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煜辉最新演讲:印钞机已经开得冒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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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煜辉:
现在中国面临三大优势
天风证券特邀经济学家刘煜辉出席并演讲,他表示,现在中国面临三大优势,第一是我们刚刚进入衰退,缩的预期还没有固化,我们完全可以避免90年代日本迟疑不定以至缩预期深度固化以后造成的困难。第二是中国的超常规政策时点中间,还在处女地的状态,技术条件完备,想象空间是广阔的,政策上完全没有问题。第三是美国深陷不可能三角,目前来讲还不能对我们进行合围,所以中美之间还有足够的博弈的时空,如果中国的外交、决策长袖善舞的话,可以为中国接下来的经济政策争取更长的和平和发展的时代环境。
以下为演讲全文:
尊敬的各位来宾,大家上午好!很荣幸能来参加新浪财经组织的基金嘉年华活动,跟大家分享我的观点。
在今天这个经济面遇到了什么问题,应该正在形成高度的共识,我们今天的经济碰到的困难,市场出现了收缩,有越来越大的通缩的风险。这个话题几个月前还是比较忌讳的,但是经过这几个月,特别是3月份以来,我看到特别是投资界、基金业已经开始比较坦然地接受这样一个现实。
具像来讲,一句话就可以概括,就是从3年疫情防控中走出来的中国经济,突然发现老百姓不买房了,车子也卖不动了,家庭部门开始去杠杆,企业部门、地方政府出现了比较明显的负债最小化的倾向。我看投资界有些人已经在回顾30年前日本的经济,这就是我们现在出现的问题。如果讲资产负债收缩,从学理上来讲,其实就是乘数的坍塌,投资乘数的模型大家都比较清楚,国民收入=投资×乘数。过去每当遇到经济衰退落入谷底的时候,我们非常善于拉动投资,传统的方式是通过央国企加杠杆,甚至政府直接下场加杠杆,经济很快能从谷底拉起来。之所以能拉起来,最重要的一个前提,可能很多人忽略了,这个前提就是乘数是稳定的。而从3年疫情防控走出来的中国经济,我们遇到的情况恰恰是乘数出现了非线性的变化,出现了断崖式的下跌,突出的问题就是家庭部门在面对经济最基础的那个选择问题,储蓄还是消费这个最基础的经济选择的问题上出现了质的变化,所以导致边际消费景象出现快速跳水、乘数的坍塌。我们可以看到在过去一年,特别是今年一季度,中国的决策层启动了高强度的货币信用的刺激,去年是28万亿的新增货币,今年一季度就是15到16万亿的货币增加,15个月一共45万亿M2的增加。但是我们看它带来的效果非常尴尬,去年28万的M2仅仅带来区区6万亿的GDP新增,今年一季度15万亿M2下去,仅仅带来1.35万亿GDP新增。这样一个状态,就是我们熟悉的那个凯恩斯所描绘的经济状态,叫流动性陷阱,货币政策的弹性在这个阶段变得非常差,学理上的看法就是乘数的坍塌,然后导致正常的经济循环出现断裂。
大家知道正常的经济循环,一个很简单的规则,一个部门的支出就是另外一个部门的收入,比如说居民的消费支出就是企业的销售收入,企业的资本开支就是家庭部门的要素收入,你的工资、奖金、收入的预期,如果一个部门的支出发生中断,出现了重大的质的变化,出现跳水,其它部门就没有收入,整个循环的过程就中断下来了,今天我们恰恰碰到的困难,从学理上看就是乘数的坍塌,经济的循环很难重启。原因是什么?归根结底就是家庭部门出现了重大损伤式的资产负债表的衰退。
我们今天货币的强度非常高,可以说印钞机已经开得冒烟了,但是我们今天这个状态,必须接受这样一个事实。
