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夏医学文化“多元化”外来因素影响探析
具有民族特色的西夏医学文化是中华医学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从中原医学、金朝医学、藏医学以及佛教医学（包括古印度“四大”说）等角度去阐述“多元化”外来因素对西夏医学文化的影响，表明灿烂多彩的西夏医学文化，得益于西夏与多民族共存、交流交融，吸纳了周边优秀民族医学文化成果。
西夏（1038-1227）是以党项羌为主体，当时自称为“弥”，西夏境内还有汉、吐蕃、回鹘等民族，其统治范围在今宁夏、甘肃、陕西、青海、内蒙等地区。中国传统的“二十四史”对西夏仅“传”附于宋、辽、金三史内，而无西夏专门史，致使西夏各族人民所创造的历史文明被无端地湮没。几百年后，直到 20 世纪初（1908-1909），随着俄国探险家科兹洛夫对“黑水城”遗址进行劫掠性的挖掘，西夏王朝大量文献、文物才“重见天日”，一个神秘的西夏王朝“面纱”逐渐被人们所揭开。据学者研究，西夏医药文化主要集中于《俄藏黑水城文献》《英藏黑水城文献》《中国藏西夏文献》等文献当中。考察西夏医药文化， 首先有必要了解西夏医药文化组成，为此，本文从中医、金朝医学、藏医、佛教医学等来分析西夏医药文化的外来影响。
中原医学对西夏医学文化的影响
西夏毅宗谅祚时，曾向宋请赐医书：“丙戌，以国子监所印《九经》及《正义》《孟子》、医书赐夏国， 从所乞求。” 有学者研究指出，黑水城、武威等地出土的西夏文、汉文文献中有医文献典籍共有 35 个，“《俄藏黑水城文献》收录了汉文医方汉文 10 个编号；《英藏黑水城文献》获汉文文书中 4 个编号；《中国藏黑水城汉文文献》中收录 8 个编号。” 下面再举《俄藏黑水城汉文医药文献概要》中 2 个具体的药方“TK-173：辰龙麝保命丹（刻本），页上端印有‘辰龙麝保命丹’标题，内有‘治风冷肢体麻木、头目晕眩’‘又治……倒经脉不利’等多种疾病。A20V 药方（写本）。内容如下：第 1 行‘刀步药薤杏树皮 大灰系五月初五·合’；第 2 行‘泻浰药 长尾蛆 酒调下’”。另有学者研究俄藏西夏文献《神仙方论》（编号 A21-1）指出，“西夏医学与中原医学具有较深的渊源关系，《神仙方论》中的医方大多可在传世方书（如《太平圣惠方》《圣济总录》等）中找到类似的医方，或由传世医学文献中的方剂简化而成。” 众多文献证明：西夏人直接从汉文化中获得中医药典籍来学习医学知识或疾病治疗。
有学者研究西夏文医药文献后认为，大多西夏文医药译自中原医文献，参见学界对俄藏 Инв. No.2630 编号的西夏文《明堂灸经》考证。1977 年，日本学者西田龙雄指出，“西夏文《明堂灸经》不是佛经， 而是《铜人腧穴针灸图经》之类某种中原医书的西夏译本”；聂鸿音先生认为“西夏文《明堂灸经》译自当时流行的佚名所撰《黄帝明堂灸经》，内容原出北宋王怀隐主持编纂的《太平圣惠方》卷一百。”史金波先生研究过西夏医药档案后也认为“西夏的医书、药方表明其医学知识主要学习中原的传统医学， 这些书籍的流行扩大了医书的传播和使用范围，是西夏医学发展的证明”；梁松涛考释了俄 Инв. No. 4384（9-6）后认为“西夏文药方应为一份汉医的药剂配方，所载药物和剂量之写法，均遵从汉文医理， 故此西夏文药方所依据的底本可能为某种已佚的汉文医方。” 众多学者研究西夏医药文献后比较一致认为，西夏文医药文献多译自中原汉地中医。我们究其缘由：其一，无论从西夏王朝建国历史、地缘位置， 还是从文化交流来看，西夏深受中原汉族文化影响。