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7月以来，中美加征贸易关税对两国甚至全球贸易和消费者福利产生了巨大影响。本文基于“我查查”移动终端的消费品零售价格数据和Feenstra

蔡冬美跨国相关的外部需求不确定性与企业出口质量——基于需求侧增质成本的视角钱学锋

颖（118）工商管理如何提升中国管理学研究对实践的贡献——基于管理知识生产传播模型的研究张正堂（137）连锁董事绿色经历会促进企业绿色创新“增量提质”吗王分棉

强（136）银行内部组织的功能距离与危机冲击下的中小企业生存损失——兼论中小型银行优势和现代信息技术胡秋阳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坚持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加快发展数字经济，促进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数字产业集群”。推动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对于推动高质量发展、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具有重大意义。为了从多重角度围绕当前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融合过程中面临的重大现实问题和理论问题展开研究，中国产业经济研究中心（华侨大学与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共建）、中国工业经济杂志社等单位拟共同主办中国产业经济论坛（2023）。论坛拟于2023年12月2日（周六）在福建厦门召开。现面向广大经济学界同仁征集论文。一、会议主题

钟粤俊（5）宏观审慎、地方政府隐性债务监管与系统性风险防范——基于微观企业风险的网络传导机制研究王彦超

赵素芳（160）案例研究中小企业如何依托“专精特新”发展实现产业链补链强链——基于数码大方的纵向案例研究赵

吴立元（5）银行“走出去”、跨国风险传导与宏观审慎政策——基于对“一带一路”国家投资的分析熊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未来五年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开局起步的关键时期”。为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取得新突破，构建新发展格局和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取得更大进展，中国工业经济杂志社联合厦门大学经济学院、王亚南经济研究院与邹至庄经济研究院共同主办《中国工业经济》第六届应用经济学高端前沿论坛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与中国经济学理论创新”研讨会。论坛拟于2023年11月17—18日在厦门大学召开，诚邀各位专家学者踊跃投稿参会。入选参加会议研讨的优秀论文，经修改和编辑部审定后，推荐进入《中国工业经济》审稿程序并优先发表。征文选题（包括但不限于）：1.

实现高质量发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也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坚持高水平对外开放，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也是促进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路径和手段。我国在对外开放中实行了更加积极主动的开放战略，已成为一百四十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主要贸易伙伴，货物贸易总额居世界第一，吸引外资和对外投资居世界前列，形成了更大范围、更宽领域、更深层次对外开放格局。在新时代的建设任务中，在复杂而深刻的国际变局和多领域的技术革命与机遇的背景下，全面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更好发挥高水平对外开放对高质量发展的作用和功能，更好挖掘国内超大规模市场优势，更好联通国内国际两种资源，增强国内大循环内生动力和可靠性，提升国际循环质量和水平，以制度型开放和国际一流营商环境建设提高贸易投资合作质量，建设贸易强国，是学术界和全社会亟需关注的重大问题。对此，西南财经大学国际商学院主办、中国工业经济杂志社协办“高水平对外开放与高质量发展”学术研讨会，拟于2023年10月21日在西南财经大学召开。《中国工业经济》将组织遴选优秀论文进行宣讲，并邀请期刊编辑及审稿人对论文进行现场点评。参与研讨的优秀论文，经讨论修改和编辑部审定后，将进入《中国工业经济》审稿程序，并优先发表。现诚邀国内外专家学者踊跃投稿。征文主题高水平对外开放与高质量发展征文选题（包括但不限于）1.依托超大规模市场优势的对外开放与高质量发展2.制度型开放与高质量发展3.数字贸易、数字化开放与高质量发展4.国际一流营商环境建设与高质量发展5.区域开放布局优化与高质量发展6.“一带一路”共建与高质量发展7.自由贸易试验区提升战略与高质量发展8.高标准自由贸易区网络与高质量发展9.人民币国际化与高质量发展10.

推文主编：覃毅推文编辑：杨涵淇目录CONTENTS【国民经济】共同富裕与重塑中国经济循环——政治经济学的理论逻辑与经验证据乔晓楠，李

晨，陈荣杰，徐向宇【产业经济】数字贸易规则推动中国企业全球价值链位置攀升了吗侯俊军，王胤丹，王振国税收激励、研发支出与出口绩效——基于高新技术企业认定条件改革的聚束分析刘啟仁，龙健雄，张展辉，赵

推文主编：覃毅推文编辑：杨涵淇目录CONTENTS【专题】新型工业化内涵特征、体系构建与实施路径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课题组【国民经济】实现碳达峰的需求结构效应张友国数字人民币发行与数字支付发展的宏观经济影响研究刘

推文主编：覃毅推文编辑：杨涵淇目录CONTENTS【专题】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的内涵和途径洪银兴，任保平【国民经济】中国与美国货币政策外溢的非对称性——理论建模与实证分析梅冬州，张 咪股票市场国际联动与金融传染钱宗鑫，付鹏璐，宋 科【产业经济】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产业转移的互惠共生效应研究刘友金，周 健，曾小明工业机器人应用与全球价值链重构——基于出口产品议价能力的视角黄亮雄，林子月，王贤彬东道国数据保护是否会抑制中国电商跨境并购马述忠，吴 鹏，房 超税收激励会促进企业污染减排吗——来自增值税转型改革的经验证据吕 越，张昊天，薛进军，赵旭杰【工商管理】促进还是抑制：政府研发补助对企业绿色创新绩效的影响王永贵，李 霞企业金融资产的配置动机：基于产权性质与异质性股东参股的分析曹 伟，綦好东，赵 璨中小投资者积极主义与资本市场效率——基于股市传闻的分析张倩倩，姜春子，张晓玫，王 博全文和数据附件已上线杂志网站，原文即将上线中国知网，欢迎访问阅读。摘要ABSTRACT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的内涵和途径洪银兴，任保平[摘要]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是数据成为关键生产要素之后提出的要求，涉及数据要素、数字技术、平台经济和数字共享与实体经济之间的深度融合，也是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内在要求。推动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走向深度融合，需要数字技术和数据要素双轮驱动。体现在：在数字经济与技术创新深度融合层面，把产业技术与数字技术创新融合起来，构建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的技术创新机制；在数字经济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层面，实现创新链与产业链融合，构建数智赋能机制，实现数字产业化与产业数字化的融合发展；在数字经济与企业组织创新深度融合层面，构建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的能力提升机制，提高企业业务流程数字化再造能力、智能化能力和数字化能力。为此，需要构建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的生态系统，提高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的基础能力，完善相应的基础设施和治理体系。[关键词]数字经济；实体经济；现代化产业体系；高质量发展中国与美国货币政策外溢的非对称性——理论建模与实证分析梅冬州，张 咪[摘要]中国与美国货币政策外溢效应是否存在差异？作用渠道是否不同？为了回答这些问题，本文建立了一个SVAR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明确指出，“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新时代新征程下中国共产党的中心任务。”现代化经济治理体系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内涵和应有之义。准确理解现代化经济治理体系与中国经济增长间的逻辑关系，需要聚焦中国的现实问题和重要问题，在总结我国已有经济发展实践规律性成果的基础上，提炼出具有系统性和一般性的发展经济学理论。站在两个一百年目标的历史交汇口，为进一步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繁荣和发展经济学学科发展，需要就经济治理体系现代化、高质量发展、城乡融合、数字经济发展、财税金融体制改革与实体经济发展、对外开放、大湾区建设、收入分配与共同富裕等专题展开学术大讨论。为此，中国工业经济杂志社、中山大学国际金融学院拟于2023年4月8日在广东省珠海市联合主办第五届“中国发展经济学前沿”学术研讨会，会议主题是“推动经济治理体系现代化与构建新发展格局”。诚邀相关领域的专家学者踊跃投稿。诚邀广大中青年专家共同参与研讨，为中国新发展格局贡献学术真知。会议主题推动经济治理体系现代化与构建新发展格局征文选题包括（但不限于）1.发展经济学前沿理论问题研究2.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研究3.构建新发展格局和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研究4.统筹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扩大内需研究5.产业政策与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研究6.城乡融合与共同富裕的实现路径7.对外开放与产业链现代化、高端化8.新发展阶段下数字经济对企业转型和产业结构的影响9.财税与金融体制改革对实体经济发展的支撑作用研究10.双碳目标下的绿色转型发展11.

推文主编：覃毅推文编辑：杨涵淇目录CONTENTS【专题】论健全现代预算制度的基础工程高培勇【国民经济】长期TFP增速变化对双支柱调控框架的影响研究——兼论双稳定目标的实现策略陈伟泽，陈小亮，王兆瑞，陈彦斌机遇还是挑战:宏观冲击对微观创新的影响——基于企业异质性视角的分析周伊敏，周默涵，魏 旭，周 羿【产业经济】网络基础设施建设、信息可得性与企业创新边界沈坤荣，林剑威，傅元海经验学习与企业对外直接投资连续性王 珏，黄 怡，丁飒飒，朱章耀政府采购何以牵动企业创新——兼论需求侧政策“拉力”与供给侧政策“推力”的协同孙 薇，叶初升【工商管理】企业社会责任报告特质信息含量的信号效应研究——基于自然语言处理技术的分析李四海，李 震企业碳信息披露的迎合行为：识别、溢价损失与作用机制孙晓华，车天琪，马雪娇集团公司内的利润转移与避税研究冯 晨，周小昶，曾 艺【案例研究】传统商业企业如何创新转型——服务主导逻辑的价值共创平台网络构建依绍华，梁 威全文和数据附件已上线杂志网站，原文即将上线中国知网，欢迎访问阅读。摘要ABSTRACT论健全现代预算制度的基础工程高培勇[摘要]将所有政府收支纳入预算，实行“全口径”预算管理，从来都是对政府预算管理的最基本、最核心、最具普遍意义的要求。健全现代预算制度要从其基础工程——全面实行“全口径”预算管理——做起。它有两个互为关联的“施工标准”：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在立法层面对同级政府所有收支的“全口径”控制和财税部门在行政层面对同级政府所有收支的“全口径”管理。在当前的中国，健全现代预算制度的要害处和关键点，就是以“全口径预算管理”为基本目标，以将所有政府收支关进“统一”的制度笼子为重心，全面规范政府的收支行为及其机制。这是将政府收支运作纳入“公共轨道”，进而让政府收支运作回归“公共规范”的最基本、最现实的路径选择。[关键词]现代预算制度；现代财税体制；现代国家治理；全口径预算管理长期TFP增速变化对双支柱调控框架的影响研究——兼论双稳定目标的实现策略陈伟泽，陈小亮，王兆瑞，陈彦斌[摘要]2008

在逆境事件冲击下提升全球价值链韧性【专题】学习阐释党的二十大精神笔谈江小涓，隆国强，洪银兴，潘家华，刘守英（1）坚持高水平对外开放，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江小涓江小涓

本文是《中国工业经济》第907篇观点精粹。查阅论文原文和数据等附件，请访问《中国工业经济》网站或登陆中国知网下载。作者：刘智强，卫利华，周空，廖书迪单位：华中科技大学管理学院，南京理工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湖北大学商学院原文刊发：《中国工业经济》2022年第12期，原标题为《社会距离视角下集体心理所有权对团队突破性创造力的影响研究》。研究背景突破性创造力涉及的新颖思想在本质上背离现有框架，从而可在竞争环境中为组织提供独特的活动路径，帮助企业突破竞争对手的常规技术封锁而实现可持续发展；更重要的是，突破性创造力可以帮助颠覆行业中垄断型竞争对手在领域内的关键竞争优势，使企业实现“弯道超车”，比如华为公司在芯片领域因为强调在固有框架基础上的创新而未能绕开国际垄断型通讯公司的技术封锁，最终导致经营上的困难，但是华为公司推出的5G网络服务产品却在很大程度上因为集成了众多偏离常规实践的新技术而使其在网络通讯技术领域获得“后来居上”的优势。考虑到实践中组织经常依赖团队作为这个互动系统驱动突破性创造力，因此有必要聚焦于团队突破性创造力这一议题。团队中工作环境的任务相依性、技术多样性、团队自主性等特征，有利于培养团队的集体心理所有权意识。这种群体意识可能在群体内外引发不同的互动模式，比如“内亲外疏”等，并最终影响到团队中多样化信息的整合。考虑到突破性创造力的本质在于整合不同信息资源而产生的显著性偏离现有框架的新思想，可以看出集体心理所有权与团队的突破性创造力具有天然的密切联系。由于二者之间的联系已经成为重要的理论缺口，需要重点回答集体心理所有权是否、为何以及何时对团队突破性创造力产生积极影响这一问题。研究发现刘智强、卫利华、周空和廖书迪发表在《中国工业经济》2022年第12期的论文《社会距离视角下集体心理所有权对团队突破性创造力的影响研究》指出：从社会距离视角看，集体心理所有权将对团队突破性创造力同时施加两方面的差异性影响。在团队内部范围内，集体心理所有权可能使团队成员在工作上形成密切的相依性关系，从而缩小团队成员彼此之间的社会距离，促进彼此间的相互支持与合作，因此集体心理所有权或导致团队内部的积极互动。但在团队外部，鉴于组织中团队与其他社会实体并不一定共享利益相关目标，彼此之间也可能存在因为竞争相同的资源而使彼此都面临来自对手的威胁，因此在团队之间，集体心理所有权可能引发较强的防御心理，并导致针对外部实体的防御性领地行为。从社会距离理论视角看，这种领地性妨碍了彼此间的资源交换，割裂了对称性依赖关系，必然扩大团队与外部实体的社会距离，破坏团队的外部链接，最终导致团队在团队外部很难集成多样性资源而阻碍突破性创造力的形成。因此，在作用路径和机制上，在团队内部，集体心理所有权会促进社会互动，由此带来的信息整合、加工以及利用有利于刺激团队突破性创造力；而在团队外部，集体心理所有权滋生的领地行为破坏了外部网络连接，从而很难整合多样性知识和技能而抑制团队突破性创造力。于是，对于治理集体心理所有权的“内亲外疏”互动模式给团队突破性创造力造成的“双面性影响”就成为组织面临的重要问题。从组织目标清晰度的特征看，组织目标清晰度是一个团队层面的变量，它强调个人、团队以及组织层面的目标处于一个相互关联的而网络中，具有密切的关系。因此，组织目标清晰度既可以激励组织中团队内部为了实现个人、团队以及组织的目标而进行积极的互动，如交流经验和技能，又可以促使团队为了实现本身和组织的目标而与其它团队或实体而进行友好的合作，从而可以与外部构建良好的社会关系，强化外部链接，进而有利于团队整合多样性信息而激发突破性创造力。因此，组织目标清晰度密切组织内部各层次实体间的社会关系，缩小了组织内部各单位或成员间的社会距离，从而导致团队在内部和外部都会促进不同多样信息的分享、整合与加工利用。但是，本研究从国内高科技企业中收集的研发团队的样本数据显示，在团队内部，集体心理所有权可以促进社会互动，而在团队外部，由于滋生领地行为，会削弱团队之间的网络连接，从而对团队的突破性创造力带来积极和消极的影响。此外，研究还发现，组织目标清晰可以减少团队间领地行为的发生，而领地行为通过加强外部联系对团队的突破创造力产生正向影响。但是，组织目标清晰度并没有积极影响集体心理所有权造成的社会互动，并由此激发更高水平的团队突破性创造力。这可能是因为集体心理所有权在团队内部造成了密切联系，不论组织目标清晰度水平高或低，团队中受到固有团队成员相依性的影响而导致较高水平的社会互动，从而致使组织目标清晰度失去了预想的调节效应。但是，在团队外部，组织目标清晰度却可以增加彼此间的对称性依赖关系。当组织目标清晰度较高时，这种对称性依赖关系较强，而当组织目标清晰度较低时，这种对称性依赖关系较弱。因此，组织目标清晰度对集体心理所有权与团队间领地行为的关系具有明显的调节效应，从而使集体心理所有权经由领地行为和外部网络连接的连续中介作用消极影响团队突破性创造力的结果具有积极有效的治理效果。研究启示本研究结果揭示了集体心理所有权在群体内外的差异性社会距离效应，即在群体内部促进了社会互动，而在团队外部滋生的领地行为减弱了外部网络联结。同时，本研究还发现集体心理所有权在团队内外造成的差异性社会距离效应对团队突破性创造力产生了“双刃剑”影响结果。团队突破性创造力对于组织在竞争环境中生存和发展具有重要的和特殊的功能和价值。然而，本研究首次发现，在组织创新依赖的团队中，集体心理所有权对团队突破性创造力同时产生了积极和消极的影响。而且，针对如何治理这个“双刃剑效应”，本研究的结果表明，在组织设计上，一个清晰的组织目标有利于减少集体心理所有权因为保障团队自身价值和避免被侵权而滋生的团队间领地行为，从而强化了与其他团队间的网络连接而有利于刺激更高水平的团队突破性创造力。本研究结果不仅可以增加人们对集体心理所有权与团队突破性创造力间关系以及相关作用机制和路径的认识，而且也让组织明白一个清晰的组织目标有利于减少团队间的领地行为，从而强化与外部的网络关系，由此带来的多样性资源的整合可以培育更高的突破性创造力，即一个清晰的组织目标可以发挥有效的治理效应。（以上内容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论文数据公开情况：论文附件已在《中国工业经济》网站http://ciejournal.ajcass.org/公开，清单如下：公开正文未报告部分如在科研工作中使用了作者提供的数据和程序等附件内容，请务必在研究成果上注明引文和下载附件出处。参考文献引用范例：[1]刘守英，熊雪锋，章永辉，郭贯成.土地制度与中国发展模式[J].中国工业经济.2022,(1):34-53.如果研究中使用了未在杂志纸质版刊发、但在杂志官方网站上正式公开发表的数字内容（包括数据、程序、附录文件），请务必在研究成果正文中注明：数据（及程序等附件）来自刘守英等（2022），详见《中国工业经济》网站（http://ciejournal.ajcass.org/）附件。欢迎订阅2023年《中国工业经济》，邮发代号：82—143。2023年将为广大读者呈现更多高质量的前沿成果。诚邀您一起“畅游”学术殿堂。推文主编：覃毅推文编辑：杨涵淇《中国工业经济》是应用经济学和管理学类综合性权威理论刊物，重点覆盖国民经济、产业经济、工商管理、案例研究等学科领域，专门刊发以重大前沿理论和现实问题为研究对象的前瞻性、引领性、规范性最优秀研究成果。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第一批重点资助期刊，中国社会科学院创新工程首批试点学术期刊；曾荣获第三届国家期刊奖（最高层次奖），中国社会科学院优秀学术期刊特别奖（2020）、第二至四届优秀期刊奖连续3届一等奖，第三届全国百强报刊；为全国中文核心期刊工业经济类第一名（历年），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综合评价AMI权威期刊（2014、2018），连续11年荣获中国最具国际影响力学术期刊（2012—2022）称号，是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管理科学部认定的管理科学A类重要学术期刊（历年），中国工业经济学会核心会刊。阅读全文请访问官方网站：http://ciejournal.ajcass.org/

本文是《中国工业经济》第906篇观点精粹。查阅论文原文和数据等附件，请访问《中国工业经济》网站或登陆中国知网下载。作者：李云鹤，蓝齐芳，吴文锋单位：华东师范大学经济学院，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原文刊发：《中国工业经济》2022年第12期，原标题为《客户公司数字化转型的供应链扩散机制研究》。研究背景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加快发展数字经济”与“加快建设数字中国”，这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进一步指明方向并注入新动力。十九大以来在“数字中国”战略推动下，中国传统企业数字化转型加速推进。《2022中国企业数字化转型指数》报告显示，中国企业数字化转型指数由2018年的37上升到2022年的52，但是企业数字化转型失败率较高，并且不同企业数字化转型推进度差距较大，尤其是企业数字化转型中自身资源与能力不足问题突出。因此，如何助力企业走出数字化转型中的困境，不仅是全面深入推进企业数字化转型需要解决的问题，也是加快发展数字经济、落实“数字中国”战略支撑经济高质量发展亟待破解的难题。企业数字化转型与数字技术在企业中高水平使用相伴，也将催生企业数据要素并推动企业数据要素挖掘与利用。在数字技术的连结性和网络性以及数据要素的流通性和共享性等作用下，企业经营模式以及商业关系得到重塑，这将凸显利益相关者之间价值共创的重要性，也要求企业突破数字化转型中的“数字孤岛”，与利益相关者达成广泛连结。但是，实践中推动企业数字化转型主要强调政府政策和企业自身资源与能力的作用，而对于供应链数字化转型资源的关注不足。供应链中客户公司作为企业外部经营信息与资源的重要来源，其数字化转型实践为上游公司持续了解、观察、评估与采纳数字化转型提供了重要的外部信息与知识经验资源。而对于客户公司数字化转型能否驱动上游企业数字化转型、上游企业如何利用客户公司数字化转型资源推动企业自身数字化转型发展是亟待回答的问题。因此，本文从供应链视角，研究客户公司数字化转型的供应链扩散机制及数字化转型效应，尝试回答公司如何借助外部数字化转型资源提升数字化转型能力进而推动自身数字化转型，从而筑牢数字经济发展基础、支撑经济高质量发展。研究发现李云鹤、蓝齐芳和吴文锋等发表在《中国工业经济》2022年第12期的论文《客户公司数字化转型的供应链扩散机制研究》，从供应链视角，分析了客户公司数字化转型沿供应链向上游公司扩散的理论机制。采用中国A股上司公司供应链关系数据，对理论假说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发现：第一，客户公司数字化转型作为企业全面创新实践，在客户公司和上游公司双向交互驱动下，将沿着供应链向上游公司扩散，从而显著促进上游公司数字化转型。第二，客户公司数字化转型向上游公司扩散的驱动作用主要是通过供应链上公司间治理连结与企业学习机制实现的：即，客户公司数字化转型实践知识及信息将通过共同股东和连锁董事向上游公司决策层传播，也将为上游公司开展数字化转型提供学习借鉴，从而推动上游公司数字化转型。第三，异质性研究表明，客户公司数字化转型对上游公司数字化转型的驱动作用在上游公司融资约束较低、高素质技术人才占比较大及供应链公司间数字鸿沟较小等条件下更显著。研究启示推动企业数字化转型沿供应链扩散是顺应数字经济发展规律落实“数字中国”战略的内在要求，但是，对于企业能否借助供应链上客户公司数字化转型资源来弥补自身数字化转型资源与能力不足问题亟待回答。特别是在党的二十大明确提出“加快发展数字经济”与“加快建设数字中国”的号召下，探究客户公司数字化转型的供应链扩散机制及条件，对于加快完善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市场化支持机制，从而筑牢数字经济微观根基以支撑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启示。第一，充分借用客户公司数字化转型资源的供应链扩散助力推动企业数字化转型，夯实数字经济基础从而支撑经济高质量发展。企业数字化转型作为企业全面创新实践能够沿着供应链扩散，并将显著驱动上游企业数字化转型。因此，企业需要重视供应链数字化转型助力的作用，政府可以出台供应链数字化转型协同推进政策，增强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外部市场化动力，从而加速传统企业数字化转型。第二，鼓励供应链企业间建立治理层连结机制与企业学习机制。客户公司数字化转型的供应链扩散离不开公司治理层对企业数字化的认知、了解与接纳，也离不开对企业数字化转型实践知识的学习借鉴。鼓励供应链企业间治理层连结并激励共同股东与连锁董事治理功能发挥以及倡导企业建立学习型组织，将有助于全面推进企业数字化转型。第三，倡导具有较好财务基础、较高素质的人力配置及数字化基础的供应链企业协同开展数字化转型，将提升协同转型效果。鉴于企业数字化转型时数字基础投资及转型风险需要财务吸收，在融资约束较低的供应链企业协同开展数字化转型将取得较好成效，政府也可以设立专门的供应链数字化转型支持性基金来加快推动企业数字化转型。同时，企业数字化转型也需要高素质人力支持，大力培养数字化科技人才并促进人才资源流动，将有助于推动客户公司数字化转型的扩散效果。企业间“数字鸿沟”不利于供应链上数字化转型知识信息的学习借鉴，而加强企业自身数字化转型能力建设能够更好地承接客户公司数字化转型的供应链扩散助力。（以上内容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论文数据公开情况：论文附件已在《中国工业经济》网站http://ciejournal.ajcass.org/公开，清单如下：公开数据Stata文件程序DO文件正文未报告部分如在科研工作中使用了作者提供的数据和程序等附件内容，请务必在研究成果上注明引文和下载附件出处。参考文献引用范例：[1]刘守英，熊雪锋，章永辉，郭贯成.土地制度与中国发展模式[J].中国工业经济.2022,(1):34-53.如果研究中使用了未在杂志纸质版刊发、但在杂志官方网站上正式公开发表的数字内容（包括数据、程序、附录文件），请务必在研究成果正文中注明：数据（及程序等附件）来自刘守英等（2022），详见《中国工业经济》网站（http://ciejournal.ajcass.org/）附件。欢迎订阅2023年《中国工业经济》，邮发代号：82—143。2023年将为广大读者呈现更多高质量的前沿成果。诚邀您一起“畅游”学术殿堂。推文主编：覃毅推文编辑：杨涵淇《中国工业经济》是应用经济学和管理学类综合性权威理论刊物，重点覆盖国民经济、产业经济、工商管理、案例研究等学科领域，专门刊发以重大前沿理论和现实问题为研究对象的前瞻性、引领性、规范性最优秀研究成果。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第一批重点资助期刊，中国社会科学院创新工程首批试点学术期刊；曾荣获第三届国家期刊奖（最高层次奖），中国社会科学院优秀学术期刊特别奖（2020）、第二至四届优秀期刊奖连续3届一等奖，第三届全国百强报刊；为全国中文核心期刊工业经济类第一名（历年），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综合评价AMI权威期刊（2014、2018），连续11年荣获中国最具国际影响力学术期刊（2012—2022）称号，是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管理科学部认定的管理科学A类重要学术期刊（历年），中国工业经济学会核心会刊。阅读全文请访问官方网站：http://ciejournal.ajcass.org/

本文是《中国工业经济》第905篇观点精粹。查阅论文原文和数据等附件，请访问《中国工业经济》网站或登陆中国知网下载。作者：袁礼，周正单位：湖南师范大学商学院，湖南大学经济与贸易学院原文刊发：《中国工业经济》2022年第12期，原标题为《环境权益交易市场与企业绿色专利再配置》。研究背景有序推进“碳达峰、碳中和”（简称“双碳”）目标的实现，中国亟需统筹和平衡经济增长与污染减排之间的矛盾，而绿色技术创新则是破解这一两难困境的关键。但在中国绿色技术创新水平不高，技术要素市场存在明显专利错配的背景下，通过技术交易实现企业间的绿色专利再配置，有效发挥绿色技术在驱动绿色低碳发展时的关键作用，可能为推进“双碳”目标的实现提供新思路。研究和实践都集中关注技术交易市场对专利交易和再配置的引导作用，而环境权益交易市场作为健全资源环境要素市场化配置体系的重要内容之一，能利用市场机制释放能源要素价格信号，但其在诱致异质性企业绿色技术研发和交易决策变化，继而引导企业间绿色专利再配置时发挥的根本性作用却尚未得到重视。为此，本文深入分析环境权益交易市场对异质性企业绿色专利再配置的影响，有助于引导环境要素市场更好地发挥绿色创新资源再配置功能，加快发展方式绿色转型。研究发现为探究环境权益交易市场能否诱发企业绿色专利再配置，袁礼和周正发表在《中国工业经济》2022年第12期的论文《环境权益交易市场与企业绿色专利再配置》根据企业从事绿色技术创新的历史路径和比较优势，将企业划分为绿色创新企业、混合创新企业和非绿色创新企业。绿色创新企业是指只掌握绿色专利的企业，混合创新企业是指同时掌握绿色专利和非绿色专利的企业，非绿色创新企业指只掌握非绿色专利的企业。在此基础上，本文以SO2排污权交易政策试点作为环境权益交易市场的自然实验，结合1998—2013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与专利数据库，构建多期双重差分模型，考察环境权益交易市场能否强化异质性企业的绿色专利再配置。研究发现：第一，环境权益交易市场能够增加绿色创新企业转让和许可的绿色专利数量，增加混合创新企业与非绿色创新企业购买的绿色专利数量，强化绿色创新企业作为绿色专利“生产者”的地位，推动混合创新企业和非绿色创新企业成为绿色专利的“消费者”，激励三类企业之间的绿色专利再配置。第二，环境权益交易市场所诱致的异质性企业绿色专利再配置，能够使排污企业的SO2产生量显著降低，推动排污企业通过绿色技术升级，最终实现污染减排效应，从污染减排视角验证该政策诱致的绿色专利再配置的有效性。第三，在技术交易市场发展更为完善和知识产权保护强度更高的地区，环境权益交易市场对异质性企业绿色专利再配置的激励作用更为明显，验证在激励环境权益交易市场发挥绿色创新资源再配置功能的过程中，技术要素市场发挥的协同作用。研究启示第一，完善环境权益交易市场的定价机制，破解经济增长与污染减排之间的两难困境。应充分重视环境权益交易市场的定价功能，特别是完善市场化的碳排放交易定价机制，通过扩大各类市场主体对碳交易的参与度，释放有效的碳定价，实现资源跨企业、跨产业的高效配置，推动经济增长与污染减排之间的动态平衡。第二，进一步优化环境权益交易市场的机制设计与实施细则，尤其是在分配环境权益初始配额时，考虑企业过往的绿色专利储备与绿色技术创新比较优势，推动异质性企业之间绿色专利的有效配置和重新流动。应发挥政府干预作用特别是环境政策的有效引导，提高非绿色创新企业对绿色专利交易的参与度，推动该类企业实现绿色技术升级转型。第三，健全绿色技术创新交易市场体系，实现创新资源优势互补。应当加快建立健全绿色技术转移转化的市场交易体系，推动节能降碳技术的交易、推广和应用。针对不同形式的专利出售、转让，设计和完善交易实施方案，维护专利转移双方的合法权益。在设立国家级绿色技术创新交易市场的基础上，各地区可依托其资源环境要素禀赋，因地制宜建立极具地方特色的绿色技术创新交易中心，为绿色专利的转让与许可提供基础设施保障，促进绿色创新资源有效配置。（以上内容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论文数据公开情况：论文附件已在《中国工业经济》网站http://ciejournal.ajcass.org/公开，清单如下：公开数据Stata文件程序DO文件正文未报告部分如在科研工作中使用了作者提供的数据和程序等附件内容，请务必在研究成果上注明引文和下载附件出处。参考文献引用范例：[1]刘守英，熊雪锋，章永辉，郭贯成.土地制度与中国发展模式[J].中国工业经济.2022,(1):34-53.如果研究中使用了未在杂志纸质版刊发、但在杂志官方网站上正式公开发表的数字内容（包括数据、程序、附录文件），请务必在研究成果正文中注明：数据（及程序等附件）来自刘守英等（2022），详见《中国工业经济》网站（http://ciejournal.ajcass.org/）附件。欢迎订阅2023年《中国工业经济》，邮发代号：82—143。2023年将为广大读者呈现更多高质量的前沿成果。诚邀您一起“畅游”学术殿堂。推文主编：覃毅推文编辑：杨涵淇《中国工业经济》是应用经济学和管理学类综合性权威理论刊物，重点覆盖国民经济、产业经济、工商管理、案例研究等学科领域，专门刊发以重大前沿理论和现实问题为研究对象的前瞻性、引领性、规范性最优秀研究成果。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第一批重点资助期刊，中国社会科学院创新工程首批试点学术期刊；曾荣获第三届国家期刊奖（最高层次奖），中国社会科学院优秀学术期刊特别奖（2020）、第二至四届优秀期刊奖连续3届一等奖，第三届全国百强报刊；为全国中文核心期刊工业经济类第一名（历年），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综合评价AMI权威期刊（2014、2018），连续11年荣获中国最具国际影响力学术期刊（2012—2022）称号，是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管理科学部认定的管理科学A类重要学术期刊（历年），中国工业经济学会核心会刊。阅读全文请访问官方网站：http://ciejournal.ajcass.org/

