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主义全球化、帝国主义、 地缘政治动 荡及其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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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国际国际委员会 著
素侠云雪 译
赤心 校
译者按:此文是2016年第四国际的国际委员会在开会时通过的文件,此文件并非第四国际的正式决议,而只是一份供整个第四国际进行讨论的文件。不过其内容大体可代表第四国际目前对国际形势的认识趋势。在此译出此文,主要也是为了给中文界介绍第四国际当前对国际局势的大概认识,并供革命马克思主义者和其他社会主义者进行讨论。
在此需要特别澄清的是,此前有人引用并介绍到此文件的英文版部分内容(见第七节第一、二段)时,称此文件中仍认为中、俄具有进步性并号召支持中、俄。但此文件是明确号召反对阵营论的(如称中、俄为帝国主义,并反对支持中、俄),所以此人的引用只不过是对第四国际的歪曲和污蔑。
文件简介
根据国际委员会 2016 年 2 月做出的决定,执行局提交了一份《资本主义全球化、帝国主义、地缘政治动荡及其影响》的新版本以供讨论。该文件的翻译和发表有可能会拓展国际委员会委员三年前基于共同的参考文件开始的争论和集体反思。在这个阶段,执行局并未对此“发展中的”文件的详细分析做出评论。然而,由于各国组织的贡献,我们有希望在 2017 年秋召开的国际委员会会议上递交一项决议草案。
国际委员会正在讨论另两份文件,一份关于党建问题,另一份关于“革命主体”。反思这些领域并不能直接纳入到本次讨论中来。这三份文件将在未来互相补充。
我们应当去了解全球格局。这有助于我们探索反映新局势的方案、主张和概念。这里的一些术语或多或少还只是假设。然而,我们不得不经常在混杂的现实中实现未完成的发展。此外,很多词在不同的国家(或政治传统下)有不同的含义。
选择一个名称也会让人误以为在做出回应,而事实上其定义还不确定。考虑到这些困难,讨论的目标之一是验证在当前形势下使用的词汇是否可行和有用。
最后,可以添加附录作进一步分析(经济危机……)并由各国组织提交关于地区局势的问题。
第四国际执行局
前言
20 世纪 90 年代初苏联的剧变和苏联集团的瓦解,使原先主要施行于个别国家(如智利、英国和美国)的新自由主义政策有了全面扩散的可能。资本主义全球化确实在腾飞,并生成了一种有深远影响的新国际支配模式。
当前的新自由主义秩序仍在未完成、未稳固的状态中,而且产生了一种长期动荡的国际局势。一些传统的帝国主义大国在继续衰落,而新的资本主义大国则坚决维护它们自己的地位,这加深了地缘竞争。在一些国家和地区,新自由主义支配下的普遍暴力不仅导致了社会结构的瓦解、严重的统治危机和事实上的人民起义,而且带来了危险的反革命的发展。很多人已经为全球的生态环境危机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尤其是,不过也不仅仅是全球变暖——而生态环境还在继续恶化。
我们经历了资本主义全球化,其影响使我们有可能更新我们之前的分析并处理新的主题。以下这些论点并没有详细指出或形成完整的结论。他们的主要目标是发展一种国际集体反思的进程。他们经常依赖已有的观点,但试图进一步推动关于这些分析的影响的讨论。这样做有过度简化复杂的现实的危险,为了突出看起来是新的事物,他们会“筛选”当下这些常常是不完全的演变。
新帝国主义集团
首先要说的是,当前的形势与 20 世纪初期或 20世纪 50 年代到 80 年代的几十年里占主导地位的局势大为不同。详情如下:
(1)一次深远的变化和传统帝国主义地位的多样化:“超级大国”美国;统一的欧洲帝国主义的失败;“衰落”中的英、法帝国主义;军事上“无牙”的帝国主义(尤其是德国,还有插足到拉丁美洲的西班牙);继续处于从属地位的日本帝国主义;历史上属于帝国主义势力范围的一些西方国家(如希腊)的社会崩溃危机……
(2)新(原始)帝国主义——自中国开始,它现在已经成了世界第二大国;也不应忽视俄罗斯的特殊情况——其新(原始)帝国主义得到确认。
(3)国际劳动分工中发生深远的变化。由于经济的“金融化”,很多西方国家,尤其是欧洲的去工业化,促使产品的全球生产重心得以重置,尤其是转向亚洲——不过不应忽略的事实是,美国、德国、日本仍是主要的工业大国。
