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工 NGO 被打压事件述评

白曼 著

12 月 3 日，广东省警察带走了多名广东省劳工机构（所谓非政府组织）工作人员。12 月 23 日，中国官方的喉舌“新华社”引用广州警方的说法，广州警方指控为打工族文书处理服务部“负责人曾飞扬以及其他六人，以‘免费维权’为幌子、长期接受境外组织资助、在境内插手劳资纠纷事件、严重扰乱社会秩序、严重践踏工人权益”。曾飞扬等人主持的劳工机构对广东工人特别是一些积极参与维权斗争的工友影响如何？中国政府为什么要打压劳工 NGO？从阶级立场角度出发，工人阶级如何看待打压事件？一些朋友认为打压事件暴露出中国缺乏政治自由的环境，那么工人阶级该如何争取政治自由呢？本文试图能从这些角度切入来阐释问题。

劳工 NGO 的作用

在中国大陆，结社自由是遭到压制的。成立于1925年的中华全国总工会最初是代表工人阶级同资本家进行抗争的组织，1949 年胜利的中国革命建立起来的是一个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基础但却剥夺了生产者对生产进行管理、监督权利的官僚社会主义国家（马克思主义者的另一种说法是"畸形工人国家"），当权者认为在新的国营企业里要强调公私利益的一致而非矛盾，将一些多少还试图保留工会基本维权职能的干部（如李立三等）打成了“经济主义”、“工团主义”，从此，中华全国总工会沦为了国家机器的附庸。1978 年开始，中国大陆开始了市场化、私有化的改革，收回了曾经短暂承认的"罢工合法化"条款，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重新复辟的进程里，工会更是成了陪衬，即使在官僚机构里，工会官员也是陪笑末座的。这些年，大陆工会系统不乏有改良主义想法的官员；全国总工会或是自上而下或是迫于抗争工人的压力也搞过几次基层工会选举改革，都乏善可陈； 在沿海，老板和一些工人被工会官员拉上去做了几次集体工资协商，不过，老板的冷脸和工人的不信任，使得全总的试点沦为官样文章；2015 年，中华全国总工会主席公开站出来指责曝出过多起工人跳楼事件的国际电子产品代工巨头——鸿海富士康漠视工人权益，富厂董事长——郭台铭冷冷地回应说陈主席没来过富厂做过实地考察，不了解实际情况。官方工会的尴尬来源于三重境地：一、大陆的政商统合主义国策暂时没有足够的空间来给官方工会放开手脚进行劳资协商，而黄色工会作为劳资调节机器的作用来源于资产阶级统治秩序对他的认可；二、中国工人在 2008 年以前几乎很少有引起统治阶级注意的集体行动，世界性的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来临后，一些地方的无产者开始了反抗，这种反抗夹杂着愤怒与消极，中国工人整体的精神面貌是消沉的，因而缺少体制外工会出现的历史条件，也没有形成迫使全国总工会去考虑一条严肃的驾驭工人群体的改良主义路线的压力；三、一个多少在资本家集团面前说得上话的黄色工会，无论现实中如何实施阶级叛卖路线，一定要有一批有担待的基层工作者，这些年，中华全总也曾试图招揽一些工人维权中出现的"明星"，不过多数较有斗争精神的工人对官方工会是持不信任的状态的。

