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来自北京市第四十七中学，我所在的学校是一所有着近百年历史的学校，它位于北京美丽的西山脚下。提到“传统”一词，我感到格外亲切。学校前辈师生曾为孙中山先生灵柩执绋，热血青年曾经投入到“一二·九”运动，胡锦涛总书记曾为师生题词……在这里，李石曾、冯玉祥、贝熙业、杨沫等历史名人都曾留下过他们的足迹。我较早读过《中小学传统文化教育指导标准》，和四十七中的历史对接，我感到格外鲜活，为学校教育构建了再生长的空间。我深深感到，《标准》对于培养具有“民族情怀、国际视野”的未来建设者和接班人意义重大，对于去除传统文化教育碎片化多整体性少、知识传授多实践内容少、外化的形式多内化的内核少、随意性行为多目标性行为少等现象大有裨益。我特别喜欢《标准》中的两个用词：“习与智长，化与心成。”它描绘出传统文化育人中的终极目标和要素辩证关系，是我们落实《标准》的核心与灵魂。
一、《标准》站在立德树人的高度阐释了传统文化教育的重要意义
传统文化教育，一定会在学生健康成长的历程中发挥着重要的、独特的、不可替代的作用。这一点，在《标准》当中做了比较全面、完整、深刻的阐述：从核心素养达成层面，传统文化“是现代中国人在追求中国梦和实现自身发展过程中应该具有的重要品格和关键能力”；从培养目标方面，“把自己从一个自然的、生物学意义上的人，变成一个自觉的、文化意义上的中国人”；从学生的人文发展方面，使学生“形成对人的尊严和价值的正确认识”。这些阐释，将对扫清关于传统文化教育认识上的一些误区，发挥积极的作用。值得一提的是，《标准》对传统文化认识客观，对各民族文化和世界文化兼容并，对文化发展的认识与时俱进。我们可以在《标准》中看到这样的陈述:“在传承中华传统文化的过程中，要有区别地对待，有扬弃地继承。”“了解中华民族大家庭中丰富多彩的文化形式，能够尊重不同民族、不同地域文化的多元化表达。”“了解世界文化的丰富性、多样性，具有全球意识和开放心态。”“形成文化记忆，增进文化理解，提升文化自信，推动文化创新。”“主要选择那些在现实生活当中依然具有生命力的内容。”在传承的基础上批判、在传承的基础上融合、在传承的基础上创新，无疑是一个民族不断更新文化血液，以独特的魅力和崭新的姿态实现民族复兴的必由之路。从这个角度看《标准》，即具有了高度的战略意义。同时，它也给教育工作者传递了这样的信息：传统文化教育要着眼于人的塑造，传统文化教育要立足于民族复兴的高度，传统文化教育要落脚于宽广兼容的情怀。二、《标准》从实践的层面强调了传统文化教育落地的路径我们在德育育人方面，存在着不同程度的轻实践的弊端。我们对学生苦口婆心说理多，让学生亲身体验少。我们还没有真正使品德教育、行为规范教育形成集学校、社会、家庭、社区为一体的教育链条。《标准》的又一意义在于，它把“创新”放进了四条要目之中，同时特别强调生活与实践的重要作用：“文化只有与生活发生联系，在实际生活中体现时才能回归其本质。”“中小学传统文化教育要注重从良好的日常生活习惯、行为方式、礼仪规范的养成入手。”“重视学思结合、学以致用、知行合一，进而形成完美人格。”“从家庭生活中找寻中华传统文化的物质存留和精神传统，……实现家校资源的融通与对接。”这些，都从不同方面说明了把教育落实在实际生活中和亲身实践的必要性。价值观的落地和习惯养成，需要“知”与“行”和谐统一，需要“习”与“化”同步推进。《标准》中的这些精神，给教育工作者做了这样的提示：要重视在传统文化教育中发挥家庭的主体性。学校要通过家长学校、家委会等渠道，使传统文化教育实现家校携手，以正确的价值观和优良日常行为形成良好的“家风”；要特别重视“充分挖掘校内资源……，用好学校自身的历史文化资源”。学习《标准》后，我们特别注意把学生教育和学校资源、当地资源结合起来，走近学校名人，贝熙业、杨沫等人的成长史、奋斗史，让学生不断发现自我、完善自我、挑战自我；大觉寺、阳台山、詹天佑人字形铁路都成了我们学生实践活动、研究性学习的基地；翠湖科技园、中关村壹号的一些企业与学校均建立了联系，为学生介绍未来科技的发展……我们把它构建成四十七中的“西山”课程体系，让学生“回顾历史、立足当下、放眼未来”，教育一旦与生活、实践结合，马上就会变得生动、鲜活。三、《标准》对传统文化教育在学校实施过程中易出现的问题进行了点醒有效解决好课时和师资的限制、处理好“1+X”课程体系中“1”与“X”的关系，是《标准》中提到的几点在实施层面应该注意的问题。中华传统文化浩瀚繁杂，选取具有代表性的经典、常识、技艺非常重要。传统文化实际上是跨学科的，它涉及文学、历史、地理、哲学、艺术、体育等诸多学科，厘清界限，避免重复，需要做好统筹和协调。我们在《标准》总规则的要求下，面对这样的综合性课程，应该特别注意以研究性学习、跨单元、跨学科整合等形式进行教学，把落脚点放在学生核心素养的培养上。我们还要充分考虑学生的兴趣需求，把选择的权利交给学生，让学生重点研习自己最感兴趣的经典、常识与技艺，内化为自己的价值体系，形成自己特有的能力。课程重在落实，到学校层面，抓好《标准》的落地最为重要，而更好的落实是以校为本，因地制宜、因校制宜，充分结合好教情与学情，实现校本化。各位嘉宾，如果说中华传统文化是播撒在学生心间的一粒种子，那么，愿我们的《标准》、我们的教师像阳光和雨露一般，让这粒种子在未来生根发芽、枝繁叶茂。愿《标准》能在传统文化教育过程中发挥更好、更大的作用。本文系孙金葵校长在“《中小学传统文化教育指导标准》发布会”上的演讲稿，经作者审定后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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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小学传统文化教育指导标准》由中国教育学会制定，具体研制工作由中国教育学会传统文化教育分会理事长、北京师范大学国学经典教育研究中心主任徐勇（笔名徐梓）教授带领相关团队完成，2019年12月由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正式出版并发布。旨在为已经或将要开设中华传统文化地方课程、校本课程的地区和学校，厘清中华传统文化的课程属性，明确目标，规范内容，指导实践。（点击“阅读原文”可购买本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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