(4)各帝国主义呈不均衡发展,在一些地方在增强,在另一些地区则在削弱。帝国主义国家的等级也因此而比过去更为复杂。美国仍明显保持着世界第一的位子;美国是唯一可以宣称在所有地域都颇有权势的帝国主义国家,但它总体上还要面对经济形势相对下滑的趋势,并经受其全球力量受到的限制。
怎样鉴定新大国不是摆在我们面前唯一的问题。我们还需要很好地重新评价传统帝国主义——和整个帝国主义秩序——变化中的地位。必须在当前各地缘政治集团内部日益分化的情况下,重新评论如“中心”和“外围”,“北方”和“南方”等一些古典的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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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缘政治的长期不稳定
第二点要说的是,资本主义全球化并没有产生一个稳定的国际“新秩序”,而是完全走向反面。
当前有一个可以称之为“大西洋集团”的帝国主义集团——因为它是围绕着北美/欧盟这个轴心组建起来的。如果我们给这个词以地缘战略而不是地理学的意义,它其实还包括澳大利亚、新西兰和日本。这是一个在美国控制下的等级制集团。北约是其有特权的、长期的军事一翼。它在欧洲和俄罗斯势力范围边界的部署表明它最初的功能还在,这条边界再次成为一个冲突地域。
北约准备超越跨大西洋的范围而行动。然而中东的危机表明,北约并不是一个能够轻易在各地强推其秩序的行动框架。其欧洲成员在军事上的付出仍然微不足道。北约与自己的地区支柱土耳其关系紧张。不同类型的联盟忽略了去适应各种相互敌对的宗教(如沙特阿拉伯和伊朗)间的威胁。
帝国主义内部的竞争仍在继续。在地缘政治上的新到者中国想要进入顶层集团。俄罗斯干涉受其影响的广大地区(叙利亚)。日本政府试图减少对美国的军事依赖,并摆脱日本宪法中和平主义条款的束缚。经济上的竞争也十分剧烈,赋予资本运动自由,甚至使一些“亚帝国主义”国家都有可能参加超出它们地区势力范围的斗争。在意识形态上,统治阶级面临着一场合法性危机,而且经常是严重的制度失灵——它们在像美国(特朗普成功成为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和英国(退欧公投的胜利)这类关键国家的选举进程中都失灵了。战争状态仍在继续。全球生态危机还在强烈地震撼着我们。在世界各地,社会结构都在瓦解。人道主义危机和人们流离失所已经达到了二战以来最严重的程度。
人民在为新自由主义秩序下的强征暴敛付出沉重的代价。最近的长期危机由多种原因促成:
(1)帝国主义国家仍在保证利于资本积累的条件,但相比过去,全球资本更加独立于帝国主义的国家。这种分离有助于使之前的“私家猎场”——几乎完全受世界上传统帝国主义国家影响的地区(除拉丁美洲的很大一部分地区外)——易被渗透或解散。资本的高速流动摧毁了社会平衡,破坏了政府的行动。
资本主义全球化、金融化、不断增长中的生产线的国际化同样削减了政府实施其经济政策的能力。
(2)前所未有的金融化水平、虚拟资本的发展构成了现代资本主义的内核,在最近几年里占据了相当高的比例。如果没有打破它们间的联系,那么虚拟资本就会在更高程度上从生产过程中分离出来,而最初的借款方和贷款方的关系就会膨胀起来。金融化支撑着资本主义的成长,但其过度发展加剧了这种成长的矛盾。
(3)债务体系现在遍布于北方和南方。债务是通过企业资本所实行的独裁的重要工具,它能发挥直接的政治作用。如希腊所展现的那样,债务维护着新自由主义秩序。结合自由贸易协议,它会阻碍一个国家的政府采取摆脱社会危机的替代政策。
(4)一场真正的“货币战争”(货币)已经爆发;它是帝国主义内部冲突(要用货币来定义自己的势力范围)的一个方面。
(5)过去,地缘政治联盟一方面是由东西方的冲突来“确定的”,另一方面是由中—苏冲突来“确定的”(可以这样解释,例如在南亚,印度—苏联一方对抗美国—巴基斯坦—中国一方);现在地缘政治联盟越发不稳定了。拉丁美洲地区一度想摆脱华盛顿强加的枷锁。
(6)帝国主义间的较量在培育一场新的螺旋式的军备竞赛,包括像美国和法国都在寻求核武器的“现代化”。这其实是要让部分地域冲突变得易于操控,并在政治上可被人们所接受。
(7)首先,在苏联剧变后,资产阶级和(传统)帝国主义国家有一种浓厚的获胜者心态:渗透东方市场,干涉阿富汗(2001 年)和伊拉克(2003 年)……现在,他们在军事上碰了钉子,还面临着财政危机、新政权的出现及阿拉伯革命……所有这些都在导致它们丧失地缘政治的主动权和控制力:今天,华盛顿主要是对突发情况作出反应,而不是打算强行推广美国的秩序。
