催化行政区划调整的资源配置效应

本文是《中国工业经济》第901篇观点精粹。查阅论文原文和数据等附件，请访问《中国工业经济》网站或登陆中国知网下载。

作者：赖德胜，张振，卜涛，唐代盛
单位：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社会和生态文明教研部，北京交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原文刊发：《中国工业经济》2022年第12期，原标题为《撤乡并镇与乡村振兴：发展和治理的逻辑解释》。

研究背景

乡村振兴的对象是乡村。乡村是指城市建成区以外具有自然、社会、经济特征和生产、生活、生态、文化等多重功能的地域综合体，包括乡镇和村庄等。根据发展现状、区位条件、资源禀赋等客观因素，村庄又被划分为四种不同类型，其中，现有规模较大的中心村和其他仍将存续的一般村庄作为集聚提升类村庄，是乡村振兴的重点对象，说明乡村的规模、数量、密度是需要关注的重要因素。县级和乡级政府是乡村经济布局的关键行政区划，其规模、数量、密度等的调整并非是一个自然的过程，必须通过行政区划调整方能实现。纵观行政区划调整历史，经历了从政治逻辑到发展逻辑，并向治理逻辑转变的过程。乡镇行政区划调整作为一种政府工具和稀缺资源，主要解决国家“行政区”与“经济区”矛盾问题，实现基层治理体系的深度重构和行政效能提升，发展逻辑和治理逻辑取代政治逻辑成为乡镇行政区划调整的根本性目的。

小城镇是城市之尾、农村之首，作为行政区划调整更为微观的层次，对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机理更为复杂。四川省乡镇（街道）数量有4610个，居全国第一，相当于排位第二的河南省和第三的河北省的总和，具有“多、小、密、弱”特征，对要素流动性、市场边界和专业分工产生强约束，难以形成规模收益和集聚效应，不利于乡村振兴战略推进。2018年四川省谋划和启动了一场涉及面广泛、影响深远的重大基础性改革，即乡镇行政区划和村级建制调整改革（简称“两项改革”）。两项改革区别于区县层面及以上行政区划调整，也同上一轮农业税改革引发的乡镇行政区划调整有质的区别，为这一系列问题的探讨提供了很好的研究对象。因此，作为全国一个缩影的四川乡镇撤并改革，研究其对乡村振兴影响水平和作用机制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研究发现

赖德胜、张振、卜涛和唐代盛发表在《中国工业经济》2022年第12期的论文《撤乡并镇与乡村振兴：发展和治理的逻辑解释》，利用新新经济地理学理论构建撤乡并镇影响乡村振兴的理论模型，推导和求解基本模型与总效应、发展逻辑与发展效应以及治理逻辑与治理效应，在行政区划调整演化逻辑框架下构建乡村振兴的影响机理及其发展逻辑和治理逻辑，并利用2012~2020年四川省169个区县(市)面板数据和交错DID方法验证理论模型。研究发现：

（1）理论上，撤乡并镇一方面使得乡镇具有更大的市场范围，意味着更多潜在企业进入新的市场，通过竞争降低临界边际生产成本，促进经济集聚和提高生产效率，实现乡村振兴的发展逻辑；另一方面管辖地域和管辖人口数量增加有利于治理规模化，拥有更多治理责任和更大自主权，乡镇政府治理的空间规模化和人口规模化对乡村振兴产生正向影响，实现乡村振兴的治理逻辑。一般认为，集聚经济理论主要应用于城市经济方面，撤乡并镇扩展集聚经济的研究视野，深化了农业经济中的集聚经济研究，为乡村振兴提供了一种新的理论视角。

（2）经验上，撤乡并镇对乡村振兴有显著促进作用，且通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撤乡并镇通过行政区划调整的发展逻辑和治理逻辑促进乡村振兴的实现，短期内两种作用机制表现出竞争关系，协同效应尚未显现；撤乡并镇在不同经济发展基础和不同治理方法的地区具有异质性，政策红利释放在经济发展基础薄弱地区表现更为明显，民族自治地区受政策实施力度、范围和时间进程的约束，政策红利释放不明显。撤乡并镇对乡村振兴影响的正的外部性，为全国范围内乡村振兴的实现提供了一条基于事实的新的证据，也为发展逻辑和治理逻辑下的微观行政区划调整提供了可借鉴的先例。

研究启示

（1）乡村振兴要用好行政区划调整这一宝贵资源。习近平总书记2014年在北京市考察工作时指出：“行政区划本身也是一种重要资源，用得好就是推动区域协同发展的更大优势。”撤乡并镇作为一种更为微观的行政区划调整方式，是促进乡村振兴的重要制度性资源。乡镇行政区划调整推动基层治理体系的革命性重塑，不仅通过做“加减法”实现行政资源的优化配置，而且通过为基层治理体系做“乘法”，为乡村振兴注入新生资源。一方面，使用行政区划调整机制破除行政壁垒、扩大市场范围，提升地区经济竞争和产出效率；另一方面，通过撤乡并镇重构行政建制，减少要素资源过度分割和重复消耗，促进人口、资本和技术等生产要素自由流动，优化生产要素空间配置、生产力布局和经济活动空间组织，实现农业生产规模经济和组织化程度，激发基层发展新活力和助力乡村振兴战略。

（2）撤乡并镇助力乡村振兴要催化发展逻辑和治理逻辑及其协同效应。第一，从多个方面增强农业相关产业和经济活动向经济地理空间集中的作用力，重视分工、交易费用和市场范围关系，实现分工水平提高与市场范围扩大之间的正反馈效应；第二，促进整合型结构政府的形成，以及现代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的深刻变革；第三，催化发展逻辑与治理逻辑的协同效应，形成乡村振兴“混动力”机制。

（3）撤乡并镇助力乡村振兴要因地制宜。撤乡并镇对不同性质地区乡村振兴实现具有异质性，要杜绝行政区划调整政策“一刀切”，对经济发展条件不同和治理方法不同地区，需要考虑通过共性和个性兼顾的实现路径达成行政区划调整政策红利的有效释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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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引用范例：
[1]刘守英，熊雪锋，章永辉，郭贯成.土地制度与中国发展模式[J].中国工业经济.2022,(1):34-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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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文主编：覃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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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工业经济》是应用经济学和管理学类综合性权威理论刊物，重点覆盖国民经济、产业经济、工商管理、案例研究等学科领域，专门刊发以重大前沿理论和现实问题为研究对象的前瞻性、引领性、规范性最优秀研究成果。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第一批重点资助期刊，中国社会科学院创新工程首批试点学术期刊；曾荣获第三届国家期刊奖（最高层次奖），中国社会科学院优秀学术期刊特别奖（2020）、第二至四届优秀期刊奖连续3届一等奖，第三届全国百强报刊；为全国中文核心期刊工业经济类第一名（历年），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综合评价AMI权威期刊（2014、2018），连续11年荣获中国最具国际影响力学术期刊（2012—2022）称号，是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管理科学部认定的管理科学A类重要学术期刊（历年），中国工业经济学会核心会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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