比如，政治上，西夏政治基本上模仿宋；经济上， 西夏原来主要依靠畜牧业，后来向中原学习先进的农业生产技术；文化上，西夏虽创立属于自己民族特色的文字——西夏文，但西夏文字构造深受中原汉字文化的影响。由此，西夏文医学典籍译自中医也就好理解了。其二，落后的医药文化必然会向先进的医药文化学习。西夏立国前，西夏人医药知识十分匮乏， 盛行巫术来“治病”，西夏立国后与周边宋朝经济文化交流，必然会向中原先进的中医文化学习。《宋史》记载李元昊“性雄毅，多大略，善绘画，能创制物始……晓浮图学，通蕃汉文字，案上置法律，常携《野 战歌》《太乙金鉴诀》”。西夏最高统治者受到中原汉文化影响势必会起到示范的效果，而与人们生命健康休戚相关的医学更会如此。
金朝医学对西夏医学文化的影响
“因贺大定八年正旦，遣奏告使殿前太尉芭里昌祖等以仁孝章乞良医为得敬治疾，诏保全郎王师道佩银牌往焉。诏师道曰：如病势不可疗，则勿治。如可治，期一月归。得敬疾有瘳，遣谢恩使任得聪来， 得敬亦附表进礼物。” 大定八年即公元 1168 年，西夏为给大臣任得敬（？ -1170）治病，遂向金朝求医问药，王师道曾任太医院保全郎，“承安五年，纯祐母病风求医，诏太医判官时德元及王利贞往，仍赐御药。八月，再赐医药”。承安五年为金章宗第二个年号，西夏李纯祐母病求医于金朝。1193 年，仁孝卒，其子纯祐立为皇帝，纯祐母罗氏被尊为皇太后。王利贞为金朝医生，尝任太医判官，并于承安年间与时德元奉诏治西夏李纯祐母治疗疾病。金朝名医辈出。除了上文出现王师道、王利贞等名医之外，成无己、张元素、杨用道等也是金朝的一代名医。成无己宋代聊摄（今山东茌平县）人，靖康之后，聊摄便成为金朝的统治范围，成无己著有《注解伤寒论》《伤寒明理论》《伤寒明理药方论》等医籍；张元素乃金朝易州（今河北省易县）人，著有《医学启源》《医方》《洁古本草》《珍珠囊》等；金朝名医杨用道著有《附广肘后方》，“皇统四年，杨用道在《补阙肘后百一方》基础上摘录唐慎微《证类本草》 等书之方附于每篇之后，刊成《附广肘后方》八卷……先后任儒林郎国子监博士、宁海刺史、中奉大夫。其任儒林郎国子监博士期问，正值皇统新政，效仿皇帝，推及物之仁于百姓，校雠并刊刻《附广肘后方》”，后有人评价《附广肘后方》是我国现存较早、实用价值较高的一部方书。又如：“金熙宗天眷年间，金 朝学习唐宋的医制，设太医院、御药院、尚药局等机构，太医院下设 10 科，计 50 人。由皇帝从全国选拔名医，太医院也培养医师，对成熟的医师授‘医学博土’称号。同时，在军队和地方均设有医院。”另外，金朝重视医学典籍刊布，如《伤寒论注明原理》《附广肘后方》《珍珠囊》《经史证类大全本草》等。
以上可看出，金朝有着较高的医药水平。按常理推测，一个兴于马背上女真族建立的金朝，僻处于我国东北一隅的白山黑水之间，且存续仅百年，金朝政权何以还能向西夏“遣名医、送良药”呢？究其缘由： 其一，金朝统治者重视医疗技术，并积极向中原汉地医学文化学习。有学者认为金朝“借才异代”策略与“统治者重视汉文化是分不开的”。其二，西夏与金朝良好关系带来双边互动。历史上，夏金两王朝或冲突或缓和或改善，双方基于国内的形势与发展，夏金关系改善，使臣往来频繁。据统计，“在西夏中后期104 年间，夏共遣使 238 次，在熙宗至章宗的 60 余年，金国共遣使 6 次”。其三，较为完善的医学机构与选拔人才机制对金朝医学发展也起到到重要作用。
地缘、民族的杂居与融合等因素，造成吐蕃与党项两族之间有过十分密切的关系。下面着重就藏医学对西夏医药文化的影响作简要梳理。
