正在系鞋带，妻子问丈夫是从鞋孔上面还是从鞋孔下面系时，丈夫问：“有什么区别?”德·曼指出，恰在这里“一个完全清楚的句法范例(疑问)，产生了一个至少有两个意义的句子，其中一个在表明，而另一个在否定这一语内表现行为的方法”,问句的意思可能只是询问，也可能是说“难道我不知道两者有什么区别吗?”德·曼指出，“只有通过一个文本外的意图的介入，才能消除意义的混乱”，比如丈夫发怒。这便是一种修辞化视角的文学解构。
国内修辞学界对于“修辞化”也有为数不多的一些讨论，但观点很不一致。崔应贤(2007)从“词语意义锤炼的总体趋向”角度来定义修辞化，认为是“与语法化词类转移完全相反的一种运行方向”，即“虚词向实词移动，在实词里边，述谓性弱的词语向述谓性强的词语移动”等。谭学纯(2001:66—67, 2005, 2012, 2021)在讨论“修辞功能”“公共话题转换为个人话语”“成语形义变异”“语言教育”等多个话题时均论及修辞化问题，他认为修辞化是一种“个人的修辞处理”,“人对世界的把握，一旦进入审美境界，主体对世界的表述和理解，都是修辞化的”。于广元(2009, 2015)则与崔应贤的观点不同，认为“修辞化与语法化的运行方向是一致的”,“在汉语语音、词汇、语法的发展中，修辞化所反映的修辞规律都起了重要的作用”,它是“汉语发展的一个普遍动因”。刘大为(2010)在讨论“语法构式与修辞构式”问题时，尽管没有提到“修辞化”的概念，但他“将两种构式分析为一个连续统”的研究思路，已蕴含了“修辞化”的观念，修辞构式实际上可理解为语法构式修辞化的结果。在2022年中国修辞学会年会上所做的“低层语法与修辞学研究”的报告中，他提出建立“修辞化”概念的主张，由此引出“低层语法”概念。
以上关于修辞化的讨论，且不说不同学科学者在认识和理解上存在显著差异，就是同为修辞学，也远未达成一致。可见这是一个尚待深入探讨的问题，甚至可以说，对于它的研究才刚刚开始。
如本文开头所言，我们主张在“大语言”的视野中研究汉语修辞，提出建立“语言符号—修辞符号”二级符号体系。在这个研究框架之中，语言符号进入具体应用的过程或者说语言符号转化为修辞符号的过程，便是修辞化的过程。在2020年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投标书中，我们正式提出这一观念中的修辞化概念，或者准确地说，是对既有的修辞化概念予以了重新赋值。我们认为，修辞化，是语言符号在修辞主体达成修辞旨意的运作中转化为修辞符号的过程。一个词、一种句式，在语言系统中是静态的、社会的，当其在特定情境中服务于修辞主体的修辞旨意表达时，便具有了动态性和个人性，原由能指和所指构成的语言符号，便成了此情此境中特定修辞意义的载体，成了一个修辞符号的能指，这个过程便是我们所谓的修辞化过程。这便赋予修辞化一种广义的认识和理解。与语法化一样，修辞化也表现为一个动程。但语法化是一种稳态、缓慢的演化，而修辞化在很大程度上是瞬态的变化，具有情境性特征。词汇、语法的修辞化往往是一次性的，脱离特定使用场域，词汇、语法依然故我，但其修辞化实例，若为人们重复使用，则有可能走上词汇化、语法化之路，语言演变便由此而生。
2. 词汇修辞化的基本形态
词汇修辞化的形态不外乎“常”和“变”。
所谓“常”，是指词汇在修辞化过程中合乎常规，使用的是词汇常态的形式、意义、功能等，其所体现的修辞意义是词汇意义的规约实现，或是由抽象到具体、一般到个别，或是由多义到单义、含糊到明确等，总之，没有突破词语常规。例如：
(1) “祥林嫂怎么这样了?倒不如那时不留她。”四婶有时当面就这样说，似乎是警告她。(鲁迅《祝福》)
