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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一 | 以蒙书为核心内容的小学经典教育

刘一 知道点传统文化 2021-03-12

作为传统文化教育重要内容的经典,是指我们民族历史上那些具有典范性、权威性的著作。经典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是中华民族思想理念、道德规范和人文精神的集中体现。它既是古人智慧的结晶,也是今人智慧的源泉。学习经典,对中小学生传统文化核心素养的提升具有重要意义。
对于中小学经典教育的内容选择,应坚持循序渐进的原则。小学阶段以传统蒙书为核心,1~3年级重点学习伦理道德类蒙书,如《弟子规》《小儿语》《朱子治家格言》等;4~6年级重点学习知识类蒙书,如《三字经》《声律启蒙》《幼学琼林》等。初中阶段重点学习“四书”,即《论语》《孟子》《大学》《中庸》,同时兼顾学习具有代表性的子部经典,如《老子》《庄子》《荀子》《墨子》《韩非子》《孙子兵法》等。高中阶段重点学习“五经”,即《诗经》《尚书》《礼记》《周易》《左传》,同时兼顾学习具有代表性的史部、集部经典,如《史记》《资治通鉴》《史通》《楚辞》《昭明文选》《文心雕龙》等。
小学阶段的经典教育之所以将蒙书作为核心内容,主要是基于以下几个方面的考虑。


一、蒙书的独特价值及历史影响





蒙书,也称蒙养书、蒙学读物等,是古人为实施启蒙教育而编写的教材。从相传为周代识字课本的《史籀篇》和秦汉时期通行的《仓颉篇》《急就篇》算起,蒙书的历史已超过两千年。那些在历史上流传广、影响大的蒙书,大多是古人为实现“蒙以养正”的教育目的,针对识字教育、道德教育、知识教育等实际需要编写而成的。就内容而言,它们往往浅显易懂,贴近学生的实际生活;就形式而言,它们往往句式短小,采用押韵、对偶等形式,读起来朗朗上口,适合学生诵读、记忆。可以说,蒙书是古代启蒙教育经验和智慧的集中体现。
作为古代儿童入学后所接触到的第一批教材,蒙书对古人知识结构、思想观念和价值体系的形成,具有其他典籍无法比拟的深远影响,正如鲁迅所说,它关乎“我们的古人以至我们,是怎样地被熏陶下来的”[1]。而且,蒙书在古代各类教材中的受众最广。对那些没有机会接受更高层级教育、无法系统学习“四书五经”等儒家经典的学生而言,蒙书是他们一生中所能读到的为数不多的书籍。此外,除启蒙教育外,蒙书还被广泛用于“化民成俗”的社会教育活动,其影响可以说遍及社会的每个角落。因此,正如当代一些学者所指出的那样,蒙书“比起那些‘羽翼经训、垂范方来’的所谓‘不朽之作’来,就体现中国传统文化这一点来说,并没有丝毫的逊色,反而更加典型、充分和鲜明。即使比起那些堂皇的儒家经典,也更加真实、更加具体”[2]。
经过历史的淘洗,虽然很多蒙书逐渐退出历史舞台,甚至难以逃脱散失亡佚的命运,但也有一批优秀的蒙书脱颖而出。在几百年甚至上千年的历史长河中,在一代又一代中国人的启蒙课堂上,这些蒙书持续地发挥着影响与作用。
例如,南朝周兴嗣所编的《千字文》,成书后很快便在社会上流传开来。它不仅是启蒙教育的重要教材,而且是流传千古的精美文章、历代书法家竞相挥毫的书写材料,还是日常生活中广泛使用的计数工具,影响遍及古代教育、文学、艺术乃至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
成书于宋末元初的《三字经》,因其“言简义长,词明理晰,淹贯三才,出入经史”(《三字经训诂》序)的特点,在明代中后期开始流传,成为古代最负盛名的启蒙教材。《三字经》不仅在一般的启蒙课堂上广泛使用,而且还出现在王公贵族的教育活动中。明穆宗幼年做太子时,面对大臣“宜读书进学”的勉励,就曾以“我已读《三字经》矣”(《弇州山人四部稿》续稿卷一三八)作答。《三字经》不仅深受我国人民的喜爱,而且远播域外,1990年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选进了“儿童道德丛书”。
至于清代康熙年间编成的《弟子规》,虽然在众多蒙书中相对“年轻”,但从它在清代中后期风行以来算起,至今已超过两百年。被誉为“开蒙养正之最上乘”的《弟子规》,在其影响最盛的时候,甚至一度取代了《三字经》的地位,而使后者“几废”(《童蒙记诵编》卷上)。
这些优秀的蒙书,就其独特价值和历史影响而言,完全具备典范性、权威性等特征,是当之无愧的传统经典,理应成为传统文化教育的重要内容。