这些年，在中国大陆的工会系统以外，出现了另外一种跟工人有关的组织——即民间的非政府劳工机构（劳工 NGO）。NGO 是西方资产阶级思想家所提出的"公民社会"理论的一个有机的组成部分，它既是"公民社会"的一个要素，也是其实现工具。在功能高度集中、官僚机构膨胀的资产阶级政府以及强调自由交换的市场经济中间形成一个缓冲带，关注和参与公共事务。一些资产阶级的思想家把这类独立社团看作资产阶级民主的自由学校，希望靠这类非政府机构来防止“多数暴政”，消解潜在的工人革命的威胁。而这些所谓的非政府组织随着中国经济的开放，也慢慢进入大陆。这类机构有关注教育的，也有涉及环境保护的。同时，由于中国劳资斗争形式的极度不平衡---雇主不但处于绝对强势地位，且有政府对一些明显违反大陆劳动法的一些侵权事件置若罔闻，工会又缺乏劳资调节的起吗功能，使得一些有维权需求的工人开始向一些社会力量寻求帮助。这就是劳工 NGO 在中国大陆出现的历史背景，而除了工人日常文娱活动外，法律服务、法律援助、工伤职业病保护甚至直接介入维权斗争给予工人罢工以技术指导，成了劳工 NGO 的日常核心工作。

劳工 NGO 是外在于工人群体的，他的主持者的路线无疑是希望营造一个“劳资和谐”的社会大环境。如一位深圳劳工机构负责人所说“我们的指导思想就是减少和化解冲突,而不是火上浇油。如果农民工遇到问题来向我们求助，我们最先告诉他们的就是拿起法律武器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千万不要采取罢工、静坐、请愿这样的极端方式。我们的原则就是帮忙不添乱，因此政府不会把我们当成一个威胁”，另一位深圳劳工机构的负责人说：“遇到工人来求助,我们首先告诉他们不要采取过激的举动。我们不主张一开始就起诉企业主,因为我们认为,如果工友手里有足够的证据,比如工资条、劳动合同之类,大多数劳动纠纷通过沟通协商的方式就能够解决。实在解决不了的,再寻求法律途径。”

由此可见，曾飞扬和他的同事们执行的是一条温和的改良主义路线。然而，同时，改良主义路线也是今日中国工人阶级维权斗争中那种被逼无奈进行斗争（“我还是想和老板好好谈谈的”）精神状态的一种反映，劳工机构则可以算作是工人阶级阶级意识滞后的一种物质产物。不过，工人群体越是要最大限度争取自己权利，无产阶级越是要在日常劳资斗争和潜在的社会转型中拧成绳，就越需要自我意识的觉醒（“工人在同老板做斗争时候的真正力量不是社会贤达的威望和其背后的人力物力，而是工人自我组织与自身团结的程度”），这种觉醒越深入，同目前大多数劳工机构的执行路线必然是要发生冲突的。觉悟工人不该骗自己，对曾飞扬们的依赖毕竟只是中国无产阶级作为自在阶级在地上摸爬时候的不成熟状态，而无产阶级要作为自为阶级那样奔跑走路，就必须消除对劳工机构的依赖以及对改良主义路线的幻想，这个过程是无法绕开的。

重拳打击劳工机构背后的资本逻辑

即使这样，近年来珠三角的劳工 NGO 还是频繁遭到打压，被逼搬迁比比皆是，频繁遭到安全机构问话，机构负责人一旦试图介入劳资斗争就被以扰乱社会秩序加以拘留。没有工人自我组织的斗争压力，统治阶级永远都觉得奴隶们还可以再驯良一点，而致力于中华资本主义秩序下劳资和谐大目标的改良主义路线执行者则被当作是添麻烦的人。毕竟，资产阶级整体并没有没有做好接纳改良主义者一起共商国事的准备，而且，即使是法律框架内的集体维权行动，对于舒服惯了的大小老板也是一种挑战。中国产品在这十多年来几乎垄断了国际低端制造业，这建立在中国工人阶级相对较高的劳动生产率以及低工资、高工时、无组织，理论上用来规范劳动力市场交换的资产阶级法律被大小老板和地方政府当成一张废纸。空子嘛，能钻就钻。