本文是《中国工业经济》第904篇观点精粹。查阅论文原文和数据等附件，请访问《中国工业经济》网站或登陆中国知网下载。作者：余泳泽，胡山，杨飞单位：南京财经大学财政与税务学院，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工商管理学院，南京审计大学经济学院原文刊发：《中国工业经济》2022年第12期，原标题为《国内大循环的障碍：区域市场分割的效率损失》。研究背景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要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充分发挥国内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和内需潜力需要建立要素充分自由流动的一体化市场，提高资源配置效率与技术扩散速度。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是建设高标准市场体系、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必然选择，也是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基础支撑和内在要求。同时，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有利于新形势下深化改革开放，更好利用发挥、巩固增强中国市场资源的巨大优势，全面推动中国市场实现由大到强。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关于构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的意见》指出，要破除阻碍要素自由流动的体制机制障碍，扩大要素市场化配置范围，实现要素价格市场决定、流动自主有序、配置高效公平。然而，目前在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过程中，仍然存在明显的地方保护和市场分割现象（吕越等，2018）。市场分割尽管短期内有助于扶持本地区产业发展，提高本地经济在未来分工收益中的谈判地位，却严重阻碍了产品要素的跨区域流动和全国统一大市场的形成。那么，区域市场分割对经济绩效的影响究竟是促进作用还是抑制作用呢？本文构建了市场分割影响生产率的理论模型，从城市和企业两个维度实证考察区域市场分割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及内在机制。研究发现余泳泽、胡山、杨飞发表在《中国工业经济》2022年第12期的文章《国内大循环的障碍：区域市场分割的效率损失》一文构建了市场分割影响生产率的理论模型，采用相对价格法测算了2006-2015年城市层面的市场分割水平，从城市和企业两个维度实证考察区域市场分割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及内在机制。研究发现：第一，区域市场分割可以显著降低城市整体和微观企业全要素生产率。这一结论在替换区域市场分割和生产率的度量指标、更换研究样本以及使用解放前交通便利度和地理坡度作为工具变量克服内生性问题后依然成立。第二，区域市场分割的互斥效应可以通过弱化全要素生产率的空间外溢性，降低周边城市的全要素生产率。市场分割会限制产品要素的自由流动，弱化全要素生产率的空间外溢效应，进而对周边城市全要素生产率产生负面影响。异质性分析表明，市场分割对北方地区、国有企业和大型企业生产率的抑制作用更大。拓展性研究表明，互联网发展有助于弱化区域市场分割对全要素生产率的负面作用。第三，机制检验表明，区域市场分割主要通过阻碍产业结构优化、技术创新以及增大企业交易成本的路径降低全要素生产率。研究启示市场分割会抑制产品要素的跨区域自由流动，不利于充分发挥国内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和内需潜力。根据本文的研究结论，本文提出以下三点政策建议：第一，健全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促进产品要素自由流动。降低地方保护和市场分割力度，清理废除阻碍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的各种规定和做法，减少政府对要素的直接配置。这要求地方政府必须加快政府职能转变，深化“放管服”改革纵深推进，营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进一步完善官员绩效考核体系，改变地方政府的目标偏好函数，减少地方政府为追求短期利益盲目干预市场运行。第二，加强新型基础设施建设，促进社会资源优化配置。持续推进以互联网技术为代表的新一代信息技术的广泛应用，培育智慧物流、新零售等新的经济增长点。在新冠肺炎疫情使得人员流动受限的情况下，应当充分发挥数字技术在降低交易成本、促进产品资源跨区域流动等方面的优势作用，提升资源配置效率和加速技术扩散，打破区域间商品流通障碍。第三，畅通国内大循环，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区域市场分割是掣肘全要素生产率提升和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制度因素，也是制约国内大循环，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关键障碍。在需求收缩、供给冲击和预期转弱的三重压力下，大幅减少行政审批事项，逐步破除区域间贸易壁垒和市场准入门槛。同时，提高要素交易监管水平，打破地方保护，规范交易行为，不断推动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更好结合。降低地方保护和市场分割力度，加速推进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形成强大的、统一的国内市场有助于促进产品要素的跨区域自由流动和全要素生产率的空间外溢，尽快摆脱中国经济发展“南强北弱”的现实困境。（以上内容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论文数据公开情况：论文附件已在《中国工业经济》网站http://ciejournal.ajcass.org/公开，清单如下：公开数据Stata文件程序DO文件正文未报告部分如在科研工作中使用了作者提供的数据和程序等附件内容，请务必在研究成果上注明引文和下载附件出处。参考文献引用范例：[1]刘守英，熊雪锋，章永辉，郭贯成.土地制度与中国发展模式[J].中国工业经济.2022,(1):34-53.如果研究中使用了未在杂志纸质版刊发、但在杂志官方网站上正式公开发表的数字内容（包括数据、程序、附录文件），请务必在研究成果正文中注明：数据（及程序等附件）来自刘守英等（2022），详见《中国工业经济》网站（http://ciejournal.ajcass.org/）附件。欢迎订阅2023年《中国工业经济》，邮发代号：82—143。2023年将为广大读者呈现更多高质量的前沿成果。诚邀您一起“畅游”学术殿堂。推文主编：覃毅推文编辑：杨涵淇《中国工业经济》是应用经济学和管理学类综合性权威理论刊物，重点覆盖国民经济、产业经济、工商管理、案例研究等学科领域，专门刊发以重大前沿理论和现实问题为研究对象的前瞻性、引领性、规范性最优秀研究成果。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第一批重点资助期刊，中国社会科学院创新工程首批试点学术期刊；曾荣获第三届国家期刊奖（最高层次奖），中国社会科学院优秀学术期刊特别奖（2020）、第二至四届优秀期刊奖连续3届一等奖，第三届全国百强报刊；为全国中文核心期刊工业经济类第一名（历年），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综合评价AMI权威期刊（2014、2018），连续11年荣获中国最具国际影响力学术期刊（2012—2022）称号，是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管理科学部认定的管理科学A类重要学术期刊（历年），中国工业经济学会核心会刊。阅读全文请访问官方网站：http://ciejournal.ajcass.org/

本文是《中国工业经济》第903篇观点精粹。查阅论文原文和数据等附件，请访问《中国工业经济》网站或登陆中国知网下载。作者：陈艳莹，于千惠，刘经珂单位：大连理工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原文刊发：《中国工业经济》2022年第12期，原标题为《绿色产业政策能与资本市场有效“联动”吗——来自绿色工厂评定的证据》。研究背景随着经济增长和环境保护之间的矛盾日益突出，以经济效益为主要任务的传统产业政策和以环境效益为主要任务的传统环境政策逐渐不能满足当前社会的发展要求，作为二者结合的绿色产业政策越来越受到各国政府的广泛重视。具体到中国，绿色产业政策在最初仅强调节能环保、新能源等战略性新兴行业的发展，近年的政策设计则开始向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的“推动制造业绿色发展”倾斜，重点突出对传统制造业绿色升级的引领作用。与传统产业政策类似，绿色产业政策的目标企业可以获得政府给予的专项资金奖励、优先采购等一系列优惠。但是，企业按高于常规要求的环保标准组织生产活动是一个长期的高成本过程，不可能仅靠政府的一次性转移支付和其他短期政策优惠进行弥补。作为重要的市场资源配置场所，资本市场是实现以资金流向引导生产要素流动的重要载体。如果资本市场中的投资者也能以股价提升的形式给予绿色企业一定奖励，与政府扶持形成有效联动，不仅能进一步缓解企业绿色转型的融资约束，还可以传递出承担环境责任有助于改善企业长期盈利能力的乐观预期，经由来自投资者的外部肯定提升企业绿色生产的信心。这无疑会显著提高绿色产业政策对企业绿色转型的激励作用。过往针对中国企业的研究普遍表明，由于环境执法不完全、公众环保意识相对较低等因素，绿色信号会导致企业股价下跌。因此，有必要检验在环境政策不断收紧、绿色发展已上升为国家战略的当下，中国资本市场能否对企业获得绿色产业政策支持产生正向反应，并探究其中的作用机制，以便为后续评估绿色产业政策的有效性和优化政策设计提供重要借鉴。研究发现陈艳莹、于千惠和刘经珂发表在《中国工业经济》2022年第12期的论文《绿色产业政策能与资本市场有效“联动”吗——来自绿色工厂评定的证据》以2016年工业与信息化部出台的“绿色工厂”评定政策为研究对象，详细梳理了这一绿色产业政策对企业股价的可能影响。具体而言，文章通过分析资本市场中投资者的决策驱动因素和绿色工厂评定的主要特征表明该政策可以作为“高环境绩效”、“高合规成本”、“高政府收益”和“高市场收益”信号影响企业股价。基于2017–2020年获评绿色工厂的上市企业数据，文章系统检验了该绿色产业政策的股价效应及其内在机制。主要研究结论如下：（1）获评绿色工厂显著提升了企业股价，说明中国资本市场以往对企业绿色信号多呈消极反应的状况已发生转变，资本市场能够与绿色产业政策形成有效联动，共同促进传统制造业绿色转型。（2）获评绿色工厂对小企业的股价提升作用更强，但对高污染行业企业的股价提升作用弱于清洁行业中的企业。（3）股价上涨主要源于投资者对企业获评后所能得到的现金补贴、政企关系改善等政府收益的高预期，并非源自投资者的绿色偏好和对企业产品销售增长、融资能力提升等市场收益的高预期。（4）绿色工厂评定显著降低了获评企业竞争对手的股价，有助于倒逼未获评企业进行绿色转型。研究启示强化绿色产业政策的信号显示功能。中国以往的绿色产业政策往往只注重对企业的直接扶持，较少关注政策在资本市场的信号显示功能。绿色工厂评定对获评企业的股价提升以及对其竞争对手股价的抑制反映出通过恰当的机制设计，绿色产业政策现在已经可以成为一种有效的绿色信号，引导资本市场将资源配置到环境绩效更高的企业，从而进一步放大政策对企业绿色转型的促进作用。因此，政府在制定其他绿色产业政策时，可以借鉴绿色工厂评定的成功模式强化政策的信号显示功能。一方面，通过标准事前公开、遴选过程多主体监督和事后以强制性信息披露形成长期约束机制来避免企业的机会主义行为，确保政策能够使绿色企业和其他非绿色企业形成分离均衡；另一方面，要加大政策的公共宣传力度，集中发布遴选结果，提高政策信号的对外传递效率。完善绿色产业政策发挥作用的市场环境。从长期看，要通过教育推广、文化宣传等多种途径从更高的社会价值维度提高社会公众的环保意识，促进国内绿色投资和绿色消费理念的形成。短期内，要重点要遏制“漂绿”行为，提高投资者和消费者对企业绿色信号的信任程度。可以借助市场化的绿色认证机制，在绿色产业政策布局的重点行业，鼓励环保组织和行业协会积极创建绿色标签，以降低投资者和消费者对企业绿色产出的信息不对称，提高企业从绿色生产中能够获得的市场收益。上述措施将有利于提高资本市场对绿色产业政策的联动响应程度，进一步促进制造业绿色转型。针对行业特点加大绿色产业政策配套的技术支持。企业开展绿色生产的成本负担天然具有行业差异，因此，政府必须要区分不同行业节能减排的技术难度，对于绿色生产难度更大的高污染行业要在常规扶持之外增加共性的绿色技术供给。可以将技术支持与对企业的财税扶持绑定在一起，设置企业购买绿色设备的专项补贴和税收减免。此外，还应积极搭建数字化平台，为行业内的企业共享节能减排的关键技术和设备创造条件。（以上内容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论文数据公开情况：论文附件已在《中国工业经济》网站http://ciejournal.ajcass.org/公开，清单如下：公开数据Stata文件程序DO文件正文未报告部分如在科研工作中使用了作者提供的数据和程序等附件内容，请务必在研究成果上注明引文和下载附件出处。参考文献引用范例：[1]刘守英，熊雪锋，章永辉，郭贯成.土地制度与中国发展模式[J].中国工业经济.2022,(1):34-53.如果研究中使用了未在杂志纸质版刊发、但在杂志官方网站上正式公开发表的数字内容（包括数据、程序、附录文件），请务必在研究成果正文中注明：数据（及程序等附件）来自刘守英等（2022），详见《中国工业经济》网站（http://ciejournal.ajcass.org/）附件。欢迎订阅2023年《中国工业经济》，邮发代号：82—143。2023年将为广大读者呈现更多高质量的前沿成果。诚邀您一起“畅游”学术殿堂。推文主编：覃毅推文编辑：杨涵淇《中国工业经济》是应用经济学和管理学类综合性权威理论刊物，重点覆盖国民经济、产业经济、工商管理、案例研究等学科领域，专门刊发以重大前沿理论和现实问题为研究对象的前瞻性、引领性、规范性最优秀研究成果。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第一批重点资助期刊，中国社会科学院创新工程首批试点学术期刊；曾荣获第三届国家期刊奖（最高层次奖），中国社会科学院优秀学术期刊特别奖（2020）、第二至四届优秀期刊奖连续3届一等奖，第三届全国百强报刊；为全国中文核心期刊工业经济类第一名（历年），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综合评价AMI权威期刊（2014、2018），连续11年荣获中国最具国际影响力学术期刊（2012—2022）称号，是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管理科学部认定的管理科学A类重要学术期刊（历年），中国工业经济学会核心会刊。阅读全文请访问官方网站：http://ciejournal.ajcass.org/

本文是《中国工业经济》第902篇观点精粹。查阅论文原文和数据等附件，请访问《中国工业经济》网站或登陆中国知网下载。作者：江飞涛，雷泽坤，张钟文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中国人民大学应用经济学院原文刊发：《中国工业经济》2022年第12期，原标题为《制造业增长中的结构变迁与效率演变——对“去工业化”问题的再探讨》。研究背景中国制造业的就业比重和现价增加值比重均在2006年达到高点，随后进入持续下降的通道，而从制造业实际增加值比重自2013年开始下降，仅2013-2018年就下降了1个百分点。这一现象引发了学术界及政策部门对中国是否出现“过早去工业化”的广泛讨论。一些学者认为中国已出现“过早去工业化”的趋势，也有一些学者认为近年来制造业比重不断下降是由于购买力平价下人均收入达到一定高度后制造业消费逐渐饱和的产物，这与高收入国家的经历并无差别。判断判断一个发展中国家的“去工业化”现象是否为“过早去工业化”或者“恶性去工业化”，有两个重要考察因素：一是该发展中国家在人均GDP还不高的时候是否出现了制造业实际产出比重的下降；二是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是否出现显著放缓甚至恶化的情况，而后者更为重要。同时，还有一个同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与“去工业化”现象紧密联系的问题：中国制造业增长的动力机制是如何演进的。近年来，制造业增加值增速快速放缓被认为是“去工业化”最直接的原因，探讨制造业增长的动力结构转变有助于深入了解中国“去工业化”问题。然而已有文献较少从结构变迁与效率演进的视角去探讨现阶段中国去工业化问题的特征与其背后的根本原因，弥补这一研究中不足具有重要意义。研究发现江飞涛、雷泽坤和张钟文发表在《中国工业经济》2022年第12期的论文《制造业增长中的结构变迁与效率演变——对“去工业化”问题的再探讨》基于改进的总生产可能性边界（APPF）核算框架，放松了行业间产出价格变动同质性假定，同时充分考虑行业间的Verdoorn效应，本文对1985-2015年间中国制造业的结构变迁和效率演进进行了详细的解析。主要研究发现如下：第一，2008-2015年期间，中国制造业TFP年均增长率大幅降至0.21%，其中高技术制造业TFP年均增长率大幅下降，中、低技术产业TFP则呈现负增长的态势，高技术产业名义增加值占比提升有限且资本投入占比呈现明显下降趋势，制造业内部结构变动拉低了TFP增长率。这意味着制造业内部行业内升级、行业间升级的缓慢与行业间资源再配置效率的恶化，带来了制造业内生增长动力的迅速减弱。中国2007年以来的“去工业化过程”，是制造业效率与内生增长动力恶化的结果，更接近于“过早去工业化”特征。第二，2008-2015年期间，服务业TFP呈现显著恶化态势，TFP显著提升的少数行业占比提升不明显甚至反而有所下降，因此中国的去工业化过程不太可能是服务业效率提升的结果，这也在一定程度上佐证了中国的去工业化过程更加接近于“过早去工业化”。研究启示应对“过早去工业化”问题的相关政策不应片面强调制造业的重要性，并试图以行政性资源配置的方式来保持制造业比重的稳定，这是舍本逐末的做法，容易导致效率与内生增长动力的进一步恶化。为防止“过早”

本文是《中国工业经济》第901篇观点精粹。查阅论文原文和数据等附件，请访问《中国工业经济》网站或登陆中国知网下载。作者：赖德胜，张振，卜涛，唐代盛单位：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社会和生态文明教研部，北京交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原文刊发：《中国工业经济》2022年第12期，原标题为《撤乡并镇与乡村振兴：发展和治理的逻辑解释》。研究背景乡村振兴的对象是乡村。乡村是指城市建成区以外具有自然、社会、经济特征和生产、生活、生态、文化等多重功能的地域综合体，包括乡镇和村庄等。根据发展现状、区位条件、资源禀赋等客观因素，村庄又被划分为四种不同类型，其中，现有规模较大的中心村和其他仍将存续的一般村庄作为集聚提升类村庄，是乡村振兴的重点对象，说明乡村的规模、数量、密度是需要关注的重要因素。县级和乡级政府是乡村经济布局的关键行政区划，其规模、数量、密度等的调整并非是一个自然的过程，必须通过行政区划调整方能实现。纵观行政区划调整历史，经历了从政治逻辑到发展逻辑，并向治理逻辑转变的过程。乡镇行政区划调整作为一种政府工具和稀缺资源，主要解决国家“行政区”与“经济区”矛盾问题，实现基层治理体系的深度重构和行政效能提升，发展逻辑和治理逻辑取代政治逻辑成为乡镇行政区划调整的根本性目的。小城镇是城市之尾、农村之首，作为行政区划调整更为微观的层次，对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机理更为复杂。四川省乡镇（街道）数量有4610个，居全国第一，相当于排位第二的河南省和第三的河北省的总和，具有“多、小、密、弱”特征，对要素流动性、市场边界和专业分工产生强约束，难以形成规模收益和集聚效应，不利于乡村振兴战略推进。2018年四川省谋划和启动了一场涉及面广泛、影响深远的重大基础性改革，即乡镇行政区划和村级建制调整改革（简称“两项改革”）。两项改革区别于区县层面及以上行政区划调整，也同上一轮农业税改革引发的乡镇行政区划调整有质的区别，为这一系列问题的探讨提供了很好的研究对象。因此，作为全国一个缩影的四川乡镇撤并改革，研究其对乡村振兴影响水平和作用机制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研究发现赖德胜、张振、卜涛和唐代盛发表在《中国工业经济》2022年第12期的论文《撤乡并镇与乡村振兴：发展和治理的逻辑解释》，利用新新经济地理学理论构建撤乡并镇影响乡村振兴的理论模型，推导和求解基本模型与总效应、发展逻辑与发展效应以及治理逻辑与治理效应，在行政区划调整演化逻辑框架下构建乡村振兴的影响机理及其发展逻辑和治理逻辑，并利用2012~2020年四川省169个区县(市)面板数据和交错DID方法验证理论模型。研究发现：（1）理论上，撤乡并镇一方面使得乡镇具有更大的市场范围，意味着更多潜在企业进入新的市场，通过竞争降低临界边际生产成本，促进经济集聚和提高生产效率，实现乡村振兴的发展逻辑；另一方面管辖地域和管辖人口数量增加有利于治理规模化，拥有更多治理责任和更大自主权，乡镇政府治理的空间规模化和人口规模化对乡村振兴产生正向影响，实现乡村振兴的治理逻辑。一般认为，集聚经济理论主要应用于城市经济方面，撤乡并镇扩展集聚经济的研究视野，深化了农业经济中的集聚经济研究，为乡村振兴提供了一种新的理论视角。（2）经验上，撤乡并镇对乡村振兴有显著促进作用，且通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撤乡并镇通过行政区划调整的发展逻辑和治理逻辑促进乡村振兴的实现，短期内两种作用机制表现出竞争关系，协同效应尚未显现；撤乡并镇在不同经济发展基础和不同治理方法的地区具有异质性，政策红利释放在经济发展基础薄弱地区表现更为明显，民族自治地区受政策实施力度、范围和时间进程的约束，政策红利释放不明显。撤乡并镇对乡村振兴影响的正的外部性，为全国范围内乡村振兴的实现提供了一条基于事实的新的证据，也为发展逻辑和治理逻辑下的微观行政区划调整提供了可借鉴的先例。研究启示（1）乡村振兴要用好行政区划调整这一宝贵资源。习近平总书记2014年在北京市考察工作时指出：“行政区划本身也是一种重要资源，用得好就是推动区域协同发展的更大优势。”撤乡并镇作为一种更为微观的行政区划调整方式，是促进乡村振兴的重要制度性资源。乡镇行政区划调整推动基层治理体系的革命性重塑，不仅通过做“加减法”实现行政资源的优化配置，而且通过为基层治理体系做“乘法”，为乡村振兴注入新生资源。一方面，使用行政区划调整机制破除行政壁垒、扩大市场范围，提升地区经济竞争和产出效率；另一方面，通过撤乡并镇重构行政建制，减少要素资源过度分割和重复消耗，促进人口、资本和技术等生产要素自由流动，优化生产要素空间配置、生产力布局和经济活动空间组织，实现农业生产规模经济和组织化程度，激发基层发展新活力和助力乡村振兴战略。（2）撤乡并镇助力乡村振兴要催化发展逻辑和治理逻辑及其协同效应。第一，从多个方面增强农业相关产业和经济活动向经济地理空间集中的作用力，重视分工、交易费用和市场范围关系，实现分工水平提高与市场范围扩大之间的正反馈效应；第二，促进整合型结构政府的形成，以及现代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的深刻变革；第三，催化发展逻辑与治理逻辑的协同效应，形成乡村振兴“混动力”机制。（3）撤乡并镇助力乡村振兴要因地制宜。撤乡并镇对不同性质地区乡村振兴实现具有异质性，要杜绝行政区划调整政策“一刀切”，对经济发展条件不同和治理方法不同地区，需要考虑通过共性和个性兼顾的实现路径达成行政区划调整政策红利的有效释放。（以上内容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论文数据公开情况：论文附件已在《中国工业经济》网站http://ciejournal.ajcass.org/公开，清单如下：公开数据Stata文件程序DO文件正文未报告部分如在科研工作中使用了作者提供的数据和程序等附件内容，请务必在研究成果上注明引文和下载附件出处。参考文献引用范例：[1]刘守英，熊雪锋，章永辉，郭贯成.土地制度与中国发展模式[J].中国工业经济.2022,(1):34-53.如果研究中使用了未在杂志纸质版刊发、但在杂志官方网站上正式公开发表的数字内容（包括数据、程序、附录文件），请务必在研究成果正文中注明：数据（及程序等附件）来自刘守英等（2022），详见《中国工业经济》网站（http://ciejournal.ajcass.org/）附件。欢迎订阅2023年《中国工业经济》，邮发代号：82—143。2023年将为广大读者呈现更多高质量的前沿成果。诚邀您一起“畅游”学术殿堂。推文主编：覃毅推文编辑：杨涵淇《中国工业经济》是应用经济学和管理学类综合性权威理论刊物，重点覆盖国民经济、产业经济、工商管理、案例研究等学科领域，专门刊发以重大前沿理论和现实问题为研究对象的前瞻性、引领性、规范性最优秀研究成果。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第一批重点资助期刊，中国社会科学院创新工程首批试点学术期刊；曾荣获第三届国家期刊奖（最高层次奖），中国社会科学院优秀学术期刊特别奖（2020）、第二至四届优秀期刊奖连续3届一等奖，第三届全国百强报刊；为全国中文核心期刊工业经济类第一名（历年），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综合评价AMI权威期刊（2014、2018），连续11年荣获中国最具国际影响力学术期刊（2012—2022）称号，是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管理科学部认定的管理科学A类重要学术期刊（历年），中国工业经济学会核心会刊。阅读全文请访问官方网站：http://ciejournal.ajcass.org/

