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革命的总结和前景——它对东方各国和整个共产国际的教训（中）

托洛茨基 著

王凡西 译

4

冒险主义：机会主义的产物

　　共产国际执委会二月全会的同一决议的第二段说道：

　　“广泛的工农革命运动主要是在共产党的口号下、在很大程度上是在共产党的领导下进行的，它的第一个浪潮已经过去。在革命运动的许多中心，它是以工农遭到最沉重的失败、共产党人和工农运动的一般革命干部遭到肉体上的消灭而宣告结束的。”（着重体是我们用的。）

　　当“浪潮”高涨时，共产国际执委会说整个运动完全处在国民党旗帜下和领导下，国民党甚至取代了苏维埃的地位。正是出于这个理由，共产党才被置于从属国民党的地位。这正是革命运动以“最沉重的失败”作为结束的原因。现在，当这些失败已得到承认时，人们却企图把国民党从过去一笔抹掉，仿佛它从来没有存在过，仿佛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不曾把国民党的旗帜宣布为自己的旗帜。

　　无论是在上海还是在武汉，过去都不曾有过失败；有的只是革命“向一个较高阶段”的过渡——这就是我们一直得到的教导。现在，整个过渡突然被宣布为“工农遭到最沉重的失败”。然而，为了多少掩饰一下（这些预言和估计所遭到的）前所未有的政治破产，决议在最后一段宣称：

　　“共产国际执委会认为共产国际的一切支部，均有义务对社会民主党和托洛茨基主义者所谓中国革命已被取消〔？〕的诬蔑进行斗争。”

　　决议的第一段告诉我们，“托洛茨基主义”就是中国革命不断论，就是认为中国革命现在正在从资产阶级阶段生长为社会主义阶段的思想。但是我们从最后一段得知，按照“托洛茨基主义者”的说法，“中国革命已被取消。”一场“已被取消”的革命怎么能够是一场不断的革命呢？只有完全不负责任、恣意妄为，才会出现这种彻底腐蚀一切革命思想的矛盾。

　　如果我们把革命的“取消”理解为工农的攻势已被击退并淹没在血泊中，理解为群众处在后撤和衰退的状态中，理解为在另一次进攻以前，除了其它许多条件以外，还必须有一个群众的形成分子的过程（moIecular process），而这个过程需要一定的时间，其长短无法预先确定——如果对“取消”作这样的理解，那末它和共产国际执委会最后被迫承认的“最沉重的失败”就没有任何差别。我们是否应当从字面来理解取消，认为取消意味着真正铲除了中国革命、也就是铲除了中国革命在一个新的水平上重新诞生的可能性和必然性呢？只有在两种情况下，才能够严肃地谈论这种前景而不造成混乱——假设中国注定会遭到分割和彻底消灭 （这是一种毫无根据的假设），或者假设中国资产阶级能够以它自己的不革命的方式解决中国生活中的基本问题。那些直接把共产党驱入资产阶级枷锁之下的、主张“四阶级联盟”的理论家，现在不是力图把最后那种说法推到我们头上来吗？

　　历史是会重演的，那些不理解一九二三年失败规模的政治盲人，曾经用一年半的时间来指责我们对德国革命采取“取消主义”的态度。然而，即使这个（曾使共产国际付出沉重代价）的教训也没有能使他们学到任何东西。现在他们又在使用那个旧的橡皮图章了，不过这次是用中国代替了德国。诚然，他们今天比四年以前更迫切需要找到一个“取消派”，因为这一次情况是清楚得无以复加的：如果真有任何人“取消”第二次中国革命，那就是“国共合作”方针的制定者。

　　马克思主义的力量在于能够预见。在这个意义上，反对派能够指出，经验已经绝对证明了他们的预测：起初是关于整个国民党，其后是关于国民党“左派”和武汉政府，最后是关于第三次革命的“保证”即广州起义。关于理论上的正确性，还能有什么更进一步的证明呢？

　　通过向资产阶级投降的政策，己经使革命在最初两个阶段遭到最沉重的失败。机会主义路线在第三个阶段又“发展”成为冒险袭击资产阶级的政策，从而使失败无可挽回。

　　如果领导机构不是急于匆忙地跳过它自己造成的失败，就应当首先向中国共产党解释：胜利不是一举可得的；在通向武装起义的道路上，还有一个进行紧张的、不断的、残酷的斗争以争取对工农施加政治影响的时期。

