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画界的“合称”与“齐名”
忽然发现书坛有许许多多莫名其妙的说法，什么“四大天王”、 “南孙北胡”、 “女三株树”等等， 于是就很自然地想到一些与书法有关的传统说法， 比如所谓的“书圣”， 所谓的“钟王颜柳苏黄米蔡”， 所谓的“天下三大行书”等等， 这些看起来有口皆碑流传已久的“说法”究竟起于何时，依据何在？谁又是这些“说法”此起彼伏的幕后推手？谁有资格给这些“说法” 一个说法？乍看上去， 考证这些东西似乎有几分无聊和八卦，但从另外一个层面上说，它又是书法批评和书史研究必须关注的一个组成部分。 局外人可以对这些花花绿绿的东西充耳不闻一笑置之， 书法界对此却不可视而不见， 历史上有许多东西都是从最初的“模糊”与“荒唐”最终“修成正果”的！比如说“宋四家”苏黄米蔡， 宋朝时没有这个叫法，最早提出所谓“宋四家”的是南宋遗民、元朝人王芝，他在跋蔡襄《洮河石研铭》墨迹中说： “右为蔡君谟所书《洮河石砚铭》， 笔力疏纵， 自为一体， 当时位置为四家。 窃尝评之， 东坡浑灏流转，神色最壮，涪翁瘦硬通神，襄阳纵横变化，然皆须以放笔为佳。若君谟作， 以视拘牵绳尺者， 虽亦自纵， 而以视三家， 则中正不倚矣。 ”落款为： “至元辛卯二月廿有四日， 大梁王芝拜题于宝墨斋。 ”至元辛卯是一二九一年， 时为元代。 一句“当时位置为四家”， 说明南宋末四家之说已成型， 而且这里面的蔡是蔡襄无疑， 而且他是将蔡襄置于四家之首的， 其余三家则没有排序。
再说说所谓的“南孙北胡”和“女三株树”， 刚开始并不在意， 觉得书法圈里天天都有奇奇怪怪的说法，来无影去无踪犯不上去较真，后来见有人动辄拿这个说事，就觉得有必要做一些考证。圈内人告诉我， 最早提出“南孙北胡”的是河南的周俊杰，他在《河南方阵的收藏价值与市场走势》中说过：优秀女书家素有“南孙北胡” （孙晓云、胡秋萍）之说。笔者注意到，周俊杰先生在文中的确提到过“南孙北胡”，但他在这个“说法”之前加了一个词：素有！就是说，这种说法由来已久，换句话说就是， 这种说法并不是周先生最先提出来的， 那又是谁呢？无从考证。 至于说“女三株树” （韦斯琴、杨晓琳、 胡秋萍）， 当事人之一杨晓琳告诉笔者， 此说法的始作俑者是《书法》杂志社的胡传海， 经过查阅， 果然发现《书法》 “卷首语”里出现过“三株树”的字样，胡传海先生乃书坛资深学者，举手投足自然“法度严谨”， 尽管经常在“卷首语”里纵横捭阖舌灿莲花， 也断不会信口开河，相信他把韦杨胡称为“三株树”自然有他的道理。不过，历史上所谓的“三株树”有太多说辞， 并不专指书法， 《新唐书·王勃传》： “初，勔、 勮、 勃皆著才名，故杜易简称‘三珠（株）树’ ”。宋代楼钥《王提刑正功挽词》诗： “伯仲三珠树，优为一世才。 ”至于把王铎、 倪元璐与黄道周三位书法家并称为“三株树”，那就又晚许多年。 即便在今天的书法界， “三株树”也并不专指“韦杨胡”， 前不久， 江苏有个书画展就冠以“三株树书画作品展”， 展出的是“韩显红、 冯怀根、 赵彦国”三位活跃在江苏书画界的中青年名家， 根本就不沾“韦杨胡”的边！
艺术圈子里混饭吃的人时不时地制造一点名堂，说白了都是对自己的一种推销，这就像一件商品， 无论你怎样坚固耐用经济实惠，也需要众所周知家喻户晓， 只要这种“广告模式”不伤害他人、 不牵强附会、 不夸大其词， 就无可厚非。 书法家如此，作家也不例外。 一九八七年， 作家出版社出版了一本汪曾祺的散文集《蒲桥集》， 在不大的封面空白处，浅浅地印着一条广告，广告中说： “齐白石自称诗第一， 字第二， 画第三。 有人说汪曾祺的散文比小说好， 虽非定论， 却有道理。 ”广告印出， 许多人都称好，有人便向汪曾祺打听是何方人士撰写， 汪曾祺却遮遮掩掩。 后来追问者众， 汪曾祺只好“招供”，是应出版社的要求自己写的， “广告假装是别人写的， 所以不脸红。 如果要我署名， 我是不干的。 ”瞧见没有， 连汪先生这样的大家都玩这种猫腻！不过其中有一点点小失误，齐白石对自己的评价是：刻印第一， 书法第二， 作诗第三， 画为最末。