不过，这次的进攻进攻得突然、坚决，配合着主流媒体对曾飞扬们很多似是而非的法律指控以及显得可笑的道德谴责，这背后到底有什么战略部署呢？

无产阶级很难准确预测资产阶级政府的各种决策，然而，阶级较量却对无产阶级提出要求，要尽可能判断准资产阶级的一些全局想法，并为之制定对应的行动策略。

2008年的全球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对于中国资产阶级是一道分水岭，在这之前，中国的工业制造是出口导向的，中国的低端工业产品在国际市场中占主导地位，2008 年后，伴随着中国整体劳动生产力的提高，一些高端的工业产品如高铁技术、电信设备技术也逐步开始出口，中国的金融资本---从最初的“影子银行”在一些国家的活跃到今天的“一带一路”、亚投行、金砖发展国家银行建设付诸实施走出去的趋向越发明显，人民币成为国际第三大支付货币。一方面，是利润率较低的一些低端制造业呈现出生产过剩（大量的工厂倒闭或搬迁，仅东莞一地在经济危机后四五年间就有七万多家工厂倒闭），另外一方面，则是产业转型对新生的资本主义列强尚有极大的吸引力，把发展重点转向金融等高利润率行业意味着在国际分工秩序中更有利的地位。那么，产业转型的成本谁来承担？无产阶级。

中国资本主义经济二三十年来一直维持着百分之二十到百分之三十的利润率，这意味着对劳动者的极度压榨，这些年随着中国人均预期寿命的增加、劳动力人口增长趋势下降、资本有机构成提高带来利润率下滑以及用工成本提升、金融危机对投资于证券市场的社保基金的压力、地方政府陷入债务危机，资产阶级又采取一系列措施让无产者来为国分忧，地方上的资本家堂而皇之地在社保缴纳问题上搞欺骗（劳工机构被打压事件中遭官方喉舌点名的“利得工人罢工”就是因为资本家无耻侵占工人再生产货币工资所引发的集体行动），延迟退休、减少晚婚假期、放开二胎政策，让更多劳动者进入市场更长时间出卖劳动力，总而言之，老板的钱一分不能少，而奴隶们呢，则需要更一盘散沙，以便驾驭。

2015 年前十一个月，中国大陆能统计到的工潮一共 2509 件，尽管工人阶级整体意识还是处于一团乱麻的境地，少数积极斗争的工人对曾飞扬等改良主义者也是比较信任。然而，阶级斗争的逻辑就是，资本家绝不会因为工人的罢工不带有政治色彩、在维权工人群体里较多说得上话的主要是温和的改良主义者就对工人斗争网开一面。这里绝不是说统治者只会挥大棒不给胡萝卜，然而在资本家利润率下降到经济萧条期，工人如果自己没有力量，不仅很难争取到让步，还会替统治者背上更多的包袱。这一次，统治阶级主动出击，就只为了在“新常态”经济环境下，主动出击，让工人更加没有组织。工人站出来维护劳工机构的生存权，并不是在政治上给予温和改良主义以支持，而是维护自己在反抗资本家中自我组织的权利包括接受各种外援的权利，即使这个外界援助者是为了替统治阶级来驾驭工人群体，对他们采取何种态度。是工人阶级自己试错范畴内的事情，不需要资产阶级来替工人包办。资产阶级为了让无产阶级驯服，不断地发起进攻，资本家对自己的阶级利益认识清晰，无产阶级为了从一时一地的自卫走向最终实现阶级解放，对这个事件该采取什么态度呢？

应该怎么看待打压以及对劳工机构负责人的道德指控

那么，无产阶级对于打压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态度呢？我们知道，工人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出卖劳动力，总是处于一种被剥削的地位，工人的工资勉强够自己或家人能生活下去。然而，给老板打工八小时拿六小时的货币工资和给老板打工八小时拿四小时的货币工资，无论如何都是有区别的，所以，工人必须起来进行抗争，只有工人阶级自身的团结与斗争能逼迫老板减轻剥削。当然，为了更有效地拱卫，保证改良成果不付诸东流，工人可能需要自己掌握掌权来进行社会改良的尝试。

