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闲情偶寄》与养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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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生美文 | 《闲情偶寄》与养生
《闲情偶寄》是清初文学家李渔最重要的作品。李渔(1610～1680),原名仙侣,字谪凡,号笠翁,祖籍浙江兰溪下李村,出生在江苏如皋石庄镇。李渔年少聪颖,但青年时屡试不第。30岁左右,时局动荡,清军入关,中原大地改朝换代,李渔于是不再心存功名,而开起书铺,以刻书卖文为生,后来又组织戏班到各地卖艺。因他为了戏曲事业,不惜降志辱身,迎合时势,奔走于公卿之门,以致常为当时文人所诟病。但他集剧作家、导演、戏剧理论家和小说家于一身,在中国文学史上的成就是不容忽视的。
李渔
李渔与医学素有渊源,其父李如松、伯父李如椿皆在如皋业医。李渔少时亦熟读《本草》,后来虽未业医,但他的文学著作中医学和养生的观点颇具代表性。《闲情偶寄》一书除叙述李渔的戏曲理论和美学观点外,专设“颐养”一部,分为“行乐”、“止忧”、“调饮啜”、“节色欲”、“却病”、“疗病”六个部分,论述养生治病之理,此外,“居室部”和“饮馔部”中也有一部分养生的内容。虽非专门论著,但是文字优雅,读来饶有趣味,体现出明清之际一部分知识分子的生活方式和人生价值观。
《闲情偶寄》
宋代以降,儒家思想即理学在知识界占据了主要地位,而黄老之学的影响相对退隐于文人的潜意识中。有成就的医家多为习儒出身,儒家思想对医学理论的渗透也进一步加强。生活于明清之际的李渔作为一名儒生,对于“外藉药石,内凭导引”的传统道家养生方法并不重视,尤其鄙夷那些借养生之名而放辟邪侈之辈,认为其言论无论邪正,“皆术士之言”,不足为据。他所崇尚的养生法是以儒家的“理”作为指导思想,“术士所言者术,儒家所凭者理”。但其“理”非宋明理学家所强调的与“人欲”相对的“天理”,而是回归到儒学的本来面目,以《论语》记述的孔子的日常言行起居为根据,如“乡党”篇所说“鱼馁而肉败,不食。色恶,不食。臭恶,不食。失饪,不食。不时,不食。”“肉虽多,不使胜食气。唯酒无量,不及乱。”“食不言,寝不语”等等。实际上就是在日常生活中讲究一定规则,饮食起居注意一定方法。李渔的“儒家之理”既讲入世之道,又讲养生之学,关键是如何在两者中达到平衡,具体方法也是在入世的前提下,调养身心,来达到平和的状态。李渔认为老子的养生法为“避世无为之学”,不可能人人尽行,其“不可见欲,使心不乱”之说更是荒谬;而自己的养生法为“家居有事之学”,更有普遍性和可行性,也更能在其中体会生活的乐趣。这也体现了在明清时期日益滞闭的哲学空气中,作为“人”的本性的逐步复归。
李渔的养生观贯彻了儒家的“中庸之道”。他认为人生的正常欲望,绝不可压抑,但也绝不可过度,一语概之,“顺性怡情”而已。《闲情偶寄》“颐养部”十分细致地记述了日常养生的方法,包括调节情绪、顺应四时、防止忧虑、饮食合度、节制色欲等几方面。其中,对于心理调摄和饮食调理的论述最有特点。
1论行乐
李渔所论“行乐”,非为寻欢作乐,而是指如何保持心情舒畅,无论富贵、贫贱,无论居家、出行,都要时时体会其中的乐趣。富贵者应“知足不辱,知止不殆”,才不会损身;贫贱者当遵“退一步法”,即通过与自己逆境的比较,获得心态的平衡,才不会致郁。家庭为“世间第一乐地”,而出游可益闻广见。总之,当善于调摄自己的心理状态,随时即景就事保持乐观的态度。如果这样,那么,日常的行为举止皆可为乐,或睡或坐,或行或立,或饮或谈,聆琴观棋,看花听鸟,蓄养禽鱼,浇灌竹木,都可颐情养性。
和曲图