(8)在此背景下,亚帝国主义国家和地区大国变得重要起来:尽管土耳其、伊朗、沙特阿拉伯、以色列、埃及、阿尔及利亚……南非、巴西、印度、韩国……在美国霸权主导的全球体系中处于从属地位,但它们有自己的游戏规则,此外还充当地区宪兵(就像巴西对海地一样)。
国际形势发展给我们提出的问题之一是,1989年后的转折点(无坚不摧的帝国主义)和 21 世纪头十年中期初具规模的转折点(地缘政治不稳定)间的关系。
从这点来看,2007 年到 2008 年的金融危机是一个真正的转折点。它造就了当前资本主义全球化的内在矛盾,在政治(统治体制的非法化)、社会(一些国家受其直接影响而带来的异常血腥的局势)和结构方面引发了严重的后果——包括债务剥削。这不仅是几年后爆发的宏大的民主运动(各地的占领运动)的背景,而且也是反动的公开的反民主活动抬升的背景,如在泰国一样:中产阶层的恐惧滋生了白衫军。
再加上生态危机和人口的大规模流离失所,全球秩序的结构性不稳定产生了新的贫困形式(如菲律宾),这需要进步组织来实施适当的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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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42290 39 16653 0 0 6150 0 0:00:06 0:00:02 0:00:04 6149on>全球化与施政危机
帝国主义国家的资产阶级想利用苏联集团的解体和中国对资本主义的开放,来建立有统一规则的全球市场,以让他们随心所欲地在全球扩张资本。资本主义全球化的后果只会非常严重——这些帝国主义资产阶级只想放纵自己的情绪而已(这情绪要比过去兴奋好多倍),而不想有什么先见之明。
事实上这一方案包括:
(1)取消民选机构(议会、政府……)对重要问题的决策权,并要求将这些机构的决策权交给其他机构(世界贸易组织、国际自由贸易条约等)所决定的立法措施。因此他们要打击古典的资产阶级民主——用“管理”来取代民主,将古典资产阶级民主悬置于理念层面。
(2)在资产阶级秩序的 “竞争”优先权、“正当方法”等名义下,让源于相关国家和地区(欧洲式、拉美式的民粹主义,亚洲式的国家威权主义,多种形式的再分配保护主义等的历史性妥协)的具体历史失去合法地位。其实,所有这些模式都是要调整同世界市场的关系,也因此而阻碍了帝国主义资本的自由部署。
(3)使普通法从属于企业的利益,这样当投资同民众的健康权、健康的环境、安全的生活相冲突时,政府要保证企业获得预期利润。这是新一代自由贸易条约(由主要的国际机构,如世界贸易组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等完成的完整体系)带来的主要挑战之一。
(4)螺旋式地取消社会权利。传统帝国主义的资产阶级确实在所谓“集中”的名义下削弱了工人运动并使之处于危机中。以加强在世界市场中的“竞争力”为名,他们获得了通过系统的、持续的攻势以摧毁被战胜的集体权利的机会。在二战后的一段时期,集体权利一度取得胜利。他们不会去强行推动一种对他们更加有利的新“社会契约”,而是想远离这类协议,并掌握所有潜在的赢利行业——因为这些公共行业,如医疗、教育、养老金制度、交通等原先都是非赢利行业。
(5)民族国家的作用及帝国主义资本与领土间的关系均已发生变化。绝大多数政府不再是大型工业项目或社会基础设施(教育、健康)发展的领航员。尽管它们继续支持全世界“本国的”跨国公司,不过后者(给他们权力和国际化)不像过去一样依赖它们的原籍国:二者的关系比起以前来更加“不对称”……政府仍然必不可少的作用是要承诺:有助于建立资本普遍流动的规则,向资本的胃口开放整个公共部门,有助于摧毁社会权利并将人们的生活水平维持在最低线上。
(6)所以我们要处理构建世界主导者关系的两个分层系统,如我们在第一点里提到的,帝国主义国家的分层已经很复杂了,而大资本的分层以网络的形式遍布全球。这两个系统已不再重叠,尽管国家在为第二点服务。
资本主义全球化代表着一种新的全球阶级秩序的方式,这种方式还未完全形成,结构上也不稳定。事实上,这在很多国家和地区导致了关于合法性和治理混乱的公开危机,导致了持久的危机状态。世界范围内的所谓规则中心(世界贸易组织、联合国安理会……)并不能有效地发挥作用。
一个阶级不能在没有调和、没有社会妥协——没有合法性来源,不论其来源是历史的、民主的、社会的、革命的还是别的什么——的情况下维持对社会的长期统治。但在资本自由运动的名义下,帝国主义国家的资产阶级正在清除这一领域里几个世纪来的“诀窍”。而侵略性的新自由主义政策正在摧毁越来越多的国家的社会结构。在像希腊一样的西方国家,事实上很多人被剥夺了享受医疗保险和健康服务的权利,表明欧洲资产阶级视这种剥夺为不可妥协的红线。