西夏建国皇帝，“元昊‘晓浮图学，通蕃汉文字’。在未制西夏国书以前所谓蕃文即指藏文而言， 为西夏地区所通行。后来西夏一直信仰佛教，蕃汉大臣一般都同时精通汉藏两种文字。” 值得注意的是：这里的“蕃”理解，杨富学教授考证说“‘蕃字’指西夏文可谓毋庸置疑。藏文呢，在西夏被称作‘西蕃字’。”可以信从。史籍所谓“浮图”乃梵语Stūpa 之音译，又作“浮屠”或“佛图”，有时也用于称呼佛或佛教徒。补充西夏辞书对藏族的记载，《文海研究》中词条：45.172. 羌藏，释“戎羌之番也藏人之谓也”；72.252. 戎，“戎藏也藏也藏人之谓”。
由此可见，西夏受藏族文化影响，这是党项和藏族两个民族存在关系之时代背景下而产生的。党项和藏族之间关系，这方面研究如史金波 、张云 等学者曾撰文论述，兹从略。
《宋史》卷 492《吐蕃传》言吐蕃人：“不知医药，疾病召巫觋视之，焚柴声鼓，谓之‘逐鬼’。”《辽史》记载西夏人“病者不用医药，召巫者送鬼，西夏语以巫为厮也；或迁他室，谓之闪病”。另有学者研究指出，“吐蕃送鬼禳病的习惯，在党项人那里也很流行。这些很可能是伴随着藏传佛教进入西夏人生活的。我们从民主改革以前，长期流行在藏族人民中的‘闪病’习俗，还能看到昔日的轮廓。西夏送鬼禳病与‘闪病’习俗之来自吐蕃也是有迹可寻的”。另《文海研究》词条有多个不同类型的“鬼”：7.232. 鬼，释“鬼魅也鬼也虚鬼也厉鬼之谓”，30.122. 魅蜮，释“被杀上吊等之谓”，40.251.7 魅，释“罗刹也鬼怪也蜮也厉鬼也魔灾也损害做者之谓也”；221. 巫师，释“巫师之本西巫者之名是也”66.261. 禳，释“禳者巫也鬼祟祛除者之谓”。由此可见，西夏人曾有过送鬼禳病的巫师治疗疾病还是有迹可寻的。
再举藏医在西夏人生活中确实存在的实证。赵天英曾把甘肃省瓜州县博物馆藏三件藏文献定性为西夏的五个药方：第一方“泻药药方”源于藏医可能性比较大；第二方“凉药药方”在中医文献没找到相类的药方，她估计与藏医文献《四部医典》里《热症状总治》的药方相关；第三方“创伤药药方”具有典型的藏医药特色的；第四方“不明药方”（配方：巴豆、硇砂、？根……服用方法；若无酒，可煮茶服药），她估计与藏医典籍《四部医典》里《药酒部喻示》的药方相关；第五方“治眼方”（配方：松树的果实、□□、麝香等配成），基于治疗方法中有“开眼”等词语，她便比较肯定地断定为浓郁的藏医特色 值得注意的是，上述５个药方所选用药材选料在西夏地区也是常见易得的。
佛教医学对西夏医学文化的影响西夏人认为疾病多因“四大不合和”所致。笔者查阅《文海研究》相关词条如下：13.111. 病，释“四大不和之谓”；66.252. 病，释“四大不和合也”86.112. 罹，释“脉塞也病也疾也，四大不和之谓”；54.222. 病患，释“受罪也疾病也病患也，四大不和之谓”；杂 3.141. 疾，释“病罪也病疾也血塞也病也患也，四大不和合病也之谓”；杂5.261. 受罪，释“罪苦也病患也疾也脉阻久病也患也，四大不和合病也之谓”。“四大”乃指地、水、火、风四种基本元素。“四大”之说可溯源至古印度。“古印度的四大说，滥觞于古老的《梨俱吠陀》时代，通过《奥义书》的发挥，深刻地影响了包括佛教在内的当时各派哲学。四大说（有时加上‘空’，则为‘五大’）认为，无论是宏观的宇宙，还是微观的人体，都是由地、水、火、风的四大要素构成，‘空’则为四大的构成物提供活动的空间”。 西夏“四大不和合”疾病病理最早可溯源至古印度文化，不过我们还可以在西夏典籍里找到古印度文化对西夏影响的另一个佐证，如《文海研究》里多处与梵语相关的词条记载：86.131. 梵音，杂 2.141. 梵语，杂 19.261. 梵语字，杂 19.262. 梵语字，杂19.271. 梵语字，杂 19.272. 梵语字，杂 20.111. 梵语字，杂 20.113. 梵语字，杂 20.1142. 梵语字。