本文是《中国工业经济》第900篇观点精粹。查阅论文原文和数据等附件，请访问《中国工业经济》网站或登陆中国知网下载。作者：郭凯明，王钰冰单位：中山大学岭南学院原文刊发：《中国工业经济》2022年第12期，原标题为《人工智能技术方向、时间配置结构转型与人类劳动变革远景》。研究背景随着劳动供给已过峰值和人口总量趋于峰值，新发展阶段中国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将面临着劳动和人口结构快速转变的发展环境。当前人工智能和数字技术等新一轮科技革命正在全球深入演进，中国如何顺应科技革命和劳动变革的发展规律，以技术红利释放对冲人口红利收缩，这一问题已变得十分重要。事实上，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劳动供给总量不仅经历了先快速上升后转为下降的转变过程，而且直接影响劳动供给的劳动参与率也呈现持续下降趋势。考虑到人们在市场和家庭之间的时间配置与劳动参与率直接相关，把握时间配置结构的形成机理和发展规律，对研判中国劳动供给和民生福利的演进趋势具有重要意义。20世纪以来人类劳动在市场生产、家庭生产和家庭闲暇之间的时间配置经历了显著的结构转型过程，对劳动参与率随着经济发展呈现的趋势性变化产生了重要影响。不仅市场生产过程技术进步和资本深化推动了时间配置结构转型，而且以家庭内家电、汽车、住房等耐用品渗透普及为主要表现的技术进步和资本深化过程，推动了家庭劳动生产率持续提高，也对时间配置结构转型产生了重要贡献。因此，理解时间配置结构转型动因和趋势，应重视技术革命在市场和家庭同时带来的生产变革的影响。展望未来，具有通用技术特征的人工智能技术不仅普及应用在市场生产环节，而且也推动了家庭耐用品的智能化转型过程，有望打破传统家庭耐用品渗透率接近天花板后家庭生产率的放缓趋势，开启家庭生产技术再次革命。研究发现郭凯明和王钰冰发表在《中国工业经济》2022年第12期上的论文《人工智能技术方向、时间配置结构转型与人类劳动变革远景》研究了人工智能技术进步对时间配置结构转型和劳动供给变革的影响。主要发现如下：（1）人工智能技术推动了劳动变革，时间配置结构转型方向取决于人工智能技术方向、以及市场和家庭生产部门中人工智能与劳动的替代弹性。如果人工智能技术进步更偏向市场生产部门，且市场智能机器设备与劳动的替代弹性较高，那么就会在市场带来更为显著的机器换人，从而降低市场劳动时间比重，家庭劳动时间和闲暇时间比重倾向于上升；如果人工智能技术进步更偏向家庭生产部门，且家庭智能耐用品与劳动的替代弹性较高，那么人工智能技术就会在家庭带来更为显著的机器换人，从而降低家庭劳动时间比重，市场劳动时间和闲暇时间比重倾向于上升。（2）人工智能同时推动的市场生产部门和家庭生产部门的机器换人过程，对性别工资差距将会产生不同的影响。由于男性在市场生产部门和女性在家庭生产部门具有比较优势，市场生产部门机器换人过程降低了男性劳动的相对需求，家庭生产部门机器换人过程提高了女性劳动的相对供给，前者倾向于缩小性别工资差距，后者倾向于扩大性别工资差距。因此，如果技术进步更偏向市场生产部门，性别工资差距就会缩小，如果更偏向家庭生产部门，性别工资差距就会扩大。（3）人口转变和老龄化加深过程伴随着劳动人数下降，将会同时加速市场生产部门和家庭生产部门资本深化过程，对时间配置结构转型的影响方向取决于市场生产部门和家庭生产部门在人工智能的产出弹性及其与劳动的替代弹性上的差别。随着劳动人数下降，如果市场生产部门智能机器设备的产出弹性及其与劳动之间的替代弹性较大，那么就会强化偏向市场的人工智能技术进步的影响；如果家庭部门智能耐用品的产出弹性及其与劳动之间的替代弹性较大，那么就会强化偏向家庭的人工智能技术进步的影响。（4）如果通过自我学习，人工智能技术进步会同时提高智能机器设备和智能耐用品的扩展型技术，那么当市场生产部门智能机器设备的产出弹性及其与劳动的替代弹性相对家庭生产部门智能耐用品较高时，偏向市场生产部门的人工智能技术进步的影响就会被强化，而偏向家庭生产部门的人工智能技术进步的影响就会被弱化。反之，当家庭生产部门智能耐用品的产出弹性及其与劳动的替代弹性相对市场生产部门智能机器设备较高时，偏向家庭生产部门的人工智能技术进步的影响就会被强化，而偏向市场生产部门的人工智能技术进步的影响相应就会被弱化。研究启示（1）应以全面视角和系统观念，审视市场和家庭同时经历的新一轮机器换人过程对时间配置和人类劳动产生的变革性冲击。人工智能技术进步不仅发生在市场生产环节，而且也会开启家庭生产的再次革命。机器换人不仅在市场替代劳动、抑制就业，而且也会在家庭替代劳动、促进就业。在中国快速的人口转变和老龄化加深背景下，把握好人工智能技术变革规律和数字化发展机遇，以稳定劳动参与率为重点健全就业促进机制和促进高质量就业，将是一个重要的政策突破口和着力点。建议政府重视并积极推动家庭生产的智能化转型过程，把更多劳动资源从家庭生产中释放出来，通过持续提高劳动参与率挖掘劳动就业潜力，释放人口二次红利。（2）性别歧视不是形成性别差距的唯一因素，技术进步和结构转型对性别差距变化也起着重要作用。人工智能技术进步可能促使机器换人在市场或家庭呈现不平衡发展趋势，进而改变性别差距的演进路径。家庭生产的机器换人过程扩大了女性劳动相对供给，市场生产的机器换人过程可能也会在部分行业更大比例地缩小女性劳动需求，这都会扩大工资和收入的性别差距。考虑到女性劳动在技术密集型或技能密集型产业中相对男性劳动更有比较优势，建议政府加强政策前瞻性，积极推动市场生产的结构转型升级过程，以高质量产业发展提高女性劳动相对需求，从而吸纳家庭人工智能变革所增加的女性劳动供给，保障女性劳动权益和就业公平。（3）尽管人工智能技术进步带来的机器换人过程可能冲击就业市场，降低就业机会和劳动收入，但应当看到这一过程也会增加家庭收入，提高家庭闲暇时间，最终可能提升社会总体福利水平。增进民生福祉，提高人民生活品质，应坚持系统观念统筹把握市场和家庭的互动关系。只关注劳动者在技术革命中面临的就业冲击难以全面评估其福利水平和生活品质变化，应顺应技术发展规律，积极促进人工智能技术普及应用，推动开启家庭生产的技术革命。建议把时间配置结构变化纳入到民生福利和共同富裕的考量指标中，不仅应关注技术革命对收入分配的结构性影响，而且还应重视不同收入和不同性别人群的福利和闲暇的差异性变化，切实弥合数字和技术鸿沟。（4）不仅在市场生产环节的税费政策和创新政策可以激励企业创新和产业升级，而且针对需求侧家庭的税费政策和消费政策同样可以有力推动人工智能技术发展，促进供给侧产业结构优化升级。这为把实施扩大内需战略同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机结合起来的战略部署提供了一个重要的政策着力点。建议以更加积极的税费政策和消费政策加快消费提质升级，着力提高智能耐用品的消费需求，大力发展智慧家居和智慧社区等新消费场景，形成扩大智能耐用品市场规模的合力。这既有助于直接加强智能耐用品生产的规模效应和研发激励，促进产业升级，提高生产效率；也有助于加速家庭生产过程的机器换人趋势，提高劳动参与率，增加劳动供给。（以上内容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论文数据公开情况：论文附件已在《中国工业经济》网站http://ciejournal.ajcass.org/公开，清单如下：公开数据处理文件程序M文件、MAT文件正文未报告部分如在科研工作中使用了作者提供的数据和程序等附件内容，请务必在研究成果上注明引文和下载附件出处。参考文献引用范例：[1]刘守英，熊雪锋，章永辉，郭贯成.土地制度与中国发展模式[J].中国工业经济.2022,(1):34-53.如果研究中使用了未在杂志纸质版刊发、但在杂志官方网站上正式公开发表的数字内容（包括数据、程序、附录文件），请务必在研究成果正文中注明：数据（及程序等附件）来自刘守英等（2022），详见《中国工业经济》网站（http://ciejournal.ajcass.org/）附件。欢迎订阅2023年《中国工业经济》，邮发代号：82—143。2023年将为广大读者呈现更多高质量的前沿成果。诚邀您一起“畅游”学术殿堂。推文主编：覃毅推文编辑：杨涵淇《中国工业经济》是应用经济学和管理学类综合性权威理论刊物，重点覆盖国民经济、产业经济、工商管理、案例研究等学科领域，专门刊发以重大前沿理论和现实问题为研究对象的前瞻性、引领性、规范性最优秀研究成果。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第一批重点资助期刊，中国社会科学院创新工程首批试点学术期刊；曾荣获第三届国家期刊奖（最高层次奖），中国社会科学院优秀学术期刊特别奖（2020）、第二至四届优秀期刊奖连续3届一等奖，第三届全国百强报刊；为全国中文核心期刊工业经济类第一名（历年），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综合评价AMI权威期刊（2014、2018），连续11年荣获中国最具国际影响力学术期刊（2012—2022）称号，是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管理科学部认定的管理科学A类重要学术期刊（历年），中国工业经济学会核心会刊。阅读全文请访问官方网站：http://ciejournal.ajcass.org/

本文是《中国工业经济》第899篇观点精粹。查阅论文原文和数据等附件，请访问《中国工业经济》网站或登陆中国知网下载。作者：马勇，姚驰单位：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上海对外经贸大学金融管理学院原文刊发：《中国工业经济》2022年第12期，原标题为《外生冲击下双支柱调控框架的稳定效应——理论建模及基于全球样本的实证检验》。研究背景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之后，学术界和政府部门逐渐形成共识，需要制定宏观审慎政策以弥补货币政策在应对系统性金融风险方面的不足，从而防范金融脆弱性累积，维护金融和经济稳定。与此同时，越来越多的文献开始评估宏观审慎政策工具的作用机制和政策效果，研究货币政策和宏观审慎政策在双支柱调控框架下如何发挥作用、是否能够实现政策目标，以及货币政策和宏观审慎政策之间是否有适当的协调。然而，迄今为止，评估双支柱调控框架下货币政策和宏观审慎政策的调控效应面临的一个挑战是，在宏观审慎政策工具被逐渐广泛应用的十多年里，大规模的经济衰退和金融危机并未发生，难以基于现实数据评估双支柱调控框架在应对危机方面的有效性。新冠肺炎疫情为评估双支柱调控框架在应对极端负面冲击时的政策效果提供了一个独特的研究窗口，这一突发且影响广泛的疫情冲击为探讨十多年来逐渐发展的双支柱调控框架在应对经济和金融市场压力剧增时的政策效果提供了机会。各个国家和地区事前的宽松货币政策是否放大了疫情冲击下的金融压力和经济衰退？更多使用宏观审慎工具是否减轻了疫情冲击带来的金融和经济压力？货币政策和宏观审慎政策是否发挥了协同作用？本文从理论模型和实证检验的角度对这些问题做了回答，并且基于疫情冲击这一事件进行检验，不仅弥补了现有文献关于双支柱调控框架在应对危机的有效性方面的研究空白，而且能够为健全双支柱调控框架、维护经济和金融稳定提供一定的理论依据和实践指导。研究发现马勇和姚驰发表在《中国工业经济》2022年第12期的论文《外生冲击下双支柱调控框架的稳定效应——理论建模及基于全球样本的实证检验》研究了事前的货币政策和宏观审慎政策在应对外生冲击时的宏观经济和金融稳定效应。理论分析表明：事前的宽松货币政策放大了外生冲击下银行部门风险上升程度，而宏观审慎政策的收紧则能够增强银行部门的稳健性；同时，货币政策和宏观审慎政策在双支柱调控框架下存在相互作用，表现为宏观审慎政策能够部分抑制宽松货币政策导致的银行过度风险承担，从而减弱由事前宽松货币政策所引起的银行部门风险上升，进而起到对货币政策风险外溢效应的缓冲作用。在经济稳定效应方面，长期的低利率政策会加重经济遭受外生冲击时的产出下降，而逆周期调节的宏观审慎政策则可以通过抑制银行信贷和投资的顺周期性，减轻经济系统所遭受的冲击。此外，宏观审慎监管削弱了货币政策与外生冲击下产出下降之间的负相关关系，而且这一作用在宽松货币政策下更为明显。基于新冠肺炎疫情冲击这一独特的研究窗口，对全球67个国家和地区的实证分析显示：在双支柱调控框架对银行部门风险的影响上，货币政策利率与外生冲击下银行部门风险上升程度显著负相关，表明事前的宽松货币政策放大了银行遭受外生冲击时的风险上升程度；宏观审慎政策与外生冲击下银行部门风险上升程度显著负相关，表明事前收紧的宏观审慎政策能够增强银行面对外生冲击时抵御风险的能力。在双支柱调控框架的经济稳定效应方面，货币政策利率与外生冲击下的经济产出下降幅度显著负相关，表明事前的宽松货币政策会导致经济在面临外生冲击时遭受更大程度的衰退；宏观审慎政策与外生冲击下的经济产出下降幅度也显著负相关，说明事前收紧的宏观审慎政策能够减缓外生冲击导致的产出下降。研究启示本文的研究发现为中国健全货币政策和宏观审慎政策的双支柱调控框架提供了一定的政策启示。从本文的结论可以看出，货币政策和宏观审慎政策在应对外生冲击时的经济和金融稳定效应都得到了经验数据的验证。因此，央行可以通过调整和完善压力测试框架，一方面分析在现有政策下，金融机构在应对外生冲击和极端情景下的抗冲击能力；另一方面也可以根据测试结果来评估政策的有效性，针对性地完善双支柱调控框架，从而发挥双支柱调控在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上的政策效果。不过，本文的分析结果显示，货币政策和宏观审慎政策之间的协调效应目前在一些国家还未得到充分释放，这启发政策当局在后续双支柱调控框架的建设和完善过程中，除完善货币政策和宏观审慎政策各自的政策规则和制度之外，还应充分考虑二者之间的协调合作关系，以更好地发挥政策之间的协调效应。例如，货币政策和宏观审慎政策在制定和实施过程中要加强沟通和协调，重视各自政策的溢出效应，在宏观审慎政策的制定过程中考虑不同工具的运作机制及其对货币传导机制的影响，同时根据经济和金融周期针对性地设计出货币政策和宏观审慎政策的具体组合模式，以更好地发挥双支柱调控框架在跨周期调节方面的综合效应，等等。（以上内容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论文数据公开情况：论文附件已在《中国工业经济》网站http://ciejournal.ajcass.org/公开，清单如下：公开数据Stata文件程序DO文件正文未报告部分如在科研工作中使用了作者提供的数据和程序等附件内容，请务必在研究成果上注明引文和下载附件出处。参考文献引用范例：[1]刘守英，熊雪锋，章永辉，郭贯成.土地制度与中国发展模式[J].中国工业经济.2022,(1):34-53.如果研究中使用了未在杂志纸质版刊发、但在杂志官方网站上正式公开发表的数字内容（包括数据、程序、附录文件），请务必在研究成果正文中注明：数据（及程序等附件）来自刘守英等（2022），详见《中国工业经济》网站（http://ciejournal.ajcass.org/）附件。欢迎订阅2023年《中国工业经济》，邮发代号：82—143。2023年将为广大读者呈现更多高质量的前沿成果。诚邀您一起“畅游”学术殿堂。推文主编：覃毅推文编辑：杨涵淇《中国工业经济》是应用经济学和管理学类综合性权威理论刊物，重点覆盖国民经济、产业经济、工商管理、案例研究等学科领域，专门刊发以重大前沿理论和现实问题为研究对象的前瞻性、引领性、规范性最优秀研究成果。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第一批重点资助期刊，中国社会科学院创新工程首批试点学术期刊；曾荣获第三届国家期刊奖（最高层次奖），中国社会科学院优秀学术期刊特别奖（2020）、第二至四届优秀期刊奖连续3届一等奖，第三届全国百强报刊；为全国中文核心期刊工业经济类第一名（历年），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综合评价AMI权威期刊（2014、2018），连续11年荣获中国最具国际影响力学术期刊（2012—2022）称号，是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管理科学部认定的管理科学A类重要学术期刊（历年），中国工业经济学会核心会刊。阅读全文请访问官方网站：http://ciejournal.ajcass.org/

本文是《中国工业经济》第898篇观点精粹。查阅论文原文和数据等附件，请访问《中国工业经济》网站或登陆中国知网下载。作者：蔡昉，贾朋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力资源研究中心原文刊发：《中国工业经济》2022年第12期，原标题为《中国地区差距类型变化及其政策含义》。研究背景习近平总书记在谈到区域发展问题时强调：“不平衡是普遍的，要在发展中促进相对平衡。”这一辩证思维方法，是我们认识区域发展战略意义、评估实施效果、认识现状和挑战、理解局部发展和全局发展关系，以及部署和实施进一步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各项战略和政策的根本指引。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相继提出并实施了西部大开发战略、中部崛起战略、东北等老工业基地振兴战略等区域均衡战略。与此同时，中国在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加快了对外开放步伐，充分利用了经济全球化的高峰期。研究表明，过去20余年的中国经济增长与区域发展趋于协调是同步发生的。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党中央对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做出重大部署，指出了构建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区域经济布局和国土空间体系所要推进的重大区域战略。根据党的二十大报告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区域协调发展的重要指示精神，本文拟揭示以往区域均衡发展战略的实施效果，在此基础上阐述中国面临的国内外发展环境变化。总体来说，中国经济已经到了这样的发展阶段，传统意义上的生产要素如资本积累不再是经济增长的绝对制约因素。因此，区域发展中出现的新情况和新问题，不仅对区域经济学研究提出了新课题，还紧迫要求研究范式的转换。本文也针对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的实施提出政策建议。研究发现（1）进入21世纪以来，中西部地区的经济增长明显加快，在2001－2021年期间，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的实际增长率都快于东部地区。结果是，中西部地区的经济规模在全国的占比也有所提高。同时，在2011年以来中国经济增长整体减速的情况下，相比而言，中西部地区的经济增长减速也相对温和。很显然，通过对地区经济指标的比较，从一般经济发展概念来说，中西部地区在很大程度上实现了对东部地区的赶超；从实施区域均衡战略的角度，特别是针对中西部地区的发展战略来说，也可以说取得了预期的效果。观察使用省际人均地区生产总值计算的泰尔指数及其变化，进一步验证了以上判断。计算得出的省际人均地区生产总值的泰尔指数，先从1992年的0.145提高到2001年的0.183，随后下降到2011年的0.099，再进一步下降到2021年的0.080。将泰尔指数分解为地区内省际差距和地区间差距发现，地区内省际差距和地区间差距都是降低的；但一个明显的趋势是，地区内省际差距对于总体差距的贡献已经接近甚至超过地区间差距的贡献，表明地区差距的类型出现了明显变化。（2）在经济发展的较低阶段上，一个国家内部的地区差距，更主要地表现为一种二元划分式的关系，即每个地区分别存在于丰裕与匮乏、富裕与贫穷、发达与不发达，或者具备发展能力与发展能力不足的二元反差之中。这种类型的地区差别，就其发生的原因来说，通常具有很强的确定性和显而易见的特点。也就是说，既然某些特征相似的地区不具备必要的发展条件，譬如说极低的积累率导致资本的不足，持续地处于二元格局中落后的一极，既是不可避免的，亦可能顽固地陷于落后的恶性循环之中。与此形成鲜明反差的则是，那些具备必要的发展条件的地区，总是可以得天独厚地处于发展水平二元划分中的另一级，并且在良性循环中得以保持这种地位。（3）一旦国家整体进入更高的发展阶段，二元经济结构特征明显减弱，现代经济增长成分居于主导的地位，这种二元划分框架越来越不适宜用来分析区域经济发展现象。由于生产要素的禀赋、积累、流动、配置和重新配置，都不再存在根本性的障碍，原来的贫穷地区或不发达地区，也就不再注定缺乏必要的发展条件。这时，地区差距仍然会存在，甚至可以说，地区差距是经济发展的常态现象，但是，这种差距不再具有非黑即白式的二元对立特点，而是表现出明显的多元化和多样化特征，落后地区仍然存在，但在区域分布上呈现更加随机的模式。也就是说，随着经济发展阶段发生某种程度的变化，影响地区差距的因素也将发生相应的变化。相应地，传统二元划分法的信息基础就不够充分了，理论对现实的解释力终归会陷入捉襟见肘的窘境。这时，区域经济发展问题的研究范式也面临着转换的挑战，即朝着更加关注多元化因素、更加具备多视角，以及更加统一的分析框架方向演变。研究启示准确理解党的二十大报告对区域协调发展的最新战略部署，认识区域协调发展战略思路的内在逻辑，把握国土空间体系的顶层设计和全面布局，我们可以从如下几个方面入手推动政策的转变。首先，从补要素短板为取向的倾斜性扶助战略，转向实施综合提升发展能力的全面战略。旨在以大规模投资拉动的地区发展战略，本质上都是冀图以不平衡的政策，推动形成平衡发展的格局。地区差距的缩小，通常就是要经历从二元划分的整体不平衡，到多元化的局部不平衡的稀释过程，最终达到相对平衡的动态目标。这时，战略的制定和实施相应转向以相对平衡为直接取向。其次，从政府主导各种投资和建设项目的政策取向，转向政府着眼于营造良好的营商环境，构建要素充分流动和有效配置的体制机制，促进全国统一市场的形成。在地区差距具有二元划分特征的情况下，相对落后的地区迫切需要获得稀缺资源，政府通常着眼于填平要素禀赋缺口，重在硬件建设。一旦这种资源或要素的持续性稀缺特征消失，“一把钥匙开千把锁”的思路也就不再奏效。政府需要转向制度建设，营造激励相容的格局。这样，相对落后的地区或者因各种原因一时陷入困境的地区，处于一种能力建设阶段，以便有足够的能力，以最大的可能性，找到、创造并抓住任何逆袭机会。再次，从实施基于宏观层面大板块划分的区域均衡发展战略，转向进行更加精细的区位界定，更加面向地方特殊难点和比较优势，部署更具体有效的政策举措。随着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的整体性、多元化、丰富性、立体感的增强，中国解决地区差距的新战略已经处在这样的演进过程中。最后，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在所有地区的均等覆盖，实现地区发展水平与社会保障和其他基本公共品的可得性脱钩，保障全体居民基本生活质量同步提高。区域发展从各种从平衡到不平衡、再到新的平衡的调整，作为发展方式和增长模式的新旧转换过程，都具有创造性破坏的性质。没有这个优胜劣汰机制，就无法实现地区发展的凤凰涅槃。然而，一方面，地区差距造成生产要素特别是人口和劳动力的流失，也会伤害地区的长期可持续增长能力，妨碍其回到正常发展轨道；另一方面，作为生产要素载体的劳动力和人口，任何时候都应该受到社会保护，获得均等的基本公共服务，享有社会必要的生活水平。（以上内容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如在科研工作中使用了作者提供的数据和程序等附件内容，请务必在研究成果上注明引文和下载附件出处。参考文献引用范例：[1]刘守英，熊雪锋，章永辉，郭贯成.土地制度与中国发展模式[J].中国工业经济.2022,(1):34-53.如果研究中使用了未在杂志纸质版刊发、但在杂志官方网站上正式公开发表的数字内容（包括数据、程序、附录文件），请务必在研究成果正文中注明：数据（及程序等附件）来自刘守英等（2022），详见《中国工业经济》网站（http://ciejournal.ajcass.org/）附件。欢迎订阅2023年《中国工业经济》，邮发代号：82—143。2023年将为广大读者呈现更多高质量的前沿成果。诚邀您一起“畅游”学术殿堂。推文主编：覃毅推文编辑：杨涵淇《中国工业经济》是应用经济学和管理学类综合性权威理论刊物，重点覆盖国民经济、产业经济、工商管理、案例研究等学科领域，专门刊发以重大前沿理论和现实问题为研究对象的前瞻性、引领性、规范性最优秀研究成果。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第一批重点资助期刊，中国社会科学院创新工程首批试点学术期刊；曾荣获第三届国家期刊奖（最高层次奖），中国社会科学院优秀学术期刊特别奖（2020）、第二至四届优秀期刊奖连续3届一等奖，第三届全国百强报刊；为全国中文核心期刊工业经济类第一名（历年），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综合评价AMI权威期刊（2014、2018），连续11年荣获中国最具国际影响力学术期刊（2012—2022）称号，是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管理科学部认定的管理科学A类重要学术期刊（历年），中国工业经济学会核心会刊。阅读全文请访问官方网站：http://ciejournal.ajcass.org/