　　一九二七年九月二十七日，我们对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说：

　　“今天的报纸报导，革命至已经占领汕头。贺龙和叶挺的军队已经向前挺进了好几个星期。《真理报》把这些军队称为革命军……但是，我问你们：占领汕头的革命军为中国革命提供了什么前景呢？这个运动的口号是什么？纲领是什么？应当采取什么组织形式？七月间《真理报》曾提过一次的中国苏维埃的口号怎么样了呢？”

　　不首先用共产党来对抗整个国民党，没有党在群众当中进行的建立苏维埃和苏维埃政府的鼓动，不在土地革命和民族解放的口号下独立地动员群众，没有地方工兵农代表苏维埃的创立、扩大和加强，那末，贺龙和叶挺的起义，即使不谈他们的机会主义政策，必然也只能是一次孤立的冒险，一个冒充共产党的马赫诺[10]式的成就；它必然会由于自己的孤立而覆灭。而它已经覆灭了。

　　广州起义是在更广泛、更深刻的程度上重复了贺龙和叶挺的冒险，只是其结果要更为悲惨得多。

　　共产国际执委会的二月决议表示反对中共党内的盲动情绪、即举行武装起义的倾向。但是，它并没有指出这些倾向是一九二五年至一九二七年整个机会主义政策引起的反应，是来自上级的纯粹命令主义的指示（即转变工作方向的指示）的必然后果。这个指示没有对过去所作的一切予以评价，没有对策略基础进行公开的重新估计，没有明确的前景。南昌起义和广州起义都是——而且在当时的情况下必然是——盲动主义的温床。

　　真正消除盲动主义以及机会主义毒素的唯一办法，是明确地认识这一真理：领导工人和贫农的武装起义、夺取政权和实行革命专政的责任，今后会完全落在中国共产党的肩上。如果后者彻底认识到这一前景，它就不会倾向于仓猝从事对城市发动军事袭击或在敌人包围中举行武装起义，正如它不会卑躬屈节地追随敌人的旗帜一样。

　　在以最抽象的方式讨论不容许跳越阶段问题和盲动主义的危害时，共产国际执委会的决议完全忽视了广州起义和这次起义建立的短命的苏维埃政权所具有的阶级内容。仅仅这个事实就使决议显得极为苍白无力。我们左翼反对派认为这次起义是莫斯科为了挽救自己的“威信”而进行的冒险。但是，我们认识到，即使是一次冒险，其发展也得符合由社会环境的结构决定的规律。正因为如此，我们要从广州起义找到中国革命未来阶段的特点。这些特点完全符合我们在广州起义以前作出的理论分析。此外，共产国际执委会既然认为广州起义是斗争锁链中一个正确的、正常的环节，它就更应当明确说明广州起义的阶级特点。可是，尽管它是在广州事件以后立刻举行全会的，它的决议却对这一点只字不提。这难道不是最令人信服的证据，说明共产国际目前的领导由于顽固地奉行错误政策，不得不就一九○五年和其它年代的假想错误（托洛茨基主义）大做文章，而不敢去碰一九二七年广州起义问题。因为单是一场广州起义，就把纲领草案制定的东方革命蓝图完全被推翻了！

5

苏维埃和革命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二月决议认为共产国际代表“N同志等人”要对“广州缺乏一个选举产生的苏维埃作为起义机构”（着重体是原有的）的情况负责。这个指责背后实际上隐藏着一个令人惊讶的承认。

　　根据第一手文件，《真理报》（第三十一号）报导说，广州曾经建立一个苏维埃政府。但是，它没有谈到任何东西来说明广州的苏维埃并不是一个选举产生的机构，也就是说，并不是一个苏维埃——因为，怎么可能有一个不经选举产生的苏维埃呢？我们从决议上知道了这一点。让我们想一想这个事实的意义。共产国际执委会现在告诉我们，要实行武装起义就必须有一个苏维埃，但决不是在此以前，可是，瞧吧！当起义的日子确定时，还没有苏维埃。建立一个选举产生的苏维埃并非易举。群众必须从经验中懂得苏维埃是怎么回事，了解苏维埃的形式，并且在过去就有了某些知识，使他们习惯于一个选举产生的苏维埃组织。当时在中国，甚至连这种迹象也没有，因为正是在苏维埃应当成为整个运动的神经中枢的时期，苏维埃口号被宣布为“托派口号”了。但是，当大人们仓皇失措地为起义规定了一个日子以便跳过自己的失败时，他们同时就不得不指派一个苏维埃。如果不彻底揭露这个错误，苏维埃的口号就可能变成一根扼杀革命的绞索。列宁活着的时候曾经向孟什维克解释说，苏维埃的根本历史任务是组织或者帮助组织夺取政权，以便在取得胜利后的那一天成为这个政权的机构。不肖门生——而不是门徒——从这里得出结论，认为只有在宣布起义开始的钟声己经敲响时才能组织苏维埃，列宁的广泛概括，被他们在事后变成了一个不是为革命的利益服务、而是危害革命的简单处方。