古印度“四大”说影响印度佛教和印度医学。印度佛教文化又影响中国医学文化，如藏传佛教的藏 医学和中医文化等。西夏“四大不合和”疾病理论，究竟直接来源中医抑或藏医？“从现有资料看，这种四大医学观进入中国古代医籍，首先始于南朝的陶弘景……到了唐代，著名医家孙思邈开始用气来解释四大。孙思邈与陶弘景不同，他不是简单照搬佛教四大说，而是进行了理论的重构……孙氏认为人体‘四气合德，四神安和’，生理结构与功能就处于平衡、和谐的状态；四气不和，‘四神动作，四百四病同时俱发’”。西夏人“四大不合和”理论与中医大家孙氏“四大调和”论甚为相似。另，藏医学认为人体内存在“龙”“赤巴”“培根”三大因素，三大因素互相协调，则能维持人正常的生理活动；反之， 则会引发疾病。特别是“龙”“赤巴”“培根”三者之一，尚因功能亢进，不仅引起龙病、赤巴病、培根病， 而且还可以引起其他疾病的发生 。藏医《四部医典》中“龙”相当汉语“气”或“风”“赤巴”相当于汉语“火”或“胆”“培根”相当汉语“水土”或“涎”。藏医学中的“三大因素”是互相协调维持人的生理活动，其与西夏“四大不和合”病理内涵也甚为相似。
西夏医学中的“四大”理论直接来源于藏医学抑或中医？学者张云持审慎的观点，“这与藏传佛教及藏医学是否存在联系，还可以作进一步的探讨”。笔者倾向认为：西夏“四大不和合”疾病理论很可能直接来源于藏传佛教。基于的理由更多的是考虑到西夏党项羌与古代藏族在民族来源、地缘关系、风俗习俗、民族杂居交融以及吐蕃文化等因素的影响，兹从略。“吐蕃‘四方九名医’就包括‘弥药人容杰’。弥药人为吐蕃人，翻译过印度医著《天竺集续及大释》，还有一位弥药人多杰朋著了一部《广释》。同时， 弥药人米九多杰精通医学史，他指出阿阇黎巴卧等三人讲解过《八部》”。这里可合理推测以下信息：其一，弥药人即西夏人；其二，阿阇黎即梵语 Āčarya，翻译印度医著的弥药人对藏族医学有贡献，且通古印度文字梵文；其三，古印度医学文化对藏族人、西夏人都有影响。
佛教认为人的色身是由地、水、火、风等四大元素构成的。《佛说五王经》说：“人有四大和合而成其身。何谓四大？地大、水大、火大、风大。一大不调，百一病生。四大不调，四百四病，同时俱作。”《法苑珠林》卷 95《引证部》称：“佛说医经云：‘人身中本有四病：一地，二水，三火，四风。风增气起， 火增热起，水增寒起，土增力盛。本从是四病，起四百四病……’又《智度论》云：‘四百四病者，四大为身，常相害……’”佛教中也用“四大”理论来解释人的病理机制。“四大”调和，众病皆愈，“四大”不调和则患疾病。这一理论，不仅对中医、藏医影响很大，也对古代回鹘人的医学理论有着重要的影响。从敦煌吐鲁番发现的回鹘文文献看，古代回鹘的医学理论，也是以印度佛教医学之“四大”理论为基础的 。西夏“四大不和合”疾病理论与佛教医学“四大增损”理论在内涵上是一致的。
西夏医药文化灿烂多彩，这与西夏多民族共存、交流交融是分不开的。西夏党项族人文化上比较开放， 其医学文化吸纳了周边国家或民族地区的优秀医学文化成果，如中医、金期医学、藏医学、古印度和佛教医学等文化。难得可贵的是，西夏王朝医学文化上在“广采博取”之时，又实事求是、因地制宜的改 造了外来医学成果，使之更加适合西夏本土的需要，最终形成西夏自己本土特色的民族医学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