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广州中药制药业发展史说略

广州作为历朝广东的中心城市（府、州），中医药文化基础深厚，制药工业源远流长，同时也是西医药传入中国的窗口，孕育了许多知名老字号药企。

中药字号自明清达到鼎盛，也由此促进了中西医汇通。在中西医汇通进程中，广州中药制药业为应对西药冲击进行变革，融合中西药特色开创西药中化的新成药，改良中成药剂型，使中药制药业趋向多样、创新、优质发展。百余年来历经风波，广州中药制药企业以其独特的优势和民间长期的信仰，挣扎幸存下来，在正确的卫生方针与经济政策下，得到了迅速地发展。

1广州制药工业的沿革概况

20世纪50年代，为响应个体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政策，广州许多分散的药厂等合并重组为公私合营制药厂。70年代末，公私合营制药厂又改制为全民所有制企业。

中药系列有一至九厂，现整合发展成为在国内有重要影响的大型药业公司，即中一药业、奇星药业、敬修堂药业、陈李济药厂、王老吉药业、潘高寿药业；西药系列有第一至七制药厂，现存至今的有星群制药、明兴制药、何济公制药、光华制药、侨光制药。第一制药厂无史料可寻，第五制药厂前身为天心、宝隆药厂，最早创建于1950 年。

这些医药老字号历史悠久，最早的可追溯至东晋时代的海辐禅院成药社（现王老吉药业的前身），其制造的金汁水工艺独特，对麻疹、热疹的疗效甚佳，至20世纪30年代还出口远销海外。

目前广州仍持续经营的主要制药企业的沿革情况请参考下表。

2中药制药业之一波三折

中药制药业的盛况与低谷

广州中成药品产生很早，第二代南越王赵眜墓出土的文物即有药丸、药饼等成型药物，但广州制药工业的兴起始于明末，早期的中成药产品根据古方配制而成，由熟药店出售，尚未成为专门的产业，而后销路扩展，开始雇佣工人，开设个体小作坊。这种小作坊形式源于佛山梁仲弘蜡丸馆，早年梁仲弘在佛山镇朝市街悬壶，其研制的专治小儿腹痛、吐奶的“抱龙丸”等成药蜡丸在医馆出售，颇受欢迎。随后为应对南方气候潮湿不易保存的问题，发明了以蚬壳盛药、外封以蜡的早期蜡丸，备受欢迎，于是专门建立梁仲弘蜡丸馆，以制作和销售抱龙丸为主，成为全国最早的中成药老字号。而后广州本地许多中成药店纷纷效仿，如陈李济、马伯良药房、梁财信医馆、潘高寿、李众胜堂、迁善堂等，中成药业逐步兴起。

广州中成药店生产的剂型除了传统的丸、散、膏、丹外，茶、水、油、酒也是广州具有特色的中成药品种。

丸剂是中成药的主要剂型，如陈李济、李众胜堂、万春园等分别以追风苏合丸、保济丸、乌脚丸而闻名；何弘仁药厂、马伯良以生产散剂为主，知名产品有乌金眼药散、七厘散；梁广济、黄贞庵药局、保兹堂则分别主打风湿膏、疮科膏、保婴丹等。

茶剂以凉茶为代表，晚清时期已遍布街市，最著名的品牌当属王老吉凉茶，其他知名传统凉茶还有神农药厂的神农茶、源吉林的甘和茶、橘香斋的甘露茶、卢薛昌的午时茶等。水剂又称露剂，代表药企有海辐禅院、潘高寿，以生产金汁水、川贝枇杷露而驰名。

广州药油如黄祥华如意油、敬修堂跌打万花油等也颇受大众喜爱，跌打万花油现仍是敬修堂药业的拳头产品。民国以前，广州已有数家专营或兼营药酒的企业，其产品很有市场，如冯了性药酒、潘人和毛鸡酒、梁财信跌打酒，以及民间很受欢迎的三蛇酒、蛤蚧酒等。

 广州中成药品种丰富，疗效显著，畅销全国各地，甚至风靡海外。20世纪初，中成药企业迅速向外扩张，例如马伯良药房先后在汕头、江门、香港、澳门等地设分店，同时在泰国、新加坡、印度尼西亚等国也设有粤东马伯良药房；保兹堂的产品远销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国；潘高寿、迁善堂、王老吉、李众胜等老字号药店也纷纷在海外设分支机构。广州中药业呈空前盛

然而，1938年日军入侵广州，许多药厂遭受掠夺、摧毁，或被日军、日伪强占，只有少数外迁得以保存，如陈李济厂房被毁后暂迁佛山，战平后才复厂广州；王老吉药厂被烧毁后迁往澳门营业，1944年恢复广州生产；何济公药厂迁往上海，黄宝善药厂迁往柳州，潘高寿迁至香港、韶关。广州中药业一度陷入低迷。