帝国必然要保证自己对殖民地的所有权——还有(尽管是在相对较小的程度上)在冷战期间的势力范围——的稳定。今天,由于资本的流动性和金融化依赖时间和地点……因此,在全球化的打击下,整个地区可能全都陷入长期危机中。由破旧的独裁政权所强制推行的新自由主义政策在阿拉伯世界激发了人民起义,在非洲引起了广泛的动员,导致了政权危机和猛烈的反革命的回应,导致了剧烈的不稳定。
全球化资本主义的特殊性是,它似乎将自己纳入到了永久的危机中:危机事实上变为新的全球统治体系的正常运作状态。如果这是事实,我们就必须深刻改变我们关于“危机”的观点,之前我们一般会认为危机是长时期“常态”中特殊的时刻——而我们直到现在还在继续承受和权衡当前危机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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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原始)帝国主义
传统帝国主义国家的资产阶级以为,自 1991 年后,他们可以透过所谓前“社会主义”国家的市场,让这些国家自然而然地屈从于他们——他们甚至怀疑北约是否还有必要再处理同俄罗斯之间的关系。这一假设并不荒唐,就像中国在 21 世纪头十年的形势和世贸组织决定接纳中国所表现的一样(颇令国际资本振奋)。但事情转到另一面去了——而且这些情况并未如当时的列强所初步或认真设想的一样发生。
在中国,一个新的资产阶级已经在国家内和政权里形成了,其主要方式是官僚的“资产阶级化”,他们通过我们所常见的方法将自己转变为财富所有者阶级。因此,中国的资产阶级是在一种独立的基础(毛主义革命的遗产)上重组起来的,而不是从最初从属于帝国主义的资产阶级发展起来。中国也因此成为一个资本主义大国,它还继续是联合国安全理事会拥有否决权的成员(俄罗斯也一样),尽管中国的社会结构是一种非常特别的历史遗产,还保持着原有的样式。
我们能称中国为新帝国主义国家吗?很明显,我们必须明确,在当前世界背景中,这个词的意义是什么,本文的主题是什么。但自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强国以来,似乎越来越难否认其地位,无论当前中国的政权和经济是多么脆弱。俄罗斯地区的很多左翼反对派成员,也可以同样称俄罗斯为新帝国主义国家,尽管俄罗斯在经济上仍在依赖初级产品的出口(石油产品占到了三分之二)。在后一种情况下,我们可以讨论“弱帝国主义”,或中、俄发展帝国主义经济政策的虚弱能力吗?
金砖五国曾想在世界市场舞台上共同行动,但没什么成效。这些国家所组成的这个脆弱的“集团”并不能步调一致。巴西、印度和南非可以定义为亚帝国主义——这个概念可以追溯到 20 世纪 70 年代——和地区宪兵,但同过去比明显不同:它们从输出资本(看非洲开放中的“伟大竞赛”吧,美国、加拿大、英国、法国、印度、巴西、南非、中国、卡塔尔、土耳其、尼日利亚、安哥拉等等在此展开竞争)的更大的自由中获得利益。
以下有三个结论:
1、各资本主义大国间的竞争仍在继续,这尤其可从中国那里得以证实,还可以通过俄罗斯在东欧和中东的所作所为来证实。这些是资本主义大国间的真实冲突,因此同之前的阶段有本质区别。
2、一般来讲,关于资本的自由运动,“南方”的资产阶级(甚至从属于他们的人)和跨国公司可以利用 1991 年后由传统帝国主义资产阶级构想的规则,特别是投资方面的规则来为它们自己服务,这使全球市场的竞争相比过去更为复杂。这与商品的流动相关,工人普遍卷入的相互竞争仍然主要是由传统帝国主义中心的企业推动的,而且正是传统帝国主义国家,而不是生产国的企业控制着发达国家消费市场的准入;然而,对中国和印度或巴西而言,就未必如此了。
3、统治阶级不仅面临着合法性危机,而且面临着意识形态危机。这已经上升到制度危机的层面,如当“失常的”候选人声称他们自己要反对现体制时(就像特朗普在美国);或当在越来越多的人眼中,选举本身丧失了所有信誉时。毫无疑问,他们将更多地采取 “分而治之”术,利用法西斯主义、伊斯兰恐怖症和反犹太主义、憎恨并污损旅日朝鲜人或美国非裔,及印度的穆斯林,穆斯林国家的什叶派、逊尼派或基督徒……在国际领域反抗法西斯主义和仇外心理的斗争更为关键。面对其他领域的歧视(性别、性、社会……)时同样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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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右翼势力,新法西斯主义
