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一 | 读张之洞《劝刻书说》
中国的图书出版史源远流长。在古代，虽然图书的撰写、编辑、印制、发行等环节的专业化分工还未完全形成，但图书出版工作却是真实存在且不断发展的，古人往往将这一工作笼统地称为“刻书”“梓行”等。古代所谓的“刻书者”，多指书籍编校、刊刻、发行等事宜的总负责人，并非指书版的雕刻者，后者往往被称为“刻工”。那些留存到今天的、汗牛充栋的古籍，固然是宝贵的文化遗产，而古人编辑刻印书籍时所总结的经验和积累的智慧，同样是值得珍视的精神财富。在今天的编辑工作中继承和弘扬古人编刻书籍的经验智慧，是“文化传承”的应有之义。
1875年，晚清名臣张之洞在四川学政任上编成《书目答问》五卷，并于次年刊刻发行。此书旨在为当时学子指明读书治学的门径，分门别类地列出2200余种书籍的书名、卷数、作者和主要版本，有时也对某书的内容得失、版本优劣略加分析。《书目答问》对后世影响很大，著名历史学家、北京师范大学前校长陈垣先生幼年读书时，便按照此书的指导，广泛阅读各类古籍，为日后的学术发展奠定了深厚基础。可以说，作为一部目录学名著，《书目答问》在今天依然具有较高的参考价值。
《书目答问》书影
有意思的是，在《书目答问》的卷末，还附有一篇张之洞所作的《劝刻书说》，全文如下：
凡有力好事之人，若自揣德业、学问不足过人，而欲求不朽者，莫如刊布古书一法。但刻书必须不惜重费，延聘通人，甄择秘籍，详校精雕（刻书不择佳恶，书佳而不雠校，犹糜费也），其书终古不废，则刻书之人终古不泯。如歙之鲍，吴之黄，南海之伍，金山之钱，可决其五百年中必不泯灭，岂不胜于自著书、自刻集者乎（假如就此录中，随举一类，刻成丛书，即亦不恶）。且刻书者，传先哲之精蕴，启后学之困蒙，亦利济之先务，积善之雅谈也。
此文言简意赅，旨在鼓励人们编辑刻印好书。据清末民初藏书家叶德辉的《书林清话》记载：“文襄倡此言，故光绪以来，海内刻书之风，几视乾、嘉时相倍。”可见《劝刻书说》对当时的出版界产生了十分积极的影响。
《劝刻书说》原文
《劝刻书说》从编刻书籍关乎个人荣辱的角度切入，进而论述所刻书籍和刻书之人“终古不泯”的必要条件，最后将此项工作上升到文化传承和社会教育的高度，层层递进，引人深思。本文结合一些古今图书出版的具体案例，试从以下几个方面分析《劝刻书说》对编辑工作的重要启示。
一、树立“欲求不朽”的荣誉感
《劝刻书说》开宗明义地指出：“凡有力好事之人，若自揣德业、学问不足过人，而欲求不朽者，莫如刊布古书一法。”古人在谈论个人对当时和后世的贡献时，往往强调“三不朽”，即立德、立功和立言。立德，指德行高尚，为当时和后世树立榜样；立功，指建立功业，造福于人；立言，指著书立说，成一家之言。张之洞认为，编刻书籍的工作接近于“三不朽”中的“立功”，那些好书、善本的编刻者，亦可因建立不朽的功业而彪炳史册。
翻开浩瀚的中国历史，那些因编刻书籍而青史留名的“小人物”，可谓不胜枚举，如现存最早有明确刻印日期记载的雕版书、唐咸通九年（868）刻本《金刚经》的刊刻者王玠，唐代在成都地区编刻大量民间历书的樊赏，南宋庆元年间刊刻《史记》的黄善夫，元代相台岳氏家塾本《五经》的刊刻者岳浚，等等。至于明末清初的常熟人毛晋，更是对刻书事业孜孜以求，被后世称为“历代私家刻书巨擘”。他建立汲古阁，40余年间编刻古籍超过400种，其中以《十三经注疏》《十七史》《津逮秘书》《六十种曲》为代表。
到了清代，随着出版业的发展，编刻大部头丛书之风盛行，以刻书名家者不计其数。从《劝刻书说》中所举四家，便可见一斑：所谓“歙之鲍”，指安徽歙县人鲍廷博，编刻《知不足斋丛书》200余种，以精善著称；所谓“吴之黄”，指江苏吴县人黄丕烈，著名藏书家，编刻《士礼居丛书》19种，虽收书不多，但写刻极精，为收藏家所重；所谓“南海之伍”，指广东南海人伍崇曜，编刻《粤雅堂丛书》200余种，聘请学者谭莹主持编选、校勘工作，在清末影响很大；所谓“金山之钱”，指上海金山人钱熙祚，编刻《守山阁丛书》110种，其中多罕见之本。
“欲求不朽”既是刻书者对个人荣誉的高度追求，更是对刻书工作关乎自身荣辱的深刻认识。因为无论刻书者的初衷为何，其最终能否“青史留名”，所留之名是“佳名”还是“骂名”，终究取决于所刻书籍的质量。在历史上，因编刻书籍质量不精而被后人非议乃至嘲笑的案例亦不在少数。如元代人沈氏所刻《元典章》，被陈垣先生校出文字错讹一万两千余条，称之为“写刻极精，校对极差，错漏极多，最适合为校勘学的反面教材”（《校勘学示例》）。而明代司礼监所刻印的书籍，虽字体疏朗、装帧精美，终因编校不善，使人有“金玉其外，败絮其中”之感，向来不为版本学家所重视。
二、增强“详校精雕”的责任感
