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础科学发展得好，可能连吃鱼都不会卡嗓子了 | 圆桌讨论
可以成为未来技术突破、产业化应用，
以及可持续发展非常重要的基石。
雷加强 中国科学院新疆生态与地理研究所研究员
杨红生 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研究员
乌马尔·丹拉迪·达赫鲁（Umar Danladi Dahiru） 尼日利亚非洲荒漠化防治咨询委员会主任
作为发展基石的基础科学研究
吴敏苏：今年（2022年）的7月8日，巴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举办了基础科学国际年。在开幕式上，作为本次活动中国唯一指导委员会和咨询委员会的双重委员单位，中国科学院侯建国院长在致辞中表示，当前人类社会面临的诸多共同挑战，需要更多的技术支撑，关注基础科学研究，就是关心人类未来的发展。
那在各位老师关注的领域里，基础科学是如何促进人类可持续发展的？
雷加强：我们是20世纪60年代出生的，在七八十年代有一句非常流行的话：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我想也反映了基础科学在我们日常生活、工作，包括发展的重要作用。数理化当然是基础科学里最重要的了，数理化、天地生，这是基础科学，那么它应该是相当于水之源、木之根，这是毫无疑问的。
从我们自己开展的沙漠研究和防治工作而言，大家看到沙漠治理好像很简单，实际是非常复杂的，涉及到很多个学科。沙漠是怎么形成的？沙漠的沙颗粒是怎么运动的？沙丘是怎么往前走的？等等问题。甚至我们经常遇到的沙尘暴，它是以什么样的形式来到我们身边的？都需要基础科学知识去认识它，揭示它的规律。
只有揭示了规律，在技术的研发，比如防沙、治沙技术，在土地退化零增长目标的实现方面，才有了根本，才有了技术的源泉。
杨红生：在我们团队，我主张写三类文章：第一类文章就是改写教科书的文章，要实现新的认知，也就是解决一些机制或者规律问题；第二种就是一定要写在我们蓝色国土海洋上的文章，就是要有用；第三类就是要写一些战略性的文章，能够为我们的决策者提供思想。
事实上我们回过头来就可以发现，基础研究，也就是第一类文章，完全能够支撑我们第二类的关键技术。因为只有基础研究突破了，关键技术的突破才有针对性的方案。
举个例子，我刚才讲到，海参爬得很慢，每天只能爬50米。在茫茫大海中，它是怎样聚集的？比如在繁殖过程中，它们怎么能在一块儿进行繁殖呢？是怎么样进行通讯的呢？我们不知道。它肯定不是用声音，眼睛也看不见，甚至没有眼睛，那怎么办？唯一的途径就是化学——信息素，通过某种化学成分在水里飘散，它就能相互聚集了。
但到底是什么样的化学物质呢？如果找到就很简单了，我就要研制这种化合物，然后把它们聚集起来进行繁殖。要想采捕的话，也用这种化学物质把它们吸引到一块儿，就能很好地进行采捕。
所以说，基础研究确实完全可以成为未来技术突破、产业化应用，以及可持续发展非常重要的基石。
我们能为地球、为生命做些什么？
吴敏苏：地球不仅是80亿人类赖以生存的星球，也是陆地、海洋中无数生灵的家园，保护海洋生物也是可持续发展的目标。长期来看，人类向自然索取的多，回报的少。从基础科学的视角看，我们的当务之急是能为地球、为生命做些什么？雷老师，您来谈一谈。
雷加强：我还是结合我的工作来说吧。人地关系要处理好，一项基础研究就是要能够使人地协调发展。事实上，我们对自然的认识依然是很有限的，需要我们进一步从基础科学方面去揭示、去创新。
比如在我们地理学里面，水、土、气、生之间相互作用，山、水、林、田、湖、草、沙、冰等等要素之间的关系，都需要在地理学、生态学方面做进一步深入的研究，这也是我们要给地球做贡献所需要的基础。