　　在一九一七年十月布尔什维克的苏维埃夺得政权以前，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的苏维埃已经存在了九个月。十二年前，彼得堡、莫斯科和其它几十个城市里就存在过第一批革命苏维埃。一九○五年的苏维埃最终涵盖了大批首都的工厂企业，在这之前，莫斯科在罢工期间曾建立过一个印刷工人代表苏维埃。而在这以前好几个月，即一九○五年五月，伊万诺沃－沃兹列先斯克的一次群众罢工建立的领导机构已经包含工人代表苏维埃的一切基本特点。从成立一个工人代表苏维埃的最初试验到建立苏维埃政府的规模庞大的试验，其间已经过了十二年以上。当然，绝不是所有其它国家、包括中国在内都需要这样一个时期。但是，如果认为中国工人能够在那个官僚开列的“苏维埃处方”的基础上建立苏维埃，那就是用无济于事的、啰嗦的咬文嚼字代替革命行动的辩证法。苏维埃决不能等到起义前夕、在立刻夺取政权的口号下建立起来——因为，如果事态已经发展到夺取政权的程度，如果群众准备在没有苏维埃的情况下举行武装起义，那就意味着已经有了其它的组织形式和方法，所以才有可能进行准备工作，保证起义的成功，这样一来，苏维埃问题就成了一个次要问题，被降低为一个组织技术或仅仅是名称的问题。苏维埃的任务不仅仅是发出起义的号召或实行起义，而且要领导群众通过必要的阶段走向起义。在开始时，苏维埃不是把群众集合在武装起义的口号下，而是把他们集合在局部性口号下，只是在以后才逐步把群众引向起义的口号，而不至把他们拋在路上，使先锋队脱离阶级而孤立。苏维埃通常主要是在罢工斗争中出现的，这种斗争具有革命发展的前景，但在当时仅限于经济上的要求。群众必须在行动中感觉到并懂得苏维埃是他们的组织，是一个调配力量进行斗争、抵抗、自卫和进攻的组织。他们能够感觉和懂得这一点，不是从仅仅一天的行动、一般说来也不是从任何一件行动中感觉和懂得这一点，而是从几个星期、几个月或许几年的间断或不间断的经验中感觉和懂得这一点。因此，当国家正在经历革命动乱的时期，当工人阶级和贫苦农民面临夺取政权的前景——即使这是属于以后某一阶段的前景，即使在一定时期只有少数人能看到这个前景——的时候，只有蜕化的官僚主义领导才会约束日益觉醒和日益敢于行动的群众，不让他们建立苏维埃。这一向是我们关于苏维埃的概念。我们认为苏维埃是这样一种广泛而灵活的组织形式，这种形式是在革命高涨的第一阶段刚刚觉醒起来的群众所能达到的，是能够团结整个工人阶级的，无论在某一具体时期已经成熟到能够理解夺取政权的任务的那一部分工人有多少。

　　难道真需要任何文件证据吗？举例来说，列宁在谈到第一次革命时期的苏维埃的时候是这样说的：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党在当时的名称〕在出现或大或小的革命高涨的时刻，从来不拒绝利用属于工人代表苏维埃一类的某些非党组织，来加强社会民主党人对工人阶级的影响，巩固社会民主工人运动。”[11]