“这样”是个指示代词，指示性质、状态、方式、程度等，作为语言的词，意义上具有抽象性、概括性，当其出现在四婶的话中，便成为了一个富有丰赡、具体的特定修辞意义的修辞形式，其所指是四婶眼中遭受二次婚姻摧残，丧夫失子后祥林嫂所呈现的全部样貌、行为和状态，如“死尸似的脸上又整日没有笑影”“反复的向人说她悲惨的故事”“脸上就显出恐怖的神色”“整日紧闭了嘴唇”“脸色灰黑、失神”“眼睛窈陷下去，连精神也更不济了”“很胆怯，不独怕暗夜，怕黑影”“总惴惴的，有如在白天出穴游行的小鼠”……而且，“这样”紧接动态助词“了”,让其具有了动态性，与之前第一次雇用时的“那样”富有了对比变化的内涵，而四婶对比后的不满情绪也便蕴含于“这样”之中了。这里的“这样”与作品叙述者开头“在河边遇见她”时所见的模样也不同，因为这是在特定情境中“四婶”眼中的特定的“这样”！例中叙述的话里也有“这样”一词，其修辞意义则全然不同。这个“这样”,是指四婶所说的“祥林嫂怎么这样了?倒不如那时不留她”；需要注意的是，“这样”不只是指说话的内容，也指称说话的方式、口气等，尽管称“当面这样说”，但从称谓、口气看，显然不是正对祥林嫂说的，而是说给旁人又故意让祥林嫂听见，用的是一种特殊的警告方式。从例中的“这样”一词，便可大体看出寻常词语的修辞化表现。
需要指出的是，说词汇的规约化实现没有“突破常规”，并非指绝对不变，事实上语言的词进入修辞，本身就意味着由静态到动态的变化，这也表现于词汇的规约性修辞化。“解冻”一词，《汉语大词典》释为“冰冻融化”之意：
(2) 河水解冻了，发绿了，沙洲上的残雪还亮晶晶地堆积着。(汪曾祺《大淖记事》)
(3) 大地解冻,开犁春耕。(《人民日报》1949.4.6)
(4) 冻肉慢慢解冻,能保持肉的养分。(《读者》1984)
各例中的“解冻”受特定语境影响，表现对象显然存在一定的差异，但这些差异并未改变“冰冻融化”的常规语意。“河水”“大地”“冻肉”等只呈现“解冻”词义“可能特征”的不同，并未改变其“必有特征”,或赋予“不可能特征”(刘大为 2001:5)。
所谓“变”，是指词汇在修辞化过程中突破常规，使用的是其变异的形式、结构、意义、功能等，其所体现的修辞意义是语言意义的超常实现，往往改变词义的“必有特征”,或赋予“不可能特征”。词形的变异，比如根据既有词语临时仿造个新词来，如基于“无聊”造出个“有聊”等，便是一种词形的变异②。再如倒反、析字、断取、割裂、离合、藏词、联边，以及部分避讳、借代和飞白等，也属词形的变异。词构的变异，如把偏正结构的“孝子”用如动宾结构，表示“孝顺儿子”之意，把偏正结构的“咸/鸭蛋”(咸的鸭蛋)进行重新分析，用作“咸鸭/蛋”(咸鸭的蛋)。词义的变异，即借用既有词形赋予新的意义。例如：
(5) 这是外人看到的。内人都知道那老头才是正式的团长，那汉子则是群众。(王安忆《舞台小世界》)
“内人”原是对人称自己妻子，这里与“外人”对比着说，指“内部的人或了解内情的人”,是临时赋予的新义。词语的曲用、别解、易色等都是词义变异的方式。
词能的变异，首先表现在词性的变化上，比如名词用作动词、形容词用作名词等。例如：
(6) 一张木床、妻子、儿子，香甜了一个家庭，屋外再吵再闹，也彻底酣眠不醒了。(贾平凹《五味巷》)
这里形容词“香甜”用作动词，表现简陋生活中的家庭温馨。词能变异有时并不表现在词性的变异上，而是表现在词的搭配关系上。如“绿肥红瘦”,除了“红”“绿”是词性转移外，“肥”和“瘦”的用法也是功能变异，原本用于人和动物，这里则用来写“叶”和“花”,是词语搭配关系的突破。