推文主编：覃毅推文编辑：杨涵淇目录CONTENTS【专题】中国地区差距类型变化及其政策含义蔡昉，贾朋【国民经济】外生冲击下双支柱调控框架的稳定效应——理论建模及基于全球样本的实证检验马勇，姚驰人工智能技术方向、时间配置结构转型与人类劳动变革远景郭凯明，王钰冰撤乡并镇与乡村振兴：发展和治理的逻辑解释赖德胜，张振，卜涛，唐代盛【产业经济】制造业增长中的结构变迁与效率演变——对“去工业化”问题的再探讨江飞涛，雷泽坤，张钟文绿色产业政策能与资本市场有效“联动”吗——来自绿色工厂评定的证据陈艳莹，于千惠，刘经珂国内大循环的障碍：区域市场分割的效率损失余泳泽，胡山，杨飞【工商管理】环境权益交易市场与企业绿色专利再配置袁礼，周正客户公司数字化转型的供应链扩散机制研究李云鹤，蓝齐芳，吴文锋社会距离视角下集体心理所有权对团队突破性创造力的影响研究刘智强，卫利华，周空，廖书迪2022《中国工业经济》总目录本刊编辑部全文和数据附件已上线杂志网站，原文即将上线中国知网，欢迎访问阅读。摘要ABSTRACT中国地区差距类型变化及其政策含义蔡昉，贾朋[摘要]21世纪以来实施的区域发展总体战略取得了明显的成效，也对这一时期中国经济发展做出了贡献。计算和分解省际人均地区生产总值的泰尔指数表明，虽然地区发展差距仍然存在，但是其类型和特征与以往大不相同，正在发生着从具有发达与不发达二元反差的差距类型，到整体上更高发展水平上的多样化表现的变化。同时，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相应形成新的格局，政策重点也朝着多样化方向拓展。因应这一新格局，区域经济研究范式面临着从二分法到多元化的转换。与地区差距类型变化和研究范式转换相适应，在实施区域协调总体战略的过程中，应着力于实现向综合提升地区发展能力、营造良好营商环境、更加精细的区位界定，以及地区间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等政策取向转变。[关键词]区域协调发展；泰尔指数；地区差距类型；范式转换外生冲击下双支柱调控框架的稳定效应——理论建模及基于全球样本的实证检验马勇，姚驰[摘要]本文研究事前的货币政策和宏观审慎政策在应对外生冲击时的宏观经济金融稳定效应。理论分析表明：事前的宽松货币政策放大了外生冲击下银行部门的风险上升程度，而宏观审慎政策的收紧则能够增强银行部门的稳健性；同时，货币政策和宏观审慎政策在双支柱调控框架下存在相互作用，表现为宏观审慎政策能够部分抑制宽松货币政策导致的银行过度风险承担，由此减弱由事前宽松货币政策所引起的银行部门风险上升，进而起到对货币政策风险外溢效应的缓冲作用。在经济稳定效应方面，长期的低利率政策会加重经济遭受外生冲击时的产出下降，而逆周期调节的宏观审慎政策则可以通过抑制银行信贷和投资的顺周期性，减轻经济系统所遭受的冲击。此外，宏观审慎监管削弱了货币政策与外生冲击下产出下降之间的负相关关系，而且这一作用在宽松货币政策下更为明显。基于新冠肺炎疫情冲击这一独特的研究窗口，实证分析显示：事前宽松的货币政策确实放大了外生冲击下银行部门风险的上升程度和经济产出的下降幅度，而事前收紧的宏观审慎政策则增强了银行部门在面对外生冲击时抵御风险的能力，从而减缓了外生冲击所导致的产出下降。[关键词]双支柱调控框架；货币政策；宏观审慎政策；稳定效应人工智能技术方向、时间配置结构转型与人类劳动变革远景郭凯明，王钰冰[摘要]20世纪以来，人类劳动在市场生产、家庭生产和家庭闲暇之间的时间配置经历了显著的结构转型过程，是影响劳动参与率和劳动供给演进的重要因素。作为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战略性技术，人工智能技术革命不仅发生在市场生产环节，而且会深刻改变家庭生产的资本深化和技术进步过程。本文从这一新的视角出发，通过构建一个包含市场生产、家庭生产和家庭闲暇的多部门动态一般均衡模型，研究了人工智能技术进步对时间配置结构转型的影响。本文发现，人工智能是偏向市场生产还是偏向家庭生产，这一技术方向及其与市场劳动或家庭劳动的替代弹性决定了时间配置结构转型方向和劳动供给演化趋势，而劳动人口下降会同时强化人工智能对市场和家庭的影响。由于男性劳动在市场生产、女性劳动在家庭生产具有比较优势，市场机器换人降低了男性劳动相对需求，家庭机器换人提高了女性劳动相对供给，对性别工资差距产生了差异化影响。本文拓展了新一轮科技革命背景下资本与劳动、生产与生活的互动关系的研究视角，为准确把握中国劳动供给、时间配置和经济结构的发展转型趋势提出了新的理论机制，也为中国释放技术革命红利、挖掘就业潜力和提高人民生活品质提供了政策参考。[关键词]人工智能；劳动供给；时间配置；结构转型；性别差距撤乡并镇与乡村振兴：发展和治理的逻辑解释赖德胜，张振，卜涛，唐代盛[摘要]乡镇行政区划调整通过配置微观行政资源，对乡村振兴战略全面推进发挥重要作用。本文以2018年四川省行政建制体系结构化改革为一项准自然实验，利用2012—2020年四川省169个县级面板数据，采用交错DID方法，分析撤乡并镇对乡村振兴的政策效果。研究发现：撤乡并镇对乡村振兴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且通过了一系列稳健性检验；撤乡并镇通过行政区划调整的发展逻辑和治理逻辑两重作用机制促进乡村振兴，然而短期内这两种作用机制表现为竞争关系，协同效应尚未显现；撤乡并镇在不同经济发展基础和不同治理方法地区的政策效果具有异质性，在经济基础较弱地区政策红利释放更为明显。理论上，本文将乡村振兴置于行政区划调整的逻辑框架之中，论证微观的乡镇行政区划调整对乡村振兴的外部性；实践上，本文的研究结论提供了有益的政策启示：乡村振兴要用好行政区划调整的资源配置效应，催化发展逻辑和治理逻辑协同效应，形成中国乡村振兴战略的“混动力”机制。[关键词]撤乡并镇；发展逻辑；治理逻辑；乡村振兴制造业增长中的结构变迁与效率演变——对“去工业化”问题的再探讨江飞涛，雷泽坤，张钟文[摘要]已有文献较少从结构变迁与效率演进的视角探讨现阶段中国“去工业化”问题的特征及其背后的根本原因，本文力图弥补这一研究中的不足。基于改进的总生产可能性边界（APPF）核算框架，放松了行业间产出价格变动同质性假定，同时充分考虑行业间的Verdoorn效应，本文深入研究了1985—2015年中国制造业增长中的结构变迁和效率演进。研究表明，2008—2015年，制造业TFP年均增长率大幅降至0.21%，其中，高技术制造业TFP年均增长率大幅下降，中、低技术产业TFP则呈现负增长态势，高技术制造业名义增加值占比提升有限且资本投入占比呈现明显下降趋势，制造业内部结构变动拉低了TFP增长率。这意味着，制造业内部行业内升级、行业间升级的缓慢与行业间资源再配置效率的恶化，带来了制造业内生增长动力的迅速减弱。进一步研究表明，2007年以来的“去工业化”过程是制造业效率与内生增长动力恶化的结果，更接近于“过早去工业化”特征。2008—2015年，服务业TFP呈现显著恶化态势，TFP显著提升的少数行业占比提升不明显，甚至反而有所下降，因此，中国的“去工业化”过程不太可能是服务业效率提升的结果，这也在一定程度上佐证了中国的“去工业化”过程更接近于“过早去工业化”。为防止进一步“过早”或者“过快”去工业化，应将重点放在促进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持续性改进方面，片面强调制造业或者服务业重要性的政策并不可取。[关键词]结构变迁；效率演变；去工业化；全要素生产率绿色产业政策能与资本市场有效“联动”吗——来自绿色工厂评定的证据陈艳莹，于千惠，刘经珂[摘要]绿色产业政策能够得到资本市场的联动响应是其政策有效性的重要体现。本文以2016年工业和信息化部出台的绿色工厂评定政策为研究对象，基于2017—2020年上市企业数据，系统检验这一绿色产业政策的股价效应及其内在机制。研究发现：获评绿色工厂显著提升了企业股价，说明中国资本市场以往对企业绿色信号多呈消极反应的状况已发生转变，资本市场能够与绿色产业政策形成有效联动，共同促进传统制造业绿色转型。异质性分析表明，获评绿色工厂对小企业的股价提升作用更强，对高污染行业企业的股价提升作用弱于清洁行业中的企业。机制分析显示，股价上涨主要源于投资者对企业获评后所能得到的现金补贴、政企关系改善等政府收益的高预期，并非源自投资者的绿色偏好和对企业产品销售增长、融资能力提升等市场收益的高预期。进一步检验发现，绿色工厂评定显著降低了获评企业竞争对手的股价，有助于倒逼未获评企业绿色转型。本文为判断绿色信号在中国资本市场上的有效性提供可靠证据，从资本市场反应这一新的视角为政府评估和改进绿色产业政策的作用效果提供了可供参考的思路。[关键词]绿色产业政策；投资者绿色偏好；政府收益；市场收益；事件研究法国内大循环的障碍：区域市场分割的效率损失余泳泽，胡山，杨飞[摘要]市场分割阻碍了要素市场化配置，不利于充分发挥国内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和内需潜力。本文构建了市场分割影响生产率的理论模型，采用相对价格法测算了城市层面的市场分割水平，从城市和企业两个维度实证考察了区域市场分割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及内在机制。研究发现：区域市场分割显著降低了城市整体和微观企业全要素生产率，且这一作用主要通过阻碍产业转型升级、技术创新和增加交易成本三个传导渠道实现；市场分割的“互斥效应”能够弱化全要素生产率的空间外溢性，降低周边城市的全要素生产率；区域市场分割对北方地区、国有企业以及大型企业生产率的抑制作用更大；互联网发展有助于弱化市场分割对全要素生产率的负面影响。研究结论表明，逐渐破除市场分割，促进要素自由流动，是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路径，对畅通国内大循环、促进国内国际双循环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关键词]国内大循环；区域市场分割；全要素生产率；互斥效应环境权益交易市场与企业绿色专利再配置袁礼，周正[摘要]通过技术交易实现绿色专利在企业间的合理配置，有利于推进碳达峰、碳中和目标的实现。环境权益交易市场能够利用市场机制释放能源要素价格信号，但其在引导绿色专利再配置时发挥的根本性作用尚未得到重视。本文以排污权交易政策试点作为环境权益交易市场的自然实验，结合1998—2013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与专利数据库，采用多期双重差分法，考察环境权益交易市场能否激励异质性企业的绿色专利再配置。研究发现：排污权交易政策能够增加绿色创新企业转让、许可的绿色专利数量，强化其作为绿色专利“生产者”的地位，增加混合创新企业受让和被许可的绿色专利数量，以及非绿色创新企业被许可的绿色专利数量，使两类企业成为绿色专利的“消费者”，从而激励异质性企业的绿色专利再配置。在进行异质性效应处理等稳健性检验、结合两阶段最小二乘法和工具变量外生性检验、缓解试点选择的内生性问题后，结论仍然成立。本文还发现，排污权交易政策诱致的绿色专利再配置效应能最终实现污染减排，且这一再配置效应在技术交易市场发展更完善和知识产权保护强度更高的地区更加显著。本文研究为完善以碳市场为主的环境权益交易市场和构建市场导向的绿色技术创新体系提供了政策启示。[关键词]排污权交易政策；绿色技术创新；专利交易；再配置客户公司数字化转型的供应链扩散机制研究李云鹤，蓝齐芳，吴文锋[摘要]推动企业数字化转型是落实数字中国战略、支撑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举措，但企业在数字化转型中往往陷入自身资源与能力不足的困境，而客户公司数字化转型资源扩散能否助力企业走出这一困境，值得深入探究。本文从供应链扩散视角出发，以中国A股上市公司供应链关系数据为研究对象，考察客户公司数字化转型对上游公司数字化转型的影响。研究发现：客户公司数字化转型能够沿供应链扩散并显著驱动上游公司数字化转型；客户公司数字化转型的供应链扩散效果在上游公司融资约束较低、高素质技术人才占比较高及供应链公司间“数字鸿沟”较小等条件下更显著。机制研究发现，供应链公司间治理联结与企业学习是客户公司数字化转型向供应链上游公司扩散的重要机制。进一步研究发现，客户公司数字化转型沿供应链扩散还将推动上游公司生产率提升。研究结果表明，客户公司数字化转型沿供应链扩散是促进上游公司数字化转型的重要动力，上游公司的财务、人力及数字化水平等是影响扩散效果的重要因素。加强客户公司与上游公司之间的治理联结及促进企业学习，有助于上游公司利用客户公司数字化转型资源，提升转型能力，从而驱动客户公司数字化转型向上游公司扩散。[关键词]数字化转型；客户公司；供应链扩散；公司治理；企业学习社会距离视角下集体心理所有权对团队突破性创造力的影响研究刘智强，卫利华，周空，廖书迪[摘要]突破性创新是提升企业竞争力的关键要素。由于突破性创新的首要条件是产生团队突破性创造力，因此探究团队突破性创造力的驱动因素尤为关键。本文基于社会距离理论，构建了一个集体心理所有权影响团队突破性创造力的理论模型。通过检验集体心理所有权作用于团队突破性创造力的内部机制，本文不仅厘清了团队突破性创造力的驱动和抑制因素，还探索了组织如何进行目标干预以提升团队突破性创造力的路径。研究发现，在团队内部集体心理所有权会促进社会互动，但在团队外部则会因为领地行为而减弱团队间网络联结。路径分析发现，集体心理所有权同时通过团队内社会互动促进团队突破性创造力，以及通过团队间领地行为和网络联结抑制团队突破性创造力。此外，组织目标清晰度会通过减少团队间领地行为和增强外部联结，积极影响团队突破性创造力。本文结合团队内外两种视角，拓展了集体心理所有权研究，揭示了集体心理所有权对团队突破性创造力的“双刃剑”效应。同时，本文还证实了组织目标清晰度对团队间领地行为的抑制效应，为组织推动集体心理所有权发挥正向作用提供决策依据。[关键词]集体心理所有权；组织目标清晰度；团队突破性创造力；社会距离欢迎订阅2023年《中国工业经济》，邮发代号：82—143。2023年将为广大读者呈现更多高质量的前沿成果。诚邀您一起“畅游”学术殿堂。《中国工业经济》是应用经济学和管理学类综合性权威理论刊物，重点覆盖国民经济、产业经济、工商管理、案例研究等学科领域，专门刊发以重大前沿理论和现实问题为研究对象的前瞻性、引领性、规范性最优秀研究成果。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第一批重点资助期刊，中国社会科学院创新工程首批试点学术期刊；曾荣获第三届国家期刊奖（最高层次奖），中国社会科学院优秀学术期刊特别奖（2020）、第二至四届优秀期刊奖连续3届一等奖，第三届全国百强报刊；为全国中文核心期刊工业经济类第一名（历年），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综合评价AMI权威期刊（2014、2018），连续11年荣获中国最具国际影响力学术期刊（2012—2022）称号，是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管理科学部认定的管理科学A类重要学术期刊（历年），中国工业经济学会核心会刊。阅读全文请访问官方网站：http://ciejournal.ajcass.org

本文是《中国工业经济》第897篇观点精粹。查阅论文原文和数据等附件，请访问《中国工业经济》网站或登陆中国知网下载。作者：曹虹剑，张帅，欧阳峣，李科单位：湖南师范大学商学院，山东大学经济学院，湖南师范大学大国经济研究中心，湖南师范大学湖南省“双碳”研究院原文刊发：《中国工业经济》2022年第11期，原标题为《创新政策与“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创新质量》。研究背景“专精特新”中小企业是指工业部门中具有“专业化、精细化、特色化、新颖化”特征，创新能力强、竞争优势突出的中小企业。在高质量发展背景下，提升“专精特新”中小企业的创新质量具有重要意义。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实施产业基础再造工程和重大技术装备攻关工程，支持专精特新企业发展，推动制造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这标志着发展“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已经成为党中央重点关注的议题。截至

本文是《中国工业经济》第896篇观点精粹。查阅论文原文和数据等附件，请访问《中国工业经济》网站或登陆中国知网下载。作者：宋晓晨，毛基业单位：中国人民大学商学院原文刊发：《中国工业经济》2022年第11期，原标题为《基于区块链的组织间信任构建过程研究——以数字供应链金融模式为例》。研究背景近年来，区块链技术作为信任基础设施、推动中国数字经济的作用愈发受到关注。2020年4月20日，国家发改委召开在线新闻发布会，首次将区块链纳入新型基础设施的范围。2021年3月12日，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中，区块链成为了数字经济七大重点产业之一。2022年7月，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发布《区块链基础设施研究报告》，认为狭义的区块链基础设施指“由遵循预定义共识机制的若干节点构成的分布式信任平台”，并强调“通过区块链技术设施的建设，为网络构建信任底座”，可以弥补当前互联网体系架构设计缺乏安全可信要素的缺点。这说明数字经济时代下，区块链作为新基建中“构建信任的基石/机器”的作用不容忽视，且应得到系统性研究。然而，已有研究尚未对基于区块链的组织间信任构建过程进行深度探索。一方面，现有研究简单地把区块链促进信任构建的原因归于其某单一技术特征，未能全面且具体地分析该技术作为“构建信任的基石/机器”的作用机制。另一方面，有学者提出区块链能够“弱化”在线平台在组织间信任构建过程中的中介作用，避免潜在的系统故障、单方面欺诈或失误等问题；也有学者认为在线平台通过提供稳定的制度环境，保障了区块链在信任构建中的积极作用；但区块链与在线平台间的有效结合方式并未得到有效讨论。此外，已有文献并未充分讨论除交易不确定性以外的其他组织间信任阻碍因素，比如相关法律规定、传统商业模式的功能性障碍等。因此，本文试图解答“在线交易情境下，区块链如何促进组织间信任构建？”这一重要研究议题。研究发现宋晓晨和毛基业发表在《中国工业经济》2022年第11期的论文《基于区块链的组织间信任构建过程研究——以数字供应链金融模式为例》将区块链与供应链金融基于天然适配性相结合的产物——数字供应链金融作为研究情境；其中，银行等金融机构对多级供应商或经销商的信任是这些中小微企业获得资金、供应链金融顺利实施的关键。文章选择两个数字供应链金融模式进行案例分析，从声誉和制度两个研究视角，全面剖析组织间信任构建过程中区块链的具体促进机制，以及该技术与在线平台的有效结合方式，得到了基于区块链的组织间信任构建过程模型，并识别出“再中介信任”这一新现象。主要研究发现如下：（1）在信任初始阶段，作为信任方的银行等金融机构主要面临源于被信任方身份和关系的不确定性、相关硬性规定、传统模式审核障碍等主体摩擦。为缓解该摩擦，在线平台推出了身份规范机制和关系规范机制两方面制度机制，主要包括逐级邀请入驻平台、KYC（即充分了解你的客户）结合CA数字证书的实名认证手段、企业间基于供应链业务关系相关联等形式；而区块链也通过声誉主体区分机制、身份唯一机制和关系链接机制发挥作用，涉及基于声誉的节点类型区分、唯一区块链地址标识身份、各级企业间基于真实贸易关系相链接等方面。其中，以中小微企业为主的融资方必须通过平台的邀请机制和身份真实性认证之后，才能进入区块链网络，生成链上身份并与其他参与方相连。因此，银行等金融机构能够认可融资企业的身份和关系，实现对被信任方的主体信任。（2）在信任发展阶段，银行等金融机构主要面临基于被信任方业务的不确定性、业务管理的硬性要求、传统模式管理业务的功能性障碍等业务摩擦。为了减少该摩擦，在线平台通过担保常态机制、凭证服务延伸机制、在线合同统一机制来保障面向被信任方的业务服务的正常有序进行；而区块链进一步通过高声誉的验证节点共同“投票”验证低声誉主体相关业务数据的方式助力被信任方实现声誉积累，并采用隐私保护解决方案使得主体声誉表达可控。其中，在线平台的制度机制使得有价值的关键数据准确入链，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区块链计算和存储冗余；而区块链基于分布式存储和可追溯性实现对在线平台各业务环节所涉及数据的固化和多级穿透，有效避免中心化系统可能带来的业务数据篡改或造假等问题。因此，银行等金融机构进一步建立了对中小微企业的业务信任。（3）在信任维持阶段，银行等金融机构还面临基于被信任方后期履约流程的不确定性、相关硬性规定、以及难以保障履约流程顺利执行的功能性障碍等流程摩擦。为化解该摩擦，在线平台通过还款流程追踪机制来实时追踪和监控履约流程和凭证状态，实现流程捕捉；而区块链保障了还款流程按照约定日期和路径执行的确定性，且收益按约分配给各利益相关方。其中，区块链的智能合约技术使得平台涉及的清分、结算、过程监控等环节能够自动化执行，有效避免人为因素带来的资金挪用、操作失误等风险。因此，银行等金融机构顺利接收回款，从而形成对融资企业的流程信任，双方合作得以持续。研究启示（1）在进行区块链相关模式设计时，必须明晰区块链的边界，充分结合其与在线平台的优势、相互取长补短。一方面，区块链具有不可篡改、公开透明、可追溯、去人工执行等技术特性，能在很大程度上解决中介平台上用户身份和关系可被冒用或伪造、业务数据不透明且易被篡改、关键流程可被人为操纵的问题。另一方面，在线平台通过用户友好、规范化、标准化的设计，可很好解决区块链存在的认知和操作门槛较高、数据冗余度过高等问题。因此，模式设计者应充分考虑区块链和在线平台的优缺点，使两者基于各自特征实现有效结合，从而最大程度地化解在线交易过程中诸多风险。（2）在制定区块链应用政策或进行相关实践时，应明确区块链特别适合金融、产品溯源、公益慈善、司法举证等需要高度信任的场景。区块链的加入可降低各参与方对第三方中介的依赖，助力组织间信任的构建，促进在线交易方间的协同合作。政府和相关部门须重视区块链在数字经济时代下新型信任体系建设中的重要作用，加快区块链基础设施与不同场景深度融合，引导基于区块链的声誉系统在不同行业的科学应用，鼓励各参与方重视自身声誉的积累和维护，让“良币驱逐劣币”，推动营商环境优化和良性发展。企业和个人在实践过程中，要针对各种应用场景的具体特征，将区块链技术深度嵌入业务流程，夯实商业模式创新和产业发展的信任基础，构建高效率低成本的价值流通网络。（3）在探索解决中小微企业融资难题的方案时，应将区块链作为重要驱动力，与在线供应链金融平台实现有效结合，贯穿整个业务服务流程，缓解交易过程中各类摩擦等风险，从而推动银行对中小微企业信任的逐步构建。基于此，供应链金融参与方之间建立起长期稳定积极的合作关系，可有效解决中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助力供应链金融的高质量发展。（以上内容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论文数据公开情况：论文附件已在《中国工业经济》网站http://ciejournal.ajcass.org/公开，清单如下：公开正文未报告部分如在科研工作中使用了作者提供的数据和程序等附件内容，请务必在研究成果上注明引文和下载附件出处。参考文献引用范例：[1]刘守英，熊雪锋，章永辉，郭贯成.土地制度与中国发展模式[J].中国工业经济.2022,(1):34-53.如果研究中使用了未在杂志纸质版刊发、但在杂志官方网站上正式公开发表的数字内容（包括数据、程序、附录文件），请务必在研究成果正文中注明：数据（及程序等附件）来自刘守英等（2022），详见《中国工业经济》网站（http://ciejournal.ajcass.org/）附件。欢迎订阅2023年《中国工业经济》，邮发代号：82—143。2023年将为广大读者呈现更多高质量的前沿成果。诚邀您一起“畅游”学术殿堂。推文主编：覃毅推文编辑：杨涵淇《中国工业经济》是应用经济学和管理学类综合性权威理论刊物，重点覆盖国民经济、产业经济、工商管理、案例研究等学科领域，专门刊发以重大前沿理论和现实问题为研究对象的前瞻性、引领性、规范性最优秀研究成果。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第一批重点资助期刊，中国社会科学院创新工程首批试点学术期刊；曾荣获第三届国家期刊奖（最高层次奖），中国社会科学院优秀学术期刊特别奖（2020）、第二至四届优秀期刊奖连续3届一等奖，第三届全国百强报刊；为全国中文核心期刊工业经济类第一名（历年），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综合评价AMI权威期刊（2014、2018），连续11年荣获中国最具国际影响力学术期刊（2012—2022）称号，是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管理科学部认定的管理科学A类重要学术期刊（历年），中国工业经济学会核心会刊。阅读全文请访问官方网站：http://ciejournal.ajcass.org/

本文是《中国工业经济》第895篇观点精粹。查阅论文原文和数据等附件，请访问《中国工业经济》网站或登陆中国知网下载。作者：宫晓云，权小锋，刘希鹏单位：苏州大学商学院，上海财经大学信息管理与工程学院原文刊发：《中国工业经济》2022年第11期，原标题为《供应链透明度与公司避税》。研究背景供应链是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抓手。其中，供应链透明度，即企业所处供应链上下游的信息环境，体现市场对供应链信息的了解程度，无论是对于理解微观企业经营决策，还是提升企业质量都尤为值得关注。然而，在资本市场以信息披露为核心的大趋势下，上市公司披露的供应链信息详细程度却逐年下滑。大量公司常以各种理由不披露主要供应商和客户名称或仅使用没有任何信息含量的符号代替，对供应链上下游企业的相关情况更是讳莫如深。供应链信息透明度低下是否掩盖了公司管理层的机会主义行为？比如公司避税。本文关注的核心问题是，供应链透明度能否发挥治理作用从而抑制企业避税行为？如果可以，那么存在何种作用路径，以及因何种边界条件而存在差异影响？选择避税这一视角的原因在于：首先，纳税决策是企业十分重要的财务行为，不仅关乎股东价值，还影响到公共财政。其次，已有研究讨论了公司信息环境，公司治理，经济环境和制度环境等对公司避税的影响。然而，公司避税往往需要其交易对象的配合，因此涉及供应链上下游企业。研究发现宫晓云、权小锋和刘希鹏发表在《中国工业经济》2022年第11期的论文《供应链透明度与公司避税》，基于年度报告中供应商和客户的情况，从披露名称的数量、披露名称的业务占比以及披露的文本特征等多个维度构建企业层面的供应链透明度指标，考察了供应链透明度对公司避税的影响。为保证研究结论的稳健性，本文使用多种控制内生性的方法，包括基于信息披露监管政策构造双重差分模型、使用变动模型、样本匹配、使用工具变量以及Heckman两阶段模型等。研究发现：（1）供应链透明度越高，公司避税程度越低，表明供应链透明度对公司避税具有约束效应；（2）供应链透明度较高的公司具有更少的利润跨期转移和异常关联交易；（3）处于价值链上游的行业、市场势力较高的公司、外部治理较弱的公司以及在税收征管强度较低的地区，供应链透明度的治理作用更强；（4）相比于客户，供应商的透明度对避税的作用更大。研究启示（1）本文结果表明，公司可以通过供应链上下游企业进行利润跨期转移和异常关联交易从事避税行为。可见，为防范公司的信息隐匿或信息操纵导致的避税等机会主义行为，证券监管部门可以考虑在原有信息披露规定的基础上，进一步要求公司披露主要供应商和客户等与其存在较大经济关联主体的信息，以增强公司交易内容的信息透明度。特别地，本文发现，供应商的信息透明度作用更大，而在现实中，供应商的信息披露程度却远低于客户，因此尤为值得重视。（2）在上市公司供应链信息披露尚缺乏规范性、透明性的情况下，较低的供应链透明度会改变部分企业的成本收益权衡，在进行税收筹划的过程中进行暗箱操作，尤其是处于价值链上游的行业以及拥有较大市场势力的企业，在一定程度上破坏了税收的公平性。税务部门可以关注重点行业、企业，并进一步加强与证券市场中的审计等部门的合作以及信息共享，从而提高税收征管效率，创造更加公平的税收环境。（3）文本信息是外部投资者了解企业真实经营状况和财务信息的有效补充，具有一定的价值发现功能。因此，建议广大利益相关者在进行投资决策时关注上市公司的文本内容，特别是与公司有密切利益关联的供应商和客户等供应链信息，以尽最大可能减少信息不对称而导致的决策失误。（4）对于企业而言，尽管避税行为是十分隐蔽的，但在有效的市场中，外部人仍然可以通过供应链披露情况等其他渠道的增量信息加以识别。因此，企业应该权衡长期与短期的避税成本与收益，减少机会主义行为，通过在财务报告中增加更多的自愿性披露内容，以期向市场传递更加积极、正面的信号，从而建立起良好的声誉，助力企业长期的高质量发展。（以上内容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论文数据公开情况：论文附件已在《中国工业经济》网站http://ciejournal.ajcass.org/公开，清单如下：公开数据Stata文件程序DO文件正文未报告部分如在科研工作中使用了作者提供的数据和程序等附件内容，请务必在研究成果上注明引文和下载附件出处。参考文献引用范例：[1]刘守英，熊雪锋，章永辉，郭贯成.土地制度与中国发展模式[J].中国工业经济.2022,(1):34-53.如果研究中使用了未在杂志纸质版刊发、但在杂志官方网站上正式公开发表的数字内容（包括数据、程序、附录文件），请务必在研究成果正文中注明：数据（及程序等附件）来自刘守英等（2022），详见《中国工业经济》网站（http://ciejournal.ajcass.org/）附件。欢迎订阅2023年《中国工业经济》，邮发代号：82—143。2023年将为广大读者呈现更多高质量的前沿成果。诚邀您一起“畅游”学术殿堂。推文主编：覃毅推文编辑：杨涵淇《中国工业经济》是应用经济学和管理学类综合性权威理论刊物，重点覆盖国民经济、产业经济、工商管理、案例研究等学科领域，专门刊发以重大前沿理论和现实问题为研究对象的前瞻性、引领性、规范性最优秀研究成果。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第一批重点资助期刊，中国社会科学院创新工程首批试点学术期刊；曾荣获第三届国家期刊奖（最高层次奖），中国社会科学院优秀学术期刊特别奖（2020）、第二至四届优秀期刊奖连续3届一等奖，第三届全国百强报刊；为全国中文核心期刊工业经济类第一名（历年），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综合评价AMI权威期刊（2014、2018），连续11年荣获中国最具国际影响力学术期刊（2012—2022）称号，是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管理科学部认定的管理科学A类重要学术期刊（历年），中国工业经济学会核心会刊。阅读全文请访问官方网站：http://ciejournal.ajcass.org/

本文是《中国工业经济》第894篇观点精粹。查阅论文原文和数据等附件，请访问《中国工业经济》网站或登陆中国知网下载。作者：李海舰，李凌霄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数量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西安交通大学经济与金融学院原文刊发：《中国工业经济》2022年第11期，原标题为《中国“共享员工”劳动用工模式研究》。研究背景随着老龄化和少子化进程的加快，中国人口红利快速消失。研究表明，适龄劳动人口数量自2010年达到峰值后，开始从正增长变为负增长。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21年中国适龄劳动力人口数量为88222万人，占总人口的62.50%，与2010年相比，减少了4000多万人。2022年1月蔡昉在“宏观形势年度论坛”主旨演讲中提出，按照现行退休政策，中国适龄劳动人口数量2016-2020年间以每年1000万的速度减少，未来这种千万级的幅度会持续加深。为进一步落实、践行党的二十大提出的：“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解决因老龄化和少子化引致的适龄劳动人口数量和劳动力供给规模下降问题。从长期看，中国于2016年和2021年分别出台了“开放二胎生育”“开放三胎生育”的政策，但是，生育政策效果的滞后性以及劳动力成长的周期性使其无法及时、迅速补充适龄劳动人口数量的缺口。从短期看，“刘易斯转折点”的出现，使得不断上升的劳动力成本成为制约企业可持续发展的瓶颈。然而，数字经济时代，在共享经济、零工经济、技能经济等理论引领下，所有权和使用权的分离为劳动力以碎片化、弹性化的灵活用工方式被多个企业单位共享共用，即共享员工，创造了必备前提。而且，新一代劳动力拥有多样爱好、多元技能，不会只限于从属一家企业，而是会像拥有投资组合的人一样拥有自己的技能组合、就业组合。因此，为解决适龄劳动人口数量和劳动力供给规模下降问题，成功跨越刘易斯转折区间，探究中国“共享员工”劳动用工模式，成为关乎国计民生的重大问题，具有重要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研究发现李海舰和李凌霄发表在《中国工业经济》2022年第11期的论文《中国“共享员工”劳动用工模式研究》从国家、单位、个人三个层面系统性地建构起了共享员工劳动用工模式的基础框架，旨在打造符合时代国家、时代单位、时代员工潮流的新型劳动用工模式，为解决世界性劳动用工难题贡献中国方案和中国智慧。在理论方面，基于共享经济、零工经济、技能经济的经济理论，成功地将所有权和使用权分离、“平台+个人”范式、多元技能塑造“核心能力”等基本原理运用、融入至共享员工劳动用工模式中。在实践方面，通过回顾、综述灵活用工方式以及共享员工发展的国内外进展情况，明晰共享员工劳动用工模式设计、建构的可能性和紧迫性。本文认为，中国“共享员工”劳动用工模式可从三个层面构建：一是国家层面。通过员工身份定位由“单位人”变为“社会人”、员工劳动关系由“雇佣身份”变为“公民身份”、共享员工队伍由“单位治理”变为“工会治理”，为其发展提供宏观牵引；二是单位层面。通过精简固定用工、把单位社会化、打造平台连接，为其发展提供中观支撑；三是个人层面。通过拓展员工收入来源、健全社会保障体系等创新，确保其实现微观落地。同时，通过分机构分阶段的推进方式以及员工劳动合同解除难题化解、共享员工综合治理难题破解的配套措施，进一步完善共享员工劳动用工模式的可操作性。研究启示在国家适龄劳动人口数量和劳动力供给规模快速下降的情况下，跳出传统劳动用工模式和思维范式，转向基于多样性、多层次和弹性灵活的新型劳动用工模式——共享员工，这是缓解老龄化和少子化进程加快、弥补人口红利快速消失、跨越刘易斯转折区间最直接、最有效的途径之一。共享员工，作为灵活用工方式，其实质是将固定用工下的“人员—岗位”匹配转变为灵活用工下的“时间—任务”匹配，基于数字平台，利用多元技能，可在不同行业间或同一行业内共享共用，继而可实现员工与企业之间动态调换和匹配，即员工组合式就业，交叉式任职，共享式服务；企业混合式用工，社会化生产，无边界化运营。然而，共享员工作为新生事物，目前存在基础理论研究不足、推广应用程度不高的问题，其在实践过程中出现的问题不能系统性地加以解决，进而难以指导具体操作和运行。鉴此，本文从国家、单位、个人三个层面系统性地构建起共享员工劳动用工模式的框架。可以预见，在完善了共享员工分机构分阶段的推进方式以及从解除劳动合同到后续保障提供所遇到的难题后，该劳动用工模式将会簇生大量的灵活就业人员，促使共享员工成为社会发展的一种趋势，倒逼传统企业从拥有劳动力向共享劳动力转变，从重资产经营向轻资产经营转变。（以上内容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论文数据公开情况：论文附件已在《中国工业经济》网站http://ciejournal.ajcass.org/公开，清单如下：公开正文未报告部分如在科研工作中使用了作者提供的数据和程序等附件内容，请务必在研究成果上注明引文和下载附件出处。参考文献引用范例：[1]刘守英，熊雪锋，章永辉，郭贯成.土地制度与中国发展模式[J].中国工业经济.2022,(1):34-53.如果研究中使用了未在杂志纸质版刊发、但在杂志官方网站上正式公开发表的数字内容（包括数据、程序、附录文件），请务必在研究成果正文中注明：数据（及程序等附件）来自刘守英等（2022），详见《中国工业经济》网站（http://ciejournal.ajcass.org/）附件。欢迎订阅2023年《中国工业经济》，邮发代号：82—143。2023年将为广大读者呈现更多高质量的前沿成果。诚邀您一起“畅游”学术殿堂。推文主编：覃毅推文编辑：杨涵淇《中国工业经济》是应用经济学和管理学类综合性权威理论刊物，重点覆盖国民经济、产业经济、工商管理、案例研究等学科领域，专门刊发以重大前沿理论和现实问题为研究对象的前瞻性、引领性、规范性最优秀研究成果。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第一批重点资助期刊，中国社会科学院创新工程首批试点学术期刊；曾荣获第三届国家期刊奖（最高层次奖），中国社会科学院优秀学术期刊特别奖（2020）、第二至四届优秀期刊奖连续3届一等奖，第三届全国百强报刊；为全国中文核心期刊工业经济类第一名（历年），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综合评价AMI权威期刊（2014、2018），连续11年荣获中国最具国际影响力学术期刊（2012—2022）称号，是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管理科学部认定的管理科学A类重要学术期刊（历年），中国工业经济学会核心会刊。阅读全文请访问官方网站：http://ciejournal.ajcass.org/