二、古代教育实践的经验教训





古代教育家往往将教育活动划分为两个阶段,即“八岁入小学”“十五入大学”(《汉书·食货志》)。虽然这只是一种相对笼统的界定,而且学生的入学年龄和学习年限并非一成不变,但将教育活动明确地划分为层次有别、内容各异、彼此衔接的两个阶段,这在古代教育理论和实践中是一以贯之的。关于小学与大学的区别,宋代大儒朱熹做了十分精辟的论述。他指出:“古者初年入小学,只是教之以事,如礼、乐、射、御、书、数及孝、弟、忠、信之事。自十六七入大学,然后教之以理,如致知、格物及所以为忠、信、孝、弟者。”“小学者,学其事;大学者,学其小学所学之事之所以。”(《朱子语类》卷七)也就是说,初级阶段的教育应以“事”为中心,不必探究过于深奥的“理”,从学生的日常生活出发,学习洒扫、应对、进退、爱亲、敬长等常识和规范,通过这些内容的学习,使学生培育一个圣贤的“坯璞”,也就完成了本阶段的教育使命。
在古代特别是明清时期的教育实践中,往往有蒙馆和经馆之分。例如,清代人唐彪曾指出,“经、蒙宜分馆”,以便“经师无童子分功,得尽心力于冠者之课程,故已冠者多受益;蒙师无冠者分功,得尽心力于童蒙之课程,故幼童亦受益”(《父师善诱法》)。陈芳生也认为:“蒙馆中,不可夹入举业之徒。”(《训蒙条例》)张行简则指出:“课蒙徒,要使其畏我;课经徒,要使其亲我。”(《塾中琐言》)具体而言,蒙馆实施启蒙教育,主要以蒙书为教材,教导儿童识文断字,学习一些常识和生活技能,养成良好的道德规范;经馆实施经学教育,主要以“四书五经”等为教材,面向那些年龄较大、想要参加科举考试的学生,教导他们系统地研读儒家经典,学习写作科举应试文章。这是古人继承“小学”和“大学”的教育理论,结合教育实践活动的实际情况总结出的宝贵经验。
一些长期关注教育实践活动、深知其中甘苦的学者或塾师曾反复指出,儿童的经典教育应从内容浅显的蒙书入手,不宜过早地学习相对深奥的“四书五经”等儒家经典。例如,明代的吕坤认为:“初入社学,八岁以下者,先读《三字经》,以习见闻;《百家姓》,以便日用;《千字文》,亦有义理。”(《社学要略》)清代初年的著名学者陆世仪也指出:“小儿五六岁时,语音未朗,未能便读长句。”(《论小学》)清代一位经验丰富的塾师,针对当时一些蒙师“开蒙即训《学》《庸》”的做法,一针见血地指出:“古者八岁入小学,十五始入大学,今呼七八岁童蒙,而训以大人之学,一步登天,自问亦应失笑。”(《变通小学义塾章程》)
可见,即使在儒家经典地位如日中天、全社会对读经应举趋之若鹜的古代社会,很多有识之士也并不提倡儿童过早地学习儒家经典,而是明智地将其放在蒙书的后面。这对我们今天思考小学阶段经典教育的内容选择,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三、当代传统文化教育的现实考量