　　人们可以连篇累牍地列举这种文字上和历史上的证明。但是，没有这些证明，人们也能够想象到，问题已经足够清楚了。

　　与此相反，不肖之徒却把苏维埃变成了一种检阅时用的制服似的组织，党只是在夺取政权的前夕才给无产阶级穿上这种制服。是时候承认不能为了举行武装起义这个直接目的，而通过命令在二十四小时以内临时拼凑苏维埃的！这种试验必然会具有虚假的性质，虚有其表的苏维埃制度会掩盖缺乏为夺取政权所最必需的条件的事实。这就是广州发生的情况。在那里，为了遵守仪式就简单地指派了一个苏维埃！

　　在苏共党内讨论中国事件的论战中，反对派受到指责，据说他们有着下述的所谓“触目惊心的自我矛盾”：从一九二六年起，反对派就为中国提出了苏维埃的口号，然而在一九二三年秋天，反对派的代表却发言反对为德国提出苏维埃的口号，学究式的政治思想在任何其它问题上或许都没有像在这种指责中表现得如此明显。是的，当革命浪潮正在高潮的时候，我们曾经要求在中国及时开始建立苏维埃，作为工人和农民的独立组织。苏维埃的主要意义是使工农同国民党（资产阶级的政治代表）相对抗。在中国，苏维埃的口号首先意味着和自杀性的、名誉扫地的“四阶级联盟”断绝关系，意味着共产党退出国民党。因此，重点不在于单纯的组织形式，而在于阶级路线。

　　在一九二三年秋天的德国，这只是组织形式的问题。由于共产国际和德国共产党的领导极为被动、落后和迟缓，因此错过了及时发出组织苏维埃的号召的时刻，到一九二三年秋天，工厂委员会由于来自下层的压力和自己的要求，已经在德国工人运动中占据了苏维埃的地位。如果共产党采取正确的大胆的政策，苏维埃本来是可能在工人运动里占上风的。在此期间，紧张的局势发展到白热化程度。再丧失任何时间就肯定意味着错过革命形势，起义终于被提到日程上来，所剩的时间已寥寥无几。在这种情况下提出苏维埃的口号就是迂腐愚蠢到极点。苏维埃并不是万能的救命符。在当时已经形成的局面中，匆匆忙忙地建立苏维埃只会和工厂委员会重叠。那样做就必须剥夺后者的革命职能，把这些职能转交给新建立的、还完全缺乏权威的苏维埃。而且，在每一天时间都很宝贵的情况下，什么时候办这件事呢？这样做就意昧着用最有害的、玩弄廉价的组织花样的把戏来代替革命行动。

　　苏维埃的组织形式可能非常重要，这是无可争论的；但只有在这种组织形式及时反映正确的政治路线时才是如此，反过来说，如果把苏维埃变成一种幻象、一个偶像或者是一种小玩意，那末它就可能获得同等程度的否定意义。如果在一九二三年秋天最后的时刻建立德国的苏维埃，这些苏维埃并不会增加任何政治份量，只会造成组织上的混乱。广州发生的情况甚至更糟。为了遵守“规矩”而匆匆建立的苏维埃只是冒险主义暴动的一个幌子，因此我们事后发现，广州的苏维埃就好象只是画在纸上的一条中国古代的龙（似乎耀武扬威，其实并不存在）。在幕后瞎操纵、玩弄纸龙的政策不是我们的政策。我们反对在一九二三年九月在德国草草建立苏维埃，我们赞成一九二六年在中国建立苏维埃。我们反对一九二七年广州的冒牌苏维埃。这里不存在矛盾。相反地，我们在这里看到的是革命运动的力学概念及其组织形式的深刻统一。

　　被近年来的理论和实践搞得歪曲、混乱和面目不清的苏维埃的作用和意义问题，在纲领草案中没有得到丝毫的阐明。

6

未来中国革命的性质问题

　　领导贫苦农民的无产阶级专政的口号，和中国未来的第三次革命的社会主义性质问题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由于不仅历史会重演，而且人们违背历史要求的错误也会重演，因此我们已经可以听到所谓“中国尚未成熟到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程度”的反对意见。这种提法是抽象的、没有生命的。因为，就俄国本身来说，它是否已经成熟到搞社会主义的程度了呢？据列宁说：没有！它已经成熟到能够实行无产阶级专政，作为解决刻不容援的民族改良任务的唯一方法，但是，整个专政的命运，归根到底决定于世界发展的趋势。当然，这并不排除——相反倒是预先假设——无产阶级专政要实行正确的政策，工农联盟要得到巩固和发展，一方面全面适应本国的条件，另一方面又适应世界发展的趋势，这对中国也完全适用。