日常起居中,李渔对“睡”甚是推崇,“养生之诀,当以善睡居先。睡能还精,睡能养气,睡能健脾益胃,睡能坚骨壮筋。”但睡宜有节,如午睡最适合于长夏之时,因为“长夏之一日,可抵残冬之二日;长夏之一夜,不敌残冬之半夜”,加之暑气伤人,易感疲倦。当在午餐之后片刻,食物已消化之时,待睡意自来,不可存心强求,如“手倦抛书午梦长”之举最得“睡中三昧”。此外,睡必择地,地须静、凉;睡须静心,无烦事萦缠。这样的睡实在是“生平最效之药”。
2论饮食
李渔是一名美食家,但美食与养生之理并不相左,前提是饮食须有“度”。作为普通人,口腹之欲不可灭,但绝不可穷奢极欲。“其疾病之生,死亡之速,皆饮食太繁,嗜欲过度之所致也”,所以要在崇简的同时充分享受饮食之趣。
享受饮食乐趣的关键在于“自然”二字。首先,饮食的心态应顺乎自然。“欲藉饮食养生,则以不离乎性者近是”,不必将《食物本草》等书随时核考。否则,“所好非所食,所食非所好”,又思虑《本草》之言,终因疑虑成疾,便得不偿失。
宴饮图
其次,饮食本身推崇自然。李渔认为“脍不如肉,肉不如蔬,亦以其渐近自然也”。书中“饮馔部”以蔬食居首,谷食继之,肉食为末,烹饪方法以留其原味之鲜为上。虽说饮食当顺人之性,爱食者多食,但爱食之物应根据自然之理分清主次,米面等主食当较肉菜为重,肉菜当较姜、酱等调味品为重,不可混淆。
此外,李渔指出的一些饮食注意事项对我们今日也颇有启发,如太饥勿饱,太饱勿饥;平时饥饱之度以七分为宜;怕食者少食,怒时哀时勿食,倦时闷时勿食,以防止饮食不消,积滞成病。
1却病重在和心
李渔深受传统中医整体观的影响,认为所有疾病皆由于机体功能的不和谐所致,“绝其因而破其在,只在一字之和。”但是人身有气血、脏腑、筋骨,当和者众多,难免顾此失彼,所以最首要的是心理上的和谐,“有务本之法,止在善和其心。心和则百体皆和。”只要保持心态的平和,就掌握了防病治病的主动权,“即有不和,心能居重驭轻,运筹帷幄,而治之以法矣。”在疾病未至之时,可先发制邪,预先用药预防;病将至之时,切忌猜疑不定,应及时治疗;如果疾病已至,也应当泰然处之,“敌已至矣,恐怖何益?”绝不可惊慌失措或操之过急。
李渔所论的“和心”,除了以正常心态对待疾病以外,还要以正常的心态对待医生。因为招致疾病的是病人,接受治疗的也是病人。既然病人是主体,那么就应当充分发挥自身的主动性来配合医生的诊治,最忌对医生将信将疑,不肯自述病情,抱着考核或试探的心理让医生诊脉定方。“病人之心专一,则医人之心亦专一;病者二三其词,则医人什佰其径,径愈宽而药愈杂,药愈杂则病愈繁矣。”所以,李渔认为,在诊疗的过程中,“主持之力,不在卢医扁鹊,而全在病人”。
2疗病首推心药
李渔自述其“善病一生,老而勿药”,每患一症,则自己推究原因,然后治之以“触景生情,就事论事之方”和“随心所喜,信手拈来之药”。《闲情偶寄》最后的“疗病”篇被李渔自己笑称为《笠翁本草》,其中所记载的即是李渔所创的“方药”,包括“本性酷好之药”、“其人急需之药”、“一心钟爱之药”、“一生未见之药”、“平时契慕之药”、“素常乐为之药”、“生平痛恶之药”。李渔认为“药不执方,医无定格”,愈病便可,才可充分体现“医者,意也”的观念,所以“无物不可当药”,凡是七情所致的疾病,皆可以“治情理性”之药医治。如用“急需之物”治疗所需不得、忧郁成疾者,以“钟爱之人”治疗相思病,以“乐此不疲”之事治疗愤懑郁结所致疾病。实际上,这些“心药”即是根据不同情况运用心理疏导的方法治疗情志疾病,《笠翁本草》亦可看作记载心理治疗方法的专篇。
李渔身处明清时代,知识界正从桎梏中逐步复苏。作为性灵文学的代表,李渔的养生学说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和文化色彩,当然也有其迂腐处和偏颇处。如果除去这些内容,加以正确认识,那么李渔的《闲情偶寄》便是一本怡养性情的佳作,亦可供今日人们作自我心理调摄的参考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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