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画创作出错，如何巧妙“救场”？
无论书法还是绘画，在创作过程中出错的几率都不低。如果单以“救场”比较，书写的“救场”比绘画范围更大、难度更高。意外随身，偶然因素太多，《抱朴子》说“书三写，以‘鲁’为‘胃’，以‘帝’为‘虎’”的事，有时也不能全部归咎于粗心或腹无酝酿。传统救治的方法，虽然已有增添、刮洗、贴纸、挖补、雌黄涂漫、点误旁补等，但书写笔误的原因繁杂，错误又千奇百怪，办法少少不抵错误多多，白纸黑字，一旦写错，增补修改，也叹奈何。
书写“救场”的方法，笼统而言，可以分为涂改（武救）和非涂改（文救）两大类。
古文字学家康殷（大康）先生说过，“下笔有误，抹还是不抹，须看具体情况。抹得好，草稿本也是精品；抹得不好，满纸鬼画符，最好不要见人。”大康所言“抹”，即涂改。“不抹”，即保留原样，另谋办法于“场”外救治，是自找一个好的退场。
二者之较，当然文救最难。文救，有以诗救、以印救等多种方法。例如可以诗救书画，倒过来，未必不可以书画救治题诗。而且与之攸关的，又有“无误之救”“不救之救”等。况且有时临场救治，如同武林高手情急对阵，刀枪剑戟，抓啥使啥，岂能挑挑拣拣，只要救得精彩，就是造化在手。如此，有多少随法生机，就有多少方法新奇。
先说涂改（武救）
通常救治误书的方法，是涂抹删改。局部书写有误，可用“涂注乙”。涂，即涂改；注，即添注；乙者，即勾画倒转其字。前人对文字书写素怀敬畏之心，文牍试卷等总以惜字慎书，静心所为，视作常道。偶有急危紧迫，下笔疾书，终是无奈。古今由书迹端正清劲否揣审其人行事，虽然未必有多少科学道理，但满篇猥琐苟且或胡乱涂抹，弄得剑拔弩张，观卷如看大劫法场，纵在审美活动之外虑及品性，也难怨尤他人。
清俞樾《茶香室丛钞》说“宋时试卷已须计‘涂注乙’字数矣”。即是说，自宋开始，考场试卷涂抹过分，超过限定标准，可以不受不阅。考试统计“涂注乙”数，旨在严正书写，要求不出舛误。端正写字，本书生必修功课，可以腹稿回肠九曲，不可临堂一挥而满篇呼“救”。至清，对书写要求愈加严格敕戒，《大清会典则例》明文规定，“若行文内误二三字，不碍禁例者，停会试一科”，惩罚很重。如果误书超过底线数字，又有违反政治禁例的内容，简直等同玩命，书生岂敢掉以轻心。
虽然心怀敬畏，但事情难免意外，笔下不小心出了错，还得学会善救。“涂注乙”，是古今书写“救场”最简单的传统方法，经常同时兼用。涂，以墨涂抹或于旁加点，表示删除。依据用墨轻重多少，还有大涂小涂、淡抹浓抹之分。比较文气一点的，如东坡行书《黄州寒食诗》的第六行有“何殊（脱‘病’字，右旁小字添之）少年，（衍书‘子’，右旁点点，意删）病起须已白。春江欲入户，雨势来不已（又衍书‘雨’，右旁点点，意删）”，分明三处误漏，挥毫一过，却浑然不觉，涂改雅致，不碍观瞻。同为台北故宫博物院珍藏的唐颜真卿行书《祭侄文稿》的“涂注乙”，当属“武救”。终稿共计235字，其中文面涂抹27字，添改17字。因为有些字涂抹两次作两次计算，又添改字复作涂抹删改，故原稿本末尾有后人小字加注的“右鲁公《祭侄稿》共计字二百三十四字，涂抹三十四，合二百六十八”，计算数目古今稍有出入。是（756）年鲁公兄颜杲卿及侄颜季明在平叛“安史之乱”中舍命成仁的那段悲壮历史，令书艺精湛的鲁公激越真情，挥毫如同斫刀舞戟，才成就了《祭侄文稿》这份真实的情感记录。即使鲁公本人当时重新抄写一卷，留下来的只能算一般墨迹，独有这份稿本，字里行间涂抹的点画狼藉具有的悲情震撼力，才能真正让观赏者感到义薄云天的鲁公哀祭亡侄的悲愤痛苦和回天无力的无奈。如此“武救”，反倒使《祭侄文稿》比其他稿本更具有千秋不泯的审美价值。
一字经多次涂改的例子，可举宋王安石修改“春风又绿江南岸”的笔迹过程。据宋洪迈《容斋随笔》卷八，当时吴中某人家藏有王安石的诗草稿本，记录清晰可见：原本是“春风又到江南岸”，先抹去“到”，旁注曰“不好”，改为“过”。后又圈去“过”，改为“满”。后又陆续圈改了“十许字，始定为‘绿’”。由此，不难知其创作思路和炼字炼意的苦心，亦可见“涂注”兼用的大致情况。
书家书写中最常见的笔误，当然是误字漏字。其中，以误书更为常见，宋代袁文《甕牖闲评》认为，“前辈作字亦有错误处，初不是假借也。《米元章帖》写‘无耗’作‘无好’；《苏东坡帖》写‘墨仙’作‘默仙’；《周孚先帖》写‘修园’作‘脩园’。以至王荆公（安石）作诗，其间有‘千竿玉’，却写作‘千岸玉’，恐皆是其笔误耳。”