词汇形式、结构的变化往往也伴随着意义的变化，而意义变化又往往导致功能上的变化，因而所谓变异，往往是词形、词构、词义和词能兼而有之的。比如，偏正结构的“孝子”,变异作动宾结构使用，词义和功能也随之变化。
3. 词汇修辞化的生成机制
修辞与词汇互动性表现最为突出的部分在于词汇变异性修辞化，本节所谓词汇修辞化限于这一范围。
3.1 言内：潜性语言的显性化
语言的创新，并非凭空而来。一个新的语言形式、意义或功能的出现，往往可以，甚至是必须从既有的语言中去寻找、推导它的依据或理据。20世纪八九十年代出现的“语言潜显理论”认为，语言世界存在显性世界和潜性世界。“凡有显语言的，就必然对应地存在着潜语言”(王希杰 1996:219)。潜性语言的显性化，是变异性修辞化重要的呈现方式，也是语言创新、发展的一种机制。就词汇来说，就存在多种层次的潜、显现象。与“显形”“显构”“显义”“显能”相应，语言中存在着“潜形”“潜构”“潜义”“潜能”。“有聊”的词形，因认知中“有无”的对应关系，本身就潜藏于“无聊”的结构中，鲁迅不过在特定情境中将其激活罢了。胡适在讲学中，介绍了“孔说、孟说、孙说”之后，当讲到自己的主张时用了“胡说”,幽默地表现出不无自负的自谦，“胡说”的显义是“瞎说”,因“胡”本身的多义性，使得这一词形蕴含着“胡某人说”的潜在意义，推而广之，“胡X”式的词中，多有类似的潜义，如“胡言”“胡诌”“胡话”“胡吹”“胡扯”,甚至“胡琴”“胡闹”“胡来”“胡搅”“胡搞”等。
潜性语言的存在，不只依托于显性的语言形式、意义、功能，更依托于人类认知世界的种种方式，依托于人类语言艺术创造的丰富遗产。一个显性的词语形式，若从人类隐喻认知的视角去观察，便可识见其潜性意义存在的多种可能。所谓隐喻，是指不同认知域内概念之间的投射，以“源域”与“目标域”概念之间的相似关系为基础，并有赖于类推机制的触动。理论上说，任何两个事物之间，都可以构成隐喻关系。这意味着一个显性的词语形式，就蕴含着无数种与其相似的潜性意义的存在，这些潜性意义都存有显性化的可能性，这便给词语创造以无限的空间。再从人类的转喻认知去观察，也同样可以识见一个显性词语形式可能蕴含的多种潜在意义。所谓转喻是指同一个认知域内概念之间的过渡，即从一个概念过渡到另一个与之相关的概念。这种“过渡”,有赖于概念之间的邻接性以及认知上的联想过程，它以概念之间的相关关系为基础。凡与这一显性词语所代表的概念具有整体与部分、集体与个体、物体与特征、本称与别称、本体与工具、作者与作品、作品与材料、具体与抽象、原因与结果等关系的相关词语都可能是这一词语的潜性意义。
千百年来人类在语言运用中创造的艺术遗产，也使潜性语言蕴含着无穷的可能性。“仿拟”，是人们创造的一种语言艺术。借助仿拟，一个既有的词，便隐含了多个可能的新词；仿着“牛饮”，六岁孙女舔着碗里的牛奶造出个“狗饮”来，据此你完全可以展开想象，在“X饮”格式中， X的位置填入任何一个动物名，甚至还可进一步去想象，任何一个双音节名词或动词等，都可以成为仿拟的对象。再如“析字”是利用汉字字形来进行修辞的一种艺术方法。姚雪垠《李自成》中，在张献忠军师徐以显密示毒害李自成的话语中，用“十八子”来指“李自成”，把不便明说的话说得隐晦曲折。最近刀郎新歌《罗刹海市》狂飙式地流行，给国人以巨大的听觉冲击，其中“马户”“又鸟”的析字迅速成为了流行语，我们同样也可以展开想象，任何一个合体汉字都可拆可合，这又隐含了多少潜性的语言形式。“谐音”是人们借助语音进行艺术创造的手段，如《梁祝·十八相送》“前边到了一条河，漂来一对大白鹅”,英台唱道：“雄的就在前边走，雌的后边叫哥哥。”我们也可设想，任何一个词语形式，借助谐音都可能隐含一组意义不同的词，成为潜性的词汇。“曲用”是赋予一个既有的语言形式以全新的语义内容的语言艺术，就是所谓“旧瓶装新酒”的一种创造。前举“内人”一类用法就属于这种情况。也同样可以设想一下，这种方式所可隐含的潜性语言现象，会有多么庞大。以上只是举例性说明，人类的语言创造是一个巨大的宝藏，而且还在继续不断地创造，更别说潜性语言还有更为丰富多样的其他存在方式。
