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年可以培养一个工笔画家，30年不一定培养出一个写意画家
李涵自传《蚁痕》之恩师李苦禅
在近现代画坛中，中国出现了四位大写意画大师：吴昌硕、齐白石、潘天寿、李苦禅。大写意不是一个画种，而是传统中国画的一种技法。
恩师李苦禅
中国传统绘画，也就是国画，比较成熟的阶段应该是在唐代。题材以人物为主，技法是勾线填色，代表人物就是吴道子。到了五代时期出现了花鸟画，并且发展到很高水平，其代表画家是黄荃和徐熙，其画基本属于工笔划，技法也还是勾线填色。但这时候徐熙创造了没骨画法，没骨法就是不勾线直接用颜色点画形象，如直接用色点花瓣，直接用色点画植物叶子，然后再勾叶脉，这也是工笔的一种画法。但后来点画笔触加大，用色的改变为用墨，发展为写意画法，由半工半写到小写意到大写意。
小写意和大写意没有严格的界线。一般地说大写意画法，粗放、简笔。凡大写意画有两个特点，其一是笔墨粗犷，常有大块墨迹，笔划粗壮。另有一种画虽笔头不大，但画得极其简率，造形亦很随意，不求准确，此种画法徐渭用到极致。大写意出现在宋朝，梁楷的《泼墨仙人》、石恪的《二祖调心》，都是大写意，但多为人物画，偶尔为之。元明清三代除大写意人物画家外，还出了青藤、八大山人两位花鸟写意画大师。按高标准要求，中国大写意花鸟画就成就了这六位大师。六位大师都是不可替代的，各有千秋。
虾 李涵十七岁作品（李苦禅先生书款）
吴昌硕以深厚的书法篆刻功力作画，达到没人企及的高度，开创了大写意粗笔大墨的画风，强调金石味，这不同他前代的画家。青藤大师，是以草书入画，没有大块笔墨，八大山人用笔超逸。纵观扬州八家，其水平略逊。齐白石用功最勤，不只笔墨精到且题材广泛，不起眼的事物点石成金，非人能比。潘天寿才华横溢，故作霸悍，构图奇特，题字精美。李苦禅先生平和博大，对传统写意画有深刻的研究，早期作品受白石先生影响，其后力追青藤、八大，广涉扬州八家，其笔墨以隶书魏碑章草为根基，造形精准，大块布墨，粗犷用笔，形成了自己博大厚重的独特风格。
为什么大写意画家都是画花鸟画的，原因很简单，就是因为大写意画法只适于画花鸟画。山水画是以精选的环境塑造美，树石、山水、房船、人物等等都需要营造出来。大写意的粗笔大墨表现不了这么多的内容。
枇杷 李涵十七岁作品（李苦禅先生书款）
人物画要求塑造人物形象，用笔须十分小心。长了不行，短了不行，浓了不行，淡了不行，不允许放笔直抒，大笔大墨的招乎，纵然用大写意画幅人物也是墨戏类的小品画，成不了人物画的主流。
大写意只是中国画的一种画法，只是出现得比较晚，和其他画法，如工笔、小写意等画法，没有高低之分。有人着文说大写意是中国画发展的高级阶段，这些说法都不正确。评价作品的好坏，不是看他用了哪种技法，而是看画的好坏。有人笔墨不精，形象不准，不懂构图，题字低劣，只是粗笔大墨，视为墨猪。肯定属于大写意，你能说他好，说他高级吗？
上世纪50年代中期，我在北海画舫斋看画展，看见一幅很粗笔的画，画一只乌鸦一类的黑鸟，大写意无疑，我想这种画怎么也能展出呢？有人告诉我，这是崔子范画的，他是北京画院的领导。崔子范把初学的画拿给齐白石看，齐白石已经九十多岁，看了画说了句“你这可真是大写意”。崔先生一直宣传齐白石这句话，认为这是在表扬他，甚至齐先生有自谦的意思。我认为齐白石这句话没有褒义，而是暗示他画得太粗糙了，应该再往细里找找。又因为崔是画院领导，齐不好说他别的，只说了这么一句话，让他自己体会，要说赞扬的话，他当时的画也确实没值得赞扬的地方，如果有的话是他敢画，敢下笔。