从今天开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的现实需要出发,蒙书对小学经典教育的价值和意义,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首先,就教育目标而言,蒙书的“蒙以养正”与当代教育的“立德树人”具有内在一致性。“蒙以养正,圣功也。”(《周易·蒙》)这句话历来被视为蒙书编写的指导思想和最高目标。像《弟子规》《小儿语》这样的伦理道德类蒙书,固然是“蒙以养正”教育目标的直接体现。例如,《弟子规》以 “弟子入则孝,出则弟,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论语·学而》)一章为框架,从孝、弟、谨、信、爱众、亲仁、学文等方面出发,着力学生道德修养的提升和行为习惯的养成。吕得胜在编写《小儿语》时,也是着眼于“夫蒙以养正,有知识时,便是养正时也”,于是“乃以立身要务,谐之声音,如其鄙俚,使童子乐闻而易晓焉”(《小儿语》序)。至于《三字经》《幼学琼林》等知识类蒙书,也间接体现了“蒙以养正”的教育目标。例如,《三字经》本身就是一篇劝学文献,书中涉及大量古代圣贤勤学苦读的事例,借此劝勉学生珍惜时光,努力学习。可见,蒙书的教育目标,与当代传统文化教育中强调以人格修养、社会关爱和家国情怀教育为重点从而实现“立德树人”的根本目的,具有内在一致性。
其次,就教育内容而言,蒙书可以为小学经典教育提供大量难度适宜、语言优美、内容丰富、贴近生活的诵读和学习文本。相较于一些儒家经典的高深晦涩,蒙书往往浅显易懂,甚至用一些近似口语的句子,将深刻的道理、广博的知识娓娓道来。相较于一些儒家经典的佶屈聱牙,蒙书往往文从字顺,句式整齐,押韵便读,有助于学生充分感受和学习祖国语言文字的优雅与精致。相较于一些儒家经典侧重“天道性命”“修己治人”的阐发,蒙书的内容更加丰富全面,更能体现中华传统文化的方方面面。相较于一些儒家经典中所描述的理想的价值体系,蒙书中的内容更能反映社会现实,贴近学生的实际生活。
最后,就教育过程而言,蒙书有利于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推动传统文化教育持续、有效地开展。“今教童子,必使其趋向鼓舞,中心喜悦,则其进自不能已。”(《训蒙教约》)正如明代大儒王守仁所指出的,能否在教学活动中激发学生的兴趣,使其乐学好学,往往是决定教育成败的关键。中小学传统文化教育的重要目标,是培养学生认识传统文化的价值,增进对传统文化的兴趣,从而提升传统文化的核心素养。其中,增进对传统文化的兴趣是前提。蒙书多采用押韵、对偶的形式编写,富于美感,读起来朗朗上口,听起来铿锵悦耳,再加上其教学和学习方式更加灵活多样,有利于培育学生对传统文化的亲切感和感受力,推动传统文化教育持续、有效地开展。


参考文献:

[1]鲁迅.我们怎样教育儿童的?[M]//鲁迅.鲁迅全集:第5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271.

[2]徐梓.传统蒙学与传统文化[J].寻根,2007(2).


原载《中国教师》2017年第8期下半月刊



刘一,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编辑,中国教育学会传统文化教育分会副秘书长,北师大版地方课程教材《中华传统文化》副主编。


【相关链接】

《三字经》的版本流变

《尚书》:克明俊德,协和万邦

传统文化对于青少年爱国主义教育的三个重要意义

北师大版《中华传统文化》教材内容体系的建构

荐读 | 《邵晋涵研究》(刘一 著)


本号主编:刘贯之
责任编辑:梓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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