本文是《中国工业经济》第893篇观点精粹。查阅论文原文和数据等附件，请访问《中国工业经济》网站或登陆中国知网下载。作者：张玉梅，吴先明，高厚宾单位：深圳大学中国海外利益研究院，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河南师范大学商学院原文刊发：《中国工业经济》2022年第11期，原标题为《资源“集聚”与“辐射”视角下国际创新中心的成长机制研究—以粤港澳大湾区为例》。研究背景党的二十大提出，加快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同时强调，坚持面向世界科技前沿、面向经济主战场、面向国家重大需求、面向人民生命健康，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作为中国重点打造的三大国际科技创新中心之一，粤港澳大湾区将肩负起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的历史使命，成为创新型国家建设的战略性高地。当前，世界三大湾区—旧金山、纽约、东京湾区在全球技术创新市场上占据关键地位，钳制和影响了全球绝大部分创新要素流动。作为世界第四大湾区，也是内嵌于新兴经济体后发国家中的典型区域，粤港澳大湾区如何“集聚”三大国际湾区的创新要素并“辐射”带动周边地区的技术进步值得深入探究，这有利于拉动中国制造业从全球价值链中低端向高端跃迁，引领世界产业分布新格局；有利于优势互补、协同发展打造世界级城市群，形成全球市场广泛影响力；有利于吸引和对接国际市场上的创新要素流，实现与国际市场的互联互通，在新发展格局中发挥重要作用。研究发现张玉梅、吴先明和高厚宾发表在《中国工业经济》2022年第11期的论文《资源“集聚”与“辐射”视角下国际创新中心的成长机制研究——以粤港澳大湾区为例》根据粤港澳大湾区的经验性事实，从资源“集聚”与“辐射”的视角，对粤港澳大湾区成长为国际创新中心的机制进行了探索。在理论分析方面，探究粤港澳大湾区获取和利用国际湾区知识溢出的现状，可以从侧面揭示新兴经济体后发国家中典型区域对国际前沿技术的追赶过程。与将战略型资产跨境并购、研发国际化等作为追赶形式的传统追赶理论不同，将国际湾区的知识溢出作为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国际创新中心、实现技术追赶的重要内容，这将有利于拓展新兴经济体后发国家技术追赶研究的范围，丰富技术追赶研究的理论视角。在实证分析方面，提出了“多代际技术溢出”测算方法，并借此区分了国际湾区知识溢出的直接和间接效应。在逻辑结构上，首先，分析了粤港澳大湾区的专利国际化是否影响国际湾区的知识溢出，以此验证粤港澳大湾区的资源“集聚”功能；其次，在国际湾区知识溢出流入粤港澳大湾区的基础上，进一步验证流入的知识溢出是否弥合了其“周边”地区与国际湾区的技术距离；最后，对国际湾区知识溢出弥合技术距离的作用机制进行验证，从而形成了一个较为完整的分析框架。主要研究发现如下：第一，粤港澳大湾区兼具资源“集聚”与“辐射”的功能；吸收能力是粤港澳大湾区资源“辐射”功能得以产生的中介机制，吸收能力的中介作用被技术相似性调节而得以强化。第二，在资源“集聚”过程中，从后向引文第1—3代，粤港澳大湾区从国际湾区“集聚”的资源呈线性减少，“集聚”的资源主要为直接知识溢出。第三，在资源“辐射”过程中，从前向引文第1—3代，粤港澳大湾区“周边”地区的技术进步主要受益于国际湾区的间接而非直接知识溢出，粤港澳大湾区“周边”地区对前沿技术的追赶存在最优距离。第四，粤港澳大湾区资源“集聚”与“辐射”网络的可视化结果强调了间接引文网络的重要性，实证检验结果证实间接引文网络是国际湾区产生知识溢出的重要形式。研究启示粤港澳大湾区作为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增长极，打造国际创新中心，助力中国实现科技发展自立自强既是使命所在，也是必然之路。基于经验证据对国际创新中心成长机制的讨论，能够为粤港澳大湾区技术创新能力的建设提供参考，具体的政策启示如下：一是强化“集聚”功能，打造全球要素“集聚”中心。粤港澳大湾区作为对外开放的“桥头堡”，应深度践行“深入推进改革创新，坚定不移扩大开放，着力破解深层次体制机制障碍”，打造适合国际生产要素跨境流动的整体制度环境，增强对国际湾区前沿生产要素的持续吸引力。如：优化现有经贸体系，积极构筑多边合作关系；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实施更加开放、更为包容的国际科技合作战略，有序放宽境外投资领域和范围，提升对国际资本、人员、信息、技术等生产要素的吸引力，尤其是吸引来自国际湾区的前沿技术资源，最终实现中国在关键核心技术领域的成功破局。二是深化“辐射”机制，打造世界级经济增长新引擎。吸收能力是粤港澳大湾区资源“辐射”功能发挥作用的中介机制，与其“周边”地区利用国际知识溢出的过程紧密相关。当前存在的突出问题是粤港澳大湾区“周边”地区吸收能力薄弱，对国际湾区知识溢出利用低效。政府应加强基础设施配套，积极营造优质的创新生态环境，着重培育科研吸收、转化能力。三是弥补后发劣势，加快创新追赶。通过扩充粤港澳大湾区与国际湾区间接引文网络规模，激活各类创新主体活力，建立广泛的创新基础，深度嵌入全球价值链和创新链，与前沿技术的“弯道超车”形成合力，拉动粤港澳大湾区从全球价值链中低端向高端跃迁。（以上内容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论文数据公开情况：论文附件已在《中国工业经济》网站http://ciejournal.ajcass.org/公开，清单如下：公开数据Stata文件程序DO文件正文未报告部分如在科研工作中使用了作者提供的数据和程序等附件内容，请务必在研究成果上注明引文和下载附件出处。参考文献引用范例：[1]刘守英，熊雪锋，章永辉，郭贯成.土地制度与中国发展模式[J].中国工业经济.2022,(1):34-53.如果研究中使用了未在杂志纸质版刊发、但在杂志官方网站上正式公开发表的数字内容（包括数据、程序、附录文件），请务必在研究成果正文中注明：数据（及程序等附件）来自刘守英等（2022），详见《中国工业经济》网站（http://ciejournal.ajcass.org/）附件。欢迎订阅2023年《中国工业经济》，邮发代号：82—143。2023年将为广大读者呈现更多高质量的前沿成果。诚邀您一起“畅游”学术殿堂。推文主编：覃毅推文编辑：杨涵淇《中国工业经济》是应用经济学和管理学类综合性权威理论刊物，重点覆盖国民经济、产业经济、工商管理、案例研究等学科领域，专门刊发以重大前沿理论和现实问题为研究对象的前瞻性、引领性、规范性最优秀研究成果。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第一批重点资助期刊，中国社会科学院创新工程首批试点学术期刊；曾荣获第三届国家期刊奖（最高层次奖），中国社会科学院优秀学术期刊特别奖（2020）、第二至四届优秀期刊奖连续3届一等奖，第三届全国百强报刊；为全国中文核心期刊工业经济类第一名（历年），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综合评价AMI权威期刊（2014、2018），连续11年荣获中国最具国际影响力学术期刊（2012—2022）称号，是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管理科学部认定的管理科学A类重要学术期刊（历年），中国工业经济学会核心会刊。阅读全文请访问官方网站：http://ciejournal.ajcass.org/

本文是《中国工业经济》第892篇观点精粹。查阅论文原文和数据等附件，请访问《中国工业经济》网站或登陆中国知网下载。作者：于左，魏昕单位：东北财经大学产业组织与企业组织研究中心原文刊发：《中国工业经济》2022年第11期，原标题为《经营者集中申报标准设定：基于“误差—成本”理论》。研究背景申报标准的科学设定是经营者集中控制制度的关键。2021年12月发布的《国务院关于印发“十四五”市场监管现代化规划的通知》中提出，“完善经营者集中审查制度，加快修订《国务院关于经营者集中申报标准的规定》，科学优化申报标准，提高审查质效”。中国历次关于经营者集中申报标准的设定存在较大差异，2022年6月发布的《国务院关于经营者集中申报标准的规定（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大幅提高了现行营业额申报标准，该做法是否合理尚需进一步讨论。公开发表的关于中国经营者集中申报标准的学术研究成果很少，已有研究多关注量化指标的选择，且多为定性分析，主要围绕不同指标的优劣比较而展开，关于如何定量测算申报门槛的研究较少，已有定量研究主要是与一些国家现有经营者集中申报门槛挂钩进而预测本国的申报门槛，结果的准确性依赖于其他国家申报门槛的适当性。对现行申报标准的合理性缺少科学评估，如何对申报标准进行动态调整也鲜有讨论。为此，有必要从理论上探讨如何科学设定经营者集中申报标准。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提出“加强反垄断和反不正当竞争，破除地方保护和行政性垄断，依法规范和引导资本健康发展”。经营者集中是反垄断执法的重要领域之一，进一步完善经营者集中相关制度具有重要意义。研究发现于左和魏昕发表在《中国工业经济》2022年第11期的论文《经营者集中申报标准设定：基于“误差—成本”理论》，借鉴了Easterbrook（1984）“执法误差成本最小化”理论，在经营者集中强制申报机制设计中引入了“监管误差”的概念，阐述了“两类监管误差成本”的来源和表现形式，通过构建“监管误差成本最小化”理论模型，识别了影响经营者集中申报门槛的因素。进而提出了营业额申报门槛的估计思路，在对核心参数值校准的基础上，测算了中国2018—2021年最优营业额申报门槛，并根据测算结果和国际比较分析对现行和拟修订申报标准的合理性进行了评估。研究发现：（1）经营者集中最优申报门槛是由多种因素共同决定的，其中经营者总体规模、审查成本、申报成本与最优申报门槛正相关，反竞争案件的比例、反竞争案件的竞争损害程度与最优申报门槛负相关。随着简易申报机制的引入、执法资源的增加、执法能力和水平的提高，可适度降低申报门槛。（2）中国2008年制定的经营者集中申报门槛对现阶段而言过高。中国现阶段一些市场的集中度增加，一些反竞争案件的竞争损害增加，整体申报成本和审查成本降低，执法能力和水平大幅提升，这些因素变动都对因经济规模增长对经营者集中申报门槛提高的影响具有抵消作用，故不宜大幅提高申报门槛。研究启示（1）申报门槛的修订应该综合考虑多种因素。仅考虑经济规模单一因素的变化是不够的。除了考虑经济规模因素外，还应考虑竞争状况、成本因素、执法水平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2）应重新调整拟修订的申报门槛。中国2008年制定经营者集中申报标准已经过高，即使考虑到此后经济规模的增长，现阶段仍不宜提高该门槛。根据本文的估计结果，建议将境内营业额申报门槛设定为：“参与集中的所有经营者上一会计年度在中国境内的营业额合计超过18亿元人民币，并且其中至少两个经营者上一会计年度在中国境内的营业额均超过2亿元人民币”。另外，还应重新测算中国经营者集中的全球营业额申报门槛，将现行的此项过高申报门槛调整至合理水平。（3）应建立有效的经营者集中申报门槛动态调整机制。决定经营者集中最优申报门槛的因素是动态变化的，因此需要定期对申报门槛进行调整以适应影响因素的变化。（以上内容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论文数据公开情况：论文附件已在《中国工业经济》网站http://ciejournal.ajcass.org/公开，清单如下：公开数据处理文件正文未报告部分如在科研工作中使用了作者提供的数据和程序等附件内容，请务必在研究成果上注明引文和下载附件出处。参考文献引用范例：[1]刘守英，熊雪锋，章永辉，郭贯成.土地制度与中国发展模式[J].中国工业经济.2022,(1):34-53.如果研究中使用了未在杂志纸质版刊发、但在杂志官方网站上正式公开发表的数字内容（包括数据、程序、附录文件），请务必在研究成果正文中注明：数据（及程序等附件）来自刘守英等（2022），详见《中国工业经济》网站（http://ciejournal.ajcass.org/）附件。欢迎订阅2023年《中国工业经济》，邮发代号：82—143。2023年将为广大读者呈现更多高质量的前沿成果。诚邀您一起“畅游”学术殿堂。推文主编：覃毅推文编辑：杨涵淇《中国工业经济》是应用经济学和管理学类综合性权威理论刊物，重点覆盖国民经济、产业经济、工商管理、案例研究等学科领域，专门刊发以重大前沿理论和现实问题为研究对象的前瞻性、引领性、规范性最优秀研究成果。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第一批重点资助期刊，中国社会科学院创新工程首批试点学术期刊；曾荣获第三届国家期刊奖（最高层次奖），中国社会科学院优秀学术期刊特别奖（2020）、第二至四届优秀期刊奖连续3届一等奖，第三届全国百强报刊；为全国中文核心期刊工业经济类第一名（历年），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综合评价AMI权威期刊（2014、2018），连续11年荣获中国最具国际影响力学术期刊（2012—2022）称号，是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管理科学部认定的管理科学A类重要学术期刊（历年），中国工业经济学会核心会刊。阅读全文请访问官方网站：http://ciejournal.ajcass.org/

本文是《中国工业经济》第891篇观点精粹。查阅论文原文和数据等附件，请访问《中国工业经济》网站或登陆中国知网下载。作者：蔡宏波，韩金镕单位：北京师范大学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原文刊发：《中国工业经济》2022年第11期，原标题为《人口老龄化与城市出口贸易转型》。研究背景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坚持高水平对外开放，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中国过去的对外贸易中加工贸易模式占据较大比重，曾是拉动中国对外贸易增长的重要力量。然而加工贸易相较一般贸易而言存在利润率低、附加值低等问题，常处于全球价值链的低端位置。此外，加工贸易通过进口国外原材料或中间品进行组装加工后再次出口，“两头在外”既意味着过于依赖国外市场环境，也不利于发挥中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和市场潜力。因此，推动加工贸易转型升级是当下优化贸易方式、实现对外贸易高质量发展的一条重要途径。与此同时，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的人口老龄化程度持续加深，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资料显示，60岁及以上人口占比达到18.7%，较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上升了5.44

本文是《中国工业经济》第890篇观点精粹。查阅论文原文和数据等附件，请访问《中国工业经济》网站或登陆中国知网下载。作者：尹振东，吕冰洋单位：中央财经大学经济学院，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原文刊发：《中国工业经济》2022年第11期，原标题为《纵向产业结构与最优减税策略：结构性减税的理论基础》。研究背景最近十几年来，中国实施了一系列大规模减税降费政策。特别是自2018年以来，累计减税规模达10万亿。减税规模之大，时间之长，范围之广，可以说在世界经济史上都是罕见的。纵观中国历年大规模减税政策，有两大旋律：普惠性减税和结构性减税。采取普惠性减税措施较少，更多的是结构性减税。代表性的普惠性减税措施如增值税税率下调、提高个人所得税免征额等，但因为其对财政收入冲击比较大，因此相对较少地采取这一措施。自2008年底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结构性减税”以来，结构性减税成为贯穿最近十几年来减税乃至税制改革的重要指导方针。以近几年为例，2019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普惠性减税与结构性减税并举，重点降低制造业和小微企业税收负担”，2021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实施新的结构性减税举措，对冲部分政策调整带来的影响”。仔细观察历年结构性减税改革内容，可以发现，其核心是针对下游行业的减税。2022年更是采取一系列密集的针对下游企业减税政策，如加大小微企业增值税期末留抵退税力度、阶段性免征小规模纳税人增值税、提高科技型中小企业研发费加计扣除比例、制造业中小微企业缓税政策、加大小型微利企业所得税优惠力度、中小微企业设备和器具所得税税前扣除政策、进一步实施小微企业“六税两费”减免并扩大适用范围等。采取普惠性减税政策好理解，因为它普遍性地给纳税人降税，有利于激发经济活力。但是，税收理论中强调“税收中性原则”，不同纳税主体的税收待遇要一致，这样才会尽可能地减少税收对资源配置扭曲。在这种理论指导下，经典文献不会研究结构性减税问题。那么，中国为什么要实施结构性减税改革呢？税收改革离不开一个国家的经济体制。中国的经济体制有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具有市场力量的企业相对集中在上游，而众多竞争性企业分布在下游，简称“纵向产业结构”或“垂直产业结构”。这种产业结构的形成既有一般性原因，也有现实国情原因。就一般性原因而言，上游产业往往是资本密集、技术密集的产业，容易形成市场力量；而下游产业往往是劳动密集型产业，容易形成激烈竞争的市场结构。就现实国情而言，国有企业相对集中在上游产业且具有较强的市场力量，如电网、电信、石油化工等，而民营企业相对集中在下游产业。研究发现中国纵向产业结构与结构性减税这两大特征化事实之间，有什么必然的逻辑联系吗？对此，尹振东和吕冰洋发表在《中国工业经济》2022年第11期的论文《纵向产业结构与最优减税策略：结构性减税的理论基础》在理论上做出回答：在一个具有纵向产业结构的经济体中，结构性减税会成为最优减税策略。文章建立一个纵向产业关联分析框架，政府对上下游产业分别设定税率筹集税收，政府有经济产出目标和财政收入目标两大目标要实现。在这个框架下，文章研究不同政府目标下，对上下游产业的最优税率组合，进而推导出当经济不景气时，最大化上下游总体减税效果的最优减税策略。研究发现，相对于对上游征税，对下游征税能更有效地筹集税收，但是会导致经济总产出下降较多。当市场变得不景气，最优减税策略取决于政府目标函数的设定：第一，如果政府需要实现经济产出目标，为发挥降低下游税率增加产出较多的优势，政府应该对下游减税，对上游增税；第二，如果政府需要实现总税收目标，为更有效地利用下游征税能筹集更多税收的优势，政府应该对上游减税，对下游增税；第三，如果政府更为一般地重视产出收益和税收收益，政府应该对下游减税，是否对上游减税，取决于下游市场容量和政府对产出的重视程度。当前，政府比较重视经济总产出，因此，如果市场变得不景气，政府应该对下游减税，实施结构性减税。研究启示文章在完成对中国减税改革的理论解释同时，也具有很强的改革指向含义。从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税收变动规律看，实际上历经三次长周期波动：①1980—1993年，税收收入变动的主导逻辑是通过减税、让利调动企业和地方政府积极性，②1994—2011年，税收收入变动的主导逻辑是通过增税以提高财政汲取能力，③2012年至今，税收收入变动的主导逻辑是通过减税降费满足经济高质量发展需要。每次长周期的税收波动，实际上都伴随着大量的结构性减税和增税因素，在当时均有很强的历史合理性。但同时也应看到，每次税收改革的逻辑起点均是当时经济结构（特别是产业结构），较少照搬教科书中的最优税收理论。因此税制改革的逻辑实际上有两种：一是基于当时经济结构的改革逻辑；二是基于理想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逻辑。当前中国处于高质量发展阶段，需要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为此需要建成统一开放、竞争有序、制度完备、治理完善的高标准市场体系。税收作为插入市场的“楔子”，与市场有着紧密的互动关系，高标准的市场体系需要辅之以高标准的税制体系，税制改革既需要着眼于当时的经济需要，也需要着眼于建设高标准市场体系需要。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设高标准的市场体系出发，应尽可能消除上游产业中的不合理成份，取消不必要的企业准入限制，最大程度实行竞争中性政策，促进企业间公平竞争。从政策操作上看，识别上下游产业、识别产业组织形态、税收政策间的协调均要付出成本，对此进行的减税设计的难度也会增大。在亚当·斯密提出征税的四大原则中，平等征税和普遍征税是其中两个重要原则，它是实现税收经济效率的重要支点。如果通过改革使得中国企业间竞争更加充分，那么就更有条件消除征税的结构性差异，使得税制更加简明和统一，最优减税策略自然也就会从结构性减税向普惠性减税政策转变。未来在高标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下的税制改革指导原则，实际上仍离不开中国过去多次强调的税制改革十二字方针：“简税制、宽税基、低税率、严征管”。（以上内容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论文数据公开情况：论文附件已在《中国工业经济》网站http://ciejournal.ajcass.org/公开，清单如下：公开正文未报告部分如在科研工作中使用了作者提供的数据和程序等附件内容，请务必在研究成果上注明引文和下载附件出处。参考文献引用范例：[1]刘守英，熊雪锋，章永辉，郭贯成.土地制度与中国发展模式[J].中国工业经济.2022,(1):34-53.如果研究中使用了未在杂志纸质版刊发、但在杂志官方网站上正式公开发表的数字内容（包括数据、程序、附录文件），请务必在研究成果正文中注明：数据（及程序等附件）来自刘守英等（2022），详见《中国工业经济》网站（http://ciejournal.ajcass.org/）附件。欢迎订阅2023年《中国工业经济》，邮发代号：82—143。2023年将为广大读者呈现更多高质量的前沿成果。诚邀您一起“畅游”学术殿堂。推文主编：覃毅推文编辑：杨涵淇《中国工业经济》是应用经济学和管理学类综合性权威理论刊物，重点覆盖国民经济、产业经济、工商管理、案例研究等学科领域，专门刊发以重大前沿理论和现实问题为研究对象的前瞻性、引领性、规范性最优秀研究成果。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第一批重点资助期刊，中国社会科学院创新工程首批试点学术期刊；曾荣获第三届国家期刊奖（最高层次奖），中国社会科学院优秀学术期刊特别奖（2020）、第二至四届优秀期刊奖连续3届一等奖，第三届全国百强报刊；为全国中文核心期刊工业经济类第一名（历年），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综合评价AMI权威期刊（2014、2018），连续10年荣获中国最具国际影响力学术期刊（2012—2021）称号，是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管理科学部认定的管理科学A类重要学术期刊（历年），中国工业经济学会核心会刊。阅读全文请访问官方网站：http://ciejournal.ajcass.org/

本文是《中国工业经济》第889篇观点精粹。查阅论文原文和数据等附件，请访问《中国工业经济》网站或登陆中国知网下载。作者：甄珍，王凤彬单位：南京师范大学商学院，南京信息职业技术学院数字商务学院，中国人民大学商学院，中国人民大学企业管理哲学与组织生态研究中心原文刊发：《中国工业经济》2022年第10期，原标题为《逆境事件冲击下全球价值链系统韧性的动态演化——基于嵌入性多案例的纵向研究》。研究背景全球价值链是驱动世界经济发展的核心机制(Antràs和Chor,2013),但它既产生了正面作用，也带来了一些潜在风险。全球价值链看似强大，实则缺乏韧性，易因逆境事件冲击而暴露脆弱面。然而，从过往逆境事件冲击全球价值链运行的历史看，不少全球价值链总能奇迹般地从运行紊乱甚或中断中恢复过来，重新调整至正常运行，甚至能够实现更高水平的运行。这一奇迹背后所蕴涵的机制值得深挖。对于全球价值链的日常运行而言，当前尚未结束的新冠肺炎疫情是一次长期考验。它已在世界范围内，导致众多产业的全球价值链多次陷入运行紊乱乃至运行中断。在疫情持续和抗疫常态化的情境下，各国(地区)政府纷纷出台政策以促使本国各产业的全球价值链进行区域化重构、“逆全球化”或“去全球化”重构(渠慎宁和杨丹辉,2022)。全球工商企业亦纷纷实施远程办公和数智化转型。在多方力量共同推动下，全球价值链进入了加速系统结构重构的关键时期，籍此增强面对当前疫情和未来类似逆境事件冲击的韧性水平。但是，已有文献还未充分解释全球价值链的系统韧性究竟如何实现动态演化。能否充分提升韧性水平，将决定全球价值链是在经受当前疫情巨大冲击中“活着”并“活好”，还是就此走向崩溃。在此背景下，对全球价值链系统韧性的动态演化过程和机制展开研究，就具有高度的现实重要性。全球价值链嵌入企业尤其是主导企业在逆境事件冲击下的个体解耦行为，为何能够持续推动以及如何持续推动全球价值链整体持续提升韧性水平？这是亟待探索的兼具理论和实践意义的课题。研究发现甄珍和王凤彬发表在《中国工业经济》2022年第10期的论文《逆境事件冲击下全球价值链系统韧性的动态演化——基于嵌入性多案例的纵向研究》，选取丰田汽车公司所主导的家用轿车业全球价值链为典型研究对象，以其相继克服全球金融危机(I型逆境事件)冲击、美国再工业化政策(III型逆境事件)所引发召回冲击、福岛大地震(II型逆境事件)冲击和响应新冠疫情(IV型逆境事件)冲击为时序嵌入性多案例，分析和揭示了全球价值链在四类逆境事件冲击下实现系统韧性持续提升的动态演化机制和过程。主要的研究发现有：第一，一旦经历逆境事件冲击，全球价值链嵌入企业就会接收危机信息，并因感知危机而启动个体解耦行为，进而以微观(嵌入企业个体)和宏观(全球价值链系统)间跨层次关联发展驱动整体系统的结构演化和韧性提升。系统韧性会与个体解耦行为所推动的系统结构重构共演，这意味着系统韧性和系统结构并不是嵌入企业所必须被动接受的事实和不可改变的条件。企业尤其是后发企业，可以推动全球价值链系统结构的演化和系统韧性的提升，以争取更有利的嵌入地位。第二，全球价值链系统韧性提升须以系统结构演化为依托，实现“结构—韧性”共演化。因应系统结构所呈现的不同形态，丰田全球价值链系统韧性的动态演化先后经历了被动适应、主动自适应和柔性自适应三个阶段，实现了由低到高的“递进式”演化或者说螺旋式提升。从丰田全球价值链在柔性自适应阶段的新近演化来看，系统结构重构和系统韧性提升的共演正在推动它向更具韧性的商业生态系统或者说生态型全球价值链演化。其系统组分正突破产业边界变得更为异质，空间位置分布因大量本地化跨产业自组织而变得既离散又集中，系统能力在数智技术赋能下变得更灵活敏捷，系统协作也因跨产业开放创新而变为同时支持竞合。第三，不同类型的逆境事件会驱动全球价值链以不同方式解耦重构，但差异化解耦重构的背后蕴含着相同的循环反馈机制，该机制是系统韧性演化的内在动力机制，它使全球价值链可以不断提升韧性水平直至能承受住冲击为止或直至逆境事件自然结束为止。只要冲击尚未结束，而结构演化还不足以形成能承受冲击的更高水平系统韧性，解耦重构就会不断推动“结构—韧性”共演。从当前疫情对丰田全球价值链的冲击来看，加强本地化跨产业横向聚变是其解耦重构的新方向。它预示着生态型全球价值链的涌现，要求学术界更紧密地加强全球价值链、系统韧性和商业生态系统等交叉领域的理论研究，以增进对新问题的理解和解决。第四，在众多历史逆境事件冲击下，全球价值链通过“逆境冲击→解耦重构→结构演化↔韧性提升→新逆境冲击……”的迭代，实现系统韧性的动态演化。有些逆境事件只会通过个体解耦行为引发全球价值链的供应链重构，另一些事件却可以引发其功能链重构。直至引发功能链重构的另一逆境事件发生为止，全球价值链的耦合结构将在一定时期内保持相对稳定。在此期间，供应链重构只使其“结构—韧性”共演呈现出外显结构的演化和韧性水平的改良式提升。然而，一旦逆境事件再次引发功能链重构，“结构—韧性”共演就又会推动系统实现耦合结构的演化和韧性水平的阶跃式提升。研究启示通过采用嵌入性多案例纵向研究方法剖析丰田家用轿车业全球价值链的发展变化历程，本研究揭示了全球价值链系统韧性演化的过程机制与当前解耦重构的新方向，研究结论对于政府和相关企业携手共同推动全球价值链及国内价值链韧性水平的提升具有实践指导价值。第一，建议政府主管部门除持续构建并维护良好的营商环境和大力支持工商企业加快数智化转型以外，特别重视为企业界推送全球价值链运行预警信息的工作。对逆境事件危机信息的感知，会通过响应性解耦行为引发全球价值链的“结构—韧性”共演。政府若能从物理基础、网络平台以及运行机制入手，对监控全球价值链和国内价值链运行的数字治理生态进行体系性建构，就可以有针对性地及时精准公布全球价值链运行的预警信息，从而强化企业对于危机信息的感知，并促发它们及早参与并大力推动生态型全球价值链涌现。构建并持续完善监控全球价值链运行的数字治理生态，还可以为政府确保全球价值链和国内价值链安全的相机调控提供更加智能化的决策支持系统。第二，建议全球价值链嵌入企业一方面及时调整投资决策，加大加快数智化转型投入，从而主动参与并推动生态型全球价值链涌现；另一方面适配生态型全球价值链的涌现进程，逐步开展内部的经营管理变革。嵌入企业需要高度重视并实施以下几个方面的经营管理变革：①主动打破传统经营思维下的产业边界观念；②采取逐步搭建或嵌入多个产业工业互联平台的多平台战略；③将专注于产品成本控制的经营管理体系转变为关注消费者个性化需求；④围绕消费者的个性化需求加强跨产业开放创新，实现生态伙伴间的价值共创和共享。（以上内容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论文数据公开情况：论文附件已在《中国工业经济》网站http://ciejournal.ajcass.org/公开，清单如下：公开正文未报告部分如在科研工作中使用了作者提供的数据和程序等附件内容，请务必在研究成果上注明引文和下载附件出处。参考文献引用范例：[1]刘守英，熊雪锋，章永辉，郭贯成.土地制度与中国发展模式[J].中国工业经济.2022,(1):34-53.如果研究中使用了未在杂志纸质版刊发、但在杂志官方网站上正式公开发表的数字内容（包括数据、程序、附录文件），请务必在研究成果正文中注明：数据（及程序等附件）来自刘守英等（2022），详见《中国工业经济》网站（http://ciejournal.ajcass.org/）附件。欢迎订阅2023年《中国工业经济》，邮发代号：82—143。2023年将为广大读者呈现更多高质量的前沿成果。诚邀您一起“畅游”学术殿堂。推文主编：覃毅推文编辑：杨涵淇《中国工业经济》是应用经济学和管理学类综合性权威理论刊物，重点覆盖国民经济、产业经济、工商管理、案例研究等学科领域，专门刊发以重大前沿理论和现实问题为研究对象的前瞻性、引领性、规范性最优秀研究成果。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第一批重点资助期刊，中国社会科学院创新工程首批试点学术期刊；曾荣获第三届国家期刊奖（最高层次奖），中国社会科学院优秀学术期刊特别奖（2020）、第二至四届优秀期刊奖连续3届一等奖，第三届全国百强报刊；为全国中文核心期刊工业经济类第一名（历年），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综合评价AMI权威期刊（2014、2018），连续10年荣获中国最具国际影响力学术期刊（2012—2021）称号，是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管理科学部认定的管理科学A类重要学术期刊（历年），中国工业经济学会核心会刊。阅读全文请访问官方网站：http://ciejournal.ajcass.org/