“刻书之人终古不泯”的前提，是所刻之书“终古不废”。如何才能做到这一点呢？《劝刻书说》提出了十六字箴言，即不惜重费、延聘通人、甄择秘籍、详校精雕。其中涉及物力和人力资源的充足保障、书籍的严格甄选、编校刻印工作的一丝不苟，可谓深知刻书甘苦之论。
古人在编刻书籍时，常常强调“命良工刻梓”“偏旁必辨，圈点必校，不使有毫厘讹错”（《九经三传沿革例》），体现了对刻书工作高度负责的精神。版本学家固然重视宋元“善本”，因为它们去古未远；但同时也十分珍视清代人的“精校本”和“精刊本”，因为它们在编刻时多经乾嘉学者严密考证、仔细校对。如江苏元和人顾广圻，被时人视为不可多得的古籍编校人才，“同时孙星衍、张敦仁、黄丕烈、胡克家延校宋本《说文》《礼记》《仪礼》《国语》《国策》《文选》诸书，皆为之札记，考定文字，有益后学”（《清史稿·顾广圻传》）。他不仅对图书内容的编校孜孜以求，而且还将考订所得写成《考异》或《校勘记》，附刻于每部书之后，给读者提供了很大的方便。
著名出版家、商务印书馆前总经理张元济充分继承和弘扬了古人“详校精雕”的精神，他主持编印的《百衲本二十四史》，堪称民国出版史的一座高峰。此套丛书选择当时能够见到的最佳版本作为底本，不惜花费重金，向原书的收藏者商请拍照复印；取得副本后，张元济并非将之原封不动地影印出版，而是带领编辑团队，广泛参考各种版本，对底本进行逐字逐句的校对，底本确有讹误者，予以修版改正。张元济及其团队编印本套丛书时所作的《校勘记》，总计达300余册，可见其用功之深。今人阅读《百衲本二十四史》，多以为仅据善本影印而成，殊不知此书背后凝聚了出版人的大量心血。
就今天的编辑工作而言，所谓“不惜重费”，也就是为图书出版提供充足的物质保障，并且将图书的社会效益放在首位；所谓“延聘通人”，也就是加强出版人才队伍特别是编辑队伍的建设，促进编辑的专业化发展；所谓“甄择秘籍”，也就是提高选题的质量，努力挖掘好书；所谓“详校精雕”，也就是高度重视书籍的编校和印制质量。归结为一点，就是增强对编辑出版工作的责任感。
三、发扬“传先哲之精蕴，启后学之困蒙”的使命感
《劝刻书说》以“传先哲之精蕴，启后学之困蒙”作结，这是对刻书使命的概括与升华。“传先哲之精蕴”强调为优秀文化成果的记载、传播、传承和交流提供载体，属于“承上”和“继往”的使命；“启后学之困蒙”强调为社会教育提供支撑，从而在旧学中孕育新知，属于“启下”和“开来”的使命。
古人常常感慨，书籍的存亡“有幸有不幸”，其中固然取决于书籍本身的内容优劣和社会风尚的变迁转移，同时也与刻书者个人的努力息息相关。很多濒临亡佚的古籍得以流传后世，往往要归功于刻书者的不懈搜求和孜孜校勘。
五代时期刘昫等人编纂的《旧唐书》，是研究唐代历史最重要的典籍之一，但后世流传渐少。到了明代，人们已经很难见到这部史书。嘉靖年间的闻人诠经过数年的艰苦努力，终于凑齐了一套完整的宋刻本《旧唐书》，他又耗费巨资，将其重刻发行。在完成这部两百卷大书的刊刻工作后，闻人诠十分感慨地说：“数百年之阙典，于是乎始有可稽矣。物之成毁，信各有数，是书之成，夫岂偶哉。”（《明重刻旧唐书闻序》）
清代光绪年间，黎庶昌出使日本，陆续访得宋元善本20余种，如宋本《尔雅》、宋本《穀梁传》、元至正本《易程氏传》、唐集字本《老子》、宋本《荀子》等。黎庶昌考虑到其中大多为中国已经失传的版本，于是聘请杨守敬按照原本的行款、字体覆刻，编成《古逸丛书》。此套丛书以孤本、精刻为特点，深受时人所重；而黎氏以“存亡继绝”慨然自命的良苦用心，也常被后人津津乐道。
由于时代环境的不同，作为一名当代编辑，我们也许不会遇到古人那种身系书籍存亡的“宏大场面”，但这并不妨碍我们在编辑工作中发扬“传先哲之精蕴，启后学之困蒙”的使命感，为文化的传承和教育的发展贡献力量。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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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原题“张之洞《劝刻书说》对编辑工作的启示”，收入《新时代编辑的文化担当》，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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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号主编：刘贯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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