资本主义全球化下力量的失序所带来的第一个结果是,拥有(潜在)群众基础的新极右翼和新法西斯主义同时飞速崛起。一部分一定程度上采取传统的形式,如希腊的金色黎明党;在其中有些新的排外派别,它们基于民族认同的降低而产生。另一些则采取宗教原教旨主义的形式,而且这意味着可能来自所有“伟大的”宗教中(基督徒、佛教徒、印度教徒、穆斯林),或采取“民族宗教”的原教旨主义(犹太教极右翼)……在今天,这些流派是印度、斯里兰卡、以色列等国的巨大威胁。这些流派还能影响政府的政策,如在美国(在布什统治下)。所以穆斯林世界在这一领域并不占独断地位;不过却有着非同寻常的国际规模,其跨边界的运动,如伊斯兰国和塔利班(可看巴基斯坦的局势),及从摩洛哥到印度尼西亚,及在菲律宾南部的,或多或少在形式上有一定联系的网络。
总的讲,我们必须深入地分析新的极右翼运动,不管它们是否与宗教相关:它们不只是过去的复制品,更是当下的产物!对宗教原教旨主义派别讲,更是如此。为了理解它们所起的作用(记得很早以前,国际激进左翼中很有影响的一部分视它们为一种尽管在理念上是反动的、反帝国主义的,但在“客观上”是进步的运动),给它们下定义非常重要。还有必要同“文明冲突论”的“本质主义”解释作斗争。
这些运动是极右翼和反革命的潮流。他们致力于阻止“阿拉伯之春”中诞生的人民革命的洪流。他们并不独占着极端暴力(看一下阿萨德政权!)或“野蛮主义”(帝国主义秩序也是野蛮的)之称。但他们试图用“来自底层的力量”控制并恐吓全社会,这在很多情况下让人想起内战阶段获取权力前的法西斯主义。
像所有政治名词一样,法西斯主义常被滥用或被误解。然而,我们自己的组织正在讨论这个问题——原教旨主义的和极右翼的民族主义运动是怎样发展的,它们中哪些可以被定义为法西斯主义,哪些又不能这样定义——例如,在巴基斯坦(塔利班运动)和印度(国民志愿团),又比如伊斯兰国。“宗教法西斯主义”是当前称呼这种运动(包括所有宗教)时通用的词。
不管用什么形容词描述这种新极端右翼最合适,它们日益崛起的力量给我们这一代活动者们提出了我们在以前阶段——大规模的“反法西斯主义”抵抗——还没有碰到过的政治问题。我们必须为此而工作,并应集中各个国家与地区的分析与经验。
一般讲,极端右翼的复兴加强了危险的反动攻势,这种攻势尤其旨在反对女性和LGBT+人群的基本权利,他们通常依靠反对堕胎的教会机构(在西班牙,一份关于取消堕胎权的法律议案未能通过,在意大利……)、家庭法(主张倒退回极为保守的关于妇女在家庭中角色的观点),甚至引发对同性恋(伊朗、福音派很强的非洲国家……)或跨性恋的政治迫害。反动右翼还因此而正面攻击妇女和个人(承认性多元)的自主决定权,而这些权利都是经过长期斗争才争取来的。
现在,资产阶级政府所支持的国家安全理念(如反对恐怖主义和“非法”移民)鼓励着反动右翼的发展。作为交换,这些政府利用恐惧来加强法律与秩序,以建立警察权力越来越大的国家,并施行专制措施:将所有人都视作“可疑者”,认为所有人都应服从监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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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专制政权,需要民主和团结
资本主义全球化证明了所谓的民主机制(在那些存在民主的国家)和资产阶级议会主义的危机。应对合法性缺失的主要趋势是迅速地或缓慢地建立专制政权,而不是接受人民主权(例外是,为了确定统治秩序,前军事独裁政权仍可能不得不放弃或分享部分权力,就像在缅甸一样)……以他们政府承认的条约和条例为名,拒绝给予人民选择权。
因此,民主的迫切性——“现在就要真正的民主!”——需要比过去常见的情况更具颠覆的维度,使民主斗争具有替代性和人民性。同时,新自由主义政策的普遍施行和“公共产品”的商品化,有可能使不同类型的社会抵抗合流,就像在全球公正运动所看到的一样。我们正在感受的气候变化的结果还为潜在的反资本主义合流提供了新领域。
然而,工人运动失败和新自由主义霸权的持续影响,缺乏社会主义替代的信心等,抵消了这些积极趋势。很难让人长久地去期待——有时相当长——抗议运动的成功。在此背景下,强烈的压迫增强了基于身份的“封闭”式抵抗, 某一被压迫群体仍对其他被压迫群体的命运漠不关心(如“同性恋民族主义”)。很多冲突的宗教特征也在分化被压迫者和被剥削者。