曾飞扬们致力于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打造劳资和谐，这种改良主义路线不仅仅是工人阶级实现其历史利益（通过社会变革实现无阶级社会解放本阶级和全人类）的绊脚石，而且在实际的工人斗争中也会起到一种刹车器的作用，阻碍工人的团结与觉醒。然而，统治阶级内部虽然在整体维护资本主义制度的目的上一致，但在具体实施的策略上产生了分歧，资产阶级内部的一些更保守与主张对工人采取更强硬措施的人占了上风，背靠国家机器，因此，处心积虑营造劳资两利环境的改良主义者们成了碍事的人，遭遇牢狱之灾。工人阶级在刚刚开始着手进行斗争的时候，不懂法律，没有外界的物质资源，在中国还被剥夺了进行组织的权利。劳工机构在工人斗争中起到了舆论连接、对外宣传和法律知识解释的作用，因而很多工人对劳工机构有好感。马克思主义者反对改良主义路线，但我们支持维护劳工机构存在的权利，反对对机构工作者的拘禁。然而，我们有必要说实话，工人在斗争中不应该依赖这些劳工机构，我们一分钟一秒种也不应该迎合对改良主义者和团体的幻想。相反，只有靠工人自己的团结与力量，才能避免改良主义者的物质力量牵着工人鼻子走。觉悟工人声援改良主义者，绝不是维护改良主义路线，而是维护工人阶级在自身解放道路上的一切可能尝试，即使是错误的尝试，也只有靠工人阶级自己政治上的觉醒与成熟，才能予以有效的纠错。当然，目前来说，无产阶级的成熟阶级意识（社会主义意识）只存在于中国少数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的论述里，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论述不是适应工人阶级目前半消极的状态与情绪，而是适应工人阶级为历史利益实现而进行的努力，诚然，这种努力必须与各种客观局势联系起来，这种客观局势表现在社会 56 29593 56 16653 0 0 5790 0 0:00:05 0:00:02 0:00:03 5790济局势的阶级结构对比里，马克思主义阐释必须让群众的思想觉悟赶得上客观事态的发展，理解需要面对的现实任务。今天的中国工人迫切需要组织起来，在一时一地的自卫斗争里（主要是经济危机中反搬厂、反关厂与争取社保欠账敌罢工）更有效团结起来，捍卫自己的权益，工人需要外界“社会名流”的同情支援，包括各种劳工 NGO的支持，但工人要更持久更坚韧地投入战斗，更准确地打击到资本家，就绝不能依赖这种外力，特别是要警惕那种让无产者对劳资和谐抱有幻想的改良主义幻想。这种阻碍力对工人斗争的负面作用将会随着工人斗争形势的深入被十倍百倍地放大。

那么，工人该怎么看对于曾飞扬的道德指控呢？官方指责曾有经济问题、名下有房产、个人生活作风有问题（勾引女性、爱裸聊）。首先，个人道德与工人阶级的日常斗争是两个不同的范畴，只要这种道德不败坏妨碍群众的觉醒与斗争，就不应该作为主要矛盾来关注。其次，恰恰越是保守的资产阶级政权越喜欢谈论道德问题，他们把统治秩序当作一种永恒的、静止的东西，在这里，“私有财产神圣”、“等级分明、尊卑有序”似乎是一种自然而然的东西，而非历史发展中的一个过程，膨胀着国家机器的资产阶级不但在法律上用专政工具惩罚对秩序提出质疑挑战的奴隶包括自己内部的一些异见人士，而且试图在道德上让各种形形色色的异端分子背上负担，陷入一种负罪感。其三，即使曾飞扬这样的改良主义工运组织者生活富足又如何呢，大多数资本主义国家的那些工会头头们不都有豪宅吗？斗争工人与工运服务商只要各取所需，你给我法律援助，自己获得需要的各种资金和工人之友的名声，阶级斗争本就是“利”字当头的历史进程，工人不需要虚伪的装饰，只有腐朽的旧制度的卫道士，才会台上眼泪鼻涕道德君子，台下男盗女娼贪婪分赃。