中药制药业的恢复与重组

1949年，广州解放后，中药制药业方始恢复，政府采取一系列保护人民健康的卫生措施，外地药厂陆续回迁复业，新药厂不断开业。20世纪50年代中期，为了尽快恢复国民经济，国家对私营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按照产品剂型相近，业户条件优劣搭配、长短互补的原则，114家中成药厂社合并组成11家公私合营中药厂，80家西药制造厂商改组合并成16家公私合营化学制药厂。此后一段时间，国家采取多种政策支持中药制药业，大力扶持、投资于技术革新与改造，购置机械设备，扩建厂房，逐步采用半机械化、机械化的生产模式，自此中成药制造业同熟药店完全分离，成为独立的工业行业。

20世纪70年代末，由于专业化调整，广州中药工业成立广州中药总厂，对分厂进行产品结构调整，导致百年老字号固有优势丧失，一度造成中成药市场商品混乱的局面。例如，同一药品，不同剂型（丸剂、片剂），被分配到不同分厂生产销售，削弱了品牌特色。因此自1980年，医药行业又从“扩大企业自主权”开始进行全面改革，中药企业重新规划。 

代表性中成药厂——陈李济

广州中药企业历史最长的当属陈李济，2010年陈李济“全球最长寿制药厂”获得吉尼斯世界纪录认证。

“陈李济”缘于广东南海商人陈体全和李升佐两人合作经营，取陈、李二姓，外加“济”字以寓“陈李同舟，和衷共济”。

该店创建于1600年，其首创的以蜂蜡与木蜡混合铸成的蜡壳药丸在清初已闻名遐迩，赢得“广药”之誉。据载，陈李济的“追风苏合丸”曾被荐予同治皇帝服用，“药到病除，龙颜大悦”，同治钦赐以“杏和堂”的封号，同时钦定陈李济珍藏的百年旧陈皮为进奉贡品。民国初年商标法颁布时，陈李济就以“杏和堂”三字绘成盾型文字商标申请注册并沿用至今。

据《广州文史资料》所述：“陈李济1930-1935年征税时，自报本银60万元。除参加成药行会外，还加入张大昌行（行会组织），这样可以减少环节，直接进货。随着近代大批华人出洋谋生，在海外逐渐形成华侨聚集区，中药需求激增，陈李济产品远销至马来西亚、新加坡、越南、泰国、缅甸、印尼等国家。

当时陈李济生产方式仍为手工制造，总厂也未采用机器设备，即便厂房面积扩大，旺季期工人总数逾300人，其发展速度也较缓慢，供求增加导致劳动强度之繁重可想而知。英法联军侵华期间，广州沦陷，陈李济总厂厂房被毁，药店暂迁佛山经营。直至战事既平，陈李济才复厂广州，又先后在香港、上海、潮安设分店；1948年香港分店转往澳门开设，同时在台湾筹设支店。可见，陈李济在民国时期便形成了跨区域的经销店网，但相对于战前产销仅为其半数。

1956 年进入全行业公私合营期间，陈李济药厂为主厂，并入神农、万春园、伟氏、冯致昌、何弘仁、燮和堂等药厂以及甘泉药社、大生合记蜡店，组成广州陈李济联合制药厂。陈李济中成药产品更为齐备。随着资金投入、机器设备增加与技术改造，陈李济产销再次出现好势头。

1966 年，由于极左路线干扰，陈李济招牌被强令砸碎加以批判，“杏和堂”商标改用“广中”商标，同时接受体制改革，与橘香斋联合制药厂合并改名为“广州中药二厂”，产供销调整，成药品牌优势削弱，无法发挥陈李济老厂固有的优势。直至20世纪80年代政策调整，企业进行重新整顿，经广州市经委批准恢复“陈李济”厂名和“杏和堂”商标，并被确定为国家重点中药厂，现为广州白云山陈李济药厂有限公司。 

3西医东渐影响下中药制药业的变革

清晚期西医传入，西药开始进入中国市场，外国商人、药师、传教士等为抢占药材市场，争相在各大城市设立药房、分店或经销处。广州第一家西药房是英商屈臣氏于1841年开设的屈臣氏药房，西药业由此在中国发展起来。 

其后华商也开始介入这一行业，中国第一家华商西药房泰安大药房于1882年首先在广州设立，上海、武汉、北京等地华商也纷纷增设西药房，自此华人自办西药房也由沿海向内地发展。随着西医东渐及西药市场的冲击，一些华商开始尝试改革，考虑到国民对中成药的信赖与服用中药丸散膏丹的习惯，适应中国国情制造了西药中化的“新成药”。

最早开创这种新型模式的是梁培基药厂的创始人梁培基。当时岭南地区疟疾盛行，梁培基采用“硫酸奎宁”为主要原料，配以中药甘草粉、滑石粉制成小丸粒，纸筒装载24小粒为一服，以“发冷丸”为名作为中成药的形式在自家药厂与其他中药铺出售，非常畅销。

不少初学西医的华人随之弃医就药，效仿开设药厂、药店，一般以一二种特效新成药为重心，并制成丸、散、膏、丹、水、油等国人习惯的剂型设店推广，如唐拾义止咳丸、何济公止痛散等。新成药业一时间发展突飞猛进。

由于药效显著，又符合老百姓服用丸散膏丹的习惯，这种新成药不仅畅销华南各省，亦销至其他各省，甚至远销海外，如梁培基发冷丸远销马来西亚，在美国大埠华人聚居的中药店铺亦多有出售。