　　在题为《论我国革命》的同一篇文章中（一九二三年一月十六日），列宁证明俄国的特点是沿着东方各国特殊发展的路线发展的，他断言欧洲社会民主党的下述论据是“极为表面化”的，这条论据就是：“我们还没有成长到实现社会主义的地步，或像他们的各种‘博学的’先生们所说的那样，我们还没有实现社会主义的客观的经济前提。”[12]但是列宁嘲笑这些“博学的”先生们，并不是因为他本人认为俄国存在实现社会主义的经济前提，而是因为他认为，和学究们和市侩们的想法不同，缺乏为独立建成社会主义所必需的这些前提根本得不出拒绝夺取政权的结论。他在这篇文章中第一百零一次地、甚至第一千零一次地回答第二国际英雄们的诡辩说：“这个无可争辩的道理（俄国还没有成长到实现社会主义的地步〕……对于评价我国革命并无决定意义”。[13]这就是纲领草案的作者们不愿也不能理解的。关于中国在经济上和文化上都和俄国一样不成熟——当然，中国比俄国更不成熟——的论点本身是无可争辩的。但是根本不能由此得出结论，认为当一个国家的整个历史条件和革命形势都要求夺取政权时，无产阶级必须放弃夺取政权。

　　这个具体的、历史的、政治的、实际的问题不能归结为中国是否已经在经济上成熟到建立“自己的”社会主义的程度，而应归结为中国在政治上是否已经成熟到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的程度。这两个问题根本不是一回事。如果不存在发展不平衡规律的话，或许倒可以把它们看成一回事。这个规律正适用于这种情况，并且充分适用于经济和政治的相互关系。那末，是不是说中国已经成熟到能够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的程度呢？只有斗争的经验才能为这个问题提供确切答案。同样地，只有斗争才能决定中国将在什么时候并在什么条件下取得真正的统一、解放和复兴。任何人如果说中国尚未成熟到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的程度，那就是宣布第三次中国革命还得推迟许多年。

　　当然，如果封建残余真像共产国际执委会决议断言的那样统治着中国的经济生活，事情就简直毫无希望了。幸运的是，残余一般说来是不能起统治作用的。在这一点上，纲领草案也没有纠正已犯的错误，而是以一种委婉曲折、含糊其辞的方式重新予以肯定。纲领草案说，“在这个国家的经济和政治上层建筑中，中世纪的封建关系都占优势……”这是彻头彻尾的错误。占优势究竟是什么意思呢？是指涉及的人数呢？还是指在这个国家的经济上所占的统治和主导地位呢？在商业和银行资本所起的无所不包的作用的基础上，本国工业异常迅速的发展，最重要的农业地区对市场的完全依赖，对外贸易所起的巨大而且日益增长的作用，中国农村全面隶属于城市——所有这一切都说明，资本主义关系在中国占有无条件的优势，进行着直接的统治。农奴制和半农奴制的社会关系无可否认是非常强大的。这些关系部分地渊源于封建时期；它们也部分地形成一种新的结构，这就是说，是旧的关系在生产力发展迟缓、农村存在剩余人口、商业和高利货资本活跃等等的基础上的复活，但是，占统治地位的是资本主义关系，而不是“封建”关系（更正确地说是农奴制的关系，一般地说是前资本主义的关系）。只是由于资本主义关系所占的这种统治地位，我们才能认真谈论无产阶级在民族革命中的领导权的前景。否则就谈不上首尾相符了。

　　“在任何一个资本主义国家中，无产阶级的力量，要比无产阶级在人口总数中所占的比重大得多。这是因为无产阶级在经济上控制着整个资本主义经济体系的中心和神经，同时还因为无产阶级在经济上和政治上代表资本主义制度下绝大多数劳动者的真正利益。

　　“因此，甚至当无产阶级占少数人口时（或者当觉悟的和真正革命的无产阶级先锋队占少数人口时），它也能推翻资产阶级，然后从半无产阶级群众和小资产阶级群众中吸收许多同盟者到自己方面来，但是这些群众始终不会预先拥护无产阶级统治，不会懂得无产阶级统治的条件和任务，而只是根据自己以后的经验才确信无产阶级专政是必然的、正确的和合乎规律的。”[14]