谈谈政治自由和社会主义的关系

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劳动群众的一切民主权利的争取离不开工人阶级自己的行动，无产者的阶级阵线越牢固，把越多工人卷入到国家的政治生活里，工人才能争取统治阶级让步或保卫已经取得的改良成果；同时，如同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直强调，工人阶级为了自己的阶段性成果不付诸东流，必须把争取民主或政治自由当成通向工人政权道路上的过渡诉求，马克思主义理论既不提倡对有产民主的庸俗崇拜，也绝不以抽象态度否认民主权利对无产大众意义。然而，资本主义制度下，任何资产阶级政治权利与经济利益上的让步（从日常的工人罢工到国家的立法背后）都是受制于客观阶级力量对比的。

今天中国工人所从事或涉及的斗争还是为工作时间、工资、劳动条件同工厂主发生的罢工冲突，但各种实际的政治权利并不是同工人的经济利益分开的。任何阶级社会，国家都代表了经济上最强大阶级的诉求（在现代社会自然是为资产阶级服务的），而在如中国这样缺乏政治自由的国家这种对被统治阶级的压制更直接更不加掩饰，不会造成像一些资产阶级民主权利比较充分的地方所谓国家机器对统治阶级的“相对自主性”幻想。在大陆，工人一罢工，警察就放狼狗，说工人扰乱生产秩序，资本主义生产关系重新确立的进程里顺带又以从前官僚社会主义生产资料公有制公私利益非对抗名义取消了罢工自由。所以，觉醒的无产阶级不得不把争取经济利益同消除政治压迫结合起来，把一时一地的自卫斗争同争取本阶级历史利益的社会解放结合起来，这就是一种过渡性的任务。

需要指明的是，今天在大陆有各种各样的“民主人士”（包括一些所谓的劳工界“名流”），他们以“人民之友”面貌出现。然而，他们对所谓资产阶级民主口号的追求是软弱无力的，尽管宪政国家比警察国家更适应资本主义市场交换“自由、平等”的契约精神，更容易在群众面前用温情脉脉的幻想面纱遮蔽掉意识形态的霸权，不过，中国的资产阶级来到世界市场太晚，野心又太大，所以，需要一个强力国家来为市场和利润开道，于是，那些改良主义者坐到了替补席上，尽管他们不遗余力地在呐喊要求把“民主枷锁”套在无产者的脖子上（呼吁立法条款里“罢工合法化”规训“野猫罢工”，号召建立改良主义工会驾驭工人群体，放开党禁招安各色民间异见知识分子当改良主义路线的跟班）。然而，独立的工人运动不得不把争取民主权利视作一种插曲式的口号，他只是工人阶级让从前人压迫人的政治国家不复存在过程中一个手段，而非最终停留下来的目标。因为，工人阶级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受剥削不是因为这个制度不民主，而是因为工人不掌握生产资料，他们除了接受自己的一部分劳动时间被资产阶级无偿占有外别无选择。最“民主”的资本主义制度对工人反抗的压制也是毫不留情的，无他，阶级利益使然。而当无产大众不再浑浑噩噩，认识到这一切问题的根源，他们不但能让政治压迫不复存在，他们也一定能在新的“共同体”里创造出真正把大众卷入到公共生活与政治实践里的“民主”内涵。

结语

现实中国工人运动里改良主义路线的骨干遭到打压，绝不意味着能阻挡住中国工人阶级的觉醒与组织的步伐。马克思主义者应该维护曾飞扬们介入工人运动的权利，反对资产阶级集团内部一部分保守派势力打压改良派，然而，马克思主义者必须诚恳地告诉工人群众自己和改良主义路线是彻底对立，耐心地进行解释，帮助无产者在主客观条件成熟情况下摆脱对这种改良主义路线的依赖与幻想。

END

本文发表于革命马克思主义刊物《惊雷》第八、九期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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