新成药之所以在西药冲击和中药传统市场上异军突起，甚至流传至今，可以说是中医药传统文化与西方新技术结合的成功。以何济公药厂为例，1936年间创始人何福庆研制了主打成药“灭痛星”，即今阿咖酚散的前身，疗效十分显著，在民国年间行销全国各地，甚至当时在长江一带流传着“广东有个活济公”的传说，“何济公”之名无胫而行。

灭痛星的配方为西药阿司匹林、对乙酰氨基酚和咖啡因，并没有复杂或特殊的药物或工艺，理论上许多药厂均可生产，而何济公却在历史长流中屹立不倒。

“何济公”这一品牌之所以如此深入民心，一方面配方合理，既加强解热镇痛作用，又减少了单味西药过度使用引起的副作用，高效价廉；同时以国民习用的散剂剂型贴近民众，应用方便，因此深受百姓的欢迎。另一方面则得益于传统文化的烙印，何济公药厂以南宋时传奇医僧的“济公”为名，强调“半为慈善半营生，利己利人驰盛誉”的营业理念，秉承药王孙思邈“先发大慈恻隐之心，誓愿普救含灵之苦”的行医之道，树立起医药和慈善相结合的品牌形象，具有浓厚的中医传统味道。

广州中药业在应对西药竞争的过程中，立足于中医药文化传统，善于学习外来事物，新药厂创制了西药中化的新成药，传统中药店则将西药的制备理论与技术应用于中药，提升了广州中药业的制药水平。

潘高寿药行一改传统蜡丸业，融合西药制剂优势，创制了新药剂。由于岭南气候炎热多变，地卑潮湿，换季时节人常易患伤风咳嗽，而市面销售的治咳药多是独味单方，药效并不显著。

潘郁生深谙其理，加之传统蜡丸业务受西药冲击经营惨淡，于是针对岭南气候特征，采用传统的煮药方式，将具有润肺镇咳作用的川贝母和有祛痰作用的桔梗与枇杷叶一起熬炼，明火煎熬，木棍搅拌以调配药液；而后在浓缩药液中加上香料和糖浆，消除人们怕吃苦药的心理，将汤剂改为糖浆剂，更好地迎合顾客的喜好。

另一方面，仿效西药制剂方法，在药剂里添加了苯甲酸作防腐剂。中西合璧制成了新药，即后来家喻户晓的“潘高寿川贝枇杷露”，治咳药效显著，清凉润甜的口感更受人欢迎，一时间销路走俏，行销至省港澳以及台湾等地，直至今日依然是潘高寿药业的拳头产品。

潘高寿之所以历久不衰，原因就在于在市场竞争与战乱变革中一直立足传统，积极吸收外来技术，追求配方与工艺的日臻完善。

岭南由于长期气候炎热潮湿，历来是疾病多发地区，被称为“瘴疠”之乡，对医药知识有着重大需求，岭南先民为应对炎热气候带来的不适和疾病，在长年应用中医药的生活积累中，逐渐形成了与中医药密切相关的岭南文化。

晋代医学家葛洪在《肘后备急方》“治百病备急丸散膏诸要方”中载有：“以前诸药，固以大要岭南使用，仍开者，今复疏之，众药并成剂药，自常和合，贮此之备，最先于衣食耳。”其首先提出制“成药”作为常备药的观点，并记有多种应对岭南常见病，或以岭南草药为主要成分的成药，足可证明中成药之萌芽是发生在岭南。

广州作为岭南的中心城市，亦具有深厚的岭南中医药传统底蕴，中成药的历史源远流长，至明清时期中药工业开始以手工小作坊生产的中药店模式发展起来，许多中药老字号亦在此期间诞生并达鼎盛。广州自古以来一直作为商业大城市和对外交流的重要枢纽，西医东渐的进程中，广州遂首当其冲，成为西医药传入中国的窗口。西医药的外来冲击一度使广州中药业感到竞争压力，为了应对西药独占市场的势头，新成药应运而生，中成药吸收西方优势竭力创新。然而，由于战乱、外资垄断、内战、动荡等历史问题，广州中药制药业颇受波折，经过几番体制改革、政策扶持和企业整顿，逐渐步入正轨，发挥自主优势，使近代医药传统得以继承并发展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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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制药企业，自开创以来，跌宕起伏，在战乱变革中历尽艰辛，但也在不断革新创造中留下了许多医药老字号与名优产品，诸如梁培基、陈李济、潘高寿、何济公等药厂，均在历史沉淀中将品牌产品发扬改进，甚至自成系列，独树一帜，也成为当代广州医药产业的基础。

发展至今的这些医药老字号也成为近代广州制药业的时代缩影，反映了近代华商精心经营和薪火相传的结果，同时揭示了近代广州中药制药业在经受战乱纷扰、西医东渐、西方经济侵略等历史冲击长流中的发展轨迹，其保留下来的宝贵经验和医药文化传统亦值得后人探究与借鉴。

摘自《中医药文化》2019年第二期

编辑:三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