竹禽 李涵作品（李苦禅先生批题）
画好大写意是极难的，李苦禅先生讲，三年可以培养出一个工笔画家，三十年不一定培养出一个写意画家来。这也可以从美术院校学生毕业展上看得很清楚，如果是用工笔创作的花鸟画，效果往往比较好，如是用大写意花鸟画创作的画，水平就差。全国美展大写意作品很少，除社会因素外，大写意难画也是主要原因，有的人自己以为水平很高了，创新了，还吹捧为里程碑了。我也看过不少所谓的“里程碑”，实际上没什么水平。水平不是吹出来的，站不住的东西，就是站不住，时间就会把这些所谓的里程碑给淘汰了。
大写意主要难在用笔上，是通过练字获得的用笔功夫，练不同的字体，不同的主观取向，不同的智慧，不同的悟性，用功的深度，决定了绘画的风格和水平。现在动辄风格独特，超越，甚至最后的超越，其实都是很浮浅的。近代大写意花鸟画四大家之后，至今不见高人。
红梅竹石图 李苦禅
1957年拜见李苦禅先生后我多次去他家，当我回老家之前到他家去告别时，他送给我一张全家照以作留念，还在照片的背面题上字。
1961年入美院后我又成了他的学生，我和王炳龙特意到府上给苦禅先生磕了个头，成为正式入室弟子，同时我又是他在学校上课时的学生。弟子加学生，我和苦禅先生无话不谈，爱他所爱，恶他所恶。有一次看画展，看到刘奎龄的画，我和他提起，他说他画得很细，那个细字是从牙缝里挤出来的。从此以后我看了画得很细的画，就觉得没意思，磨功夫磨出来的。
画友当中他跟王雪涛先生关系好，曾写信让我去拜他为师学画小写意。我持着苦禅先生的信到雪老家拜师，后因为我在农村上学没时间去，以后到美院学习也没去。
振兴中华 李苦禅
苦禅先生说他以前很苦，白天拉洋车，晚上去学画。刚解放时，单位对他不好，让他看传达室，发电影票，每月发几块钱，工资条上是工务员李苦禅。人情炎凉，连老师齐白石到美院家属院里来，也不问他一句。当时他和李可染同住大雅宝胡同美院宿舍。
齐白石刚解放时没人买画，生活比较困难，老头经常吃素挂面，嘴亏。李可染几次接齐老到他家去吃饭，饭后齐白石给他画画。因为李可染和苦禅先生同住一个院子，齐白石目标大，一到院里大家都知道齐白石来了。李可染是苦禅先生带他到齐白石家认识的，二人应该是师兄弟。齐白石的到来给苦禅先生造成两难的尴尬境地，老师来了应该去看望，可人家没请你，自己也不好去。知道齐白石在画画，师母李慧文不顾苦老的阻拦到李可染先生家去看老师，齐白石当即给慧文师母画了一幅画，画得很简单，全幅是三只青蛙，右下方两只，一浓一淡，趴着的一只用浓墨，跃起的一只用淡墨。上方一只是朝下扒着的，头和身子用了三点墨，旁边一棵草，题“慧文夫人属 白石老人”，这张画装镜框一直悬挂在苦禅先生家里。苦禅先生认为这是齐白石没认真，是应付画。可染先生得到好多幅齐白石的精品。
海产图 李苦禅
人生处事，都有恩怨，同一个人，有人认为他好，有人认为他不好。很多人是看人下菜碟，就是人们常说的势力眼。不能以个人恩怨给人的质量下结论，但就个人而言，恩怨情仇则是一生解不开的疙瘩。苦禅先生终生是位画家，和人不会有很大纠结。在1956年为齐白石祝寿合影中，陈半丁、王雪涛、李可染、叶浅予及齐白石的各位弟子都有，唯独没有李苦禅先生。苦禅先生是大弟子，且年长，没有苦禅先生是不正常的。
在美院，最被人说道的，是李苦禅先生给毛泽东写信的事。苦禅先生因受到不公平的待遇，家境困难。于1950年8月给毛泽东写过一封信。毛主席收到信后给院长徐悲鸿写了一封信，信是这样写的“悲鸿先生：有李苦禅先生来信，自称是美术学院的教授，生活困难，有求助之意。此人情况如何，应如何处理，请考虑示知为盼，顺颂教祺。毛泽东1950.8.26日”。徐悲鸿接到信后，招集院领导开会，说毛主席来信了，商量安置苦禅先生工作职务等，还要给毛主席回话。