本文是《中国工业经济》第888篇观点精粹。查阅论文原文和数据等附件，请访问《中国工业经济》网站或登陆中国知网下载。作者：吴义爽，朱学才，袁海霞单位：安徽大学商学院原文刊发：《中国工业经济》2022年第10期，原标题为《平台市场后发上位的“根据地”战略研究：抖音案例》。研究背景当前，以数字平台企业为核心的平台经济形态，已成为我国产业数字化转型、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畅通国内大循环的重要支撑。然而，一些大型数字平台的垄断势力引发了对其限制竞争的顾虑以及相应的反垄断规制。但截至目前，究竟如何有效监管大型数字平台，促进其健康、可持续发展的理论和实践举措并不清楚。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在于，数字平台企业具有显著的两面性特征，一方面可以刺激创新、降低交易费用、增进社会福利，另一方面又可能产生赢家通吃、遏制竞争、降低社会福利的趋势。从而，如果按照传统的反垄断规制手段，就有可能在打击垄断的同时遏制其某些积极性的发挥。因此，寻找自发性的市场力量以破解这个两面性难题，就成为当前政府高效监管数字平台的有益补充。从中国电商、旅游、信息等平台市场中企业长期和广泛的实践来看，面对强大在位平台的网络效应优势，存在一些企业后发进入、快速成长，进而成功改变甚至是颠覆市场竞争格局的“后发上位”现象。因此，探索这种“后发上位”的机理和过程，对于寻求破解前述两面性问题的市场自发力量、科学制定产业规制政策的思路，以及新创平台后发进入市场和持续成长，具有重要理论和实践意义。研究发现吴义爽、朱学才和袁海霞发表在《中国工业经济》2022年第10期的论文《平台市场后发上位的“根据地”战略研究：抖音案例》，在阐释后发上位可能性和条件的基础上，借助抖音案例的经验背景，从“初始心智、行动过程、优势获取”三个层面解析了后发上位的过程机理与经验内涵。研究认为：（1）由于数字平台核心资源的可扩展性特征与机会成本约束，在位平台借助网络效应无限拓展业务范围存在“效率或价值非理性”，而数字化技术提供了后发平台低成本区分、凸显平台企业业务范围的可操作性手段。只要市场范围足够大，后发平台总存在进入市场并存活下来的机会。在后发平台进入以及成长的过程中，面向异质性需求的用户定位引发的异质性资源投资和积累，及其与网络效应、竞争优势之间的共同演化关系，构成了平台市场异质性生态系统的分割动力乃至竞争优势此消彼长的重要原因。其不仅构成后发者进入早期抵挡强大在位者可能“围剿”的隔离机制，也在后发平台后期成长、改变市场竞争格局中构成了独特的竞争优势。（2）在具体操作层面上，平台市场后发上位的逻辑可以用军事用语“根据地”来比喻。也即，面对强大在位平台的网络规模优势，新创平台首先基于集中差异化的初始心智模式，搜寻在位平台的薄弱领域或者未覆盖的用户区域建立“根据地”获取生存空间，进而夯实、强化局部竞争优势试图进一步发展，再根据市场发展的时机，依托“根据地”相机而行、扩张市场，最后实现与在位者“分庭抗礼”甚至是颠覆市场竞争格局的局面。这在过程上可以概括为新创平台遵循“用户范围识别—用户范围强化—用户范围重塑”的逻辑链条，推进“投石问路、优势深耕、市场扩张”的战略路线图，并最终成功后发上位。（3）平台企业后发进入与后继成长的战略行动存在动态涌现的特征。一旦其在市场上取得立足的“根据地”，就可以根据市场机会、竞争态势和企业资源能力的积累而进行战略扩张。而企业针对在位者薄弱环节进行的异质性资源投资，以及异质性用户网络的积累，构成后续战略扩张的“双重”期权。因此，理论上对平台市场产业组织和企业战略研究的相关讨论中，有必要把后期成长与平台市场进入纳入统一的分析范畴，考虑进入者的战略柔性、成长动态及其改变甚至是颠覆现有市场竞争格局的演进趋势和内在动力学机制，而不仅仅局限于进入市场的存活问题。研究启示（1）从科学引导平台经济健康发展、有效化解平台企业两面性困境的角度看，产业规制的政策思路除了限制平台企业实施“二选一”等不正当竞争手段以外，还应该考虑如何利用可以打破平台垄断局面的市场自发性力量。当前可以考虑相关政策为市场自发性竞争力量赋能，引导、鼓励和扶持特定细分领域新创平台的成长和发展。特别是政府可以针对一些“一家独大”或市场势力显著的外卖、支付、交易、信息、AI

本文是《中国工业经济》第887篇观点精粹。查阅论文原文和数据等附件，请访问《中国工业经济》网站或登陆中国知网下载。作者：李逸飞，李茂林，李静单位：管理世界杂志社，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经济贸易学院原文刊发：《中国工业经济》2022年第10期，原标题为《银行金融科技、信贷配置与企业短债长用》。研究背景近年来，囿于金融管制加之风险考虑，银行控制企业违约风险时往往采取短期信贷策略，使得“短债长用”成为企业融资结构常态，其核心在于融资能力与盈利能力，以一组短债构建一个长期借款组合，从而支持长期投资。短债长用现象本质上是企业投融资期限结构错配，虽然这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企业的短期流动性需求，但一旦企业资金链断裂，由违约风险引发的各类风险会蔓延至整个金融系统。短债长用作为企业面临外部融资约束时所采取的替代策略，反映了中国传统金融体系对实体经济服务能力不足的问题，实体企业迫切需要新的金融服务模式。随着人工智能、区块链、大数据、量子计算等新一代数字技术变革的持续推进，金融科技推动金融资源配置朝着网络化共享、集约化整合、精准化匹配的方向转化，2019年中国金融机构科技投入362.7亿元，其中银行占比高达68.6%，以金融科技为核心的数字金融服务正在重塑中国银行业传统的金融服务模式。2022年中国人民银行印发的《金融科技发展规划（2022—2025年）》明确指出，要“强化金融机构创新主体地位”并“发挥大型金融机构的带动作用和示范效应”。在此背景下，本文研究银行业金融科技对实体部门投融资期限错配的影响，这对于理解金融科技在当前阶段各类金融风险治理中如何发挥作用具有重要意义。研究发现李逸飞、李茂林和李静发表在《中国工业经济》2022年第10期的论文《银行金融科技、信贷配置与企业短债长用》立足于银行业金融科技创新这一背景，分别从银行信贷供给端和需求端两方面论证了银行金融科技如何提升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并防范投融资结构风险。该文利用中国商业银行部门的金融科技专利数据，结合企业贷款信息实证检验了银行金融科技对企业短债长用的影响效应。研究发现：第一，银行金融科技水平的提高有利于抑制企业短债长用，银行金融科技水平每提高1个标准差，短债长用就降低2.68%。第二，银行金融科技主要通过提升银行信息甄别能力改变信贷配置中供给两端主体的行为：在供给端，金融科技通过提升银行信息甄别能力促进其长期融资供给，主要表现在降低不良贷款率，有效识别潜力增长企业提升长期贷款安全性和收益性；在需求端，银行金融科技提升了企业信贷配置规模从而缓解企业融资约束，同时缓解信息不对称降低长期贷款的期限溢价与长期贷款监督成本，优化企业的信贷期限结构，促进企业长期融资由抵押贷款向信用贷款转型，缓解传统金融对于民企的“融资歧视”，满足成长型企业的长期融资需求。第三，从市场环境及潜在的经济后果看，银行金融科技的作用发挥与更加健全的外部市场机制环境、企业内部市场机制形成显著的互补关系，对市场关注度和信息披露质量较低企业短债长用的抑制作用更为显著。而银行金融科技缓解企业短债长用有利于增加企业未来营收增长率，但同时也加大企业经营风险。研究启示在政府层面，积极推进银行金融科技制度体系建设，提升银行金融科技对企业融资期限错配的优化效应，促进企业融资风险的化解与防范。第一，积极打造新型数字化基础设施，为银行业等金融机构开展数字化转型提供技术基础保障。第二，优化银行金融科技实践推广的市场环境，为银行金融科技应用实践提供良好的数字生态；第三，为银行金融科技创新提供制度支持，提升创新应用空间和创新风险容忍度。第四，强化银行金融科技的监管，健全多方参与、协同共治的金融科技伦理规范体系，依托金融科技“监管沙箱”持续扩容，构建事前事中事后的全方位风险防范体系。在银行机构方面，在保障金融安全前提下，促进深化金融科技服务的可得性。第一，积极推进银行传统金融服务体系的数字化调整，全面提升对企业长期信贷的配置能力；第二，提升银行金融科技应用的安全性与合规性，加强与第三方合作技术与应用衔接，提升自身数据治理能力。第三，强化自身创新主体地位，既要发挥主导银行的带动作用和示范作用，也要和外部机构依法合规打造数字技术开源社区等创新联合体，推动由底层到应用的系统性专利技术发展。在企业层面，积极利用银行金融科技产品与相关服务，降低企业经营与财务风险。第一，健全企业自身的信息披露机制，积极形成与银行金融科技产品相适应的企业融资体系。第二，聚焦主业，提振实体业务创新发展。注重企业自身信用资质维护，推动企业向信用资产融资转型。第三，完善企业风险防范体系。既要利用金融科技对长期融资的促进效应推动自身融资结构优化，也要注重提升企业经营风险和财务风险防控能力，避免企业过度负债。（以上内容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论文数据公开情况：论文附件已在《中国工业经济》网站http://ciejournal.ajcass.org/公开，清单如下：公开程序DO文件正文未报告部分如在科研工作中使用了作者提供的数据和程序等附件内容，请务必在研究成果上注明引文和下载附件出处。参考文献引用范例：[1]刘守英，熊雪锋，章永辉，郭贯成.土地制度与中国发展模式[J].中国工业经济.2022,(1):34-53.如果研究中使用了未在杂志纸质版刊发、但在杂志官方网站上正式公开发表的数字内容（包括数据、程序、附录文件），请务必在研究成果正文中注明：数据（及程序等附件）来自刘守英等（2022），详见《中国工业经济》网站（http://ciejournal.ajcass.org/）附件。欢迎订阅2023年《中国工业经济》，邮发代号：82—143。2023年将为广大读者呈现更多高质量的前沿成果。诚邀您一起“畅游”学术殿堂。推文主编：覃毅推文编辑：杨涵淇《中国工业经济》是应用经济学和管理学类综合性权威理论刊物，重点覆盖国民经济、产业经济、工商管理、案例研究等学科领域，专门刊发以重大前沿理论和现实问题为研究对象的前瞻性、引领性、规范性最优秀研究成果。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第一批重点资助期刊，中国社会科学院创新工程首批试点学术期刊；曾荣获第三届国家期刊奖（最高层次奖），中国社会科学院优秀学术期刊特别奖（2020）、第二至四届优秀期刊奖连续3届一等奖，第三届全国百强报刊；为全国中文核心期刊工业经济类第一名（历年），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综合评价AMI权威期刊（2014、2018），连续10年荣获中国最具国际影响力学术期刊（2012—2021）称号，是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管理科学部认定的管理科学A类重要学术期刊（历年），中国工业经济学会核心会刊。阅读全文请访问官方网站：http://ciejournal.ajcass.org/

本文是《中国工业经济》第886篇观点精粹。查阅论文原文和数据等附件，请访问《中国工业经济》网站或登陆中国知网下载。作者：史丹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管理学博士原文刊发：《中国工业经济》2022年第11期，原标题为《数字经济条件下产业发展趋势的演变》。以大数据、互联网为代表的新一轮信息技术革命，催生了新的经济形态，即基于数字技术使数据转化为生产要素或者直接生产数字产品和服务的数字经济。总体上，数字经济虽然处于发展的初级阶段，但已充分显示出改变传统经济发展规律、模式、组织形态的力量，不仅影响各国经济发展走势，而且有可能重塑各国的竞争优势，加速全球产业发展和产业布局的调整。探讨数字经济的发展规律、制定促进数字经济发展的政策措施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一、数字经济发展的条件与特征近二十年来，数字技术创新风起云涌，尽管当前还有许多人尚未完全适应数字技术所带来的生产与生活方式的变化，但数字经济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扑面而来。根据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发布的《全球数字经济白皮书》（2022年），2020年美国、中国、德国、日本、英国、法国、韩国、印度的数字经济规模合计达到28.4万亿美元，占全球GDP的33.5%。其中，美国约占上述8个国家总量的1/2，中国是美国的40%左右。数字经济作为一种新的经济形态，其发展需具备以下条件。1.数据成为不可或缺的生产要素数字技术将知识、经验乃至社会经济活动转化为标准的数据，形成了数字收集、加工、储存、分析、运用等一系列技术经济活动，催生新的数字产业。数字产业的产品是以电子媒介形态存在，可复制、可多次使用不被损耗。数字经济中数据类似于经济中的货币，但不同于一般意义的货币，货币投入生产过程中代表资本要素，在经济运行中可以反映经济活跃程度，它不依附于任何技术而存在。而数据与数字技术应用紧密地结合在一起，数据的收集、整理、挖掘、分析的技术能力直接决定数据的规模和质量，其算法和算力是影响数据质量和价值的重要因素。因此，成为生产要素的数据连接数据技术的应用，一般意义上的数据即便是经过加工的统计数据也不能称之为生产要素，只有经过大数据技术处理转换并进入生产过程，才能成为有价值的数据。从这个角度讲，数字经济竞争力的强弱来自算法与算力的差别。数字要素与数字技术的不可分割性，使得数据使用越多，数据技术外溢性也越大，也正是因为这种特性，数字要素具有向生产过程全面渗透的驱动力。数字技术的渗透主要是以应用场景形式存在，数字技术的应用场景越多，生产经营活动和社会生活越来越离不开利用数据分析作为决策依据和行动指引。数据成为经济活动中不可或缺的生产要素，将彻底改变传统的经济活动模式、盈利模式甚至经济运行规则和生活方式。例如，当打车软件App逐步被出租车司机接受时，路边招手的方式就打不到车，因为出租车司机只选择网上约车的乘客，消费者不得不使用网上约车的方式，即以App为载体的消费数据改变了出租车司机的行为，也改变了消费者的行为。数字技术应用场景越多，积累的数据越多，数字要素的作用就越明显，数字经济发展水平也越高。自第一次工业革命以来产生了一系列技术创新并催生了多种新兴产业，例如，纺织、冶金、石油化工、汽车等技术的创新，依次使纺织、钢铁、石油化工、汽车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主导产业。但纺织、冶金、石化、汽车等产品并没有与数据一样成为生产要素，其根本原因在于这些技术不是通用技术。就技术层面看，除应用场景不同外，语音识别、自然语言处理、图像识别、计算机视觉、自动驾驶、无人机、智能机器人都是数字技术的基本原理运用。通用的数字技术决定了以数字技术为代表的新一轮科技革命会对整个社会经济系统产生全面影响，而不是仅仅催生某个新行业或者形成新产品，通用的数字技术创新开启了数字经济发展的新阶段。从经济学的角度看，数据要素进入生产过程改变了生产函数中的要素构成和相互关系。另外，数据要素的供给和消费也与资本、劳动、自然资源等传统生产要素具有不同的特性：一是数据是在人类生产和生活中形成和衍生出来的，数据供给与经济规模及经济活跃程度成正比，数字消费具有非消耗性和环境友好性。理论上，数据可复制、可共享、无限供给、无限使用、无限增长，但数据无论是生产还是消费都需要消耗电力，数字要素与电力要素之间的互补关系是无需论证的。二是数字要素供给与需求的特性与其他生产要素存在差别。例如，传统要素由于边际成本递增其供给曲线向右上方倾斜；而数据要素供给量越多价格可能越低，供给曲线向右下方倾斜（王静田和付晓东，2020）。因此，理论上可能存在数字要素对其他生产要素的完全替代。目前少数的无人工厂在未来可能是普遍现象，因为人工成本越来越高。三是边际收益递增。传统经济理论假定资源是稀缺的，在技术水平和其他生产要素投入不变的前提下，要素边际收益是递减的；而数据要素具有非损耗性，打破了有限资源对经济增长的制约，边际收益随着数据要素的增加而增加，这就意味着数字经济发展存在“赢者通吃”的规律，谁拥有更多的信息数据，谁就拥有更多的竞争优势。四是“赢者通吃”的规律触发“马太效应”，规模报酬递增、消费“路径锁定”效应等使得数字平台型企业的发展具有配置社会资源的功能，对产业监管理论及反垄断的标准和具体操作提出严峻的挑战。2.数字化基础设施经济发展与基础设施具有密切的关系，数字经济也不例外。中国把数字化基础设施叫做新型基础设施。狭义的新型数字基础设施包括宽带（4G/5G）、IP地址、域名、超算中心等，广义的新型数字基础设施包括利用数字技术对传统的基础设施进行赋能并提升其功能，即铁路、公路、水运、电力等的数字化改造。数字化基础设施是资金密集型的，同时也具有显著的规模收益特征，大量的投入与运营费用需要足够的市场收益支撑。因此，市场规模是发展数字经济的重要门槛，有可能是拉大国家之间数字经济发展差距的重要原因，新型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可体现大国优势，超大规模的市场是数字经济快速发展的有利条件。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包括基站、互联网、超算中心、传感器与接收器，也包括基础设施的标准制定等。在信息基础建设方面，国外4G的普及率较高，中国的宽带建设速度也较快，尤其是5G建设走在世界前列。根据工业和信息化部的数据，截至2021年10月，中国5G基站数达到115万个，占全球的74%；5G手机终端用户达3.7亿户，占全球的80%以上。尽管中国的算力和智能算力居全球第2位，分别占全球的27%和20%，略低于美国，但算力所依赖的核心零部件依赖国外供应，技术短板集中体现在CPU、GPU、FPGA等芯片生产上。在传统基础设施上运用物联网技术，添加内嵌的、网络化的传感层，就能获得难以定量化的服务数据，实时监测基础设施运营情况，从而实现以往难以实现的供需调节，提高基础设施的服务效率和服务质量。电力基础设施数字化在数字经济发展中至关重要。目前，中国电网的数字化改造基本走在全球前列，电力通信在协调电力系统发、送、变、配、用电等的联合运转及保证电网安全、经济、稳定、可靠运行方面发挥了应有的作用，是构建新型电力系统、推动中国能源转型的重要一环。互联网是重要数字化基础设施，其发展规模可以反映数字经济发展水平。近年来，世界主要国家互联网网民占总人口的比重呈现出较快的增长趋势，多数国家在2016年以后达到80%以上，虽然中国起步较晚，但中国加快部署宽带网络和卫星互联网等信息基础设施，推动光纤宽带网络城乡全覆盖。目前，全国光纤到户端口总数达8.99亿个，涵盖4.67亿用户。中国已建成的超大型、大型数据中心数量占世界同规模中心数量的比重达14.2%；若进一步包含规划在建的数据中心数量，中国超大型、大型数据中心数量占全球的比重达38.1%。这一数据与美国的差距正在逐年缩小，美国超大型数据中心占全球总量的40%，中国大型数据中心仍有较大的发展空间。云计算、人工智能、大数据、物联网、区块链技术共同构成了数字技术的基础，为数字经济快速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技术保障，有助于营造数字产业的生态环境。新型基础设施的数量、质量等决定了数字经济发展的速度和高度。随着互联网的快速发展，互联网协议第六版（Internet

本文是《中国工业经济》第885篇观点精粹。查阅论文原文和数据等附件，请访问《中国工业经济》网站或登陆中国知网下载。作者：刘守英单位：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原文刊发：《中国工业经济》2022年第11期，原标题为《高质量发展与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从现在起，中国共产党的中心任务就是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同时明确了，“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要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就必须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加快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加快建立高标准市场经济，实现高质量发展。一、高质量发展是新发展阶段的中心任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中国经济发展也进入了新时代。中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国仍然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发展仍然是我们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同时中国已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新发展阶段，在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中，必须以高质量发展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第一，中国经济发展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改革开放四十多年，中国利用劳动力成本低和独特土地制度形成的土地低成本优势，以及土地资本化，推动了经济高速增长和快速工业化城镇化，成为世界制造工厂，实现乡土中国向城乡中国转型。但是，随着劳动力成本上升，人口增长减缓带来人口红利下降，“以地谋发展”模式造成的财政金融风险和社会风险累积，外延扩张产生的资源环境约束加大，传统发展模式已难以为继。2003年以来，中国土地驱动经济增长、工业化和城市化的效力减弱，继续沿用原有模式的风险加大，以高质量发展培育新增长动能、推动生产函数变革、塑造新的竞争优势成为唯一战略选择。第二，高质量发展是解决新时代主要矛盾的“钥匙”。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基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确定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与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进入新时代，一方面，中国生产力水平大大提高，拥有世界上最完整的工业产业链条、最强大的工业制造能力，科技创新和应用在很多方面进入世界前列，长期存在的短缺经济和供给不足状况已经发生根本性变化。另一方面，随着人们生活水平显著提高，人民群众的需要呈现多样化、多层次、多方面的特点，他们期盼有更好的教育、更稳定的工作、更满意的收入、更可靠的社会保障、更高水平的医疗卫生服务、更舒适的居住条件、更优美的环境、更丰富的精神文化生活。制约日益增长的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的关键因素扩展到包括生产发展因素在内的整体社会发展的不平衡和不充分。中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发展中的矛盾和问题集中体现在发展质量上。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就是发展质量不高的表现。这就要求必须把发展质量问题摆在更为突出的位置，着力提升发展质量和效益。解决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必须推动高质量发展，不只要重视量的有效增长，更要注重质的大幅提升。只有推动高质量发展，才能适应科技新变化、人民新需要，提供更多优质产品和服务。只有推动高质量发展，才能从“有没有”

