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瑞鹏：与联合国携手推动全球文明对话

编者按

3月31日，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上海市国际关系学会、上海国际战略问题研究会共同举办“新的动荡变革期与中国外交”系列研讨会之二——“全球文明对话与2023年中国外交”。与会专家发言要点由本公众号整理、编辑并发布。

毛瑞鹏

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美洲（美国）研究中心副主任、上海国际关系学会秘书长‍

与联合国携手推动全球文明对话2023年3月，习近平在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高层对话会上，提出全球文明倡议，倡导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重视文明传承和创新，加强国际人文交流合作。尊重文明多样性和倡导文明交流互鉴，是我国一贯的外交立场，也是全球文明倡议的核心内容。全球文明倡议，顺应广大发展中国家维护自身文化特性，争取自主发展权利的诉求，是推动建立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客观需要，也是应对和反制美西方所渲染的，以意识形态划分阵营的冷战思维的积极作为。国际层面关于文明多样性的讨论由来已久，至少在20世纪30年代就开始兴起，且一开始就与所谓西方文明优越论和最高文明形态的历史观相对应。20世纪六七十年代，第三世界国家获得民族独立和进入联合国系统后，推动国际社会摒弃文化殖民主义和文化帝国主义。冷战后，为应对所谓“文明冲突论”和“历史终结论”的消极影响，国际社会有志之士积极推动将文明多样性作为指导国家间关系的基本国际规范。在这一过程中，联合国发挥着重要作用。倡导文明对话与和解，是联合国的价值基础。一般认为，冷战后，在联合国有关“文明对话”的主张最早由伊朗总统哈塔米在1997年提出。1998年11月，联大首次通过决议，将2001年定为“联合国文明对话年”。2001年11月，联合国大会通过决议《文明对话全球议程》，指定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作为开展文明对话的牵头机构。2005年10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大会以压倒性多数通过《保护和促进文化表现形式多样性公约》。2004年，在联合国秘书长安南公开宣称美国入侵伊拉克为非法的背景下，西班牙请求秘书长成立高级别小组推动文明对话。2005年7月，安南发起创立“联合国文明联盟”， 土耳其和西班牙成为正式的共同发起国。迄今为止，联合国文明联盟已经举办了九届。综合来看，联合国层面的文明对话如下四个主要特点：第一，高度认可文明多样性的价值。例如，2005年世界首脑会议成果文件强调“所有文化和文明都为人类的丰富做出了贡献，我们承认尊重和理解世界各地的宗教和文化多样性的重要性。”从安南到潘基文再到古特雷斯，联合国历任秘书长都公开支持文明多样性。潘基文2007年表示，多样性是一种美德，而不是威胁，是人类状况的本质，也是人类进步的驱动力。古特雷斯2018年在联合国文明联盟之友小组部长级会议上呼吁，多样性是财富，而不是威胁。第二，受“911”事件及美国反恐战争的影响，联合国文明对话主要集中在推动穆斯林世界与西方之间的对话与和解，宗教间对话被认为是文明对话的重要内容。第三，认识到文明多样性不限于文化领域，而是可以拓展到政治、经济、安全、可持续发展等各领域。对此，联合国教科文组织1998年的《世界文化报告》就指出：“坚持文明多样性，是反对政治和经济压迫的需要。”第四，文明对话具有面向国内治理的倾向。例如，联合国文明联盟将青年、媒体、教育、移民、妇女作为其工作的五个优先领域。尽管推动文明对话得到各方支持，然而国际上、尤其是西方国家与非西方国家之间仍然存在一系列重要分歧。例如关于“文明多样性”与“普世价值”之间的关系，及对文明多样性主体的强调不同。发展中国家倾向于从主权国家的角度出发强调文明的多样性和平等性，而发达国家则更加强调国家内部的多元性和包容性问题。中国高度重视在联合国层面倡导文明多样性。例如，应安南秘书长邀请，中国全国政协副主席宋健担任“文明对话知名人士小组”的19名成员之一。2007年6月，中国加入联合国文明联盟。2012年11月，中国联合国协会与联合国文明联盟在上海联合举办了亚洲和南太平洋地区磋商会议。尽管如此，中国对世界文明对话的参与仍有很大空间。在动荡变革的新时期，中国应与联合国携手推动落实全球文明倡议。第一，强调全球文明倡议与联合国宪章、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组织法及相关决议的精神高度契合。第二，将联合国文明联盟作为推进全球文明对话的合作伙伴，引导联合国文明联盟活动中加入更多关于东方文明的讨论，包括中国式现代化内容的讨论。第三，推动将南北对话作为文明对话的重要组成部分，把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讨论作为文明对话的核心内容之一。第四，强调文明对话的多维度性，将文明对话与发展知识、治理经验等主题紧密衔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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