比较容易救治的误字，例如局部或偏旁缺失，可以随即补笔救治，但历史遗留下来的很多墨迹碑刻面对类似缺失的问题，可补而未作救治，“有笔谁能碑易古，疑难留与后人愁”，皆造成了无法弥补的遗憾。例如《庐州碑记·李伯时山庄记》将“伯”误作“白”，按《东坡集》勘校，笔误无疑。这与《弘文馆学士顾君墓志》的“其子宗”（据《唐书》应是“其子琮”），又《唐右仆射裴耀卿碑》的“唐明皇所题《裴耀卿碑》，额上进仁宗遂御篆赐沂公碑额曰‘雅贤’”（据《新唐书》、《春明退朝录》等，应为“旌贤”），笔误大致相同。这类笔误，完全可以用添加偏旁或局部改写的办法上碑即可解决，不知是未及发现之前那误书的碑版已经先行流传，还是刻碑不易，补刻尤难，故当时“讳言笔误以至巧饰”，反正发现而未救，都给后世的解读带来很多麻烦。
相比上述碑刻的“补缺”，纸品书画的救治虽然也难，但毕竟办法多些。挥毫落纸，发现书写脱漏，最常见的“救场”是直接补写于脱漏处。前人称“添写”或“添注”。比较有代表性的例子，南京博物院藏明代唐寅的《李端端图轴》。画的上端有唐寅行书题诗：“善和坊里李端端，信是能行白牡丹。谁信扬州金满市，胭脂价到属穷酸。”诗大约是即兴所作，“信”字复出，又“信”与“行”在同句中同部侧声（犹如“香”与“像”同句），构意也看不出唐寅那份特色聪明，算不得唐寅的好诗。遗憾的是，题诗漏写了“穷”字。因为难以补救，唐寅（或许收藏者）只好将“穷”夹写于“属、酸”二字之间，稍嫌逼仄，影响了整幅的美感。
一幅画作上的书法题款出现两次添补“救场”的，比较特殊，可举现藏于日本的清高其佩指画《钟馗图》（筿崎都香佐藏）。此画乃高公雍正六年（1728年）所作精品，画幅左侧行草自题款，诗曰“由来神像许人图，丹笔尤因高士殊。余也敢云画灵异，爷爷在在每闻呼”。首句脱落了“由来”，高公于首端右侧补出，一救。诗后题跋“宋初李远登潼山奉神命为钟公图像。一日（李）远醉卧败寺中，闻数人问答，云‘潼不可往，有爷爷在’。”脱漏“登潼山”三字，后以小字夹补于“李远”后，二救。高公诗说的是画家李远敢画钟馗又败寺遇鬼的传奇事。这钟馗画得实在精彩，纵题书两处救治，高公也不忍放弃。戊辰（1928）年秋至辛未（1931），日本为庆贺昭和天皇登基大典在东京举办过两次“唐宋元明名画展览会”，展品皆上上精品，《钟馗图》就在其中。
脱漏补救中，齐白石绘于庚申（1920）年的《吾友图》的“涂注”应属特例。画面上有三竿竹、七八片叶，题诗曰“尺纸三竿价十千，街头常挂一千年。任人语伴休相买，竹下清风昼好眠”。题后觉得第三句转柁不力，又不想放弃，遂将“任人语伴休相买”依次圈去。大约为顾及画面的整洁美观，没在圈字旁边随即添写新句，只于题诗的末句后以双行小字“从今破笔全埋去”补出。明眼读者一看便知，题诗的更正稿应该是“尺纸三竿价十千，街头常挂一千年。从今破笔全埋去，竹下清风昼好眠”。因为当今出版编辑不知补句缀后也是书画家“救场”一法，对《吾友图》的题诗释文，或以“尺纸三竿价十千，街头常挂一千年。任人语伴休相买，竹下清风昼好眠”，或以“尺纸三竿价十千，街头常挂一千年。竹下清风昼好眠，从今破笔全埋去”出之（见《中国书法》2014年第7期等），皆误。
添补脱漏字，固是便捷救法，但书写须与正文在书体或字形大小上有所区别。因为古籍刊本依据稿本或抄本，有时刊工不理解文意，会将字行旁边补写的文字误入正文。也就是说，补救的文字被误读植入正文后，核校仍须正误，去作第二次补救（例如《兰亭序》曾将印文“僧”字植入）。否则，就此传讹，无端生出是非。《墨子·杂守》有“须其还报，以剑之”；因为“剑”在古汉语中可假借为“验”，“以剑之”的意思就是“可检验之”。麻烦就出在这里。“剑”字，书法或可写作“劒”，而“验”字又可书作“驗”，二字似是而非；大约古代某人读至此字，欲作提醒，在“劒”旁加注写了“驗”字，意指此处的“劒”用“驗”义。传抄者不知，一并录入，成了“须其还报，以剑验之”，让后来的读者百思不解，如坠雾中。类似这样“拖泥带水”的夹带问题在墨迹和稿本中时有出现，倘若习非成是，俾广流布，必贻误后学不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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