本文是《中国工业经济》第884篇观点精粹。查阅论文原文和数据等附件，请访问《中国工业经济》网站或登陆中国知网下载。作者：潘家华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可持续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北京工业大学生态文明研究院教授原文刊发：《中国工业经济》2022年第11期，原标题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净零碳现代化》。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彰显中国特色，引领全球可持续面向未来的现代化。中国的生态文明建设提升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能力和水平，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强调人与自然和谐发展，《巴黎协定》所规定的“碳中和”即温室气体的人为排放与人为移除达到动态平衡，也就是净零碳，不仅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客观要求，也是可持续现代化的基本保障。净零碳意味着高碳的不可再生的化石能源有序和最终退出，代之以零碳的可再生能源，所释放的，是高质量发展的新动能，可持续繁荣的现代化的动力源泉。一、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客观上要求净零碳人与自然和谐，从根本上讲是一种平衡，自然得以永续，人类得以繁衍。经济社会和自然生态系统境况各异，因而人与自然和谐的量化指标和测度，也不会单一均质。人作为地球生命共同体的一员，生存发展依赖于自然，必须要利用自然，同时也需要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地球生命系统与自然形成一种动态平衡，绿色植物光合作用形成碳水化合物，作为草食动物和肉食动物的能量来源；动植物生长死亡腐化又回归于自然，所谓生态平衡，生生而不息。农耕文明时代生产力低下，人类依靠绿色植物获取的生物质能和以此为基础的牲畜动能，能源密度低，利用和改造自然的能级不高，获取和创造物质财富的能力有限。因而，人类在生存繁衍进程中，即使破坏自然，也是局部的，可逆的。人类进入以化石能源为动能的工业文明时代，能源密度高，动能强劲，人类征服改造自然，引致破坏自然，生态失衡。技术创新和技术进步不断提升粮食生产力，不断积累物质财富。人类通过技术手段减缓一些环境污染和生态灾难，例如，通过终端的污染物去除技术除尘脱硫脱硝，通过筑堤建坝修渠调水实现自然资源的时空再配置。这些工业文明的技术路径在解决一个问题的同时，会引发并放大更多的问题。例如，工业文明技术支撑的城市规模扩张，建高楼拓展地上空间，挖地铁开发地下空间，修道路拓展地域范围。建设运营和管理，需要大量的水资源和高品质能源，因而引致资源紧缺，污染严重，宜居性降低，脆弱性增强。例如，北京有限自然空间内降水和太阳辐射能量相对恒定，而北京城市常住人口从1950年的420万人，增加到2021年的2190万人，净增4.2倍。根据北京水务局发布的《北京水资源公报》（2021），北京的水资源总量多年平均只有37.4亿立方米，而且年际波动大，2020年总量只有24.2亿立方米。水资源供需严重失衡。北京地下水的平均埋深，从1960年的3.2米下降到2015年的25.8米。2016年后每年从南水北调可获南水调入10亿立方米，地下水埋深有所回升，2021年地下水平均深度仍低至16.4米。化石能源燃烧排放的二氧化碳，工业革命前几乎忽略不计，即使到1950年，全球年排放量也只有50亿吨。2015年之后，年排放量超过350亿吨。大气二氧化碳浓度2021年达到414.7ppm，比工业革命前的280ppm几乎高出50%，高于200万年以来的任何时期。1970年以来的50年是过去2000年以来最暖的50年，1901—2018年全球平均海平面上升了0.20米，上升速度比过去3000年中其他任何一个世纪都快。2011—2020年全球地表温度比工业革命时期上升1.09℃。由于人类化石能源的开采利用，人与自然的平衡和谐已经被打破，而且这种失衡还将持续。即使全球在2050年实现净零碳排放，全球地表升温的幅度，也可能有50%的概率超过1.5°C。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恢复自然生态的系统平衡，需要大幅乃至清零化石能源碳排放。实现净零碳的现实路径，一是“釜底抽薪”，从源头上退出化石能源消费。由于化石能源在一次能源消费中的占比高达85%，因此，退出化石能源消费不可能一蹴而就，立竿见影。二是采用常规污染物终端去除方法，将化石能源燃烧排放的二氧化碳加以捕集，然后或加以利用，或封存于地质构造中，即所谓的碳捕集、利用与封存。由于捕集成本高、利用和封存空间有限，不可能承担净零碳的主体功能。三是碳汇，即植树造林，减少毁林，保护湿地，从而增加绿色植物通过光合作用从大气中吸收移除的二氧化碳。尽管原则上碳汇具有气候中性特征，但生态系统保护可以在一定时期一定区域固碳增汇。因而，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净零碳，化石能源的有序退出就成为最有效的选择。二、净零碳是可持续现代化的基本保障发达国家的现代化，表观上是高收入水平，实际上是物质财富、生活品质、社会治理的高水平。物质财富的生产和功能的发挥，需要消耗常规的化石能源，例如，铁路、公路、城市基础设施的建设运营维护，需要消耗高品质的化石能源；生活品质的保障，例如，汽车、交通、供暖空调等，也必须要有常规化石能源的保障。社会治理表观上与化石能源消费直接关联并不明显，但国防、医疗教育等公共服务，高品质低成本的化石能源不可或缺。这也是为什么发达国家无论是从总量还是人均水平上，化石能源消费和二氧化碳排放长期高于发展中国家的原因。但是，现代化不是昙花一现的，必须是可持续的，迈向人类未来的。一方面，化石能源是不可再生的，开采燃烧提供经济社会所需的热值后而逸散，不同于铁铜锌等金属和硅磷等非金属可循环再生。工业革命后开始大规模开采使用化石能源，不足300年时间，许多地区的资源已经枯竭或趋于枯竭。目前发达国家的人口规模只有10数亿人，2021年全球人口达到80亿人，到21世纪中叶可望达到100亿人。如果发展中国家因循发达国家老路依赖化石能源完成工业化城市化，有限的化石能源存量是不可能支持人类现代化的。能源是经济社会的血液和动力源泉，直接影响甚至左右国家经济安全和社会稳定。化石能源呈点状分布，极易被资本垄断，成为国际地缘政治争斗的手段，影响化石能源储量有限但需求巨大的经济体。中国化石能源呈“富煤少油缺气”的整体格局，石油对外依存度超过70%，天然气也严重依赖进口。即使是相对富有的煤炭，2021年中国进口量也高达3.23亿吨，储采比只有世界平均水平的1/2。中国的化石能源开发利用有力支撑了工业化城市化进程，但显然难以保障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更不用说面向未来的可持续现代化。而净零碳是去化石能源的进程，彻底摆脱对化石能源的依赖，强力、安全而可持续地支撑并保障中国的现代化。提升生态系统的多样性、稳定性、持续性，促进人与自然和谐，保护自然，也是净零碳的重要途径和基本保障。农耕文明时代，生产力较为低下，只能通过毁林开荒、围湖造田的方式，满足人口增长的粮食需求。使得森林、土壤和湿地所固定并形成的自然碳库释放到大气中，增加温室气体的排放。党的二十大报告要求，推进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建设，科学开展大规模国土绿化行动，推行草原森林河流湖泊湿地休养生息。这些措施，不仅是生态保护，通过光合作用吸收大气二氧化碳增汇，也可有效提升自然碳库的存量和水平。自然碳循环而形成巨大的负碳空间，可以有效地将历史上破坏自然所释放的温室气体固定在碳库。即使是城市绿地、农林牧这些并不形成稳定碳汇的部门，也有着巨大的生物质能生产潜力。农作物秸秆、城市园林废弃物、禽畜粪便，乃至城市生活垃圾，都是碳中性或净零碳的能源资源，构成可持续现代化的基础保障。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必须天蓝水净。净零碳大体终结了高污染的化石能源开采与燃烧，使得常规大气污染物的排放可以大略清零，实现污染物控制的釜底抽薪。中国大气污染防治攻坚战的成功，一个主要原因就在于从源头控制与终端治理双管齐下转向以源头控制为主。2021年，北京PM2.5年均浓度比2013年下降47.7%，空气质量首次全面达标。取得如此成就，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减煤，从2013年的超过2000万吨减至2020年的100万吨，减幅达到95%。京津冀联防联控，减控对象也是高碳高污染的煤炭。同期，天津、河北减煤幅度也分别超过30%、11%。PM2.5的主要来源是煤炭燃烧引致的排放，另一个来源则是机动车燃油的尾气排放。如果纯电动汽车全面取代燃油汽车，则大气PM2.5进一步下降，有望达到当前欧洲的PM2.5水平。由于可再生能源电力充裕而且自然生态改善，污水经过深度工业处理进而湿地自然净化，净水攻坚也将取得决胜。三、释放净零碳的高质量发展新动能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生物多样性丰富，自然生态良好，人的发展也必须是高品质生活。净零碳进程要求高碳的化石能源为零碳的可再生能源所替代，在就业、增长、民生福祉等方面，净零碳是否能够提供新的动能，推动高质量发展，迈向引领人类可持续发展的中国式现代化？第一，从就业需求看，化石能源的退出必然减少化石能源行业的就业数量，而可再生能源行业的就业也必然相应增加。如果零碳行业的就业量超过高碳化石能源的就业岗位，社会稳定和经济增长就有基本保障。从生产属性看，化石能源具有自然的垄断属性，资本密集度高，机械化程度高，劳动就业需求少。传统劳动力密集的煤炭开采，也为资本技术密集的机械所替代，而石油开采、炼化，资本和技术密集程度更高，所能够提供的劳动就业岗位十分有限。而零碳可再生能源从原材料获取到设备生产、运输安装、运行维护，生产链条长，就业环节多，劳动就业岗位也必然多。例如，太阳能光伏组件，从晶硅、晶片、组件，到生产设备制造、生产过程、安装维护，技术和资本需求相对较低，但产业链条长，能提供的就业岗位多。风力发电，从钢铁、风机制造、运输安装到运行维护，也能提供大量的就业岗位。相比于动辄百万千瓦装机容量的煤电，生物质能由于能源密度相对较低、分散，因而规模小、分散、就地、就近，同等规模的装机容量和发电量，就业岗位远多于煤电。从市场拉动的视角看，化石能源高度密集的资本投入所产生的高额市场回报，只会用于投资获取更多的资本收益，而劳动就业回报，会用于消费，拉动需求，推进经济平稳和谐增长。第二，从经济增长和消费福祉提升看，净零碳有着强劲而可持续的动能。在许多情况下，零碳可再生能源的生产，不同于化石能源，有着“化腐朽为神奇”的功效。例如，农作物秸秆、养殖废弃物、厨余垃圾等，是社会负产品，不仅没有产出，还需要大量的投入对其进行处理而成为社会负担。而生物质气化、生物质发电、生物质颗粒、垃圾发电等，就可以增加就业，成为经济的增长源。居民屋顶、墙面太阳光伏发电，山地、乡野风力发电，水面鱼光互补，荒漠、海洋等边际土地或洋面风光利用，可以源源不断地生产零碳电力。而产出水平和经济收益，甚至高于高产农田的市场生产回报。例如，华北地区居民屋顶安装100平方米的太阳光伏发电装置，装机容量10千瓦，年发电量13000千瓦时，按0.2元每千瓦时的电价，可收益2600元。戈壁荒漠一亩地的农业产出几乎为零，而风光电力生产可获收益至少超过5000元。零碳电力的电动汽车，按每百公里12千瓦时电力、每千瓦时0.3元计，1万公里也只有360元；燃油汽车百公里油耗即使按6.5升、每升8元计，1万公里油费也超过5000元。按照公安部交通管理局数据，中国千人汽车拥有量220辆，对于月人均可支配收入在1000元左右的6亿人口，即使购买燃油汽车，也难以承受运行费用。这部分人多在乡下，自有住房屋顶太阳光伏发电，即可满足包括供暖空调照明汽车在内的家庭用电。这6亿人口按千人500辆汽车计，市场容量可达3亿辆。这是中高收入群体之外的新增市场，超过美国、欧洲的汽车市场规模。所带来的增长和消费福祉提升，是化石能源所不可能实现的。第三，零碳可再生能源强力推进区域协调发展与共同富裕。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存在区域、城乡和收入分配三大差距，尽管呈缩小态势，但进展缓慢。党的二十大报告重申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优化重大生产力布局，构建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区域经济布局和国土空间体系，推动西部大开发形成新格局，认为社会主义现代化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仍然在农村。零碳可再生能源有着巨大的区域协同和乡村振兴动能。西北无限风光电力、西南巨量水能和抽水蓄能潜力，为西部增收、生产力优化布局，提供了巨大空间。2021年，中国晶硅产量占全球的80%，新疆、内蒙古、青海占中国产量的75%。东数西算，高耗能高占地产业布局西部，助推西部经济高质量发展，东部提供资金获取零碳电力，西部增加就业提升收益。西部东部合作共赢。乡村天地广阔，风光电力生产，农民获取低价电力提升福祉，出售零碳电力给城市工业获取收益。通过零碳可再生能源的开发利用，净零碳有效缩减区域、城乡和收入分配差距，实现共同富裕，助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当然，净零碳动能的释放，正如工业生产力对农业生产方式的替代进程一样，是一个较为长期的过程。化石能源的动能助推工业化进程而在发达国家实现的现代化，如果从1750年算起，也超过200年时间。20年前，风光电力尚在研发起步阶段，10年前，仍然被称为“垃圾电”。动力电池、压缩空气储能、电动汽车技术，在过去10年，规模扩张和市场竞争力提速，远快于化石能源技术发展的速度。短短10年时间，光伏发电成本下降90%，风电成本下降超过70%。电动汽车的电池和充电桩，相对于燃油汽车的便捷性，目前仍然处于弱势，但随着电池技术进一步改进、充电设施完善，电动汽车取代燃油车也是大势所趋。有些领域，例如，航空燃油和钢铁冶炼用氢能替代焦煤作为还原剂，可能短时间存在困难，但随着研发投入增加，技术创新也将必定会有新的突破。中国式的现代化，有着人口众多的特殊国情、追求公平正义的共同富裕理念、物质富足精神富有的幸福标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道义担当，以及和平发展的共赢范式。净零碳，就是从高碳化石能源切换到零碳可再生能源的生产和终端消费赛道，用具有就地、就近、便捷、价廉、安全等潜质的风光水生物质能，替代并市场挤出不可再生、高污染、高度垄断、价格高度波动且昂贵的高碳化石能源。实现净零碳可持续迈向未来的现代化，有着极大的世界意义、普适意义，将推进人类的现代化进程，提升现代化水平。（以上内容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如在科研工作中使用了作者提供的数据和程序等附件内容，请务必在研究成果上注明引文和下载附件出处。参考文献引用范例：[1]刘守英，熊雪锋，章永辉，郭贯成.土地制度与中国发展模式[J].中国工业经济.2022,(1):34-53.如果研究中使用了未在杂志纸质版刊发、但在杂志官方网站上正式公开发表的数字内容（包括数据、程序、附录文件），请务必在研究成果正文中注明：数据（及程序等附件）来自刘守英等（2022），详见《中国工业经济》网站（http://ciejournal.ajcass.org/）附件。欢迎订阅2023年《中国工业经济》，邮发代号：82—143。2023年将为广大读者呈现更多高质量的前沿成果。诚邀您一起“畅游”学术殿堂。推文主编：覃毅推文编辑：杨涵淇《中国工业经济》是应用经济学和管理学类综合性权威理论刊物，重点覆盖国民经济、产业经济、工商管理、案例研究等学科领域，专门刊发以重大前沿理论和现实问题为研究对象的前瞻性、引领性、规范性最优秀研究成果。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第一批重点资助期刊，中国社会科学院创新工程首批试点学术期刊；曾荣获第三届国家期刊奖（最高层次奖），中国社会科学院优秀学术期刊特别奖（2020）、第二至四届优秀期刊奖连续3届一等奖，第三届全国百强报刊；为全国中文核心期刊工业经济类第一名（历年），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综合评价AMI权威期刊（2014、2018），连续10年荣获中国最具国际影响力学术期刊（2012—2021）称号，是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管理科学部认定的管理科学A类重要学术期刊（历年），中国工业经济学会核心会刊。阅读全文请访问官方网站：http://ciejournal.ajcass.org/

本文是《中国工业经济》第883篇观点精粹。查阅论文原文和数据等附件，请访问《中国工业经济》网站或登陆中国知网下载。作者：洪银兴单位：南京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经济学博士原文刊发：《中国工业经济》2022年第11期，原标题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创新和拓展》。党的二十大明确要求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式现代化尊重现代化的一般性规律，关注世人普遍认可的现代化一般标准。但是，世界上既不存在定于一尊的现代化模式，也不存在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现代化标准。每个国家的现代化都会打上不同社会制度和不同发展阶段的烙印。方向决定道路，道路决定命运。中国式现代化不仅指明了现代化的方向，还明确了实现现代化的道路。首先，中国的现代化目标和进程不可能是西方现代化的“翻版”。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其次，现代化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够完成的，需要经过长期的努力。在不同的发展阶段，有不同的发展格局，相应的中国式现代化道路需要守正和创新。没有坚实的物质技术基础，就不可能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中国所要推进的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中国人口达14亿人，占世界人口总量的18.3%。其规模超过现有发达国家的总和。14亿人口的国家整体实现现代化，将彻底改写现代化的世界版图。但是要清醒地看到，目前中国的人均GDP才过1万美元。党的二十大报告再次明确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时人均GDP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这里，有两点必须考虑：一是目前中等发达国家的人均GDP已经达到3万美元以上水平。而且这个水平是动态的，到那时中等发达国家的人均GDP肯定会有更高的水平；二是按14亿人口规模计算，人均GDP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就必须要有更高的GDP总量。这意味着中国要基本实现现代化，需要必要的增长速度。中国在改革开放开始的30多年中保持高速增长的主要原因，一是改革开放解放了潜在的生产力，从而支持了较高的潜在经济增长率；二是在较为宽松的国际环境下，对外开放获得了全球化的红利。进入新发展阶段，一方面由于潜在的增长要素已经得到了充分释放；另一方面对外开放遇到逆全球化的冲击。中高速增长成为新常态。在此新常态下推进现代化建设需要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既要应对潜在经济增长率下降，也要应对逆全球化的冲击。基于构建新发展格局要求，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其必要路径是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迈上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更为安全的现代化之路。在新发展阶段推进现代化建设不仅需要坚持深化改革开放，还必须贯彻新发展理念。由此创新的现代化道路可称为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这是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新拓展，体现了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守正和创新。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体现由理念到发展道路的转化，表现在以下方面：一、现代化的创新发展之路进入新发展阶段，创新成为现代化的第一动力。创新可以不断开辟发展新领域新赛道，不断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势。当今世界正在进入数字经济新时代。依托数字技术的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国家治理和社会管理数字化能使经济社会获得更高质量的发展。发展数字经济意义重大，是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新机遇的战略选择，也就成为创新发展的主战场。创新成为推动现代化之路主要有以下四个方面：一是把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作为现代化的战略支撑。中国实现现代化的最大阻力在于缺乏高端科技。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近代以来，西方国家之所以能称雄世界，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掌握了高端科技。真正的核心技术是买不来的。正所谓‘国之利器，不可以示人。’只有拥有强大的科技创新能力，才能提高我国国际竞争力。”

本文是《中国工业经济》第882篇观点精粹。查阅论文原文和数据等附件，请访问《中国工业经济》网站或登陆中国知网下载。作者：隆国强，王金照单位：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研究员；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产业经济研究部部长，研究员原文刊发：《中国工业经济》2022年第11期，原标题为《开辟新赛道的战略意义与发展思路》。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要开辟发展新领域新赛道，不断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势。这一重大论断和战略部署是站在新一轮产业技术革命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高度，为中国未来发展指明重大战略方向，必须深入学习，深刻领会。要充分认识开辟新赛道的战略意义，准确把握新赛道的时代特征与国际竞争大势，加快研究开辟新赛道的发展思路，谋划好推进途径和政策举措，抢抓历史性机遇。一、充分认识开辟新赛道的重大战略意义新赛道是在新技术带动下形成的新兴产业。新赛道之新，不是指别国早已有之而在本国属于“新”产业，而是在各国都属于新兴产业。新赛道将决定各国在未来国际格局中的地位。新赛道将引领高质量发展。伴随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持续推进，具有高技术附加值的新赛道将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从2022年上半年的数据看，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9.6%，比规模以上工业整体增长率约高6.2个百分点。代表性的新赛道产品保持高速增长，新能源汽车、太阳能电池、移动通信基站设备产量上半年同比分别增长111.2%、31.8%、19.8%。新赛道为中国向产业价值链上游攀升提供机遇。在新赛道上，中国产业可以依据对技术方向和商业模式的判断，定义新产品和新生态，创建自主品牌、建立差异化优势，提高竞争位势，推动中国产业向高技术、高附加值的方向攀升。新赛道也是颠覆性创新的载体，新兴产业会突破传统工艺的限制，甚至对现有技术实现“降维打击”，是中国突破“卡脖子”技术问题的一个途径。新赛道赋能整体经济的优化升级。新赛道的发展不仅催生新经济，而且通过对传统产业的辐射和渗透，加速传统产业的转型升级，促进经济结构优化和效率提升。例如，新能源技术日益广泛的应用将推动解决经济增长带来的能源环境约束，打开经济增长的空间。数字技术和智能技术应用推动传统产业生产、消费和流通方式的改变，大幅提升传统产业的效率和竞争力。新赛道是在大国博弈中实现反超的必由之路。新赛道是国际格局演变的决定性因素，因而成为国际战略博弈的主要战场。历史经验表明，每一次技术革命都带来技术经济范式的转变，改变世界的竞争格局。英国在第一次工业革命中开辟了新赛道，一跃成为“日不落帝国”。美国在第二次和第三次技术革命的浪潮中，把握住新的技术经济范式开创出新的赛道，实现了对英国的超越。虽然中国在现有路径的“追赶”中积累了超大规模的国内市场和完整的工业体系，但仍面临难以逾越的技术差距，在传统赛道中长期处于“跟跑”位置。只有在新技术革命带来的新赛道上取得决定性胜利，才能够

本文是《中国工业经济》第881篇观点精粹。查阅论文原文和数据等附件，请访问《中国工业经济》网站或登陆中国知网下载。作者：江小涓单位：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中国行政管理学会会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原文刊发：《中国工业经济》2022年第11期，原标题为《坚持高水平对外开放，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必须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坚持高水平对外开放，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坚持高水平对外开放，以开放促进构建新发展格局，是党的二十大的重要内容和关键部署。一、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必然性和重要性1.经济发展实践充分表明中国选择了正确发展道路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过去十年，中国经济实力实现历史性跃升。国内生产总值从54万亿元增长到114万亿元，中国经济总量占世界经济的比重达18.5%，提高7.2个百分点，稳居世界第二位。在改革开放以来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的基础上，2013—2021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6.6%，高于同期全球经济2.6%的增速水平，对全球经济增长的平均贡献率达到38.6%，是世界经济增长的最大贡献者。2021年，中国GDP达到17.7万亿美元，分别相当于美国、德国、日本的77.1%、419.9%、359.2%，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的地位突出和稳固。同时，中国人均收入也大幅提高，按照年平均汇率计算，2021年达到12556美元，已经接近人均12965美元这个高收入国家的标准。中国发展的成功实践，表明坚持中国特色发展道路的正确性。其中一个重要方面，是从国情出发选择开放之路，促进了中国经济在低起点上实现高速增长。2.开放初期的大口径外循环：立足国情的选择改革开放伊始，中国的资金、技术管理等生产要素都很短缺，同时有五六亿之巨的农村劳动力亟待转移到城镇就业。中国劳动力占世界劳动力总量的比重高达22.4%，而投资比重仅占2%，产业技术全面落后，可以说劳动力这项要素“畸长”而资源技术这两项要素“畸短”，此时，尽可能增加城镇就业、提高人民群众收入水平是这个阶段最重要、最优先和压倒一切的目标。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国际环境较为宽松，全球化迅速推进，大量资金技术在全球寻求投资地点，为中国创造了利用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加快发展的时代机遇。因此，中国构建了大口径的外循环，以大规模出口为国内提供更多就业机会，以大规模进口为国内提供更多资金技术和管理经验，外循环的地位持续提升，中国的外贸依存度从1980年的12%提升到2006年的64%，开放在促进增长和就业、产业结构升级和技术进步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3.国内市场规模和产业体系推动国内循环地位上升经过四十年高速发展，中国国内经济体量极大扩张，经济体系较为完备，产业水平显著提升。成为世界上第二大经济体，国内市场规模巨大，商品消费市场规模已位居世界第一。国内产业体系较为齐全，特别是制造业规模世界第一，产业链相对完整。一些代表制造业发展综合水平的产业快速发展，国际竞争力迅速提升。以汽车制造业为例，2020年中国生产乘用车1999万辆，占世界的35.8%。特别是新能源汽车强势发展，2021年新能源汽车全球产量为660万台，中国生产了330万台，占比高达50%。中国科技实力极大提升，研发投入规模已居世界第2位，创新指数世界排名已跃居第12位，高技术制造业、装备制造业等高技术含量产业持续保持较高增长速度。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为64.7%，相关服务业发展迅速。企业竞争力明显增强，中国企业在世界500强中的数量，2011年超过日本，2019年超过美国，中国已成为世界500强企业最多的国家。作为超大规模经济体和产业体系较为完备的经济体，近十年来国内循环在增长和就业中的地位持续提升。外贸依存度已经从2006年的64%回落到2021年的36%，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的发展格局已经形成。二、以高水平开放支撑两个循环相互促进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依托中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以国内大循环吸引全球资源要素，增强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联动效应，提升贸易投资合作质量和水平。习近平总书记还指出，深度参与全球产业分工和合作，维护多元稳定的国际经济格局和经贸关系。这些要求表明，高水平的对外开放，不仅能够通过利用两个市场两种资源更有效发挥中国大规模市场优势，还能提升中国开放的质量和水平。中国要继续发展对外经贸合作，促进全球分工体系的拓展与深化，推动国内高质量发展。1.国内若干重要资源短板更短，进口是重要补充中国一些重要自然资源拥有数和储备量与中国人口数量相比明显偏低，人口占比为22.13%，土地和淡水资源占比分别为7%和6%，石油储量占比为1.96%。1980年中国GDP占全球比重仅为1.69%，和彼时的经济体量相比，资源供给不算短板，国内供需压力尚不明显。然而，随着中国经济体量的迅速扩大，资源能源消费快速增长，这些自然资源是天然禀赋，无法随经济增长而增加供给。于是，上述各种资源禀赋的数量与中国当下超过110万亿美元的庞大经济体量相比，短板更加突出，国内供给无法满足需求。因此，中国要持续加大能源资源节约力度，提升产业结构，完善能源消费结构。即便如此，随着经济总量和能耗总量的快速增长，国内石油供给缺口逐年递增，进口持续增长。2000—2019年中国原油消费总量从21232万吨增长到67268万吨，原油进口量从7027万吨增加到50568万吨，占原油消费总量的比重从33.1%上升至75.2%。在目前能源资源生产与消费结构没有发生根本变化的阶段，较大规模进口多种能源资源产品，是中国发展的内在要求，也是处理国际关系的一个考虑重点。2.以国际科技合作助力科技自立自强近年来，中国科技创新能力和产业技术水平持续提升，日益成为发达国家产业的有力竞争者，加之国际科技与经济合作环境向不利方向的较多变化，继续以引进方式获得大量先进技术的难度在加大。特别是尖端技术市场往往属于寡头甚至垄断性质的技术市场，持有方有较强控制力，与以往中国需要引进的技术不在最前沿、存在技术供给的“竞争性市场”从而可以大量引进的状况已有很大不同。因此，今后技术发展特别是尖端和前沿技术发展，要更强调自主创新和科技自立自强，政府要加大基础研究投入，持之以恒支持原创性研究，为技术创新提供支撑，特别要在关键“卡脖子”技术问题上集中攻关。同时也要看到，数字时代科技创新出现许多新特点，其中的一个重要方面是多国共同创新网络迅速涌现，成为全球科技创新合作的重要新载体和新形态。在新冠肺炎疫情之下，全球技术贸易的增长仍然快于国际贸易的增长，特别是依托网络的信息通信技术的跨国交易快速发展，成为全球技术贸易中最重要的部分。目前，中国技术水平普遍提升、产业链日益完整、制造业体系全球最全，可以做出最大限度构建国内产业技术体系的选择。但是，会做的全部自己做并不是一种最优选项，这样的全能产业结构得不到分工带来的规模经济、技术快速迭代和利用全球资源的收益。最近一些年，中国受到的不公平打压增加，国际环境中不友好因素增加，使得在一些领域别无选择，必须自主创新。因此，在分工利益与自主安全的问题上，二者平衡点要向安全的角度迈进一大步，要把安全摆在更重要位置，但是两条脚走路的基本道理和空间依然存在，更多利用国外技术能力，就更能够在高起点上加快推进中国科技自立自强进程。反过来，中国自主创新水平越高，就越能够在更高水平上推进国际科技合作。那些科技发展水平高的科技大国往往也是技术进口大国，只有双向高度参与全球创新链，才能为自己带来最强的技术能力。3.以海外投资和当地生产促进国内绿色生产中国仍然要力争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但模式和渠道需要适时调整。例如，以往主要采用国内生产然后出口这个模式，可以增加产值和就业，但也会加重国内资源能源消耗与碳排放。据研究，工业碳排放占了中国碳排放总量的近60%，而出口商品占了其中相当部分，如果继续保持这种模式，会有较大的环境和碳排放压力。现在中国资本存量巨大，特别是近十年来，国内资金成为相对充裕的生产要素，存量资本和每年新增储蓄都达到巨大规模。面对土地、淡水、环境容量等自然资源的日益稀缺，面对日益提高的劳动力成本，相当部分的资金继续在本土配置，会达不到最佳状况，降低资金收益。因此，另一种思路是投资于国外，既为当地带来新的生产就业和增长，也为中国提供更多投资机会和更好投资回报。从趋势看，海外投资较快速度增长将会持续较长时间。4.以服务业高水平开放促进国内制造业转型升级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高水平生产者服务对提升制造业竞争力产生重要影响。研究表明，进口高水平研发服务、设计服务、金融服务、商务服务、营销服务等，是发展中国家制造业提升全球竞争力的重要因素。从产业特点看，那些生产制造全球化水平高的产业，与其相关的生产者服务全球化程度也高。美国企业中，医药和汽车是制造全球化程度最高的行业，也是研发、销售等服务全球化程度最高的行业。没有服务业分工深化和形成全球服务网络，制造业的全球价值链分工就不可能深化和高效率运转。服务贸易中，生产者贸易是增长最快的部分，无论是全球、主要发达国家还是中国，生产者服务已占全球服务贸易比重的80%以上，为中国发展生产者服务贸易、引进先进服务业特别是研发服务、技术服务、商务服务、营销服务等提供了大量机会，将对中国制造业提升国际竞争力有积极促进作用。特别是数字化全球服务的发展，能够在很大程度上消解距离影响，降低全球分工成本，从而降低协调和匹配成本，强化当前的全球价值链结构。数字技术还可以通过降低贸易成本帮助中小企业更多地参与到全球价值链中，寻求更多的发展机会。全球化的历史表明，每次全球经济出现较大波动之后，就会有更多资源在全球范围内进行重组，这正是“好的国家和企业”加快发展的机遇。可以预计，在新冠肺炎疫情得到控制、全球发展进入“疫后时期”后，全球产业重组会比“正常”时期更为密集活跃，在全球市场上配置的资源更多。国内产业应该以更大力度畅通内外循环，在更多领域中集成全球资金、知识、技术、信息和人力资本，加快提升自身技术水平，提高国际竞争力。三、保障措施与政策导向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稳步扩大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制度型开放。推动货物贸易优化升级，创新服务贸易发展机制，发展数字贸易，加快建设贸易强国；合理缩减外资准入负面清单，依法保护外商投资权益，营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的一流营商环境；推动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优化区域开放布局，巩固东部沿海地区开放先导地位，提高中西部和东北地区开放水平。这些要求表明，中国要继续完善和深化制度型开放，营造国内一流营商环境。1.推动制度型开放继续深化与完善过去四十多年来，中国针对不同时期、不同地区、不同行业，用差别性的政策引导开放。中国的开放政策一直倾向于鼓励出口限制进口，鼓励资金流入限制资金流出，这种倾向性是由中国开放较早时期的国情、发展阶段和产业竞争力所决定的。现在，各方面的条件和环境已经发生很大变化，通过出口扩大市场、获得规模经济和分工的益处，与通过进口引进各种资源、提升国内产业技术水平和竞争力，对中国今后发展都很重要。同样，农业、制造业和服务业扩大开放都很重要，吸收外资和对外投资都很重要，巩固沿海地区开放先导地位与提高中西部和东北地区开放水平都很重要，原则上没有必要再按行业、区域、出口或进口这些标准制定不同的开放政策。今后要致力于使开放体制更加完善和相对定型，让市场在跨境资源配置中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增加中国开放体系的稳定性和可预期性，实现高质量的内外循环融通和相互促进。2.以开放促改革促创新过去四十年，以开放促改革是中国的一条重要经验。现在，中国已经加入或者申请加入多个高标准贸易体系，如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和数字经济伙伴关系协定（DEPA）等。这些贸易协定涉及零关税、服务业开放、服务贸易、电子商务及市场准入、知识产权保护、环境保护、劳工保护等，都要求继续促进国内市场体系和产业行为向更高水平、更符合国际相关规则的方向推进。要再次利用开放深化的机遇，致力于深化国内改革、维护市场秩序、反垄断和反不正当竞争，大幅减少或取消产业补贴，必要的补贴要提高透明度，符合公平竞争原则。严厉打击侵犯知识产权、造假、欺诈等行为。总之，要以更大力度推进高标准市场体系建设，营造适应高水平开放要求的体制环境。3.加快建设国内高水平市场经济体系国内市场体系的健全和完善对开放有重要影响。在较为开放的经济体中，国内基本经济变量失衡和市场扭曲带来的影响超出国界，负面影响被放大。例如，当价格被压低到不能及时反映某种要素的市场供求和机会成本时，企业就会超量使用，还会大量出口。再如，国内企业可以在国内融资，可以引进外资，还可以到海外投资，如果国内金融业配置资金的效率不能有明显改善，企业的国际投融资行为就会超常发生。只有国内建设高标准的市场体系，纠正要素市场上的种种制约和扭曲，为各类企业创造平等的竞争环境和法制环境，企业才会在国内国际双循环中做出恰当选择，高效配置资源。4.加快构建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近十年来，中国在营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的一流营商环境方面取得显著成效。一是简政放权，为市场主体营造市场化营商环境，包括推进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推进商事制度改革等。二是创新监管，包括强化事前事中事后监管，规范执法行为减少对企业不必要的检查和干预，以最严谨的标准对食品药品安全、生产安全等领域实施了重点监管等。三是优化服务，为市场主体营造更加便利的营商环境。优化服务体系和流程，政务服务事项基本上在政务服务大厅统一办理，多数事项实现“一窗”分类受理和一次办结。智慧政务平台汇聚1万多项高频应用标准化服务，尽可能网上受理和审批。四是深化开放，营造更加国际化的营商环境，对照世界银行指标和国际先进经验等制定重点改革任务台账，不断缩小与国际一流营商环境差距。中国实行外商投资项目负面清单，限制性项目减少2/3，外资企业设立及变更一律由审批改为备案管理，还进一步放宽了金融业、制造业、农业等行业外资准入，中国的全球营商环境排名从2013年的第96位跃升至2019年的第31位，是改善幅度最大的十大经济体之一。中国还优化进出口环节审批管理，提升国际贸易便利化。2021年末，全国进口、出口整体通关时间分别较2017年末压缩六成和八成以上。这些成效显著改善了中国整体营商环境，支撑了国内国际两个循环的畅通和效率提升。（以上内容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如在科研工作中使用了作者提供的数据和程序等附件内容，请务必在研究成果上注明引文和下载附件出处。参考文献引用范例：[1]刘守英，熊雪锋，章永辉，郭贯成.土地制度与中国发展模式[J].中国工业经济.2022,(1):34-53.如果研究中使用了未在杂志纸质版刊发、但在杂志官方网站上正式公开发表的数字内容（包括数据、程序、附录文件），请务必在研究成果正文中注明：数据（及程序等附件）来自刘守英等（2022），详见《中国工业经济》网站（http://ciejournal.ajcass.org/）附件。欢迎订阅2023年《中国工业经济》，邮发代号：82—143。2023年将为广大读者呈现更多高质量的前沿成果。诚邀您一起“畅游”学术殿堂。推文主编：覃毅推文编辑：杨涵淇《中国工业经济》是应用经济学和管理学类综合性权威理论刊物，重点覆盖国民经济、产业经济、工商管理、案例研究等学科领域，专门刊发以重大前沿理论和现实问题为研究对象的前瞻性、引领性、规范性最优秀研究成果。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第一批重点资助期刊，中国社会科学院创新工程首批试点学术期刊；曾荣获第三届国家期刊奖（最高层次奖），中国社会科学院优秀学术期刊特别奖（2020）、第二至四届优秀期刊奖连续3届一等奖，第三届全国百强报刊；为全国中文核心期刊工业经济类第一名（历年），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综合评价AMI权威期刊（2014、2018），连续10年荣获中国最具国际影响力学术期刊（2012—2021）称号，是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管理科学部认定的管理科学A类重要学术期刊（历年），中国工业经济学会核心会刊。阅读全文请访问官方网站：http://ciejournal.ajcass.org/