毛在给徐的信中，不光是通知情况，还要求要处理结果，有督办的意思。同时毛泽东还派自己的秘书田家英到李苦禅先生家去看望，以了解情况，可谓钦差大臣亲临。此事后来演义了很多版本。有人说以前李苦禅先生在北京大学上夜校时认识了在北京大学图书馆工作的毛泽东。所以这次给毛主席写信，毛泽东给他帮助解决问题。还有一个版本是在美院师生中流传的说法，说有一天李苦禅醉酒了，想到自己的不公平待遇，一激动，用狂草给毛主席写了一封信，毛主席很佩服他的一笔大草，于是亲自处理这件事。最近电视“我爱书画”栏目中说这事，说李苦禅先生用丈二匹用草书斗大的字给毛泽东写信。
会英图 李苦禅
从毛泽东给徐悲鸿的信中，明确说他不认识李苦禅先生这个人。说他自称是美术学院教授，此人情况如何，应如何处理，让悲鸿先生考虑解决。
至于李苦禅先生给毛主席写信，肯定不可能是用草书写。任何书法都是形式服从内容，是看写什么，用什么笔体。
很长时间以来，人们都在否定馆阁体，这是不对的，馆阁体就是标准的小楷，人考功名时，字是很重要的，字写的不工整，文章写的多好也不行，不能让你草率，性情发作。乾隆皇帝擅书也爱写，经常在收藏的书画上题诗写字，用的是行书或行草书。但当他写祭天上表的文字时，写的也是工整的楷书。你想一想，李苦禅先生给毛主席能用草书或者狂草么？至于近日在北京电视台“我爱书画”栏目中说李苦禅先生用丈二匹斗大的字给毛泽东写信，丈二匹宣纸迭起来如同个小包袱，谁敢往毛主席面前送这信，安全部门能通过吗?
李苦禅先生给毛主席写信肯定是用工整的行楷书，字也不会大。
人们光讨论李苦禅先生给毛主席写信用什么纸、写什么字了。忽略了一个更重要的问题，是李苦禅先生这封信怎么能送到毛主席手上，摆在龙案上的呢？
想给或给毛主席写信的人，何止成千上万，包括告状的，感恩的。这些信都被装进麻袋送到造纸厂了，哪里还能让毛主席看得到呢？以李苦禅先生当时的社会地位，他的信能送到毛主席手上，且能得重视，派人处理，肯定是有贵人帮忙，而且是个大贵人、大人物，因为这不是一般人物做得到的。可这个人是谁呢？，至今是个谜，没有提也没人说。
1983年学兄詹庚西到家里来找我，告知李苦禅先生过世了，我赶到苦禅先生家里，在灵堂上给恩师磕了个头，到北京医院护送苦老遗体到八宝山，和先生告别，是我人生的欣慰，为此我由衷的感谢詹庚西学兄。人生就是个故事，一段故事，一段又一段的故事，这个故事讲完了再讲下一个故事，讲着讲着就不讲了。尘世上没有了留下什么痕迹，再也找不着这个故事了，虽然有人还在不停地讲故事。
我现在的名字叫李涵，这个名字是苦老为我改的，我小时叫李金辰，上学后因与同乡重名而改为李金业，直到就读中央美院。每逢作画题款，自己觉得不妥，我于是自改为李寒并向苦老讲明用意，苦老思索片刻，就在我的画作上补题为李涵，说就叫这个涵吧。每念及此，师恩难忘。（文章有所删减，未完待续，请关注艺周刊artweekly）
前言
一粒草籽，没有辉煌，时有坎坷或而幸运，更多的是遗憾。
“幸福的童年”为七十年不作之作。
有感念吴祖光先生一句“生正逢时”的话而自慰。以一井之孔见，略现时光之流失，无以评说。
感谢看到这本书的人，由衷的感谢。
李涵
2017 年2 月于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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