总之，潜性语言的显性化，是词汇修辞化生成的重要内部机制。
3.2 言外：修辞动因的驱动与语境因素的催生
以上我们着眼于言内探讨词汇变异性修辞化的生成途径和机制。言内因素只是修辞化生成的基础，最终实现还有赖于外部力量的推动，这首先是修辞动因的驱动。“所谓修辞动因，是指在修辞旨意符号化过程中，为题旨、意图之有效达成而选择、创新语言符号的驱动力。它因人、因时、因地而异，又与表达者的旨意密切相关，影响和制约着语言符号的应用”(傅惠钧 2022)。修辞主体修辞旨意达成的过程，便是修辞化的过程，潜义显化是在这种外在“驱动力”作用下得以实现的。言内的潜在形式与言外的修辞驱动共同作用，具有变异性的新形式方能得以自然显现。
汉语中的“河”本指黄河，后来指所有较大的河流。据蒋绍愚(2015:185—187)研究，这个变化始见于汉初，他举例：
(7) 秦有余力而制其弊，追亡逐北，伏尸百万，流血漂橹。因利乘便，宰割天下，分裂山河。(贾谊《过秦论》)
分析这一变化节点上的用例，可以透视“河”的变异性修辞化的产生。在纷乱的战局中诸国丧失了有利战机，使得秦国轻易得势。贾谊在此着力渲染秦国因利乘便、攻伐天下的破竹之势。所涉不是一国一地、一山一水，他要的是一种与“天下”对应的概括表达。正是这一特定修辞动因的驱动，“河”这个专名通过转指实现了类名表达，特定的修辞意义在上下文的限定，特别是与“天下”的对举中得以浮现，词汇系统所存在的缺位，因此获得了临时补位。
语境因素的催生，也是重要的外部动力。我们可以把语境分为言外语境和言内语境。社会文化背景和具体情境，属于言外语境。词汇的变异性修辞化受制于特定的社会文化条件和具体情境，缺乏这种必要因素也就很难显现。王希杰(2013:222)所举的“狗/美容师”经由重新分析出现“狗美容/师”的用例，这一潜构用法的显性化，若没有社会上为宠物狗美容这一新兴行业的出现，自然是不会显现的。20世纪50年代出现“文盲”，70年代出现“科盲”，80年代出现“法盲”，这些形式的显化都与特定的社会文化，背景有关，“电脑盲”“微信盲”“抖音盲”以及新近的“AI盲”则是在信息时代、高科技时代到来后才出现的，“X盲”结构始终为未来的社会开放着。言说时的具体情境对于变异性修辞化的生成作用更为直接，如例(5)“内人”的潜义显化，就跟具体语用情境密切相关。作者叙述了一个关乎“汉子”和“瘦老头儿”的具体场景，给人的印象似乎老头儿是个普通群众，然后说“这是外人看到的”,紧接着来一个转折，“内人都知道那老头才是正式的团长，那汉子则是群众”。在表达旨意驱动下，通过与“外人”的对比，“内人”的潜义自然得以浮现。
变异性修辞化对于上下文往往具有一定的依赖性。比如潜能的显化，名词用如形容词常与程度副词相伴，如“非常希腊”“很淑女”“很男人”“很非洲”“很娘”等；名词用如动词其后常带宾语或附有动态助词，如“火你两句”“狗着他点”“铁下心来”“高等动物了”;动词、形容词用如名词常跟数量短语相伴，如“两块麻烦”“一车欢笑”“三吨烦恼”。再如：
(8) 曹千里挪动了一下身体，他本以为改变一下姿势就可以减轻一点痛苦，缓和一下肚内的局势。(王蒙《杂色》)