只有摧毁旧团结并扼杀新团结的产生,新自由主义秩序才能得以强制推行。这些都是必要的,团结不会在应对危机时“自然地”发展起来,面对全球化资本时也不会“自然”生出国际主义来。必须付出协调的和系统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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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国际主义反对阵营论
现在已经没有一个“非资本主义”或“反资本主义”的超级大国(古巴这种不算大国)了。我们必须依此来得出结论。
过去,在从未同北京的外交策略结盟的情况下,我们保卫人民共和国(和革命的动力)以反对日—美帝国主义联盟——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在它们的阵营中。我们反对北约,无论我们如何看待斯大林主义政权;然而我们不是“阵营论者”,因为那种行为并未限制我们反对斯大林主义官僚制度的斗争。我们只有在面对如下一些冲突时才会支持某一阵营:革命/反革命、东方/西方和中苏集团。但这些意义在今天已不复存在。
“阵营论”逻辑还会导致在反对“主要敌人”的名义下抛弃受害者(这些人发现他们自己站在了错误的一方)。相对于过去,这在现在威胁更大,因为持阵营论者会为某一方资本主义列强(俄罗斯、中国)站队——或者相反,在莫斯科和北京成为主要威胁时,站在西方阵营一方。通过这种方式,侵略性的民族主义受到鼓励,从“集团”时代继承的边界成为神圣不可侵犯的事物,而我们正是要消除这两点。
阵营论还会导致对叙利亚凶手阿萨德政权和俄罗斯干涉——或美国支配下的联盟,特别是沙特阿拉伯——的支持。其他一些派别满足于批判帝国主义对伊拉克和叙利亚的干涉(当然我们也肯定要批判帝国主义的干涉),但拒谈伊斯兰国正在做什么,也不号召抵抗它。
阵营论者几乎不可能提出清晰的全面团结的任务。回想一下帝国主义的历史责任,从 2003 年的干涉起,到近来非公开的干涉,只声讨本国的帝国主义还不够。要提出具体的团结任务,必须考虑受害者和斗争运动(在人道主义、政治和物质方面)的需求。即必须向阿萨德政权和反革命原教旨主义运动进攻。
同样,在目前分裂东欧的边界划分冲突中,如在乌克兰,我们的方向是必须是为了基于人民主权的自由结合,反对所有占统治地位的国际关系,以建立另一个欧洲,——对我们来说这就是社会主义——在每个欧洲国家,在欧洲内外开展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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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主义的扩张与气候危机
中苏“集团”重新融入世界市场,使资本统治在地理区域上大为扩张,这是当前帝国主义国家的资产阶级乐观心态的基础。这也是很多领域里急剧加速的全球生态危机的基础。我们要实现温室气体排放的减少,就不能有任何迟疑,不仅是在北方国家,而且在南方主要的国家均应如此。
在此背景下,对南方国家“生态债务”的结算不应偏向世界资本主义的发展和利润,在南方国家进行投资的日本—西方国家的跨国公司,或是南方国家的跨国公司(如巴西的农业企业),都只能产生更多的社会和环境危机。
确实还需要“北南团结”,例如保护气候灾难的受害者。然而,相比于过去,这更是一场“反体制”的斗争,即从工人阶级的观点中将“北南关系”提上议程:即争取反资本主义替代的共同斗争。再者,“北方”与“南方”的发展观没有区别。(这里的引号是要提醒我们,现在,“北方”和“南方”的不均衡可以是一种误导人的概念。)
我们的出发点应是“改变体制,而不是改变气候”的社会—环境斗争;其基础应由社会运动组成,而不仅是关于气候的特定联合。因此,我们必须在这两者之间开展工作。如果我们不将社会斗争“生态化”(以农民和城市斗争已经可以做到的为例),“气候”动员数字的增长将仍停留在表面上。
气候灾难的影响还在持续。受害者的组织,他们自我组织下的自卫和互助,也是生态斗争基础的一部分。
以化石燃料为基础的全球能源体系的后果,现在已经很明了了。其结果是全球气温的上升,两极冰盖在消失,海平面在上升,沙漠在扩张,水资源日渐匮乏,农业处于威胁之中,极端气候事件越来越频繁。超强台风“海燕”在菲律宾的影响超过了我们先前所警告的规模。从现在的一些现象里可看到未来的景象。不稳定的后果已经远超出了地域范围,直接影响并产生出一条紧密的链条(例如,来自孟加拉的移民和孟加拉同印度在移民问题上的争执)。