说起排序，书画家爱把自己的手艺排排队的绝不止齐白石一个， 白蕉自己说是诗第一， 书第二，画第三。黄永玉自己则说： “文学在我的生活里面是排在第一的，第二是雕塑，第三是木刻，第四才是绘画。 ”林散之认为自己是“诗第一， 画第二， 书第三”， 他自己亲手所书的墓碑为“诗人林散之”。古人也好这口， 徐渭就说自己“吾书第一， 诗二， 文三， 画四”， 文同（文与可）说自己“吾诗第一， 楚辞第二， 章书第三， 画第四”。 有时候并非书画家本人喜欢弄这个，有好事者操心，民国一代书画大家江淮张树侯（ 《书法真诠》的作者）自己没有给自己的“手艺”排序， 时人却不闲着， 把张老师的绝活排了排， 说他“篆刻第一， 隶篆第二， 行草第三”。
艺术家把自己的手艺排排序与今天电视上的“才艺展示”异曲同工，某种程度上说都是一种推销！和俊男俏女在电视上忐忑不安地展示自己的吹拉弹唱不同的是， 艺术家们没有这种不自信，他们坚定地认为自己的某种“技艺”在业界即便不是首屈一指也是名列前茅！不过，艺术家们过度自信的“通病”人所共知， 人们认不认可又是另外一回事。比如林散之的诗歌才能， 业界就争议多多。高二适认为， 散老的诗“功力之深， 非胸中有万卷书， 不能如是挥洒自如”， 堪称“当代诗坛一绝”。 “尽管如此， 世人还是没有承认林散之是一位诗人， 更不用说是一位与李白相提并论的大诗人了。
总的来说， 艺术家对自己的“手艺”进行排序或者叫作自我认定虽然多少有几分“矫情” ， 但却是一种深层次的自信！而另外一种自我营销就有些上不了台面了。 比如和张大千有关的“南张北溥”， 喊了这么多年， 也都知道张是张大千溥是溥儒，但《书法》杂志（二○一三年第十二期）披露， 当年溥儒就很清楚“南张北溥”是张大千自己搞出来的。 以当时溥儒的地位和身份， 怎么会把自己和张大千摆在一起！工于心计善于运作的倒是张大千， 把还不是太知名的自己和溥儒拉扯上， 档次和名声瞬间大变！
我们中国人常常喜欢对一些人物用一些“合称”、 “并誉”、 “齐名”，如“南朝三谢” （谢灵运、 谢惠连、 谢朓）、 “永嘉四灵” （徐照、 徐玑、 翁卷、赵师秀）、 “岭南三家” （屈大均、陈恭尹、梁佩兰）、 “广州三杰” （恽代英、萧楚女、张秋人）等等。 这样的“合称”、 “并誉”，都是有来历有道理的，大多是在同时代的人们之间就流传的口碑，也偶有是后人的合理的追称而大家公认的。 有了这理解历史，更容易了解这些先人的业绩。但这些称谓或者“说法”的来龙去脉需仔细考量，不能轻易地人云亦云以讹传讹， 尤其是与艺术家有关的诸多“说法”更需要认真探究，因为他从某种程度上体现出了艺术家的自信与不自信。就像张大千， 尽管他精心编排了所谓的“南张北溥”，但最终还是不自信。有报道说，张大千去世前，担心画价会人走价跌， 一再嘱咐家人说， 赶快把家里的藏画拿出去卖掉， “我在还有人买账” （唐吟方《雀巢语屑》， 金城出版社， 二○一○年版，第二○一页）。如果他知道他去世三十多年以后，他的《翠盖云裳香满塘》《云泉古寺》和《拟唐人秋郊揽辔图》还会拍出数千万元的高价， 不知老先生会作何感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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