“局势”是指政治、军事等在一个时期内的发展情况，多用于宏大的领域。但在此用一个表达身体的词“肚内”来限定，表现对象发生了变异，这种大词小用造成的反差，诱发了这个词的潜能和潜义的显化，获得了幽默风趣的效果。当然，语境因素只有作用于言语主体的修辞动因，方能成为特定词语修辞化的有效驱动力。
以上我们从内外两个层次讨论了词汇变异性修辞化的生成机制。内因是根据，外因是条件，不能有所偏废。
三. 修辞词汇化
人们在修辞化过程中，不断创造词汇、创新用法，而这种创造、创新，凭借一定的机制，经由人们的普遍使用，就会被词汇系统接纳，从而进一步丰富词汇系统。词汇在修辞中创新突破，又在修辞中丰富发展，如此循环往复，互动前行。
1. 词汇化与修辞词汇化
关于“词汇化”，傅惠钧(2023)曾作过一些讨论。国内学者关于词汇化的观点较多受到布林顿、特劳戈特(Laurel J. Brinton & Elizabeth Closs Traugott 2016)认识取向的影响，局限于“语法—词汇”层面由“非词”到“词”的变化，对于国外学界另外一些声音，并未引起足够的关注。布林顿、特劳戈特(2016:33、97—98)引入讨论的斯威彻尔(Sweetser)、鲍尔(Bauer)和布朗克(Blank)等人的观点，就很不一样。他们认为一个词在应用中获得新义也属于词汇化现象。斯威彻尔以意指“视觉体验”的see发展出“理解”义为例，认为“从隐含意义到编码(规约的)意义的转换，即从语用的到语义的多义”也属于词汇化；鲍尔把“语义词汇化”作为词汇化的次类来看待；布朗克将传统的语义演变的例子也归为词汇化。国外还有学者甚至认为语义信息减少也是词汇化的一种表现(Lipka 1977:160)。我们认为，国外研究中的这种见解，是词汇化研究中不应忽视的，尤其对于修辞视角的词汇化研究，是一个重要的呼应与支持。
国内关于修辞词汇化的探讨，可以追溯到任学良(1981)的“修辞学造词法”研究，随后的一些有关辞格造词的文章也是这一思路的延续(史锡饶 1995,1996;胡中文 1999等)，这类探讨可视为修辞词汇化研究的前奏。李国南(2001)尽管并未能够摆脱前述研究思路的影响，但已经向实质性的词汇化研究大大迈进了一步；他把从辞格到词汇的研究，置于由“言语事实”转化为“语言事实”的理论框架下来进行，并作了较为深入的汉外对比，具有开阔的学术视野和较强的探索意义，是汉语修辞词汇化研究中的一部重要著作。其后的研究尽管不乏可圈可点者，但未能出现相对集中又具分量的研究成果，这给修辞词汇化研究留下了较大的空间。
在通感词汇化研究中，我们对修辞词汇化有过一些整体性思考。对于修辞词汇化的内涵，傅惠钧(2023)做了如下表述：“修辞现象中词或非词的变异形式在历时发展中演变为词的过程。”这个表述中包含几个要素：其一，输出端输出的同样是“一个词汇”，不过，包含了旧词的新义位、新功能等；其二，输入端，就语言单位说，除了一般所谓非词的形式外，也包括言语词形式；其三，输入端不论词或非词，均为带有变异性的修辞现象；其四，这种变化是在历时发展中实现的，是一个渐变的过程，使用频率是重要条件。修辞词汇化与国内一般所谓词汇化相比，其差异主要表现在：一般词汇化研究中输入端的“非词”主要是指大于词的短语结构单位(也包括跨层非结构单位),其属性是“语法”的，修辞词汇化研究中输入端的“非词”既包括大于词的短语结构单位，也包括言语词，且具有明显的变异性特征，其属性是“修辞”的；一般词汇化研究中输出端的“词”不包括旧词衍生新义位、新功能，修辞词汇化研究中输出端的“词”包含旧词的新义位、新功能等。