我们处于这样一个经济的状态,应该讲节点是很明确的,过去30年中间,全球有两个超级经济体先后进入了这个状态,为了摆脱这个状态,为了修复资产负债表,应该说过去30年人类经济史为寻求这个方案,一直在积极努力,为此形成了一套完备的理论体系和丰富的政策实践。所以今天当中国面临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们对这个问题的认知和未来要处理这个问题的经验,应该比30年前的日本和15年前的美国要强得多,所以从解决问题这个角度来讲,我觉得应该也是很明确的,包括业内专业人士的讨论,大家提了很多具像的意见,我的意见就是要建立系统性特别国债的方式,帮助企业、居民和地方政府的资产负债表系统性的修复。如果大家有兴趣,可以看看一些风向,比如我们考虑特别国债的方式,是不是在未来3到5年去承担企业和劳动力的五险一金,这是一个很现实的办法,现在企业承担了五险一金的负担,比例是非常高的,负担是非常重的,比如说企业要为一个员工拿出2000元给员工交五险一金,这个比例是非常高的。比如说我们要建立房地产收储的基金,中央信用来支撑这个基金的成立,把巨大的房地产部门的压力转化为公共事业福利,比如人才房、康养资产,甚至奖励生养育基金的建立,我们要建立奖励生养育基金,全面负担年轻生养育孩子家庭的成本。甚至包括特别国债,补充证券市场的稳定基金,我特别支持刚才王宏远总对中特估的一些建议,我觉得这也要启动中央信用的支持,我觉得这个解也是很明确的。包括中国能不能完成,是不是有技术手段,应该也是很明确的。代表中央信用的这两张表,中央财政的表,现在负债率只有21%,中央银行现在的政策也是很收敛的状态,而且我们有一个特殊机制的安排,就是改开行代表的政策性金融体系,它天然的就是一个财政和货币协调配合,财政货币合流的SPV的操作平台,所以从技术条件讲,中国也是能够满足的。
我们现在遇到的困难是时代的主题在发生变化,和平和发展这个时代的主题离我们渐行渐远,今天我们遭遇的是百年未有之大变局。风高浪急可能是未来的常态,甚至不排除有惊涛骇浪的风险袭来。今天我们碰到这样的问题的时候,我们要决策,它变成不是纯粹的经济问题。如果今天还是和平发展作为时代主题,我想今天中国做出这样的决策要简单得多。这个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我们需要权衡惊涛骇浪的风险、安全和发展之间怎么平衡,这是我们重大的考量,但是反过来讲,如果我们不及时地、断然地出手、霹雳的政策、超常规的政策框架,及时地去阻断,这个经济可能潜在的通缩、衰退的螺旋,不去打破这个螺旋,一旦中国的通缩预期发生深度的变化,未来再来解决这个问题,就会变得非常麻烦。事倍功半,甚至有可能无力回天,从根本上有可能损害我们长期抵御惊涛骇浪风险强健的体制,这个问题是我们需要考量的,变成一个很复杂的决策,这是今天我们碰到的困难。
但是无论怎么讲,从学理上来讲,要处理这个问题,过去30年人类经济史有很丰富的政策实践,以他们的经验感知来看,我们认识问题的关键、解决问题的关键是两个,第一是突破常规,中央信用必须用创新性的手段,站在经济的第一排来强硬地支持系统资产负债表的修复,要通过常规的框架,第二是要抢时间,越早越好,一定要抢在通缩预期深度固化之前及时的出手,以霹雳的手段来解决问题,这也是过去30年其它两个超级经济体遇到这样的挑战,他们处理的情况得出的经验。
现在中国面临三大优势,第一是我们刚刚进入衰退,缩的预期还没有固化,我们完全可以避免90年代日本迟疑不定以至缩预期深度固化以后造成的困难。第二是中国的超常规政策时点中间,还在处女地的状态,技术条件完备,想象空间是广阔的,政策上完全没有问题。第三是美国深陷不可能三角,目前来讲还不能对我们进行合围,所以中美之间还有足够的博弈的时空,如果中国的外交、决策长袖善舞的话,可以为中国接下来的经济政策争取更长的和平和发展的时代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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