具体再来讲，我们认识了规律，首先要做到尽量少地影响自然，要保护重要的景观，一些特殊的系统应该建立相应的保护区。在我们还不能完全认识到某些规律的时候，还是以保护为主。现在不管国内国外，都在大力推进保护区、国家公园的建设，在一步一步地不断认识、不断地保护自然，并且更深地认识和采取更强力的措施去保护自然。这个就是现在我们能为地球、为生命，从基础研究方面可以做出的贡献。
杨红生：我们首先就是要考虑到全球变化对人类、对地球、对海洋的影响，因为确实有很多灾害爆发了。怎么让人类更好地认知全球变化的相关规律？出现变化以后，我们怎样能有更好的策略来解决问题？
在整个海洋牧场的建设过程中，我坚持这样一个基本原则，就是要坚持生态保护优先、自然修复为主，与自然共建、与渔民共建。同时，我们也特别强调，能保护的就不要修复，能修复的就不要重建。总而言之，我们要道法自然、人海合一。
吴敏苏：在刚才两位演讲的时候，我听到雷老师毕业之后被分配到了新疆，在那儿一待待了40年，然后还去了非洲，条件都很艰苦，您动摇过吗？
雷加强：20世纪80年代初我大学毕业以后，大部分人都还是想从事科学研究。那时候，好像只有通过科学研究，才能为国家的建设做出贡献。
我的老师告诉我，你要想做地理方面的研究，新疆是地理研究的天堂。那儿有冰川，有沙漠，有好多需要研究的地理学的问题。这样我就走到了新疆。
这个时候我遇到了我的硕士生导师夏训诚先生，夏先生当时从罗布泊考察回来。彭加木是考察队的队长，夏训诚先生是副队长，他们在罗布泊的考察取得了很多进展。
我在上学期间了解到了他们这项工作，所以我就跟着夏先生做沙漠研究，做了近40年。沙漠研究确实很艰辛，特别是当我们在沙漠里工作，比如观测风沙的时候，风吹沙扬，眼睛也睁不开。观测回来的时候，耳朵、眼睛、嘴巴全都是沙子，只有眼睛可能有那么一点点的白色，看起来可能是一个活生生的人。
这个时候可能动摇过。但当我离开后，又开始想念沙漠，沙漠还是跟我们建立了深厚的感情。我后来经常跟人讲，不是沙漠离不开我，是我离不开沙漠。有沙漠的地方，正是我们工作的战场，而无所谓在新疆，还是在撒哈拉、在非洲。包括乌马尔，我想着我们都一起要面对沙漠，把我们的知识、成果落地，把论文写在大地上，写在防沙治沙的道路上。
吴敏苏：杨老师，您研究了40年的渔业，养鱼、养虾、养海参，这些吃够了吗？
杨红生：还没有够，现在要让我们老百姓吃到更健康的鱼，这是更重要的。
回想起我的学习历程，还是非常的有意思。我最早叫杨红牛，很牛的名字。但是我们的小学老师说牛不能没有地，所以他在牛下面加了一横，变成生了。现在我觉得这个加得太重要了，不光是跟海参有关。三生万物是我们传统的理念，同时我们强调生态、生活还有生产，三生都在一块儿。所以这个生字加的非常好。
在求学过程，我感觉有三位导师对我影响非常大。第一位是我们华中农业大学的杨干荣先生，已经去世了，他教我怎么样去做科研。我的第二位导师是中国海洋大学的李德尚先生，当时是我们国家第一位水产学的博士生导师，他教我怎么去找问题。我博士后期间的导师是张福绥院士，他教会我怎么样拓展空间。
所以我一路是从淮河到了长江，又到了黄河、到了黄海。同时我们研究的对象也发生了变化，从淡水池塘到海水池塘，最后到汪洋大海，整个境界就变了。小时候我就想，能吃上鱼就最好了。现在不是这样了，我们要吃健康的鱼，要让环境变得更健康，要让国人变得更健康。
比如，以后鱼还有骨头吗？这是一个高技术问题了。鱼主要的骨骼还是要有的，如果没有那就变成面条了。但肌间刺、就是肌肉里边的小刺很可能会没有。
因为我们现在有很好的基因编辑技术，可以把这个肌间刺基因敲除掉，所以孩子们就可以放心地吃。像鲫鱼、武昌鱼这些原来肌间刺比较多的鱼都可以做到。只要我们充满想象，我们的技术完全可以实现。
吴敏苏：谢谢各位老师的精彩发言。我们也相信，不论是在沙漠防治、生物遗传还是其他领域，未来基础科学取得的进展能够更好推动人类的可持续发展。今天的圆桌讨论到此结束，谢谢大家的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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