以上定义，未涉及规约性修辞化现象的词汇化问题，这是否意味着，规约性修辞化现象中不存在词汇化呢?其实不然。可以说变异性修辞化现象的词汇化，是修辞词汇化研究的核心或主要对象，但不是全部。如前所述，规约性修辞化实际上也存在变化，只不过是微变，但是这种适应特定情境的微变，经由重复得到强化也可能引起词汇的变化。比如前举“解冻”一词，“冰冻融化”之意，在整个汉语发展历程中主要体现在“江河、土地”等方面，用于“冰冻的食物融化”是20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随着冰冻食物的开发与普及而逐渐使用开来的，客观上扩大了词义的范围。再如在汉语方言(如麻城铁门岗话)中存在一种亲密性面称变调现象，它的产生源自“拉近交际距离，表达说话人积极的情感与态度，显示对听话人的亲近或尊重”的修辞驱动(唐善生 2023),如认可语流中的音变是规约性修辞化的微变现象的话，那么，规约性修辞化现象的词汇化，理应成为修辞词汇化研究的对象。因此，我们愿意将上文的定义只作为修辞词汇化的狭义定义。广义地看，包括词形、词构、词义、词能，甚至词音在内的词语的任一方面在修辞应用中由临时到定型的历时演化过程，均属修辞现象词汇化，不以显著“变异”为限。
2. 修辞词汇化的基本形态
如前所述，变异性修辞的词汇化，是修辞词汇化研究的核心内容，本节所谓修辞词汇化限于这一范围。修辞词汇化，主要表现为新形、新构、新义、新能等的固化。
2.1 新形固化
是指修辞化中产生的新形式凝固成词，这是修辞词汇化的典型形式。新形的固化，自然也伴随意义的固化。比如“春秋”,原本是短语，指“春季和秋季”,而《诗经·鲁颂》中“春秋匪解，享祀不忒”,用借代法，表示“四时”,后经反复使用而固化，在此基础上还进一步发展出“指人的年岁”之意。前举“弄璋”“弄瓦”也是这种类型。再如，通过仿拟而固化的词，“才子—才女”“富翁—富婆”“促进—促退”“上浮—下浮”等，后者均为仿拟前者经由固化而成。修辞词汇化中，新形的固化占比较大。
2.2 新构固化
是指词的形式不变，结构发生变异，经由反复使用而固化。比如“考绩”,“考核工作人员的成绩”义在汉语中早已存在，是动宾结构，但在现代汉语中有了突破，用作偏正结构，并固化为新的义位“考核的成绩”。这种同分异构现象在词汇的发展中极为常见，另如“悲歌”“褒称”“拨款”“捕食”等。据调查，《现代汉语词典》(第7版)中，此类现象就有六百多例，有动宾—定中类、状中—定中类、定中—联合类等多种形式(傅惠钧2022)。
2.3 新义固化
是指一个词汇现象在修辞活动中突破了旧有的词义，出现临时性新义，经由重复固化为词的新义位。随便翻开一本词典，就可以观察到，一个词由单义到多义，往往是通过这样循环发展而来的。新义的固化较为常见的是经由隐喻、转喻等途径演化而来，前者如“安澜”“暗礁”“摆设”“扳倒”等，后者如“鞍马”“兵戈”“板眼”“伯乐”等。也有的是经由曲用等方式演化而来，比如汉语中“圆梦”的“实现梦想或理想”义、“七月流火”的“形容天气炎热”义等非常规义的固化均是，赵元任(1985:49—59)称之为“习非成是”,王力(1942)说的新义“寄生”现象类此，新义与旧义无亲缘关系，乃其他词义寄托于此之谓。
2.4 新能固化