　　中国无产阶级在生产中所起的作用已经很大。在未来几年中，这种作用只会进一步增加。事实表明，中国无产阶级在政治中本来也可以起很大的作用。但是官方领导奉行的整个路线一直在反对让无产阶级夺取领导地位。

　　纲领草案说，“只有在得到无产阶级专政国家的直接支持的条件下”中国才有可能胜利地建设社会主义。由此可知，党在俄国问题上一直承认的原则，在这里，在关于中国的问题上，也同样得到了承认。但是，如果中国缺乏足够的内部力量来独立建成社会主义社会，那末，根据斯大林－布哈林的理论，中国无产阶级就不应当夺取政权，在革命的任何阶段都是如此。或许苏联的存在可能使这个问题得到刚刚相反的解决吧：那末就可以得出结论，认为我们的技术不仅足以在苏联，而且足以在中国——也就是说，在这两个经济上最落后的、人口合计达六亿的国家里——建设社会主义社会了。或许中国不可避免的无产阶级专政是“可以存在” 的，因为这个专政将包括在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的锁链中，从而不仅成为这个锁链中的一个环节，而且成为它的推动力？但是，这正是列宁对十月革命的根本提法，这次革命的“特点”正符合东方各国发展的路线。这样一来，我们就看到在一九二五年发展出来的一国社会主义的修正主义理论，在讨论每一个新的重大革命问题时是如何歪曲和混淆事实的。

　　纲领草案沿着这条路走得更远。它把中国和印度同“一九一七年以前的俄国”以及波兰等国对立起来，认为后者是具有“足以胜利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某种最低限度的工业”的国家，或者说（正如在其它地方更明确、因此也就更错误地说过的那样）是具有“必需和足够的物质前提……来建成社会主义”的国家。我们已经知道，这不过是玩弄列宁说过的“必需和足够的”前提的辞句；这是一种骗人的、不能容许的把戏，因为列宁明确地列举了政治上和组织上的前提，包括技术上、文化上和国际上的前提在内。但是，主要问题仍然是：既然建成社会主义是两种经济制度、两种社会秩序之间进行不间断的世界斗争的问题，而且在这场斗争中我们的经济基础又弱小得多，怎么能够用推理的方法确定足以建成社会主义“最低限度的工业”呢？

　　如果我们仅仅考虑经济杠杆，我们苏联掌握的杠杆显然比世界资本主义的杠杆短得多。中国和印度的情况更是这样。然而整个问题要由两种制度在世界范围内的革命斗争来解决。在政治斗争中，杠杆的长端是在我们这边；更正确些说，如果我们的政策正确，它就可能而且必然会在我们手中。

　　在题为《论我国革命》的同一篇文章中，列宁在指出“建设社会主义需要有一定的文化水平”以后，接着又说，“虽然谁也说不出这一定的‘文化水平’究竟怎样”。[15]为什么谁也说不出呢？因为这个 问题决定于斗争，决定于两种社会制度、两种文化在国际范围内的竞争。纲领草案完全背弃了列宁从问题的本质中得出的这个思想，断言俄国在一九一七年恰好具有一国建设社会主义所必需的“最低限度的技术”，从而也就具有为此必需的文化。草案的作者们企图在纲领中说出用演绎方法“谁也说不出”的东西。　 

　　当整个问题要由国际动力学来解决时，想找出民族国家（“一九一七年以前的俄国”）范围内的“足够的最低限度”的标准是不能容许的、不可能的、荒谬的。这种错误的、专断的、孤立的民族标准是政治上的民族狭隘性的理论基础，是将来不可避免要犯民族改良主义和社会爱国主义错误的前提条件。

注释：

[10]马赫诺是十月革命后乌克兰的农民起义军的领袖，曾受富农和无政府主义者所影响，他领导的游击队曾抗击地主及德国占领军，后来拒绝加入红军，并且经常与红军冲突，最后被红军瓦解。——译者注

[11] 《列宁全集》俄文版第八卷第215页。

[12] 《论我国革命》，《列宁全集》第三十三卷第433页。——译者注

[13] 《论我国革命》，《列宁全集》第三十三卷第433页。——译者注

[14] 《立宪会议选举和无产阶级专政》，《列宁全集》第三十卷第243页，原文中无着重体。——译者注

[15] 《列宁全集》第三十三卷第433页。——译者注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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