科学家认为,与工业化前相比,全球表面温度上升 2°C,其回应一旦开始,就不可中止。考虑到这些,很多主要问题仍不能得以解决。
冰盖和冰川融化的威胁是海平面的灾难性上升。全球气温稳定增长 2°C 的话,海平面会在本世纪末上涨 0.6 到 2.2 米。如果气温增长超过了 2°C,那海平面上涨得会更厉害。超过一半的孟加拉人会处在直接威胁下。全球的沿海城市,同岛屿社区、海拔低的城市与地区一样都会在海水淹没的威胁之下。
现在,一个全新的迹象是巨大的南极洲西南冰盖很不稳定,它要融化的话,全球海平面能上升 7米。
我们可以预料到地球气温的上升所带来的不断增多的干旱和热浪对淡水资源造成灾难性影响。冰川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收缩,含水层越来越干涸。河流正丧失自己的能力。世界上超过百分之五十的淡水来自山区径流和融雪。争夺淡水的战争将更加普遍。
应如何在不增加工厂化耕作,不使用破坏生物圈的农药和除草剂,不种植转基因作物的前提下,抚育日益增多的全球人口呢?在南方国家,关键问题是食品主权。食品主权能给予人民保卫自己粮食系统的权利与方法。要将管理权给予那些生产、分配和消费粮食的人,而不是给现在控制着全球粮食体系的公司和市场体制。这意味着要终止对土地的掠夺,并需要广泛的土地再分配,以让土地属于粮食生产者。
或许环境危机中最具破坏性的影响是生物多样性的破坏——“第六次物种大灭绝”已渐为人知。全球平均气温每上升三摄氏度,就意味着 50%的物种——动植物——会灭绝。有四分之一的哺乳动物正濒临灭绝。海洋的酸化意味着珊瑚礁和依赖自己钙化薄壳的生物会大量死亡。这是我们这个物种在未来无法置身事外的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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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战争的世界
我们现在基本不可能走进类似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第三次世界大战中,因为当前世界并没有像过去那样激烈的领土冲突。但推动战争的因素却多样而深刻:新列强间的冲突、世界市场的竞争、争夺资源、社会解体、新形式的法西斯主义脱离原先造就他们的力量的控制而崛起、大规模的气候灾难和人道主义危机带来的一连串影响……
我们确实在进入一个长期(多元)战争的世界。每场战争都有其特殊性。我们面临着相当复杂的局势,就像在当前的中东,单一的舞台上(伊拉克—叙利亚)就上演着有特殊特征的连锁冲突(叙利亚的库尔德人、阿勒坡地区等)。
长期战争的局势不仅与国际冲突相联系,它还与非洲和拉丁美洲(如墨西哥)及一些国家的内部冲突相关。
战争还会以多种面貌继续下去。为了更好地理解一场斗争的意义、局势的真相、团结的具体要求……我们需要持续观察这些战争是如何进行的,尤其是经由人民的抵抗运动带来的战争。
然而,为了能在非常复杂的地缘政治局势中保有我们明确的方向——通过阶级独立来反抗帝国主义、军国主义、法西斯主义和“反团结”的(种族主义、反伊斯兰教和反闪米特人的、排外的、牧师的、原教旨主义的、恐同性恋的、厌女的、大男子主义的)身份运动的增长——我们必须要有“稳定点”(points of stabi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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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级大国的局限
全球资本主义秩序的普遍规则不能避免一些国家比另一些国家更加强大;美国可以自由行事,但决不允许别的国家也这样。它在美元所及之处“出口”其诉讼“权利”;它控制着绝大多数的尖端技术,拥有无可匹敌的军事力量。其政府仍在维持着其他国家从未拥有过的——或不再能拥有的全球主权职能。
美国仍是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但是,它输掉了所有它介入的战争,从阿富汗到索马里。错误或许在于新自由主义全球化,这阻碍了美国在暂时的军事控制区巩固当地社会(同本地精英结盟)。这或许还会带来军队私有化、雇佣军公司作用日渐加大,还有为特定利益(大公司、大土地和大商业拥有者家族)服务的“非官方”武装团伙等后果。