一个词，一开始往往是单能的，但在修辞中可临时突破功能常规，而这种突破，经由重复就会凝固成词的新功能，这个过程循环发生，便有可能获得多种功能。考察每一个多功能的词，其不同功能的衍生，无不经历这样的过程。从《现代汉语词典》中任意摘出一些词来，便可看出这种变化的常态性。例如，“开销”是动词，表“支付(费用)”,也是名词，表“支付的费用”;“科学”是名词，表“反映自然、社会、思维等的客观规律的分科的知识体系”,也是形容词，表“合乎科学的”;而后一意义分别都是前一意义经由变异使用逐渐固化而来的。词的功能固化还表现在词的搭配关系上。比如动词的功能，由不及物到及物，由适用于无生到适用于有生，由适用于固态到适用于液态、气态，由适用于人类到适用于动植物的变异拓展等。
3. 修辞词汇化的阶段性
傅惠钧(2023)在讨论通感词汇化的过程中，提出了修辞词汇化“三阶段”说：即“初化：临时组构阶段”“熟化：初步规约阶段”“固化：最终成词阶段”。并以通感词汇化为例，对其做了较为详细的讨论。这种阶段性，对于修辞现象的词汇化具有普适性。任何一个修辞现象的词汇化，可有不同的路径和过程，但一般都要经历这三个阶段。所谓“初化”,即指“变化之始”,是一种语言形式最初的修辞化用法，或为语言线性单位的超常组合，或为词语形义关系的变异匹配，总之是一种“临时组构”。“熟化”是一个修辞化形式被人们重复使用而实现“初步规约”,这个阶段大体上就是鲍尔所谓“约定俗成规约化”(布林顿、特劳戈特 2016:75),是词汇化的中间过渡阶段。“固化”是词汇化实现的标志，意味着“最终成词”,其主要标志是词语对于语境的依赖性弱化，适用领域更广，修辞色彩趋淡，修辞义逐渐退隐，表层概念义随之突显，结构融合定型。如现代汉语“触电”一词，原指“人或动物接触较强的电流”,但在20世纪70年代末，伴随着改革开放出现了一种新用法：
(9) 有些文学作家怕写电影剧本，怕和电影厂打交道，干脆说：我们怕“触电”!(《人民日报》1979.1.22)
这是变异性修辞化用法，具有个人性、临时性与情境性的特点，其修辞意义是以望文生义的方式通过具体语境生成的，脱离语境便难以成立。由于语义新异，故用引号作形式标记。从词汇化角度说，便属“初化”阶段。与大多数修辞化用法相似，这种用法很可能会是昙花一现，要是这样，其词汇化之路便自然终止。但由于这一用法新鲜别致、富于表现力，随后几个月的《人民日报》中就见到有人重复使用，如“打消多年来一些作家‘怕触电’的顾虑”“我尝了‘触电’的味道”等，并在别的媒体上也能见到用例，这便在词汇化之路上迈进了一步，进入“熟化”阶段，20世纪八九十年代，因影视行业的蓬勃发展，现代媒体的不断拓新、大众参与率的持续上升，这一用法有了更大的群众基础，重复率不断增加，并扩大了适用领域和范围，意义也有了初步的规约，修辞色彩和意味呈明显弱化、沉潜趋势，不用引号的用法逐渐多见。在世纪之交，这一用法完成了词汇化进程，在词汇系统中实现“固化”。其明显的标志是，《现代汉语词典》(第5版)吸纳了这个义位：“指参加拍摄影视片等(多指第一次)。”从“初化”到“熟化”再到“固化”是一个连续统，是由量变到质变的一个过程。
认识这种阶段性，对于修辞与词汇互动研究具有重要意义和价值。比如，“闻”由听觉义到嗅觉义的词义转变发生在何时，多有争论。日本学者太田辰一(1953)认为变化发生在六朝；张永言(1960,1962)则认为先秦就已见“嗅”义之“闻”;汪维辉、秋谷裕幸(2014)也主张先秦说，并采信张永言“闻”义最初是兼包听觉和嗅觉的主张；汪维辉(2015)还用通感理论加以阐释和支持。但问题似乎还值得进一步讨论。
