院史回眸 | 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科学院留学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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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

中国科学院留学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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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 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百废待举，工业、农业、国防等各项建设逐步展开。然而，当时我国各学科发展甚为薄弱，专业人才十分匮乏，科研力量远不能满足国家建设的需求。1953 年新中国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实施后，全国进入大规模建设时期。国家建设对于科学工作的要求甚高，更加迫切需要各方面的专业人才。这使科研力量不足的问题在国家建设中愈加突出和明显。伴随着新中国诞生而成立的中国科学院，建院初期仅有291名科技人员，建院后在机构建设方面发展很快，集聚了许多高水平的科学家。至1953年4月，全院科研人员 1268人，其中高级研究人员 349人。就整体研究实力而言，国内任何机构均不能与之抗衡。然而，科学院各所属机构的科研力量并不平衡，大部分机构的科研力量还很薄弱，有的学科缺少研究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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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派留学生工作动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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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对担负国家建设任务还是对自身发展来说，科学院都需要壮大各学科尤其是基础薄弱学科的科研队伍。为了迅速壮大科研队伍，中国科学院需要吸收—批高水平的科学家和大量的优秀大学生、研究生，以补充高级和中、初级科研人员的严重不足。同时，中国科学院的大量研究实习员基础较差，也需要提高业务水平。当时，国内其他研究机构及大专院校也普遍缺少科研人才，且高校培养研究生主要是为了培养大专院校的师资，并挑选优秀大学生留校任教。所以，中国科学院不能仅仅依靠从院外引进科学家或国家分配大学生和研究生，还需要自行开展培养科研人员的工作。于是，建院初期，培养研究实习员和选派人员出国留学就成为重要的培养途径，中国科学院也开始探索建立研究生教育制度。在这些培养方式中，留学教育是学习国外先进科学知识、先进科研方法和科研手段，增加高级专门人才的有效途径。中国科学院建院后对留学教育较为重视。新中国成立后，面对美国等西方国家的封锁，中共中央和人民政府采取了“以苏为友”和“以苏为师”的外交政策。新中国实施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毛泽东主席还发出“要认真学习苏联的先进经验”的号召。由此，全国掀起了学习苏联的高潮。中国科学院积极响应中央的号召，通过向苏联派遣科技生，学习先进的科学技术，来培养自己的科技人才。大量派遣留学生是20世纪50年代中国“向苏联学习”的重要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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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派留学生工作起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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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年，中国科学院联络局便确定了向苏联选派留学生的原则，拟订了《中国科学院派遣研究人员留学计划大纲草案》。原则规定：

被派遣者已有研究工作能力的表现，能阅读俄文科学文献；

选读科目为国家必需，而苏联有地方、有人可学的。派往的国家暂以苏联为限：

名额为10名，学习科目或专业包括原子核物理学、低温物理学、接触剂（催化剂）化学、反应动力学、米丘林生物学、冶金学、物理采矿等；

学习期限1～2年。

后经中央人事部与中央教育部审查、考试，最终核定7人，其中1人为留苏大学生，其余6人为留苏研究生。1951年8月12 日和18 日，这7人分两批离开北京。这是中国科学院首次派遣出国留学生。其中有刚调到数学所（筹备处）任助理研究员的冯康，他于 1951 年到苏联斯捷克洛夫数学研究所学习，1953 年回国，继续在数学所任职。在随后的 4 年里，中国科学院继续选派在职青年研究人员到苏联留学。另外，还向民主德国、波兰、匈牙利、保加利亚、罗马尼亚等东欧国家派送少量留学生。截至 1955年，全院共选派71人，其中研究生 35人，大学生36人。这5年平均每年只约选派 14人，选派的规模较为有限。留学生到所在国学习的学科领域包括数学、物理、化学、生物、技术科学、社会科学以及图书馆管理等。所学的主要是中国尚属空白、薄弱而又急需建设的专业与计算机、半导体等尖端科学技术，同时也包括一些基础研究专业。
1951～1955 年，中国科学院派遣出国留学生的主渠道是高等教育部。被派遣者出国前要先入北京俄文专修学校二部学习一年俄文及补习政治课。经政治审查、俄文考试、身体检查均合格者才能出国学习。留苏研究生出国学习时间一般为3年，大学生为5年。由于选派留苏学生（包括赴东欧留学生）对国家建设有着极其重大的作用，这项工作被视为一项重大的政治任务。高等教育部要求各有关部门、机关、学校负责人认真按照选拔办法的规定，亲自领导，严格审查，以保证做好选拔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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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派留学工作的加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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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5 年之后，中国科学院进一步加强了选派留学生的工作。选派的主渠道不再只限于高等教育部，而是通过中苏两国科学合作协议及中国与苏联科学院、中国与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科学院签订的两院科学合作协议开展工作，从1956 年起直接向苏联等东欧国家派遣留学生。至1960 年，中国科学院与苏联、波兰、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民主德国、罗马尼亚、保加利亚等国科学院都签订了科学合作协议。在这些科学合作协议中，相互培养科学工作人员均是重要内容之一。中国科学院院士杨福愉、汪尔康、梁敬魁等就是在这一时期去前苏联或捷克斯洛伐克留学的。