美国这个超级大国无法干涉动荡地区的方方面面。它需要能够帮它忙的第二个帝国主义国家。法国和英国现在能力非常有限;日本前段时间击败了反对全面军事化的公民抗争。英国退出欧盟是对统一的欧洲帝国主义架构的最后打击:联合王国指挥着欧盟两支作战部队的一支,是主要的金融和外交网络的一部分,也是欧洲主要经济的一部分。
谁在谈战争,也就该谈一下反战运动。由于不同的战争各有特点,协调建设反战运动并非自然而然就可实现的事情。由于“阵营论”扼杀了并消弭了主要的反战运动,(西部)欧洲的活动在解决这个问题上采用的方法看起来并不乐观。但特别要提的是,在亚洲和欧亚大陆仍有反战运动;为克服从集团时代继承的边界,反战运动将特意围绕这个问题而发起。
11
人道主义危机
新自由主义政策、战争、气候混乱、经济震荡、社会崩溃、加剧的暴力、大屠杀、社会保障体系的瓦解、毁灭性的流行病、女性沦为奴隶、被迫移民:儿童因缺水而受着死亡的威胁,被其父母遗弃在撒哈拉的中部……肆无忌惮的常胜资本主义造就了人道主义危机成倍增长的世界,这对那些尚未经历过苦难的人讲是无法想象的——对经历过的人而言,那可真是不可言喻的残暴。
社会秩序的破坏甚至影响了像巴基斯坦这样的国家(该国有核武器);或再次降临墨西哥,这那里,黑手党与政治集团共生,他们利用恐怖手段来强行维持自己的统治——造成了失败国家、黑手党国家、毒品恐怖主义国家等面目。
人道法不是在面对紧急情况时得以加强,而是被民族国家所践踏。欧盟甚至都没假装去尊重一下关于接纳难民问题的国际法。同土耳其达成的邪恶协议是就是一件罪证。这同样适用于东南亚罗兴亚人的命运。
必须通过扩大国际主义行动的领域来对抗这一现代野蛮主义。战斗的左翼各派和社会运动尤其应保证发展“从人民到人民”同人道危机的受害者间的团结。
在国际主义这个概念常遭人蔑视的阶段过后,全球公正浪潮、公共广场或区域“占领”运动的扩散就重新起来。现在需要复兴国际主义,以寻求在所有争论领域都有更多持续的行动形式。
12
越来越不稳定?
这部分应随着形势的演变,依与其他文件(本文的最后一段)的交流与进展情况而重写。
在此背景下,预料未来是徒劳的。然而不稳定趋向于加剧而非减轻,而且很多国家和地区正在进入“转折点”。特别注意的内容有:
在拉美,我们正生活在一个循环(“进步政府”与华盛顿保持距离)的结束时。循环的结束在委内瑞拉和巴西的表现是公开的危机。
在欧洲,2015 年难民的涌入,像匈牙利这样的国家的政治发展,英国脱欧公投的胜利突显了欧盟内部深刻的分歧和离心倾向。欧洲一体化方案正受到质疑。再往东走,普京的战争政策无法掩盖俄罗斯严重的经济危机和政权危机。
在东亚,国民党在最近的大选中失利,新政府面对北京要实行更加独立的政策,这尤其加剧了中国、日本和美国间的紧张关系。
在地缘政治方面,可以说美国与中国正由“相互依存的竞争”变为“相互依存的对抗”。
在印度,印度教至上主义(印度人民党—国民志愿团)正在攻击世俗国家的根基。
在中东,俄罗斯为支持阿萨德政权而发起的大规模和致命的干涉已经改变了局势。美帝国主义中断了对非宗教原教旨主义的阿拉伯反对派的非常有限的军事援助。西方媒体现在称俄罗斯—阿萨德政权的武装收复城市和领土为“解放”。然而大规模的群众示威表明,反抗阿萨德独裁政权的斗争仍未停歇,我们应该去支持他们的斗争。
全球经济的问题则没有任何明确的出路。一场新的经济危机威胁下,我们还不知道什么会成为导火索和影响。我们发现自己在长期停滞中?还是与计算机有关的技术创新或它们对劳动生产率没有显著的影响?反正,社会结构被撕裂下的不稳定仍将继续。
全球化的资本主义带来全球的社会战争。
对新自由主义秩序的抵制和对此类战争的抵抗以多种形式表现出来,包括在像美国(在桑德斯之后)、英国(在科尔宾之后)、西班牙(两党制和我们能党的危机)和法国(反对破坏劳动法的运动)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各国和国际范围内,各个斗争的汇聚在当前比过去更加必要。
附录
在希腊危机后写的关于欧洲的附录已经整合起来。在英国脱欧公投后必须重写这份附录。
还可期待其他领域(或专题)的附录——这会形成具体决议。例如世界经济要比已经集结成文的内容,如生态、世界范围的人口运动等已经刊载的内容更深远。
END
译自:
http://www.internationalviewpoint.org/spip.php?article4639
本文发表于革命马克思主义刊物《惊雷》第十三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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