“闻”的词义转移确是由通感修辞引发的，若从修辞现象词汇化的阶段性视角或可化解以上的争论。语言事实毋庸置疑，“闻”在先秦便存在听觉和嗅觉两方面的用法。但据目前的调查可知，“听到”义和“嗅到”义在使用频率上存在极大差异，“当‘嗅到’讲的只是偶见”(汪维辉、秋谷裕幸2014),这个事实说明，两种用法在先秦不能一视同仁，这两种语义的词汇化进程并非同步的。因而，与其等量齐观地说，先秦的“闻”“兼包听觉和嗅觉两方面”,不如说，先秦时“闻”作为稳定的词汇义是“听到”,“嗅到”只是偶一为之的临时用法，是修辞性变异用法，从词汇化角度看尚处在“初化”阶段。这一说法除了使用频率的支持外，还有两点不能忽视：一是不能无视“闻”字从“耳”的事实，《说文》据之释为“知声也”,只认可“听到”义；二是既然是通感，就意味着一种感觉对另一种感觉的挪移，有始源域与目标域的不同，“闻”的临时用法的始源域是听觉，而目标域则是嗅觉。再从历时发展的角度看，从先秦到两汉，“嗅到”义尽管偶有使用，但频率一直不高，说明其词汇化程度还不高，尚处于上文所说的“初步规约”阶段，在“熟化”过程之中。直到了六朝时用例大量出现，才完成了“嗅到”义的“固化”,真正实现了词汇化。太田辰一认为“闻”的“嗅到”义形成于六朝，从这个角度来看，不无道理。王锳(1997)发现“闻”之“见”义，但从他所提供的用例看，总体上出现的频率并不高，且不少须借助语境来理解，即使认可也是不很充分的词汇化，且到近代后期便逐渐消失了，可以说“闻”之“见”义的词汇化之路，止步于“熟化”阶段。
四.结语
综上，在大语言视域中，修辞与词汇的互动，是语言的本质所决定的。词汇修辞化，是作为语言符号的词汇在修辞主体达成修辞旨意的运作中转化为修辞符号的过程，存在“常”与“变”两种不同形态，其生成机制关涉语言内外两个层面。修辞词汇化有狭义和广义之分，狭义是指修辞现象中词或非词的变异形式在历时发展中演变为词的过程，广义则不受显著“变异”之限。修辞词汇化的形态，主要表现为新形、新构、新义、新能的固化。修辞词汇化存在初化、熟化、固化三个不同阶段。
作者简介
个人简介：傅惠钧，浙江金华人。1979年毕业于浙江师范学院中文系。1999至2000年做北大高级访问学者，师从蒋绍愚先生。现为浙江师范大学二级教授、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硕士点负责人。先后任现代汉语教研室主任、语言研究所所长、人文学院教学副院长、国家级特色专业、国家综合改革试点专业汉语言文学专业负责人等职。主要从事汉语教学与研究。开设《现代汉语》、《汉语史》、《明清语法研究》等多门本科、硕士与博士课程。学术研究重点是近代汉语语法、汉语修辞学及语文教育。曾在《语言学论丛》、《中国语文》、《语言教学与研究》、《古汉语研究》等20余种专业杂志发表论文100余篇。独立或合作出版专著、教材十余部，代表作《明清汉语疑问句研究》获浙江省第十七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一等奖。独立完成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和省哲社重点项目各1项；在研教育部人文社科项目1项。研究成果多次被人大复印资料《语言文字学》等多家刊物转载和引用。曾应邀赴清华大学等高校讲学。现为中国修辞学会理事，中国语言学会会员，浙江省语言学会常务理事，浙江省城市语言文字工作评估特邀专家、浙江省大学生口语竞赛专家委员会副主任、国家社科规划办项目评审专家。获浙师大首届教学名师奖、第五届陶行知奖和浙江省首届高校优秀教师荣誉称号。
本文来源：《当代修辞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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