1957年夏，梁敬魁在苏联莫斯科学习时留影

1957年12 月11日在莫斯科签订的 《中国科学院和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科学院科学合作议定书》，两国科学院除接受对方的研究生外，还接受进修人员和实习生。派遣实习生是为了迅速培养研究人员与迅速开展新的研究工作。根据开展研究工作的具体计划，更加有目的地有组织地派遣实习人员，出国做半年或者一年的实习，回国后可迅速把某一新的工作建立起来。中国科学院在新技术的事业方面，向苏联科学院派遣的进修人员、研究生和实习生可以享用机密资料和绝密资料。苏联科学院保证中国科学院进修人员的工作条件和居住条件，并支付医疗费用。除医疗费用外，进修人员在苏联的一切费用由中国科学院负担，财务支付手续和研究生、实习生相同。中国科学院与波兰、民主德国、捷克斯洛伐克等东欧国家科学院签订的科学合作协议，都明确规定了各自每年提供的培养名额、专业和所支付的各项费用。

1959年7月10日，汪尔康（上）在捷克斯洛伐克

学成回国前留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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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学国别的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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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0 年以前，中国科学院集中向苏联和其他东欧社会主义国家派遣留学生。1960年以后，由于中苏关系的恶化，中国科学院向这些国家派遣留学生的数量开始大幅度减少，许多正在苏联的留学生也提前返回。其中包括一些已完成副博士学位论文而尚未获得学位的研究生。不过，随着这时中国与除美国之外的不少西欧资本主义国家的关系已有所缓和，中国科学院开始通过口头协议以民间方式向一些西欧国家派遣留学生。这使选派留学生的工作在留学国别方面，出现了重要的方向性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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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学工作的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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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 年“文化大革命”爆发前，中国科学院选派留学生的工作已取得显著成绩。据中国科学院党组1963 年3月的报告：

全院从苏联和东欧国家返国的留学生760人，其中研究生 311 人，进修生 146人，大学毕业生303 人。留苏的713人，留学东欧国家的 47人。

从总体来看，绝大多数留学生都认真完成了学习任务，有的人还取得了一定的学术成就。回国后有不少人已经成为工作中的中、高级骨干。这批留学生回国后在发展国内空白、薄弱而又急需建设的新兴科学技术部门，尤其是原子能、电子学、计算技术、半导体、自动化等尖端科学技术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1963 年中国科学院电子学、半导体、计算机、自动化四个研究所就有133 位从苏联和东欧回国的留学生担任工作。他们在这些研究所已成为一支强有力的中层骨干力量。至20世纪八九十年代，中国科学院1966年前选派出国的留学生，已有相当一部分成为其所在科研领域的带头人。王景唐， 1956年-1960年在莫斯科苏联科学院巴依可夫冶金所作研究生，主要从事液态金属、非晶态金属、纳米晶和超细粉的研究，作出了系统的、创造性的科技成就。杨福愉，1956年-1960年留学于苏联莫斯科大学生物系，长期从事生物膜研究，是我国膜生物研究领域的开拓者和奠基人。汪尔康，1955年，被组织派到捷克斯洛伐克科学院极谱研究所留学， 20世纪50年代末发现了阴离子促使汞电极氧化发生极谱氧化波的普遍规律，提出界面形成汞配合及汞盐膜理论。梁敬魁，1960年在苏联科学院巴依科夫冶金研究所获技术科学副博士学位，在晶体结构化学、材料科学和固体物理三个交叉领域从事基础和应用基础研究工作，曾任中国科学院福建物质结构研究所所长。此外，中国科学院1966年前选派出国的留学生，有些被推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有些还成为中国科学院的重要领导。

参考文献：

1.张藜等. 中国科学院教育发展史. 北京：科学出版社, 2009.

2.姚蜀平. 留学教育对中国科学发展的影响——兼评留学政策. 自然辩证法通讯, 1988, (06): 24-35

3.周权. 20世纪50年代中国科学院留苏科技生派遣的研究——以中国科学院金属研究所为案例. 中国科技史杂志, 2019, 40(02): 212-227.

4.姚芳. 20世纪50年代留学苏联——孙和生先生访谈录. 中国科技史料, 2002, (02): 27-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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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 中科传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