本文是《中国工业经济》第880篇观点精粹。查阅论文原文和数据等附件，请访问《中国工业经济》网站或登陆中国知网下载。作者：何德旭，曾敏，吴育辉，刘蕴霆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商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厦门大学管理学院，北京大学经济学院原文刊发：《中国工业经济》2022年第10期，原标题为《股票错误定价、市值管理与上市公司并购行为》。研究背景近年来，A股市场并购重组的交易数量和交易金额持续居于高位。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简称证监会）数据显示，2021年至2022年3月期间，上市公司累计实施并购重组3673单次，交易金额1.9万亿元，由上市公司发起的并购交易约占国内并购交易总量的六成。那么，一个自然而然的问题便是，为什么A股上市公司要发起这么多的并购，他们的动机是什么？最新的研究指出，并购可能成为大股东资本运作的一个重要手段。所谓资本运作，是指公司利用金融工具和资本市场规则，通过技巧性地运作，实现资本增值的过程。在实践中，资本运作往往是一个带有负面色彩的词汇，通常用其表征大股东操纵股价的机会主义行为。鉴于A股市场目前的基础制度仍不完善，内部人操纵市场的成本较低，“资本运作”说存在相当程度的现实合理性。但遗憾的是，既有绝大部分研究尚未对“资本运作”的内涵和形式进行深入分析，没有解释并购何以成为资本运作的手段，何以推动股价上涨，而仅是先验性地将包括并购等在内的受到资本市场关注的行为直接视为资本运作的手段。那么，资本运作和并购之间存在怎样的关系？安郁强和陈选娟（2019）关注到了这一问题，他们基于经典的“股票错误定价驱动并购”理论提出了“并购估值套利”理论，主张A股上市公司较之非上市公司存在系统性的股价高估，这使得前者通过并购后者就可以提升股价，因此，主并方的股票估值越高，通过并购可以获得的“套利”空间越大，发生并购的可能性相应越大。然而，李善民等（2020）却持完全相反的观点，指出证监会规定以股票为支付方式的并购交易视同重大资产重组，A股市场上此类交易的比例较低，这违背了“股票错误定价驱动并购”理论的基本假设——主并方必须采用股票作为支付方式，才有可能实现股价高估下的套利目的。进一步地，他们从信号效应的视角分析了股价低估才会导致并购，理由在于，A股市场投资者关注并购事件，会在并购公告发布时对主并公司的价值进行重新判断，所以公司的股票估值越低，其就越有动机将并购活动作为一种对外传递信号的工具，发生并购的可能性相应越大。由此，并购的动机与其说是“估值炒作”“估值套利”，不如说是“估值修复”。既有研究并未形成一致结论，那么，股价与并购之间到底存在怎样的关系？并购的动机究竟是“估值套利”还是“估值修复”？对于这些问题的深入探究不仅有助于统一关于并购动机的理论争议，更可以打开资本市场的现实黑箱，使得政策制定者深刻理解A股市场的运行情况，对于完善中国资本市场治理、构建良好市场生态具有重要意义。研究发现何德旭、曾敏、吴育辉和刘蕴霆发表在《中国工业经济》2022年第10期上的论文《股票错误定价、市值管理与上市公司并购行为》，以“股票错误定价”为切入点，以上市公司发起并购活动的动因为研究对象，以控股股东的“市值管理”行为为研究视角，结合“流动性溢价”“投资者有限关注”以及“锚定效应”等理论，采用2007-2021年中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的并购交易数据实证检验控股股东为提升股价而发起并购的行为。主要研究发现如下：第一，在与同期同行业公司的横向比较中，公司股票的估值越高，开展并购的可能性越大；而在与长期估值的纵向比较中，公司股票的估值越低，开展并购的可能性越大；这意味着，文献中针对到底是股价高估导致并购还是股价低估导致并购而没有达成一致结论的两种可能性均得到实证支持，只是在不同的情境下具有不同的适用性。第二，静态的股价高估或低估本身尚不是驱动并购的根本原因，股价与并购活动之间存在“股票错误定价—更好的并购市场反应—进一步推动并购”的动态关系，说明股票错误定价表象下更加本质的底层逻辑在于股价提升的诉求。结合中国资本市场的政策背景及已有文献的研究结果，本文将这种股价提升动机以“市值管理”概念归纳称之，由此实现了既有文献关于“估值套利”和“估值修复”的并购动机争议在“市值管理”（提升股价）层面的统一。第三，“市值管理”型并购在短期提升股价的同时，长期并没有带来真正的协同效应，尤其是“估值套利”类并购表现出长期更多的商誉减值、更差的会计业绩以及更高的股价崩盘风险。这些研究发现从经济后果上反向验证了上市公司发起并购的动机在于短期提升股价，为“市值管理”并购动机提供了更多的逻辑支持和经验证据。研究启示本文的研究发现对完善中国资本市场治理、培育健康投资文化、构建良好市场生态具有一定的政策启示：第一，加强并购交易的信息披露，尤其是关于并购业绩承诺的信息披露。充分的信息披露是市场有效识别并购交易质量的关键，监管机构应要求主并公司及时、充分地披露可供投资者做出价值判断和投资决策所必需的信息，尤其是需要更加详细地披露并购业绩承诺的相关信息，如标的公司所承诺的业绩与其过往经营情况的相关性；承诺业绩没有达成时，主并公司对标的公司的具体处罚条款；承诺业绩没有达成时，主并公司需要计提的商誉减值以及由此可能对公司业绩造成的影响等。第二，适当扩大融券的施行范围。融券交易可以使得股价及时反映多空双方的观点，防止公司股价被过度高估，进而提高资本市场的定价效率，有效抑制并购交易的过度市场反应，遏制题材炒作空间。然而，在A股市场上，即使经过多轮调整，目前进入融券标的的上市公司占比依然不到总量的1/3。由此，监管部门可以考虑适当扩大融券的标的范围以及降低融券的难度，以便在更大程度上发挥融券卖空机制的价格发现功能。第三，完善投资者结构。正是因为当前A股市场依然以中小投资者为主，其不具备专业的信息收集和分析能力，才给予了内部人操纵股价的可能性。由此，监管机构可从多个渠道推动市场投资者结构的优化：一方面，进一步加大资本市场的开放力度，引进更多的机构投资者，尤其是长线机构投资者，使其逐步成为市场的投资主体；另一方面，通过公益宣传、讲座等形式，帮助中小投资者提高专业能力，树立风险管控意识，逐步培育其成长成熟。第四，严把“减持关”以及适当收紧股权质押。上市公司之所以进行市值管理并购活动，其很大一个动机在于推高股价后便于控股股东等内部人在高位减持股票或质押股权。由此，严把减持关和收紧股权质押可以从根本上遏制住推高股价的不良动机。关于减持政策的争议一直以来从未间断：从紧，可能会打击入市资金的积极性；从宽，则不能约束内部人短期套现的冲动及其对二级市场造成的冲击。建议进行分类管理，对于创投基金等战略投资者可适当放松减持要求，而对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监高等“关键少数”则需从严要求。另外，关于股权质押，《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及登记结算业务办法（2018年修订）》中明确规定了质押率，根据“融资金额=股票数量×基准价格×质押率”的计算公式，可考虑进一步明确乘数中的“基准价格”。当前市场上的普遍基准为股票质押前20个工作日的平均价格，建议适当拉长基准价格的时间窗口，如规定为质押前120个工作日的平均价格，如此既可以遏制内部人短期推高股价的动机，也减少了股权质押后可能存在的爆仓风险。（以上内容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论文数据公开情况：论文附件已在《中国工业经济》网站http://ciejournal.ajcass.org/公开，清单如下：公开数据Stata文件程序DO文件正文未报告部分如在科研工作中使用了作者提供的数据和程序等附件内容，请务必在研究成果上注明引文和下载附件出处。参考文献引用范例：[1]刘守英，熊雪锋，章永辉，郭贯成.土地制度与中国发展模式[J].中国工业经济.2022,(1):34-53.如果研究中使用了未在杂志纸质版刊发、但在杂志官方网站上正式公开发表的数字内容（包括数据、程序、附录文件），请务必在研究成果正文中注明：数据（及程序等附件）来自刘守英等（2022），详见《中国工业经济》网站（http://ciejournal.ajcass.org/）附件。欢迎订阅2023年《中国工业经济》，邮发代号：82—143。2023年将为广大读者呈现更多高质量的前沿成果。诚邀您一起“畅游”学术殿堂。推文主编：覃毅推文编辑：杨涵淇《中国工业经济》是应用经济学和管理学类综合性权威理论刊物，重点覆盖国民经济、产业经济、工商管理、案例研究等学科领域，专门刊发以重大前沿理论和现实问题为研究对象的前瞻性、引领性、规范性最优秀研究成果。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第一批重点资助期刊，中国社会科学院创新工程首批试点学术期刊；曾荣获第三届国家期刊奖（最高层次奖），中国社会科学院优秀学术期刊特别奖（2020）、第二至四届优秀期刊奖连续3届一等奖，第三届全国百强报刊；为全国中文核心期刊工业经济类第一名（历年），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综合评价AMI权威期刊（2014、2018），连续10年荣获中国最具国际影响力学术期刊（2012—2021）称号，是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管理科学部认定的管理科学A类重要学术期刊（历年），中国工业经济学会核心会刊。阅读全文请访问官方网站：http://ciejournal.ajcass.org/

本文是《中国工业经济》第879篇观点精粹。查阅论文原文和数据等附件，请访问《中国工业经济》网站或登陆中国知网下载。作者：刘征驰，周莎，李三希单位：湖南大学经济与贸易学院，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原文刊发：《中国工业经济》2022年第10期，原标题为《流量分发视阈下的社交媒体平台竞争——从“去中心化社交”到“中心化媒体”》。研究背景平台经济的商业模式完全迥异于传统经济的商业模式，其核心是用户，围绕用户建立的商业交易体系是其盈利的基础。对于以用户生产内容为典型特征的社交媒体平台而言，如何为不同用户的内容进行合理的流量资源分配，是关乎其用户体验和市场竞争力的重要问题。然而，已有文献大多侧重于平台的价格竞争策略，对流量分发策略如何影响平台竞争的理论探讨鲜有涉及。技术与商业战略的融合是平台实现价值的重要途径。产业实践中，流量分发不仅仅是一项数字内容技术，更是社交媒体平台吸引用户的一种重要竞争工具。以我国短视频市场为例，注重“记录美好生活”的抖音平台，通过中心化分发策略提高内容质量并打造出大量爆款视频，吸引了大批粉丝关注并快速了占领市场；而专注于“记录普通人生活”的快手平台重视流量平均分配，使得普通用户有更多展示机会，从而积累了庞大用户资源并迅速成为国内短视频行业的龙头企业。同时也注意到，平台流量分发策略也并非总是一成不变，随市场发展阶段的演变表现出一定的规律性。例如，早期主张去中心化的微信公众号平台和快手平台，近年来逐渐开始引入中心化算法决定内容筛选及分发过程即“再中心化”。由此引发的研究问题是：流量分发策略究竟如何影响社交媒体竞争结果？最优分发策略制定的影响因素有哪些？平台分发策略演变背后的理论逻辑是什么？研究发现刘征驰、周莎和李三希发表在《中国工业经济》2022年第10期的论文《流量分发视阈下的社交媒体平台竞争——从“去中心化社交”到“中心化媒体”》构建了社交媒体平台的双寡头竞争模型，刻画了平台用户的产消者特征，讨论了不同流量分发策略组合下平台的竞争结果。研究发现：在成熟市场中平台倾向于与竞争对手采取相同分发策略。当高需用户的分享收益足够高时，所有平台都将采取去中心化分发策略；否则，所有平台都将选择中心化分发策略。比较静态分析结果表明，现金补贴水平的提升大多数情况下有利于采取去中心化分发策略的平台，而技术赋能水平对竞争均衡的影响则取决于用户分享收益水平。本文认为，随着市场发展阶段的演进，平台商业化程度加深而用户分享收益下降，社交媒体平台将逐渐从“去中心化社交”向“中心化媒体”变迁。在行业发展初期，社交媒体主要吸引具有较强生产及分享意愿的“草根创作者”，这部分用户渴望被关注，此时平台采取去中心化分发策略能够吸引大批用户参与并迅速扩大平台内容规模。然而，在“先养羊再薅羊毛”的互联网商业逻辑下，平台商业变现压力在市场结构趋于稳定后愈发凸显，用户的社交体验随着平台商业化进程逐渐减弱。此时，平台大多会选择更能满足观看者消费体验的中心化策略。此外，随着用户增长见顶，不同平台的用户重合度不断上升，其面临的用户需求也越来越相似，因此最终将出现平台的“趋同进化”。这在抖音和快手的竞争案例分析中得到充分验证：一向坚持去中心化分发的快手在被后来居上的抖音反超之后，为缩小与抖音在用户占有率方面差距，其流量分发机制逐渐趋近于中心化。研究启示基于研究结论，本文提出平台在制定流量分发策略时应“因时制宜”，即敏锐观察重点用户群体在不同阶段的核心需求。同时，平台应意识到“趋同进化”是竞争的必然趋势。随着市场不断成熟，中心化策略将成为平台共同的选择。此外，本文的研究对如何监管社交媒体平台也具有一定政策启示。社交媒体平台的监管方向取决于政府对企业性质的判断，即到底将其归类为社交网络平台还是平台型媒体。尽管二者都属于网络信息安全治理的范畴，但从监管重点看，对前者的监管更强调其“安全性”，对后者的监管则更强调其“公共性”。本文分析表明，随着市场阶段的演进，社交媒体平台将逐渐从“去中心化社交”进化为“中心化媒体”。这意味着，对这类平台的监管也应做出适应性转变，即从单纯强调“网络信息安全”过渡为“信息安全+社会效益”两手抓。（以上内容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论文数据公开情况：论文附件已在《中国工业经济》网站http://ciejournal.ajcass.org/公开，清单如下：公开正文未报告部分如在科研工作中使用了作者提供的数据和程序等附件内容，请务必在研究成果上注明引文和下载附件出处。参考文献引用范例：[1]刘守英，熊雪锋，章永辉，郭贯成.土地制度与中国发展模式[J].中国工业经济.2022,(1):34-53.如果研究中使用了未在杂志纸质版刊发、但在杂志官方网站上正式公开发表的数字内容（包括数据、程序、附录文件），请务必在研究成果正文中注明：数据（及程序等附件）来自刘守英等（2022），详见《中国工业经济》网站（http://ciejournal.ajcass.org/）附件。欢迎订阅2023年《中国工业经济》，邮发代号：82—143。2023年将为广大读者呈现更多高质量的前沿成果。诚邀您一起“畅游”学术殿堂。推文主编：覃毅推文编辑：杨涵淇《中国工业经济》是应用经济学和管理学类综合性权威理论刊物，重点覆盖国民经济、产业经济、工商管理、案例研究等学科领域，专门刊发以重大前沿理论和现实问题为研究对象的前瞻性、引领性、规范性最优秀研究成果。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第一批重点资助期刊，中国社会科学院创新工程首批试点学术期刊；曾荣获第三届国家期刊奖（最高层次奖），中国社会科学院优秀学术期刊特别奖（2020）、第二至四届优秀期刊奖连续3届一等奖，第三届全国百强报刊；为全国中文核心期刊工业经济类第一名（历年），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综合评价AMI权威期刊（2014、2018），连续10年荣获中国最具国际影响力学术期刊（2012—2021）称号，是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管理科学部认定的管理科学A类重要学术期刊（历年），中国工业经济学会核心会刊。阅读全文请访问官方网站：http://ciejournal.ajcass.org/

本文是《中国工业经济》第878篇观点精粹。查阅论文原文和数据等附件，请访问《中国工业经济》网站或登陆中国知网下载。作者：王孝松，陈金至，武睆，闫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研究院，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南京审计大学政府审计学院；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对外经济贸易大学联合博士后流动站；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国别风险研究中心。原文刊发：《中国工业经济》2022年第10期，原标题为《汇率波动、全球价值链嵌入与中国企业出口》。研究背景党的二十大指出，中国要坚持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加快建设贸易强国。面对当前复杂的国际形势，对外贸易的健康发展在构建新发展格局中尤为重要。在影响贸易发展的诸多因素中，汇率波动具有直接、剧烈和不可控等特点，成为政府和企业关注的核心问题。布雷顿森林体系瓦解后，多数国家逐渐采取了自由或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导致汇率波动性上升。全球资本的自由流动、金融市场的开放和全球市场的融合也加剧了汇率波动。2005年中国推行汇率改革，改变了单一盯住美元的政策，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与此同时，国际市场的不稳定性日渐凸显，人民币汇率的波动性不断增强。2021年5月召开的全国外汇市场自律机制第七次工作会议指出，汇率测不准是必然，双向波动是常态。因此，如何在汇率波动常态化背景下保证贸易的持续健康发展是一个十分重要的现实问题。在中国对外贸易发展过程中深度嵌入全球价值链（Global

本文是《中国工业经济》第877篇观点精粹。查阅论文原文和数据等附件，请访问《中国工业经济》网站或登陆中国知网下载。作者：唐要家，王钰，唐春晖单位：浙江财经大学经济学院，浙江财经大学工商管理学院原文刊发：《中国工业经济》2022年第10期，原标题为《数字经济、市场结构与创新绩效》。研究背景创新是经济增长的引擎，是经济高质量增长的根本驱动力。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必须坚持科技是第一生产力、人才是第一资源、创新是第一动力”。数字经济发展为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提供了重要的新动能，但数字经济在促进经济高效率增长的同时也带来日益突出的市场集中趋势，由此带来的一个重要问题是，数字经济发展中的市场集中是促进了创新还是阻碍了创新？对该问题的回答不仅有助于深化对数字经济发展与创新关系的认识，同时也有利于确立与数字经济相适应的反垄断政策取向。为了维护数字经济的市场竞争和创新激励，目前欧盟、美国、中国等地区或国家都在强化数字经济反垄断监管。但是对于反垄断法是否应该引入激励创新的目标，以及反垄断政策是否需要重新重视结构主义思想则存在非常大的争议，这些问题的争议很大程度上也是影响中国《反垄断法》修订及相关政策制定的重要问题。对数字经济市场竞争与创新关系的科学解释有助于明确数字经济反垄断的基本定位和基本政策导向，进而有助于构建更符合数字经济现实的反垄断立法与执法体制，提高数字经济反垄断政策有效性，促进中国反垄断监管现代化。研究发现唐要家、王钰和唐春晖发表在《中国工业经济》2022年第10期的论文《数字经济、市场结构与创新绩效》通过构建包含数据要素的内生增长模型，解释了数字经济发展带来的市场结构变化及其对创新绩效的影响关系，并利用中国2007—2017年沪深A股2167家上市公司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1）总体来说，数字经济发展显著促进了总体创新产出，但数字经济发展与创新产出之间并非线性关系，而是动态的非线性关系。数字经济发展对创新的影响体现出“创新潜力滞后－创新融合释放－创新绩效牵制”的非线性变化轨迹。（2）数字经济发展中市场结构与创新绩效的影响关系具有动态变化特点，数字经济发展初期会极大地深化市场竞争的广度与深度，削弱企业市场势力而促进市场竞争，进而提升创新绩效，但由于数字经济具有内在的高集中化机制，数字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会产生市场高集中和少数大企业强垄断势力，市场竞争的削弱会产生明显的创新抑制效应。（3）实证检验结果证实，数字经济发展带来的高集中市场结构会明显削弱数字经济发展的创新促进效应，产生阻碍创新的不利后果。即随着市场集中度的显著提高，数字经济创新促进效应会呈现出显著的边际递减的变化趋势。研究启示（1）强化反垄断在释放数字经济发展提升创新绩效中的独特作用。在数字经济市场中，创新既是市场竞争的因，也是市场竞争的果。创新既是市场竞争的根本动力，同时也是市场竞争绩效的主要维度，激励创新应成为反垄断的优先目标。强化反垄断，维护市场竞争，能更充分释放数字经济创新促进效应，更好地促进数字经济的创新发展。（2）数字经济反垄断应采取动态相机的执法政策。数字经济反垄断应根据数字经济发展阶段及市场竞争状况来实施与之相称的反垄断监管强度。在发展初期采取相对宽松的执法，当数字经济市场呈现高集中趋势和强市场势力时，则应实施较为严格的执法，通过维护市场可竞争性来激励企业创新。（3）数字经济反垄断应坚持“行为主义＋结构主义”的政策取向。数字经济反垄断不宜采用“反行为、不反结构”的政策取向，应坚持“行为主义＋结构主义”的政策取向，将事前结构控制与事后违法行为查处有机结合，在加大对垄断行为查处力度的同时强化结构预防，通过事前结构控制来防止资本无序扩张和过高集中市场结构的形成，建立必要的结构预警机制，强化并购审查的事前结构控制，实行必要的结构性救济政策，采取数据互操作和个人数据可携带政策来消除数据垄断，将维护可竞争性市场结构和竞争性企业经营行为有机结合起来。（4）增强促进数字经济高质量创新发展的供给推动、需求拉动和治理制度保障。释放数字经济创新促进效应，实现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应确保数字经济关键要素供给、应用场景培育、治理制度体系与数字经济发展相匹配。在发挥供给侧关键创新要素供给的推动作用和需求侧应用场景培育的拉动作用来驱动创新的同时，还要建立匹配的数字经济治理制度体系，建立平衡的数据隐私保护和数据安全监管制度，加强商业衍生数据财产权和数字版权保护，构建有利于创新的商业环境和透明、可预期的政策环境。（以上内容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论文数据公开情况：论文附件已在《中国工业经济》网站http://ciejournal.ajcass.org/公开，清单如下：公开数据Stata文件程序DO文件正文未报告部分如在科研工作中使用了作者提供的数据和程序等附件内容，请务必在研究成果上注明引文和下载附件出处。参考文献引用范例：[1]刘守英，熊雪锋，章永辉，郭贯成.土地制度与中国发展模式[J].中国工业经济.2022,(1):34-53.如果研究中使用了未在杂志纸质版刊发、但在杂志官方网站上正式公开发表的数字内容（包括数据、程序、附录文件），请务必在研究成果正文中注明：数据（及程序等附件）来自刘守英等（2022），详见《中国工业经济》网站（http://ciejournal.ajcass.org/）附件。欢迎订阅2023年《中国工业经济》，邮发代号：82—143。2023年将为广大读者呈现更多高质量的前沿成果。诚邀您一起“畅游”学术殿堂。推文主编：覃毅推文编辑：杨涵淇《中国工业经济》是应用经济学和管理学类综合性权威理论刊物，重点覆盖国民经济、产业经济、工商管理、案例研究等学科领域，专门刊发以重大前沿理论和现实问题为研究对象的前瞻性、引领性、规范性最优秀研究成果。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第一批重点资助期刊，中国社会科学院创新工程首批试点学术期刊；曾荣获第三届国家期刊奖（最高层次奖），中国社会科学院优秀学术期刊特别奖（2020）、第二至四届优秀期刊奖连续3届一等奖，第三届全国百强报刊；为全国中文核心期刊工业经济类第一名（历年），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综合评价AMI权威期刊（2014、2018），连续10年荣获中国最具国际影响力学术期刊（2012—2021）称号，是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管理科学部认定的管理科学A类重要学术期刊（历年），中国工业经济学会核心会刊。阅读全文请访问官方网站：http://ciejournal.ajcass.org/

本文是《中国工业经济》第876篇观点精粹。查阅论文原文和数据等附件，请访问《中国工业经济》网站或登陆中国知网下载。作者：李雪松，党琳，赵宸宇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数量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科学技术部火炬高技术产业开发中心，浙江工商大学金融学院原文刊发：《中国工业经济》2022年第10期，原标题为《数字化转型、融入全球创新网络与创新绩效》。研究背景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扩大国际科技交流合作，加强国际化科研环境建设，形成具有全球竞争力的开放创新生态”。2019年，世界知识产权组织（WIPO）发布的报告显示，进入21世纪以来，用于衡量全球创新网络的典型指标国际共同发明已大幅扩展到中国、印度等新兴经济体。而来自SCIE（科学引文索引扩展）的数据也表明，基于国际科学协作所发表的科学论文从1998年的17%增长至2017年的25%。无论是以发明专利衡量的技术产出，还是以科学论文出版衡量的科学产出，在过去20年间已表现出越来越明显的国际合作趋势。以“走出去”的方式融入全球创新网络、加强国际创新协作将是企业提升创新能力的重要抉择。学术界关于对外投资行为与技术进步间关系的探讨发端于20世纪中叶。无论是早期的垄断优势论抑或是晚近的优势寻求论，技术的转移方向通常是单向的，即从母国向东道国的转移或与之相反。而且，能够产生技术溢出效应的OFDI动机往往被限定在战略资产寻求型和效率寻求型OFDI的范畴内。但是，近年来数字技术的发展却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知识扩散与技术演进的逻辑，开放式创新渐成数字经济时代的主流创新模式。创新资源的流动趋于双向互动甚至多向互动，创新资源的内涵也更为丰富，特定的OFDI动机很可能不再是母国获取技术溢出的必要前提。关于企业融入全球创新网络与其创新绩效间关系的实证研究，尚未得出一致的结论。企业“走出去”所面临的成本效应通常被用来解释OFDI行为缘何难以带动企业创新绩效的增长。但是，作为继农业经济、工业经济后的重要经济形态，数字经济正在以信息通信技术为核心的技术手段，对社会经济的全方位、各领域起着前所未有的促进作用。企业的开放式创新行为也因数字化转型的实施发生着深远而持久的转变，融入全球创新网络的收益、成本将呈现出更多不同以往的特征。数字化转型战略向纵深推进为企业破解融入全球创新网络的障碍性因素提供了契机。经济社会的数字化转型也提供了开放式创新的新方式并倒逼企业加速融入全球创新网络。数字经济的高创新性、强渗透性、广覆盖性不仅构成了改造提升传统产业的支点，同时也促进了全球开放产业体系与全球创新网络的发展。基于文献梳理与来自经验世界的观察，本文探讨的核心议题在于：数字化转型如何影响企业融入全球创新网络的决策？这一决策的创新驱动效应在数字化转型的背景下表现如何？研究发现李雪松、党琳和赵宸宇发表在《中国工业经济》2022年第10期的论文《数字化转型、融入全球创新网络与创新绩效》将数字化转型、融入全球创新网络及创新绩效纳入统一的逻辑体系。在理论方面，将企业是否融入全球创新网络视作基于成本收益分析的结果，探讨了数字化转型在成本、收益两个层面对该决策产生的影响，并呈现了OFDI的“技术逆向溢出效应”在数字经济情境下的表现形式。在实证方面，基于2008-2020年中国制造业上市公司数据，将上述核心变量置于Heckman两阶段模型框架内进行估计，有效地缓解了融入全球创新网络这一自选择行为所带来的内生性问题，相应的回归结果具有更强的稳健性。主要研究发现如下：第一，企业的数字化转型促使其融入全球创新网络，进而提升了企业的创新绩效。第二，拓宽融入全球创新网络的广度可进一步释放企业融入全球创新网络对其创新绩效的提升效应，这一发现为确保产业链供应链创新链安全提供了实施路径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